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_往事与随想

《民族论坛》——密茨凯维奇和拉蒙·德·拉·萨格拉——1849年6月13日的革命合唱队——巴黎的霍乱——离境

1847年秋我离开巴黎后，没有与任何人保持联系；文学界和政治界对我还是完全陌生的。原因很多。没有出现直接的机会，我又不想寻找这种机会。仅仅为了结识名流，便登门拜访他们，我认为这未免有失体面。何况我很不喜欢法国人对俄国人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他们称赞我们，鼓励我们，夸奖我们的发音和我们的富裕；我们容忍这一切，像是有求于他们，甚至为自己表示歉疚，如果他们出于礼貌，把我们当法国人对待，我们便大喜过望。法国人向我们滔滔不绝，随口讲话，我们却不敢造次，总在考虑怎么回答，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错误，他们的无知，却不好意思当面提出——他们正好利用这一点，自欺欺人，大言不惭。

如果要在另一种方式上与他们来往，就得让他们尊重你，为此必须具备各种条件，而我当时还不具备，等我有了这些条件我便马上加以利用了。

此外，还不应该忘记，要与法国人成为点头朋友，那是最容易的，然而要使他们与我们真正坦诚相见，却是最困难的。法国人喜欢抛头露面，表现自己，向别人夸夸其谈，在这一点上也像在其他方面，他们与英国人截然相反。英国人与别人交往是因为他觉得寂寞，他像坐在戏院里看戏，利用人们为自己解闷，既可散心，又可听到各种消息；英国人总是在发问，法国人却总是在回答。英国人觉得一切都不明白，一切都得仔细想想，法国人却一切都知道，一切都了解，他本身已完整无缺，不需要再探听什么；他只喜欢高谈阔论，说教和训话。至于讲什么，向谁讲，这都一样。他不需要个人的接触，一杯咖啡对他已足够了；他像列彼基洛夫，尽管恰茨基已换了斯卡洛祖布，扎戈列茨基已代替了斯卡洛祖布，他还是在谈他的议会和陪审员，谈他的拜伦（尽管他照法国人的发音说成了“贝伦”）和各种重要的话题。1

从意大利回来后，我还没有从二月革命中冷静下来，便遇到了5月15日，后来又经历了痛苦的六月和全市戒严。这时我对伏尔泰说的老虎和猴子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2，我甚至不想结识共和国中这些头面人物了。

统一行动的可能性出现过一次，它也许会使我认识不少人——但这事最后未能成功。克萨韦里·布拉尼茨基伯爵3拿出了七万法郎办一份报纸，它主要讨论国外的政治形势，其他民族、尤其是波兰的问题。显然，这样的报纸是有益的，及时的。法国报刊很少注意法国以外的一切，也不大理解；在共和国时期，它们认为，它们的职责只是用各民族团结的口号鼓励各国，向它们许愿，说等国内大局安定之后，法国就会根据博爱的原则建立一个世界共和国。新报纸定名为《民族论坛》4，它的条件使它可以在国际运动和进步的事业中成为“指导力量”。它的成功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各国共同的报纸——《泰晤士报》和《辩论日报》5登载过一些很好的文章，论述各国的专门问题，但缺乏系统，断断续续，不够经常。《奥格斯堡总汇报》6确实可以成为一份国际性的报纸，可惜它的黑色和黄色倾向太刺目了，使人觉得有些眼花缭乱。

但是1848年的一切良好开端，注定了早产的命运，在长出一颗牙齿以前便宣告夭折。报纸办得很不顺利，没有朝气，最后，在1849年6月14日，便与其他无辜的报纸一起被扼杀了。

报社租定了房子，购置了铺绿呢台布的大桌子和各种小斜面写字台，指定了一个瘦瘦的法国作家负责各国文字的正字工作，成立了由从前波兰的志士仁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任命了密茨凯维奇担任总负责人，并由霍耶茨基7做他的助手，总之，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正式成立了，那么，最合适的日期不是2月24日的周年纪念日，最合适的方式不是举办晚宴吗？

晚宴由霍耶茨基主办。我去时，发现已到了不少客人，其中几乎没有一个法国人，然而其他民族，从西西里人到克罗地亚人都有，因此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我个人感兴趣的只有一个人——亚当·密茨凯维奇，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他站在壁炉前面，把一只胳膊弯支在大理石炉顶上。凡是在他的作品的法文本上见过他的肖像的（那大概是根据大卫·当热8作的胸像浮雕复制的）马上可以认出他，尽管这些年他的面貌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脸型看，他不像波兰人，倒像立陶宛人，脸上流露出无穷的忧虑和悲戚。他头上是浓密的灰白头发，目光倦怠，整个外表给人的印象是经历了过多的不幸，内心感受着苦闷和强烈的忧郁——这是波兰命运的形象化体现。后来沃尔采尔9的脸也给过我类似的印象，不过尽管他满面病容，他的脸还是显得比密茨凯维奇的生动而亲切。密茨凯维奇似乎被什么吸引着，控制着，有些精神恍惚；这“什么”便是他那奇特的神秘主义，他在那中间已越陷越深了。

我走到他前面，他向我打听俄国的情形；他只能得到一些零星的消息，对普希金以后的文学运动知道得很少，还停留在他离开俄国的时期10。尽管他的基本思想是一切斯拉夫人兄弟般的团结，他又是这种思想最早的倡导者之一，然而他仍对俄国怀有一定的敌意。不过在经历了沙皇和沙皇的总督们的一切暴行之后，这是不足为怪的，何况我们所谈的正是尼古拉恐怖统治飞扬跋扈的时期。

除了天真的革命空谈家以外，那些无人赏识的艺术家，生不逢时的文学家，读完了大学</a>、没有拿到学位的大学生，揽接不到案子的律师，不会演戏的演员，自命不凡但能力有限、抱负远大但缺乏刻苦耐劳精神的志士仁人，自然都汇集到了这伙人中间。在平时给群众充当领导的那种外在力量，到了动荡不定的时代便失去了它的权威性，群众在没人做主的状况下变得无所适从。这时年轻的一代突然发现，在革命时期，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一举成名，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于是他们纷纷投身在空洞的政治呐喊</a>中，学会了豪言壮语，却丧失了工作能力。咖啡馆和俱乐部的生活引人入胜，生动活泼，既可满足自尊心，又不受任何限制。不怕迟到，也不必花力气，今天不做，不妨明天再做，而且也可以根本不做。

革命的合唱队有些像希腊悲剧的合唱队，可以分成两部分，如果用植物分类法予以命名，一部分不妨称为隐花植物，另一部分称为显花植物。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永远从事隐蔽活动，不时更改住处和胡子的式样。他们秘密召集各种非常重要的会议，如果可能，总在夜间或某个不方便的地点举行。在公开场合遇到朋友，他们不爱点头，只是使个意味深长的眼色。许多人不泄露自己的住址，不把出门的时间通知别人，也不说明要上哪儿；哪怕报上公开登载的消息，他们也要用暗号或者化学墨水传递。

一个法国人告诉我，在路易-菲力普时期，Э卷进了一场政治事件，隐藏在巴黎；这种生活尽管有趣，日子长了，也使人感到厌倦、寂寞。当时担任巴黎警察厅长的是德勒赛，此人有钱，喜欢吃喝玩乐，他当官不是出于需要，而是为了好玩，因此有时仍不免寻欢作乐。他与Э有不少共同的朋友；一天，他正像法国人说的那样陶醉在“梨酒和干酪之间”29，一个朋友对他说道：

“您老是不放过可怜的Э，这何苦呢！我们失去了一个谈笑风生的朋友，他也只能像犯人一样躲在屋里。”

“对不起，”德勒赛说，“他的案子早已过去了。他干吗还躲着？”他带着讽刺的意味向朋友们笑了笑。“我马上派人通知他，他这是多此一举，你们不必担心。”

回到家中，他把他的一个暗探头目叫来，问他道：

“Э在巴黎吗？”

“在巴黎。”暗探回答。

“躲了起来？”德勒赛问。

“躲了起来。”暗探回答。

“在哪里？”德勒赛问。暗探掏出小本子，找到以后讲了地址。

“好，明天一早你便找他，对他说，他不必担心，我们不想抓他，他可以太平无事地住在他的寓所中。”

暗探忠实执行了命令，可是在他拜访后过了两小时，Э秘密通知自己的亲戚朋友，他得离开巴黎，躲到外地一个城市里，因为巴黎警察厅发现了他藏匿的地点！

正如密谋活动者要竭力给自己披上一层神秘的透明纱幕，用沉默宣传自己的秘密，那些显花植物则尽量表现自己，喋喋不休地把心中的一切讲个没完。

他们是咖啡馆和俱乐部的常任宣讲员；他们在那儿不断向一切表示不满，为一切仗义执言，甚至没有的事也能讲得天花乱坠，至于真有的事，更会像地图模型上的山脉一样，把它扩大两倍，甚至三倍。大家见惯了这些人，因此每逢街上发生骚乱，或者示威游行，或者举行盛大的宴会时，都不禁会到处寻找他们。

……对我说来，兰勃林咖啡馆的情景还是新鲜的，那时我对革命的后院还所知不多。确实，我在罗马到过艺术咖啡馆30，在广场上参加过集会，也到过罗马俱乐部和人民俱乐部31，但那时罗马的运动还没出现政治上蜕化变质的迹象，它是在1848年的失败之后才加速发展的。契切洛瓦基奥和他的朋友们光明磊落，他们那种南国人的表情在我看来像言语一样鲜明，而他们的言语又像朗诵一样响亮，但他们正处在热情洋溢的青年时期，他们还没有从三个世纪的沉睡中完全苏醒；“人民之子”契切洛瓦基奥根本不是职业政治鼓动家，他并不想捞取什么，只想重新回到列彼特街的小房子里安静度日，作为一家之主和自由的罗马公民，与家人一起出售木料和柴薪。

在他周围那些人身上，不可能出现庸俗无聊、废话连篇的假革命症状，那种在法国不幸流传极广的溃疡病。

不言而喻，在谈到咖啡馆的造反派和革命的流浪汉时，我想到的根本不是那些人类解放的坚强活动家，那些民族独立的热情宣传者，那些不论监狱、流放、驱逐、贫穷都不能使他们闭上嘴巴的、为人类的爱而殉难献身的人，那些政治运动的组织者和推动者——正是这些人以鲜血、眼泪和言论开创了历史的新秩序。我们这里谈的是那个骚扰不安的边缘地带，那里生长的是不能结果的空花，对这些人说来，鼓动本身便是目的和成果，他们喜欢的是人民起义这个过程本身，正如乞乞科夫的彼得鲁什卡喜欢的是读书这个过程32，尼古拉喜欢的是步法操练本身一样。

在这个问题上，反动派没什么好高兴的——它那里生长的杂草和毒菌更坏，而且不仅在边缘地带，到处都是。这包括他们所有的人：在长官面前瑟瑟发抖的官员，到处刺探消息的奸细，准备为这边也为那边杀人的职业凶手，以及形形色色丑态毕露的军官——从普鲁士容克地主到杀人不眨眼的法属阿尔及利亚人，从近卫军官兵到宫廷少年侍从为止。我在这里还只接触到世俗的反动力量，没有提到靠化缘度日的苦行僧，专搞阴谋的耶稣会教士，充当警察帮凶的教士，以及各种等级的天使和天使长。

如果说在反动阵营中也有与我们的革命空谈家相似的人物，那么这就是在典礼上摆样子的朝臣，在洗礼、婚礼、加冕礼和葬礼中跑龙套、壮声势的角色，那些为官服，为金边，为显示权力的光辉和尊贵而存在的人们。

在兰勃林咖啡馆里，冒险家们济济一堂，面前放着大大小小的酒杯。这时我才发现，他们没有任何计划，运动也没有任何真正的中心和纲领。一切得靠灵感，就像从前使徒等待圣灵的降临一样。只有一点大家是一致的，那就是：不带武器参加大会。经过连续两小时的空谈之后，大家约定明天早上八时在水塔街对面的滂努佛尔林荫道上集中。这以后，我们便前往《真正共和报》的编辑部了。

主编不在家，他去找“山岳派”33要指示了。编辑部的接待室和会议厅设在一间发黑的大房间里，那儿光线暗淡，家具更显得简陋，屋里大约有二十来人，大多是波兰人和德国人。萨佐诺夫拿了一张纸，动手便写，写完后念给我们听：这是以各国流亡者的名义对攻占罗马提出的抗议书34，它声称大家准备参加示威运动。他说，凡是希望自己的名字永垂不朽，与光荣的明天联系在一起的，都可以签名。几乎所有希望自己的名字永垂不朽的都签了名。主编进来了，露出疲倦而烦闷的脸色，竭力装得仿佛掌握了不少秘密，又不便告诉大家，可我相信，他什么也不知道。

“公民们，”托雷35说，“山岳派还在继续开会。是的，成功是毫无疑问的，要坚持到底！”萨佐诺夫把欧洲民主派的抗议书交给了他，他看了一遍，说道：

“这很好，很好！法国感谢你们，公民们；但为什么要签名？人数这么少，万一失败了，我们的敌人会把仇恨统统发泄在你们身上。”

萨佐诺夫坚持保留签名，许多人赞成他的意见。

“我不能对这事负责，”主编反对道，“请原谅，我比你们更清楚，我们是在跟什么人打交道。”

说完，他把签名部分撕下，于是十多个不朽的候补者的英名被付之一炬——在蜡烛上销毁了。抗议书则随即发排。

我们离开编辑部时已快天亮；各家报社门口的人行道上聚集着一群群衣衫槛褛的孩子和贫苦可怜的妇女，他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正在等待报纸出版，报纸一到，一些人马上把它们折叠整齐，另一些人便带了它们跑向巴黎的大街小巷。我们走到了林荫道上——那里静悄悄的，只是偶尔出现一些国民自卫军的巡逻队，还有些警官在踱来踱去，狡猾地看着我们。

“这个城市睡得无忧无虑，”我的朋友说，“完全没料到明天会给风暴惊醒呢！”

“瞧，也有不睡的人在等候我们，”我对他说，向上指指，那是德奥尔餐厅灯火通明的窗户。“这太好了，让我们进去喝一杯苦艾酒，我的胃有些受不了啦。”

“我的肚子也空了，再说，现在吃点东西也很有必要；我不知道他们在议会大厦里吃什么，不过在孔斯耶尔热里监狱里伙食是很糟的。”

我们大吃了一顿冷火鸡，从留下的骨头看，谁也不会猜到霍乱正在巴黎猖獗一时，也不会想到再过两个小时我们便要去改变欧洲的命运。总之，我们在德奥尔餐厅狼吞虎咽，吃得饱饱的，正如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前夕蒙头盖脑，睡得香香的一样36。

八点多钟，我们来到了滂努佛尔林荫道，那儿已聚集了不少人群，大家显然等得有些不耐烦，不知做什么好，脸上露出了困惑的神色，但是从他们的特殊表情看，大多义愤填膺。这些人只要有真正的领导人，这一天是不致以闹剧结束的。

有一瞬间似乎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一位先生骑了马，从容不迫地经过林荫道。人们认出这是内阁的一位官员（拉克鲁瓦37），可想而知，他这么早骑马出门，不仅仅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人们在呐喊声中把他拖下马背，撕破了他的燕尾服，然后放了他，也就是说，另一群人搭救了他，把他护送到了别处。人群越来越多，到十点钟，可能已达到两万五千人。不论我们问谁，向谁打听，谁都什么也不知道。凯尔索西38是老一辈烧炭党人，他通知我们，郊区群众已在“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声中开进凯旋门。

民主派的老前辈们再一次告诫人们：“最重要的是别携带武器，否则就会改变这次行动的性质。无所不能的人民应该以和平的方式向国民议会庄严地表达自己的意志，不给敌人丝毫诬蔑的口实。”

最后队伍排好了。我们这些外国人被编成荣誉支队，紧跟在领导者们后面。领导人中有身穿上校军装的艾·阿拉戈39，从前的部长巴斯蒂特40，以及1848年的其他著名人士。我们在林荫道上一边走，一边喊各种口号，唱《马赛曲》。谁没有听到过千万个声音在激昂慷慨的情绪中，在走向战斗前必然出现的沉思中，怎样齐声高唱《马赛曲》，他就不能理解这首革命的赞美歌惊天动地的力量。

这时游行队伍声势浩大，十分壮观。在我们沿着林荫道缓缓前进时，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了，妇女和儿童挤在窗口，或者走上了阳台，他们的父亲和丈夫，那些有产者，却躲在他们背后，露出了阴沉不安的脸向外张望，但看不到从四楼和顶楼上探出头来的另一些人——穷苦的女裁缝和女工人，她们正向我们挥手帕、点头和挥手。我们不时走过一些知名人士的住宅，这时各种口号声便会腾空而起。

这样我们到达了林荫道与和平大街连接的地方，文森步兵团的一个排封锁了街口，我们的纵队靠近时，他们突然像戏院的布景一样向左右散开，尚加尔涅41骑着一匹小马，带着一队龙骑兵来了。他没有提出任何警告，没有擂鼓，也没有发出其他正式信号，便冲进前面几排群众，把他们与队伍切断，并命令龙骑兵摆开阵势，迅速驱散人群。骑兵扬扬得意，在街上横冲直撞，举起军刀用刀背砍杀，稍遇反抗，便把刀口转了过来。我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一匹马已到了我眼前，马的鼻息直扑到我脸上，那个骑兵朝我大骂，举起刀背吓唬，要不是我躲得快，说不定会挨他的刀背。我避向右边，一下子卷进人群中，给挤到了城根街的栅栏上。我们的队伍中只剩了米勒-斯特鲁宾42一人在我身边，这时龙骑兵用马队迫使前面的人后退，他们无路可走，便向我们挤来。艾·阿拉戈跳进城根街，滑了一跤，脚脱了臼，我和斯特鲁宾跟着也跳到了那儿，我们怒气冲冲，彼此瞧了一眼，斯特鲁宾猛地旋转身子，大声喊道：“拿起武器！拿起武器！”一个穿工装的人抓住他的领子，把他拖到另一边，说道：

“怎么，你疯了不成？……瞧那儿。”

街上（那大概是昂坦大街）密密麻麻的刺刀正向这儿移动。

“快走，趁他们还没听到你的话，还没把路堵住。一切都完了！完了！”他又说，握紧了拳头，哼着歌，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飞也似的溜走了。

我们走到了协和广场。爱丽舍田园大街上根本没有郊区来的队伍；其实凯尔索西也知道没有，这是他虚张声势的手段，然而谁要是真的相信了他，说不定连命都会送掉。

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发动的无耻进攻，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当时要是确实作了准备，有人领导，那么爆发真正的战斗可以说易如反掌。然而“山岳派”听到无所不能的人民被骑兵可笑地驱散之后，不是挺身而出，却是躲进了云端。赖德律-洛兰找吉纳德43商量。吉纳德是国民自卫军的炮兵司令，他本人愿意参加示威，也愿意给人，还同意给大炮，但是说什么也不肯提供炮弹，仿佛他认为单凭大炮的精神作用就可以打败敌人；福雷斯蒂埃44对自己的军队也是这样。这对他们的帮助多大，我们从凡尔赛的审判45中就看到了。大家都想有所作为，但谁也不愿冒风险；最有远见的还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在新秩序刚露出希望时便未雨绸缪定制了官服，但示威一失败，便不再去取衣服，裁缝只得把它们挂在店堂里出售。

当资产阶级共和派临时拼凑的政府驻在国立工艺博物馆时，工人们却带着疑问的目光在街头徘徊，既得不到指示，也没听到号召。他们回到了家中，只得再一次相信，祖国的这些“山岳派”老人是成不了大事的；他们也许还咽下了眼泪，像那个穿工装的人一样在说：“一切都完了！完了！”或者在为“山岳派”搬演的这场闹剧暗暗觉得好笑。

但是赖德律-洛兰的优柔寡断，吉纳德的迂腐颟顸，这一切还只是失败的外部原因，而且也是必然的，正如刚强的性格和顺利的境况在需要它们的时候也必然会出现一样。内在的原因在于那个作为示威的动力的共和思想的贫乏。衰老的思想可以拄着拐杖苟延残喘，甚至还可以像基督一样，在死后向信徒显灵一两次，然而不能再控制生活，引导生活了。它们已无法左右一个人，或者只能左右那些庸碌无能的人了。要是“山岳派”在6月13日成功了，它怎么办呢？他们心里什么新东西也没有。至多把1793年那个伦勃朗或萨尔瓦多·罗萨46风格的灿烂而阴郁的时代，复制成苍白无力的画面，既没有雅各宾人，也没有战争，甚至也没有幼稚的断头台。

在6月13日和里昂起义47失败之后，大逮捕开始了，市长带着警察走进了我们在埃夫里市的家，要找卡·布林德48和阿·卢格；我们的一部分朋友被捕了。孔斯耶尔热里监狱已人满为患，一间不大的屋子要关六十来人，中央放着一只便桶，一昼夜抬出去清理一次——这一切都发生在文明的巴黎，而且在霍乱猖獗的时期。我不想再在这种安乐窝里待上两个月，吃霉豆子和臭牛肉，便向一个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人借了一张护照，上日内瓦去了。49

那时法国的交通还得靠拉菲特和卡拉特50；铁路上行驶的是长途马车，我记得，到了沙隆，马车便离开铁路，到了另一个地方又驶上铁路。与我一起坐在车厢里的有一个瘦瘦的男子，脸晒得黑黑的，留着剪短的胡子，外表很叫人讨厌，他老是怀疑似的瞧着我。他带的提包不大，还有一把用漆布包着的剑。显然，这是乔装改扮的警官。他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我一遍，然后缩在角落里，不讲一句话。到了 15?萨格拉（1798—1871），西班牙自然科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者，1848年起住在巴黎，参加了二月革命，宣传蒲鲁东的观点。（这里赫尔岑说他“七十来岁”，显然只是凭印象写的。）

16?1849年6月13日，《民族论坛》发表文章，反对路易·波拿巴派出军队帮助教皇镇压罗马共和国，因而被当局查封。

17?弗隆斯基（1778—1853），波兰神秘主义哲学家。

18?波兰神秘主义者。

19?拿破仑的将军和副官。

20?婆罗门教的主神。

21?指拿破仑纪念柱。

22?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密茨凯维奇幻想依靠英法对抗沙皇俄国，因而前往土耳其，组织波兰军团。行前，他听到英法联合舰队在波罗的海胜利的消息，便写了《颂拿破仑三世》，把波兰解放的希望寄托在路易·波拿巴身上。密茨凯维奇在君士坦丁堡感染霍乱，于1855年11月26日在那里去世。

23?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24?写于1856年。——作者注

25?巴黎西郊的住宅区。

26?当时巴黎的著名医生和教授，写过一些医学著作。

27?1849年6月13日示威游行的前夕。这次示威系由法国小资产阶级共和派所发动，它的失败导致了共和派的崩溃。赫尔岑在下面写的便是这次示威的情形。

28?希腊神话故事中奥德修斯的漂亮妻子。奥德修斯去特洛伊远征后，不少人盘踞在她的宫中向她求婚达二十年之久，从未使她动摇。

29?法文“在梨酒和干酪之间”的意思是“在饭后闲谈时”。

30?当时罗马进步的作家和艺术家聚集的地方。

31?罗马俱乐部是当时解放运动的活动中心之一，人民俱乐部则系契切洛瓦基奥所组织，参加者大多为工人和手艺人。

32?见果戈理的《死魂灵》 33?1793年前后法国国民议会中的左派，即雅各宾派，称为“山岳派”（因他们在议会中的席位最高），1848至1849年革命中，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因坚持实行共和等较为激进的立场，被称为“新山岳派”。

34?罗马人民在起义后于1849年2月宣布建立共和国，这引起了各国保守势力的反对，教皇庇护九世要求法国出兵干涉。路易·波拿巴于5月向意大利发兵，7月初攻陷罗马。“抗议书”即针对这次的出兵而言，这次抗议活动系由资产阶级共和派所发动。

35?托雷（1807—1869），法国左翼共和党人，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真正共和报》的发行人和主编。

36?据说，拿破仑在1805年的奥斯特里茨战役前夕，把一切部署完毕之后，便美美地睡了几个钟头，然后精力充沛地开始指挥战斗。

37?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后任命的内阁官员。

38?凯尔索西（1798—1874），法国革命家。

39?阿拉戈（1803—1892），法国共和派革命家，《改革报》的创办人之一。

40?巴斯蒂特（1800—1879），法国政治活动家，曾在卡芬雅克内阁中任外交部长。

41?尚加尔涅（1793—1877），法国奥尔良派将军，1848年6月起任国民自卫军巴黎卫戍部队司令。

42?米勒-斯特鲁宾（1810—1893），德国革命家，参加过1848年的柏林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巴黎。

43?吉纳德（1799—1874），法国二月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44?福雷斯蒂埃（1787—1882），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当时任国民自卫军第八军团司令。

45?1849年6月13日的示威被镇压后，路易·波拿巴的政府取消了立法议会中“山岳派”三十三名代表的议员资格，把他们送交法庭审判。赖德律-洛兰逃到了英国。

46?伦勃朗（1606—1669），荷兰著名画家。罗萨（1615—1673），意大利巴罗克画家。

47?1849年6月15日里昂人民为了响应巴黎6月13日的示威，举行了起义，起义也以失败告终。

48?布林德（1826—1907），德国政论</a>家，1848年参加巴登革命，后以巴登革命政府代表的身份驻在巴黎。

49?我的担心是正确的，因为我离开后过了三天，我母亲在埃夫里的寓所便遭到了警察的搜查。他们拿走了她所有的信件，包括她的使女和我的厨子的来往信件。关于6月13日的经过，我当时认为还不宜发表。——作者注

50?在巴黎经营长途马车的两个车行老板。

51?瓦拉几亚当时是多瑙河下游的一个公国，现属罗马尼亚。

52?费利克斯·皮亚（1810—1889），法国剧作家及新闻记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至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系“山岳派”成员，后逃亡伦敦。1870年回法国，成为巴黎公社的领导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