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_往事与随想

罗伯特·欧文

献给卡韦林1

你一切都会明白，你一切都会理解！2

关闭整个自由的世界，打开疯人院，

你或许会大吃一惊，发现

一切事物仍循原来的轨道运行，

与自命头脑清醒的人主宰世界时毫无不同；

假使人类的理性还没丧失殆尽，

我便可以不容置疑地向他们证明这一点；

但是可惜在我找到改变世界的支点以前，

我只得像阿基米德一样听任地球保持原状。3

——拜伦：《唐璜》 1

……1852年，我刚到伦敦不久，便接到一位夫人4的邀请，要我上七栎树镇她的别墅玩玩；我与她是1850年在尼斯由马志尼介绍认识的。她看到的还是我那个明朗的家，后来我们没再遇到过。我很想见见她，我去了。

我们的见面有些拘束。自从分别后我经历了许多不幸。如果一个人不想炫耀这些灾难，他就会为它们感到羞涩，每逢与从前的友人见面时，这种羞涩感总会油然而生。

她也并不轻松。她让我挽住胳臂，带我走进园子。这是我见过的英国 另一个同样狂热的老人11却比欧文幸运，他在帕特莫斯岛上用衰弱的、苍老的手祝福大人和孩子时，只是喃喃地说：“孩子们，你们要彼此相爱！”老百姓和穷人没有嘲笑他，没有说他的教导是胡诌；在这些平民中，没有市侩世界满身铜臭的庸才——这个世界主要不是粗野，而是虚伪，不是愚昧，而是狭隘。欧文被迫离开英国，丢下了自己的新拉纳克，十次远渡重洋，以为他的学说可以在新的土壤上播种开花，忘记了公谊会和清教徒不可能容忍他；他大概不会预见到在他死后五年， 1858年10月一个多雾的日子，布鲁厄姆勋爵16（他完全清楚，破旧的社会之舟已经百孔千疮，但还想靠我们这个世纪的一切力量给它修补漏洞）在利物浦召开了社会科学协会 也许我病了，情绪不好，不能理解？……我又拿起杂志，又读了几段，感觉还是那样。

“欧文一生的最后二十多年，对公众说来没有任何意义。

“无益的生活，这是提早死亡。19

“他召集大会，但是几乎没有人参加，因为他只是反复弹他的老调，那些大家早已忘记了的原则。有的人希望从他那里听到一些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但他们听到的仍是那些话，什么整个社会生活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等等……不久，这种昏悖状态中又多了一种对不时来访的灵魂的信念……老人纵谈自己与肯特公爵20、拜伦、雪莱等等的谈话。

“奉行欧文的学说其实毫无危险。这是一条无力的锁链，不能锁住整个民族。在他死前很久，他那些原则早已被推翻了，忘记了，可他还自以为是人类的救主，一个无神论者的弥赛亚。

“他对不时来访的灵魂的态度一点也不奇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经常轻而易举地从极端怀疑主义走向极端的迷信。他们指望靠天赋的灵感解决一切问题。研究，论证，慎重判断等等对他们都是陌生的。”21

文章结束时，作者又道：“我们在前面几页谈的主要是欧文的生平，不是他的学说；我们愿意对他所做的真实的善表示我们的同情，但同时我们也得申明，我们完全不同意他的理论。他的生平比他的著作更有意义。前者是有益的，动人的，同时后者却只能把人引入歧途，令读者讨厌。然而即使在这方面，我们也觉得，对自己的朋友说来，他已活得太长了，而对自己的传记作者说来，那就更长了！”

温和的老人的影子在我面前晃动，他眼睛中噙着苦涩的泪水，伤心地摇着那个苍老的头颅，仿佛想对我说：“难道这就是我应该得到的吗？”但是他讲不出，只是哽咽着跪在地上，好像布鲁厄姆勋爵想赶紧再用布把他盖上，向里格比做着手势，要他尽快把他抬进墓园，免得惊慌失措的群众重又清醒过来，对他所宝贵的、看作神圣的一切发出指责，甚至觉得他不该活得这么长，损害了别人的生活，在他们身边占据了一个不该得到的位置。确实，欧文是威灵敦，那个与和平时期格格不入的伟人的同龄人。22

“欧文应该得到我们的承认，他的错误，他的高傲，他的没落，不能影响这一点。”——那么他还要怎样呢？

然而为什么这种对欧文的功绩表示的敬意，在我们听来却比牛津的、温切斯特的、奇切斯特的主教们对他的咒骂更不好受呢？因为那里有强烈的感情，那是他们的信念受到了侮辱，而这里只是貌似公正的不偏不倚——不是普通人的，而是下级法官的不偏不倚。治安管理所可以对浪荡子的行为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但不能判断米拉波23或福克斯24那样的人。用一根折尺可以丝毫不差地量出布匹的长度，但是要用它量星座的距离，恐怕就办不到了。

也许，要准确判断不属于违警法庭或数学问题的事，热情比公正更重要。热情不仅可能迷惑人的眼睛，也可能使人深入事物的内部，用自己的烈焰拥抱一切。

一个老学究，只要他天生不具备审美禀赋，那么不论你要他分析《浮士德》还是《哈姆雷特》，你会看到，“丰满的丹麦王子”会变得多么苍白无力，倒像一个迂腐浅薄的中学生。靠挪亚之子的假道学，只能对赤身露体指指点点25，把人们世世代代赞美的剧本讲得面目全非。

世上没有任何伟大的、诗意的事物，经受得住既不愚笨、也不聪明的观点，那种庸碌的生活哲学的考察。法国人用他们的谚语正确地表达了这一点：“在跟班眼中是没有伟人的”。

《威斯敏斯特评论》的批评家重复着人们的话，这么说道：“一个乞丐弄到了一匹马，便骑着它横冲直撞……一个从前的亚麻布制品商（这称呼应用了好几次）26，突然成了要人（注意，这是在二十年不倦的努力和巨大的成功之后），又跟公爵和大臣拉上了交情，自然会变得自以为是，令人发笑，既不知道适可而止，也不考虑是否合乎情理。”从前的亚麻布制品商骄傲自大，以致嫌他的乡村太小，想要改造整个世界；这种不自量力把他毁了，结果一事无成，徒然遭到了人们的耻笑。

这还不够。如果欧文只是宣传自己的经济改革方案，这种狂热在一个精神失常的正统国家内，起先还能得到人们的宽恕。证明便是：大臣们和主教们都趋之若鹜，要向他讨教，议会委员会和工厂老板们也都找他商量。新拉纳克的成功吸引了所有的人，没有一个政治家和学者不从英国各地赶去，向欧文登门求教；甚至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也亲自访问了他，还想骗他前往俄国，把他的儿子安排到军队中供职。在欧文发表演讲的地方，人们挤满了大厅的走廊和过道。但这巨大的声誉是建立在巨大的不理解上的，欧文看出了这一点，便毫不客气地在一刻钟之内一下子把这一切统统推翻了——他在要害问题上直言不讳地说明了一切。

这事发生在1817年8月21日。那些新教徒伪君子假仁假义，纠缠不清，欧文非常讨厌，他尽量避免与他们发生争论，但是他们不让他安静。有一个造纸厂老板菲利浦斯冷酷残忍，非常阴险，在议会的委员会上大家正认真辩论的时候，突然莫名其妙地质问欧文：他信仰什么，不信仰什么？

欧文没有像浮士德回答甘泪卿那样向纸厂老板作出详细说明，这位从前的亚麻布制品商宁可采取另一个方式：他在英国，在伦敦，在市中心，在伦敦饭店的群众大会上，从讲坛上面对潮水般涌来的人民，作出了自己的答复！他在圣堂石门这边，在俯瞰着古老城市的大教堂的圆顶下，在哥革和玛各附近，在可以望见白厅和世俗银行大礼拜堂的地方，27干脆而明确地、响亮而直截了当地宣称，人类新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障碍便是宗教。“荒谬的迷信使人变成软弱的、痴呆的野兽，没有理性的狂人，伪君子或假道学，”欧文最后说，“当前的宗教观念不仅不能使人建立理想的和谐的新村，而且它所宣扬的天堂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天堂！”

欧文深信，这个“不理智”的行动是正义的行动，使徒的行动，是他的学说的必然结果；他的整个生命，他的纯洁和坦率，要求他向公众说明自己的观点。因此过了三十五年，他写道：“这是我一生中一个最伟大的日子，我履行了我的责任！”

欧文就是这么一个不知悔改的罪人！然而他为此受到了惩罚！

《威斯敏斯特评论》写道：“欧文没有因此受到刑罚，因为在宗教问题上实行体罚的时代过去了。但是哪怕今天，任何人侮辱了我们所宝贵的偏见，也不能不受到惩罚！”

确实，英国的教士不再运用外科手术，但他们并不排斥其他手术，主要是精神折磨。文章的作者说道：“从这时起，欧文惹起了宗教界骇人的仇恨，也从这时起，接连不断的挫折开始了，它们使他一生的最后四十年成了笑柄。他没有成为殉道者，但成了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我想，够了。可以把《威斯敏斯特评论》放下了。我很感激它，它使我不仅想起那个圣洁的老人，也想起了他生活过的环境。现在我得言归正传，谈谈欧文本人和他的学说了。

在我跟那位大公无私的评论家，以及另一位同样大公无私，只是不那么严厉，但是也那么坚定的欧文传记的作者28告别时，我还得补充一句：尽管我不是一个生性嫉妒的人，我还是真心诚意羡慕他们。我十分佩服他们那种冷若冰霜、自以为是的优越感，那种泰然自若、心安理得的态度，那种有时谦让，但始终不偏不倚，不时流露一点讥笑的宽容口吻。一个人需要多么冷静，才能对自己的认识这么充满信心，才能相信他们既比欧文高明，也比他实际，要是他们具有他的精力和财力，他们就不致干出这些傻事，就会像罗特希尔德一样成为财阀，像帕默斯顿一样成为内阁大臣了！

2

欧文把阐述自己的体系的一篇文章称作《将这个疯人院改造成合理世界的一个尝试》。29

欧文传记的作者30在谈到这一点时写道，这好比一个关在病房里的疯子说道：“整个世界认为我得了精神病，可是我认为这整个世界才是得了精神病，我的不幸在于：多数是在整个世界一边。”

这补充了欧文的标题，使一切变得清楚了。我们相信，这位传记作者没有想到，他的比较意味着什么，多么切中要害。他只是想暗示，欧文是疯子。我们不想对此进行争辩……但他根据什么认为整个世界是清醒的——这一点我们不明白。

欧文如果是疯子，那么完全不是因为世界认为他是疯子，而他以牙还牙，同样回报它，只是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他生活在疯人院中，周围都是病人，他却六十年来一直当他们是健康的人，与他们进行对话。

病人的数量在这里毫无意义，思想的正确不在于它获得了多数票，而在于它本身合乎逻辑，符合规律。如果整个英国相信，某种媒介物可以召唤亡灵，只是法拉 智慧在数量上必然处于劣势，在重量上也永远是弱小的；它像北极光，照得很远，但几乎并不存在。智慧是人力的最高阶段和顶峰，发展不能经常达到，因此它是强大的，但又不足以对抗武力。智慧作为一种意识也许在地球上是根本没有的；它与阿尔卑斯山那些年高德劭的老人，那些参与过、见识过地质变动的老人相比，简直还刚出生。在人类之前和人类周围的自然界，既无所谓聪明，也无所谓愚蠢，必要的只是条件、关系、因果。智慧最早发出的是动物的、带有乳汁的模糊目光，后来它离开童年，经历了人类群居和家庭生活的阶段，才逐渐成长和壮大。从本能向智慧发展的意愿，经常是随着温饱和安宁而出现的；因此不论我们停留在人类共同生活的哪个阶段，我们都会发现它处在这种摆脱非理性势力，追求智慧的努力中。前进的道路不是预先规定的，它得靠人们去开拓；历史正如阿里奥斯托43的长诗，是盲目发展的，往往受到二十件意外事故的影响，东奔西突，慌乱不安，这种没有目标的奔窜在猿猴中间已初露端倪，但在安心于动物世界的低等动物，便几乎没有这种情况。

当然，欧文使用“疯人院”这词，只是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国家不是丧失智力的人的住所，而是还没获得智力的人的住所。不过从实质上看，他可以这么表达……这没有什么错。毒药或火在三岁孩子的手里，与在三十岁的疯子手里一样可怕。区别只在于这种缺乏智力在一种人说来是病理现象，在另一种人说来则是发展的阶段，胚胎发育的过程。牡蛎便处在机体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动物还没有足，它确实是无足动物，但与截断了足的兽类完全不同。我们知道（但牡蛎不知道这一点），在适当的环境中，这些机体具有生长足和翼的能力；软体动物发育不足的形态，在我们看来宛如涨潮时奔涌而来的一个海浪，正当高涨时刻便随着落潮以扭曲的形态退回了大海，这便构成了死亡或濒临死亡的特殊现象。

欧文相信，机体有了手、足和翼，比始终躺在硬壳中昏睡方便一千倍，他还明白，机体中那些最弱小的部分其实已经存在，它们有可能发展成四肢，于是他便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突然向牡蛎们发动了宣传，要它们克服自己的贝壳，跟他一起前进。谁知牡蛎却生气了，认为这是他反对软体动物的表现，也就是违反贝壳动物生活方式的不道德行为，因而诅咒他。

“……人的性格本质上是由他周围的环境造成的。但是环境条件，社会可以轻易加以调节，使它们最好地促进智慧和实践能力的发展，同时考虑到人在体力和智力上千差万别的状况，仍保存个性的无限多样性。”

这一切是可以理解的，除非极端迟钝的脑袋才会不同意欧文的这一命题。而且在这一点上，请注意，谁也没有反对。大部分人的反对不是对它的回答，而是施加压力；认为这是不道德的，或者不符合这一或另一传统教义，这也不是反驳。在最坏的场合下，这类回答只能证明，真理和道德之间存在着两重性，也就是谎言有利，而真理有害。真理不应从这方面判断，它的标准不在这里。

欧文的阿喀琉斯之踵44不是他学说中明确而简单的原则，而在于他以为他的简单真理很容易得到社会的理解。他这么想，便陷入了爱和急躁的神圣错误中，重蹈了一切改革者和改革的先驱者的覆辙——从耶稣基督到托马斯·闵采尔、圣西门和傅立叶，莫不如此。

愚昧之难以根治就在于：人处在历史的折光和各种道德视差的影响下，对最简单的事物偏偏最不理解，但他们却相信，而且越来越相信，他们理解最复杂的、完全不可理解的事物，只要它们符合传统和习惯，与童年时期的想象一致……简单！容易理解！难道简单的东西永远容易理解吗？呼吸空气比呼吸水简单得多，但为此必须有肺，可是鱼从来没有肺，它们需要复杂的呼吸器官，这才能从水中吸收少量的氧气。它们的生活环境不允许，也不需要发展肺，它太稠密，与空气的构成不同。欧文的听众生长的环境的道德密度和成分，决定了他们生有精神的鳃，呼吸新鲜而稀薄的物质反而使他们感到痛苦和厌恶。

不要以为这只是表面的比较，这是不同成长阶段和不同层次中同一现象的真实类比。

容易理解……容易纠正！请问，对谁容易？对那些群众，那些在水晶宫45的过道上挤得水泄不通的群众，那些在中世纪讲道师（他不知怎么会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纪，他许给人们的只是天国的惩罚和人间的贫苦，语言粗俗不堪，像席勒在《华伦斯坦的军营》中描写的那个嘉布遣修会修士一样46）味同嚼蜡的讲道面前听得津津有味，手舞足蹈的群众？

对他们说来可不容易！

人们献出一部分财产和自由，屈服于各种权力和规则，武装起一群群寄生虫，建立法庭和监狱，竖起骇人的绞架，修造教堂，宣扬恐怖的地狱。总之，一切都是为了让人不论走到哪里，眼前不是看到人间的刽子手，便是看到天上的刽子手，前者拿着绳索，准备扼杀一切，后者带着火，准备点燃永恒的火焰。这一切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的安全，防止粗野的情欲和犯罪的意图，尽量把桀骜不驯的欲望限制在社会生活的轨道内，不准越出一步。

可这时突然来了一个怪人，他露出令人生气的天真神色，直截了当地宣称，这一切是无稽之谈，人根本不是天生的罪人，他像别的动物一样，不必为自己负主要罪责，也像它们一样不需要法庭，他最需要的只是教育。不仅如此，他还站在法官和神父（这些人存在的唯一根据，唯一充足的理由，便是罪孽、惩罚和赦免）面前，当众宣布，人不是自己创造自己的性格，只要从他出生的一天起就把他放在不可能成为骗子的环境中，他就不会成为骗子，只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好人。现在社会是用一系列荒谬的东西驱使他走上犯罪的道路，可是人们惩罚的不是社会制度，却是个人。

欧文认为这很容易理解？

难道他不知道，我们很容易想象一只猫因为犯了杀鼠罪，被判处绞刑，一只狗因为卖力追捕潜逃的兔子，被授予光荣的颈圈，然而很难想象一个孩子淘气捣乱，却可以免受惩罚，更不必说罪犯了。认为用整个社会的力量对罪犯进行报复，是卑鄙而愚蠢的；认为法院依靠整个国家的力量，对罪犯冒了生命危险，在感情冲动下犯的暴行，有恃无恐地、冷漠无情地实施报复，以同样的暴行对付他，是可憎的，无益的——这些看法我们万难容忍，我们的鳃不能适应它们！差距太大了！

群众之所以忧心忡忡，顽固不化，不顾一切地保卫旧事物，坚持保守主义立场，是由于一种愚昧的认识，认为绞架和忏悔，死刑和灵魂不灭，对上帝的畏惧和对政府的畏惧，刑事法庭和最后审判，国王和祭司，这一切在从前本来是一大进步，一大提高，是伟大的成就，是人们在精疲力竭之余可以攀登平静的生活园地的脚手架，是人们在自己不认识道路时可以帮助他们通向港口的渡船，到了那里，他们就可以获得休息，摆脱与大自然的艰苦、斗争，摆脱人间流血流汗的劳动，享受太平盛世逍遥自在的生活，因此，这些都是进步、自由、艺术和思想活动的首要条件！

为了保卫这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人们在自己的港口周围布置了各种防卫设施，把拿起棍子、担任警戒和保护的责任交给了国王，把诅咒和祝福的权力交给了祭司。

战胜的部族自然要奴役战败的部族，把自己的安闲，也就是自己的发达建立在这种奴役上。按实质说，国家、文明、人的自由，都起源于奴役制度。自我保卫的本能带来了残忍的法律，不受约束的幻想完成了其他一切。世代承袭的传说，年复一年地给那个起源蒙上了一层层五光十色的雾霭，压迫的统治者和被压迫的奴隶一样，惶恐地俯伏在圣训面前，相信那是在雷轰、闪电、密云中，耶和华从西乃山上口授的，47或者是寄生在他头脑中的圣灵对选民所作的启示。

国家便建立在这些奠基石上，它们构成了形形色色的基础，如果把它们归结为主要的原则，清除各种幻想的、幼稚的、属于成长阶段的杂质，那么我们便会看到，它们始终是相同的，可以适用于一切教会和一切国家，布景和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原则依然相同。

非洲的土皇帝可以亲手宰杀罪犯，他们的惩罚措施是野蛮的，但这与委托别人行刑的法官的惩罚方式没有多大差异。主要之点在于，不论是穿皮大氅、戴白假发、耳朵后夹羽毛笔的法官，还是鼻子上插羽毛、浑身黑乎乎的光身子非洲土皇帝，都从不怀疑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拯救社会，他们不仅有权在各种场合杀人，而且这是他们的神圣职责。

某个森林中的巫师念的不连贯的咒语，和某个大主教或高级教士念的不连贯的废话，也是彼此相似的。重要的不在于谁念什么咒，召唤什么灵魂，而在于承认不承认死后的世界，那个谁也没有见过的世界，人在那里能活动但没有躯体，能思考但没有头脑，能感觉但没有神经，不仅在我们进入幽冥世界以后，而且在我们目前的活动状态中，它也能对我们发生影响。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其余都是次要的，都是枝节变化。埃及的神长着狗的嘴脸，希腊的神容貌俊俏，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朱泽培·马志尼的神，皮埃尔·勒鲁的神，这都是同样的神，正如《古兰经》明确说明的：“真主便是真主”。

民族越是发达，它的宗教也越发达，但是随着宗教离偶像崇拜越来越远，它也越来越深入人的内心，渗透到它的一切方面。原始的天主教和金碧辉煌的拜占庭仪式，对智力的限制比不上简陋的新教。不靠启示、没有教堂、自命为符合逻辑的宗教，几乎无法从智力浅薄的头脑中彻底根除，这种头脑既没有足够的信心，又没有足够的判断能力。48

在法律的教堂中也一样。森林土人的王用钺或斧执行自己的判决，他离犯人或被告这么近，如果后者有一把更长的斧子，便可以先发制人。不仅如此，鼻子上插羽毛的执法人很可能凭自己的好恶，胡乱行刑，群众难免怨声载道，终于公开反叛，或者并不信任他，只是被迫屈服于他的淫威下，像屈服于瘟疫或洪水一样。但毫不徇私舞弊的公正法庭尽管忠于自己的原则，并不能保证这些原则绝对正确，而那里的法官却变得加倍坚定，执法如山，谁也不怀疑他，连受害者本人也不例外，以致哪怕满腹冤屈走向绞架，仍相信法官的行为是公正的，绞死他是必要的。

除了对自由的畏惧心理（它与孩子没人搀扶开始走路时的感觉一样），除了长期养成的习惯（它使人们依恋那些染有血和汗的扶手，那些曾从可怕的暴风雨中救过他们的、像救命方舟似的船舶），还有坚固的扶壁支撑着古老的大厦。群众不开化，对事物缺乏理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患得患失的自私心理也妨碍了少数人的理解能力，这两方面长期以来一直对旧秩序起了支持作用。至于那些受过教育的阶层，他们背弃了自己的信念，为了不让群众摆脱羁绊，宁可自己接受这种羁绊。

确实，情况不是毫无危险的。

在上面和下面是两本不同的日历。上面是19世纪，下面只是15世纪，而且那也还没到最底层，在最底层还有各种肤色、各类种族和各个气温地带的霍屯督人和卡菲尔人49。

如果认真考虑一下这个文化，那么它在社会的底层造成了大量乞丐和伦敦的无业游民，他们走到半路，又退回了狐猴和猩猩的状态，可是在这文化的顶端却是一切王朝的形形色色墨洛温50侏儒和一切贵族阶级的阿兹特克族51低能儿，这幅景象叫人看了确实头晕目眩。试想，要是让这个动物园得到自由，没有教堂，没有宗教裁判所和法庭，没有神父、国王和刽子手，那会变得怎样！

欧文认为，神学和法学可以成为万古长存的堡垒只是谎言，亦即过时的真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却在这理由下要求它们退出历史舞台，忘记这些堡垒是有英勇的军队守卫的。世上没有比僵尸更顽固的事物，你可以打它，肢解它，但不能说服它。何况在我们的奥林匹斯山上掌权的已不是随和的、喜欢纵酒行乐的希腊诸神——按照卢奇安52的说法，他们正在商讨办法抵制无神论时，一听得报告说，他们的事业已一败涂地，雅典已有人证明神并不存在，他们便吓得脸色发白，逃之夭夭了。希腊人，不论人和神，都比较单纯。希腊人相信呓语，按照儿童的审美要求制造大理石玩偶，可是我们却是从利息和红利的角度支持耶稣会和自己的“老店”53的，目的在于控制人民和保证对他们的剥削。这里谈得到什么逻辑？

因此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欧文正确还是错误，而是一般说来，理性观念和精神独立是否与国家意识并行不悖？

历史证明，社会在不断追求理性的自主权，但同时也证明，它们依然处在精神不自由的状态。这些问题能否解决，这很难讲；要解决并不容易，尤其是单靠博爱和其他温和善良的感情是无济于事的。

在生活的一切领域中，我们都能碰到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现象，好比两条渐近线，永远在向自己的双曲线靠拢，但永远不能合成一条。这是两个极限，生活在它们之间摇摆、移动和流逝，一会儿靠近这一边，一会儿靠近那一边。

抗议社会不自由和良心受奴役的人的出现，不是新现象。在一切多少成熟的，尤其是衰老的文化面前，他们经常作为揭露者和预言者出现。这是发展的顶点，它的拦路截击者，越出常规的罕见现象，正如天才、美和非凡的嗓音一样。但经验还没有证明，他们的乌托邦可以实现。

在我们眼前有一个可怕的例子。自从人类有记忆的时候起，对国家合理而自由的发展有利的各种条件同时汇集的情况，除了北美洲，我们还没看到过；在贫瘠的、年代久远的土壤上或者在完全没有开垦过的土壤上存在的一切不利因素，这里全然没有。18世纪伟大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学说在排除了法国的军国主义精神以后，英国的普通法在排除了等级观念以后，成了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的基础。还要什么呢？旧欧洲梦寐以求的一切这里全都有了：共和主义，民主，联邦制度，各个地区的自治以及把它们联合起来的统一的纽带——中央那个松散的结子。

这一切结果怎样呢？

社会和多数人攫取了专制和警察的权力；人民自己行使了尼古拉一世、 欧文的传记作者作出了非常准确的判断，他说，欧文否定了宗教，因而摧毁了自己的影响。确实，他敲打了一下教会的石墙，便应该适可而止，可是他却越过教堂，到了另一边，在那儿成了孤家寡人，伴随他的只是笃信宗教者的咒骂。但是我们认为，他迟早会落到这个地步，在这另一种的贝壳外面只能是孤立和放逐！

群众之所以没有一开始就对他发怒，只是因为国家和法庭不像教会和祭坛那么深入人心。但是归根结底，惩罚权主要得靠训练有素的人来维护，不能靠疯狂的贵格派教徒和玩弄笔杆子的伪君子。

关于教理和教义问答的真理，凡是稳健持重的人都不会提出异议，尽管他们事先就知道，这是经不起任何批评的。谁也无法证实“圣母无原罪成胎论”，摩西对地质的研究也不可能与麦奇生65的研究一致。民法和刑法的世俗教堂，法律大全的教理，巩固得多，它们早在接受审查之前已有权称作业经证实的真理和不可动摇的原则。

人们推翻祭坛，却不敢触动守法镜66。阿纳卡西斯·克洛斯，埃贝尔分子，给上帝改名为理性67，他们深信这完全符合人民的利益和公民的其他守则，正如中世纪的神父相信教会法典68和火焚巫师的必要性一样。

本世纪最强大、最勇敢的思想家之一69，为了对教会发动最后的攻击，在理论上确立了教会的世俗化原则，从祭司手中救出了准备作为祭品献给上帝的以撒70，把他交给了法庭，也就是说献给了正义的祭坛，这曾经有多久呢？

一千年来关于自由和预定71的永恒的争论尚未结束。在我们今天，也不仅欧文一人对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提出疑问；我们在边沁和傅立叶，在康德和叔本华，在自然科学家和医生们，尤其是在所有从事犯罪统计的人那里，都能看到这种怀疑的迹象。不论怎么说，争论还没有结果，但是有一点，即罪犯应该惩治，并按照罪行的大小定刑，这是没有争论的，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

那么疯人院在哪一边呢？

柏拉图说过：“惩罚是罪犯不容剥夺的权利。”

很可惜，他亲口讲了这句双关语，不过我们不一定要学艾迪生的加图，向大家宣称：“你是正确的，柏拉图，你是正确的”72，因为他甚至说过：“我们的灵魂是不灭的。”

如果鞭笞或绞刑是罪犯应得的权利，那么在这权利遭到破坏时，还是让他自己宣布这一点。权利是不必强迫接受的。

边沁称罪犯为拙劣的计算员；很清楚，谁计算错误，谁就应该承担错误的后果，但尽管这样，这不是他的权利。谁也不会说，如果你用额角撞了墙壁，你便有权获得一块青斑，万一没有，也不会有一个特别的官员派医生来给你制造一块。斯宾诺莎讲得更简单，他说可能有必要对一个不让别人生活的人处以死刑，“就像杀死一条疯狗一样”。这是很明显的。但是法学家们或者不这么坦率，或者头脑太聪明了，根本不愿承认判刑是一种防卫措施或报复手段，却说这是道德的补偿，“平衡的恢复”。还是在战争中干脆一些：士兵杀死敌人时不必寻找他的罪行，甚至不必声明这是正义的行为，只要可能，就可以把对方杀死。

“但是根据这种观念，所有的法院都可以关门了。”

“为什么不可以？从前人们把巴西利卡73改成教区教堂，今天为什么不可以把它们改成教区的学校？”

“没有一个政府会同意这种取消惩罚的观念。”

“欧文可以像历史上 大自然从不与人争斗，这是宗教对它的卑鄙诬蔑，它不是那么有思想的东西，会进行斗争，对它说来一切都一样。培根说：“人对自然了解到什么程度，他对它的控制也达到什么程度。”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人没有违背大自然的规律，大自然就不可能违背人的意志；它继续做自己的事，在不知不觉中却在做他的事。人们知道这一点，正是在这基础上掌握着海洋和陆地。但是在以历史世界为对象时，人却对它不这么尊重，这里他是在自己家中，不受约束；在历史中，他让事件的洪流带着他被动地前进，或者拿着刀子冲进它中间，一边大喊：“普遍幸福或者死！”97这自然容易，相比之下，观察历史浪潮的来龙去脉，研究它们摆动的规律，因而为自己开拓无限远大的航道，这就难了。

当然，人在历史中的地位是比较复杂的，在这里他同时既是小船和浪涛，又是舵手。可是连一张地图也没有！

“要是哥伦布有了地图，他就不可能发现新大陆了。”

“为什么？”

“因为它必须发现以后才能画上地图。只有给历史排除了任何预定的道路，人和历史才会变得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充满深刻的乐趣。如果事件早有安排，整个历史只是某种史前的密谋的发展，那么它要做的无非是执行，无非是‘搬演’，我们手中拿的也至多只是木剑和黄铜盾牌而已。难道我们流了真正的血，真正的眼泪，只是为了搬演一出早已编好的戏剧？有了预定的计划，历史就只是把数字填进代数公式，未来在诞生之前已注定了处于服从的地位。”

有人大惊小怪，认为欧文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和精神力量，这些人是要使预定观念不仅可以与自由，而且可以与刽子手并行不悖！经文上说：“人子必要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但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98，这也许是他们的根据。99

在神秘主义观点中，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在那里它带有艺术意味，这在理论中是没有的。在宗教中展开的是整个戏剧；这里有斗争，有反抗，也有镇压；不朽的弥赛亚，提坦，魔王撒旦，亚巴顿100，被驱逐的亚当，被锁住的普罗米修斯，被上帝所惩罚和被救主所救赎的人。这是小说，震撼心灵的故事，但也正是形而上的科学所抛弃的东西。宿命论从教堂走进学校时，失去了自己的全部意义，甚至失去了我们在童话中所要求的那种逼真性。美丽、芳香、迷人的奇花异草，在学究们手中变成了干瘪、苍白的标本。他们抛弃了幻想的形象，只留下了赤裸裸的逻辑上的错误，一切成了荒谬的历史的“秘密构思”，它体现在形形色色的事物中，借助于人类和国家、战争和革命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如果它是存在的，为什么要再一次确认自己的存在？如果它不存在，只是靠事件在体现和维持，那么为什么在新的纯洁受胎论之后，它又会蕴藏在暂时还没有出现的观念中，而这些观念一旦走出历史的母腹，便立即宣告它以前存在着，今后也依然存在？这是灵魂总体不变的新说法，它向两边扩展，它不是个人的，某一个人的，而是种族的……全人类的不灭的灵魂……它的价值抵得上死魂灵！全体白桦树中不是存在着不灭的白桦树吗？

毫不奇怪，最简单、最平常的事物在这种光照下，也会被烦琐哲学的解释弄得完全不可理解。例如，一个人越是活得长久，越有机会致富，一个人观察一件事物越是长久，只要不遭到干扰，或者他没有失明，那么他对这事物的理解就越深，这对任何人说来，不是最容易接受的事实吗？可是人们却别出心裁，从这事实制造了进步的偶像，仿佛不断地发展便是一切，可以到达无限幸福的金犊世界101。

再也清楚不过，人活着不是为了完成命运的安排，不是为了体现一种思想，不是为了进步，只是因为他出生了，而他出生是为了（不论这个词多么不恰当）……为了现在，尽管这现在既不妨碍他从过去取得遗产，也不妨碍他留下自己的遗物。这对理想主义者说来，似乎显得低劣而粗俗；他们怎么也不愿看到，在我们这渺小的生命中，在我们一闪而过的短暂的个人生活中，我们的全部伟大意义只是在于当我们还活着时，当我们所取得的这个躯体还没有解体，重返于大自然时，我们便是我们，而不是命运指定的为进步受苦或者体现某种虚无缥缈的思想的傀儡。我们应该感到自豪的是我们不是天命手中的针和线，不是为它编织彩色的历史画卷的……我们知道，我们也参与了这幅画卷的编织，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不是我们的使命，也不是我们所要完成的作业，这只是那个复杂的连环作用造成的，它把一切存在物的开端和结尾、原因和结果联结成了一个整体。

不仅如此，我们可以改变地毯的花纹。没有主人，没有图样，只有材料，只有我们自己。从前的命运织匠，那一切伏尔甘们和尼普顿们102命令人们永远活下去。遗嘱执行人向我们隐瞒了他们的遗言，而已故者却把自己的权力托付给我们。

“但是如果您一方面让人任意支配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又取消了他们的责任感，那么您的学说只能使人抄起双手，什么也不干。”

“当人们知道，他们吃饭和听音乐、恋爱和玩乐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完成上天的使命，不是为了尽快达到无限（发达的）完美境界，难道他们就会停止吃喝，不再恋爱和生育子女、欣赏音乐和女性的美吗？”

如果宗教和它令人窒息的宿命论思想，如果空洞理论和它阴森冷漠的教条，没有使人抄起双手停止活动，那么就不必为摆脱了这两块铁板的观点担心。只要对生活和不合逻辑还有一点感觉，就足以挽救欧洲各民族，使它们摆脱宗教耍弄的禁欲主义和清静无为等等花招，事实上它们始终只停留在口头上，从未付诸实行。难道理性和思想会比它们更软弱吗？

何况现实的观点也包含自己的秘密；由于它而什么也不干的人，不会了解它，也不会接受它。他的头脑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他还需要别人的推动——一方面是长黑尾巴的魔鬼的推动，另一方面是拿白百合花的天使的推动。

人向往更和谐的生活，这是完全自然的，什么也不能阻止他，正如饥饿和口渴不能阻止他一样。就因为这样，我们根本不必担心任何学说会使他抄起双手，停止活动。至于能否找到较好的生活条件，人能否享有它们，或者是否会在一个地方迷了路，在别的地方出差错——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说，人永远不能免除饥馑，这不是说我们怀疑每个人经常能得到食物，而且是健康的食物。

有的人很容易满足，要求不高，目光短浅，欲望有限。有的民族也视野狭隘，坐井观天，满足于穷困、虚伪、有时甚至鄙陋的生活。中国人和日本人无疑便是这样的两个民族，它们为自己找到了最合适的公共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它们始终这样，历久不变。

在我们看来，欧洲也接近了“饱和状态”，它疲倦了，向往着平静和停顿，从市侩制度中找到了自己巩固的社会方式。妨碍它的是已经寿终正寝的封建君主制度的残余和正在积极进取的因素。市侩制度与军事寡头政治相比是一大胜利，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对于欧洲，尤其是对于盎格鲁-日耳曼人而言，它不仅是胜利之路，也是富裕之路。荷兰跑在前面，它是 8?1815年，尼古拉（那时还没有登基）到新拉纳克访问过欧文。据欧文后来在自传中说</a>，尼古拉邀请欧文到俄国办厂，俄国政府可支持他在新拉纳克纺织厂实施的制度，欧文谢绝了。

9?欧文在晚年成了神秘主义者，相信唯灵论和灵魂不灭等。

10?宗教裁判所的各种刑罚中，有一种是把人关在隐修小室中，四面插着刀尖向外的刀，使人无法活动，这种囚室挂有“悲伤圣母像”（圣母在耶稣尸体旁悲哭的画像）。

11?指使徒约翰，据说他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他曾同圣母马利亚一起守在耶稣的十字架旁边。后来他前往以弗所传教，被流放在帕特莫斯岛（《圣经》中译为拔摩岛），后死在以弗所。

12?杰斐逊（1743—1826），美国 22?威灵敦公爵战胜拿破仑后，成了英国的民族英雄，声望极高，但后来转入政界，成为保守党领袖，并出任首相，组织内阁，由于政策上的原因，威信一落千丈，遭到了群众的愤怒攻击。

23?法国著名政治家。

24?福克斯（1749—1806），英国政治家，辉格党领袖，多次出任外交大臣，对英国历史发展有过重大贡献。

25?见《圣经·创世记》 26?傅立叶是在他父亲的呢绒铺里当伙计出身的；蒲鲁东是贝桑松农民的儿子。社会主义的起源多么下贱！这些既不像神，又不像强盗的人，能建立一个王朝吗？——作者注

27?这里提到的都是伦敦市中心的一些地方。大教堂指圣保罗大教堂；哥革和玛各出自《圣经》，后来英国把他们作为魔王的子孙，被罚作守门人，伦敦市政厅门口便有他们的雕像。白厅是英国政府所在地；世俗银行大礼拜堂指英格兰银行。1817年8月21日欧文在伦敦市中心发表了演讲，主要阐述他在《新社会观》一书中提出的思想。

28?指1860年出版的欧文传记《罗伯特·欧文和他的社会哲学》，作者为威廉·萨金特。

29?指欧文的一篇文章《世界——一个大疯人院》，它登载在《罗伯特·欧文杂志》1850年11月的创刊号上，文章最后说：“把这个疯人院改造成合理的世界，便是这份杂志需要完成的工作。”这里赫尔岑把它当作了题目。

30?即威廉·萨金特。

31?法拉 42?1817年英国大法官决定剥夺雪莱教育子女的权利，因为他在作品中宣传无神论思想，并与玛丽·葛德文“非法结合”。

43?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诗人，他的长诗《疯狂的罗兰》情节曲折离奇，变化莫测。

44?据希腊神话，阿喀琉斯出生后被母亲握住脚踵浸在冥河中，因此除踵部外全身刀枪不入。“阿喀琉斯之踵”即人的薄弱点。

45?为1851年伦敦国际博览会兴建的水晶宫，在博览会后迁至伦敦附近的西德纳姆，成为举行各种活动的场所。

46?见席勒的《华伦斯坦的军营》（《华伦斯坦》三部曲的 48?没有一个逻辑的抽象观念，没有一个集合名词，没有一种无人明白的原则或无从查究的原因，不曾至少在一个短时期内，成为人们崇拜的事物，或神圣的事物。理性主义的圣像破坏者大声疾呼反对偶像，却惊讶地发现，他们刚把一些偶像丢下台座，另一些偶像又在它们上面出现了。大部分人之所以没有表示惊讶，也许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发现这一点，或者他们自己也把它们当作了真正的神。自然科学家夸耀自己的唯物主义，阐述他们事前构想的自然界的布局，它的目的和对事物的巧妙配置；但你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自然界希望怎样”会比“要有光就有了光”更合理？这是宿命论的 49?霍屯督人和卡菲尔人都是非洲的原始民族。

50?法国最早的王朝（481—751）， 71?基督教的“预定论”，认为一切均由上帝预定，任何人无法改变。这里只是借用这个词，指人的行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72?艾迪生（1672—1719），英国著名评论家及作家，著有悲剧《加图》。在《加图》 99?神学家比理论家勇敢一些，他们直截了当地说，没有上帝的意旨，不会掉一根头发，可是人得为每个行为，甚至动机，承担责任。宿命论学者断言，他们从不谈论个人，思想的个别表现者……（那是指我们这些普通人，至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或彼得大帝那样的人，那是得到全世界历史公认的，他们的名字一直在我们耳边嗡嗡直响。）理论家与地主老爷一样，在历史的生产劳动中看到的只是一群群没有个性的人……但是群体与个体的界线在哪里？或者像可爱的雅典诡辩派问的那样，几粒谷子与一堆谷子的区别在哪里？不言而喻，我们是不会混淆预定论与概率论的。我们有权以过去作前提推定未来。我们应用归纳法，根据某些规律和现象的固定性，可以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同时也允许有违反规律的事。我们看到一个三十岁的人，便有充分的权利推论，再过三十年他的头发会变白或变秃，他的背会有些驼等等。这并不表示，他的使命便是要使头发变白，变秃，使背变驼，这是他一生下来就注定的等等。如果他在三十五岁上死了，他的头发就不会变白，只是像哈姆雷特说的一样，“变成泥土”，或者变成生菜。——作者注哈姆雷特的话见《哈姆雷特》 101?据《圣经》传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亚伦用黄金铸了一只牛犊，作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这受到了上帝的申斥，由摩西把它毁了，见《出埃及记》 102?罗马神话中的火神和海神，火神教给人各种制作工艺，海神教人航海。

103?乌戈利诺（1220—1289），意大利伯爵，1284年任比萨保民官，后因政治斗争失败，于1288年与自己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孙子</a>一起被关入所谓“饥饿塔楼”中，监狱的钥匙被扔入河中，乌戈利诺便在那里活活饿死，几乎互相吞食。但丁在《神曲》中把乌戈利诺作为卖国贼放在地狱的最底层，见《地狱篇》第三十三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