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伦敦的流亡自由民1_往事与随想

普通的不幸和政治的不幸——教师和推销员——小贩和跑街——耍嘴皮子和耍笔杆子——什么也没干的代理人和整天忙忙碌碌的不劳而获者——俄国人——小偷——探子

（写于1856—1857年）

……谈过“硫磺帮”（这是德国人自己给马克思一伙人取的诨号）以后，继续谈底层的渣滓和污泥是很自然的，两者距离不远；这些污泥是在欧洲大陆的冲突和动乱中被漂送到不列颠海岸的，它大多聚集在伦敦。

可以想象，革命和反动像间歇性热病一样败坏了欧洲的机体，它们的每次涨潮和退潮，都从大陆挟带了不少互相对立的因素，丢在英国，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随着波浪冲上海岸，一层层堆积在伦敦的沼泽和洼地中。他们的精神结构在不断的结合和再组合中，形成了各种类型，具有各种混乱的观念和思想，各种抗议和乌托邦幻想，各种憧憬、希望和失望，你可以在莱斯特广场的每一条小街，每一家酒楼和饭店，每一条偏僻的小胡同中遇到他们。按照《泰晤士报》的说法，那儿“住着一些可怜的外国人，他们戴的帽子已经旧得谁也不会再戴，他们的脸上连不该长胡子的地方也生出了胡子，这些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居民蛰伏在这儿，他们使欧洲一切强大的国王提心吊胆，唯独英国女王不怕他们。”是的，那些来自异乡客地的人们确实坐在那儿的饭店和酒馆里，面前放着掺冷水的、掺热水的、或者完全不掺水的杜松子酒，盛在大杯子里的苦啤酒，嘴里讲着更苦的话，他们都在等待着他们已无力参加的革命，指望着永远不可能收到的亲族的接济。

在他们中间，什么怪物、什么奇人我没有见过啊！在这些酒店里，这儿坐着一个老派共产主义者，他在博爱的名义下仇恨一切私有主；那儿坐着一个老卡洛斯分子，他曾在爱国的名义下，出于对他既不认识也一无所知的蒙特莫林或唐胡安的忠诚2，开枪打死过自己的亲兄弟；这儿坐着一个匈牙利人，正在大谈他怎样率领五个匈牙利革命军</a>战士打退一支奥地利骑兵部队，为了使自己更富于军人气概，他把军装纽扣从脖子起全都扣得紧紧的，尽管这件军装的大小说明它根本不是他自己的；那儿又坐着一个德国人，他为了解决每天不可缺少的啤酒问题，只得教音乐，教拉丁文，教一切文学和艺术；这儿坐着一个无神论世界主义者，他可能属于库尔-黑森民族或黑森-卡塞尔民族，但不论属于哪个民族，除了自己的民族，其他民族在他眼里都是劣等民族；那儿又坐着一个忠于天主教和独立运动、保持古老传统的波兰人，可是他的旁边却是一个把独立运动与反对天主教联系在一起的意大利人。

这儿既有革命派流亡者，也有保守派流亡者。其中有的是批发商或公证人，他们与祖国不告而别只是为了躲避债权人或委托人，他们认为自己也受到了不公正的迫害；有的是正直的破产者，他们相信不久就可以偿还一切债务，恢复信用，重整旗鼓；坐在他右边的人却相信，不用多久，红色政权就会由“玛丽安娜”3正式宣布成立，坐在左边的人又深信，奥尔良王族已在克莱蒙4整装待发，公主们都定制了漂亮的礼服，准备凯旋返回巴黎，参加庄严的入城仪式了。

在保守派中还有一种“犯了罪，但由于审判时缺席，未能最终判刑”的被告，只是他们比富于热烈想象的破产人和公证人激进一些，因为这些人在祖国遭到了重大的不幸，现在便千方百计要把这些普通的不幸说成是政治的不幸。这种特殊的命名法需要略加说明。

我有个朋友为了开玩笑去找婚姻介绍人。介绍人向他要了十个法郎，便开始询问，他要什么样的新娘，白皮肤的还是黑皮肤的，多少陪嫁等等。圆滑的小老头把这一切记了下来，接着在再三表示歉意之后询问他的出身，得知他是贵族，便大为高兴，然后又再三表示歉意，并声明保守秘密是他的职业守则，问道：

“您有过什么不幸吗？”

“我是波兰人，现在流亡在外，也就是没有祖国，没有权利，没有财产。”

“最后一点是不利的，但是请问，您是由于什么原因离开亲爱的祖国的？”

“由于最近的一次起义。”（这是在1848年。）

“这无关紧要，我们并不认为政治上的不幸是不幸，这不如说是好事，它具有吸引力。但是请问，您能担保您没有其他的不幸吗？”

“那自然有，例如我的父母都死了。”

“哦，不，不是这些……”

“那么您所谓其他的不幸是指什么呢？”

“例如，如果您离开亲爱的祖国是由于个人的原因，不是政治的原因。有时由于年轻，不谨慎，学坏样，大都市的引诱，反正您知道是怎么回事……轻率地开了一张期票，胡乱花用不属于自己的钱，在借据上签字等等……”

“我明白了，明白了，”霍耶茨基哈哈大笑道，“我可以向您担保没有这种事，我从未为了盗窃或者伪造文件受过审问。”

……1855年，一个法国流亡者走访他的难友，要求大家帮助他出版一部类似巴尔扎克的《魔鬼喜剧》5的长篇巨著，其中既有诗句，也有散文，而且使用了新缀字法和独创一格的句法。书中出现的人物有路易-菲力普，耶稣基督，罗伯斯庇尔，比若元帅6，还有上帝本人。

他带着这个请求，还走访了舍尔歇7，全世界最正直、最固执的人。

“您流亡很久了吗？”那位黑奴保卫者问。

“从1847年到现在。”

“从1847年到现在？那时您已来到这儿？”

“我是从布雷斯特来的，当时正服苦役呢。”

“这是什么事件？我完全不记得了。”

“不过这件事当然非常有名呢。当然，这主要是私人事件。”

“究竟怎么回事？”舍尔歇问，有些不耐烦了。

“如果您一定要问，那么我是发动了一次对私有制度的抗议，是我自己发动的。”

“因此您……您被关在布雷斯特？”

“可不是！只因为撬锁偷窃，便按破门盗窃罪给判了七年苦役！”

舍尔歇像贞洁的苏珊娜赶走不知自重的老头子一样8，用严厉的声音请这个自发的抗议者出去。

那些幸好有过共同的不幸，进行过集体抗议的人，现在被丢在熏黑的小酒店和腌臜的小饭馆里，只得对着没有油漆的桌子，喝他们的掺水杜松子酒和苦啤酒，饱尝人生的痛苦，但他们最大的痛苦还是根本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他们度日如年，但日子还是一天天过去了。革命毫无指望，依然停留在他们的想象中，可是需要却是现实的，无情的，脚边的草料已越吃越少。所有这伙人大部分是好人，但饥饿却变得日益严重。他们没有工作的习惯，思想面对着政治舞台，不可能集中在日常事务上。他们想抓住一切，然而怨恨、不满和不耐烦的心情使他们无法坚持到底，结果一切都从他们手中溜走了。凡是有劳动的毅力和勇气的人渐渐从污泥中分离出去，向前流走了，但剩下的那些呢？

何况剩下的还这么多！法国发布大赦和减免死罪后9已走掉许多人，但在50年代初，我还赶上了流亡的高潮。

德国的流亡者，尤其不是工人出身的，大多生活穷苦，但数量不如法国人多。受过完整的医学教育的医生，尽管对业务比英国那种号称外科医生，实际上是理发师的人，高明一百倍，却无人请教，门可罗雀。画师和雕刻师虽然对艺术怀有纯洁的柏拉图式理想，要把自己献给神圣的事业，但由于缺乏生产物质财富的才能，缺乏持久的、顽强的劳动精神，缺乏准确的嗅觉，在生存竞争的浪潮中夭折了。本来在自己风平浪静的小城市中，靠德国低廉的生活费用，他们也许可以履行祭司的职责，对理想和信仰保持纯洁的崇敬，度过安定、漫长的一生。在那里，他们可以被认作天才而活着和死去。法国的风暴把他们从家乡的园地中卷走，使他们消失在伦敦生活的汪洋大海中了。

在伦敦，要想不被挤死和压死，就得不断工作，卖力工作，有什么干什么，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必须竭尽全力，不顾廉耻，用一切手段，玩各种花样，把分散的注意力集中到迎合群众趣味的一切上来。不论是饰物，刺绣品，阿拉伯花边，模型，拓本，仿制品，画像，镜框，水彩画，支架，花草，只要制作得快，制作得及时，又多又好。哈夫洛克10在印度打了胜仗，消息传来后刚过一昼夜，朱利安11，那个伟大的朱利安，已把它写成了交响乐，里边尽是非洲的鸟叫声，大象的脚步声，印度人的歌唱声，炮弹的啸叫声，以致伦敦人不仅从报上读到了战争的描写，同时也从交响乐中听到了战争的报道。这支交响乐反复演奏了一个月，为作者赢得了大量金钱。然而来自莱茵河那边的梦想家们，却在追逐金钱和成功的残忍赛跑中，筋疲力尽地倒在路上了，有的在绝望中放下了手，有的更糟，举起了手，永远退出了这场力量悬殊、受尽凌辱的斗争。

顺便谈谈音乐会；在德国人中，乐师一般说是比较轻松的，伦敦市区和郊区每天需要的乐师数量相当大。除了剧场、私人音乐课和小市民的简陋舞会，大型音乐演奏也到处都有：阿盖尔音乐厅，克莱莫恩娱乐场，卡西诺俱乐部，歌舞咖啡厅，歌女穿紧身衣的歌舞厅，女王剧场，考文特花园，厄克塞特音乐厅，水晶宫12——总之，上自圣詹姆斯宫，下至每条大街的拐角，都是乐师的用武之地，它们足足可以养活两三个德国小公国的居民。这些人白天幻想未来的音乐，幻想罗西尼怎样匍匐在瓦格纳面前13，不用乐器在家里默诵和研读《汤豪舍》14的乐谱，晚上便跟着退伍的军队鼓手长和手执象牙棒的小丑角，接连演奏四个小时《马利安》波尔卡舞曲或《花与蝴蝶》雷多瓦舞曲15，这样，一个穷苦的德国佬一个晚上可以挣两个到四个半先令，然后在黑夜中冒雨跑进德国人集中的小酒店，与我从前的朋友克劳特和米勒一起喝酒——这个克劳特六年来一直在塑造一个胸像，但越塑造越不像样；至于米勒，他还是在写他那部写了二十六年还没有完成的悲剧《厄里克》，十年前他已给我念过，五年前又念了 德国流亡者们商量了再商量，决定把恩格兰德叫来查问，恩格兰德企图用笑话搪塞过关，但是赫夫纳铁面无情，于是那位与两个警察局挂钩的先生跳了起来，涨红了脸，噙着眼泪嚷道：“是的，我是犯了很大的罪，但是他没有资格指责我”，接着把巴黎警察局长的信扔在桌上，信中讲得很清楚，赫夫纳也从他那儿领取津贴。

巴黎有个人叫尼德戈贝，也是奥地利流亡者，我是在1848年末认识他的。他的同志们谈起过他在维也纳革命时期一件非常英勇的行为。起义者缺乏弹药，尼德戈贝自告奋勇，从铁路把它运到了。他有老婆孩子，在巴黎生活很困苦。1853年我在伦敦遇到他时，他非常拮据，一家人挤在索荷区一条最穷苦的小巷的两间小屋子里。他干什么都不顺利，后来开了一家洗衣作，由妻子和另一个流亡者洗衣服，他自己则送衣服，但是那另一个流亡者去了美国，洗衣作也停业了。

他想在商行里谋个职业，因为他并不笨，又有文化，应该可以挣大钱的，但没有人可以证明他的能力等等，而在英国，若没有这种证明便寸步难行。我给他写了证明；由于这证明，一个德国流亡者奥本海姆向我指出，我不应为他出力，这个人名声不好，大家怀疑他与法国警察局有联系。

这时，雷海尔39送我的两个孩子到了伦敦。他十分同情尼德戈贝。我告诉了他大家对他的反映。

雷海尔大笑起来，他要替尼德戈贝担保，仿佛这是他自己一样，并指出他的穷苦，认为这是最好的驳斥。最后这一点也使我有些相信了。晚上雷海尔出门散步，回家很迟，心情不安，脸色苍白。他到我屋里坐了一会儿，说他的头痛得厉害，准备早些上床。我望了他一下，说道：

“您心里有事，别瞒着我！”

“对，您猜到了……但首先您得向我担保，决不告诉任何人。”

“可以，但这太没意思了，您应该相信我会凭良心行事。”

“我听您谈了尼德戈贝以后心里老不踏实，尽管我给了您保证，我还是决定亲自问问他，我去找他了。这几天他的妻子即将分娩，日子非常困难……我真不好意思与他谈这种事。我把他叫到街上，最后才鼓足勇气对他说：‘您可知道，人们警告赫尔岑，请他别管您的事，’我说，‘我相信这是谣言，但请您把事实澄清一下。’他没精打采地答道：‘谢谢您，但是这没有必要，我知道这谣言是怎么来的。我在饥寒交迫的绝望时刻曾想投靠巴黎警察局，向它表示我可以随时为它提供流亡者的消息。它给我寄来了三百法郎，但后来我什么也没向它报告。’”

雷海尔几乎哭了。

“听着，在他的妻子没有分娩和复原以前，我向您保证不泄露一个字。让他进商行办事，脱离政治圈子。但如果我再听到他有新的活动，仍与流亡者们保持着联系，我就得揭露他。让他见鬼去吧！”

雷海尔走了。过了十来天，我正在用膳，尼德戈贝来了，他脸色苍白，情绪焦急。

“您可能明白，”他说，“我是下了决心才到这儿来的，除了您，没有人能帮助我。我的妻子过几个小时就要分娩了，屋里既无煤，又无茶，也没有一杯牛奶，没有一文钱，没有一个可以帮忙的女人，也没有钱请接生的。”

他确实筋疲力尽，倒在椅上，用双手掩住了脸，说道：

“我还不如让子弹打穿脑袋的好，至少不致再看到这可怕的一切。”

我马上打发人去找好心的帕维尔·达拉什，给了尼德戈贝一些钱，尽力安慰他。 2?1833年，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七世去世后，由他的女儿伊莎贝拉继承王位，但遭到他的弟弟唐卡洛斯的反对。唐卡洛斯发动了“拥护卡洛斯运动”，成为王位觊觎者，不断策划争夺王位的战争。1855年，唐卡洛斯去世，他的儿子蒙特莫林伯爵继续领导卡洛斯运动。1861年，蒙特莫林也死了，他最小的兄弟唐胡安又继续争夺王位，成为第三个王位觊觎者。

3?法国革命组织的代号。

4?在伦敦郊外温莎附近，1848年法国革命后，路易-菲力普逃亡至英国，居住在这里，1850年他去世后，他的家属仍留在这里。

5?指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

6?比若（1784—1849），法国元帅，拿破仑近卫军出身，被誉为军事学家。

7?法国政治家，早年游历美国，目睹过奴隶制度的惨状，后来成为忠诚的废奴主义者。

8?据《圣经》传说，一个名叫苏珊娜的女子拒绝了两个长老的追求，被他们控告行为不端，因而判了死刑，但先知但以理重行审理此案，证明了她的无辜，给予昭雪。《圣经》外经中有《苏珊娜传》。

9?1859年8月拿破仑三世发布了大赦令，赦免了各种政治犯。

10?哈夫洛克（1795—1857），英国军人，在驻印度英军中工作。1857年印度军队发动叛乱，遭到了哈夫洛克的残酷镇压。

11?朱利安（1812—1860），法国乐队指挥及歌剧作者，1840年起在伦敦指挥乐队，名声大噪，写有《哈夫洛克的胜利》等乐曲。

12?以上都是伦敦的娱乐场所。

13?罗西尼是意大利歌剧家，瓦格纳是德国音乐家，这里是说意大利在歌剧界的领导地位将让位给德国。

14?瓦格纳的一部歌剧。

15?一种来源于波尔卡舞和玛祖卡舞的三拍子舞曲。

16?法国流亡者，曾给赫尔岑的孩子当过家庭教师。

17?尚伯丁、帕马、纽茨等都是法国一些著名葡萄酒的名称。“彗星”是高级酒的标志，法国人认为在彗星年酿制的酒特别香。

18?参与镇压1849年匈牙利革命的俄国将军。

19?两种纸牌戏的名称。

20?“老头子”是指科苏特。普尔斯卡娅即弗朗茨·普尔斯基的妻子。

21?拉格伦（1788—1855），英国元帅，在滑铁卢战役中失去了一条胳臂。

22?圣阿尔诺（1798—1854），法国元帅，拿破仑三世的陆军部长。

23?奥默-帕夏（1806—1871），奥地利军官，后参加土耳其军队，被提升为将军。

24?古罗马神话中家庭和祖国的守护神。

25?古罗马城创建时期的一条大道，在市中心，这里是借用。

26?当时俄国驻英国的大使。

27?在但丁的《神曲》中，魔王卢息弗处在地狱的最底层——第九层，过了这里又可走进光明的世界了，因此卢息弗既是黑暗之王，又是明亮之星。

28?都是法国著名的暗探，曾在各个革命组织刺探情报。他们都写有回忆录。

29?亚西比德（约公元前450—前404），雅典政治家，聪敏过人，但奸诈狡猾，自私自利，后投奔斯巴达，使雅典军队受到重大损失。

30?古希腊神话中的乞丐。

31?法国共和派左翼机关报，对二月革命起过重要作用。

32?法国共和派革命家，二月革命后任巴黎警察局长，六月起义失败后流亡至英国。

33?阿尔伯（1815—1895），亚历山大·马丁的化名，法国工人，社会主义者，1848年二月革命后当选为临时政府的成员。

34?即前面讲到过的法国流亡者博凯。

35?德勒克吕泽（1809—1871），法国革命者，激进共和党人，1849年流亡在英国，1853年秘密回国时被捕，送往圭亚那囚禁。他后来成为巴黎公社的重要领导人，1871年战死在街垒上。

36?博肖（1820—？），法国革命家，1849年六月示威的领导人之一，后流亡到英国。1854年潜回巴黎时被捕。

37?1852年普鲁士警察局策划了一次对共产主义者的所谓审讯，把以前捕获的十一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提交法庭审问，企图以叛国罪对他们判刑。这完全是普鲁士当局策划的一次阴谋，马克思为此写了《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

38?所谓年鉴（《德意志年鉴》）应是科拉切克所主编的那份月刊。

39?德国音乐家，赫尔岑的好友。

40?塔乌泽纳乌（1808—1873），德国革命家，参加过1848年的维也纳革命，后流亡在英国。

41?拉图尔（1780—1848），奥地利陆军部长。1848年维也纳爆发革命时被人民群众绞死。

42?这本是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的一行诗，由于当时的一个俄译本用词欠妥，原文“布留尼（攻打耶路撒冷的十字军统帅）大怒”便可解作“肉汤沸腾了”，一些文学界的人士以此取笑，每逢有人发怒时便说“肉汤沸腾了”，带有幽默意味。

43?当时巴黎的警察局长。

44?法国资产阶级法学家。

45?希腊神话中一个粗壮短小、秃顶、扁鼻的人物，酒神狄俄尼索斯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