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中的李奥夫·梅什金公爵可暂与耶稣比较。的确，可以这样比较。如果一个人抓住了一个奇异的真理，又将思索与生活合而为一，以致孤立于周遭的人群中，成为一切的敌人，这样的人便可以和耶稣相比。除此而外，梅什金与耶稣之间的类似并不十分显著。我还注意到一个特征，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梅什金颇有耶稣的风味——胆怯的纯洁。对性与生殖的隐秘恐怖，是“历史上”的耶稣、《福音书》的耶稣所不可或缺的特征。这特征已跟他世俗的使命紧密相结合。像雷南的耶稣形象那样，连极其表面化的耶稣像，也未遗漏此一特征。
但怪得很——梅什金与基督的比较尽管向来不能引起我的共鸣——我发觉我无意间已把这两个形象连接起来了。它引起我的注意，是后来的事，而且是因为一些极微小的特征。有一天，当我想起白痴的时候，我发觉我总是先从枝枝节节的地方想到白痴。思考到他时，心里闪烁般浮现的 人类文化所显现的最崇高现实就是，世界已被分化为明暗、善恶、可否。但对梅什金而言，最崇高的现实就是，一切规则皆可变换，相反极皆以同一权利存在的奇妙体验。《白痴》最后导入了潜意识界的母权，而扬弃文化。他没有捣毁法律的规制，只背离它，并暗地里写出相反的东西。
秩序的敌人、可怕的破坏者，并不以犯罪者登场，而以洋溢着天真、优雅、诚挚与无我的可爱羞怯人物登场。这就是这本可怕的书的秘密。陀思妥耶夫斯基透过深邃的感情把这种人描绘成病人、癫痫病患者。新的事物、可怕的事物与不确定之未来事物的代表、可预感的混沌的先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只要是病人，都是可疑的人物与赎罪的人。罗格辛如此，娜斯妲西亚如此，四个卡拉马佐夫兄弟也如此。他们都被描写为不合常规的人物，也被写成异常的例外者。但我们对他们的不合常规与精神病却泛起神圣的敬意，有如亚洲人对疯子所施予的尊崇。
值得注意、奇异、重要、宿命的事，并不是因为在18世纪五六十年代俄国某些地方，描绘了天才癫痫病者这类空想，创造了这类人物。重要的是，这些书已逐渐被欧洲青年视为重要的预言书。奇异的是，我们注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罪犯、歇斯底里的病人和白痴，跟我们注视其他畅销小说的罪犯与白痴的态度完全不同。我们畏缩地了解他们，奇妙地爱着他们，我们也在自己身上发现跟这些人相近似的某些东西。
这不是缘于偶然，更不足基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外在关系与文学因素。他有许多惊人的特征——就目前高度发展的潜意识心理学而言，他可说是先驱人物——他的作品不是因高度识见与技巧表现而令我们赞叹。在基本上也不是因我们熟稔的世界的艺术性里程碑而叫我们佩服。我们觉得他的作品是预言的，也觉得他的作品已事先反映了这几年来欧洲所面临的解体与混沌，但是，仿佛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作者的人物世界是一理想意味极浓的未来形象。我们甚至在梅什金或其他人物身上都未感受到“你必须如此”的典范特性。我们所感觉到的是这种意义下的必然性：“我们必须通过，因为这是我们的命运！”
未来虽然不确定，但这里所显示的道路却井然有序。这已意味着灵性的新立场。这条道路已越过梅什金向前展开，并要求“魔术的”思考与混沌的容纳，又要求回归无秩序的世界，重回潜意识、无形物、动物与动物的背后，也要求回到一切的根源。但这不是为了停顿，也不是为了动物与原始的泥沼，而是为了采取新的方向，并在我们的存在根源找出遗忘的冲动和发展的可能性，从事新的创造，建立价值，并瓜分世界。任何纲领都不会指导我们去发现这条道路。任何革命都不会为我们敞开通往此路之门。只有自己独自去走。我们任何人在一生中都会有一个时刻站在梅什金的界限上：以前的真理宣告结束，而新的真理则已开始。我们任何一个人在一生中都会有一次在刹那间于内心体验到梅什金获得洞察之明的数秒体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死刑，由之复苏而获得先知之明察的数秒体验。
（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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