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_往事与随想

对立面

斯拉夫派和泛斯拉夫主义——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弟兄，康·阿克萨科夫——彼·雅·恰达耶夫

是的，我们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与众不同。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我们像伊阿诺斯1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2

《警钟》 恰达耶夫的《书简》仿佛是最后的判决，一条界线。这是黑夜中发出的枪声；也许它宣告了什么东西的覆灭和死亡，也许它是信号，求救的呼声，是黎明的消息，或者黎明不再到来的通知，但不论怎样，必须醒来了。

一份评论月刊上的两三页篇幅，能起什么作用呢？然而语言的威力正是如此，在一个不习惯于发表独立见解的、沉默无声的国家内，几页文字便发生了这么大的力量，恰达耶夫的《书简》震动了整个俄国思想界。它对此是当之无愧的。《聪明误》之后，没有一部文学作品发生过这么强烈的影响。它们之间是十年的沉默，12月14日，绞刑架，苦役，尼古拉。彼得时期已两面碰壁。坚强的人被流放西伯利亚，留下的空白点后继无人。思想在苦闷中探索，但还一无所获。讲话是危险的，而且也无话可说，就在这时，一个阴郁的影子蓦地悄悄升起，要向公众安详地宣告自己的把一切希望抛在后面吧41。

1836年夏，我静坐在维亚特卡的书房中，邮车驿员给我送来了最新一期《望远镜》。只有尝过流放的滋味，在穷乡僻壤生活过的人，才会理解新书</a>的意义。自然，我丢下一切，动手裁开《望远镜》的书页。《哲学书简》是写给一位夫人的，没有署名。脚注中说</a>，这些信是一个俄国人用法文写的，即是说，它是译文。这一切使我对它不感兴趣，我开始读“评论栏”和“杂文栏”。

最后才轮到《书简》。读了二三页，我已被它那严肃悲痛的语调吸引住了：每句话都散发出一种已经冷却、但仍余恨未消的郁积的忧愤情绪。只有经过长期思考、反复思考、感受过许多切身体验的人，才能这么写；这不是从理论，而是从生活中得到的观念……我往下读， 《书简》变得高大了，成了对俄罗斯的阴森逼人的控诉书，一位历尽忧患、想把心头积压的一切吐露一部分的志士的抗议书。

我两度掩卷叹息，读不下去，想让思想和感情稍事休息，然后重新往下读。这篇用俄文发表的无名作者的文章……几乎使我发狂。后来我把《书简》读给维特贝格听，读给维亚特卡中学的青年教师斯克沃尔佐夫听，然后又独自诵读。

同样的情形很可能也发生在各省各县，发生在首都和老爷们的住宅中。几个月之后，我才知道作者的姓名。

长期与人民隔绝的那部分俄国人，在单调乏味、无所作为、不能提供任何补偿的桎梏下，默默无声地忍受着苦难。每人感到了压力，每人有话要说，然而大家沉默着。最后来了一个人，他按照自己的看法讲出了这些话。他的话句句沉痛，没有一线光明，他的观点也没有一线光明。这就是恰达耶夫的《书简》，它是毫不留情的痛苦的呼声，对彼得的俄国的谴责——它是应该受到谴责的：难道这种现状曾怜惜和宽容过作者或任何人吗？

自然，这声音必然引起人们的反对，否则它就变得完全正确了，它是这么说的：俄国的过去是一片空白，现在暗无天日，将来也毫无希望，这是“丧失理智，是给人民的严峻教训，表明闭目塞听和奴役制度可以造成多大的危害”。42它是悔罪和责难；预知消弭矛盾的办法，这不属于忏悔和抗议的责任，否则认罪变得无关紧要，赎罪也只是虚伪的空话了。

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一时间，这凶险的声音惊醒了所有的人，连昏睡的和麻木的人也吓了一跳。大家惊讶不安，多数人觉得受了侮辱，但也有十来个人向作者大声喝彩，热烈鼓掌。客厅的议论是不祥的前奏，政府的措施继之而来。首先发难的是德国人出身的俄国爱国者维格尔，他是因普希金的讽刺诗才从反面名噪一时的。43

杂志随即被封闭；担任图书审查官的莫斯科大学</a>老校长博尔德列夫被撤职；发行人纳杰日金44被流放到乌斯季瑟索利斯克；恰达耶夫则由尼古拉下令宣布为疯子，并被迫具结永不写作。每逢周末，医师及警察局长务必光顾一次，为他检查身体，向上呈报，即根据皇上的诏令，提出由本人签字的五十二份假诊断书；这不失为聪明而合乎道义的办法。他们当然受到了惩罚；恰达耶夫对他们怒目而视，毫无惧色，把这种把戏看作独裁政权实际已经发疯的表现。医师和警察局长始终不敢透露他们光顾的目的。

我在流放以前，与恰达耶夫见过一面。那是在奥加辽夫被捕的当天。我已谈过，这一天米·费·奥尔洛夫家举行宴会。宾客到齐后，进来一个人，向大家冷冷地鞠躬，他的外表与众不同，显得风度翩翩，个性鲜明，这必然会引起每个人的注意。奥尔洛夫拉住我，给我介绍；这便是恰达耶夫。这初次会面，我印象不深，对他也并未留意；他与平时一样，态度冷漠，严肃，才气焕发，愤世嫉俗。饭后，奥尔洛夫的岳母拉耶夫斯卡娅对我说：

“您为什么这么闷闷不乐？唉，青年人，青年人，你们现在怎么都变得这样啊？”

“您以为，”恰达耶夫说道，“我们现在还有青年人吗？”

他留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些。

回到莫斯科后，我与他接近了，从那时起，我们一直保持着最友好的关系。

恰达耶夫那忧郁而独特的姿态，在暗淡沉闷的莫斯科上流社会中显得很不调和，似乎是对它的一种悲痛的谴责。在那些徒具外表的大人物、那些轻浮的枢密官、满头白发的老花花公子和道貌岸然的废物中间，我喜欢看到他。不论人群如何密集，眼睛马上可以发现他；他身材端正，未因年龄而变形，穿得总是十分整齐；当他沉默不语的时候，他那柔和苍白的脸毫无表情，仿佛这是蜡制的面具或大理石雕像，而“前额像秃顶一样大”45，灰蓝的眼睛露出伤感的神色，同时显得那么善良，薄薄的嘴唇却相反，总是挂着讥嘲的微笑。十年来，他合抱着双手，站在某个圆柱旁边，站在林荫道的树木下，站在客厅、剧场和俱乐部中，像否定的化身，像活的抗议一样，凝视着周围那扰攘不休、追名逐利的芸芸众生，他变得喜怒无常，性情怪僻，与社会落落寡合，又无法与它决裂，于是他讲出了心中的话，而把热情安详地隐藏在冰层下，就像把它隐藏在面皮下一样。接着他又沉默了，又显得怪僻、不平、愤慨了，又以不屑的目光俯视着莫斯科社会，但依然无法抛弃它。不论年老的，年少的，都觉得与他在一起不自在，不好办；不知为什么，大家怕接触他那毫无表情的脸，那炯炯逼人的目光，那忧伤的嘲笑，那鄙视而宽容的神态。是什么使他们接待他，邀请他……甚而登门拜访他呢？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恰达耶夫并不富裕，特别是在晚年；他也没有地位，不过是退职的骑兵大尉，胸前只有一枚库尔姆铁十字勋章。他确实像普希金说的：

在罗马可以成为布鲁图46，

在雅典可以成为伯里克利47，

但在沙皇政权的压制下，

他只是一名骠骑兵军官……48

与他来往，在手握生杀大权的警察眼中，只能玷污一个人的名誉。他的声望从何而来？为什么每到星期一，老巴斯曼街他那寒碜的小书斋，会使英吉利俱乐部的“名流”，特维尔林荫大道的显贵趋之若鹜？为什么时髦的夫人们要走进阴沉的思想家的隐修室？为什么对文人的事一窍不通的将军们，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必须登门拜访这位老人，装模作样冒充斯文，然后又把恰达耶夫针对他们讲的话拿来鹦鹉学舌？为什么那位古怪的“美国人”托尔斯泰49，那位践踏波兰文化的野蛮的侍从将军希波夫50，也会出现在他的家中？

恰达耶夫不仅不对他们让步，还捉弄他们，使他们随时感到他与他们之间的距离。51当然，这些人去拜访他，邀请他出席自己的晚会，是出于虚荣心，但问题不在这里；主要是这无异于公开承认，思想已成为一种力量，应该受到尊重，哪怕它违背圣上的旨意。“精神错乱”的骑兵大尉恰达耶夫成了公认的权威，它的力量增加一分，尼古拉皇上的“精神错乱”的权力就降低一分。

恰达耶夫有自己的怪僻，自己的弱点，他愤世嫉俗，放任不羁。莫斯科社交界的夜郎自大、唯我独尊，我看是举世无双的，正因为这样，它有些像外省社会，显得鼠目寸光，自以为是。在这里，一个五十岁的老人，几乎失去了一切朋友，又无财产，整天苦思冥想，牢骚满腹，怎么会没有自己的习惯，自己的怪僻呢？

著名的谢苗诺夫事件52发生时，恰达耶夫是瓦西里奇科夫的副官。我记得，那时皇上在维罗纳或亚琛参加会议53。瓦西里奇科夫派恰达耶夫呈送报告，他不知怎么迟到了一两个钟头，落在奥地利公使勒布采尔腾54的使者后面。沙皇那时完全醉心于梅特涅的反动政策，而梅特涅对谢苗诺夫事件抱着幸灾乐祸态度。沙皇接到消息，勃然大怒，对恰达耶夫极不客气，一边骂一边生闷气，后来自知失礼，下令让他当侍从武官；恰达耶夫谢绝了这种荣誉，只提出一个要求：辞职。当然，这极不得皇上的欢心，但辞职被批准了。

恰达耶夫放弃绣金制服之后，并不急于回俄国，却开始研究学问了。亚历山大驾崩，发生了12月14日事件，恰达耶夫不在国内，使他避免了必然会遭遇的厄运55，他是在1830年前后回国的。

在德国，恰达耶夫与谢林来往密切；后来他之倾向神秘主义哲学，大概谢林的影响是一个主要原因。他的革命的天主教即来源于这种哲学，并成为他终生的信仰。在《书简》中，他把俄国的灾难一半归罪于希腊教会，归罪于它脱离了无所不包的西方统一体。

这种意见不论我们看来如何奇特，但不应忘记，天主教本身具有极大的伸缩性。拉科代尔56一面宣传天主教社会主义，一面仍是多明我会57修士，他的助手谢威仍是《人民之声报》58的编者。其实新天主教不比修辞上的自然神论逊色，这不是宗教，不是戒律，只是一种温和的神学，属于受过教育的市民的思想范畴，是“裹在宗教外衣中的无神论”。

如果在1848年之后，在费尔巴哈和蒲鲁东之后，在庇护九世59和拉梅内60之后，还可能有龙格61和毕舍62的追随者，如果一个最强大的政治派别也得在自己的旗帜上涂上神秘主义的色彩，如果直到现在还有密茨凯维奇和克拉辛斯基63这些人在继续宣传弥赛亚救世主义，那么恰达耶夫从20年代的欧洲，把这类学说携带回国，就毫不足怪了。我们对那时的欧洲已有些忘记，但只要回想一下沃拉贝尔64的《历史》，摩根夫人65的《通信集》，安德利亚尼66的《回忆录》，拜伦和莱奥帕尔迪67的作品，就可以深信不疑，这是一个乌云密布的历史时期。革命已被打入冷宫，一面是野蛮的君主主义在无耻地夸耀自己的武力，另一面是狡猾的君主主义在以宪章为遮羞布，伪装贞洁。至多只能偶尔听到几声希腊民族解放斗争的歌声，坎宁68或鲁瓦耶-科拉尔69的几句慷慨激昂的言辞。

在新教的德国，那时天主教派别形成了，施莱格尔70和利奥71改变了信仰，老杨恩72等人大谈什么天主教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人们在中世纪和神秘主义中逃避现实，读艾卡茨豪生73的书，研究催眠术和霍恩洛厄74的奇迹。雨果是天主教的仇敌，可是它的复兴也得力于他，正如得力于对当时死气沉沉的时代感到痛心疾首的拉梅内一样。

这种天主教对一个俄国人必然发生更大的影响。它表面上具备俄国生活中缺少的一切；俄国与世隔绝，只是在物质权力的压制下，靠自己的触须在探索道路。西方教会那种严格的教规和高傲的自主精神，那种独行其是的彻底性，那种实际的运用，那种坚守不渝的信念，那种认为可以靠自己的高度一致性，自己的永恒幻景，自己的向罗马和全世界75，自己对世俗权力的轻视，使一切矛盾化为乌有的假象，对一个热血奔腾、在成年时期开始接受严肃教育的人，是极易发生压倒一切的作用的。

恰达耶夫回国时，在俄国遇到的是另一种社会，另一种气氛。我尽管年轻无知，但我记得，随着尼古拉皇朝的到来，上层社会的堕落如何怵目惊心，它变得更卑贱，更奴颜婢膝了。亚历山大时期贵族的独立精神，近卫军的豪迈气概，1826年后已荡然无存。

幼苗和嫩芽已在生长，但还缺乏自觉性，还像孩子一样光着脖子在玩乐，或者在寄宿学校和皇村学校读书。有些青年文学家已开始试探自己的力量，练习写作，但还没有崭露头角，环境也与恰达耶夫当年的社会不同了。

他的友好成了苦役囚犯。起先他在莫斯科形单影只，后来与普希金在一起，成了两人，最后与普希金和奥尔洛夫在一起，成了三人。这二人辞世后，恰达耶夫常指着沙发背后墙上两个不大的黑影说，他们的头就靠在这儿！

把普希金给恰达耶夫的两首书翰诗对照一下，真使人无限感伤，变化的不仅是他们的生活，也是整个时代，整整一代人的命运——先是满怀希望向前猛进，然后给无情地抛在后面。青年普希金对自己的友人说：

朋友，你要相信，

迷人的幸福会像朝霞一般升起，

俄国会从酣睡中醒来，

而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人们会把我们的名字写上。76

但是朝霞没有升起，升起的只是尼古拉的宝座，于是普希金写道：

恰达耶夫，往事可还记得？

曾几</a>何时我怀着青春的狂热，

要把灾难深重的名字，

呈献到另一片废墟上？

如今心灵的火已被风暴吹熄，

剩下的只是懒散和宁静，

但在令人感奋的回忆中，

我要在神圣的友谊之石上，

刻写我们的姓名！77

恰达耶夫那种绝望的观念，是他对俄罗斯生活的一种报复，他对它发出了深思熟虑的、饱经忧患的诅咒，要用它总结自己悲惨的一生和俄国历史的一整个时期。对斯拉夫派说来，世上再没有比这一切更不可容忍的了。他必然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感，他痛苦地、悲愤万分地亵渎了他们所宝贵的一切，首先是莫斯科。

恰达耶夫常说：“每个外国人到了莫斯科，就给带去参观它的大炮和大钟，但大炮已不能发射，大钟也已摇摇欲坠。在这个惊人的城市里，值得一看的竟只是这些破烂。也许，这座没有钟舌的大钟便是这个默默无声的大国的象征，住在这里的种族虽然自称为斯拉夫人78，却仿佛对人类之有语言感到十分惊讶。”79

俄罗斯生活像叫人纳闷的斯芬克斯，它在沙皇虎视眈眈的监督下，在军用大衣的覆盖下蒙头大睡，恰达耶夫和斯拉夫派同样站在它面前，同样发出了疑问：“今后怎么办？不能这么生活下去：现状的沉闷和荒谬已一目了然，再也无法忍受，但出路在哪里呢？”

“没有出路。”彼得时期的人80回答。他只知道西方文化，在亚历山大时期相信俄国将沿着欧洲的道路发展，但现在只得悲哀地指出，整整一个世纪的努力毫无实效：教育只是提供了新的压迫手段，教会成了警察的保护伞，人民忍受再忍受，而政府压迫再压迫。“其他民族的历史是它们的解放记录，俄国的历史却是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发展史。”彼得的改革只是使我们变得更坏，成了最可耻的东西：文明的奴隶。在这苦闷混乱的精神状态中，我们受够了折磨，人民不理解我们，政府打击我们，现在该休息了，该让和平降临到心灵中，找个地方躺下了……这无异是说“该安息了”，于是恰达耶夫企图在天主教会中，为一切历尽辛酸苦难的人们找到许诺给他们的安宁。

从复辟时期81表现出来的西方文化的角度看，从彼得的俄罗斯的角度看，这观点是完全合理的。斯拉夫派对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答案。

他们的出发点是对人民活的灵魂怀着忠诚的信念，他们的直觉比他们的理性更敏锐。他们明白，俄国的现状尽管已病入膏肓，但还不是绝症。恰达耶夫认为，个人的得救尚有一线希望，民族则不然，斯拉夫派却明确表示，为现代生活所俘虏的个人必然灭亡，但民族的得救是有希望的。

斯拉夫派说：“出路在我们这儿，出路在于抛弃彼得时期，回到被外国文化和外国政府所隔绝的人民中去，恢复古风旧习！”

但历史是不会倒转的；生活有的是布料，它永远不需要旧的衣衫。一切复古，一切复辟，始终只是假面具。我们已见到两次：法国正统派未能复活路易十四的时代，共和派也未能恢复到热月八日以前82。事实胜于雄辩，那是斧头也砍不掉的。

何况我们也无古可复。彼得以前的俄国生活是丑陋的，贫困的，粗野的，而斯拉夫派要恢复的就是这样一个社会，虽然他们并不承认这一点。否则，他们的一切复古意图，对古代风俗习惯的崇拜，以及不要穿好得多的现代农民服装，偏要恢复笨拙不便的老式衣服，该如何解释呢？

在整个俄国，除了斯拉夫派，谁也不戴摩莫卡皮帽83。正如恰达耶夫讲笑话时说的，康·阿克萨科夫穿着民族服装在大街上走过，老百姓都以为他是波斯人。

他们对回到民间去的理解也极肤浅，与西方大多数民主派人士差不多，把民族看作一个现成的固定的东西。他们认为，接受人民的偏见就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牺牲自己的理性，而不是在人民中发展这种理性，便是向人民靠拢的伟大行动。由此就产生了对仪式的盲目崇拜和全盘照搬；在朴素的信仰中，这些仪式是动人的，但一旦另有意图，它们就成了对人的侮辱。斯拉夫派要回到民间去之所以不切实际，最好的证明即在于他们丝毫没有激起人民对此的同情。无论拜占庭教会，还是多棱宫84，都不能对斯拉夫世界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多的东西。回到农村和劳力组合，回到村社大会和哥萨克自由体，这是另一回事；但重建这一切决不是为了使它们停滞不动，变成凝固的亚细亚社会，而是为了发展和解放它们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清除一切杂质和畸形物，清除附生在它们上面的浮肉——当然，我们的使命便在这里。但是不应该产生误解，这一切已大大超出国家的范围；莫斯科时期正如彼得堡时期一样，对此极少帮助，它也决不比后者优越。彼得只是把诺夫哥罗德市民议会的大钟85改铸成大炮，把它从钟楼上取下的还是伊凡·瓦西里耶维奇86；彼得的户口调查87只是巩固了农奴制度，而它是由戈杜诺夫88开始实行的；在《法典》89中已没有民选税吏的影子，而鞭打、笞刑和体罚也渊源久远，早在用树条抽打和用刀身平打背脊之前就有了。

斯拉夫派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俄国有过独特的发展道路，只是被各种事件掩盖了，最后到了彼得时期才被切断。其实这种发展道路俄国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有。那现在来到我们头脑中的东西，那开始在思想和预感中闪现的东西，那未被意识到的存在于农舍和田野中的东西，只是现在才在历史的园地上萌芽，而这片园地是经过了二十代人的鲜血、眼泪和汗水的灌溉的。

这是我国生活方式的基础，它们不是回忆，不是写在编年史上的东西，而是现实中具有生命力的因素。但它们只是在建立统一国家的艰苦历史过程中保全下来的，并在政府的压力下幸免于难，然而没有得到发展。我甚至怀疑，没有经过彼得时期，没有获得欧洲文化的养料，它们是否具备发展的内在力量。

这种生活方式的基础依靠本身是不够的。印度自古以来直至今日，始终存在着以分配土地为基础的农村共同体，与我们的村社极为相似。然而它并未使印度获得远大的发展。

只有西方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强大思想，才足以使斯拉夫宗法制社会中酣睡的种子发芽生根。劳动组合和村社，利益和土地分配制度，村民大会和以若干村庄联合构成的自治性行政单位——这一切都是基石，我们未来自由村社的大厦就要建筑在这些基石上。但基石毕竟只是基石……没有西方的思想，我们未来的大厦将始终只是一片地基而已。

一切真正具有社会性的东西，命运都是如此，它不由自主要走上各民族互相依靠的道路……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结果，不是停留在原始的村社共同体中，便是成为共产主义的空想，它正如基督教的圣灵一样，不能找到一个血肉之躯。

斯拉夫人敏于感受的天性，他们的“女性气质”，缺乏首创精神，强大的吸收能力和可塑性，使他们首先成为需要依赖其他民族的一种民族，他们不能完全独立。如果无依无靠，斯拉夫人便会像一位拜占庭编年史家所指出的，“为自己的歌声所催眠而昏昏入睡”。但一旦被别人惊醒，他们即会紧跟到底；没有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思想会这么深刻而完整地吸收过来，同时又保持自己的本色。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一千年前便彼此隔膜，直至今日依然不变，但在斯拉夫民族和它们之间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形。斯拉夫族这种富于同情、易于接受和吸收的天性，使它必须献出自己，追随别人。

为了形成一个公国，俄罗斯需要瓦兰人90。

为了成为一个国家，它需要蒙古人。

欧罗巴主义使它从莫斯科王国发展成了庞大的彼得堡帝国。

“但是斯拉夫人尽管接受能力强，他们不是处处表明，他们完全无力建立当代欧洲的国家秩序，经常或是陷入不可救药的专制主义，或是弄得混乱不堪，束手无策吗？”

这种无能和不足之处，在我们看来，正是伟大的天赋优点。

整个欧洲现在已到了需要专制主义的地步，否则在力图建立新秩序的社会思潮的进攻面前，它便无法维持当代的国家生活，因为尽管西方提心吊胆，百般防范，仿佛冥冥之中仍有一股力量在把它推向这种新秩序。

曾有一个时期，半自由的西方对压在沙皇宝座下的俄罗斯投以鄙夷的目光，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则望着幸福的兄长们叹息不已。这个时期过去了。大家已在向奴隶制度看齐。

我们现在面临一大奇迹：那些还保持着自由机构的国家，也对专制主义不胜向往。在君士坦丁大帝91时代，自由的罗马人为了逃避苛捐杂税，主动要求贬为奴隶，但那时以后，人类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专制主义或社会主义——二者必居其一。

然而欧洲表明，它对社会变革已经完全无能为力。

我们认为，对这种变革，俄国还不致那么无能为力，这是我们与斯拉夫派一致的地方。我们对俄国前途的信心，正是建立在这上面。那是从1848年底起我就开始鼓吹的。

欧洲选择了专制主义，挑中了帝国。专制主义便是军事体制，帝国便是战争，皇帝便是军事统帅。一切披上了戎装，只等战争爆发，但真正的敌人在哪里呢？国内——在下面，在底层；国外——在涅曼河92那边。

战争现在开始了93，它可能出现休战状态，但在全面变革开始前不会结束，只有全面变革才是重新洗牌，开始新的一局。欧洲有两大历史巨人94，他们是开拓全部西欧史的沙场老将，两个世界，两个传统，两种原则——国家和个人自由的代表，现在却有一个默默无声、既无旗号、又无名望的 莫斯科社会通过格拉诺夫斯基，对西方向往自由的思想，对解放头脑并为此而进行斗争的思想，发出了欢呼。通过斯拉夫派，它为被侮辱的民族感情，对彼得堡的比龙式傲慢态度发出了抗议。

在这里我必须声明一下。我在莫斯科熟悉的只是两个圈子，它们构成莫斯科社交生活的两极，因此我谈的也只限于它们。起先我的周围全是一些老人，有些是叶卡捷琳娜时期的近卫军军官，我父亲的老同事，另一些是把参政院当作避风港和养老院的、他哥哥的同事。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个年轻的莫斯科，文学界的上流社会，我要谈的只是这部分人。那些拿过笔和剑的老人正在等待按官级穿戴整齐之后走进坟墓，他们的儿子或孙子</a>却不想争取任何官衔，一心“读书和思想”，至于在这两代人之间保持着或存在着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个中间地带是真正的“尼古拉罗斯”，一个平凡庸俗的世界，既无叶卡捷琳娜时期的独立精神，1812年的大无畏气概，也没有我们的追求和兴趣。这是可怜的一代，被压垮的一代，只有几个殉难者在那里挣扎，喘息，最后死亡。我谈到莫斯科的客厅和餐厅，是指普希金曾经主宰过的那些地方；在那里，我们还能听到十二月党人的声音；在那里，格里鲍耶陀夫发出过微笑；在那里，米·费·奥尔洛夫和阿·彼·叶尔莫洛夫由于在宫廷失宠而受到了友好的接待；最后，在那里，霍米亚科夫从晚上九时一直辩论到清晨四时；在那里，康·阿克萨科夫拿着摩莫卡皮帽为莫斯科大声疾呼，尽管谁也没有攻击它，每逢拿起香槟酒，便要偷偷祝告和祈祷，尽管大家知道这一点；在那里，列德金为了增进黑格尔的荣誉，论证了上帝作为个体的存在；在那里，格拉诺夫斯基侃侃而谈，发出了坚定的声音；在那里，大家怀念着巴枯宁和斯坦克维奇；在那里，恰达耶夫衣冠楚楚，抬起蜡像似的柔和的脸，发出尖刻的讽刺，惹怒了惊慌失措的贵族和斯拉夫派东正教徒，他的讽刺总是具有独特的形式，特地裹上了一层冰冷的外衣；在那里，老当益壮的亚·伊·屠格涅夫100谈笑风生，欧洲的一切名流，从夏多布里昂和雷卡米耶101到谢林和拉埃尔·瓦恩哈根102，无不遭到他的揶揄；在那里，博特金和克留科夫沉浸在泛神论的享受中，津津有味地听谢普金讲故事；最后，别林斯基有时也会像康格里夫103的烧夷弹一样突然飞进屋里，把遇到的一切统统烧成灰烬。

一般而言，莫斯科生活与其说都市化，不如说更为乡村化，只是老爷们的住宅彼此连接罢了。这儿的人当然不会千篇一律，不同时代、不同教养、不同阶层、不同经纬度的俄国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模式。拉林和法穆索夫们104在这儿安度晚年，但不仅他们，这里还有弗拉基米尔·连斯基和我们的怪物恰茨基105，至于奥涅金，那太多了。他们可干的事都很少，生活清闲，无忧无虑，得过且过。地主的放任不羁，说句老实话，我们是欣赏的；这中间包含着某种气魄，是我们在西方的市民生活中看不到的。那种奴颜婢膝的买卖人气质（在达什科娃的《回忆录》中，维尔蒙特小姐曾提到这一点，我自己也还见到过）在现在谈到的这些人中间是没有的。构成这个社会的是不做官的地主，或者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安慰亲属才做官的地主，一些生活富足的人，以及青年文学家和教授们。这个社会是自由的，各种关系还没有凝固，各种习惯也还没有成为清规戒律，因而与从前欧洲的生活不同；同时，它还保存着西方彬彬有礼的传统，这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养，可是在西方已每况愈下；此外，它还杂有斯拉夫人随心所欲、有时甚至放纵逸乐的脾性，这构成了莫斯科社会独树一帜的俄国特色，也使它十分伤心，因为它梦寐以求的就是与巴黎看齐，但这个愿望大概只能是愿望而已。

我们所知道的欧洲还是从前的欧洲。一提起它，我们就想到伏尔泰在巴黎的沙龙中执牛耳的时代，那时，听狄德罗的辩论不过是家常便饭；那时，大卫·休谟106的莅临巴黎竟使整个社会为之轰动，所有的伯爵夫人和子爵夫人都对他百般奉承，竞相卖弄风情，致使她们的另一个宠儿格林107大为恼火，认为这简直不成体统。我们的脑海中有的仍然只是霍尔巴赫男爵108的晚会， 《费加罗》初次上演的盛况，那时，全体贵族整整几天站在那儿排队买票，时髦的夫人们不惜以干粮代替午餐，只为了要弄到一个座位，看一下一个月后将在凡尔赛宫上演的这出革命戏剧（由普罗旺斯伯爵，即后来的路易十八109饰演费加罗，由玛丽·安托瓦内特110饰演苏姗娜111！）。

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了……不仅18世纪的那些客厅不复存在——这是一些奇怪的客厅，在珠光宝气、花团锦簇中间，贵族用自己的纤手和乳汁哺育和养大了一头小狮子，这就是后来的革命巨人——而且另一些客厅，例如斯塔尔夫人112和雷卡米耶夫人的客厅，也已收场了，在那里聚会的是贵族中的一切名流，文学家和政治家。现在他们却怕文学，而且文学也根本不再存在；党派分歧如此之大，不同政见的人不可能互相尊重，会集在一间屋子里。

恢复原来意义上的“客厅”的最后一次尝试失败之后，它就随着它的女主人一起消失了。德尔芬·盖113用尽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卓越思想，才使彼此猜疑、彼此仇恨的客人勉强相安无事，保持体面的和平。这种一触即发的、紧张的休战状态，决不能带给人任何快乐，主人送走客人之后，只觉得精疲力尽，倒在沙发上，感谢上帝，这一晚总算太平无事，没有出什么乱子。

确实，今天在西方，特别在法国，文人的清谈，优美的风度，高雅的仪态，早已失去魅力。把可怕的马蜂窝用皇帝的龙袍覆盖之后，小市民将军们，小市民部长们，小市民银行家们便寻欢作乐，成百万地赚钱，成百万地花钱，等待石客114的清算了……他们需要的不是轻快的谈话，而是丰盛的酒肉，庸俗豪华的生活，在这里，正如在 在一切文学和非文学性晚会上，论争一再展开。我们在这些晚会上见面，一星期大约两三次，星期一在恰达耶夫家，星期五在斯韦尔别耶夫118家，星期日在叶拉金娜119家。

除了参加辩论的人，除了持一定观点的人，还有些人是出于好奇心出席晚会的，其中甚至有妇女。他们坐到深夜两点，看这些斗牛士怎样厮杀，谁胜谁败。他们来听辩论，就像从前去看拳击，或者上罗戈日门外的竞技场一样。

在东正教和斯拉夫主义一边，众人瞩目的穆罗姆人·伊利亚120是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霍米亚科夫，正如他的手下败将莫罗什金121说的，他是“当代的雄辩家高尔吉亚”122。这人头脑发达，灵活，办法多，而且不择手段，记忆力强，思想敏捷，一辈子就是在热烈而不知疲倦地与人论争。这个精力充沛的勇士，不停地攻打和刺杀，进犯和追击，讽刺挖苦，引经据典，威胁恐吓，直至把对方逼进森林，不讨饶就休想脱身——总之，为信仰战斗的，只得放弃信仰，为理论战斗的，只得抛弃理论。

霍米亚科夫确实是危险的对手，一个老练的、喜欢争斗的辩证法家，对方的一点疏忽，一点退让，都会被他利用。这个才能非凡、学识渊博的人，像中世纪的骑士守卫圣母一样，连睡觉也不卸下武装。不论白天黑夜，他随时准备迎接错综复杂的辩论，为了使自己的斯拉夫观点旗开得胜，他不惜利用世上的一切：从拜占庭神学的决疑法，到中世纪法学家诡计多端的奥妙花招。他的反驳往往披上伪装，把人弄得眼花缭乱，无计可施。

霍米亚科夫非常清楚自己的力量，也经常运用这种力量。他是靠口若悬河征服对方，靠博古通今压倒对方，靠冷嘲热讽威胁对方，使他们终于对自己的观念和信仰产生动摇，发生怀疑：我自己的东西果真完美无缺吗？他善于把半路停顿的人捉住，放进雄辩的熔炉中折磨，吓唬弱者，弄得一知半解的先生们手足无措；在这一切进行中间，他脸上总是露出仿佛真诚的微笑。我说“仿佛”，因为他那张略带东方情调的面孔，总有一种叫人捉摸不透的东西，那种幼稚的东方式狡猾和深沉的俄国式心计的混合物。一般说来，他以诡辩取胜的时候多，以理服人的时候少。

他的哲学论辩的实质在于：他否认靠理性获得真理的可能性；他认为，理性只有形式上的作用，即帮助幼芽或种子发展，而幼芽或种子本身则另有来源，而且已初具规模（即它们是神的启示所给予，是信仰所产生）。如果理性无所依附，那么它只能在空虚中</a>徘徊，建立一些范畴，这样，它也可能揭示自身的法则，但是永远无法理解精神，也无法懂得不灭等等概念。霍米亚科夫就这样打败了那些逗留在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人们。不论他们在黑格尔方法的程式中怎样挣扎，建立什么样的体系，霍米亚科夫总是跟踪追击，最后，他们用逻辑公式盖成的纸房子被他推倒了，或者他们给他用脚一绊，不是栽倒在他们所耻与为伍的“唯物主义”上，便是落进他们简直不敢设想的“无神论”中。霍米亚科夫胜利了！

我听过几次他的辩论，发现了这种诡计。因此当我自己不得不与他较量的时候，《朝霞》即被没收，书报检查官格林卡也因而入狱。126《欧罗巴人》使基列耶夫斯基受到了严重损失，他意气消沉，躺在莫斯科生活的沙漠上发愁，周围看不到一点出路，于是他忍耐不住，去了乡下，克制着对工作的渴望，把深刻的悲痛隐藏在心中。这个像钢一样纯净坚强的汉子，在可怕的时代中也生锈了。十年后，他从与世隔绝的乡村重返莫斯科时，成了神秘主义者和东正教徒。

他在莫斯科的处境并不顺遂。无论与他的朋友还是与我们，他都落落寡合，不太融洽。他与我们中间隔着一堵宗教的墙壁，而作为一个自由的向往者，作为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仰慕者，他又不能同意新守旧派教徒对欧洲全盘否定的态度。有一次他怀着深重的忧伤对格拉诺夫斯基说道：

“我的心与你们联系得更紧，但你们的信仰有许多我不能同意。我们的人在宗教观念上与我比较接近，但在其他方面，我与他们同样存在不少分歧。”

事实上，他在家里也闷闷不乐，十分孤独。只有他的弟弟和朋友彼得·瓦西里耶维奇站在他身边。弟兄俩在晚会或朋友的聚会中出现的时候，神色那么忧郁，仿佛眼泪还没有干，仿佛昨天刚有灾难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在我眼中像一位寡妇，或者一个失去了儿子的母亲；生活辜负了他，而前途一片渺茫，唯一的安慰只是：

稍等一下吧，

你也快安息了！127

我不忍打破他的神秘主义，从前我与维特贝格在一起时也体验过这种心情。他们两人的神秘主义具有一种艺术意境，似乎真理并未因此消失，只是用离奇的形式和僧侣的长袍掩盖着。没有必要那么冷酷，把一个人从梦中唤醒，除非他的精神错乱采取了论战的形式，或者与他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致任何不协调都会引起痛心和不安的后果。

能讲下面这种话的人是不应该反对的，他说：“一天我站在礼拜堂中，眼望着神灵的圣母像，思忖着那些向她祈祷的人们那种天真的信心；几个生病的妇女，还有几个老人跪在地上，画十字，叩头。后来我怀着热烈的希望，谛视圣容，终于渐渐悟得了神力的奥秘所在。是的，这不仅是一块画像的木板……许多世纪以来，它继续不断地接受了这些诚挚的赞美，这些哀伤和不幸的人们的祈求，它必然充满着力量，这力量从它发出，又反射在那些善男信女身上。它成了一种活的机体，创世主与凡人交会的地点。想到这里，我又看了一眼那些老人，那些匍匐在地上的妇女和孩子，那至高无上的圣像，这时我亲眼看到，圣母的面容活了，她露出慈祥的笑容，望着这些平凡的人们……我不觉跪到地上，向她恭顺地祈祷。”

彼得·瓦西里耶维奇更加不可救药，在东正教斯拉夫主义路上走得更远；他的天赋可能较低，但为人严正，一丝不苟。他与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或斯拉夫派黑格尔分子不同，不想在宗教及科学，西方文化及莫斯科民族精神之间和稀泥；恰恰相反，他否认一切和解。他独立地、坚定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既不挑起论战，也不逃避论战。他什么也不怕，毫无保留地忠于自己的观点，与它紧密溶合在一起，对当代俄国充满忧虑和怜悯，这种忠诚使他心安理得。他的观点正如他哥哥的一样，万难苟同，但也正如一切不知妥协的偏激之见一样，是容易谅解的。我很久以后才能正确评价他观点中的合理部分，这就是那种痛苦的、令人心灰意冷的对西欧社会状况的认识，这是我们在1848年的风暴之后才明白的；但是他凭他悲天悯人的清醒头脑预见到了这一点，凭他对彼得以西方的名义带来的灾祸的切齿痛恨和复仇心理领悟了这一点。因此，彼得·瓦西里耶维奇与他的哥哥不同，他的东正教斯拉夫主义不想寻找什么人道的宗教哲学，靠它来解决他对现实的不满。不，他的阴森的民族主义全面而彻底地排斥西方的一切。

他们的共同不幸在于：他们生得太早或太迟。12月14日事件发生时，我们是孩子，他们已是青年。这点很重要。我们那时还在读书，根本不懂得现实世界是怎么回事，满脑袋都是理论和幻想。我们是幼儿园中的格拉古128和里恩佐129，后来又局限于一个小圈子，在友谊中度过了几年大学生活；走出高等学府的大门，我们又走进了监狱的大门。青年时代的监狱和流放，那无情的迫害和黑暗的岁月，对我们是极有益处的，这是一种锻炼；监狱只能使软弱的机体屈服，对于这类人，斗争只是年轻时期一瞬间的冲动，而不是一种才干，一种内在的需要。对公开的迫害形成清醒的认识有助于增强反抗意志，成倍增长的危险也可以锤炼毅力，铸造个性。这一切使人深思，使人怅惘，使人激怒，使人憎恨，因此囚徒和流放犯不时会迸发强烈的愤怒，而从生活在庸俗沉闷的环境中的意气消沉的自由人身上，往往只能看到那种无能为力、无动于衷的绝望和厌倦。

我们从流放地回来时，在文学界，在大学，在社会上，另一股潮流已开始兴起。这是果戈理和莱蒙托夫的时代，别林斯基著书立说和格拉诺夫斯基等青年教授讲学的时代。

我们的前人遇到的不是这样一个时代；他们刚跨进成年时期，就听到了警钟声，它向俄国宣告了佩斯捷利的死刑和尼古拉的登基。他们还太年轻，未能参与密谋，又已不是孩子，不能在学校安心读书。他们遇到的那十年，是以恰达耶夫的阴森的《书简》作尾声的。当然，十年中他们不可能衰老，但是他们消沉了，困乏了，被那个毫无生气的、可怜的、懦弱的、卑躬屈膝的社会葬送了。这是青春的最初十年啊！于是他们不得不像奥涅金一样羡慕瘫痪的图拉省陪审官，像莱蒙托夫的佩乔林130一样远走波斯，像真的佩乔林131一样皈依天主教；如果他们不想沉湎酒色，鞭打农奴，或者玩牌，那么只得投进狂热的东正教和发疯的斯拉夫主义的怀抱。

霍米亚科夫一感到这种空虚，立即去欧洲游历，那是查理十世132治下那个醉生梦死、昏昏沉沉的时代。在巴黎写完了已被遗忘的悲剧《叶尔马克》之后，他回国了，在路上他与各种捷克人和达尔马提亚人高谈阔论，但回到国内，仍是那么沉闷！幸而土耳其战争133爆发了，他毫无必要、毫无目的地进了军队，前往土耳其。战争结束时，他完成了另一本已被遗忘的悲剧《冒名为王者德米特里》。还是那么沉闷！

在这沉闷，这忧郁，这骇人的环境和骇人的空虚中，一个新的思想诞生了；它刚一露头，便遭到了嘲笑；然而霍米亚科夫保卫它的决心更加强烈，与基列耶夫斯基弟兄俩的血肉关系也更加紧密了。

种子播下了；他们为培育和护理幼苗花尽了力气。需要新的一代，那没有受伤、没有消沉的人，老师们历尽艰辛苦难取得的思想，要由这些人予以继承和发扬。一些青年人响应了他们的召唤，斯坦克维奇小组也有一部分人奔向他们，其中包括一些坚强的人物，如康·阿克萨科夫和尤里·萨马林。

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不像霍米亚科夫一样面带笑容，也不像基列耶夫斯基弟兄一样沉浸在没有出路的悲叹中。作为一个年富力强的小伙子，他急于创立事业。他的信仰中没有探索者的犹豫彷徨，没有荒漠中的传教士的凄凉意识，没有前途茫茫的哀叹，没有遥遥无期的憧憬，有的只是狂热的信念，那种偏执、猛烈、片面、同时可以开拓胜利前景的信念。阿克萨科夫像一切战士一样，是片面的；怀着四平八稳的折衷主义是无法战斗的。他被敌对的环境所围困，这环境是强大的，对他占有极大优势，他必须从形形色色的敌人身边杀出重围，树立自己的旗帜。在这里是谈不到宽容的！

他的一生就是以俄罗斯民族不被承认的、受压制的生活的名义，向彼得的俄罗斯，向彼得堡时期提出的无条件抗议。他的雄辩才能比不上霍米亚科夫，他也不是伊万·基列耶夫斯基那样的诗人式思想家，但是他可以为自己的信仰走进法场，走上断头台，而言语后面有了这点精神，它们就具备了惊人的说服力。他在40年代初大力宣传农村共同体、村社和劳动组合。他使哈克斯特豪生134懂得了这一切，而且天真地身体力行，自己首先把裤腿塞进靴筒，穿上了斜领短衫。

“莫斯科是俄罗斯民族的首都，”他说，“彼得堡只是皇帝的驻跸地。”

“请您注意，”我回答他，“它们的区别究竟多大：在莫斯科，我们得关进拘留所，在彼得堡，我们则被送进要塞的禁闭室。”

“阿克萨科夫终其一生都是热情洋溢、光明磊落的小伙子；他容易激动，也容易使人激动，但他的心永远是纯洁的。1844年，我们的争吵达到了顶点，不论是斯拉夫派还是我们，大家再也不愿见面，一天，我在街上步行，康·阿克萨科夫坐了雪橇经过。我友好地向他鞠躬，他本想掉头不顾，但突然喊住车夫，下了雪橇，向我走来。

“他说：‘我见了您不理不睬，扬长而过，这会使我非常痛苦。您明白，自从您的朋友和我的朋友之间发生了那一切以后，我不便再去看您。这非常可惜，但是没有办法。我希望与您握握手，互相告别。’他快步走回雪橇，但蓦地转身回来，我站在原地，心里很忧郁；他扑到我身上，搂住我紧紧亲吻。我不觉流下了眼泪。在这个彼此失和的时刻，我多么爱他哟！”135

这里说的争吵是我讲过的那种论争的结果。

格拉诺夫斯基与我在原则上不让步，但还能与他们勉强和睦相处；我们没有把不同意见当作个人问题。别林斯基的偏激和狂热却使他走得更远，他的责备是辛辣的。他从彼得堡写信给我道：“我天生是犹太人，不能与非利士人136同桌吃饭……格拉诺夫斯基想知道，我读过他在《莫斯科人》上的文章没有？没有，而且也不想读。你对他说，我不爱在肮脏的地点与朋友们见面，也不想在那儿与他们约会。”

但斯拉夫派也对他大肆攻击。《莫斯科人》对别林斯基怀恨在心，对《祖国纪事》的声望和格拉诺夫斯基讲学的成就也十分恼火，因此不择手段地为自己辩护，它特别不能宽恕别林斯基，直截了当地把他说成一个危险人物，破坏分子，“喜欢观赏火灾的人”。

然而， 《莫斯科人》主要是大学中斯拉夫派学究的喉舌。这一派人不仅可以称作大学派，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作政府派。这是俄国文学界的一大新奇现象。我们的奴才们不是默不作声，贪赃枉法，不通文墨，便是一边诋毁别人的文章，一边却在效忠君主制的竖琴上大弹赞歌。

布尔加林和格列奇137不能作例子：他们骗不了谁，谁也不会把他们的奴才帽徽当作识别他们的意见的标志。波戈金与舍维廖夫这两位《莫斯科人》的编辑先生却恰恰相反，是真心诚意的奴才。舍维廖夫不知是为了什么，可能是受了他的一位祖先的感化，这位祖先在伊凡雷帝时期虽经严刑拷打仍口唱赞美诗，就差没有恭祝暴虐的老皇上万寿无疆了。至于波戈金，那是出于对贵族的憎恨。

历史上，思想家与政府合作的事是有的，但这只是在政府起进步作用的时候，例如彼得一世时期，或者当它在保卫祖国的时候，例如1812年，或者当它在医治战争的创伤，使它得到休养生息的时候，如亨利四世138时期，也可能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139。但是选择俄国专制统治最没有生气、最缺乏远见的时代，企图以沙皇老爷作靠山，反对贵族个人的胡作非为，而这贵族又是同一沙皇政权所扶植和支持的——这做法本身就是荒谬而有害的。

有人说，忠于沙皇政府，取得它的保护，就可以更大胆地宣讲真理。然而为什么他们不讲呢？

波戈金作为教授是有益的；俄国历史学已被卡切诺夫斯基140糟蹋得一无所有，现在波戈金给这片废墟带来了新的力量和并不全新的海雷恩141。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他没有多大意义，虽然他什么都写，甚至还用俄文写过《葛兹·封·贝利欣根》142。他那生硬晦涩的文句，那种耳朵残缺、肌肤不全、思想夹生的粗糙表现手法，从前不知怎么感染了我，我模仿他的笔法写过一篇《韦特灵君旅行笔记》。学区总监斯特罗戈诺夫看后说道：

“波戈金看了，也一定会以为是他自己写的呢。”

舍维廖夫当了教授，可是大概什么也没干成。至于他的文学论文，我简直想不起其中有丝毫独创的思想，独立的见解。然而他的文体却与波戈金的截然不同：浮夸空洞，像一块海绵，一块忘了加苦杏仁的没有凝固的奶油杏仁冻，不过在他那层糖浆下还是潜伏着大量苦涩的、自命不凡的怨恨。读波戈金的文章时，你老是以为他在骂街，不免要抬头打量一下，屋里有没有夫人在场。读舍维廖夫的文章，却总觉得恍恍惚惚，像做梦一样。

提起莫斯科杂志界这一对难兄难弟的文章，不免要想起盖奥尔格·福尔斯特143，他是库克在桑威奇群岛144的著名伙伴，也是罗伯斯庇尔在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145国民议会中的同志。这人在维尔诺担任植物学教授时，听到波兰语有这么丰富的子音，想起塔希提岛的那些同伴几乎只用元音讲话，便说：“如果把这两种语言混合起来，那将产生多么响亮而流畅的语调啊！”

然而， 《莫斯科人》的这一对孪生子尽管文笔拙劣，仍不怕丢丑，不仅向别林斯基挑衅，还攻击格拉诺夫斯基的学术讲演。不幸的是他们总是那么不知轻重，以致激起了所有正直人士的反对。他们谴责格拉诺夫斯基热衷于西方的发展，热衷于某种思想方式，而尼古拉正是为了要“纠正”这种思想方式才把人们套上锁链，流放到涅尔琴斯克的。

格拉诺夫斯基接受了他们的挑战，以勇敢而正直的反驳迫使他们羞愧得无地自容。他从讲台上公开责问挑衅者：为什么他应该憎恨西方，如果他憎恨它的发展，为什么他还要在讲台上讲演它的历史？格拉诺夫斯基说：“有人责备我把历史只是作为阐述我的观念的手段。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我有信仰，并把它们注入了我的讲演中；如果我没有这些信仰，我就不会站在各位面前，对古往今来的历史事迹作多少引人入胜的叙述了。”

格拉诺夫斯基的回答如此简单，如此英勇，他的讲演又如此动人，使斯拉夫派的腐儒学究噤若寒蝉，而他们的年轻一代却像我们一样热烈鼓掌。讲学结束后，甚至有人试图从中斡旋。我们设宴款待格拉诺夫斯基，祝贺他讲演成功。斯拉夫派想与我们一起参加，推派尤·萨马林做主持人（我们这边是推我做主持人）。宴会是热烈的，大家频频敬酒，不仅融洽无间，而且不断干杯；结束时，我们与斯拉夫派举行了俄国式的拥抱和接吻。伊·瓦·基列耶夫斯基只是要求我把我姓中的e换成БI，他说，这样听来更多些俄国味。但舍维廖夫连这一点要求也没有，相反，抱住了我，用自己的尖嗓子一再说：“他有e也好得很，他有e也像俄国人。”双方对和解都开诚布公，心口如一，但是自然，这并不妨碍一星期后我们的距离变得更远。

一般说来，和解只有在不需要和解的时候才是可能的，这就是说，双方的仇视已经消失，或者意见已经接近，彼此见到时已没有什么可争论了。否则，一切和解只能是互相削弱，使双方都失去鲜明的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我们的凯纳甲湖协议146不久即表明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战斗以新的威力重又爆发了。

从我们这方面说，我们无法约束别林斯基。他从彼得堡给我们送来了严厉的通牒，把我们革出教门，断绝往来；他在《祖国纪事》上发表的文章更加凶险。最后，他庄严地指出了斯拉夫派的各种“花招”，一再责备我们：“瞧，你们活该！”我们都低下了头。别林斯基是正确的！

一个曾经受到爱戴的诗人147，由于体弱多病变成了虔信者，又由于亲属关系参加了斯拉夫派，他想伸出垂死的手攻击我们，不幸他还是选择了警察的皮鞭。在题为《我们的对立面》的一本诗集中，他把恰达耶夫称作东正教的叛教者，把格拉诺夫斯基称为腐蚀青年的冒牌教师，我则是穿着漂亮的仆役制服，匍匐在西方科学面前的奴才，我们三人都是祖国的叛徒。当然，他没有指名道姓——这是朗诵的人加上的，这些人带了这本告密的诗集，起劲地从一个客厅走到另一个客厅。康·阿克萨科夫出于义愤，也用诗回答了他，痛斥了这种恶意中伤，同时把那些假借基督名义、充当宪兵角色的形形色色的斯拉夫派分子，也称作“我们的对立面”。

这情况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大为恶化了。诗人的名字，一位朗诵者148的名字，跟他往来的朋友，为诗人摇旗呐喊</a>的人们，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愤愤不平。

我们的争论几乎酿成大祸，使代表两边的两个最纯洁、最优秀的人物丧生：格拉诺夫斯基与彼·瓦·基列耶夫斯基相持不下，立即形成了决斗的局面，多亏朋友们从中调停，始告无事。

处在这种状况中，舍维廖夫对格拉诺夫斯基讲学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怎么也不甘心认输，企图在他本人的领域中打败他，也宣布了公开讲学的消息。他讲的是但丁，是艺术中的民族性，科学中的东正教精神等等。听众很多，但反应十分冷淡。他有时也有创见，这得到了充分的评价，但总的说来，效果很差。只有一次讲演给我留下印象，因为这次他讲了米什莱149的著作《人民》和乔治·桑的小说《魔沼》，生气勃勃地接触到了当前的现实问题。吹嘘东方教会的神学作家，颂扬俄国的希腊教堂，那是很难博得同情的。在舍维廖夫特别卖力赞美东正教会时，通常只有费奥多尔·格林卡和他的夫人150，那位写过《论圣洁少女的乳汁》的叶夫多基娅，谦恭地低垂着双目，坐在 然而，“不论怎样开动脑筋，寻找窍门”，他仍不能为《莫斯科人》打开局面。要把一份论战性杂志办得生动活泼，必须具备时代感，那种灵敏锐利的触觉，能把激动社会的一切立即反映在刊物上。《莫斯科人》的编者完全缺乏这种敏感性，无论他们怎样大谈可怜的涅斯托尔151和可怜的但丁，152他们最终仍不得不相信，在这个人心不古的时代，不论波戈金那种斩细剁碎的句子，舍维廖夫那种唱歌一般从容的辩才，都毫无用武之地。他们考虑再三，决定把主编职务让给伊·瓦·基列耶夫斯基。不仅从智力和才能的角度看，而且从财务的角度看，基列耶夫斯基都是最合适的人选。我自己在这世上就最乐意与基列耶夫斯基做交易。

为了使读者对他的理财哲学有个概念，我讲下面一则小故事。他办了个养马场，马是运到莫斯科后估价出售的。一天，一个青年军官来买马；他非常中意一匹马，马夫看出了这一点，便抬高价格；经过磋商，军官同意了，去见基列耶夫斯基。基列耶夫斯基收了钱，查了价目，对军官说，这匹马定价是八百卢布，不是一千卢布，马夫大概弄错了。骑兵军官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要求再看一下马；看过马以后，他推让道：“马无疑是匹好马，只是主人不好意思多收钱……”哪儿还能找到更好的编辑呢？

他热心办事，花了不少时间，还为此迁居莫斯科，但是他的才干无济于事。《莫斯科人》不能回答社会上普遍关心的任何一个现实问题，因此，除了自己的小圈子，找不到其他读者。失败一定使基列耶夫斯基非常伤心。

在 “基列耶夫斯基弟兄、霍米亚科夫和阿克萨科夫尽了自己的责任；他们的一生有长有短，但在闭上眼睛的时候，他们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他们已做了他们要做的事；如果说，他们未能拦住彼得发出的那辆军用三驾马车，以致比龙仍得安坐车中，驱使车夫把车子驶进麦田，碾死百姓，那么，他们已唤醒了迷惘的舆论，迫使一切严肃的人不得不进行严肃的思考了。

“俄国思想界的转折点是从他们开始的。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应该不致被怀疑为有什么偏心吧。

“是的，我们与他们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与众不同。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

“从早年起，一种强大而无法克制的、生理性的炽烈感情，已在他们和我们的心头诞生；他们认为这是往事的返照，而我们认为这是未来的先兆；这是一种无边无际的、笼罩着整个生命的爱，对俄国人民、俄国生活方式、俄国思想气质的爱。我们像伊阿诺斯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

“他们把全部的爱，全部的温情，献给了被压迫的母亲。我们则是在外边长大的，因此这种纽带削弱了。我们由法国家庭女教师哺育成人，很迟才知道，我们的母亲不是她，而是受尽欺压的农妇，我们还从容貌的相似上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觉得，她的歌声比法国喜剧更为亲切悦耳；我们非常爱她，但是她的生活太狭隘了。在她的小屋中，我们感到窒息：那儿只有圣像上那银质的衣饰和发黑的脸，那喃喃祈祷的神父和教士，这些人只能使遭受士兵和文书折磨的不幸妇女觳觫不安。她为失去的幸福发出的永恒哀泣，撕裂着我们的心。我们知道，她没有欢乐的过去；我们也知道，她的幸福是在未来。她的腹内孕育着一个胎儿，他是我们的弟弟，我们不要红豆，就愿意把长子权出让给他157。至于目前：

母亲哟，母亲，放开我吧，

让我在荒山野岭上漫步！158

“十五年前，我们的家庭纠纷就是这样。现在时光过去很久了，我们遇到山妖拦住了去路，他们碰见的也不是木乃伊世界，而是俄国的现实问题。我们的账是算不清的，谁也没有权利说自己绝对正确；时间、历史和经历使我们走到一起，不是为了让他们把我们拉过去，也不是为了让我们把他们拉过来，而是为了使我们在今天比当年在杂志上激烈鏖战的时候更接近真理，何况即使当年，我也不记得我们曾怀疑过他们对俄国的热爱，或者他们曾怀疑过我们。

“这种相互的信任，这种共同的爱，使我们有权向他们的坟茔俯首哀悼，给安息在墓中的人们撒上我们的一撮黄土，对着他们发出神圣的祝告：但愿在他们的墓上和我们的墓上，生长出一个繁荣昌盛的年轻的俄国！”159

1?古罗马神话中的门神，有前后两个面孔，朝着两个方向。

2?引自赫尔岑所写悼念康·阿克萨科夫的文章。

3?原文是法文。这是贝朗瑞的诗歌《姑娘们的想法》中的用语，原为巴黎皇宫区的妓女对敌军士兵的称呼。

4?原文是法文。

5?梅特涅（1773—1859），公爵，奥地利反动政治活动家，“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曾力图镇压欧洲各国的，特别是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

6?俄国16世纪的一部作品，它规定了家庭生活的各项准则，要求家庭成员无条件服从家长，成了俄国家长制社会的法典。

7?1814至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是欧洲各国战胜拿破仑之后的分赃会议，它成了欧洲反动时代的开始。

8?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外号，意为“红胡子”。

9?1138至1254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王朝。

10?泛斯拉夫主义运动最早是在布拉格形成的，并以捷克为中心。

11?俄国男子本来蓄须，彼得一世开始吸收西方文明，才强令贵族割下胡须。

12?缅希科夫（1673—1729），彼得大帝的主要助手，据说是卖烧饼出身。他热烈支持彼得，压制贵族，积极参与改革俄国的工作。

13?彼得大帝少年时常与一些孩子作战争游戏，后来即以这些少年为骨干组成了两个近卫团，习惯上称为“少年兵团”。

14?狙击兵是俄国的一种旧式常备陆军，纪律松弛，腐败无能。彼得对大帝的改革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于1698年发动叛乱，随即被镇压，处死者达一千人以上。

15?彼得大帝的长子，因反对彼得的改革措施，阴谋发动政变，被彼得拘禁在要塞中，由特别法庭判处死刑。

16?彼得二世是1727至1730年的沙皇，彼得大帝之孙。多尔戈鲁基公爵当时执掌大权，反对彼得大帝的各项改革措施，放逐了缅希科夫。

17?比龙本是德国贵族，在安娜·伊万诺夫娜女皇统治时期独揽朝政，大量任用德国人，引起了人民的普遍不满。

18?彼得三世是彼得大帝的女儿安娜嫁给德国的霍尔斯泰因公爵后生的儿子，因此实际上是德国人，登基后执行亲德政策，引起普遍不满，在位不到半年即被推翻。

19?叶卡捷琳娜二世本来是德国人，是德国一位亲王的女儿，而且出生在德国，只是因为嫁给了彼得三世，才成为俄国的皇后，但她杀死了丈夫彼得三世，因此这里称她为“德国东正教徒”。

20?伊丽莎白是彼得大帝的女儿。1740年，安娜·伊万诺夫娜女皇退位，指定由她的侄女的儿子继承皇位，称伊万六世，而安娜·伊万诺夫娜的丈夫本来是德国的公爵，因此她的侄女和伊万六世也都是德国人。这引起了近卫军的不满，伊丽莎白便利用近卫军发动政变，逮捕了伊万六世，自立为女皇。

21?巴克莱·德托利（1761—1818），俄军统帅，1812年与拿破仑作战时，因采用敌进我退的战略，不为部下理解，被指责为德国人。沙皇用库图佐夫代替了他，但库图佐夫实际上仍采用他的战略。

22?原文是法文。这是伏尔泰的悲剧《唐克莱德》中的一句话。

23?沙皇的御用文人。

24?罗斯托普钦是1812年的莫斯科总督，发表过一些告示和传单，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拿破仑的侵略。赫尔岑在此是讽刺这些文告所使用的假民间语言，罗斯托普钦实际上是一个崇拜法国文化的贵族。

25?俄国反动作家布尔加林所编的刊物。

26?以爱国主义自我标榜的反动作家。

27?舒亚是俄国的小城市，曼彻斯特是英国的大工业中心。

28?当时俄国的一个普通画家，彼得堡美术学院教授。

29?托尔尼奥在今芬兰北部，塔夫利达是克里米亚古代的名称。这两句是暗指普希金的诗《致俄罗斯的诽谤者们》，普希金在诗中提到了刺刀和“从彼尔姆到塔夫利达，从芬兰的冰山到炎热的科尔希达”等字句。这首诗与《波罗金诺周年纪念》一样，都是在俄军镇压波兰起义后写的，在当时即已引起争论。

30?起先，大家只是随口哼哼《上帝保佑国王》的曲调，此外几乎从未唱过什么国歌。这一切是尼古拉的新花招。波兰战争后，当局规定在皇家节日及大音乐会上要唱国歌，即宪兵团上校利沃夫编写的那支歌。亚历山大一世皇帝是很有修养的，他不爱庸俗的奉承拍马。当巴黎的院士们匍匐在胜利者脚下满口甜言蜜语的时候，他听了很讨厌。有一次，他在自己的前室中见到夏多布里昂，就把刚出的《辩论日报》拿给后者看，并说：“我老实对您讲，这种浅薄无耻的东西，在任何一份俄国报纸上，我从未见到过。”但在尼古拉统治下，出现了一些文人，他们没有辜负皇上的信任，使1814年的法国报人，甚至1852年的一些官僚政客也相形见绌。布尔加林在《北极蜂》上写道，莫斯科彼得堡铁路所带来的各种好处中，有一种使他不能不感激涕零，这就是：它使一个人可以早晨在彼得堡的喀山大寺院为皇上的龙体祈求安宁，而晚上即可在克里姆林宫参加另一次祈祷！这种骇人的废话可说已经登峰造极，然而莫斯科却有一位文人比布尔加林先生更胜一筹。尼古拉有一次驾临莫斯科，那里的一位学者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谈到聚集在皇宫前的人民群众时，学者写道，只要皇上稍有表示，这前来瞻仰他的数千群众，马上会跳进莫斯科河中。这句话被谢·格·斯特罗戈诺夫伯爵删去了，这个可爱的小故事就是他讲给我听的。——作者注按：《上帝保佑国王》是英国国歌。利沃夫是当时的作曲家，他写了《上帝保佑沙皇》这支俄国国歌，当时他在沙皇特务机关 42?引自《哲学书简》的 157?出自《圣经》的故事：雅各之兄以扫因腹饥难忍，向雅各索取红豆汤吃，雅各乘机索取长子权。以扫即以长子权卖给雅各，换了红豆汤，见《创世记》 158?引自席勒的诗《山地射手》。

159?见1861年1月15日《警钟》。——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