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悲剧_往事与随想

一 1848年

1846年底纳塔利娅写信给奥加辽夫道：“了解得这么多，却没有力量处理，没有勇气对苦的和甜的一视同仁，在苦的面前束手无策，这多么可怜！这一切我了解得再也清楚不过，但还是不能为自己赢得欢乐，也不能听其自然。我不能不明白什么是好的，我也能公正地对待它，但内心的反应却郁郁不乐，折磨着我。向我伸出手来吧，与我一起说，你也对什么都不满意，许多事叫你不痛快，然后教我怎么过得高兴，过得愉快，怎么领略生活的乐趣——我具备欢乐的一切条件，只要我能发挥这方面的能力就成了。”

这几行和我已附在别处的当时日记的一些片段，都是在莫斯科的争执1的影响下写的。

阴暗的一面重又抬头了——格拉诺夫斯基一家的离开使纳塔利娅害怕，她觉得整个圈子在瓦解，只剩了奥加辽夫还和我们在一起。那个差不多还是小孩的女子2，纳塔利娅把她当自己的妹妹一般爱她，她却比别人更疏远我们。挣脱这种处境当时成了纳塔利娅梦寐以求的希望。

我们离开了俄国。

起先是新奇的事物，巴黎，后来是觉醒的意大利和革命的法国，占据了我们的整个心灵。历史事件战胜了个人的考虑。这样我们一直生活到了六月的日子……

……早在这些可怕的、流血的日子以前，5月15日3已举起镰刀割断了我们 但是她没有这样的出路。早上是孩子，晚上是我们那些愤激的、猛烈的论争——尸体检验人和江湖郎中之间的论争。她心里难过，可是我没有给她医治，我给她的是怀疑和嘲笑的苦杯。只要我对她患病的心灵的关心，有我后来对她患病的身体的关心一半那么多……我就不会听任那侵蚀她的病根发芽生长，深入到她的各个方面。我亲自姑息和培植了它们，从没想到她能否忍受和抵抗它们。

我们的生活本身也安排得很不合理。很少有安静的夜晚可以进行亲密的谈话，平静的休息。我们还不懂得闭门谢客。这年年底，从各国逃亡的人开始汇集到这里——那都是无家可归的流亡者，他们由于苦闷，由于孤独，需要寻找友好的庇护和温暖的接待。

她在信上写到过这一点：“我讨厌中国的皮影戏，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见到这些人，见到的是谁，我只觉得我见到的人太多了；这都是好人，有时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我应该高兴才是，只是次数太多了，生活像春天融雪的水滴，滴啊，滴啊，滴啊，滴个没完。整个早上我得照料萨沙和娜塔莎14，一天就这么忙忙碌碌，没有一分钟可以集中思想，心里这么乱，有时简直叫我觉得害怕和痛苦。到了晚上，孩子上床了，嗯，好像可以休息一下了，但是不，那些好人又来了，而且正因为他们都是好人，更叫人受不了；要不，我可以一个人待着，现在我却不是一个人，可我又不感到他们的存在，仿佛只是烟雾在周围旋转，它刺激眼睛，使呼吸变得困难，等他们一走，又什么也没有……明天来了，仍是照旧，再一个明天来了，也还是照旧。这一切我不想对任何别人讲——他们会以为这是牢骚，是对生活不满。你了解我，你知道，我不想和世界上的任何人交换我的生活；这只是一时的怨恨，厌倦……一阵清新的空气就可以使我恢复全部力量……”（1848年11月21日）

“如果把头脑里想过的一切都讲出来，我得说，有时我看到孩子们会变得这么害怕……我们多么大胆，多么鲁莽，强迫这些新的生命来到世上，可是使他们的生活变得幸福的东西，我们却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能提供——这太可怕了，有时我简直觉得这是犯罪；如果我们的头脑清醒一些，也许对我们说来，剥夺生命会比给予生命更轻松。我还没遇到过一个人可以使我这么说：‘如果我的孩子将来能这样……’那就是说如果他的生活能这样……我的看法变得越来越简单了。刚生下萨沙时，我曾经希望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后来我又希望他成为另一种人……最后我却希望……”

信写到这里断了，因为塔塔15长大了，正在生伤寒症，但是到了12月15日她又写道：“哦，我那时只是想说，现在我对孩子什么希望也没有，但求他们过得愉快，平安，其余都无关紧要……”

1849年1月24日：“有时我也但愿能像耗子一样东奔西跑，对这种忙碌发生兴趣，免得太闲，免得在这纷扰的世界上，在这不可避免的一切中显得太闲；可是要做我希望做的，却又办不到，总觉得自己与环境不能协调，这是多么大的痛苦，我谈的不是自己那个最亲密的圈子——是的，要是能安心待在这圈子里，那倒好了，但是不能。人应该有广阔的生活，不是一个小天地——像我们从前在意大利的时候，那多好。可是现在，这在哪儿？三十岁了，还是那些憧憬，那样的渴望，那样的不满——是的，我要高声讲出这一切。我正写到这里，娜塔莎来了，她紧紧地吻我……不满？——我太幸福了，生活那么美好……但是

为什么目光

要投向世界。

心灵要渴望

在那儿飞翔？16

我只有跟你才能这么讲话，因为你像我一样软弱，我跟别人，那些比我强或比我弱的人，我都不想这么讲，不希望他们听到我现在讲的话。对他们我会讲些别的。后来我的淡漠使我害怕，我感到兴趣的事，感到兴趣的人变得这么少……我需要大自然，不希望待在厨房里，需要有意义的活动，不希望待在斗室中；还有家庭，两三个朋友——这便是我要的一切。然而大家那么善良，关心我的健康，关心科利亚的耳聋……”

1月27日：“我终于没有力量注视这临终前的痉挛了，它们继续得太久了，而生命却这么短促；利己主义主宰了我，因为我觉得自我牺牲毫无意义，它无非只能证实一句谚语：‘与人在一起，死也不可怕。’但是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跑到美国去……我们所相信的，我们认为可能实现的，其实只是一种预言，一种过早的预言。多么痛苦，多么悲哀——我真想像孩子一样大哭一场。什么是个人的幸福？……社会像空气一样包围着你，这空气里充满的只是临终前的瘟疫的气息。”

2月1日：“N17……N……我的朋友，如果你知道，在我们私人生活的大门外，一切是多么黑暗，多么悲惨！啊，如果能关起大门，待在屋里，除了这个狭小的圈子，忘记一切……

“那无法忍受的纷乱，它的后果可能会影响几个世纪；我这人太懦弱了，无法超越这一片混乱，望见遥远的将来——我的生命在缩小，在消失。”

这封信的最后是：“我但愿我这么渺小，甚至不感到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感到它的时候，我便感到了一切存在的事物的不可调和……”

预 兆

反动胜利了；从苍白阴暗的共和国中升起了一些野心家的影子；国民自卫军到处搜捕劳动者，警察局长把爪牙派进了树林和地下避难所，缉拿逃亡者。军警以外的人员则负起了告密和侦探的责任。

秋天以前，我们还生活在自己人中间，我们用本国的语言生气和叹息：图奇科夫一家18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19也在我们这里，安年科夫20和屠格涅夫每天必到；但是大家都望着远方，我们的小圈子正在瓦解。血流遍地的巴黎已不值得留恋，虽然不是非走不可，但大家都打算离开21，也许这是为了摆脱精神上的苦闷，摆脱六月的印象，然而这魅影笼罩在各人心头，再也不会消失了。

为什么我不一起走呢？那就可以避免不少灾难，我也不必把那么些生命，以及我自身的许多东西，呈献在残酷无情的神的祭台上了。

我们跟图奇科夫一家，跟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分离的日子，像乌鸦的叫声一样，成了我生活中一种不祥的预兆；可是它像其他千百个信号一样，没有引起我的警惕。

凡是经历过许多艰难挫折的人，都能想起一些日子和时刻，一些几乎难以觉察的细节，转折便是从那时开始，风向也是从那时改变的；这些先兆或警告完全不是偶然的，它们只是后果，是准备进入生活的事物的开始显现，正在暗中观望的、已经存在的事物的初次暴露。我们却不理会这些心理预兆，嘲笑它们，仿佛看到别人撒落了盐碟或者弄熄了蜡烛，因为我们总是违背事实，夸大个人的独立性，骄傲地指望自己驾驭自己的生活。

在我们的朋友们动身的前夕，他们和另外三四个亲密友人聚集在我们家里。他们要坐早上七点钟的火车走，睡觉太没意思了，大家希望在一起更好地度过这最后几个小时。起先大家很起劲，情绪显得激动，这是每当分离时必然会有的现象，但逐渐乌云笼罩了大家的心……谈话变得索然无味，大家有些不自在，杯中的酒也失去了香味，勉强说笑并不能带来欢乐。有人看到天色发亮，拉开窗帷，青白色的光线射在各人脸上，像库图尔22画中一群饮酒作乐的罗马人。

大家闷闷不乐，忧郁憋得我喘不出气。

我的妻坐在不大的沙发上，图奇科夫的小女儿跪在她前面，把脸埋在她的胸口——她把这个女孩子称作“我的心灵的康素埃洛”23。她热爱我的妻，离开她到偏僻的乡村去是出于无奈。她的姐姐忧郁地站在旁边。康素埃洛一边哭，一边小声说着什么；玛·费忧郁地坐在离她们两步远的地方，一言不发，她早已习惯了向命运屈服，她了解生活，在她的目光中只是简单的“别了”，而从两位少女的眼泪中透露的却是“再见”。

后来我们去送他们。高大空旷的石造车站里寒冷彻骨，门砰砰作响，猛烈地开关着，穿堂风从四面吹入。我们坐在墙角的一张长凳上，图奇科夫正忙着照看行李。突然门开了，两个喝醉的老汉吵吵闹闹走进候车室。他们的衣服沾满了污泥，脸上的肌肉扭歪了，给人一种粗野放荡的印象。他们进屋时边走边骂，一个想揍另一个，另一个闪开了，却挥起拳头，用尽全力，正打在那人脸上，老头子喝醉了，一个踉跄倒在地下，头撞在石板上，发出了尖厉刺耳的响声；他大喊一声，抬起了头，血流在花白的头发和石板上。警察和旅客大吃一惊，赶紧把另一个老人拦住。

从昨晚起我们一直情绪激动，心潮起伏，在紧张的状态中勉强支持着，现在大厅中头颅骨碰到地上的骇人声音，在大家身上引起了歇斯底里的反应。我们的家和整个生活圈子一向平静安详，从来没有“哭叫吵闹的现象”，以致眼前的一切叫我们受不了，我感到浑身战栗，我的妻几乎昏厥，幸好这时铃声大作——“时间到了！赶快！”于是一眨眼，我们已孤零零地留在栅栏外面了。

对于告别的人，没有比法国警察在铁路沿线所实行的办法更不文明、更惹人生气的了；他们剥夺了送行者最后的两三分钟……他们人还在这儿，机车的汽笛还没有响，火车还没有开动，然而你们之间已被一道障碍，一个栅栏，一些警察的手隔开——尽管你希望看到他们怎么坐下，火车怎么开动，然后望着它怎么远去，变成一片尘土，一阵烟，一个黑点，你要注视着它，直到什么也看不见……

……我们默默地坐车回家。一路上我的妻轻轻哭着，为自己的康素埃洛的离开感到伤心，不时把围巾裹一裹紧，问我道：“你记得这声音吗？它还在我的耳边。”

到了家中，我劝她躺下休息，自己坐在那儿读报；我读了巴黎报纸的社论栏，还有小品文，杂文栏，看看表，还没到十二点，这么长的日子！我去看安年科夫，他日内也要动身了；我与他一起出外散步，在街上比读报更无聊，只觉得这么忧郁……仿佛良心的谴责在折磨着我。“到我家里吃饭吧。”我对他说，我们到了家。妻真的病了。

晚上凄凉寂寞，兴味索然。

“那么已经决定了，”分别时我问安年科夫，“您在本周末动身？”

“决定了。”

“您在俄国不会愉快。”

“有什么办法，我不能不走；我不会待在彼得堡，我要到乡下去。说真的，这儿怎么样也只有天知道，说不定您留在这儿也会后悔的。”

那时我还可以回国，船还没有被我烧毁，雷比勒奥和卡利埃还没有写秘密报告24，但是我在心里已经决定了。尽管这样，安年科夫的话还是触痛了我敏感的神经，我想了想，答道：

“不，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得留下，如果要后悔，也只能后悔那天在莫伯特广场的街垒上，一个工人把枪给我时，我没有接受。”

在绝望和软弱的时刻，当痛苦使我无法忍受，觉得我的一生只是继续不断的错误，当我怀疑自己，怀疑最后一线希望，怀疑所有的一切时，我的头脑里许多次闪过这样一些话：“为什么在街垒上，我不从工人手中接过武器来？”要是那时给流弹打死了，我至少还可以带着两三个信念走进坟墓……

时间又慢慢拖下去……过了一天又一天……忧郁，苦闷……有时来几个人，相处一两天，然后又走了，消失了，再也见不到了。到了冬天，各国的流亡者相继出现，这是从其他遇难船只上逃生的水手；他们还充满着信心和希望，认为在全欧洲掀起的反动浪潮，只是偶然吹过的一阵狂风，暂时的挫折，他们等待着明天，等待着一星期后东山再起……

我意识到他们错了，但是他们的错误叫我高兴，我尽量使自己糊涂一些，我与自己斗争，在烦躁不安中打发日子。这段时间在我的记忆</a>中，就像生活在煤烟弥漫的屋子里……我苦闷得走投无路，我想从书本中寻求解脱……在喧哗中，在不问世事的家庭生活中，在朋友的聚会中寻找精神寄托，但是总觉得缺少什么，笑不能使我愉快，酒只能增加烦恼，音乐刺痛心灵，欢乐的谈天</a>最后总是以忧郁的沉默结束。

内心的一切遭到了凌辱，一切都给推翻了，剩下的只是明显的矛盾，一片混乱；一再的幻灭，一再的失望。早已形成的精神生活的基础又成了问题；严峻的事实从四面八方升起，驳斥着它们。怀疑把自己沉重的脚踹到了最后的财富上；它要摧毁的不是教会的圣器室，不是学究的长袍，而是革命的旗帜……它从一般的观念渗入了生活。理论上的否定与变成行动的怀疑是截然不同的，那是跨前了一大步，因为思想是勇敢的，语言是大胆的，它可以轻易说出内心害怕的话；信仰和希望的火焰还没有完全熄灭，智慧已跑在前面摇头。心落后了，因为它恋恋不舍，当智慧在判决和惩罚时，它还在告别。

也许，在青年时期，一切还在燃烧，奔腾，一些信仰的丧失只是为另一些扫清道路；也许，在老年时期，由于厌倦，一切已变得漠不相干——对于这些人转折是轻松的，但是“在人生的中途”25，那是不能不付出代价的。

最后，这难道是闹着玩的吗？那神圣的一切是我们所爱过的，向往过的，为之作出过牺牲的。生活欺骗了我们，历史欺骗了我们，为它自己的利益欺骗了我们；它需要疯狂的人作媒介，至于他们清醒以后怎么样，这与它无关，它只是利用他们，然后让他们在残废收容所里了结一生。这是耻辱，令人懊丧的耻辱！可是在你的身边，心地单纯的朋友们耸耸肩膀，对你的灰心，你的焦躁感到讶异，他们等待着明天，他们想望的、从事的永远是同一些事，他们什么也不理解，什么也不能使他们停止，他们一直在走——然而始终没有前进一步……他们批评你，安慰你，指责你——这多么无聊，多么叫人受不了！

他们自称是“信仰的人，爱的人”，把他们与我们这些“怀疑和否定的人”相对立；他们不明白，把一生抚育的希望连根拔除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知道什么叫为真理而痛苦，他们从未为任何珍宝“号啕大哭”，像一位诗人说的那样：

我从受伤的心里挖出了鲜血淋漓的它，

我号啕大哭，抛弃了它。26

这些永不清醒的疯人是幸福的——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内心斗争，他们的痛苦只来自外在的原因，来自凶恶的人和意外的事故；他们的内心始终是完整的，良知始终是平静的，他们对一切心安理得。正因为这样，咬啮别人的内心的苦闷，在他们看来只是奇谈怪论，只是思想闲得无聊的消遣，只是无病呻吟。他们看到伤员嘲笑自己的木足，便得出结论，认为手术对他算不得什么；他们从未想到，他为什么未老先衰，锯断的腿遇到天气变化，遇到刮风下雨，如何隐隐作痛。

我这场病的合乎逻辑的自白，我的病历——那些被侮辱的思想的流露，已写在一系列文章中，它们便是《来自彼岸》。我在那里批判了我心中那些最后的偶像，我为我的痛苦和受骗，用讽刺向它们作了报复；我嘲笑的不是别人，是我自己，但我再次受到了迷惑，认为自己获得了自由，于是我又摔了跤。我对言语和旗号，对奉为神明的人类，对西方文明的唯一拯救者——教会，失去了信仰，但我仍相信着几个人，相信我自己。

我看到一切都在崩溃，我希望得救，开始新的生活，随着两三个人一起离开，回避和不再接触那些多余的人和事……在最后一篇上，我高傲地写上了我的题目：“我之所有尽在我身”27！

在事变的深渊中，在公共事务的漩涡中，生活瓦解了，烧伤了，一半腐烂了，它变得无所作为，只得重又退回青年的抒情时期，可是那已是没有青春、没有信仰的青年时期。我把赌注押在自己身上，我的船终于碰到水底的礁石上，撞得粉碎。确实，我没有遇难，但我失去了一切……

伤寒症

1848年冬，我的小女儿28病了。她觉得不舒服已好久，接着开始发低烧，后来烧似乎退了。给她看病的是名医雷厄，他认为她应该坐车到外边兜兜风，尽管那是冬季。这天气候晴朗，但并不暖和。她回家时脸色异常苍白，要吃些东西，但没等汤煮好，已在我们旁边的沙发上睡熟了。过了几个小时，她还没醒。自然科学家福格</a>特的弟弟是学医的，正好在我们家。他说：“你们瞧这孩子，这不是正常的睡眠。”她脸上死一般的苍白，有些发青，我感到害怕，把手按在她额上——额头冰凉的。我亲自跑去找雷厄，幸好他在家，我把他拉来了。孩子还没醒，雷厄抱起她，使劲摇晃，还要我大声呼叫她的名字……她睁开眼睛，说了一两句话，又闭上眼睛，死一般地睡着了，几乎看不出她还在呼吸。她在这种状态中继续了几天，变化很小，不吃，也几乎不喝，嘴唇发黑，指甲发青，身上出现了皮疹——这是伤寒症。雷厄几乎什么也没做，只是等待，观察病情的变化，这不能给我们多大希望。

孩子的神情是骇人的，看来她随时可能死去。妻面色苍白，默不作声，日夜守在床边，眼睛上蒙着一层珍珠似的光泽，这是疲倦、痛苦、精力衰竭和神经极度紧张的表现。一次，夜里一点多钟，我仿佛觉得塔塔已停止呼吸，我看看她，竭力掩饰心头的恐怖；我的妻猜到了。

“我的头脑发晕，”她对我说，“给我一点水。”

我把杯子给她时，她没有一点知觉。这时屠格涅夫在我们家，与我们一起分担这些悲伤的时刻，他赶往药房买阿摩尼亚水，我一动不动，站在两个失去知觉的人中间，望着她们，束手无策。使女给我的妻擦手，用水搽她的太阳穴。过了几分钟，她醒过来了。

“怎么样？”她问。

“塔塔好像睁开眼睛了。”心地善良的使女路易莎说道。

我看了看，她真的好像醒了；我小声叫她的名字，她睁开眼睛，用干得裂开的发黑的嘴唇笑了笑。从这时起，她逐渐复原了。

有些毒害比孩子的病更危险，给人的折磨和痛苦更多，我知道它们，但最坏的还是那种慢性的毒害，它悄悄地侵蚀你的精力，使你疲惫不堪，让你感到委屈，感到无能为力，只得扮演旁观者的可怕角色。

凡是亲手搂抱过一个婴孩，感到过他怎样逐渐变冷，变重，变成石头的人，凡是听到过他最后的呻吟，意识到那虚弱的身子在祈求怜悯，祈求拯救，希望让他留在世上的人，凡是目睹过放在桌上、裹在粉红缎子里的漂亮的小棺木，看到过镶花边的洁白外衣把蜡黄的脸色衬托得更加分明的人，只要看到孩子一病，不禁就会想：“恐怕又有一个小棺材要出现在桌上了吧？”

灾难是一所不祥的学校！当然，一个人经历的灾难多了，忍受能力也会增强，但这是由于他的心灵创伤多了，感觉迟钝了。一个历尽坎坷的人却不能不对他经历的一切心有余悸。他失去了对明天的信心，而没有这种信心便什么事也做不成；他变得无动于衷，因为习惯了各种骇人的思想；终于他害怕灾祸，也就是害怕再度经历那一连串痛苦的煎熬，一连串心灵的刺激，那是不会随着乌云一起从记忆中消失的。

孩子病中的呻吟引起了我这种内心的惶恐，它使我不寒而栗，我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克服这种纯粹神经质的印象。

就在那一夜过去后， 黑尔韦格自然不愿待在家里，要在我们这儿寻找平静与和谐。他认为我们的家庭是理想的家庭，他喜欢这儿的一切，他崇拜这儿的每个人，包括孩子在内。他幻想着怎样跟我们一起跑得远远的，然后在那里安静地观看欧洲这台黑暗的戏剧，一直看到最后一幕。

尽管这样，除了对一般的事我们持有同样的或者非常接近的理解以外，我们很少共同之点。

黑尔韦格似乎认为世上的一切都是为他存在的；他专为自己打算，要求别人理解他；他既胆怯又自私，不相信自己，同时又自命不凡。这一切合在一起便使他装模作样，喜怒无常，有时故意做得忧心忡忡，悲天悯人，有时又冷若冰霜。他经常需要有人照料，有人做伴，需要那种既是奴仆又是朋友的人（就像埃玛充当的角色），这种人在他不需要的时候可以忍受他的冷面孔和他的申斥，但当他一旦需要，他们又得马上为他奔走，装出笑脸，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命令。

我也寻求爱和友谊，寻求同情，甚至鼓掌，希望引起这种效果，但我从来不会像女人和猫那样装出一副苦闷和委屈的媚态，也不会老是要别人理解自己，体贴自己。也许，我行为中的自然真诚、过度自信和健全纯朴，那种听其自然的态度，也是一种自尊心的表现，尽管我会因此招来灾祸，也置之不顾。在欢笑和悲痛中，在爱和互相关心中，我的感情都是真诚的，我感到快乐和忧愁不是因为我想到了自己。我有强壮的肌肉和神经，我可以独立自主，不必依赖别人，我准备向别人伸出热情的手，但我不会像乞求施舍似的乞求别人的帮助和支持。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不难想象，我和黑尔韦格之间有时会发生不愉快的冲突。但是首先，他对我比对别人谨慎得多；其次，他承认错误的伤心自白总能使我完全解除武装。他不是申辩，而是在友谊的名义下请求我宽恕他的软弱性格，这是他自己也知道并且加以谴责的。我扮演着一种保护人的角色，在别人面前卫护他，同时批评他，他也总是马上认错。他的屈服使埃玛大为扫兴——她为此嫉妒，总要取笑他几句。

1849年到了。

三 心的迷乱

到了1849年，我在黑尔韦格身上逐渐发现了各种变化。他反复无常的性格显得更突出了。有时无法忍受的忧郁会突然袭击他，弄得他坐立不安，不知怎么办好。他的丈人终于破产了，勉强保留的一点钱还得养活家里的其他人，贫穷更加来势凶猛，叩击着诗人的门……他想到这一点便心惊胆战，失去了一切勇气。埃玛在使劲挣扎，东奔西跑借债，抵押和变卖物品……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让他看到他们的真实处境。她不仅放弃了自己的一切必需品，而且不给孩子添置衣服，而这只是为了让他可以在“普罗旺斯兄弟”57饱餐一顿，买些无用的小玩意儿。他向她要钱，不知钱是哪里来的，也不想知道。我为此与她争吵，说她会毁了他，也向他指出这一点，可是他坚决不听，她却生我的气，结果一切照旧。

虽然他害怕贫穷到了可笑的程度，他的忧郁却另有原因。

他发牢骚的时候，反反复复讲的是同一套话，这终于使我厌烦了。我有些生气，听到他一再抱怨自己软弱，同时责备我不需要体贴和温存，可他却由于得不到亲人的安慰正在日益憔悴和死亡；说他这么孤独和不幸，恨不得一死了事，还说他非常尊重埃玛，但是他那颗柔弱的心与她的气质迥然不同，她的粗鲁庸俗，“甚至她的大声说话”都叫他受不了。然后他又唠叨说，他对我的友谊怀有热烈的信心……从这种神经质的狂热状态中，我慢慢发现了一种感情，它使我吃了一惊——为他也像为我一样。我觉得，他对纳塔利娅的友谊已超过了一般的程度……我无法可想，只得保持沉默，但我为此担忧，预见到这将使我们迅速走上一条灾难的道路，我们的生活出现了危机……一切都破灭了。

不断谈论失望，不断祈求别人理解，祈求温存体贴，说一切全赖于它，然后啼哭，抽泣——这些对一个女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何况这个女人刚失去了好不容易获得的宁静状态，正为我们周围那带有深刻悲剧意义的环境忍受着痛苦。

纳塔利娅对我说：“有一个角落跟你是无缘的，这对你的性格非常合适：你不了解那种渴望得到母亲、朋友、姐妹的体贴关怀的心情，黑尔韦格目前的痛苦便是这样。我了解他，因为我也有这种感觉……他是个大孩子，而你是成年人，一点小事就可以使他伤心，也可以使他快活。他会为一句冷酷的话难过得要死，我们应该体谅他……然而一点小小的关心、温暖和同情，就能使他感激不尽……”

真的？……但是不，他在跟她谈以前应该先对我说……我会严格保守秘密，不泄露一句话，可惜的是他没有找我谈……

一个人可以保守秘密，不把它告诉任何人，不过这是任何人。如果他要谈自己的爱情，那么他不可能对一个在心灵上与他如此接近的人保持沉默，何况这秘密与这个人有着切身利害关系——这么说，他还没有谈。我这时忘记了以前读过的那本小说《亚米尼乌》！

……1849年底，我从苏黎世到了巴黎，为我母亲那笔被俄国政府扣留的钱奔走。在离开日内瓦时我与黑尔韦格分别了。现在我顺路到伯尔尼探望他。

我发现他正把《来自彼岸》的一部分校样念给特里尔的西蒙58听。他一见我便扑了上来，好像我们已好几个月不见。我当天晚上就走，他一分钟也不肯离开我，一再重复那些热情洋溢、表示友好的话。为什么那时他没有勇气直截了当把心里的话向我公开呢？……那时我的心情很温和，一切都会合乎人情地解决。

他送我到驿站，告别之后，驿车驶出了大门，他还把身子靠在大门上，站在那儿擦眼泪……这几乎是我还真正爱这个人的最后一分钟了……我想了一夜才想起了一个字，它老是不离开我的头脑：“灾害，灾害！……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我的母亲不久离开了巴黎，我暂住在埃玛家，但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这种冷清对于我是必要的，我需要独自一人考虑怎么办。纳塔利娅寄来的信谈到了她对黑尔韦格的同情，这给了我借口，我决定写信给她。我的信是悲伤的，但很冷静；我安详地要求她仔细检查一下自己的心，坦率地对待自己和对待我；我提醒她，我们的过去和全部生活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没有什么事是不能谈的。

纳塔利娅回信道（这封信还保存着，其余的信在政变59时几乎全都销毁了）：“你九日的信收到了，我现在也坐着，总是在想：‘这是为什么？’我哭了又哭。也许一切全是我的错，也许我不配活在世上。但我觉得，我与以前晚上剩下一人后给你写信的时候并无不同。我在你面前，在全世界面前都问心无愧，我没有听到我的内心发出一声责备。我生活在对你的爱中，就像我生活在上帝的世界中一样，没有它，我就失去了生存的地方。把我抛出这个世界——我能到哪儿去呢？除非重新投胎。它像自然界一样与我不可分割，我从它而来，仍回到它那里。我一分钟也不能有其他感觉。这世界是广阔的，丰富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内心世界更丰富的，它也许太广阔了，使我的整个身心和要求也得到了无限的扩展；在这样丰富的状态中，有一些时刻（那是从我们一起生活以来便出现的）我觉得，在我的内心深处似乎有一种头发那么细的东西在搅乱我的心灵，但不久一切又归于平静了。”

在另一封信中，纳塔利娅又写道：“这不满足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它给撇在一边，它在寻找另一种同情，而在黑尔韦格的友谊中找到了它。”

我觉得这还不够，于是又给她写道：“不要回避对内心作深入坦率的考察，不要寻找托词，诡辩不能使你摆脱漩涡——它还是会把你卷走的。在你的信里有一种新的音调，它是我不熟悉的——不是忧郁的音调，是另一种……现在一切还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有勇气彻底解决它。想想吧，在我们把困惑我们心灵的秘密形诸语言以后，黑尔韦格必然成为我们的和声中一个错误的音符，否则便是我。我准备带着萨沙前往美国，然后看看情况究竟怎样……我会难受，但我要尽量忍耐；在这儿我会更难受，而且无法忍耐。”

她用恐怖的号叫回答了这封信；与我分离的思想从未在她头脑中出现过。“你怎么啦！……怎么啦！……我，我与你分开，这怎么可能！不，不，我要来找你，马上来找你——让我收拾一下行李，过几天就带孩子们到巴黎来。”

从苏黎世动身那天，她又写信道：“正如在暴风雨中触礁之后，我又要回到你的身边了，我像回到我的祖国，充满着信心，充满着爱。但愿你的心情也像我现在一样！我会比什么时候都幸福。我还是那么爱你，但是对你的爱我已有了更深的认识；生活的账全部结清了——我不再期待什么，不再指望什么。那些误会！——我感谢它们，它们向我说明了不少事，而它们本身却会过去，像乌云一般消失。”

我们在巴黎的会面并不愉快，但是贯穿着一种感觉，就是我们真诚而深刻地意识到，风暴不能真正拔起我们深入地底的树根，要我们分开是不容易的。

在当时漫长的谈话中，我发现了一件事，它使我惊讶，我研究了几次，每次都相信我是对的。尽管还保留着对黑尔韦格的热烈同情，纳塔利娅对自己走出那不祥的蛊惑的圈子似乎感到轻松，呼吸也自由一些了。她怕他，觉得他的灵魂中有一股黑暗的力量，他那无边的利己心理也使她感到惶恐，她要在我这里寻找支持和保护。

我和纳塔利娅的通信谈些什么，黑尔韦格一无所知，但他明白我的信一定对他不利。确实，除了其他，我对他非常不满。埃玛在挣扎，啼哭，尽量向他讨好，替他弄钱，但他不是不回她的信，便是在信上挖苦她，索取更多的钱。他给我的信还保存着，它们倒像情人的歇斯底里的独白，不像友人的通信。他流着眼泪责备我对他冷淡，恳求我不要抛弃他，没有我，没有以前那种充实而明朗的同情，他便不能生活，他诅咒误会和“不明事理的女人”（那是指埃玛）的干预；他渴望开始新的生活——在遥远的地方，与我们在一起；他又称我是他的父亲，他的兄长，他的孪生弟兄。

对这一切，我回答他的是不同的调子：“想想吧，你可能开始新的生活吗？可能脱胎换骨……战胜腐朽的文化带给你的邪病吗？”有两次我还提到了阿乐哥，老茨冈人对他说：“离开我们吧，骄傲的人，你要自由，只是为了你自己！”60

他用责备和眼泪回答我的信，但并未透露什么。他在1850年写的信和在尼斯的最初几次谈话，成了骇人的揭发材料……揭发什么？欺诈，狡猾，虚伪？……不，如果那样，那就不稀奇了——应该说，那是揭露了我多次谴责的西欧人那种精神退化的两面作风。我时常思考我们这出悲剧中的各个细节，总不免感到诧异，这个人怎么没有一次，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直接的内心活动，暴露过自己。他既然感到不可能与我坦诚相见，怎么还想方设法，要与我越来越接近，在谈话中接触到心灵中那些神圣的方面，那些只有彼此襟怀坦白、毫无隔阂才能接触到，不致引起亵渎感的方面？

他猜到我的怀疑后，不仅依然保持缄默，还变本加厉，要我确信他的友谊；与此同时，他又用他的绝望加紧了对那个给他弄得心乱如麻的女人的进攻；他一方面用消极的沉默继续欺骗我，另一方面又恳求她（这是我后来知道的）不要用不谨慎的言语使他失去我的友谊——这样，从这个时候起，他走上了罪恶的道路。

罪恶！……是的……后来的一切灾难不过是它不可避免的后果——这些灾难是不会由于死亡而了结，也不会由于悔恨而终止的，因为它们不是惩罚，只是后果；它们会传到下一代——已经做过的事是铁面无情，无法消灭的。惩罚可以赎罪，使一个人与自己、与别人和解，悔恨也能赎罪，但后果会沿着自己可怕的道路发展。为了避免它们，宗教发明了天堂和它的前室——修道院。

……我被驱逐出巴黎后，差不多同时埃玛也被驱逐了。我们打算在尼斯（当时它属于意大利）住一两年，埃玛也到了那里。过了一段时候，也就是将近冬天，我的母亲也不得不来到尼斯，黑尔韦格与她一起来了。

为什么我和纳塔利娅去的正好是那个城市？这问题在我和别人的头脑中都出现过，实际上它无足轻重。且不说无论我到哪里，黑尔韦格都会跟踪而至，即使不是这样，地理和其他外在措施有什么用，它们徒然使我感到屈辱而已。

黑尔韦格来了以后，两三个星期一直装出一副绝望到了极点的维特61的神气，而且那么明显，以致一个路过尼斯的俄国医生相信他马上要发疯了。他的妻子总是眼泪汪汪的——他对她的态度非常粗暴。她在纳塔利娅的房间里一哭就是几个钟头，两人都相信，他随时都会投海自尽，或者用手枪打死自己。纳塔利娅脸色苍白，神态惶惶不安，举止重又变得焦急烦躁，甚至在对孩子的态度上也表现了出来，这一切使我清楚地看到了她内心的紧张活动。

还没有说出一个字，但是从表面的平静中，一个不祥的怪物已在逐渐逼近，它像树林边上出现的两点亮光，一会儿消失，一会儿显现，这证明一只野兽正在走来。一切在迅速奔向结局。然而奥莉加的诞生推迟了它的到来。62

四 又是一年（1851年）

新年前夕，纳塔利娅给我看一幅水彩画，那是她向画家居约63定购的，画的是我家的平台，一部分房屋和院子，院子里孩子们在玩，塔塔的山羊躺在地上，纳塔利娅本人站在平台的远处。我以为这画是给我的，但纳塔利娅说，这是她想送给黑尔韦格的新年礼物。

我很不高兴。

“你喜欢它？”纳塔利娅问。

“我非常喜欢这幅水彩画，”我说，“如果黑尔韦格不介意，我要照样定购一幅。”

从我苍白的脸色和口气，纳塔利娅明白，这些话是挑战，也是内心强烈激动的证明。她瞧了我一眼，泪水涌上了眼睛。

“那么你就拿去吧！”她说。

“笑话，我不会这么做。”

我们没有再谈什么。

1851年的新年我们是在我母亲那儿度过的。我心里气呼呼的，坐在福格特旁边，一杯接一杯的替他和我自己斟酒，同时讲些尖酸刻薄的笑话。福格特哈哈大笑，黑尔韦格却闷闷不乐地望着我，皱起了眉头。他终于明白了。为新年祝酒后，他举起酒杯说道，但愿“未来的一年不致比过去的一年坏”，他全心全意希望这样，但没有把握，相反，他觉得“一切的一切都在崩溃，毁灭”。

我没有作声。

……事情正如我所预料的，纳塔利娅主动提出要和我谈谈。在水彩画事件，以及我母亲家的新年宴会以后，这再也不能拖延了。

谈话并不顺利。我们两人都不再像一年前那么站得高了。她有些为难，怕我出走，也怕他离开，想独自回俄国住一年，又迟疑不决。我看到了动摇，看到他的自私将会毁灭她——她没有力量反抗。我开始对他的沉默感到愤怒。

我复述了我的话：“我再一次把我的命运交在你的手中，再一次请你权衡一切，考虑一切。我还准备接受你的任何决定，准备等待一天，一个星期，只希望你的决定是最后的决定。”我说：“我觉得我的力量已到了最后限度；我还可以忍受一切，但我也感到，我已不能长期这么下去。”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她淌着眼泪说，“这叫我受不了。”这样的话她不是轻易说的。“应该走的是他。”

“纳塔利娅，不要急，不要急于作出最后的决定，因为这必须是最后的决定……多考虑考虑吧，随你考虑多久都可以，但必须给我一个确切的回答。我无法忍受这样反复不定……我给弄糊涂了，变得束手无策，快发疯了……你要怎么办都可以向我提出，但是得干脆一些……”

这时我母亲带着科利亚来了，邀我们去芒通65玩。我们出去坐车，发现少一个座位。我向黑尔韦格指指座位。他平时从不客气，这时却不肯坐下。我看了看他，便关上了车门，吩咐车夫：“走！”

只剩了我们两人站在住宅前面的海岸上。我心上压着一块石板，他也没开口，脸色白得像纸，避免接触我的目光。为什么我不对他直说，也不从岩石上把他推进海里？我心神不定，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向我谈诗人的痛苦，说生活这么不合理，以致诗人到处给人带来不幸；自己痛苦，也使一切接近他的人痛苦……我问他读过乔治&middot;桑的《荷拉斯》吗？66他说他不记得了，我劝他读一下。

他便上维斯康 “您必须尽一切努力，不让这个不幸的插曲登在报上。”泰西埃对我说。“它会把事情弄糟，使您和您所悼念的亲人，以及我们大家，永远成为人们的笑柄。”

晚上豪格把原稿交给我。泰西埃说得对。这样的打击会弄得无法收场。一切都是出于对我、对亡故者的热烈而真诚的友情，可一切又那么可笑——哪怕在这个流泪和绝望的时期，仍使我觉得那么可笑。整篇文章是用唐·卡洛斯103的语调写的——只是用了散文。一个能够写出这种文章的人，一定把自己的作品看得很了不起，不经过斗争，他是不会让步的。我的任务并不轻。文章全是为我写的，是出于对我的友谊，充满了善意、真诚和正义，可是我非但不感激他，反而要彻底铲除他头脑里那个他自鸣得意的牢固想法。

我不能退让。我考虑了好久，决定给他写一封长信，感谢他的友谊，但请他不要发表这篇回忆录。“如果非把这件骇人的事公诸报端不可，那么只有我一个人才有这伤心的权利。”

我把信封好后，在早上七时送给豪格。豪格复信道：“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我给您和她树立了一个纪念碑，我把您放在不可企及的高处，要是谁敢说个不字，我就得封住他的嘴巴。但既然这是您的事，您有权决定一切，如果您要写，理所当然，我就让您写。”

他整天闷闷不乐，心烦意乱。到了晚上，一个可怕的思想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万一我死了，他仍会把那个纪念碑树立起来，因此告别时我拥抱他以后说道：

“豪格，不要生我的气，在这件事上确实没有比我更好的法官。”

“我没有生气，我只是觉得痛心。”

“好吧，既然您不生气，那么把您的原稿留在这儿送给我吧。”

“完全可以。”

想不到从那时起豪格便在文风问题上对我产生了不满，后来到了伦敦，有一次我提到他给洪堡和麦奇生104写的信文字过于雕琢，过于华丽。豪格听后笑笑道：

“我知道您是辩证学家，您的文体充满犀利的智慧，但是感情和诗需要另一种语言。”

我得再一次感谢命运：我不仅拿走了他的稿件，在动身去英国时还把它销毁了。

打耳光的消息传开了， 《苏黎世报》上突然登出了黑尔韦格自己署名的文章。他写道，那记“著名的耳光”纯属向壁虚构，相反，他“把豪格一推，豪格撞在墙上，背部还沾了一身白粉”；关于这一点，别的姑且不论，凡是知道豪格身强力壮、手脚灵活，巴登那位军事首长却笨手笨脚、身体虚弱的人，无不心中有数。接着他又说，这一切都是赫尔岑男爵用俄国金钱策划的大阴谋，找他闹事的两个人便是我雇用的。

豪格和泰西埃当即在同一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严正声明，讲了事实的经过，文字简短扼要、心平气和。

我在文章后面附了一个说明，我说我从来没有雇用任何人，除了我的仆人和黑尔韦格，因为后者这两年都在靠我养活，我在欧洲认识的人中，也只有他欠了我一大笔债。这种手段本来与我无缘，但为了保护两个被诬蔑的朋友，我只得使用了它。

黑尔韦格又在同一报纸上对此作了反驳，说按照他的境况，他从来不必向我借钱，也从来不欠我一个戈比。确实，钱都是他妻子替他借的。

与此同时，苏黎世的一个医生写信通知我，黑尔韦格委托他向我提出决斗。

我通过豪格答复道，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认为黑尔韦格不配提出这要求，对他的制裁已经开始，我要继续走自己的路。在此我不得不指出，站在黑尔韦格一边的只有两个人（除埃玛外）：这个医生和理查·瓦格纳105，一个未来的音乐家。这两人对黑尔韦格的为人其实并无好感；医生在发出挑战书时附带写道：“至于事情的是非曲直，我不知道，也完全不想知道。”他在苏黎世对自己的朋友们说：“我想，他恐怕不会真的决斗，只想借此机会造造声势。不过我不会让他捉弄我，跟我开玩笑。我对他说，我的口袋里也有一支装好子弹的手枪，这是为他准备的！”……

至于瓦格纳，那么他向我写信埋怨道，这都怪豪格太没有礼貌；他说，他不能对一个“他所爱和所怜悯”的人提出严厉的批评。“这个人需要的是关心；也许他还能重整旗鼓，摆脱萎靡不振的生活，从放浪不羁的落拓境况中恢复力量，成为一个新人。”106

尽管经历了一系列灾难，我多么不愿再对钱的问题旧事重提，我还是明白，只有它才能打中要害，因为这是资产阶级世界，也就是瑞士和德国的整个舆论界，唯一能理解和重视的。

一万法郎的借据还在我手里，这是黑尔韦格太太写给我，后来又想用几句说得太迟的后悔的话收回的。我把它拿给了公证人。

公证人一手拿着报纸，另一手拿着借据，找到黑尔韦格，要他作出解释。

黑尔韦格说：“您瞧，这不是我的签名。”

于是公证人取出他妻子的信，她在信上说，钱是为他借的，并得到了他的同意。

“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也从未要她借钱，您不妨写信向我的妻子查问，她在尼斯，这事与我无关。”

“那么您绝对不记得，您曾委托您的妻子办这件事？”

“不记得。”

“非常抱歉，这么一来，这件普通的债务诉讼就完全改变了性质，您的对方可以控告您的妻子犯了诈骗罪。”

诗人听后毫不气馁，仍勇敢地答道，这与他无关。公证人把他的答复通知了埃玛。后来这事不了了之；他们当然也没有付钱。

“怎么，”豪格说，“现在到伦敦去！……不能让这个混蛋就此逍遥自在……”

过了几天，我们已站在莫利旅馆四楼窗口眺望伦敦的大雾了。107

1852年秋季的迁居伦敦，结束了我一生中最悲惨的时期，我的故事也暂时告一段落。

（1858年写毕）

……今天是1863年5月2日……她的11周年忌辰。当年站在墓边的人在哪里呢？一个也不在这儿……有的完全消失了，有的已距我非常遥远——不仅是地理上的遥远。

奥尔西尼的头鲜血淋漓地滚下了断头台……108

恩格尔松作为我的仇人死了，遗体安葬在拉芒什海峡109的一个岛上。

化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泰西埃·迪莫丹依然那么亲切和善良，但在干招魂和扶乩之类的迷信活动。

卡尔·埃德蒙成了拿破仑亲王的朋友，卢森堡宫的图书馆馆长。110

依然故我、忠于自己的只有卡·福格特。

我在一年前见过豪格。1854年，他为一些小事跟我闹翻了，后来不辞而别，离开伦敦，与我断绝了一切来往。我偶然得悉，他到了伦敦便托人转告：“她安葬已过了十年，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生气是可耻的；神圣的记忆把我们连在一起，如果他忘记了，那么我还记得，他曾经随时准备向我伸出友谊之手。”

我了解他的性格，因此跨出了 12·以上几段均引自作者的《来自彼岸》 73·从北非沙漠吹往欧洲南部的一种带沙土或带雨的热风。

74·见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 113·离伦敦不远的一个地方，当时赫尔岑移居这里。

114·这是赫尔岑在尼斯住过的两幢房子，苏和杜伊斯是它们的房主，赫尔岑先住在苏的房子里，后来住在杜伊斯的房子里，他的妻子即死于这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