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影子_往事与随想

一 尼·伊·萨佐诺夫

萨佐诺夫，巴枯宁，巴黎——这些名字，这些人，这个城市，总是使我回到过去……过去——回到遥远的岁月，遥远的空间，回到那秘密活动的青年时代，那迷信哲学和崇拜革命的时代。1

那两个人的青年时期对我说来太宝贵了，我不能不再讲几句……30年代初，我与萨佐诺夫还很年轻，一起幻想过里恩佐式的阴谋；过了十年，我又与巴枯宁一起为掌握黑格尔哲学绞尽了脑汁。

关于巴枯宁我已谈过，还有不少话好讲。他那鲜明的个性，那古怪而强硬的表现——不论在哪里，在莫斯科的青年人中间，在柏林大学</a>的课堂里，在魏特林2的共产主义者和科西迪耶尔3的山岳派中间，莫不如此——他在布拉格的演说，他在德累斯顿的领导起义，被捕入狱，判处死刑，在奥地利受到的苦难，引渡到俄国，以及从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的阴森围墙内越狱潜逃4——这一切都使他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不论当代社会或历史都不会忘记他。

这个人身上潜伏着一股巨大的活力，却找不到出路。巴枯宁有可能成为一个鼓动家，一个政论</a>家，一个传教士，一个政党或宗派的首脑，一个异教的创始人，或者一个战士。不论把他放在哪里，他总会成为一个极端派人物——再浸礼派教徒、雅各宾党人、阿纳卡西斯·克洛斯5的同伙像格拉古·巴贝夫6的朋友，把群众吸引到自己的周围，给民族的命运造成惊天动地的变化。

但在这里，在沙皇政府的压迫下……7

他成了没有美洲和轮船的哥伦布，只得违背自己的志愿在炮兵部队服役两年，又在莫斯科的黑格尔主义者中度过了两年8，便赶紧离开那里，因为在那里思想像罪恶的企图一样受到侦查，自由的言论像对社会道德的侮辱一样遭到非议。

1840年他离开俄国后就没有回去过，直到1849年奥国一队龙骑兵把他移交给俄国宪兵。

目的论的崇拜者和可爱的理性主义宿命论者，看到天才和活动家正好在需要的时候出现，便对大智大慧的造物主的及时性惊异不止，他们忘记了，多少幼苗没有见到阳光便遭到扼杀而夭折，多少才能和潜力由于没有用武之地而枯萎了。

萨佐诺夫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他的死正如他的生一样，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朋友们对他寄予了不少希望，可是他一事无成地死了。说他的命运是他自己的过错，这很容易；但是该怎样评价和衡量一个人自己应负的和环境应负的责任呢？

尼古拉皇朝是消灭精神的时期，它不仅用矿坑和皮鞭消灭它，而且用使它感到窒息和屈辱的气氛，用所谓否定的铁拳消灭它。

埋葬那个时代苦难重重的生活，为了把我们深深陷入沙滩的航船拖回水中而赴汤蹈火，这便是我的使命。我要作我们水深火热的生活的多马日罗夫——现在大家不记得这个人物了，可是有一个时期，这个老头子在莫斯科是无人不知的，他是普罗佐罗夫斯基9手下退伍的传令兵，每逢出殡，只要是大主教主持丧礼，他总会头上扑了发粉，身上穿了保罗一世时代的浅绿色军装，走在送葬行列的最前面，自以为是在行使向导的重要职责。

……在大学的 关于我们的圈子，由于我是它的成员便对它避而不谈，这是虚伪的，愚蠢的。恰恰相反，在我的叙述中，谈到那个时代，那些30和40年代的老朋友们，我还故意要多谈几句，我得说，我不怕重复，只希望年轻的一代对他们多一些了解。它不了解他们，忘记、轻视和摈弃他们，似乎他们只是一些不切实际、没有实践能力、不知道前进方向的人；它对他们生气，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他们，把他们看作落伍的人，多余的人，游手好闲的人，空谈家和幻想家，忘记了在评价过去的人物，他们的意义和“成色”时，主要不是看他们知识总量的多少，过去和现在提出问题的方式如何不同，而是看他们为解决这些问题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力量。我真心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避免这种忘恩负义的、甚至错误的历史态度。现在萨图恩15老人不应再吃自己的孩子，但是孩子们也不应该学堪察加人，杀死自己的老人。

谈到我们当时的同志，我要勇敢地、自豪地再说一次：“这是令人惊讶的一代青年，这么才华横溢、纯洁高尚、聪明忠诚的人，我从未遇到过”，尽管我漂泊各地，见过各种人物，包括反动的和革命的。我这不仅是指我们自己那个亲密的圈子，我这些话同样适用于斯坦克维奇小组和斯拉夫派。这些年轻人被骇人的现实吓坏了，在黑暗和令人窒息的苦闷中不顾一切地寻找出路。他们出于自己的信念，放弃了其他人奋力追求的目标——社会地位，财富，总之，传统生活为他们提供的一切，无视环境的诱惑，家庭强迫他们接受的榜样，始终忠于这些信念。这样的人是不应该简单地放进档案库，从记忆中一笔勾销的。

他们遭到迫害，被送上法庭，关进监狱，受到流放，押解，凌辱，欺压，但他们依然坚定不移；经过十年，他们还是那样，经过二十年，三十年，他们也还是那样。

我要争取使他们受到承认并获得公正的待遇。

与这个简单的要求背道而驰，我听到了一些离奇说法，而且不止一次：

“你们，尤其是十二月党人，只是革命思想的业余爱好者；对于你们，你们从事的活动只是奢侈品和诗歌；你们自己说，你们牺牲了社会地位，你们是有财产的，因此对于你们，革命不是面包和人的生活的问题，不是生和死的问题……”

“我认为，对于被处决者，是这个问题……”有一次我回答道。

“最低限度不是不可避免的生死存亡问题。你们愿意当革命家，这自然比你们愿意当枢密官或省长好一些；可是对于我们，与现存秩序的斗争，这不是选择，而是我们的社会地位决定的。我们与你们之间的区别，正如落水的人和游泳的人之间的区别一样：两者都需要泅水，但一个是出于必要，另一个是出于爱好。”

只因人们出于内心的向往做了别人出于必要所做的事，便否定他们的活动，不予以承认，这无异是说，只有出于无奈，不得不实行禁欲的人才是真正的禁欲主义者。

这种极端观点在我们中间流传很广，尽管它们的根并不深，但像洋姜一样极难铲除。

我们是了不起的推理家和教条主义者。这种德国人的能耐在我们这里还取得了民族特色，即所谓阿拉克切耶夫气质，那种冷酷残忍、以杀戮为能事的刽子手作风。阿拉克切耶夫给近卫军官兵作出了榜样，把农民活活鞭打致死；我们则扼杀思想、艺术、人道、过去的活动家和需要扼杀的一切。我们以无所畏惧的队列，整齐统一的步伐，不顾任何界限向前挺进，我们可以违背真理，但不能违背我们自己的逻辑；我们的推理永无止境，忘记了生活的真实意义和对它的真实理解只存在于一定的范围内……这是极限，真理和美的极限，也是机器能永远保持平衡的摇摆幅度。

匮乏者以唯一的受害人自居，企图独占社会的痛苦，垄断社会的不幸，这是不合理的，正如一切独占和垄断都不合理一样。单凭福音的仁慈精神或民主主义的不平心理，人们所能做到的不外是施舍和强制剥夺，不外是平分财产和普遍贫困。在教会中，这仍是一个玩弄辞藻的题目，同情精神的感伤表演；在极端民主派中，正如蒲鲁东指出的，这依然是不平和仇恨两种感情，而它们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为建设性的思想，都对实际毫无帮助。

那么，那些虽未亲身经历，但了解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痛苦的人，不仅向他们指出这一点，而且想向他们指明出路，又有什么过错呢？圣西门是查理曼大帝的后裔16，工厂主罗伯特·欧文也不是由于没有饭吃才成为社会主义的使徒的17。

那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它缺乏热情、善意和远见。我本来不想提起这问题，但是在它的黑名单上，除了我们，还出现了早期的拓荒者和播种者——我们所深深敬爱的十二月党人。

这段插话在这里也许并不恰当。

萨佐诺夫确实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他葬送了自己的无穷精力，在国外的各种小事中消磨了一生，像一个初次出战便被俘虏的士兵那样消失了，再也没有回到我们中间。

我们在1834年被关进监狱时，萨佐诺夫和凯切尔不知出现了什么奇迹，竟然没有遭殃。他们两人住在莫斯科几乎足不离户，讲话很多，但写信很少，我们任何人家中都没有他们的信。我们被送去流放了，萨佐诺夫的母亲却给他弄了一张出国的护照，到了意大利。他的命运从此与我们分开，18也许这就为他奠定了今后生活的基础——他像一颗没有固定轨迹的行星，无声无息地陨落了。

过了一年，他回到了莫斯科，这是上一皇朝最沉闷、最难以忍受的时期之一。他在莫斯科遇到的是死一般的沉寂，到处都找不到一点同情的影子，一句热情的话语。我们还在流放，把过去的生活埋藏在心底，靠回忆和希望打发日子，一边工作，一边熟悉外省粗野的现实生活。

在莫斯科，一切都使萨佐诺夫怀念我们。老朋友中，只有凯切尔一人还在，可是萨佐诺夫拘泥古板，保持着贵族作风，越来越觉得与凯切尔格格不入。我们已经说过，凯切尔是自觉的野人——从文明人中涌现的野人，库珀的拓荒者19，他主张恢复人类的原始状态，粗野是他的原则，不修边幅是他的理论，这个三十五岁的大学生却要扮演席勒式青年的角色。

萨佐诺夫在莫斯科百无聊赖——枯燥的生活弄得他无计可施，他用不着为生活奔波，又没有事情可做。他试图迁居彼得堡，但那更糟；他不能长期这么下去，便远走巴黎，可是并无一定的打算。那个时期，巴黎和法国还对我们保持着自己的全部魅力。我们的旅游者为法国生活金碧辉煌的外表所陶醉，对它粗糙丑陋的方面却一无所知；自由派的言论，贝朗瑞的诗歌，菲利蓬的漫画，一切都使他们兴奋不已。萨佐诺夫也是这样。但是在这里，他也无所事事；就他而言，只是热闹快乐的闲散生活代替了沉闷压抑的生活。在俄国他被缚住了手脚，在这里他却与一切事和一切人都毫不相干。另一种没有目标的、不安而烦躁的漫长岁月，又在巴黎开始了。集中思想，沉浸在内心的活动中，不期待外在的推动力，他做不到这些，因为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对科学的纯客观的兴趣，在他身上并不浓厚。他寻找着另一种活动，也准备从事任何工作，但必须是引人注目的，能够立即应用的，具有实际价值，又能在大庭广众中，在朋友的鼓掌和敌人的叫嚷声中付之实现的；找不到这样的工作，他只得沉湎在巴黎的花天酒地中了。

……然而回忆起我们在大学的理想，他的眼睛便会发亮，泪水便会夺眶而出……在他受到损害的自尊心后面还保存着俄国最近会发生革命的信念，他要在这革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觉得，他的饮酒作乐只是逢场作戏，是在那个伟大事业到来前的暂时消遣；他相信，总有一天晚上他会从英吉利咖啡馆被叫走，然后前往俄国管理国家……他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焦急地等待着那个时刻，到那时他便得认真参与一切，作出各种决定……

……在巴黎最初的热闹日子之后，更严肃的谈话开始了，这时大家立即发现，我们唱的不是一个调子。萨佐诺夫和巴枯宁表示不满（正如后来维索茨基20和波兰中央委员会21的成员一样），因为我带来的消息大多只与文学界和大学生活有关，与政治关系不大。他们希望我谈的是党派、社会和政府危机（在尼古拉治下！），反政府活动（在1847年！），可我讲的是大学讲台，格拉诺夫斯基的公开学术报告，别林斯基的文章，大学生、甚至中学生的情绪。他们与俄国生活过于疏远了，过于沉醉在“世界革命”和法国问题中了，忘记了在我国《死魂灵》的发表是比任命两个帕斯克维奇22作俄军元帅和两个菲拉列特23作莫斯科都主教更重要的事。他们听不到准确的消息，看不到俄国的书报杂志，对俄国只能从理论上，从回忆中去理解，而回忆，这是经过时间的折射之后难免失真的。

观点上的不同几乎使我们的关系破裂，情况是这样的：在别林斯基离开巴黎前一天晚上24，我们送他回家后，在爱丽舍田园大街上散步。我感到可怕，清楚地看到别林斯基一切都完了，这已是我最后一次与他握手了。这个坚强、热烈的战士已耗尽了自己的精力，在他痛苦忧伤的脸上，死亡烙下了明显的痕迹，表明它即将来临。他的肺病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可他仍然充满神圣的毅力和神圣的愤怒，依然充满对俄国的痛苦而“凶猛”的爱。眼泪哽在我的咽喉，我长时间默默走着，这时不幸的争论又爆发了，那是已提出过十来次的问题。

“很可惜，”萨佐诺夫开口道，“除了杂志工作，而且是在审查制度束缚下的杂志工作，别林斯基没有从事其他活动。”

“我认为不应该责备他，他已经做得够多了。”我回答。

“以他这样的精力，要是在别的场合从事一些别的活动，他的成就一定会更大……”

我觉得厌恶和痛心。

“那么请问，你们生活在没有检察官的场合，你们也充满对自己的信心，充满精力和才能，你们做了些什么呢？或者正在做什么呢？难道你们以为，整天从巴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与斯卢扎利斯基或者霍特克维奇谈谈波兰和俄国的边界25，便是工作？或者在家里和咖啡馆里高谈阔论，听你们谈话的只是五个什么也不懂的傻瓜，跟你们谈话的也只是五个什么也不懂的傻瓜，这便是工作？”

“等一下，等一下。”萨佐诺夫说，已经很不平静，“你忘记了我们的处境。”

“什么处境？你们在这里住了多年，自由自在，没有压力，不愁衣食，还要怎样？环境是靠人创造的；力量要得到承认，发挥作用，也靠自己。够了，先生们，别林斯基的一篇批评文章对年轻一代的益处，比你们的秘密工作和政治活动大得多。你们是生活在呓语和梦幻中，陷入了永恒的视觉错误，因为你们不愿睁开眼睛看一看……”

我特别生气的是当时评价人物的两种标准，这不仅萨佐诺夫，一般俄国人也这样。他们对本国人的严厉态度，到了法国名流面前便成了崇拜和吹捧。他们听见那些夸夸其谈的勇士说了几句漂亮话，几句空话大话，几句以加速度发表的老生常谈</a>，便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叫我不能不感到恼火。俄国人越是卑躬屈膝，越是脸红，越是企图掩饰那些人的无知（正如宠爱孩子的父母和自尊心极强的丈夫一样），那些人便越是装模作样，越是要在北方的阿纳卡西斯26们面前大摆架子。

早在俄国当大学生时，萨佐诺夫就喜欢身边有一群形形色色的庸人追随他，他们听他谈话，对他唯唯诺诺，到了国外，他的周围仍有一群头脑和身体都不发达的文学园地的流浪汉，在报馆里打短工的落拓文人，捡破烂的小品文作者，例如瘦小的朱尔·维科，半疯的塔迪夫·德·梅洛，无人知晓的伟大诗人布耶；27在这个合唱队里既有托维扬斯基28集团中鼠目寸光的波兰人，也有德国冥顽不灵的无神论者。他怎么不对这些人感到厌烦，这是他的秘密。他来找我时，几乎总要带合唱队中一两个亲信一起来，尽管我对他们毫无兴趣，而且从不掩饰这一点。因此并不奇怪，在马拉斯特和里贝罗尔29，甚至比他们更小的名人面前，萨佐诺夫自己便变成了朱尔·维科。

这一切对于今天访问巴黎的人说来都是不可理解的。然而不应忘记，今天的巴黎已不是真正的巴黎，而是新的巴黎了。

自从巴黎成为一种汇集了全世界精华的城市之后，它主要不再是法国的城市了。从前它包含着整个法国，“除了法国它便什么也没有”；现在这里不仅有整个欧洲，还有两个美洲，它本身占的比重却不多了。它已湮没在“世界大饭店”的称号中，成了东西方客商的中途站，失去了自己的独特面貌，那一度使它赢得了热情的喜爱和强烈的憎恨，无边的尊敬和无穷的反感的面貌。

不言而喻，外国人对新巴黎的态度改变了。驻扎在革命广场军营中的各国军队知道，它们占领的是别国的城市。30现在，各国的旅游者却把巴黎看作自己的城市，他们买下了它，在这儿寻欢作乐，他们完全知道，巴黎需要他们，古代的巴比伦在这儿复活了；它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美轮美奂。

在1847年我还能见到从前的巴黎，然而已经是脉搏加快了的巴黎，贝朗瑞的诗歌成了强弩之末，合唱词“改革万岁！”在不知不觉中换成了“共和万岁”31那时俄国人住在巴黎依然保持着一种永恒的幸运心情，感谢上苍（当然也得感谢按时收到的地租）他们能住在这儿，游览罗亚尔宫，上法国喜剧院。他们公开崇拜社交界五花八门的男女名流——名的医师和舞蹈明星，牙科医生德西拉博和疯子“妈爸”，以及一切文学骗子和政治魔术家。

我憎恨一切不问情由妄自尊大的作风，它在俄国人中十分流行。我发现，这与从前军官和地主横行霸道的行径是一脉相承的，只是穿上了瓦西里岛32的衣衫，按照它的法则行事而已。但不应忘记，在西欧的权威面前低声下气的态度，也来自同样的军营、衙门和仆役房，只是它们是面向老爷、长官和上司的。由于我们除了暴力和它的象征——勋章和官衔，没有任何可以崇拜的事物，我们需要精神的“官级表”33，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同胞中的那些优等国民在向什么人顶礼膜拜呀？向维尔德34和卢格这类黑格尔派中最无能的庸人顶礼膜拜。对德国人尚且如此，那么可想而知，在法国人面前，在一些真正优秀的人物面前会怎样了，例如，在皮埃尔·勒鲁面前，或者在乔治·桑本人面前……

我很后悔，起先我也卷进了这中间，认为在咖啡馆里跟《十年》35的历史学家谈几句话，或者在巴枯宁家跟蒲鲁东讲几句话，便提高了身价，获得了一种级别。但是在我身上，偶像崇拜和权威崇拜没有维持多久，很快便遭到了全面的否定。

到达巴黎后过了三个月，我便开始猛烈攻击这种尊卑观念，而关于别林斯基的争论正发生在我的否定达到最高峰时。巴枯宁一向心地宽厚，一半赞同我的话，不免哈哈大笑，但萨佐诺夫却大为生气，认为我对实际政治问题一窍不通。但不久我就使他有些相信了这一点。

二月革命在他看来是全面的胜利，他所认识的一些报馆文人担任了政府要职，王位摇摇欲坠，得靠诗人和医生支持了。德国王公们向昨天受到他们迫害的新闻记者和教授请求指教和帮助。自由主义者教导他们怎样把窄小的王冠牢牢戴在头上，免得给起义的狂风吹走。萨佐诺夫接连不断写信到罗马，要我回家，即回巴黎，回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从意大利回来后，我发现萨佐诺夫心事重重。巴枯宁不在，他已去发动西欧的斯拉夫人了。

“难道你没有看到，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萨佐诺夫一见面便这么说。

“这是什么意思？”

“俄国政府已走投无路。”

“何以见得，难道在彼得保罗要塞宣布成立共和国了吗？”

“让我们统一一下认识，我并不认为，我们明天便会出现2月24日。但是舆论，但是自由思潮的风起云涌，四分五裂的奥地利，普鲁士的准备制订宪法，迫使冬宫周围的人不得不想一想了。颁布一部宪法，一部类似大宪章的东西，这是最低限度要做的事，嗯，既然这样，”他露出得意扬扬的神气又道，“那就必须成立一个开明的、有文化的、能够用现代语言讲话的内阁。你没有想到这一点吗？”

“没有。”

“傻瓜！他们到哪儿去找学识渊博的内阁官员呢？”

“只要肯找，还怕找不到吗？但我觉得，他们还不想找。”

“怀疑主义现在不合适了，历史即将作出决定，一切非常快。想想吧，政府不得不求助于我们了。”

我望着他，想知道他这是讲笑话不是。他的表情是认真的，脸色有些发红，显得十分激动。

“果真是向我们求助吗？”

“对，不是向我们本人，便是向我们圈子里的人，这都一样。你不妨再想一想，他们还能向什么人争取援助？”

“你打算管哪一个部呢？”

“别开玩笑。我们的不幸就在于我们不善于利用时机，又不能使人重视我们的价值。你总是想那些文章，文章是好事，但现在时势不同了，当权一天比写一本书更重要。”

萨佐诺夫对我的不切实际，未免觉得可怜，但终于找到了一些不像我那么怀疑，相信他入阁办事的日子已为期不远的人们。1848年末，两三个德国流亡者经常参加萨佐诺夫在家中举办的不大的晚会。其中一个是奥地利中尉36，曾在梅森豪泽37手下当过参谋长。一天半夜两点钟，天下着倾盆大雨，这位军官还冒雨来找我，他想起从布朗什街到拉丁区实在不近，不禁有些抱怨自己的命运。

“您为什么在这种天气还非得跑这么远的路到这儿来不可？”

“当然，不是不得不跑，但您知道，要是我不来，萨佐诺夫先生便会生气，可我觉得，我们必须与他保持良好的关系。您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他的才能和智慧……加上他在他这一派中占据的地位，俄国一旦爆发革命，他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

1848年夏季，萨佐诺夫组织了一个国际俱乐部。他把自己的塔迪夫们、德国人和斯拉夫救世主义者，都拉进了这个组织。他穿了藏青燕尾服，容光焕发，在空荡荡的大厅里踱来踱去，然后对着五六个人为国际俱乐部致了开幕词，其中一个便是我，但我只是作为来宾参加的；讲台上还有几个人，那是它的干事会。萨佐诺夫之后，一个蓬头散发、好像还没睡醒的人朗诵了一篇献给俱乐部的诗，这人便是塔迪夫·德·梅洛。

萨佐诺夫皱起了眉头，但制止诗人已为时太晚。

沃尔采尔，萨佐诺夫，戈雷斯基，德尔·巴尔佐，列奥纳德38和你们所有的人……

塔迪夫·德·梅洛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没有发现人们的笑声。

1849年，我向蒲鲁东建议，把《人民之声报》的国际版交给萨佐诺夫。他懂得四种语言和欧洲各国的文学、政治和历史，加上他对各派力量的广泛了解，他可以把报纸的这一版办得十分出色，让法国人耳目一新。蒲鲁东并不过问国外新闻的内部事务，它由我负责，但我在日内瓦，对它无能为力。过了一个月，萨佐诺夫把编辑工作移交给了霍耶茨基，与报纸断绝了关系。他写信到日内瓦对我说：“我深深敬重蒲鲁东，但他和我这样两个人无法在一家报社内共事。”

过了一年，萨佐诺夫参加了复刊的《改革报》，那时它已由马志尼派接办。编辑工作主要由拉梅内40负责。这里也容不得两个伟大人物共事。萨佐诺夫干了三个来月便脱离了《改革报》。他与蒲鲁东幸好是客客气气分手的，与拉梅内却争得面红耳赤。萨佐诺夫责备老头子小气，舍不得在编辑部花钱。拉梅内想起自己青年时期作为教权派报人的习惯，只得诉诸西欧人士采用的最后论据，对萨佐诺夫提出了一个疑问：“他会不会是俄国政府的间谍？”

我最后一次见到萨佐诺夫是1851年在瑞士。他被法国驱逐之后住在日内瓦。这是最阴暗、最沉闷的时期，粗暴的反动势力到处嚣张一时。萨佐诺夫对法国的信心动摇了，也不再相信彼得堡的政府最近可能改组。无所事事的生活使他心乱如麻，十分厌烦，工作又不顺手；他什么都干，又没有耐心，整天生气和喝酒。何况生活中还有许多不如意的琐事，与债主的不断争执，张罗金钱，生就的善于挥霍、不善于安排的天性，这一切弄得他终日牢骚满腹，郁郁不乐，连喝酒也不再像平时那么无忧无虑，成了只是过去灯红酒绿生活留下的一种习惯。

不妨顺便谈一下他的家庭生活，因为它也日复一日地走上了纵酒作乐的错误道路，而且带有他自己的鲜明特色。

萨佐诺夫到了巴黎不久，便遇到了一位富孀，他们的结合使他越发沉湎在奢华的生活中。后来她去了俄国，把教育女儿的责任和大量的钱都托付给了他。但是寡妇还没抵达彼得堡，另一个肥胖的意大利女人已代替了她的位置，这女人嗓音之响，可以使耶利哥的城墙再一次倒塌41。

过了两三年，寡妇突然想起了丈夫和女儿，出其不意地回来了。意大利女人使她吃了一惊。

“这是什么人？”她问，从头到脚打量着那个女人。

“莉莉的保姆，人很好。”

“可是她这样的嗓子，怎么教孩子讲法语？……这太糟了，我宁可雇个法国女人，你把这个人打发走……”

“但是，亲爱的……”

“但是，亲爱的……”于是寡妇带走了女儿。

这不仅是感情的危机，也造成了经济危机。萨佐诺夫根本不穷，他的姐妹们每年从庄园的收入中寄给他二万法郎，但是他挥霍无度，直到现在还不打算撙节开支，只是拼命借债。他东也借，西也借，尽量向俄国的姐妹们索讨；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的钱他都要，还向放高利贷的，向俄国和非俄国的傻瓜们借债……他用这种办法挪东补西，维持了好久，但最后还是像我指出过的那样弄得山穷水尽，进了克利希监狱。

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姐夫死了。但听到他进了监狱，两个姐妹赶紧来搭救他。事情总是这样，她们对尼古连卡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两姐妹一向把他看得很了不起，认为他是天才，焦急地等待着他脱颖而出，成为名人呢。

但等待她们的是各种失望，正因为出乎意外，它们更显得奇怪。 ……不久前一个刚从瑞士来到伦敦的俄国人突然对我说：

“我离开日内瓦的前夕，您的一位老朋友安葬了。”

“这是谁？”

“萨佐诺夫，您想，参加葬礼的没一个是俄国人。”

我的心怦地一跳——似乎为我很久没去看他感到有些后悔……

（写于1863年）

二 恩格尔松夫妇

他们俩都死了。他至多三十五岁，她比他更年轻。

他是大约十年前在泽西岛去世的，送葬的有他的遗孀和一个孩子，还有一个身体结实、头发蓬乱的老人，他面貌粗犷，浓眉大眼，脸上流露出一种天才与疯癫、狂热与讥讽互相混杂的神气，像旧约时代愤世嫉俗的先知和1793年的雅各宾党人。这老人便是皮埃尔·勒鲁。

她是1865年初在西班牙去世的。我在几个月后才听到她的死讯。

现在孩子在哪里，我不知道。

我所谈到的这个人一度对我是亲密的，重要的，他是我蒙受深深的创伤时 他坐到了深夜才走，要求允许他不久再来看我。他的言语杂乱无章，中间还穿插了一些离题的话和小故事，但是从这一切中可以看到，他头脑十分清楚，思路敏捷，尤其明显的是他的思想活动千头万绪，因而往往使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伤心欲绝和悲观失望的愤懑变为冷嘲热讽，从流泪变为假笑。

他留给了我一个奇怪的印象。起先我不相信他，后来对他感到厌倦——他使一个人的神经有些受不了。但是我逐渐习惯了他那种古怪的举止，也有些喜欢他与众不同的脸色了，因为它与西欧大部分人单调乏味、千篇一律的表情不同。

恩格尔松读书很多，也学了不少东西，他是语言学家，也是语文学家，但对一切都注入了我们所熟悉的怀疑精神，它所留下的痛苦也使他付出了不少代价。如果在从前，大家会认为他是一个书呆子。过度兴奋的内心活动使他虚弱的体质承受不了。他用酒克服疲劳，提高精神，这又使他的幻想和思维变成了熊熊燃烧的烈焰，欲罢不能，迅速损坏了他多病的身体。

没有规律的生活和酒，头脑经常处在烦躁不安的活跃状态，思考的问题那么多又那么毫无结果，找不到可以做的事，有时热情洋溢，有时又冷若冰霜——这一切尽管与我们从前莫斯科的方式存在着巨大差别，还是令我生动地想起那些日子。我不仅仅听到了亲切的语言，也感受到了亲切的思想。他是1848年后彼得堡恐怖统治的见证人，也了解文学界的状况。当时我完全切断了与俄国的联系，我贪婪地听着他讲的一切。

我们渐渐经常见面，后来甚至每晚见面。

他的妻子也是个奇怪的东西。她的容貌本来很漂亮，可是神经痛和内心的紧张不安使她变得丑陋了。她是俄国化的挪威人，讲俄语带一点特殊的口音，但并不难听。一般说来她比他更沉默，更内向。他们的家庭生活并不愉快；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有一种无名的恐惧感，神经紧张，似乎生活中缺少了什么，又似乎多了点什么，这是他们经常感觉到的，尽管看不见，但像空气中的电一样总在威胁着他们。

他们在旅馆里借一间大房间，这既是卧室也是起居室，我到那里找他们，常常发现他们神色十分沮丧。她坐在一个墙角，眼睛哭肿了，没一点精神；他坐在另一个墙角，脸色死一般苍白，嘴唇毫无血色，露出迷惘的眼神，一言不发……他们有时会接连几个小时，甚至整天这么坐着，可是离这里几步路便是蓝色的地中海，便是一片酸橙树林，那里有着一切引人入胜的东西——那蓝宝石似的天空，那明朗、热闹、欢乐的南国生活。应该说他们没有争吵，因为他们之间不存在嫉妒和隔膜，也没有可以争吵的理由……他会突然站起身来走到她面前，跪在地上，有时还抽抽搭搭地反复叨咕：“我害了你，我的孩子，害了你！”她也哭个不住，相信他害了她。她常对我说：“什么时候我才能终于死去，让他一个人自由自在呢？”

这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我那么同情他们，几乎想与他们一起啼泣，但大多只是对他们说：“好啦，好啦，你们根本不是这么不幸，也不这么愚蠢，你们两个都是优秀的人；我们去划船，让忧郁消失在蓝色的海洋中吧。”我有时能这么做，把他们带出他们的小天地。但到了夜间，忧郁症重又发作……他们好像在彼此怄气似的闷闷不乐，一言不发，一句无关紧要的话便会引起争执，从心底重又唤起某种敌意。

有时我觉得，他们要不断刺激自己的伤口，似乎是因为他们能从这疼痛中得到一种乐趣，一种快感，他们需要互相折磨，正如人们需要伏特加或酸辣菜一样。不幸的是两人的身体开始显著衰弱了，他们会迅速地走进疯人院或者坟墓。

她不是天生缺乏才能，只是没有得到充分培养，又遭受了过多的损害；她的个性比他的复杂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坚韧得多，刚强得多。此外，她缺乏统一和彻底的意志，那种不幸的始终如一的精神，可是他，哪怕在极端对立的状况下，在无法调和的矛盾中，依然保持着这种精神。在她身上，一方面是绝望，是但求快死，是动不动伤心啼哭的习惯，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世俗的欢乐，内心隐藏着女性的娇气，爱好衣饰和奢侈品，她只是违背自己的愿望在勉强克制而已。她平时还是注重衣着，讲究仪表的。

她希望按照当时的观念成为一个自由的女性，一个精神上担负着重重苦难的独特女性，像乔治·桑的女主人公那样的人物……但是习惯的传统的生活像一股巨大的力量，总是把她拉向相反的方面。

那构成恩格尔松的诗意气质，抵消他各种缺点的东西，那成为他本人的出路的东西，在她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她无法追随他奔驰的思想，不能像他那样从绝望一变而为嘲弄和大笑，从坦率的微笑一变而为公开的痛哭。她跟不上他，找不到联系，感到困惑……她无从理解他忧郁的思维活动中那些漫画般的表现。

恩格尔松在嬉笑怒骂中说</a>尽了大量俏皮话和双关语以后，会越来越兴奋，马上进行即兴表演，弄得哄堂大笑；她却大为恼火，认为“他在外人面前的不体面行为”使她丢了脸。他通常会看出这一点，但兴致一来便很难适可而止，反而变本加厉逗人发笑，事后脸色涨得红通通的，流满了汗，迈着华尔兹舞步走到她跟前问道：“但是我的天，亚历山德拉·赫里斯季安诺夫娜，这一切难道不合适吗？”她哭得更伤心了，于是他蓦地变得既忧郁又痛苦，一杯接一杯地喝白兰地，然后回家，或者干脆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师长的脸越涨越红，朝着遇到的 她内心的混乱完全应该归罪于恩格尔松。

他的妻子是一个给母亲当作心肝宝贝宠坏了的孩子，到了十八岁，一个出身瑞典人的萎靡不振的老官僚便来向她求婚。正好这时她在生母亲的气，耍孩子脾气，于是马上答应了。她想有一个自己的家，自己做主妇。

当自由自在、穿着漂亮衣服接待宾客的蜜月过去之后，新娘开始感到了无法忍受的厌烦，尽管丈夫小心翼翼，对她相敬如宾，带她上戏院，为她举行晚会，她还是讨厌他，这样勉强过了三四年，终于一赌气跑回了娘家。他们离婚了。母亲死了，她剩了一个人；愚昧的婚姻，内心的空虚和饥渴，闲散的头脑，使她闷闷不乐，过早地损害了她的健康，她变得痛苦，失望。

这时恩格尔松刚被皇村学校开除。他神经过敏，喜怒无常，迫切希望得到爱情，对自己怀着近乎病态的不信任，虚荣心又折磨着他……他认识了她，那时母亲还在世，她死后，他们逐渐接近了。如果他不爱上她，那才奇怪呢。不论能不能永久爱她，他反正总会热烈地爱上她。这是必然的……因为不论她是不是寡妇，有没有出嫁过，反正她是一个没有丈夫的女人，何况她当时很苦闷，因为她爱上了另一个人，这爱情却使她很伤心。这另一个人是个精力饱满的年轻人，军官和文学家，但又是不顾死活的赌徒。他们为这疯狂的嗜好发生了争吵，后来他开枪自杀了。

恩格尔松没有离开她，他安慰她，逗她发笑，关心她。这是他的初恋，也是最后一次。她想学习，如果不进学校能够增加知识，自然更好，于是他自告奋勇当了她的导师——她希望读书。

恩格尔松给她的 “尽管我丝毫不想把这些话看作您的经验之谈，也就是说，我并不认为您这是根据本人的体验对一般人作出的判断，但直到现在我一直以为，您这类话与拉罗什富科63的大部分箴言如出一辙，也与别林斯基有一次对我们当代天才所作的巧妙评述大致相仿，那就是说这是一种夸张，一句戏言。因此当我得悉霍64在瑞士为了您的事对将军的做法表示愤怒时，我并不认为他的发怒是演戏，我相信这是真的，这才写信给您说：‘对，我看到霍是我的弟兄。’当泰向我宣称（这是有人作证的），他曾被判处‘无期徒刑+两年’时，我也信以为真，还把这话转告了其他几个人。但昨天泰太太对我说，她的丈夫从未判过刑。这样，在听到我转述他的谎言的人眼里，我也成了说谎者。这使我感到不快。谁的过错呢？当然是我，因为我‘幼稚，轻信’；但是他们也有过错，因为他们说了谎。是的，这种说大话的人我只在尼斯见过，在俄国和其他地方还没遇到过。我在1月19日给您的信上说，我不希望争吵，只想离开这些人，他们使我反感。我向您这么写是因为我对您一向开诚布公。但是您自以为是，不能理解这个非常简单的思想。否则您也许就不会托我向泰转告那种无聊的小事了。您还说，您跟人们逐渐疏远了，但同时您却要人们给您写信。我干不来这种疏远方式。

“假定在严肃的事务中，开诚布公是正直的必要条件，那么我还必须立即把下面这点向您说明：您在信上对我说，您把将军送往澳大利亚，无限期打发走了所有的人以后，您的身边除了我只剩下敌人了；还说，只要我能够坚定一些，使自己的或别人的反复无常和神经过敏对我的影响少一些，那么您和我今后还可以走一条路。对此我必须向您回答道，我觉得我对演戏，尤其是演悲剧角色，既不爱好，也不擅长，如果您不见怪，我准备继续向您提供意见，但不是与您合作……

1853年2月2日”

当然，我没有料到，这个曾经靠眼泪和啼哭赢得了我难以表达的信任的人，这个曾经与我这么接近，在我软弱无力的时候，在我的痛苦超过人的承受能力的时候，被我当作手足一般依靠的人，这个目击过、看到过我的一切遭遇的人，会把我的不幸当作演戏的厚底靴和服装，我只是利用它们在扮演悲剧角色。他一面称赞我的书，一面却在里边搜寻石子，把它们藏在怀里，以便一有机会便把它们扔到我的身上。他不仅要撕毁现在，还玷污和败坏了过去；他与我决裂时，不是尊重过去，对它保持忧伤的沉默，而是肆意谩骂和冷嘲热讽。

这信使我感到痛心，非常痛心。

我忍住眼泪，伤心地回答他道，我向他告别了，希望他今后不要再写信给我。

这样，我们之间完全失去了联系……

随着恩格尔松的离开，我心里好像又少了一点什么，我变得更孤独，来往的人也不多了，周围冷冷清清，没一个亲人……有时仿佛向我伸来了一只比较温暖的手，一个缺乏了解而热烈的人，开头并不明白我们没有共同的信仰，迅速地走近了我，又同样迅速地离开了我。不过我自己也不期望与任何人发生太密切的关系；我习惯了萍水相逢又随即分手的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既无求于他们，也不能给予他们什么，只是一起抽一支雪茄，喝一杯酒，有时给几个钱罢了。我的出路在于工作，我着手写《往事与随想》，在伦敦筹建俄文印刷所。

6

一年过去了。印刷所发展迅速，它在伦敦引起了注意，在俄国引起了恐慌。1854年春，我收到了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寄来的一篇不长的稿子。不难猜想，这是恩格尔松写的。我当即把它发表了。

后来他写信给我，要求结束不幸的争执，在共同的事业中联合起来。当然，我向他伸出了双手。他不是回信，而是几天后亲自到了伦敦，住在我家中。他又是哭又是笑，希望忘记过去的一切……向我讲了不少友好的话，重又拿起我的手，把它按在嘴唇上。我拥抱了他，深深感动，也完全相信争执不致再度发生。

但是过了几天，不祥的乌云便出现了。宿命论和波拿巴主义的阴影，在他从日内瓦发出的信中已初露端倪，现在更明显了。由于憎恨尼古拉，憎恨1848年法国革命的合唱队员，他带着他的全部装备和武器，投向了敌对的阵营。我们发生了争吵，他固执己见。我知道他容易走极端，也同样容易反复，我在等待退潮，但没有等到。

不幸的是恩格尔松当时正忙于一个惊人的计划，把整个心都扑到了那上面。

他想制造一种空中炮台，也就是一只空气球，中间装满爆炸物，同时放入许多印刷品。这是在克里米亚战争开始之时。恩格尔松提议用轮船把这些气球载到波罗的海岸边放射。我根本不赞成这计划；靠放射物进行宣传，烧毁芬兰的村庄，这除了帮助拿破仑和英国，对我们俄国人有什么意义？何况恩格尔松没有发明任何发送气球的新方法。我没多干预这事，以为他会自行放弃这种想入非非的计划。

然而情形不是这样。他带了自己的计划去找马志尼和沃尔采尔。马志尼说，他对这种事不感兴趣，但可以通过朋友把他的计划送交英国陆军大臣。大臣的答复模棱两可，计划没有遭到拒绝，但搁浅了。他要我从流亡者中找两三个军人，向他们提出气球问题。大家都表示反对，于是我一再告诉他，我也反对，我说，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力量在于宣传，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如果我们与拿破仑站在一边，我们就在道义上错了，对俄国人说来，我们成了与俄国的敌人一个鼻孔出气。恩格尔松听了大发脾气。他来到伦敦时相信一定可以旗开得胜，现在甚至遭到了我的反对，不觉又恢复了对我的仇视态度。

不久他回去接他的妻子，在五月带她到了伦敦。他们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她怀孕了，他兴高采烈地等待着未来的孩子。争吵、口角和互相埋怨都过去了。她热衷于神秘主义，疯疯癫癫地沉醉在占卜、扶乩和招魂等等迷信活动中。神灵向她预言了许多事，其中包括我的即将去世。他在读叔本华的书，笑着对我说，他要用全力鼓励她的神秘主义倾向，因为这种信念和情绪昂扬状态可以使她的心灵得到平静和安宁。

她对我很客气，也许因为我已不久于人世；有时她带着活计来找我，让我给她念《往事与随想》中的一些章节或新写的文章。过了一个月，我与恩格尔松又为波拿巴主义和气球发生争执时，她充当了调解者的角色，特地找我，请我宽恕病人，要我相信，每到春季，恩格尔松的忧郁症便会发作，以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她心平气和，表现了胜利者的宽厚，如愿以偿之后的仁慈。恩格尔松以为他靠迷信活动制服了她，却没有看到她的迷信活动也是为了对付他，使他事事听从她的指挥。

一天晚上，恩格尔松又为了气球的事与一位法国人65发生了争执，对他说了各种讽刺的话，那人以牙还牙，也用讽刺回敬，这样恩格尔松当然更加生气。他抓起帽子走了。 恩格尔松回了一封强词夺理的信，显得很生气。

接着他又给了我一份稿子，要我发表。我毫不掩饰地告诉他，这会给俄国人留下很坏的印象，因此劝他不要发表。恩格尔松便骂我想实行书报审查制度，说我建立印刷所只是为了印行我的“不朽著作”。我发表了那篇稿子，我的感觉得到了证实，它在俄国引起了普遍的愤怒。

这一切说明我们的彻底决裂已为期不远。我承认，这一次我不太惋惜。一再发作的冷热病，友谊和仇恨，吻手和精神侮辱的交替更迭，叫我感到厌烦。恩格尔松的行为越出了范围，那是不论回忆还是道歉都无法补偿的。我对他已越来越冷淡，只是听其自然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它的重要性暂时压倒了一切争执和分歧，把欢乐和希望注入了人们心中。

3月4日早上，我像平时一样在八点钟走进书房，打开《泰晤士报》，我读了十遍还是不明白，不敢相信那句话的文法意义，这则电讯的标题是：“俄国皇帝逝世”。

我忘记了一切，拿着《泰晤士报》冲进餐室，我要找孩子们，找所有的家人，告诉他们这个伟大的消息，我噙着真诚而欢乐的眼泪把报纸给他们看……几年来压在我肩头的担子消失了，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坐在家里是不可能的。这时恩格尔松住在里士满，我赶紧穿上衣服，想马上找他，但他抢在前面来了，已站在前厅里，我们彼此拥抱，什么也说不出，只有一句话：“啊，他终于死了！”恩格尔松按平时的习惯跳跳蹦蹦，跟屋里每一个人亲吻，唱歌，跳舞；我们还没安静下来，一辆马车突然停在大门口，有人拼命拉门铃，原来三个波兰人等不及火车，从伦敦坐马车赶到了特威克南，要向我表示祝贺。

我吩咐拿香槟酒——谁也没想到，这时才上午十一点钟或者更早。随后我们又毫无必要地一起前往伦敦。在街上，在证券交易所，在饭店里，大家只是谈尼古拉的死，我没遇见一个人听了这消息不松一口气的，这是从人类的眼睛中摘除的白内障，人们得知这个穿骑兵皮靴的大独裁者终于即将化为泥土，无不拍手称快。

星期日我的家里从早上起就挤满了人；法国和波兰的流亡者，德国人，意大利人，甚至认识的英国人，都带着喜气洋洋的脸色来了又走了。这天气候晴朗，温暖，饭后我们走进了花园。

一群孩子在泰晤士河边玩耍，我把他们叫到栅栏边，对他们说，我们在庆祝我们的、也是他们的敌人的死亡；我把一大把小银币丢给他们买啤酒和糖果。孩子们欢呼道：“乌拉，乌拉！尼古尔皇帝死了，尼古尔皇帝死了！”客人们也丢给他们六便士和三便士的铜币；孩子们买来了啤酒、糕饼和糖果，拿来了手风琴，开始跳舞。这以后，在我住在特威克南时期，孩子们每次在街上遇到我，总要摘下帽子欢呼：“尼古尔皇帝死了，乌拉！”

尼古拉的死使我们的希望和精神一下子提高了十倍。我立即写了一封给亚历山大皇帝的信66，随即发表了。我决定发行《北极星》文集67。

“理性万岁！”68在发刊缘起的开端我情不自禁地喊道，“《北极星》69本来被尼古拉皇朝的乌云所遮盖，现在尼古拉死了，乌云过去了， 《北极星》也将在我们伟大的受难日70重行出现，这一天的五个被绞死者成了我们的五个十字架。”71

……震动是强烈的，令人精神焕发，工作也变得加倍着力了。我宣称要出版《北极星》。恩格尔松终于动手写了篇谈社会主义的文章72，这是他在意大利就说要写的。可以设想，我们还能合作一两年，甚至更多……但是不论与他做什么，他那过分强烈的自尊心总是令人无法忍受。他的妻子也助长了他自我陶醉的心情。她说：“应该承认，我丈夫的文章是俄国思想史上划时代的著作。哪怕他从此搁笔，他的历史地位也是不容否定的。”《什么是国家》一文写得不错，但是它的成功并不能证明家属的吹捧是对的。何况它出现得不是时候，觉醒的俄国这时需要的是实际的指导，而不是蒲鲁东或叔本华式的哲学论文。

文章还没登完，与以前的一切争执性质不同的另一种争执发生了，它几乎使我们之间的一切关系彻底破裂。

一天我在他家里，孩子着了凉，有点感冒，大夫已来诊断过两次，现在又要去请 我从玛尔维达·迈森布格79那里了解了更多的情况。她有些惊慌，给我讲了他的狂妄叫嚣。据说，他用神经质的气喘吁吁的声音嚷道：“赫尔岑昨天当着两个外人的面说我是懦夫。”玛尔维达打断了他的话，说我根本不是讲他，是讲“我们在大家眼里都成了懦夫”，那是指我们所有的人。恩格尔松说道：“如果赫尔岑觉得自己没有人格，那就请他谈他自己，我不允许他这么说我，何况还当着两个坏蛋的面……”

我的大女儿听到他的叫喊跑来了，她那时才十岁。恩格尔松继续道：“不成，这该结束了，够了，我不习惯这种话，我不允许别人拿我寻开心，我得让他看看，我是什么人！”于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继续嚷道：“这是上了子弹的，上了子弹的，我等着他……”

玛尔维达站起来对他说，她要求他离开这儿，让她安静一些，她没有义务听他这些粗野的呓语，她只能认为他的行为是一种病。他说：“好，我走，您不用担心，但是首先我得请您把这信交给赫尔岑。”他抽出信纸，念了一遍，信上全是咒骂。

玛尔维达拒绝了这个任务，问他为什么他认为她应该做中间人，传递这么一封信？

“您不干，会有人干。”恩格尔松说完便走了。信没有寄出，过了一天他写了一张便条给我，对那件事只字未提，只是说他的痔疮发作了，因此不能来我家，要我打发孩子去他家上课。

我说我不想回信，于是我们的外交关系又中断了……只剩了战争关系。恩格尔松自然不会错过机会，不让这种关系充分发挥作用。

1855年秋，我从里士满迁居圣约翰树林，把恩格尔松忘记了几个月。

1856年春我见到奥尔西尼后才两天，忽然收到了他一张便条，仿佛准备与我决斗似的……

他冷静而客气地要我说明，我和萨斐是否真的传播过谣言，讲他是奥地利的奸细？他要我或者全部否定，或者告诉他，我是从谁那里听到这种卑鄙的诽谤的。

奥尔西尼是无可非议的，我自己也会这么做。也许他应该对萨斐和我多一些信任，但不论怎么说，这侮辱是巨大的。

凡是了解奥尔西尼的性格的，都可以明白，这样的人在最神圣不可侵犯的荣誉问题上受到了侵犯，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事情只能以我们的绝对清白或者某一个人的死亡来结束。

从 2?德国工人活动家。

3?法国革命家。

4?巴枯宁于1848年6月在布拉格的斯拉夫人大会上发表演说，鼓动成立泛斯拉夫联盟，支援波兰解放事业，1849年领导德累斯顿的起义，因而被捕，后来又从德国移送奥地利，并被判处死刑，最后被引渡回俄国，关在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内的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

5?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民主派人士。

6?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7?根据普希金的诗《题恰达耶夫画像》中的一行改写的。

8?巴枯宁毕业于彼得堡炮兵学校，后来又成为斯坦克维奇小组的成员。

9?俄军元帅。多马日罗夫是凡有大出殡必然到场的人物，因此这里只是说“要作旧生活的送葬者”。

10?即萨京。

11?普希金的长诗《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的人物。

12?俄国一个早年夭折的诗人。

13?我们的全部同学。——作者注

14?指赫尔岑、奥加辽夫、萨佐诺夫和萨京，这是赫尔岑小组最早的成员。

15?据希腊罗马神话，巨人萨图恩因怕孩子们推翻他竟吞食他们。

16?圣西门出生于贵族世家，自称为查理曼大帝的后裔。

17?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出身贫苦，但后来成了纱厂老板。

18?萨佐诺夫在游历了德国、瑞士和意大利之后，于1836年秋回到俄国，那时赫尔岑与奥加辽夫还在流放中。

19?库珀的《拓荒者》的主人公纳蒂·班波热爱印 42?指1855年新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登基，1861年宣布废除农奴制度。

43?他的文章《论俄国在世界博览会上的地位》发表在《北极星》 47?一个在彼得堡开餐厅的瑞士人。

48?莱瓦索（1808—1870），法国著名喜剧演员。

49?格拉索（1800—1860），法国喜剧演员和喜剧作者。

50?戈尔布诺夫（1831—1895），俄国作家和演员，具有讲故事的天才。

51?起源于法国的一种四对舞，由四对男女排成方形表演，舞式不固定，但要求各对严密配合。

52?卢梭的小说《新爱洛伊丝》的女主人公，曾与她的家庭教师热恋。

53?《俄语中的外来语袖珍辞典》，由彼得拉舍夫斯基编著，出版于1845年。它在各个词语下阐述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因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得到了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等的高度评价。

54?俄国于1845年制定了《关于教育军事学校学生的指示》，其中规定学生必须绝对服从政府及军事领导当局等等，这些规定实际上也适用于其他学校。

55?即抹大拉的马利亚，《圣经》中的悔罪者，见《路加福音》 56?欧里庇得斯的悲剧。

57?苏格拉底被法庭指控不敬神，腐蚀青年等，判处死刑，因而当众服用毒芹致死。

58?据说古希腊女诗人萨福是在失恋后从海边跳崖自杀的。

59?西克斯图斯五世（1520—1590），意大利教士，1585至1590年的教皇。当选为教皇前他一直装成衰弱的老人，实际上他雄才大略，身体强壮。

60?这个时期他写了一些非常感人的信，其中相当一部分我打算什么时候予以发表。——作者注

61?这是霍耶茨基与那个寡妇的私生女。

62?指豪格。

63?拉罗什富科是法国伦理学家，曾把他在伦理问题上的一些警句编成五卷《箴言录》，主要表现了作者愤世嫉俗的思想，后来哈代、尼采均受过他的影响。

64?指霍耶茨基。他对豪格在赫尔岑与黑尔韦格的争执中表现的粗鲁态度感到不满。

65?这人是法国的流亡者，名叫约瑟夫·多芒热，当时在赫尔岑家担任他儿子的家庭教师。

66?《致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的信》发表于《北极星》 79?迈森布格（1816—1903），德国的回忆录作者，出身贵族，在1848年革命时期与家庭断绝了关系，后流亡在英国，在赫尔岑家做他两个女儿的家庭教师，后来曾多年负责照料赫尔岑的第二个女儿奥莉加。

80?指奥尔西尼在巴黎勒佩勒蒂埃路行刺拿破仑三世。

81?米尔纳-吉布森（1806—1884），英国政治家，曾任众议员和商业大臣。

82?皮安乔尼（1810—1890），意大利政治活动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