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_往事与随想

审讯——老戈利岑——小戈利岑——斯塔阿尔将军——宣判——索科洛夫斯基

……然而闲话少说，我们的案子侦查得怎样，进行得怎样了呢？

新委员会像老委员会一样，对案件感到棘手。警察监视了我们很久，但操之过急，热心过头，等不及掌握确凿证据便下手捉人，结果干了傻事。他们派了个退伍军官斯卡里亚特卡来引诱我们上钩，搜集材料。我们小组的每一个人，他几乎都认识了，但我们很快识破了他的真面目，疏远了他。其他青年，大多是大学</a>生，不如我们谨慎，但这些人与我们没有任何重要联系。

一个学生为了庆祝自己大学毕业，在1834年6月24日设宴招待他的朋友。我们不仅没有一人参加，而且没有人被邀请。这些年轻人喝多了酒，便开始胡闹，跳玛祖卡舞，还一起合唱了索科洛夫斯基那首著名的歌曲1：

俄国大皇帝，

一命归西天；

医生动手术，

剥开他肚皮。

全国办丧事，

家家哭嚎啕；

接位是哪个？

康斯坦丁丑八怪。

皇帝想享福，

不管人间事；

奏折写上天，

要求禅帝位。

天主读奏折，

发了慈悲心；

送来尼古拉，

一个大坏蛋。

晚上，斯卡里亚特卡忽然想起，这天是他的命名日，又编了个故事，说他刚卖掉马，占了便宜，想请大家上他家喝酒，他答应开十二瓶香槟招待这些大学生。大家去了，香槟也开了，主人喝得摇摇晃晃，提议再唱一次索科洛夫斯基的歌。唱到一半，门开了，齐恩斯基带着警察走进了屋子。这一切是粗鲁的，愚蠢的，笨拙的，同时也是失败的。

警察想捉我们，只得捕风捉影，捏造罪证，从五六个人的案子株连了二十个无辜的人。

俄国警察是不怕丢脸的。过了两个礼拜，我们被捕了，理由是跟宴会事件有关。在索科洛夫斯基家查到了萨京的信，在萨京家查到了奥加辽夫的信，在奥加辽夫家查到了我的信，然而事情还是不得要领。初审毫无结果。皇上对 “对立宪制的攻击可以来自两个方面，”小戈利岑用那种神经质的嘶哑嗓音说道，“您不是站在君主制立场上进行抨击，否则您就不会提到奴隶了。”

“那么在这方面，我是犯了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陛下同样的错误，她也不准把她的臣民称作奴隶。”

小戈利岑听到这讽刺性的回答，气得暴跳如雷，对我说道：

“您大概以为，我们在这里会面是为了进行烦琐的辩论，以为您是在为您的学位论文进行答辩吧？”

“那么您要我解释是为了什么呢？”

“您装得好像不明白要您说明什么。”

“我不明白。”

“他们这些人全是顽固分子。”主席老戈利岑说，耸耸肩膀，看了一眼宪兵上校舒宾斯基。我笑了笑。“跟奥加辽夫一模一样。”庸碌无能的主席最后说。

审讯暂停了。委员会是在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公爵的藏书室中进行审问的，我回头看看书橱，正好看到其中有一部多卷本的圣西门公爵5的回忆录。

“瞧，”我转身对主席说，“多么不公平啊！我为了圣西门主义受审问，您公爵却藏着二十多卷他的著作！”

由于这位老好人从来不读书，一时竟不知该怎么回答。但是小戈利岑用那对阴险的眼睛瞅了我一眼，问道：

“您难道没有看到，这是圣西门公爵的回忆录？他是路易十四的大臣。”

主席笑了，向我点点头，意思是“老弟，你弄错了吧？”然后说道：“回去吧。”

我走到门口，听到主席在问：

“您给我看的那篇关于彼得大帝的文章，就是他写的吗？”

“是他写的。”舒宾斯基回答。

我站住了。

“他还是有些才能的6。”主席说。

“那更坏。毒药在狡黠的人手里更危险，”小戈利岑接口道，“这是个非常有害的、不可救药的年轻人……”

对我的判决就包含在这句话中。

附带讲一下圣西门。警察局长搜查奥加辽夫的信件和书籍时，把梯也尔7的《法国革命史》放在一边，后来又发现了一本……又发现了 老头儿皮肤蜡黄，骨瘦如柴，平时穿件黑燕尾服，短短的裤子，黑丝袜，带扣的鞋子，仿佛刚从18世纪的舞台上走下来。他便穿了这身“大礼服”参加婚丧喜庆，也穿了它在北纬五十九度的惬意天气中，每星期到麻雀山的羁押站访问一次，探望即将出发的流放犯人。他凭监狱医师的身份可以接近他们，为他们检查身体，而且每次都要带一筐糖果食品，如核桃、蜜糖饼干、橙子和苹果，分给女犯人。这引起了慈悲为怀的太太们的不满和愤慨，她们怕善举太多，使犯人得意忘形，又怕施舍太多，超过了免于冻死饿死的需要。

但哈兹是不容易说服的，他温顺地听完了对“纵容女罪犯的愚蠢行为”的谴责，搓搓手说：“亲爱的太太，您该明白，一块面包、一个铜板是人人都会给的，可是糖果和橙子，她们恐怕很久都看不到，没有人会给她们，我从您的话中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正因为这样，我才要把她们今后很难得到的欢乐带给她们。”

哈兹住在医院里。饭前，有个病人来找他看病。看完病，哈兹进诊室去开药方，回来时发现病人走了，放在桌上的银餐具已不翼而飞。他把看门的兵叫来，问他除了病人，有没有别人来过？看门的猜到出了什么事，马上奔到外面，过一会儿带了餐具和病人回来了。这是他在医院的另一个卫兵帮助下抓到的。小偷跪在地上，求医师饶恕。哈兹有些不好意思了。

“去叫警察。”他对一个看门的讲。“你呢，马上把文书叫来。”

看门的抓到了小偷，扬扬得意，马上兴冲冲走了。哈兹趁他们不在，对小偷说：

“你是个虚伪的人，你骗了我，想偷东西，上帝会惩罚你……但是现在，你赶快从后门逃走，趁卫兵还没回来……喂，等一下，可能你没有钱，这是半个卢布；今后你要弃恶从善，你可以逃过警察，但不能逃过上帝！”

这件事连他的家人也群起反对，但不可救药的大夫有他自己的理由：

“偷窃是很大的罪恶，但我了解警察，知道他们怎么折磨犯人——逼供拷打，无所不为。把别人送去鞭打，这是更大得多的罪恶。况且谁知道呢——说不定我的行为会感动他的心灵！”

家人们摇摇头说：“他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13”；慈悲为怀的太太们说：“这人正直无私，但是这儿有些毛病14”，说着指指头脑。可是哈兹搓搓手，仍我行我素。

……索科洛夫斯基刚讲完他那些小故事，其他人又一下子开始了，仿佛我们刚从各地旅行回来，有着说不完的新闻、笑料和俏皮话。

萨京肉体上受的苦比别人多，他瘦了，头发脱落了一部分。我们被捕时他正在坦波夫省母亲的农庄上，听到消息，他赶紧回莫斯科，免得宪兵光临，吓坏他的母亲。半路上他患了感冒，抵家时正发高烧。警察来找他，他在床上昏迷不醒，没法带往警察局，他就被拘禁在家中，卧室门内站了一名警察，卧榻旁边又坐了一个警官，既像狱卒，又像护士。因此他从昏迷中醒来时，看到的不是这个人窥探的目光，便是那个人喝醉的嘴脸。

冬天开始后，他被送进了列福特军医院，然而犯人住的秘密病房已没有一间空的，但是这种事是不值得多费周折的，病人便被安置在没有炉火的南面露台上，在那儿隔出了一个角落，派了岗哨。石板棚里冬季的气温是可想而知的，连哨兵也在夜里着凉病了，只得躲在走廊的炉边取暖，要求萨京别把这事告诉值日的军官。

医院当局也终于发现，在这么靠近北极的地方，不可能有热带的气温，于是给萨京换了房间——在给冻僵的病人擦热身体的屋子旁边。

我们还没把各人的经历讲完一半，听完一半，副官们突然忙乱起来，警备队的军官个个挺直了身子，警官们也整装肃立；门庄重地开了，矮小的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公爵身穿大礼服，肩披绶带，走进了屋子；齐恩斯基穿上了侍卫官制服，甚至奥兰斯基秘书也为今天的盛会穿了一套浅绿色军便服。城防司令当然没有到场。

这时嘻嘻哈哈的谈笑声正响成一片，秘书只得板起面孔，走到大厅中央宣称，高声谈话，特别是笑闹，这对我们即将恭听的圣上旨意，是大不敬的行为。

门都打开了。军官们把我们互相隔开，分成三个部分； 轮到我们了。奥兰斯基擦了擦眼镜，清了清嗓门，诚惶诚恐地开始宣读圣旨。它是这么表达的：皇上审阅了委员会的报告，特别注意到罪犯们的年轻无知，下旨免除对我们的法庭审理，向我们宣告：我们唱了叛逆的诗歌，凌辱了皇上，按法应予处死，即使从轻发落，也应终生流放从事苦役。但皇上宽宏大量，慈悲为怀，决定对大部分罪犯不加追究，允其在原地居住，由警察看管。对罪情较重者则采取感化办法，无限期送往边远省份担任文职工作，由当地长官管教。

这所谓罪情较重者一共六人：奥加辽夫，萨京，拉赫京18，奥博连斯基，索罗金19和我。指定我去彼尔姆。在这些判罪者中，拉赫京其实并未被捕。他接到通知来听宣判，以为是要给他一个教训，让他看到别人受罚而痛改前非。据说，戈利岑公爵的亲属中有一个人，因为恨他的妻子，才照顾他沾了这个光。他身体虚弱，过了三年便死在流放中了。

奥兰斯基宣读完毕，舒宾斯基上校讲话了。他字斟句酌，用罗蒙诺索夫的章法向我们宣告，多亏委员会主席，那位心地慈祥的贵人替我们说情，皇上的仁慈才降临到我们身上。

舒宾斯基认为我们听到这句话，一定会对公爵感恩戴德</a>，谁知我们毫无反应。

几个免除处分的人点了点头，然而仍偷偷望了望我们。

我们站着，抄起了手，对仁慈的皇上和公爵毫无感激的表示。

于是舒宾斯基想出了另一个花招，对奥加辽夫说道：

“您去奔萨省，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令尊瘫痪了，躺在奔萨，公爵奏请皇上，把您派在这个城市，使您可以留在令尊身边，让他多少减轻一点因您流放所受到的打击。难道您不应该感谢公爵吗？”

没有办法，奥加辽夫只得微微鞠躬。这就是他们所希望的。

这使那位头脑简单的老人心花怒放，不知为什么，他接着叫了我的名字。我走前两步，抱定神圣的宗旨，不论他和舒宾斯基怎么花言巧语，我决不道谢。何况我流放的地点比谁都远，又是一个最糟糕的城市。

“您是去彼尔姆。”公爵说。

我没睬他。公爵有些尴尬，但总得说点什么，于是又道：

“我在那里有个庄园。”

“您有话托我转告您的管家吗？”我笑了笑，问他道。

“我不会托您这样的人办任何事情的，您是烧炭党20人呐。”公爵俏皮地加上一句。

“那您要我干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

“好像是您叫我出来的吧？”

“现在您可以走了。”舒宾斯基插口道。

“对不起，”我反对道，“趁我在这里的时候，我得提醒您，上校先生，上次在委员会里，您对我说，我与酒宴的案子无关，现在判决书却把我定为这案子的罪犯之一。这大概搞错了。”

“您想推翻圣上的决定吗？”舒宾斯基着重说。“当心，别从彼尔姆给调到另一个更坏的地方。我要吩咐把您的话记录在案。”

“这正是我所要求的。判决书上说：根据委员会的报告，因此我反对的是各位的报告，不是皇上的旨意。我请公爵作证，委员会从未向我查询过酒宴和诗歌的事。”

“仿佛您不知道，”舒宾斯基说，气得脸色都白了，“您的罪比那些参加酒宴的人大十倍。瞧他，”他指指一个被宽恕的人，“他喝醉酒，唱了不堪入耳的歌，可后来跪在地上，流着眼泪请求宽恕。您呢，离一切悔改的表现还远得很。”

上校所指的那位先生不吭一声，耷拉着脑袋，脸涨得通红……这教训很好。干坏事应该得到报应。

“对不起，问题不在于我有没有罪，罪大不大，”我继续说，“如果我是杀人凶手，我不希望把我当作小偷办罪。哪怕是为了洗刷我的罪责，我也不希望把我干某事说成是‘因为喝醉了酒’，像您刚才讲的那样。”

“如果我的儿子，我的亲生儿子，这么顽固不化，我也会奏请皇上，把他流放西伯利亚。”

这时警察总监插进来，讲了一通废话，前言不对后语。可惜小戈利岑不在，要不，倒是与他展开辩论的绝好机会。

这一切当然没有什么结果。

拉赫京走到戈利岑公爵面前，要求迟一些动身。

“我的妻子怀孕了。”他说。

“这与我无关。”戈利岑回答。

野兽和疯狗咬人时，尚且要装出一本正经的脸色，夹起尾巴，可是这位装疯卖傻的御前大臣，贵族，而且拥有老好人的名声……却恬不知耻，开了这么一个卑鄙的玩笑。

……我们又在大厅中逗留了一刻钟，不顾宪兵和警察们苦口婆心的规劝，在久别之前，彼此紧紧拥抱着，互道珍重。除了奥博连斯基，在我从维亚特卡回来以前，我没有与任何人见过面。

我们准备动身了。

监狱仍然是过去的生活的继续，但是随着向边远省份的转移，它被切断了。

那青春焕发的年代，那充满友谊的峥嵘岁月，都结束了。

流放势必要继续多年。我们何日才能相逢，在何处相逢，又能不能再相逢呢？……

从前的生活叫人怀恋，可是不得不一下子把它抛开……不能互相道别。与奥加辽夫见面已毫无指望。出发前几天，两位朋友好不容易见到了我，但这对我是不够的。

我多么想再见一眼那安慰过我的少女，像在墓园中一样与她握手聚谈……我要以她的名义与过去告别，迎接未来……

1835年4月9日，我们终于会见了几分钟，这已是动身的前夕。

我的记忆</a>中一直珍藏着这神圣的一天，我一生中几个最幸福的瞬间之一。

……为什么这一天和我过去一切幸福的日子，每当我回想起来，便不觉潸然泪下？……我想起了坟墓，暗红的玫瑰花圈，两个拉着我的手的孩子，火炬，一群流亡者，月亮，山麓下温暖的海洋，我所不理解的、使我心如刀割的那些话……

一切都过去了！21

1?索科洛夫斯基是俄国诗人，但这首歌并不是索科洛夫斯基写的；当时一位被捕者供认，他是从亚·伊·波列扎耶夫那里听到这首歌的，因此它的作者可能就是波列扎耶夫。

2?特务机关“沙皇办公厅第三厅”的办公室主任，本肯多夫的得力助手。

3?佩利坎（1790—1873），波兰维尔诺大学教授和校长，反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和1830年的波兰起义。

4?这类杰出天才中的新秀便是知名人士利普兰季，他提出了创办暗探研究院的建议（1858年）。——作者注（按：利普兰季是沙皇的警察和暗探头子。）

5?这是另一个圣西门：路易·德·鲁弗雷·圣西门公爵（1675—1755），法国政治活动家，所写《回忆录》记载了路易十四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而且文笔流畅，读者极广。

6?原文是法文。

7?梯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曾任内阁总理等职。《法国革命史》是他的重要著作，共十卷。

8?《地球表面灾变论》的“灾变”在法文中与“革命”是同一个词。

9?这四个人是：赫尔岑，奥加辽夫，萨京，伊万·奥博连斯基。

10?不言而喻，这是无耻的谎言，卑鄙的警察伎俩。——作者注

11?见果戈理的剧本《钦差大臣》第四幕第十一场：市长把铁匠抓去当兵，铁匠老婆认为按照法律，轮不到铁匠当兵。在她的一再追问下，市长最后说，铁匠“是贼，虽然他现在没有偷，以后总有一天会偷，这次不当兵，反正明年也得当兵”。

12?哈兹（1780—1853），当时莫斯科监狱医院的医师，一个以自己的慈善行为著称于世的人物。

13?原文是德文。

14?原文是法文。

15?乌特金（1796—1836），平民出身的画家，后死在狱中。

16?伊巴耶夫（约生于1804年），被捕前是陆军中尉，后被流放至彼尔姆。

17?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兄弟。

18?拉赫京（1808—1838），赫尔岑的同学，他的小组的成员，被流放至萨拉托夫省，死在那里。

19?索罗金，画家，与赫尔岑同时被捕，后被流放至科斯特罗马省，1842年回莫斯科。

20?19世纪初意大利的秘密革命组织，宗旨是争取民族解放，消灭外国封建专制统治，后为“青年意大利”所代替。

21?这是赫尔岑回忆1852年他的妻子在尼斯安葬时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