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_往事与随想

欧洲委员会——俄国驻尼斯总领事——致阿·费·奥尔洛夫的信——对孩子的侦查——福格</a>特一家——从七等文官变为赋税农民——沙特尔乡的接待

（1850—1851）

我们从巴黎到达尼斯后一年，我写道：“我的悄然远遁只是空欢喜了一场，我在住处门口画五芒星符箓1也是白搭：我没有找到希望中的和平，也没有找到安静的避风港。五芒星符箓只能防恶鬼，防恶人任何符号也不管用——也许除非躲进与世隔绝的地洞才成。

“在1848年这一站和1852年这一站之间，我经历了一个枯燥而沉闷的、完全空白的时期，一段使我心力交瘁的路程——什么新事物也没有，有的只是令人心灰意冷的各种个人不幸；生活的车轮又脱落了一个。”

《法意书简》（1851年6月1日）2

确实，回顾那段时期，我便不禁悲从中来，仿佛想起了一次葬礼，一场大病，或者一次手术。即使不触及那覆盖在层层乌云下的内心生活，政治形势和报上的消息已足以使人逃进荒原了。法国像一颗坠落的行星，飞速走向了12月2日3。多灾多难的、被出卖的匈牙利，把德国送到了尼古拉的脚下。4各国雇佣的警察在一起开会，密谋策划，要为国际暗探事业采取共同的措施。5革命者依然只是做空洞的宣传。由于希望落空，站在政治运动前列的人迷失了方向。科苏特从美国回来后，失去了一部分人民的拥戴。马志尼在伦敦联合赖德律-洛兰和卢格，组织了欧洲中央委员会6……然而反动势力已越来越猖狂。

我和马志尼自从在日内瓦，后来在洛桑会面后，1850年又在巴黎碰头了。他是秘密进入法国的，住在一个贵族家里。他派了一个心腹把我找去，向我谈了在伦敦建立国际组织的事，问我是不是愿意作为俄国人参加；我没有作出肯定的答复。过了一年7，奥尔西尼到尼斯找我，把欧洲中央委员会的纲领和几份宣言交给我，还带来了马志尼再度邀请我参加的信。我不想参加委员会，当时我与整个俄国已完全隔绝，我还能代表俄国生活中的什么力量呢？但这不是唯一原因，我对欧洲委员会的不满另有缘故。我觉得，它没有深刻的思想做基础，内部不统一，甚至也没有这种必要，它的形式又是完全错误的。

委员会所代表的运动的那个方面，即恢复各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在1851年还不够强大，不应公开成立组织。这种委员会的存在只是证明英国立法当局的容忍，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英国内阁不相信它有什么力量，否则它势必对外国人通过一项法令，或宣布对他们不适用人身保护法8，予以取缔。

欧洲委员会除了吓唬各国政府以外就毫无用处，可是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最认真的人也极容易陶醉在形式主义中，让自己相信他们在做着什么，例如定期开会，编写文件、会议记录，讨论问题，投票表决，作出决议，印制宣言，发表政治主张等等。革命的官僚主义正如我们的文牍主义，把行动变成了文字和形式。在英国，形形色色的团体不计其数，它们都要召开隆重的会议，出席的有公爵和勋爵，教士和大臣。司库募集捐款，作家编写文章，所有这一切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做。这些聚会大多是慈善性的，或宗教性的，它们一方面提供了消闲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使从事世俗活动的基督徒的良心得到安慰。但是革命的元老院在伦敦不可能始终保持这种温顺、和平的性质。这是大声宣告的秘密活动，敞开大门进行的地下工作，也就是说这是不可能的。

秘密活动必须是秘密的。只有在英国和美国，秘密组织的时代已经过去。任何地方，只要有少数派，有群众中的先知先觉，企图把他们所理解的思想付诸实施，又没有言论自由，没有集会的权利，那里就必然形成秘密团体。我这么讲是毫无偏见的；自从少年时期的企图在1835年以我的流放告终以后，我再也没有在任何时候参加任何秘密组织，但这完全不是因为我认为把力量用在个人奋斗上更好。我不参加是因为我还没遇到一个组织符合我的要求，我可以在那里发挥我的力量。如果我遇到佩斯捷利和雷列耶夫的团体，我会毫不犹豫地参加进去。

委员会的另一个错误或另一个不幸，在于它缺乏统一性。把形形色色的要求汇集到一个中心，只有在可以发挥集体力量的真正的统一下才能办到。如果参加委员会的每个人只代表自己这个唯一的民族，这还妨碍不大，因为他们对一个主要敌人——神圣同盟的仇恨是统一的。但是如果他们的观点只在两个否定的原则（否定君主政体和社会主义）上取得一致，在其他方面并不一致，那么为了统一，让步是必要的，但这种让步势必损害每人所代表的民族的单方面利益，为了大合奏只触动某几根弦，结果这几根弦发出的声音特别响，这支混合乐队奏出的和声也变得不和谐、不协调、不平稳了。

看过奥尔西尼带来的文件后，我给马志尼写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马志尼！我真诚地尊重您，因此不怕向您坦率地陈述</a>我的意见。不论如何，请您耐心地、宽容地看完我的信。

“您可以算得是当代主要的政治活动家之一，您的名字是一直得到同情和尊敬的。可以不同意您的观点，您的行动方式，但是不能不尊重您。您的过去，1848年和1849年的罗马，使您不得不高傲地度着伟大的鳏居生活，等待着革命形势把预言革命必将到来的战士召回它的行列。正因为这样，我感到痛心，看到您的名字与一些毫无作为、只能败坏整个事业的人的名字，与那些给我们造成过灾难、也只能造成灾难的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这可能成为怎样一个组织？这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无论是您还是历史，都不需要这些人，对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只是宽恕他们的罪行。您指望用您的名字掩护他们，您指望他们分享您的影响，您的过去，可是他们能给予您的只是他们的不得人心，他们的过去。

“在那些宣言中，在《流亡者》9中，有什么新的东西？在那里能看到2月24日10以后的严峻教训吗？这只是从前的自由主义的继续，不是新的自由的开始——这是尾声，不是前言。为什么在伦敦不可能有您所希望的组织？因为它不能建立在不明确的目标上，只能以深刻的共同的思想为基础，可是这基础在哪里呢？

“你们的宣言是你们的 “请不要以为，我这么讲是为了逃避工作。不，我不会无所事事，我的血管里有着太多的血，性格中有着太多的活力，我不可能扮演袖手旁观的角色。从十三岁起我就在为一个思想奋斗，站在一面旗帜下——反对一切专制政权，反对一切奴役，维护人的无条件的独立。我希望继续从事我小小的游击战——做一个真正的哥萨克……像德国人说的，自己做事自己负责；在革命的大军没有真正形成以前，暂时不做它的正规战士。

“在等待它的时候，我便写作。也许这等待会延续很久——人们的发展变化莫测，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但是讲话、呼吁、劝导却是我能办到的，我要全心全意这么做，决不动摇。

“亲爱的马志尼，请原谅我写得这么坦率，这么长，继续保持对我的一点喜爱，不要把我当作一个背弃了您的事业，因而也是背弃了自己的信念的人。

1850年9月13日于尼斯”

马志尼为这信回答了几行友好的话，他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只是说必须团结一切力量，以便统一行动，对大家的不同观点表示忧虑等。

就在马志尼和欧洲委员会想起我的那个秋天，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的反欧洲委员会13也想起了我。

一天早晨，我家的女仆露出有些担心的脸色向我通报道，俄国领事在楼下，问我能不能接见他。我本来认为我同俄国政府的关系已经结束，因此对领事的来访不免有些吃惊，猜不出他对我还有什么贵干。

进来的是一个像德国人的官员，属于 在这样的奖励下，可想而知，口才不可能扬眉吐气！

摆脱了皇帝和领事之后，我得设法改变没有护照的地位了。

前途一片黑暗，不容乐观……我可能死，那个脸红的领事可能到我家中搜查，取走我的证件，想到这一点，我不得不考虑在什么国家取得国籍的问题。不言而喻，我选择了瑞士，尽管正是在这个时期瑞士的警察对我耍了一套花招。

我的 但是怎么办呢？幸好学校中有一个最好的教师，是热心于聋哑人教学的年轻人，具有十分广博的知识，他不同意犹太教公会式警察局的意见，而且又是引起苏黎世州长老们义愤的那本书的忠实读者。我们建议他辞去学校的职务，到我母亲家中教书，然后跟她一起前往意大利。他当然满口答应。学校当局气坏了，但没有法子。我的母亲带了科利亚和施皮尔曼到了尼斯。动身前，她派人去索回保证金，他们借口科利亚还在瑞士，没有给她。我从尼斯写了信。苏黎世警察局要我提供材料，证明科利亚已在皮埃蒙特22获得了合法居留权……

这太过分了，我给苏黎世州州长写了下面这封信：

“州长先生：

“1849年我的孩子五岁时，我把他送进了苏黎世聋哑学校学习。过了几个月，苏黎世警察局向我母亲要他的护照。由于在我们本国从不查看婴孩和在学校读书的孩子的身份证，因此我的儿子没有单独的护照，只是附在我的护照上。苏黎世警察局不满意这解释。它要保证金。我的母亲为了免得孩子遭受苏黎世警察局这种莫须有的怀疑，被勒令出境，因此缴付了该款。

“1850年8月，我的母亲打算离开瑞士，要求发还保证金，但遭到苏黎世警察局的拒绝；它得确切知道孩子业已离境之后才予发还。我的母亲到达尼斯之后，便委托阿维陀尔先生23和舒尔特格斯先生24领取该款，同时提交了证件，说明我的被怀疑的六岁的儿子已在尼斯，不在苏黎世。苏黎世警察局仍不同意发还保证金，这时它要求的是另一种证明，即由此地警察局证明，我的儿子已‘正式获准在皮埃蒙特居住’。舒尔特格斯先生把这意见通知了阿维陀尔先生。

“看到这种在苏黎世警察局中发生的有趣的怪现象，我拒绝了阿维陀尔先生劝我提交新证件的建议，尽管他极其关切，愿意亲自为我领取。我不想满足苏黎世警察局的这个要求，因为它虽然权力极大，还是无力行使国际警察的职权，也因为它的要求不仅是对我的侮辱，也是对皮埃蒙特的侮辱。

“州长先生，撒丁政府是文明的、自由的政府。它怎能不允许一个六岁的、有病的孩子在皮埃蒙特居住呢？我确实不明白，对苏黎世警察局的这种要求该作何解释——是对我们的奇怪的捉弄，还是对保证金具有特殊的爱好？

“州长先生，我把这事提请您明断，并要求阁下，如再度拒绝，务请费心向我说明原由，因这事过于离奇，又涉及我的切身利益，我认为我没有义务不向全社会公布此事。

“我已再次写信请舒尔特格斯先生汇交此款，并可大胆向您保证，不论是我的母亲，是我，还是我被怀疑的孩子，在遭到警察局的一切刁难之后，都决不会再存丝毫重回苏黎世的奢望。在这方面已毫无危险可言。

1850年9月9日于尼斯”

不言而喻，这以后，苏黎世警察局尽管具有统治全世界的野心，还是发还了保证金……

……除了加入瑞士国籍，我不想在欧洲任何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取得国籍。主动归顺任何国王，作他的臣民，都是我所不乐意的。我离开一个坏老爷，不是为了投靠一个好老爷，而是要摆脱奴役地位，成为自由的耕耘者。因此只有两个国家供我选择：美国和瑞士。

我非常尊重美国，我相信它有远大的前途，知道它今天已比过去加倍接近欧洲，但是美国的生活令我厌恶。很可能，那些倔强的、粗犷的、严峻的气质在那儿形成另一种性格。美国还没有定型，还没有建成，工人和技术人员穿着日常的工作服，正在那儿扛木材，抬石块，有的锯，有的砍，有的钉，忙忙碌碌……为什么外国人要住进这幢还没建成的屋子呢？

除此以外，正如加里波 然而一旦需要，尼斯的行政长官和都灵的大臣们便会利用对我的诬蔑。在我被驱逐前几天，尼斯爆发了“人民骚乱”——船夫和小店主在银行家阿维陀尔花言巧语的煽动下，提出了抗议，反对压制这个自由港，态度相当强硬，他们宣称尼斯公国是独立的，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整个王国普遍实行的低关税政策削弱了尼斯的特殊利益，没有尊重“尼斯公国的独立地位”和“记载在历史文件上”的权利。60

阿维陀尔，这位帕隆河（一条流经尼斯的干涸的小河）边的奥康内尔61被捕入狱，尼斯街头夜里还出现了巡逻队，人民也出动了，双方唱着歌，但唱的是同样的歌——这就是一切。对于这件关税和税率的兄弟阋墙之争，无论我或其他外国人都不会介入，这还用说吗？然而行政长官却声称流亡者中某些人煽动了这次事件，其中一人便是我。政府为了表示根除祸乱的决心，命令我和其他一些人立即离境。

我去见行政长官（一个耶稣会教徒），向他指出，对一个本来即将离境的人勒令出境完全是多此一举，何况我口袋中还揣着经过签证的护照，因此问他这究竟是为什么？他向我声明，他也像我一样感到奇怪，这是内务大臣采取的措施，事前甚至没有与他联系过。他的态度这么客气，使我不能丝毫怀疑，这一切都是他搞的鬼。我把我与他的谈话写信告知了反对派的著名代表洛伦佐·瓦列利奥62，便到巴黎去了。

瓦列利奥在向政府提出的质问中猛烈攻击了那位大臣，要求对我被逐一事作出答复。大臣怕事，避免涉及俄国外交上的任何影响，把一切都推在尼斯行政长官的告发上，最后温和地表示，如果内务部在这件事上操之过急，不够谨慎，那么它可以改变自己的决定。

反对派鼓了掌。因此事实上驱逐令已被取消，然而尽管我写了信给内务大臣，他却不予答复。我在报上读到了瓦列利奥的发言和对它的回答，因此从弗里堡回来时，我干脆顺路前往都灵。为了免得签证发生问题，我没有办签证；在皮埃蒙特和瑞士的边境上，检查护照不像法国宪兵那么穷凶极恶。到了都灵，我便找内务大臣，他派他的助手接见了我，那是主管高级警政的蓬斯·德·拉·马蒂诺伯爵，当地一个著名的人物，聪明而又狡猾，天主教党的忠实信徒。

他的接待使我惊讶。他对我讲了我想对他讲的一切：有些像我和杜贝尔特的一次会见，只是蓬斯伯爵比他高明一些。

他的年纪已经相当大了，带些病态，身材瘦瘦的，外表叫人讨厌，一脸凶相，显得诡计多端，有些像教士，生着粗硬的灰白头发。我刚想说明我要面见大臣的原由，才讲了十来个字，他便打断了我的话：

“好啦，这有什么疑问呢……您前往尼斯，前往热那亚，留在这儿，都悉听尊便，只要您不致怀恨在心，我们就满意了……这一切都是尼斯行政长官搞的……您瞧，我们还是小学</a>生，不习惯法制和宪法程序。如果您做的事触犯了法律，那么这儿有法庭，这样，您就不会抱怨我们不公正了，是吗？”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

“可是他们采取的措施却令人不快……闹得满城风雨，其实毫无必要！”

说过这一席自己反驳自己的话以后，他立即拿起一张印有内务部字样的公文纸，写道：“兹特允准亚·赫先生返回尼斯，在该地需要停留多久，即停留多久。内务大臣，由S.马蒂诺代为签发，1851年7月12日。”

“这是以防万一，您可以相信，有了这张纸就什么也不致发生了。我很高兴，我们总算跟您了结了这桩公案。”

由于这句话译成普通的语言便是：“您可以走了”，因此我马上离开了这位伯爵；我想象着尼斯那位行政长官见到我以后的尴尬脸色，心中不免好笑，然而上帝帮忙，这张脸我见不到了——他被调走了。

现在回头再谈弗里堡州的事。我在该州一位负责官员的陪同下坐上马车，像到过那里的每一个人一样，在听过著名的土炮声，驶过著名的大桥以后，便朝着沙特尔乡进发了。到了墨顿镇，警察所长，一个精力充沛、思想激进的人，要求我们在他那儿稍等一会儿，他说乡长希望他在我们路过时先行通知他，如果我出其不意地到达乡里，而大家还在田间干活，那么他和其他家长会很不高兴。这样，我们在莫拉或墨顿闲荡了一两个小时，才跟警察所长一起前往。

几个年长的农民在乡长家门口迎接我们，站在大伙前面的便是身材高大、相貌端庄的乡长，他满头白发，虽然背有些驼，仍显得身板结实。他走前一步，摘下帽子，向我伸出了强壮的大手，称我“亲爱的老乡”，然后用瑞士德语发表了一篇欢迎辞。这种方言我一句也不懂，但大致可以猜到他对我说的是什么，同时我考虑，如果我隐瞒我听不懂他的话，他也会隐瞒他听不懂我的话，因此我大胆作了答词：

“亲爱的乡长公民和亲爱的沙特尔老乡们！我感谢你们，因为你们的公社给我和我的孩子们提供了庇护，使我可以结束我无家可归的流亡生活。亲爱的公民们，我不是为了寻找另一个祖国才离开自己的祖国的，我全心全意爱俄罗斯民族，我离开俄国是因为我在它的压迫面前不能保持沉默，不能无动于衷；我是在流放之后离开它的，我经历了尼古拉疯狂的专制统治的迫害。它的手在一切有国王和地主的地方跟踪着我，然而它不够长，在你们的公社里，它伸不到我的身边！在你们这里，在你们的庇护下，我得到了安全，找到了避风港，可以永远平静地生活下去。沙特尔的公民们，是你们接纳了我，让我走进了你们中间，尽管你们人数不多，你们却制止了那位有着千百万军队作后盾的俄国皇帝伸向我的手。你们比他更强大！你们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你们保持着自由的、世代相传的共和制度！我为参加你们的联邦感到自豪！海尔维第共和国万岁！”

“欢迎新的公民！……祝新公民长命百岁！……”老人们应和道，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自己也有些激动！

乡长邀请我们进他屋里。

我们进屋后，在一张长方桌子旁边的长凳上坐下，桌上放着面包和乳酪。两个农民把一只非常大的瓶子抬进屋里，它比我们老式家庭中盛了甜酒和浸剂，放在火炕角上整整几个冬季，让它们在那里发酵的传统瓶子更大，瓶子装在籐筐里，瓶内是白色的酒。乡长对我们说，这是当地酿制的，但年代很久了，这一瓶他记得已有三十年，这种酒只在非常重大的场合才喝。所有的农民与我们一起在桌边团团坐下，只有两个人在大酒瓶旁边忙碌。他们先把酒倒进大杯子，然后乡长从大杯子中把酒斟进酒杯，每个农民一杯，他给我的是一只漂亮的高脚水晶玻璃杯，同时对州里那位官员和警察所长说：

“这一次得请你们原谅了，这只尊贵的酒杯今天得给我们的新居民了，你们与我们是自己人呢。”

乡长朝酒杯斟酒时，我发现在场有一个人穿得不完全像农民，似乎很不平静，他不时拭汗，脸红红的——他身体不大舒服。当乡长举杯为我祝酒时，那人突然鼓足勇气一跃而起，对着我开始讲话了。

“这是本乡学校的教师公民。”乡长带着郑重的脸色，在我耳边小声说。

我站了起来。

教师讲的不是瑞士方言，是德语，也不是普通的德语，而是故意在模仿一些著名演说家和文学家的语言，他提到了威廉·退尔，提到了勇敢者查理（奥地利和亚历山大的戏剧审查官对此将怎么办，难道改成勇敢者威廉和查理·退尔不成？），同时没有忘记应用那个并不新鲜、但富于表现力的譬喻：把奴役比作镀金的鸟笼，总有一天鸟会冲出囚笼；尼古拉·帕夫洛维奇被他挖苦得够呛：他把他与罗马历史上最邪恶的皇帝们相提并论。我听了也几乎想打断他，对他说：“不要侮辱那些已死的人！”但是仿佛我已预见到尼古拉即将进入这些人的行列，因此没有作声。

农民们伸长了晒黑的、布满皱纹的脖子，把手像帽檐似的搭在耳朵上，用心听着。那位官员几乎在打瞌睡，为了掩饰这一点，他第一个对演说者鼓了掌。

这时乡长坐在那儿没有闲着，热心地给大家斟酒，像干惯了典礼官角色的人那样不停地举杯祝酒：

“为瑞士联邦干杯！为弗里堡和它的激进派政府干杯！为沙勒州长干杯！”

“为我亲爱的沙特尔乡乡民们干杯！”我提议道，终于发觉，这酒尽管甜滋滋的，酒力还是不小。大家起立了……乡长说道：

“不，不，亲爱的老乡，满杯，像我们为您祝酒一样，把杯子斟满！”老人们变得话多了，酒发挥了作用……

“把您的孩子送来。”一个人说。

“对，对，”另一些人附和道，“让他们来看看我们是怎么生活的，我们都是纯朴的人，不会教坏孩子，再说，我们也想看看他们。”

“一定来，一定来。”我回答。

这时乡长已开始道歉，说他招待不周，这都得怪那位官员，他应该早一两天通知他们，那么一切都会不同了，他们可以举办音乐会，主要是可以迎接我，向我鸣枪致敬。我差点想按照路易-菲力普的观念对他说：“算啦……这算得什么？不过是沙特尔乡多了一个农民而已！”

我们像老朋友一样分手了。我有些奇怪，没有看到一个女人、一个老太婆或者小姑娘，而且没有一个年轻人。不过这是在劳动时间。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对他们说来是稀有的节日，他们没有邀请一个牧师。

我认为这是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牧师势必把一切搞糟，他的愚蠢说教会大煞风景，他那道貌岸然的外表会像酒杯里的一只苍蝇，使你不把它弄走就不能安心喝酒。

最后，我们重又坐进了那位官员的那辆几乎没有车顶的小马车，把警察所长顺路送到了莫拉镇，便朝弗里堡市疾驰而去。天空布满了乌云，我困得直打瞌睡，头脑迷迷糊糊的。我尽量不让自己睡着，心想：“难道这是由于他们的酒？”我对自己的酒量感到不满……那位官员狡猾地笑笑，但后来他自己也打瞌睡了。开始下起了蒙蒙细雨，我盖上外套便睡了……后来冰冷的雨点惊醒了我……大雨倾盆，乌云仿佛在山顶上打出了火花。官员已站在过道上，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跟佐林格旅馆的老板谈天</a>。

“怎么，”老板问我，“我们那些单纯的农民请您喝的酒跟法国酒不一样吧？”

“难道我们已经到了不成？”我问，像落汤鸡似的走下了马车。“这并不奇怪，”官员说，“奇怪的倒是您睡得连打雷也没听到，这么大的雷声已好久没有了。难道您真的什么也没听到？”

“没听到。”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普通的瑞士酒，你喝的时候根本不觉得它厉害，可是它经过多年的储藏，积累了巨大的力量，不习惯的人一喝便醉。官员故意不把这一点告诉我。再说，即使他讲了，我也不会拒绝农民们的好心款待和祝酒，更不会只沾一下嘴唇，弄得大家索然无味。我做得很对，有一件事可以证明，那就是一年后我从伯尔尼去日内瓦时，在一个驿站上又遇到莫拉镇的警察所长。

“您可知道，”他对我说，“我们的沙特尔人非常喜欢您呢？”

“不知道。”

“他们直到现在还怀着自豪的心情在讲，一位新老乡喝了他们的酒，睡得连打雷都没听到，从莫拉到弗里堡被雨淋成了落汤鸡也不知道呢。”

就这样，我成了瑞士联邦的自由公民，给沙特尔乡的酒灌得烂醉如泥！63

1?中世纪一种避邪的符号。

2?引自《法意书简》第十三信。

3?指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的政变。

4?1848年匈牙利爆发革命后，沙皇为扩大俄国在德国的势力，并防止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意图，积极帮助奥地利镇压匈牙利的革命，在俄军的强大压力下，革命的左翼领袖科苏特被迫出走，匈军统帅格尔盖伊宣布投降，出卖了匈牙利革命。

5?1848至1849年欧洲各国爆发革命后，普鲁士、法国、比利时、奥地利等国的警察便召开了联合会议，策划采取统一行动，扑灭欧洲的民主和民族解放运动。

6?1850年7月，根据马志尼的倡议，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在伦敦成立，以便把各国流亡者组织起来，促进民族和民主运动。但马志尼起草的纲领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以致后来委员会内部矛盾重重。

7?根据后面赫尔岑给马志尼的复信的日期（1850年9月13日），这应该不是一年，只是几个月。

8?法律中保障人身自由的原则及各种规定，这里是指英国议会于1679年通过的《人身保护法》，它成为保障英国公民权利的一项基本法令。

9?欧洲委员会的机关报。

10?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中“临时政府”成立的日子。

11?欧洲委员会的宣言中提出了“上帝和人民”的口号，意即人民的意愿等于上帝的意旨，它便是在这名义下否定阶级斗争，保护私有财产，反对社会主义的。

12?路易·勃朗在流亡期间发行的一种法文报纸。

13?指尼古拉一世的沙皇办公厅第三厅。

14?奥尔洛夫是当时沙皇第三厅长官，涅谢利罗德是内政部大臣。

15?即杜贝尔特，他作为第三厅的办公厅主任，宪兵团的所有监狱都由他负责。

16?在克里米亚战争中，1855年2月俄军在叶夫帕托里亚附近的战役中大败。据说这使尼古拉一世忧愤成疾，得了肺炎，随即于这年3月去世。赫尔岑对尼古拉一世的死一直抱有幻想，认为这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俄国的专制政治。

17?布鲁图是罗马最早的执政官。贝斯蒂亚也是古罗马较早的执政宫。“领事”一词来源于拉丁文，与“执政官”是同一词，因此这里才这么说。

18?古希腊的雄辩家。

19?勒佩（1712—1789），法国教士，曾改进手势字母教学，并于1770年在巴黎建立了聋哑学校。

20?即赫尔岑的次子尼古拉，科利亚是他的爱称。

21?罗耀拉（1491—1556），西班牙教士，天主教耶稣会的创建人，死后被罗马教廷追谥为圣徒。

22?当时尼斯属于撒丁-皮埃蒙特王国。

23?尼斯的银行家。

24?苏黎世的银行家。

25?即瑞士联邦。1798年法国征服瑞士后，在今瑞士联邦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海尔维第共和国，由于内部派别林立，矛盾迭起，于1802年由拿破仑予以改组，建成了瑞士联邦，又经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

26?福格特（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成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议会被解散后，流亡至瑞士。他与赫尔岑关系密切。但马克思曾指责他后来成了拿破仑三世的密探。

27?沙勒（1817—1871），瑞士弗里堡州州长，后担任瑞士联邦议会副议长。

28?意为“道德同盟”，1807年6月在德国建立的一个政治组织，目的为反对拿破仑在德国的统治，曾获得群众的广泛支持。1809年被拿破仑下令解散。

29?德国学生组织，1815年在耶拿大学成立，1817至1818年展开过大规模的活动，1819年被政府取缔后，转入地下，后曾积极参加1848年的德国革命运动。

30?德国大学生协会的重要成员，他对科策布的行刺成为德国政府镇压大学生协会的导火线。

31?瓦特堡是德国历史上著名城堡，属萨克森公国。这里所说福伦家的人指奥古斯特·福伦，他是德国诗人及政论</a>家，曾在瓦特堡领导示威运动。

32?德国在中世纪设立的一种职位，在皇帝年幼、临时外出或患病时代理国政。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曾推选五人代理摄政团，福格特是其中之一。

3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诗人塔索（1544—1595）的叙事长诗。

34?卢梭的书信体小说。

35?歌德的长篇叙事诗。

36?这里的《唐璜》和《费加罗的婚礼》都是指莫扎特的歌剧。

37?克洛卜施托克（1728—1803），德国著名诗人，诗歌以宗教题材为主。

38?库德利赫（1823—1917），1848年维也纳革命的参加者。

39?引自但丁的《神曲·炼狱篇》第三十歌。

40?指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大教堂，1848至1849年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便在这里开会。

41?李比希（1803—1873），德国著名化学家，对化学作出过重大贡献。

42?福格特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属于以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罗伯特·勃鲁姆为首的左翼，主张在德国成立联邦共和国，但并不十分彻底。

43?指腓特烈·威廉四世，曾被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选为德意志皇帝，但未接受，思想倾向保守。

44?约翰大公（1782—1859），奥地利皇族，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上被选为德意志帝国摄政，曾表现一定的自由主义思想，后转向反动。

45?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949年5月被勒令迁移到斯图加特，一个月后即被当地军警解散。

46?一种小型胶质无脊椎动物，常见于南半球海洋中。

47?克洛斯男爵（1755—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民主派，后来罗伯斯比尔指责他为“非基督教化分子”，企图彻底摧毁宗教，因而被送上断头台。阿纳卡西斯是他的化名。

48?瓦格纳（1805—1864），德国生理学家，活力论和唯灵论者。

49?教皇庇护九世于1854年颁布《圣母无原罪成胎谕》。

50?指马志尼在欧洲委员会宣言中提出的“上帝与人民”的口号，根据这口号，他认为共和制是上帝的意旨。这与君权神授具有针锋相对的意义。

51?拉多维茨（1797—1853），普鲁士保守派政治家和将军，1850年曾担任普鲁士首相。

52?公社本是中世纪西欧实行自治的城镇，社员之间必须互相保护和帮助。后来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公社的自治权便逐步缩小。

53?勇敢者查理（1433—1477），勃艮第公爵为建立勃艮第王国，脱离法国独立，屡次与法王路易十一作战，最后于征服瑞士各州后，在莫拉附近的战役中被路易打败身死。

54?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根据席勒的剧本创作的歌剧《威廉·退尔》在奥地利和俄国上演时，被改名为《勇敢者查理》，情节也作了适当变动，用诸侯争霸代替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

55?图尔高维亚在瑞士图尔高州，路易·波拿巴青年时代曾流亡瑞士，1832年在图尔高州取得了瑞士国籍。

56?达姆施塔特在德国黑森州，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登基前于1841年娶了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的女儿马利亚为妻，因而取得了该公国的公民权。

57?阿泽利奥（1798—1866），意大利政治家、作家和画家，曾任撒丁王国首相兼外交大臣。都灵当时为撒丁王国都城。

58?借用普希金的长诗《努林伯爵》中的句子。

59?撒丁国王查理·阿尔贝特年轻时曾对意大利的烧炭党运动发生过兴趣。1821年又支持过皮埃蒙特的革命活动，登基后又于1848年首先颁布了宪法，并向奥地利宣战，表示了维护民族独立的意愿，因此取得了“开明君主”的声誉。这一切引起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不满，于1849年与撒丁断绝了外交关系。

60?尼斯是个古城，中世纪时属于热那亚，后来由于不断的战争，它的归属问题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1814年才划归撒丁王国，1860年又划归法国。

61?奥康内尔（1775—1847），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著名的演说家。这里是对阿维陀尔的讽刺，阿维陀尔不仅是银行家，也是皮埃蒙特议会的议员。

62?瓦列利奥（1810—1865），撒丁王国议会议员。

63?我不得不附带说一下，我修改这一页时正好也是在弗里堡，也住在那个佐林格旅馆中。旅馆老板还是那个相貌堂堂的老板，餐厅也还是1851年我与萨佐诺夫一起吃饭的餐厅，房间也还是一年后我写遗嘱，并委托卡尔·福格特做我的遗嘱执行人的那个房间；这一页使我想起了这么多的往事……十五年过去了！我的心中不知不觉地、不由自主地感到了恐怖……1866年10月14日。——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