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_往事与随想

皮·约·蒲鲁东——《人民之声报》的出版——通信——蒲鲁东的意义——补充

随着六月街垒的失败，印刷所也关闭了。政论</a>家惊惶失措，噤若寒蝉。只有拉梅内老人1像法官的阴森黑影一样升起，对六月的阿尔瓦公爵2——卡芬雅克3及其一伙，发出了诅咒，悲愤地告诉人民：“闭上你的嘴吧，你太贫穷，你没有发言权！”4

戒严状态的 思想的停滞僵化属于宗教界和学院派，他们宁可抱残守缺，孤陋寡闻，不与人往来，或者守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拒绝生活带来的一切新事物……或者最低限度，不关心那一切。符合实际的真理必然处在形势的影响下，既反映它们，又忠于自己，否则它就不是活的真理，成了脱离这个变化不定的世界的静止的、笼罩在神圣的死一般的沉寂中的永恒真理。27

有时我不免问，蒲鲁东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违背过自己观点中的某些基本原则？我每次得到的回答都说，他在政治上的过错，在革命策略上的失误，便是这样。当然，他作为报刊编辑，应该对那些政治错误负责，但即使在这些方面他也没有违背自己的观点；相反，他的一部分错误正来源于他相信自己的原则，超过了对他所从属的党派的信任，因为形势使他参加了那一派，但他与它毫无共同之处，把他与它联合在一起的只是对共同敌人的憎恨。

政治活动不是他有力的方面，他的思想，那用他的辩证法全副武装起来的思想，也并不建立在那个基础上。正好相反，到处都能清楚地看到，从老自由主义和立宪共和主义意义上说的政治，在他心目中，只占有次要地位，只是一种半死亡的、正在消逝的东西。他所关心的不是政治问题，他准备作出让步，因为他并不赋予形式以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他看来，它们不是本质。这正如抛弃了基督教观点的人对宗教问题采取的态度一样。我可以承认新教具有合乎宪政的精神，它比天主教的专制符合民主自由的原则，但我不会重视传道和教会的问题；因此我可能造成的错误，作出的让步，往往是每个最普通的神学士或教区牧师也可以避免的。

毫无疑问，国民议会按照它的组成方式，对蒲鲁东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他的个性在这个有产者的巢穴中得不到发挥。28蒲鲁东在《一个革命者的自白》中说</a>，他在议会中很不自在。确实，像他这样的人在那儿能做什么呢？关于马拉斯特宪法29，那只由七百人花了七个月时间培植出来的酸苹果，蒲鲁东说道：“我投票反对你们的宪法，这不仅因为它是一部坏宪法，也因为它是一部宪法。”

议会中的那些无耻之徒对他的一次发言大肆叫嚷：“把发言稿送往《总汇通报》30，把发言人送进疯人院！”我想，在人类的历史上，从亚历山大主教带领他的修士们手拿棍棒，以“上帝之母”的名义在普世教会会议上大打出手起31，到华盛顿的参议员们为了黑奴问题彼此棍棒相向为止32，议会中的这类风波还是不多的。

但即使在这种场合，蒲鲁东仍在一片谩骂声中理直气壮地挺身而出，给人们留下了光辉的印象。

梯也尔在反驳蒲鲁东的财政计划时，曾旁敲侧击地提到散布这类理论33的人道德上的腐化堕落。蒲鲁东立即走上讲坛，挺起有点驼背的、在田野上长大的矮壮身子，声色俱厉地向面露微笑的老人说道：

“您可以谈财政问题，但不要涉及道德问题，否则我可能认为这是人身攻击，这点我已在委员会中向您声明过了。如果您还不罢休，那么我……我不会提出与您决斗（梯也尔笑了笑）。不，您的死对我算不得什么，它什么也不能证明。我要向您提出另一种战斗。就在这里，在这个讲坛上，我可以把我一生的经历全部讲给大家听，如果我忘记了什么，或者隐瞒了什么，任何人都可以指出。然后请我的对手也这么做，把他的一生讲给大家听听！”

每个人的眼睛都转向了梯也尔，只见他皱紧眉头坐在那儿，笑容已从他脸上完全消失，他没有再回答一个字。

心怀敌意的议员们不再作声，蒲鲁东露出鄙夷的目光望着那些宗教和家庭的保卫者，走下了讲坛。这便是他的力量之所在——在他的话中可以清晰地听到新世界的声音，它带着自己的法庭和自己的惩罚正在到来。

二月革命后，蒲鲁东曾预言法国在走向何处，他千百次地反复道：“当心，这不是闹着玩的，站在你们门口的不是喀提利纳34，是死亡。”法国人耸耸肩膀。骷髅，大镰刀，沙漏35——死神的这套仪仗根本没有出现，这怎么是死亡，这只是“暂时的曲折，一个伟大民族的饭后瞌睡”！最后许多人终于看到，事情不妙。但蒲鲁东不像别人那么泄气，也不太惊慌，因为他预见到了一切；于是人们不仅责备他心肠太硬，而且怪他说了不吉利的话才招来了灾祸。据说，中国皇帝每年听到宫廷占星官报告白天开始缩短时，总要揪他的头发。

蒲鲁东的才能确实叫法国的空谈家们大为恼火，他的嘴巴得罪了他们。革命发展了自己的清教思想，那种缺乏任何容忍精神的狭隘观念，那些必不可少的行话，凡是不按照这格式写的一切都遭到爱国者的反对，就像俄国的法官一样。除非碰到具有神圣传统象征的书籍，如《社会契约》和《人权宣言》36，他们的批评才只得停止。作为信仰的人，他们憎恶分析和怀疑；作为从事密谋活动的人，他们一切都共同行动，一切都为了党派的利益。他们像仇视叛逆一样仇视独立的思想，甚至过去的独创性见解也遭到他们的非议。路易·勃朗几乎不能容忍蒙田的怪诞才华。37这种高卢感情竭力用群体代替个体，他们追求平均，追求军队式的统一，追求集权，即追求专制的思想，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法国人的亵渎神明和尖刻评论，大多出自淘气，任性，戏弄的快感，并非由于分析的要求和折磨心灵的怀疑精神。他们有不计其数的小偏见，无关大局的信条，为了这些他们可以像堂吉诃德一样奋不顾身，像分裂派教徒一样固执。正因为这样，他们不能宽恕蒙田和蒲鲁东的自由思想和对公认的偶像的蔑视。他们像彼得堡的书报审查官，允许侮弄九等文官，但不准碰一下三等文官的毫毛。1850年，埃·吉拉尔丹在《新闻报》38上发表了一个勇敢的新见解，说权利的基础不是永恒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断变化的。这篇文章引起了一阵叫嚣——谩骂，喊叫，指责闹成一片，纷纷攻击它违反道德，这阵叫嚣由《法兰西公报》39发难以后持续了好几个月。

参与重建《人民报》那样的喉舌，这是值得作出牺牲的。我写信给萨佐诺夫和霍耶茨基40，表示同意提供保证金。

那时以前，我与蒲鲁东并无深交，只是在巴枯宁家遇见过两次，但他与巴枯宁非常接近。那时巴枯宁和阿·雷海尔41住在塞纳河对岸布尔戈尼街一幢非常简陋的房子里。蒲鲁东时常上那儿听雷海尔演奏贝多芬的乐曲和巴枯宁讲黑格尔，但哲学辩论比听交响乐时间更长。它们使人想起巴枯宁和霍米亚科夫当年在恰达耶夫家，在叶拉金娜家进行的那些著名的通宵长谈，那时谈的也是那位黑格尔。1847年，卡尔·福格</a>特也住在布尔戈尼街，也常去拜访雷海尔和巴枯宁，一天晚上听他们滔滔不绝地谈论现象学，感到厌烦，便回家睡了；《国民报》和《改革报》一定会瞠目结舌，大为惊异。它们会认为这是冒犯或发疯，仿佛外国人在巴黎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不应该

支取充足的报酬。42

蒲鲁东接受了我的要求，但它们还是使他有些不高兴。1849年8月29日他往日内瓦给我写信道：“就这样，事情决定了：报纸由我全面负责，您参与它的工作，您的文章可以不经任何审查予以登载，除非编辑部不得不坚持自己的意见，担心引起法律责任的，才不在此例。我们在思想上是一致的，分歧只可能发生在论断上。至于对国外事件的评论，我们可以完全让您决定。您和我们是同一思想的使者。您会看到我们在一切讨论中采取的路线，您是必然会支持它的。我相信，我永远不必纠正您的意见；如果那样，我将认为这是最大的不幸，坦白地说，报纸的一切成功取决于我们的一致。必须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到建立欧洲联盟的高度来看。假定我们不能彼此一致，那就等于假定我们没有发行报纸的必要条件，因而还是保持沉默的好。”

接到这份严格的咨文之后，我便汇出了二万四千法郎，并写了一封长信，信完全是友好的，但也是坚定的；我说，尽管我在理论上完全同意他的话，我还是得附带说一下，我是一个粗野的人，我乐于看到旧世界的崩溃，认为我们的使命便在于把它面临的覆灭通知它。“您的同胞们离接受这种想法距离还很遥远。我知道一个自由的法国人，那就是您。您的那些革命家只是保守分子。他们是不自觉的基督徒，他们在为共和制度战斗，但他们是君主主义者。您一个人从科学的高度上提出了否定和变革的问题，也是您首先向法国说明，从倾覆的大厦内部是找不到出路的，它也没什么值得拯救，它关于自由和革命的概念本身便渗透着保守思想和反动观念。确实，政治上的共和主义者在宪政问题上所唱的调子，不过是把基佐43和奥迪隆·巴罗44之流所唱的调子稍加变化而已。这便是在分析欧洲的形势时，在抨击那些不属于我们的敌人（这些敌人是非常容易对付的）的阵营，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阵营的反动势力、天主教、君主主义时，必须遵循的观点。必须揭露民主派和政府之间互相依赖的关系。既然我们不怕触犯战胜者，我们也不必为了虚伪的温情主义不敢去触犯被战胜者。

“我深信，只要我们的报纸不被共和国的宗教裁判所处死，它就能成为欧洲最好的报纸。”直至现在我还坚信这一点。但是我和蒲鲁东怎么会设想，从来不讲客气的波拿巴政府能容忍这样一份报纸？这是难以解释的。

蒲鲁东接到我的信很满意，在9月15日从孔斯耶尔热里监狱45写信给我道：“我非常高兴能与您合作，从事同一件工作，我也写了一点类似革命哲学的东西46，书名是《一个革命者的自白》。您在那里也许不会找到您那种粗野的活力，那是德国哲学赋予您的。但您不要忘记，我是为法国人写的，他们尽管怀有满腔的革命热情，应该承认，完全不足以担当自己的角色。我的观点不论有多大的局限，它还是比我国新闻界、学术界和文学界所能达到的高度高出不知多少倍。哪怕再过十年，我依然是他们中间的巨人。

“您对那些所谓共和主义者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不言而喻，这只是空头理论家中的一个变种。关于这类问题，我们没有什么需要互相说服的。您将发现，我和我的同人都是可以与您携手并进的……

“我也认为，经济科学和历史哲学所要求的那种通过不知不觉的转变来完成的按部就班的和平步骤，对于革命说来已不再可能；我们需要激烈的冲击。但是作为预告未来灾祸的新闻工作者，我们不应把灾祸说成不可避免的，理所当然的，否则人们将会仇视我们，把我们赶走，可是我们必须生活……”

报纸十分成功。蒲鲁东从监狱中巧妙地指挥着自己的交响乐。他的文章充满独到的见解，监狱生活煽起的烈火和愤怒。

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拿破仑时写道：“总统先生，请问您是什么人？是男人，女人，两性人，野兽还是鱼？”可是我们大家还以为，这份报纸可以存在下去呢！

订户并不多，但街上的零售量很大，一天售出三万五千至四万份。最好的几期甚至脱销，例如，登载蒲鲁东的文章的那几期便销路激增，编辑部把它们印了五万至六万份，往往 从他怒气冲冲的样子看，大家以为他的文章一定火气很大，但出乎意料，他的《皇帝万岁！》简直是一篇讽刺的颂词——极尽挖苦揶揄之能事的妙文。

除了新的诉讼，政府还按照自己的方式对蒲鲁东作了报复。他被调到了糟糕的狱室，那屋子比原来的坏多了，窗上一半钉了木板，除了天空，在屋里什么也看不到，还不准任何人探望他，门口设了特别岗哨。哪怕要使一个十六岁的淘气孩子变规矩，这些办法也不管用，可是七年以前，当局却用它们来对付本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从苏格拉底的时代起，从伽利略的时代到现在，人们没有变得聪明一些，只是变得更加浅薄了。不过这种对天才的藐视是在最近十年中重又兴起的新现象。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天才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了一种保障：不论是斯宾诺莎还是莱辛，都没有被送进过黑房子，或者罚站墙角；这些人有时会受到迫害，遭到杀戮，但谁也不能在小事上侮辱他们，他们可以上断头台，但不能进劳教所。

资产阶级的帝制的法国喜欢平等。

蒲鲁东遭到迫害后，依然带着镣铐在挣扎，依然努力在1850年继续发行《人民之声报》，但这努力很快失败了。我的保证金已给攫夺得分文不剩。这个在法国唯一还有话想说的人只得沉默了。

我与蒲鲁东最后一次在圣佩拉吉见面，是在我被赶出法国的时候——他还有两年刑期未满。我们的告别是悲痛的，谁也看不到最近会面的任何希望。蒲鲁东心事重重，沉默不语，我满腹烦恼；两人都有不少话要说，但谁也不想开口。

我时常听人谈到他的严厉，他的粗鲁和急躁，但就我而言，我没有这种体会。温柔的人所说的他的强硬，那是战士结实的肌肉；他那紧皱的双眉只是显示了思想的紧张活动；他在发怒时令人想起声色俱厉的路德，或者面对残余国会51发出嘲笑的克伦威尔。他知道我了解他，也知道了解他的人不多，因此重视这一切。他知道，人们认为他缺少感情，可是他听米什莱52谈了我母亲和科利亚的不幸遭遇后53，从圣佩拉吉写信给我时，除了别的还写道：“难道命运还要从这个方面来打击您吗？这件可怕的事使我一直不能平静。我爱您，把您深深藏在这儿，藏在这颗心中，尽管许多人认为它是石头做的。”

从那时起，我没见过他54。1851年，由于莱昂·福适55的照顾，我到巴黎待过几天，那时他已被送往某个中央监狱。过了一年，我秘密路过巴黎，但蒲鲁东这时在贝桑松养病。

蒲鲁东有他的致命弱点，在这一点上他是无法改正的，正如常有的那样，超过这一点他便成了保守派和传统的俘虏。我这是指他在家庭生活和妇女问题上的观点。

“我们的N多么幸福，”蒲鲁东常常开玩笑道，“他的妻子不那么愚蠢，以致不会烧味道鲜美的牛肉浓汤，也不那么聪明，以致老是对他的文章信口雌黄。这就是家庭幸福所需要的一切。”

蒲鲁东讲的是笑话，但它确实表达了他对妇女的基本看法。在家庭关系上，他的观念是粗俗的、反动的，不过它们表现的不是市民的资产者因素，宁可说是乡下“一家之主”的顽固感情，他们高傲地认为妇女是从属于他们的女工，而自己是家庭中大权独揽的主人。

这篇东西56写成后过了一年半，蒲鲁东出版了他的巨著《论革命与教会的正义》。

为了这部书，野蛮的法国又判了他三年监禁57。我认真地读完了它，合上 14?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15?孔西德朗（1808—1893），法国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学生。

16?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科学家、思想家和散文作家。

17?法国动物学家。

18?指蒲鲁东的 42?引自歌德的叙事叙曲《歌手》（1782）。

43?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44?巴罗（1791—1873），法国政治家，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后，巴罗成为他的 49?阿尔顿舍（1810—1874），法国贵族，1848年参加了二月革命，成为蒲鲁东的朋友。

50?帕凯厄（1767—1862），法国奥尔良派政治家，1848年前任贵族院议长。

51?指英国历史上的长期国会在被克伦威尔解散前的最后阶段，这时议员的大多数已因拥护国王被驱逐，只剩了六十多人，因此称“残余国会”。1653年，“残余国会”被解散，克伦威尔实行了军事专政，任护国主。

52?法国历史学家。

53?指赫尔岑的母亲和儿子科利亚1851年在海上遇难的事。

54?在本文写成后，我与他在布鲁塞尔见过面。——作者注

55?福适（1803—1854），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及政治活动家，马尔萨斯派经济学家，本为奥尔良党人，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任内务部长等职。

56?指赫尔岑的这一章，这以后的部分系于1858年后补写的，全章最早发表于1859年的《北极星》上。

57?《论革命与教会的正义》是蒲鲁东的重要著作之一，但出版后立即被当局没收，认为它“侮辱了教会，亵渎了宗教”。蒲鲁东因此又被判三年徒刑。

58?以下全部是借用莎士比亚的剧本《李尔王》中的情节。“从头到脚”见该剧 62?《圣经》中的第一个叛逆者，亚当和夏娃的长子。

63?前者指路易-菲力普，后者指1848至1951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64?蒲鲁东自己说过：“只有事实的逻辑最符合预定的目的。”——作者注

65?古罗马住宅中央开天窗的大厅，正式的会客地点，家庭生活的中心。

66?拉瑞斯是古罗马的家神，珀那忒斯是家庭守护神，按照传统它们都供奉在中庭上。

67?奥伦治亲王威廉一世（1533—1584），荷兰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英雄，终生为荷兰的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而战。恐怖年代是指当时西班牙总督阿尔瓦公爵在荷兰实行残酷统治的年代。威廉在推翻西班牙统治后，被选为荷兰世袭执政。

68?法国童话作家佩罗（1628—1703）写的《蓝胡子》中的人物，曾连续杀死六个妻子。

69?法国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1798—1857）在晚年建立了实证主义宗教——人道教，为此规定了各种宗教仪式和教阶制度，自任“教主”，并编写了《实证主义教义问答》。因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孔德“甚至在科学范围内也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他是一部新的教义问答的作者，这部教义问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

70?原文是拉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