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_往事与随想

自己人

(一)莫斯科的友人们——酒席上的谈话——西欧派（博特金，列德金，克留科夫，叶·科尔什）

波克罗夫之行，在那儿度过的安静的夏季，成了我们莫斯科生活中意气风发、生动活泼的那个优美阶段的开始，它延续到我父亲去世，也可以说，到我们出国为止。

在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的紧张不安的情绪消失了，内心的风暴平静了。痛苦的自我解剖和互相解剖，这种对不久前的创伤所作的不必要的指摘，这种对同一些不幸遭遇的反复议论，现在也已结束了。相信自己并无罪愆的思想，经过这一番波折之后，使我们能更严肃、更正确地对待生活。我那篇文章《由一出戏想起的》1，就是我那段痛苦经历的结束语。

警察的监视是唯一的外来压力；我不能说它很严重，但是意识到有一根警棍随时可以打到我的头上，这感觉总不是愉快的。

新的友人对我们的接待比两年前热烈得多，也好得多。站在他们前面的是格拉诺夫斯基，他在这五年中居于领导地位。奥加辽夫几乎常年都在国外2。格拉诺夫斯基成了他的替身，我们应该为当时那些美好的时刻感谢他。这个人身上具有一股伟大的爱的力量。我与许多人在观点上更为一致，然而与他更为亲密——这是出自灵魂深处的一种感觉。

格拉诺夫斯基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忙，大家在辛勤劳动，有的在大学</a>讲课，有的写论文和编杂志，有的研究俄国历史。这个时期是我们以后所做的一切的开始。

我们早已不是孩子了；1842年，我已整整三十岁。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活动会把我们带向哪儿，但是我们没有停止。我们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地走着我们的路，我们的步子是安详的，沉着的，它是经验和家庭生活熏陶的结果。这并非表示我们老了，不，我们依然那么年轻，正因如此，一些人在走上大学讲台的时候，另一些人在发表文章或出版报纸的时候，每天都冒着被捕、撤职和流放的危险。

这类天赋不凡、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纯洁无疵的人，以后我在任何地方，不论在政界的顶端或文学艺术界的头面人物中，都未曾遇见过。我跑过不少地方，经历过各种生活，结识过不少人，革命还把我带到了号称最为文明的国土，但是凭良心说，我还是没有改变我这观点。

西欧人最后形成的那种孤芳自赏的个性，起先我们觉得它与众不同，继而又发现它片面单调。他们始终踌躇满志，他们的自负使我们气愤。他们从不忘记个人的得失，他们的处境一般并不顺遂，心力大多花费在生活琐事上。

我并不认为，这儿的人从来就是这样；西欧人不是处在正常的状况——他们正在退化。没有成功的革命风起云涌，没有一次能使他们脱胎换骨，然而每一次都留下了痕迹，搅乱了人的观念，于是历史的潮流顺理成章地把污浊的市民阶层推上了主要的舞台，挤走了被铲除的贵族阶段，扼杀了民间的幼苗。谢天谢地，市民精神与我们不能相容！

我们无所用心也罢，精神不够深邃，行动不够坚定也罢，教育方面太幼稚，修养方面太贵族化也罢，但是我们一方面既更懂得生活的艺术</a>，另一方面也比西欧人单纯得多，我们不如他们那么与众不同，然而比他们更全面。我们这里有识之士不多，但这些人才华横溢，气度恢弘，决不受任何局限。西方却完全不同。

那儿，即使气质上与我们最为接近的人，我们接谈之下，也总感到格格不入，找不到共同的语言，无法统一。他们这种固执己见和不由自主的隔膜态度，使我们不由得对这个业已定型的世界感到无能为力。

我们之间理论上的分歧恰恰相反，它提高了生活的意义，促进了交换思想的需要，使我们的头脑更活跃，步伐更迅速。我们是在这种互相争论中成长的，它实际上增强了我们小组的凝聚力3——这是蒲鲁东对机器劳动所作的出色说明。

我怀着眷恋的心情，要谈一下这个时期，这是同心协力、慷慨激昂、和衷共济、英勇斗争的时期，也是我们青春时代的最后几年！……

我们的小组人不多，常常在这个或那个人家中，特别是在我的家中集会。除了谈笑逗哏、吃喝取乐之外，这成了交流思想、消息和知识的最活跃、最迅速的场合。各人把读到听到的公诸同好，通过辩论统一认识，使一人之所得变成众人的财富。在任何知识领域，文学艺术的任何方面，没有一个重大现象会不引起我们中某一个人的注意，并被立即传达给大家。

我们的集会的这种性质，正是那班愚钝的学究和迂阔的文人所无从理解的。他们只看见酒肉，其余什么也看不见。宴饮是生命力充沛的表现，拘泥小节者往往是枯燥无味、自私自利之辈。我们不是僧侣，不能过隐士生活，酒酣耳热，豪情满怀，更促进了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成就不会比那些在科学后院从事苦役的君子们逊色。

朋友们，无论是你们还是那个光辉灿烂的时期，都是我所珍爱的；每当我回忆起这些，总是不胜依恋，几乎难割难舍。我们与苏巴朗4笔下那些疲惫虚弱的修士不同，不会为尘世的罪孽啼哭；我们只是同情它的苦难，准备含笑迎接一切，对未来的灾祸毫无畏惧。整天哭丧着脸的苦行僧，我总觉得可疑；如果他们不是矫揉造作，他们的头脑或肠胃一定有了毛病。

你是正确的，我的朋友，你是正确的5……

是的，博特金，你是正确的——比柏拉图正确得多，你不曾在花园中，在游廊上对我们说教，因为我们这儿户外太冷，你是在友好的酒筵上向我们大讲“泛神论的”享受；你说，静观海浪的舞蹈和西班牙少女的舞蹈，倾听舒伯特的乐曲和草菇煮火鸡的香味，能同样得到这种享受；听了你这番高论，我才首次发现，我国语</a>言具有这么深刻的民主精神，可以使香味像声音一样诉诸听觉。

你离开马罗谢卡街是有收获的，你在巴黎懂得了烹饪艺术的伟大，你从瓜达尔基维尔河不仅带回了对脚的崇拜，也带回了对至高无上的小腿的崇拜！6

列德金7也到过西班牙，但他的收获是什么？他游历这个历史上没有法制的国家，却是为的要对普希塔8和萨维尼9的著作进行法学分析，他关心的不是梵坦戈舞和波勒洛舞10，而是巴塞罗那的暴动11（它的结局与任何卡楚查舞12一样，即毫无结局）；回国之后，他大讲这次暴动，弄得学监大人斯特罗戈诺夫直摇头，瞅着他那条瘸腿，只是嘟哝什么街垒，仿佛在怀疑这位“偏激的法学家”不是在效忠君主的德累斯顿13，从马车里摔到地上跌伤的。

“真是太不尊重科学了！老弟，你知道我不喜欢这么开玩笑。”列德金板起面孔说，其实根本没有生气。

“这很……很可……可能，”叶·科尔什结结巴巴地回答，“可你为什么要把自己与科学等同起来，难道跟你开玩笑就是不尊重科学？”

“算了，今天没时间谈了。”列德金接着道，便像埋头研读罗特克14全集一样专心喝汤了，但一边却在听克留科夫15讲那些大有古典风味的委婉精致的俏皮话。

这时大家的注意力已经离开他们，集中在鲟鱼肉上。谢普金亲自讲解，看来他对现代鱼肉的研究，比阿加西斯16对上古骨骼的研究更多心得，他一边讲一边眯缝着眼睛，轻轻摇头——他摇头不是左右摇摆，而是前后晃动的。唯独凯切尔坚持原则，对尘世的一切奇迹无动于衷，自顾自吸烟，谈其他事物。

不要为这几行废话生我的气，我不再往下讲了。它们不过是我想起我们莫斯科的酒会，无意之间写下的；我一时间忘了不应该浪费篇幅，因为这些话只对我，对极少几个残存者才有意义。每当我追忆往事，我便不寒而栗——曾几</a>何时，那壮怀激烈的峥嵘岁月，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的拉撒路17们又在我的眼前复活了，但不是带着死亡的气息，而是变得更年轻了，充满着活力。其中一人是像斯坦克维奇一样，在远离祖国的地方亡故的，这就是加拉霍夫18。

他的话常使我们哑然失笑，但不是愉快的笑，是果戈理有时所引起的那种笑。克留科夫和叶·科尔什的俏皮话和笑料，也像汽水一样层出不穷，但这是精力过剩的表现。加拉霍夫的幽默却是阴沉的，这是一个与自我、与环境经常不能协调的人的幽默，他如饥似渴地盼望安宁及和谐，但看不到出路。

加拉霍夫是在贵族家庭长大的，很早进了伊斯梅洛夫团，也很早退伍，退伍后才真正开始接受教育。他才气横溢，但偏激，感情用事，缺乏思辨能力，往往迫不及待，想一举手解决真理问题，而且是要实用的、马上可付诸实施的真理。他正如大多数法国人那样，不理解真理只能通过一定的方法获得，而且与后者不可分割；真理作为结果，不过是一些公式和原理。加拉霍夫不是怀着谦逊的自我克制精神在探求真理，不论他的发现对他本人如何，他寻找的正是可以给他带来快慰的东西，因此毫不奇怪，真理总是从他任性的搜索中溜之大吉。他便为此烦恼，生气。这类人不习惯于否定和分析，解剖学与他们格格不入，他们要寻找现成的、完整的、定型的东西，那么，加拉霍夫能从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处于尼古拉皇朝统治下的时代，找到什么呢？

他到处摸索，甚至求助于天主教会，但是他活跃的心灵受不了它那阴森的气息，那潮湿的坟墓，那凄凉的监狱似的隐修室。他抛弃了旧的耶稣和新的耶稣——毕舍19，想研究哲学；但它那阴冷森严的前室使他望而生畏，几年中他一直停留在傅立叶主义上。

法伦斯泰尔20的现成组织、严格结构和有些像兵营的制度，如果说对批判的人没有什么吸引力，那么毫无疑问，对那些倦怠的人正是投其所好，他们几乎含着眼泪，要求真理像乳母一样，把他们搂在怀中，好让他们安然入睡。傅立叶主义有一个固定的目的，劳动，共同劳动。一般说来，人们往往乐于放弃个人的意志，只求终止动摇和犹豫。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您今天是想看戏，还是上郊外玩儿？”对方回</a>答：“随便。”于是两人都不知怎么办才好，等待着客观环境替他们作出决定，究竟上哪里。正由于此，卡贝21得以在美国建立他的教区，那个共产主义教派，直属上帝的伊加利亚大寺院。不安静的法国工人，经历了两次革命和两次反动，终于精疲力尽，怀疑开始主宰他们，为了逃避这种精神上的苦闷，他们欢迎新的事物，自愿放弃无目的的自由，屈从伊加利亚的严格纪律，那儿的上下关系决不比本笃会22各大修院的等级制度稍好一些。

加拉霍夫过于有学问，不受约束，不可能完全沉浸在傅立叶主义中，可是它吸引了他几年。1847年我与他在巴黎会晤时，他对法伦斯泰尔所抱的感情，已与其说是信徒对教会的感情，不如说像我们对就读多年的母校，对安度过几年生活的家庭的怀恋。

在巴黎，加拉霍夫比在莫斯科显得更古怪，更有趣。他的贵族天性，他的高贵的骑士意识，处处遭到伤害；他厌恶他周围的市侩世界，正如胃口不好的人见到油腻的食物一样。无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都不能迷惑他；当时的许多风云人物，他往往不屑一顾，非常简单地指出他们的微不足道、唯利是图和自高自大。对这些人的鄙视，使他甚至带上了与他格格不入的民族自尊心的色彩。例如，他谈到他深恶痛绝的一个人，往往通过表情、笑容和眯缝的眼睛，只用“德国人！”这个字概括此人的一生，他的全部生理特征，以及日耳曼种族特有的许多庸俗、粗鲁、笨拙的缺陷。

他与一切神经质的人一样，情绪时起时伏，极不平衡，有时他一言不发，沉思默想，有时口若悬河，慷慨激昂，以严肃的谈吐和深刻的感情令人折服，有时又出其不意，用怪诞的形式引得人捧腹大笑，只消简单的几笔，便把事物勾勒得惟妙惟肖。

复述这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把他讲过的一件事，而且只是一个不大的片断，尽可能传达一下。一天在巴黎，我们谈到了离开国境时的不愉快感觉。加拉霍夫听后，给我们讲了他最后一次回自己领地的经历——这真是一篇杰作。

“……我到了边界，天下雨，地上尽是泥浆，路上拦着一根大圆木，漆成一条黑一条白的。我们得等待，不能通过。这时只见对面来了个手执长矛的哥萨克，骑着马。

“‘请出示护照。’

“我给了他，说：

“‘老总，让我跟你进守卫室，这儿雨太大。’

“‘不成。’

“‘为什么？’

“‘请您安心等着。’

“我想走回奥国的哨所，可哪儿成，刚转身，只见又一个哥萨克站在我面前，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脸像中国人。

“‘不能回去！’

“‘为什么？’

“‘请您安心等着！’可雨下个不停……军士突然从值班室大喊：‘升起！’于是铁链轧轧直响，漆成条纹的纹刑架升起了；我们的车子从它下面驶过去，铁链又轧轧直响，放下了圆木。嘿，我想，现在只得由他们摆布了！值班室里有个世袭兵在登记护照。

“‘这是您本人吗？’他问；我马上塞给他二十个克里泽23。

“军士正好进屋，那人什么也没讲，可是我也马上给了他二十个克里泽。

“‘一切无误，请到海关去吧。’

“我坐上车，动身了……可总觉得后面有人追赶。回头一看，一个哥萨克拿了长矛，骑了马，跟着车子。

“‘老总，什么事？’

“‘护送您老上海关。’

“海关上一个官员戴上眼镜，检查我的书。我给了他一个三马克银币，说：

“‘您放心好了，这都是科学书，医学书！’

“‘一点不错！喂，守卫，把箱子关上！’

“我又给了二十个克里泽。

“终于放行了。我雇了一辆三驾马车，穿过漫无边际的原野；蓦地天边出现了一片红光，愈来愈大……像晚霞。

“‘你瞧，’我对车夫说，‘啊？失火啦。’

“‘没什么，’他回答，‘大概一间小农舍或烘谷房起火了。驾，驾，快跑，快跑！’

“过了一两小时，发红的天空已到了另一边。我不再问什么，心想这不过是烧掉了一间小农舍或烘谷房。

“……我在大斋节从乡下到了莫斯科；雪差不多融化了，雪橇滑过石板路，车灯在污浊的水潭中射出昏暗的反光，边套马把冰冷的泥浆大块大块地直抛到我的脸上。最奇怪的是：在莫斯科，春天刚一开始，五六天不下雨，泥浆就会变成一阵阵灰土，刮进眼睛和鼻孔，一个警官心事重重地站在马车上，指指灰土，露出不满的神色，警察们则忙作一团，正在把各种碎砖瓦铺到路上，防止灰尘！”

加拉霍夫非常随便，心不在焉，但这与科尔什的口吃一样，不失为一个可爱的缺点。他时常出洋相，弄得很尴尬，有时他会因此发点小脾气，但大多只是一笑置之。一天霍夫林娜24请他参加晚会，他却跟我们一起上剧院听《夏莫尼的林达》25，看完戏又一起上谢瓦利埃饭店，在那儿坐了一两个小时，这才回家更衣，前往霍夫林娜府上。前室点着一支蜡烛，堆着一些什物。他走进大厅——一个人也没有；走进客厅，只见霍夫林娜的丈夫坐在那儿，他刚从奔萨省回来，还没脱下旅行服装。加拉霍夫的来访使他惊讶。客人问了旅途平安，便在沙发上安然坐下。霍夫林娜的丈夫说，道路很坏，他非常疲倦。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哪儿啊？”加拉霍夫问。

“早已睡了。”

“怎么睡了？难道这么迟了？”他问，开始猜到是怎么回事。

“四点钟了！”霍夫林娜的丈夫回答。

“四点钟！”加拉霍夫重复了一遍，“对不起，我只是听说您回家，特地来向您问好的。”

另一次，也是在他们家，那是一次招待晚会，男的都穿着燕尾服，女的也打扮得端端正正。不知是加拉霍夫没有接到请柬，还是他忘了，总之，他是穿着平常的衣服去的。他坐了一会儿，就着蜡烛点了一支雪茄，便开始高谈阔论，根本没留意客人们的服饰。过了一两小时，他问我了：

“你还要上哪儿？”

“哪儿也不去？”

“那你怎么穿着燕尾服？”

我不禁哈哈大笑。

“咳，真是乱弹琴！”加拉霍夫嘟哝道，拿起帽子便走。

我的儿子五岁那年，加拉霍夫给他的圣诞树送来一个蜡洋娃娃。洋娃娃至少有我儿子那么大，加拉霍夫亲自让它坐在椅上，希望引起意外的效果。圣诞树布置好了，门打开了，萨莎又惊又喜，慢慢向前走，用恋恋不舍的目光端详那些彩色纸片和蜡烛，但蓦地愣住，站在那里，脸涨得通红，然后惊叫着转身逃走。

“你怎么啦，怎么啦？”我们问他。

他哭得抽抽搭搭的，只是一再嘀咕：

“那儿有个陌生孩子，我不要他，不要他。”

他把加拉霍夫的洋娃娃看成了另一个孩子，以为这孩子要与他争夺圣诞树，因此非常伤心。但更伤心的还是加拉霍夫本人，他一把抓起不幸的洋娃娃，转身便走，此后好久不愿再提起这事。

1847年秋，我与他在尼斯的会见是最后一次。当时意大利革命运动正如火如荼，他非常关心。他的目光虽然充满讥刺，但心头仍保持着浪漫主义的憧憬，对某些信念不胜向往。我们间的长谈和争论，使我想起应把它们写成文字。《来自彼岸》就是以我们的一次谈话开始的。26我把开头几节念给加拉霍夫听过；那时他已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了。他临终前夕，还写了一封非常风趣的长信给我，这时我在巴黎。可惜信遗失了，否则我可引述几段。

离开他的墓前，我要凭吊另一个更令人怀念的、也是更新的坟墓了。

（二）在友人墓前

他的心灵纯洁而高尚，

他的性情温柔如同慈母，

他的友谊童话般令人难忘。27

……1840年，我路过莫斯科， 格拉诺夫斯基的发展与我们不同。他小时在奥廖尔读书，后来进了彼得堡大学。父亲给他的钱不多，他从非常年轻的时期起就得为杂志“特约”撰稿。那时他认识了叶·科尔什，从此直至他去世，他们保持着最亲密的友谊，并一起为先科夫斯基35工作，后者需要新的力量和没有经验的青年为他卖力，以便把他们真诚的作品搀进《读书文库》淡而无味的水酒中兜揽生意。

严格地说，他一生从未寻欢作乐，从未荒唐过一天。毕业后，他就由师范学院派往德国。在柏林，他遇见了斯坦克维奇——这是他青年时期最重要的一件事。

凡是认识这两个人的都会明白，格拉诺夫斯基和斯坦克维奇必然立即成为亲密朋友。在性格、年龄、志趣等等方面，他们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胸部也同样潜伏着注定早死的种子。但是对亲密的感情，牢不可破的友谊而言，仅仅相似是不够的。只有可以互相补充的爱，才是深刻而巩固的。对于卓有成效的爱，相异与相似同样必要；没有相异之处，感情便会萎缩，衰退，变成只是一种习惯。

两位青年的追求和力量极不相似。斯坦克维奇早年就受过黑格尔辩证法的陶冶，具有敏捷的思辨才能，如果说他把美学因素带进了自己的思维中，那么毫无疑问，他也把同样多的哲理带进了自己的美学。格拉诺夫斯基热烈拥护当时的科学潮流，但对抽象思维既不爱好，也无才能。他非常了解自己的天赋，选择了历史作为他的终生事业。他永远不可能成为抽象思想家，或杰出的自然科学家。逻辑学的冷若冰霜，铁面无私，大自然冷酷无情的客观性，都叫他不能忍受；为了思想忘记一切，为了观察摒弃自我，他办不到；相反，他无限关注人世间的一切。难道历史学不就是这种思想和这种气质在另一形式下的表现？格拉诺夫斯基想的是历史，学习的是历史，后来又以历史作宣传手段。斯坦克维奇则不仅把现代科学的观点，也把它的方法，作为优美的礼品赠给了他。

学究们对此表示怀疑，他们是用汗水和气喘病测量思想活动的成绩的……然而，我们要问，那么蒲鲁东和别林斯基呢？难道他们对黑格尔的方法，不比一切研究到头发脱落、满脸起皱的迂夫子更加精通吗？然而这两人谁也不懂德文，谁也没读过一本黑格尔的原著，一篇他的左派和右派门人的论文，他们仅仅与他的弟子们探讨过他的方法。

格拉诺夫斯基在柏林与斯坦克维奇一起度过的日子，根据前者的叙述和后者的书信，是他一生中光辉灿烂的时期之一。那时他们风华正茂，精力充沛，奔放的热情 2?奥加辽夫流放回来后，于1841至1846年在德、意、法等国游历。

3?原文是法文。蒲鲁东在《什么是私有财产》一书中，谈到集体劳动的特点时，作过这样的说明。

4?苏巴朗（1598—1662），西班牙画家，所作绘画主要反映宗教生活，表现修士自我惩罚的苦行精神等。

5?英国作家艾迪生所作剧本《卡图》的主角卡图所讲的一句话。原话是：“你是正确的，柏拉图，你是正确的。”

6?马罗谢卡街是博特金在莫斯科的住处。瓜达尔基维尔河在西班牙，博特金在游历西班牙时写的《西班牙来信》中，大谈西班牙女人的舞姿和衣衫。

7?列德金（1808—1891），俄国法学家，赫尔岑小组的成员。

8?普希塔（1798—1846），德国法学家，罗马法的权威之一。

9?萨维尼（1778—1861），德国法学家，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之一。

10?都是西班牙的民间舞蹈。

11?1842年11月西班牙 18?加拉霍夫（1809—1849），赫尔岑的友人，19世纪40年代赫尔岑小组的成员。

19?毕舍（1796—1865），法国历史学家，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

20?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设计的理想社会组织方式，又称法朗吉。

21?卡贝（1788—1856），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一切改革靠道德的感化力量即可完成。著有空想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描绘他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伊加利亚”。19世纪40年代，卡贝企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建立他的“伊加利亚”，成员是法国工人，最后以失败告终。

22?天主教的一派，由意大利人圣本笃创建。本笃会的隐修院有严格的组织和教规。

23?从前奥匈帝国的银质辅币。

24?霍夫林娜（1801—1877），19世纪30至40年代莫斯科的女名流，与文学艺术界人士交往密切，经常在家中举办晚会。

25?意大利作曲家杜尼采蒂所作的歌剧。

26?指《来自彼岸》的 27?引自奥加辽夫的诗《致伊斯坎德尔》（《我行走在空旷的平原上……》）。

28?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尼古拉一世死于1855年。

29?据赫尔岑当时收集到的消息，俄国在1848年成立的“秘密书报检查机关”，曾不同意全文印行《圣经》的《福音书》，并要从克雷洛夫的作品中删去十二篇寓言。

30?科利尼（1519—1572），法国政治家，宗教战争时期胡格诺派的领袖。

31?法国大革命初期温和的共和派，在国民议会中构成右翼，反对审判国王路易十六。

32?16至18世纪法国的新教教派，从信仰上看大多属于加尔文宗，在宗教改革中态度比较温和。

33?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流行于德国、瑞士、荷兰等地的教派，具有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反对教会等级制度，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34?即雅各宾派。

35?先科夫斯基（1800—1858），俄国批评家及杂志编辑，《读书文库》的主编，别林斯基与他展开过多次论战。

36?格拉诺夫斯基的妻子是德国家庭出身，比他小十一岁，他们结婚时，她才十七岁。

37?指赫尔岑的中篇小说《克鲁波夫医生》。

38?赫尔岑与格拉诺夫斯基的争执主要是理论问题引起的，因此后者觉得感情上无法割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39?赫尔岑的哲学论文集，共四篇，最后一篇，即第四篇发表于1843年12月的《祖国纪事》上，但其他三篇发表在该年上半年。

40?格拉诺夫斯基的这次学术讲演主要说明，人类的发展尽管矛盾曲折，但总是不断前进的，这无异宣告了当时俄国落后的专制农奴制度之必然灭亡。赫尔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格拉诺夫斯基的讲学，并两次撰文谈论此事。

41?原文是法文。

42?这是指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件事。1848年3月，意大利人民在罗马的科洛西姆斗兽场上召开大会，募集志愿军，预备攻打伦巴第，支援米兰的起义者，打击奥地利占领军。意大利革命者契切洛瓦基奥当场把自己十五岁的儿子献给了志愿军。这位少年后来牺牲在战场上，他的父亲也于次年革命失败后，被奥军枪决。所谓“戴皇冠的孩子”，是指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他于1848年登基，当时才十八岁。

43?塔朗迪埃（1822—1890），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法国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后流亡伦敦，与赫尔岑友善。

44?指赫尔岑的妻子，她死于1852年。

45?这是奥加辽夫写的一首诗。

46?恰达耶夫这信写于1851年7月26日，原信见本书最后的《旧信选编》，只是文字略有不同。

47?这前三段引自格拉诺夫斯基1849年6月给赫尔岑的信；第四段引自1849年7月的信。两信均见本书最后的“附录”，只是文字略有不同。

48?这封信的原信没有编入本书的“附录”中。

49?这些话也是引自1849年6月的那封信。

50?李特（1791—1869），德国黑格尔派哲学家。

51?佩切林（1807—1885），莫斯科大学希腊文学教授，后皈依天主教。

52?列德金后来当了大官僚。此处所谓“写神学论文”，指他写的许多教育论文，因其中大量引用了《圣经》。

53?尼·克雷洛夫（1807—1879），曾任莫斯科大学教授，后变节成为沙皇的书报检查官。

54?原文是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