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小品第二集_往事与随想

1.哀歌1

六月的日子2以后，我看到革命被征服了，但我对被征服者，对倒下的人，依然怀着信心，我相信蒙难者创造奇迹的力量，相信他们精神上的强大。到了日内瓦，我看得逐渐清楚了，我知道革命不仅被征服了，而且它是必然要被征服的。

我的发现使我头晕目眩，眼前出现了一个深渊，我觉得，土地仿佛从我的脚下消失了。

不是反动势力战胜了革命。反动势力到处都是愚钝、胆怯、昏庸的，在人民革命浪潮的冲击面前，它到处都在可耻地退却，躲进角落中偷偷等待时机，在巴黎和那不勒斯，在维也纳和柏林无不如此。革命是像阿格利皮娜3一样被自己的孩子害死的，最坏的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他们身上，英雄主义和年轻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多于理智，他们作为纯洁而高尚的牺牲者倒下时，并不知道为什么。幸存者的命运也许更加悲惨。他们争吵不已，互相攻讦，沉浸在令人痛惜的自大狂中，不顾一切，自以为是，那些胜利的意外日子使他们陶醉，他们再也不想前进，不想摘下枯萎的桂冠，脱下新婚的礼服，尽管新娘已经欺骗了他们。

不幸、闲暇和贫穷带来了烦躁、固执、愤怒……流亡者分成了小集团，分歧的中心是名义和嫌隙，不是原则。他们的眼睛总是向后看，他们看到的只是自己那个狭小的圈子，这一切已在他们的言论和思想中，态度和衣着中得到表现；新的行会——流亡者的行会逐渐形成，与其他事物一样变得牢不可破。从前大巴西勒曾写信给纳西昂的格列高利4，说“守斋使他快活，贫困给他带来乐趣”。那么现在也出现了自愿的受难者，他们以吃苦为使命，以不幸为职业，而且其中有的人完全是真心诚意的；不是吗，大巴西勒也在信上向自己的朋友坦率地谈到，扼杀肉体欲望如何使他狂喜，遭受迫害如何使他感到满足。然而尽管这样，认识没有前进一步，思想仍在酣睡……哪怕新的号音和新的警钟唤醒了他们，他们也像九个睡美人一样只能仍从入睡的那一天重新开始。

这些沉痛的事实使我悲伤，它们构成了我不得不经历的教育中难以忍受的一页。

……一天在死气沉沉的苏黎世，我闷闷不乐地坐在我母亲的餐室里；这是1849年12月底。明天我要去巴黎了；天很冷，下着雪，壁炉里两三块木柴冒着烟，吱吱出声，有气无力地燃烧着。大家正忙于收拾行李，我孤零零地坐着：日内瓦的生活从我眼前飘过，前途显得一片暗淡，我有些害怕，心里闷得受不了，要是可能，我真想跪下去痛哭和祈祷，但是我不能，我没有祈祷，我写下了我的诅咒——我的《1849年的尾声》5。

“绝望，厌倦，冷漠！”民主评论家们谈到这些痛苦的词句时这么说。是的，绝望！是的，厌倦！……绝望，这是一个陈旧而平庸的词，一层烟雾，它掩盖着消沉的内心，以爱的面貌出现的利己心理，自以为无所不能的虚荣心的牢骚怨言，以及徒劳无益的努力。这种自命不凡而得不到承认的天性早已叫我们厌倦了，它们由于嫉妒而痛苦，由于高傲而悲伤，这在生活和小说中也屡见不鲜。这一切确实是这样，但是在这些蜕化为可笑的拙劣表演和庸俗的假面舞蹈的骇人的内心苦闷的底层，未必没有真实的因素，那种完全属于我们的时代的东西吧。

诗人掌握着表达这种痛苦的言语和声音，但他太高傲，不能弄虚作假，不能为了赢得掌声而痛哭流涕；相反，他常常把自己的痛苦思想融化在幽默的谈吐中，引得善良的人们捧腹大笑。拜伦的绝望不仅来自性情乖僻，也不仅是个人的情绪。拜伦之所以不幸，是由于生活欺骗了他。但生活欺骗他不是由于他的要求是错误的，只是因为英国和拜伦属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两种不同的教育成果，它们正好在迷雾开始消散的时代相遇了。

这种不协调现象以前也是存在的，但在我们的时代，人们才意识到这一点，在我们的时代，人们才越来越看到，任何信仰都无济于事。在罗马产生这种裂痕之后，出现了基督教，在基督教之后，出现了对文明、对人类的信仰。自由主义构成了最后一种宗教，只是它的教会宣讲的不是来世，而是今世，它的神学是政治学；它立足在地面，没有神秘的和解办法，它需要事实上的和解。风行一时之后又归于没落的自由主义，已把这种脱节现象暴露无遗；它所引起的痛苦意识表现在现代人的讽刺中，他的怀疑主义中，它们彻底扫除了打倒的偶像。

讽刺是苦闷的发泄，它看到逻辑的真理与历史的真理并不一致，除了辩证的发展，还有人的情绪和偶然因素在发生作用，除了理性，还有非理性因素。

绝望6，就我们赋予这个词的意义而言，在革命前是不存在的；18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信仰的时代之一。我不必提伟大的殉难者圣茹斯特和使徒让·雅克·卢梭；但难道以上帝和自由的名义为富兰克林的孙儿祝福的伏尔泰爷爷7不是人类宗教的虔诚信徒吗？

怀疑主义是同1792年9月22日的共和国8一起宣告诞生的。

雅各宾派和一切革命者都属于少数派，发展水平的不同使他们与人民生活相隔离，他们构成了一种世俗的教士集团，准备担当人民群众的世俗牧师。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思想，它的最高的、然而不是普通的认识，不是每个人的思想。

这新的教士集团没有掌握强制手段，不论有形的或无形的都没有。他们手中一旦失去权力，便只剩了一种工具——信念，然而信念光靠正确是不够的，一切错误便来自这里，因为它还需要另一个条件——脑力的平等！

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时，在高唱胡格诺派9的圣歌和神圣的《马赛曲》时，在火炬燃烧、鲜血遍地时，这种不平等是不会被意识到的；但是最后，封建君主的阴森大厦崩溃了，墙壁终于被推倒，铁锁被砸破……再用一把力，缺口便形成了，勇敢地走在前面，大门打开了，群众一拥而入，然而这不是他们所期待的群众。这都是谁呢？他们属于哪个世纪？这不是斯巴达人，不是伟大的罗马公民。“我是奴隶，不是俄狄浦斯！”10无法抗拒的污泥浊水淹没了一切。1793、1794年的恐怖时代反映了雅各宾派内心的惶惑：他们发现了骇人的错误，想用断头台纠正它，但是不论砍下多少脑袋，还是只能在崛起的社会阶层面前垂下自己的脑袋。一切都向它屈服，它战胜了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它冲垮了旧体制，用自己代替了一切，因为它是唯一的实力派，当代的多数派；西哀士11的话比他自己想象的更正确，他说，市民便是“一切”。

市民阶级不是革命产生的，他们有自己的传统和作风，那是与革命思想格格不入的另一种方式。贵族把他们踩在脚下，列入 一切道德都归结为一点：不足者必须用一切手段取得，有余者则用一切手段保护和扩大自己的财产。在市场上为开展交易而举起的旗帜，成了新社会的神幡。人实际上只是财产的附属物，生活变成不断为钱而奋斗。

1830年以后的政治问题仅仅是市民阶级的问题，多年以来的斗争无非表现了统治阶级的欲望和要求。生活堕落为证券投机，一切变成了交易所和市场——报纸，选举，议会，莫不如此。英国人已习惯于按照商品命名法称呼自己的国教教会：“老字号”。

一切政党和政见在市民世界中逐渐形成了两大壁垒：一方面是坚决拒绝放弃垄断权的私有主市民，另一方面是企图从他们手中夺取财富、又无力夺取的非私有主市民，那就是说，一方面是贪婪，另一方面是觊觎。由于在这一切中谈不到真正的道德原则，因此一个人站在这一边或那一边，完全由财产状况和社会地位等外在条件来决定。一个反对的浪潮代替另一个取得了胜利，便是取得了财产或地位，自然也就从觊觎的一边走进了贪婪的一边。要完成这种转变，最好的办法便是通过那种毫无意义的、忽左忽右的议会辩论——它轰轰烈烈又不致越出范围，表面上郑重其事，像是维护公共利益，实际上只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

议会政治并非来自盎格鲁撒克逊习惯法的民族基础，它是在国家立法中形成的，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只松鼠轮子38。站在原地没有前进，又保持着进行重要活动的外表，从这点看还有比两个英国议会表演得更冠冕堂皇的吗？

但在这里，保持外表是最重要的。

在现代欧洲的一切方面，都深深存在着两个显然来自柜台的特点：一方面是伪善和欺诈，另一方面是炫耀和吹嘘。买卖就是玩弄花招，半价买进，卖出以次充好，用表面代替实质，隐瞒某些缺点，花言巧语骗人，不是真的正直而是装出正直的样子，不是表里一致的诚实，而是装出诚实的外表。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靠装潢门面，以致粗俗愚昧也取得了文明的外表。我们谁没有为西方社会的无知（我这不是指那些学者，而是指构成那个所谓社会的人们）感到惊愕和脸红？那里不可能有严肃的理论教育，它需要的时间太多，与事业关系又太小。凡是与商品流通和“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无关的一切，在市民社会看来都不是必要的，他们的教育必然有限。因此我们发现，那些市民一旦离开他们走惯的平坦道路，便显得愚昧无知，头脑迟钝。一般而论，狡猾和伪善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聪明和具有远见；它们的视野狭隘，航程短浅。

英国人理解这一点，因此不离开习惯的轨道，宁可忍受中世纪的一切，尽管它们不仅不方便，而且荒谬可笑，他们还是不愿作任何改变。

法国的市民阶级却不像这么谨慎，他们尽管狡猾和心口不一，还是走上了帝国的轨道。

他们对胜利充满信心，宣称普选权是国家新秩序的基础。这面数学旗帜适合他们的口味，真理取决于加法和减法，这是可以在算盘上计算，用数字标明结论的。

在当前的社会状况中，他们要提交全民表决的是什么？是共和国的存在问题。他们希望由人民来推翻它，让它变成一句空话，因为他们不喜欢它。谁尊重真理，他会随便遇到一个什么人便向他征求意见吗？如果哥伦布或哥白尼把美洲或地动说付诸表决，那会怎样？

设计不可谓不巧妙，但是好心的人们最后还是打算错了。

池座和演员之间出现的空隙，起先靠拉马丁39的能说会道像一块褪色的帷幔似的遮盖着，后来距离越来越大；血腥的六月加深了裂痕；正在这时，向愤怒的群众提出了总统问题。40路易-拿破仑作为对它的回答，揉着刚睡醒的眼睛，从空隙中走了出来；他把一切抓到手里，其中自然也包括市民阶级——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以为可以由他当帝王，而由他们来掌握实权。

在国家事务的大舞台上搬演的一切，也以微型方式重复出现在每个家庭中。资产者的道德败坏渗透在家庭和私人生活的一切秘密中。不论天主教还是骑士阶级，都从未像资产阶级那样在人们身上留下如此深刻全面的痕迹。

贵族承担着义务。当然，由于他们的权利一部分是虚构的，他们的义务也是虚构的，但它在他们内部起了一定的连环保作用。天主教从宗教方面而言，承担了更大的义务。骑士和信徒往往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但他们明白，他们这么做是破坏了他们自己所承认的社会规范，这种意识使他们对自己的懈怠感到不安，也无法把自己的行为看作符合标准。他们有自己的节日礼服，自己的正式排场，这不是骗人的，宁可说是他们的理想。

这理想包含什么内容，我们现在不想多谈。他们早已完成历史使命，退出舞台了。我们只想指出，有产者正相反，他们对什么都不承担义务，甚至不必服兵役，除非当志愿兵，这就是说，他们的义务只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取得资产。他们的福音很简单：“发财再发财，使钱像海边的沙一样多；只要不致破产，可以正当或不正当地利用自己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要过富贵荣华的生活，使自己长命百岁，使子女成家立业，使自己身后留下美名。”

骑士和天主教世界被否定是不可避免的，这不能归功于市民阶级，只应归功于自由人，也就是不能列入任何类别的人，其中有骑士，如乌尔里希·冯·胡滕41，有贵族，如阿鲁埃·伏尔泰42，有钟表匠的学徒，如卢梭，有军医，如席勒43，有商人子弟，如歌德。市民阶级利用了他们的成就，不仅不再从属于国王，不再是奴隶，而且摆脱了一切社会负担，只消醵资养活那个保护他们的政府即可。

他们从新教中建立了自己的宗教，一种可以使基督徒的良心与高利贷者的职业和平相处的宗教，它有浓厚的资产者色彩，以致为他们流过血的人民也抛弃了它。在英国，劳苦大众是最少上教堂的。

他们希望从革命中创造自己的共和国，但是它从他们的手中溜走了，正如古代文化从野蛮人手中溜走一样，那就是说它在当前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大反复”上。

宗教改革和革命发现它们进入了一个空无一物的世界，因此大吃一惊，只得从两种隐修生活中寻找出路，一种是阴冷沉闷的清教主义假道学，一种是没有血肉、牵强附会的市民式共和制形式主义。公谊会44和雅各宾派的偏激是建立在恐怖上的，它们的基础并不巩固；它们看到需要强有力的手段，使前面一部分人相信这便是教会，使后面一部分人相信这便是自由。

这就是欧洲生活的一般气氛。在当代西欧最发达的国家，在比较忠于自己的原则，比较富裕，比较文明，也就是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那种气氛也更显得沉闷，更难以忍受。正因为这样，生活在意大利或西班牙，就不如在英国和法国那么沉闷得叫人受不了……也正因为这样，多山的、贫苦的、乡村式的瑞士是全欧洲唯一可以得到和平的地方。

这些片断登载在《北极星》 22?1814年是维也纳会议开始，欧洲全面跨入复辟时代的一年。

23?拉韦纳在意大利，1819年拜伦住在这里。狄奥达蒂别墅在日内瓦湖旁边，1816年拜伦住在这里，并开始与住在附近的雪莱建立亲密友谊。

24?希腊神话中的巨神。

25?指法国的七月王朝时期。

26?引自《浮士德》第一部的最后一场，“她”是玛甘泪。

27?卢息弗即《圣经》中的魔鬼撒旦，但拜伦在诗剧《该隐》中把他塑造为反抗精神的化身。

28?拜伦于1816年在瑞士写的一首诗，《梦》也写于这年，只是稍早一些，所谓“从《梦》开始的生活”是指《梦》中所写的拜伦生活中的一些转折。下面谈到的“画面”均出自《黑暗》一诗。

29?基督教在美国形成的一个宗派，创立于1830年，自称根据新发现的《摩门经》，上帝将建立新耶路撤冷于美国。

30?指赫尔岑的夫人在1852年去世。

31?捷克思想家和人道主义教育家柯门斯基（1592—1670）编的一本书，曾在俄国风行一时。

32?即夏威夷群岛。“桑威奇”是18世纪英国航海家库克发现该群岛后给它取的名称。

33?《堂吉诃德》中的人物，堂吉诃德的侍从。

34?罗马法学观念，认为公共福利是最高准则，个人利益必须服从社会的利益。

35?布鲁图（公元前85—前42），古罗马政治家，共和主义者，曾刺死独裁者恺撒。

36?肯佩斯（1379—1471），中世纪德国神学家，写有不少神秘主义著作。

37?边沁（1748—1832），英国哲学家及经济学家，创立功利主义学说，主张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对资产阶级道德伦理观念发生了深刻影响。

38?松鼠笼子里有一个圆筒形轮子，松鼠奔跑，它便随着转动，因此表面上它忙得不可开交，实际上毫无意义。

39?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首脑。

40?指1848年12月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选举，这是路易-拿破仑实行帝制的前奏。

41?胡滕（1488—1523），德国人文主义学者，出身于骑士阶级，拥护中世纪的骑士制度。

42?阿鲁埃是伏尔泰的原名，伏尔泰是他的笔名。

43?席勒从军事学校毕业后担任过军医。

44?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主要流传于英美等国。

45?出版于1858年。但《西方小品集》并非发表于第四集，而是发表于1856年出版的第二集上。

46?引自普希金的诗《寄语杰利维格》（1827）。

47?雷伊什是荷兰的解剖学家，据说他发明了一种尸体防腐剂，用它处理过许多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