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生平_收藏沙子的旅人

该篇文字由马里奥·巴伦吉和布鲁诺·法尔切托编辑，收录在伊塔洛·卡尔维诺所著的《短篇小说与民间故事》（Romanzi e ronti），“子午线”系列丛书，米兰：蒙达多利出版社，1991年。

“和克罗齐一样，我也深信这样一种观点：一名作家的价值只有其作品说了算（当然，是在这些作品有价值的前提下）。因此，我并不提供自己的生平资料，就算提供，也不是真实的，而且每次都会有所变化。您有任何想知道的内容，不妨直接来问我，我会悉数回答。不过我绝不会跟您说实话，关于这一点，您倒是可以深信不疑。”（写给吉尔马娜·佩硕·波提诺的信，1964年6月9日）

“每当我回顾自己受固定概念限制、用客观方式描述的一生，我都深陷于苦闷之中，尤其是涉及我所提供的信息时……所讲的内容总是换汤不换药，因为我一直希望能够回避这种与自传之间的紧张关系。”（写给克劳迪奥·米拉尼尼的信，1985年7月27日）

1923年

伊塔洛·卡尔维诺于10月15日出生在圣地亚哥—德拉斯维加斯，离古巴首府哈瓦那并不远。他的父亲马里奥（Mario Calvino）是圣雷莫一个古老家族的园艺师，在墨西哥生活了二十多年后搬到古巴，管理一座农业试验站和一所农业学校。他的母亲艾娃（艾维丽娜的昵称）·马梅里（Evelina Mameli）是萨萨里人，毕业于自然科学专业，在帕维亚大学</a>担任植物学专业的助教。

“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严厉苛刻的人，无论大事小事她一向坚持己见。我的父亲同样严厉，并且脾气暴躁，所以他的严厉更多体现在时不时地大声叫嚷发泄怒火。我的父亲就像是故事里走出来的人，他骨子里是个根深蒂固的老派利古里亚人，曾经周游世界，还经历过庞丘·维拉时期的墨西哥大革命。他的这两种个性非常强烈并且颇具特点……作为他的儿子，我唯一不受压迫的办法，就是建立起一套防御体系来反抗他。这样做也会有一些损失：所有本该由父母言传身教给子女的知识在我身上就有了部分缺失。”[RdM 80]

1925年

卡尔维诺一家回到意大利。回归故土这一想法其实酝酿已久，而长子的出生正是最佳契机。对伊塔洛而言，古巴只是他的出生地，起到了一点户藉资料的作用，他总是自称利古里亚人，更确切地说，是圣雷莫人。

“我在小镇上长大，在我的孩提时代，可以说那里和意大利其他地方都不尽相同：当时的圣雷莫居民多是老一辈英国人、俄国大公，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稀奇古怪的人。我的家庭无论是在圣雷莫还是在当时的意大利都显得不同寻常：……搞科学的、崇拜大自然的，还有自由的思想家……我的父亲出身于拥护马志尼共和思想且反对教权的共济会家庭，他年轻时信奉克鲁泡特金[81]的无政府主义，后来又变成拥护改革的社会主义者……我的母亲则出身于一个非宗教家庭，在她所受的教育中，人们应当信仰的‘宗教’是公民义务与科学。1915年，她成了主张干涉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Par 60]

卡尔维诺一家的房子位于梅丽堤亚纳别墅和桑·乔瓦尼·巴蒂斯塔的祖传庄园中间。父亲经营一间名叫“贺拉斯·拉伊摩多”的花艺工作室，常常有外乡甚至来自欧洲以外大陆的年轻人来上课。自从圣雷莫的加里波Voce de Democrazia，圣雷莫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我们的战斗》（La nostra lotta，意大利共产党圣雷莫分部的机关刊物）和《加里波 “在我写作之初，我并没有读过什么书，说白了我就是一个还没开始‘文学修炼’的自学者。我的全部成长在战争中完成。我读了一些在意大利出版的书，还有《索拉利亚》（Sria）杂志上刊登的文章。”[D''Er 79]

1946年

卡尔维诺开始“为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工作”，并在报刊上发表短篇作品。[r 60]他在期刊上（《团结报》《文化纵览》）发表了大量短篇小说，之后汇编成小说集《最后飞来的是乌鸦》（Ultimo viene il corvo）。5月，他开始负责都灵区《团结报》的专栏《时下之人》（“Gente nel tempo”）。在切萨雷·帕韦塞和简思罗·费拉塔（Giansiro Ferrata）的鼓励下，他着手创作一部长篇小说，12月末完成初稿。后来这成了他的长篇处女作：《通往蜘蛛巢的小径》（Il sentiero dei nidi di ragno）。

“如今，写作是所有工作中最悲惨又费力不讨好的：我住在都灵的一间冰冷阁楼里，勒紧腰带，盼着父亲寄来的汇票，以及通过与报刊合作赚取的每周几千里拉的收入。”[写给斯卡法里的信，1947年1月4日]

12月底，他凭借短篇小说《采矿场》（Campo di mine）和马尔塞洛·文图里共同赢得了《团结报》主办的文学奖。

1947年

“同时倾心于两件事情是一件既甜蜜又难堪的事”，这也是卡尔维诺生活中唯一的奢侈，他的生活“塞满了工作，完全没有喘息的余地”。[写给斯卡法里的信，1947年1月3日]除此之外，卡尔维诺还在这一年从大学毕业，并完成了一篇关于约瑟夫·康拉德的论文。

他携作品《通往蜘蛛巢的小径》参加了蒙达多利面向青年作家的比赛，但被简思罗·费拉塔淘汰了。与此同时，帕韦塞向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推荐了卡尔维诺。10月份，埃伊纳乌迪出版了这部作品，收录在“珊瑚”丛书中。这部作品在销售上取得巨大成功，并获得了里乔内奖。

卡尔维诺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负责新闻办公室和广告宣传工作。在这家都灵出版社中，不同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思潮互相碰撞，卡尔维诺不仅和文人（前文已经提到的帕韦塞、维托里尼、娜塔莉亚·金兹伯格），还和历史学者（德里欧·坎迪莫利、弗朗科·文图里），以及哲学家（包括诺贝托·博比奥和费里切·巴尔博）建立了友谊，品尝到精彩的知识碰撞。

夏天的时候，他还作为出版社代表参加了在布拉格举办的世界青年节。

1948年

4月末，卡尔维诺离开埃伊纳乌迪，转而为《团结报》的都灵分社工作。直到1949年9月，他都负责该报e fare”），回顾了他留下的精神和文学财富。卡尔维诺本打算编纂一本关于帕韦塞及作品的评论文集，却仅仅停留在了计划阶段（卡尔维诺的一些作品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埃伊纳乌迪出版社而言，这一年也是一个转折点：在巴尔多辞职后，埃伊纳乌迪在50年代大换血，将朱利奥·保拉迪、保罗·博里基耶利、达尼埃莱·彭其罗里、雷纳托·索米、卢奇亚诺·佛奥和切萨雷·卡塞斯招至麾下。“我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编辑工作，编的都是别人的书，而不是用来写我自己的书。我对此很满意，因为出版业在意大利如此重要，并且我所工作的出版社为意大利其他出版同行树立了榜样，这不是一件小事。”[D''Er 79]

卡尔维诺为《文化与现实》（Cultura e realtà）撰稿，这本杂志由费里切·巴尔博和前《左派基督徒》杂志的其他代表人物（费代莱·达米科、马里奥·莫塔、弗朗科·罗达诺、乌巴尔多·斯加塞拉蒂）共同创办。

1951年

卡尔维诺历经辛苦创作出一本具有现实主义社会意义的长篇小说，这本《波河青年》（I giovani del Po）后来连载在《工作坊》（Officina，1957年1月至1958年4月）杂志上，成为他一条中断的研究路线的见证。夏天，卡尔维诺几乎是一气呵成地写出了《分成两半的子爵》（Il visconte dimezzato）。

10月至11月间，卡尔维诺到苏联旅行（《从高加索到列宁格勒》），为期大约五十天。一路的旅行见闻集结成《伊塔洛·卡尔维诺的苏联旅行日记》（Tuino di viaggio in Urss di Italo Calvino），于84）

卡尔维诺在《暗室》（Botteghe Oscure，一本由巴夏诺的玛格丽特·卡埃塔尼公主指导，乔尔乔·巴萨尼主编的国际文学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阿根廷蚂蚁》（La formica argentina）。他继续与《团结报》合作，撰写了多种类型的文章（从未集结成册），包括叙事小说、通讯报道和社会寓言；在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月中，他完成《马克瓦多》（Marcovaldo）开头的几篇故事。

1953年

继《白帆》和《波河青年》之后，卡尔维诺耕耘数年， 收录在《筹码》丛书中的《进入战争》（L''entrata in guerra）得以出版。

《意大利童话》的编写工作提上日程，卡尔维诺精选并改写了两百则出自19世纪意大利各地的民间故事，并附上简介和注释。在准备过程中，卡尔维诺得到了人种学者朱塞佩·科齐亚拉（Giuseppe Chiara）的帮助，他是《经典童话》系列的发起人，这个系列被纳入了“千年”丛书当中。

因为一篇关于midollo del leone”），这是一系列颇具分量的杂文之首篇。在当时主流的文化潮流之下，这些文章明确了他的文学理念。

在最具经验和权威的对话者中，卡尔维诺将以下几位称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切萨雷·卡塞斯（Cesare Cases）、雷纳托·索米（Renato Solmi）、弗朗科·福尔蒂尼（Franco Fortini）。

他和演员艾尔莎·德·乔尔吉（Elsa De Giorgi）交往了几年。

1956年

1月，意大利共产党秘书处任命卡尔维诺为国家文化委员会的成员。

他在《社会》（Società）杂志上致信瓦斯科·普拉托里尼（Vasco Pratolini），以此加入到针对小说《梅泰罗》（Metello）的讨论当中。

苏联共产党 1957年

《树上的男爵》（Il barone rumpante）出版，同时在73]

卡尔维诺谢绝了社会主义日报《前进！》（Avanti!）的合作邀请。

6月底，斯波莱托两个世界文化节上，在戏剧《相簿纸》（Fogli d''album）的演出当中，插入了改编自卡尔维诺的短篇小说《一张过渡床》（Un letto di passaggio）的短剧。

9月，卡尔维诺的哑剧《跳吧》（Allez-hop）在威尼斯凤凰剧院上演，由卢奇亚诺·贝里奥（Luciano Berio）谱曲。事实上，除了创作小说和杂文，进行出版和编辑的工作外，卡尔维诺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对戏剧、音乐和表演抱有长久的兴趣，尽管他这一类的作品并不丰富。

11月，卡尔维诺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前往美国旅行，走访了美国几个重要城市。这趟旅程长达六个月，其中四个月他都待在纽约。这座城市深深打动了卡尔维诺，因为他与其复杂的环境建立了某种联系。数年后，卡尔维诺提到，纽约是他感受最为深刻的城市。更甚者，在为《ABC》周刊撰写的 卡尔维诺根据自己在美国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写下了《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Un ottimista in America），但在完成初稿后，他却决定不予以出版。

4月，卡尔维诺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进行了为期十五天的旅行：分别到哥本哈根、奥斯陆和斯德哥尔摩举办了讲座（讲座地点均为当地的意大利文化处）。

4月末5月初的时候，他到马略卡岛出席福门托尔国际奖的颁奖仪式。

9月，他同埃伊纳乌迪和“编年演唱团”的同事朋友一道参加了由阿尔多·卡皮蒂尼（Aldo Capitini）发起的 在《咖啡》杂志的11月刊上刊登了《宇宙奇趣全集》（Futte cosmiche）中的前四则故事：《月亮的距离》、《天亮的时候》、《太空中的一个标志》、《一切于一点》。

1965年

卡尔维诺撰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发表在1月30日的《重生》上，另一篇发表在2月3日的《日报》上），加入了由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发起的关于新的“技术性”意大利语的讨论。

5月，他的女儿乔万娜（Giovanna）在罗马出生。“活了四十年su narrativae processobinatorio），发表在《新潮流》上。他在《新潮流》和《报告》（Rendiconti）上分别发表了《有丝分裂》（La cariocinesi）和《血，海》（Il sangue,il mare），后来均收录在短篇小说集《时间零》（Ti con zero）中。

年底，他和扎尼凯立出版社（Zanichelli）的乔瓦尼·恩里克斯（Giovanni Enriques）共同策划和编纂一部面向中学生的文集，得到萨利那里（G.B.Salinari）和四位教师的协助，在1969年以《阅读》（La lettura）之名面市。

1968年

卡尔维诺对符号学产生了新兴趣，这一点也从他参加的两场研讨会得以证实：研讨会在索邦大学的高等教育学院举行，组织人是罗兰·巴特，主题是巴尔扎克的《萨拉金》（Sarrasine）。卡尔维诺又在乌尔比诺大学参加了为期一周的符号学研讨会，格雷马斯（Greimas）的发言为此次研讨会奠定了基调。

在巴黎，卡尔维诺与格诺来往密切，后者将他介绍给“乌力波”（潜在文学工场，阿尔弗雷德·雅里创立的荒诞玄学学院的分支）的其他成员，包括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弗朗索瓦·勒利奥内（Fran?ois Le Lionnais）、雅克·鲁博（Jacques Roubaud）和保罗·富尔内尔（Paul Fournel）。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与在巴黎的社会文化名流过从甚密：“也许我并不具备与他乡建立个人关系的能力，我常常浮在半空，只有一只脚踏入那些城市。我的写字台好像一座孤岛：既可以摆在这里，也可以漂到另一个国家……当作家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可以独自完成，无关乎地点，可以是在乡间或是一座岛屿上一幢与世隔绝的房子，而这幢房子我确实是有的，就在巴黎市中心。由此，尽管我与工作相关的生活都在意大利展开，但一有可能我就会来到巴黎，或者说我必须独处。”[EP 74]

在60年代早期已经出现的青年抗议运动中，卡尔维诺持续关注“学生抗议运动”，但并不赞同他们的态度和观点。

他“对于这些年纷繁混乱的思想现状做出的贡献”[Cam 73]，很大程度上与他对于乌托邦这一议题的思索有关。卡尔维诺对于重读傅立叶的提议已然成熟，并在1971年付诸现实，出版了一部独特的文集。“对于这本文集的目录我是尤为得意的：我真正关于傅立叶的论文就是它了。”[Four 71]

他拒绝了因为《时间零》颁给他的维亚雷焦奖（“我认为文学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拒绝这个奖，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会再抱以认同感继续支持那些已失去意义的机制。我希望避免一切来自新闻界的喧嚣，并恳请不要让我的名字出现在获奖者名单上。相信我的诚意吧”）；可是，他在两年后接受了阿斯蒂奖，又在1972年接受了意大利林琴国家科学院颁发的费尔特里内利奖，之后还接受了尼斯、蒙代洛和其他奖项。

一整年内，卡尔维诺都在为编辑三卷本的中学文选</a>《阅读》而辛劳工作；在扎尼凯立出版社，他的合作者是戴尔菲诺·因索雷拉和佳尼·索福里。

米兰编辑俱乐部出版社出版了《世界记忆和其他宇宙奇趣故事》（La memoria del mondo e altre storie cosmiche）。

1968至1972年，他与几位朋友（圭多·内里、卡洛·金兹伯格、恩佐·梅兰德里，以及佳尼·切拉蒂）当面或通过书信探讨创办一本新杂志《阿里巴巴》（Alì Babà）的可能性。他的内心活跃着一种迫切的需求，这本杂志将面向“全新的公众，他们甚至没有想到能够将阅读化为日常需要”：这个计划从未实现，即“一本广泛发行的杂志，在各处书报亭贩卖，就像《里努斯》这类杂志一样，但并非连环画性质的，而是刊登配有大量插图的连载小说，采用一种引人入胜的排版方式。杂志中还会包括相当数量的专栏，它们通过举例来阐述叙事策略、人物类型、阅读方式、文风体系和诗歌—人类学功能，不过，所有这一切都要读起来妙趣横生。总之，这本杂志的设计将是一次借助各种传播工具而进行的探讨”。[Cam 73]

1969年

卡尔维诺在弗朗科·玛利亚·里奇主编的《塔罗牌：贝加莫和纽约的子爵牌》（Tarhi.Il mazzo visconteo di Bergamo e New York）中发表了《命运交叉的城堡》。同时卡尔维诺在修订新版的《最后飞来的是乌鸦》。他还在《咖啡》上发表了《砍头》（La decapitazione dei capi）。

春天时节，《阅读》问世。名为“观察和描述”的章节完全是卡尔维诺的构想，在这些章节中他提出将描述当作认知经历，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描述就是尽量靠近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同时又会使我们感到一丝不满，因此我们必须进行持续观察，并不断尝试如何更好地表达我们所观察到的事物”[Let 69]）。

1970年

《艰难的爱》（Gli amori difficili）在6月出版，收入埃伊纳乌迪新的“鸵鸟”系列中，这也是《伊塔洛·卡尔维诺短篇小说集》的nome,il naso”）。

1973年

《命运交叉的城堡》最终版问世。

在回应《新题》杂志一项关于极端主义的调查时，卡尔维诺声明：“我认为对于当前状况的严重性有一个极端认知是正确的，正是这样的严重性要求我们具备分析精神、现实意识，以及对一言一行一思所产生的后果能够承担责任，而这些并非是极端主义能够做到的。”[NA 73]

卡尔维诺在佩斯卡亚市内一个叫作罗卡马莱的滨海区域的松林边建造了一栋房子，此时正值最后完工的阶段，从此往后，每到夏天，卡尔维诺都在那里避暑，时常往来的朋友有卡罗·福鲁特罗（Carlo Fruttero）和皮埃特罗·齐塔蒂（Pietro Citati）。

1974年

1月8日，卡尔维诺以《看不见的城市》入选di Neanderthal”）。

1975年

5月下旬，卡尔维诺接受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的委托，到伊朗进行实地考察，为电视台将要制作的节目《伊朗之城》做准备。

8月1日，《长颈鹿赛跑》（La corsa delle giraffe）发表在《晚邮报》上，这是帕洛马尔先生系列故事的 1977年

2月8日，奥地利教育与艺术部在维也纳授予卡尔维诺“欧洲文学奖”。

在《对比》杂志文学版上发表了《讨喜的垃圾桶》（La poubelle agréée）。

刊登《以 在12月的《文学靠岸》（Approdo letterario）上，以《帕洛马尔先生在日本》为题发表了在前一年旅行中得到灵感而创作的一系列文章。

1978年

在1月31日写给圭多·内里的信中，卡尔维诺提到《讨喜的垃圾桶》是这样一则故事：“它是一系列带有自传性质的文章中的一篇，与其说是故事，倒不如说是随笔，其中大部分文章只是我的一些想法，而有一部分文章的编排仍然令我不甚满意，也许有一天这些文章能够单独成册，书名就叫《必经之路》（Passaggi obbligati）。”

4月，他的母亲去世，享年92岁。梅丽堤亚纳别墅在不久后被转让。

1979年

长篇小说《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Se una notte d''inverno un viaggiatore）出版。

以一篇社论《我也是斯大林主义者？》（“Sono stato stalinista anch''io?”）（12月16至17日）为契机，卡尔维诺与《共和报》展开了密切的合作，他撰写的文章都体现了他对当下书籍、展览或其他文化事件的反思。相较于之前他与《晚邮报》的合作，有关社会与政治主题的文章几乎注定要隐没[其中也有例外，比如1980年3月15日发表的《关于腐朽国家之诚实的寓言》（“l''Apologo sull''onestà nel paese dei corrotti”）]。

1980年

《文学机器》收录了卡尔维诺自1955年以来最为重要的一些评论文章。

9月，他们全家搬到罗马，住在坎普马泽欧广场上一幢带露台的房子里，距离万神殿只有一步之遥。

他接受了里佐利出版社的委托，负责编选托马索·兰多菲（Tommaso Landolfi）内容丰富的文集。

1981年

卡尔维诺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

负责编辑格诺的大型作品集《符号、数字与字母》（Segni,cifre e lettere）。

在杂志《特洛伊木马》（Il cavallo di Troia）上发表文章《巴格达之门》（“Le porte di Bagdad”），出现在托蒂·沙洛亚的舞台动作设计草图上面。应亚当·波洛克（每年夏天，波洛克都会在格罗塞托省的小镇巴蒂尼亚诺组织17至18世纪的戏剧演出）的请求，卡尔维诺创作了一部以组合式创作手法为特点的剧本，用作莫扎特未完成的歌剧《扎伊德》（Zaide）的演出框架。他还担任了più belle pagine di Tommaso Landolfi scelte da Italo Calvino），并在书后附上了题为《精准与偶然》（“L''esattezza e il caso”）的评注。

12月，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老普林尼（Plinio）的作品《博物志</a>》（Storia naturale），前言由卡尔维诺撰写，题为《天空，人类，大象》（“Il cielo,l''uomo,l''elefante”）。

1983年

卡尔维诺被任命为高等教育学院的研究主任，为期一个月。

1月25日，他在格雷马斯主持的研讨会上发表演说，主题为《伽利略的科学与隐喻》（“Science et métaphore chez Galilée”）。他在纽约大学（“詹姆斯讲席”）用英文做了演讲，题目是《文字世界和非文字世界》（“Mondo scritto e mondo non scritto”）。

尽管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正在经历严重的危机，《帕洛马尔》（Palomar）仍在11月出版了。

1984年

4月，卡尔维诺接受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图书展的邀请，与妻子奇基塔一起到阿根廷旅行。他还在那里与几个月前上任的总统劳尔·阿方辛进行了会面。

8月，《一个倾听的国王》首演；第二个月卡尔维诺在致克劳迪奥·瓦莱赛的信中写道：“要我说，贝里奥安排在萨尔茨堡上演的那部剧作，只有标题是出自我之手，别无其他。”

9月，卡尔维诺去了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同博尔赫斯一起受邀参加了关于奇幻文学的会议。

由于埃伊纳乌迪持续的财务危机，卡尔维诺决定接受米兰加尔扎蒂出版社的邀约，并由该出版社在秋天出版了《收藏沙子的旅人》（Collezione di sabbia）和《新旧宇宙奇趣》（Cosmiche vhie e nuove）。

1985年

卡尔维诺接受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委托，为卡夫卡的长篇小说《美国》（America）作序。

整个夏天他都待在罗卡马莱的房子里，孜孜不倦地工作：他翻译了格诺的《聚苯乙烯之歌》（La canzone del polistirene，在卡尔维诺去世后，该作品由施维勒出版社出版，用作蒙特迪森公司的非卖品出版物）；他还完成了一篇对玛利亚·科尔第（Maria Corti）的采访，此后在《手稿》（Autografo）杂志的10月刊上发表；尤为重要的是，他为将于1985至1986学年在哈佛大学举办的讲座（“诺顿讲座”）准备了讲稿《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Lezioni americane）。

9月6日卡尔维诺突发中风，被送往锡耶纳的圣玛利亚德拉斯卡拉医院抢救并进行手术。18日夜间至19日凌晨，卡尔维诺因脑出血与世长辞。

本篇中出现的缩略语可参考以下注释：

r 60：《意大利作家群像》，艾利欧·菲利波·艾克洛卡编辑，威尼斯：书会出版社，1960年。

As 74：《一名观众的自传》，费德里科·费里尼作品《四部电影》的序言，都灵：埃伊纳乌迪出版社，1974年；后又编入《圣约翰之路》，米兰：蒙达多利出版社，1990年。

Bo 60：《分裂的共产主义者》，对卡罗·波的采访，《欧洲》周刊，1960年8月28日。

Cam 73：费尔迪南多·卡蒙，《作家的使命》，与G.巴萨尼、I.卡尔维诺、C.卡索拉、A.莫拉维亚、O.欧提埃里、P.P.帕索里尼、V.普拉托里尼、R.罗威斯、P.沃伯尼的评论对话，米兰：加尔扎地出版社，1973年。

Conf 66：《比较》，1966年7—9月，II，10。

DeM 59：《帕韦塞是我的理想读者》，对罗贝托·德·蒙提切利的采访，《日报》，1959年8月18日。

D''Er 79：《伊塔洛·卡尔维诺》，对马克·德拉莫的采访，《工人世界》，1979年6月6日，第133—138页。

EP 74：《巴黎隐士》，卢加诺：潘塔莱出版社，1974年。

Four 71：《卡尔维诺谈傅立叶》，《书—国家晚报》，1971年5月28日。

Gad 62：对《艰难时期的一代》的回复，埃托雷·A.阿尔贝托尼、艾吉奥·安东尼尼、莱纳托·帕米艾利编辑，巴里：拉泰尔扎出版社，1962年。

Let 69：《对客观事物的描述》，收录在《阅读：中学读物选编》中，伊塔洛·卡尔维诺与吉安巴蒂斯塔·萨利纳里主编，玛利亚·达乔里尼、梅丽娜·因索雷拉、米埃塔·佩纳蒂、伊莎·维欧兰特合编，博洛尼亚：扎尼凯立出版社，1969年，第1卷。

Men 73：《样刊推荐》（1959—1967），多纳特拉·费阿卡里尼·玛奇编辑，罗马：高校出版社，1973年。

NA 73：《关于极端主义的四个回答》，《新题》，1973年1—2月，特刊，31。

Nasc 84：《我已有些厌倦作为卡尔维诺》，对朱利奥·纳西贝尼的采访，《晚邮报》，1984年12月5日。

Par 60：对一份米兰期刊的调查问卷的回复，《悖论》，青年文化杂志社，1960年9—12月，第23—24期，第11—18页。

Pes 83：《当代人的品位》，《三号手册：伊塔洛·卡尔维诺》，佩萨罗：佩萨罗人民银行，1987年。

RdM 80：《如果在秋夜，一个作家》，对卢多维卡·里帕·迪梅阿纳的采访，《欧洲》，1980年11月17日，第84—91页。

Rep 80：《那天战车摧毁了我们的希望》，《共和报》，1980年12月13日。

Rep 84：《一个双目圆睁的诗人不可抵抗的嘲讽》，《共和报》，1984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