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_往事与随想

伊·戈洛温1

在六月斗争时期2，我遭到搜查，给抄走了信件等等以后，过了几天，伊·戈洛温 他告诉我：“我对拉摩里西尔说；‘将军，跟俄国的共和主义分子作对，却对俄国政府的间谍不问不闻，这是可耻的。’拉库里西尔问我：‘您知道这些人吗？’‘谁不知道！’‘说说这些人的名字。’‘嗯，雅科夫·托尔斯泰4和若米尼将军5。’‘明天我会下令搜查他们。’‘但是若米尼像是俄国间谍吗？’我问他。‘哈哈哈，这点我们马上会看到的。’”

这个人就是这样。

卢比孔河越过了6。不论我怎样对戈洛温的友谊表示冷淡，尤其不欢迎他的光临，但一切都是徒然。他一星期总要造访两三次，致使我们这个地方的道德水平也降低了——争吵、谣言、人身攻击开始了。过了五年，戈洛温为了挑起决斗，故意想惹怒我，说我怕他；他不知道，早在伦敦的争吵以前我已经怕他了。

我在俄国就听说，这个人行为不轨，在金钱方面有些不择手段。舍维廖夫7从巴黎回国后，谈到过戈洛温与仆人打架，以致涉讼公堂的事，还把这算在西欧派账上，因为戈洛温也属于这一派。我向舍维廖夫指出，对西方可以责备的只是打架，要是在东方，戈洛温可以干脆鞭打仆人，谁也不会讲一句话。

他那些如今已被忘记的关于俄国的大作，更使我不想认识他。那无非是些法文的华丽辞藻，罗特克派8的自由主义论调，连篇累牍的小道消息，陈词滥调式的道德说教，信口雌黄的人身攻击，既不合逻辑，没有观点，也没有任何联系。波戈金9是制作大杂烩式的文章，戈洛温是贩卖大杂烩的思想。

我尽可能避免与他认识。他与巴枯宁的争论帮了我的忙。戈洛温在一份报纸上登了一篇维护贵族自由权的文章10，其中提到了巴枯宁，巴枯宁当即宣称，他不论与俄国的贵族，还是与戈洛温都毫无共同之处。

大家已经看到，到了六月的日子以后，我就无法保持对他敬而远之的回避态度了。

每一天都在向我证明，我是对的。在戈洛温身上，俄国军官和俄国地主所有的、令我厌恶的一切，与西欧人的无数小缺点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谈不到调和与折衷，谈不到互相补充，也不包含任何怪诞、才智或诙谐的成分。他的外表庸俗，傲慢，讨厌，与某一类人惟妙惟肖，这类人带着纸牌或者不带纸牌，在矿泉疗养地和大都市中游荡，整天吃喝玩乐，大家认识他们，也了解他们的一切，不了解的只是他们靠什么生活和为什么生活。戈洛温是俄国的官员，法国的花花公子和吹牛大王，英国的江湖骗子，德国的容克地主，我们祖国的诺兹德廖夫和来到异乡客地的赫列斯达科夫11。

他为什么离开俄国，在西欧要做什么？要知道，他在他所描写的那些官员中间本来如鱼得水，逍遥自在。离开了他所出生的环境，他就不可能找到自己的重心。在德尔普特大学</a>毕业以后，戈洛温便在涅谢利罗德12的办公厅中任职。涅谢利罗德向他指出，他的字写得太糟，他一气之下便去了巴黎。通知他回来时，他答说他还不能回国，因为他的字还没有练好。接着他发表了他编写的《尼古拉治下的俄国》，其中使尼古拉最生气的一点是说他写错别字。戈洛温接到了回俄国的命令，但是他不回去。他的弟兄们13便趁机克扣他的供应，让他挨饿，把应该寄给他的钱减少了很多。整个过程便是这样。

这个人既没有艺术气质，也没有审美要求，对科学毫无兴趣，又不愿认真工作。他的诗意局限于他自己，他喜欢装模作样，保持体面的外表；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等地主的习惯，一辈子没有从他身上消失，与半流亡者和半波希米亚人的游牧式生活习惯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有一次在都灵，我看到他拿着一根树条站在菲德饭店门口……他的面前站着一个扫烟囱的孩子，大约十二岁，衣衫褴褛，光着脚；戈洛温在给他丢铜子，丢一个便用树条抽一下他的脚，于是孩子蹦一下，表示很痛，又请他再打。戈洛温哈哈大笑，继续丢铜子。我不相信他打得很重，但这总是鞭打，难道他觉得很有趣吗？

在巴黎以后，我们起先在日内瓦，后来又在尼斯相遇。他也是被法国驱逐出境的，当时的境况很不好过。14他简直没法过日子，尽管那时尼斯的生活水平低得叫人难以置信……我甚至常常巴望戈洛温得到一份遗产，或者娶一个有钱的老婆，可以让我摆脱这个累赘。

他从尼斯去了比利时，又从那儿给驱逐了，于是来到伦敦，取得了英国国籍，大胆地在自己的姓前加上了“霍夫拉公爵”的称号，这是毫无根据的。他以英王治下的臣民的资格回到都灵，开始出版一份报纸。在报上他任意辱骂大臣们，以致又被驱逐出境。戈洛温想取得英国大使馆的庇护，但遭到了大使的拒绝，于是他重又渡海到了伦敦。在这里他自封为工业界的骑士，革命的闯将，徒劳无益地企图参加形形色色的政治圈子，与社会上所有的人拉关系，发表一些毫无意义的废话。

1853年11月末，沃尔采尔来找我，请我在波兰起义的周年纪念会上讲几句话。戈洛温正好进来，发现了这是怎么回事，马上向沃尔采尔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能不能发表演说？

沃尔采尔有些不高兴，我更不必说，尽管这样，他还是作了答复：

“我们欢迎所有的人参加，在会上发言，但会议是统一的，我们对每个人想讲的话，必须有个大致的了解。我们要在某一天开会讨论这事，欢迎您来谈谈。”

戈洛温当然接受了邀请。沃尔采尔临走时在前厅中一边摇头一边对我说：

“真见鬼，怎么碰上了他！”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去参加预备会议，我预感到非出乱子不可。会议开始后还不满五分钟，我的预感便应验了。在断断续续讲了几句泛泛之谈以后，戈洛温突然转向赖德律-洛兰，先是提到他们曾在哪里见过面，尽管赖德律-洛兰什么也不记得；接着，他忽然无缘无故向他证明，经常得罪拿破仑是错误的，从策略上看，为了波兰的事业，不如宽恕他……赖德律-洛兰的脸色变了，但是戈洛温继续说道，只有拿破仑可以拯救波兰等等。他还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现在马志尼和科苏特都理解了这一点，正竭尽全力要接近拿破仑呢。”

“您怎么能相信这种无稽之谈？”赖德律-洛兰激动得忘记了一切，问道。

“我听说……”

“谁说的？大概是什么间谍吧，正直的人不可能讲这种话。先生们，我并不认识科苏特，但我还是相信这不是事实。至于我的朋友马志尼，我敢为他担保，他从没有想过要作这种让步，这只能成为可怕的灾难，同时也是对他整个信仰的背叛。”

“是的……是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从四面八方发出了清晰的声音，戈洛温的话激怒了大家。赖德律-洛兰突然转向沃尔采尔，对他说道：

“现在您看到，我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参加你们大会的人太杂了，在会上不可能不出现我不能接受、甚至不愿听到的意见。请允许我退出，恕我不能在29日的大会上发言。”

他站了起来，但沃尔采尔拦住了他，对他说，负责大会工作的委员会选举他作自己的代表，根据这身份，他必须请赖德律-洛兰留下，以便让同志们决定，在发生这场争论以后，他们是允许戈洛温发言从而失去赖德律-洛兰的参加呢，还是与此相反。

然后沃尔采尔与领导小组的成员作了商讨，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戈洛温看得很清楚，因此没有等到答复便站起身来，盛气凌人地对赖德律-洛兰说道：

“我把荣誉和席位让给您，我主动谢绝在11月29日大会上发言。”

说罢他便趾高气扬地踏着重重的步子走出了屋子。

为了一下子解决问题，沃尔采尔提议我念一下或谈一下我的发言提纲。

“我读到了您在报喜节18写的‘喜讯’。

“它是用‘伦敦自由俄罗斯同盟’的名义写的，然而我却看到了这样的词句：‘我不记得，在俄国哪个省’。

“因此我感到不解：这同盟是否只有您和恩格尔松两个人，或者只有您一个人？

“我不想在这里分析它的内容，您也没有把它的原稿给我看过。我只想提一下我的态度：我不能保证对于没有要求我提供意见的人，我不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论是谦逊还是良心都不允许我说，我能把俄罗斯民族的名字与西方民族等同起来。

“因此我认为必须要求您在最快最短的时期内公布：直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参加过您的俄文印刷所印制的任何宣言书。

“我希望您不要迫使我寻求别的公布方式。

“向您问好。

伊万·戈洛温

1854年3月25日于伦敦

“又，至于是按原信形式发表，还是摘要公布它的内容，这可由您视情况裁夺。”

这抗议使我感到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我看到它可以使我与这个无比讨厌的人脱离关系，公开宣告我们的分歧了。欧洲和波兰人往往从表面上看待俄国（尤其是在它既不攻打邻邦，也不在亚洲实行兼并的间歇时期），以致我必须努力十年才能使他们不致把我与这个臭名昭著的伊万·戈洛温混为一谈。

在抗议之后，戈洛温还寄来了一封杂乱无章的长信，其中有这样一些话：“也许，我们分开对共同的事业更有利，只要不把我们的力量耗费在互相斗争上。”对此我答复他道：

“我认为我必须为昨天收到的大函感谢您，我充分赞赏它的善良意愿：减少在报上的公开争吵。

“我完全同意，我们分开更有利。至于您提到的斗争，我从未想到过。我从未首先发难，因为我没有什么要反对您的，尤其是我们每人都走的是自己的道路。

“您应该记得，您现在公开说的话，我早已多次在私人间向您提出过。我们的态度、观点和好恶全然不同。我依然尊敬您，但请您把我们的分手看作既成事实，这样，无论您或我，都会感到更为自由。

“这信便是我的答复。它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因此我要求您不必再继续我们之间的通信，我们可以客客气气地分手，不使用任何粗暴的语言或采取任何仇恨的行动。

“祝您一切顺利。

写于3月30日星期四”

但戈洛温根本不想与我断绝来往，这是显而易见的；他只是想出出气，因为我们发表《告将士书》没有通过他，然后再与我和解，但是我已经不想错过这个求之不得的机会了。

我的信发出后过了两三个星期，他寄了一包东西给我。我打开后发现，里边是一张加黑框的纸……我一看，那是1852年5月2日发出的邀请他参加葬礼19的请柬。这是他从都灵来信后我寄给他的，我还在请柬上写了几句话：“您的信使我很感动，我从不怀疑您有一颗善良的心……”现在就在这张纸上，他写道，他要求与我见面谈谈，还给了我一个新的地址，然后说：“这不是为了钱的事。”

我复信道，我不能去看他，因为不是我要找他，是他要找我，而且决裂是他引起的，不是我引起的，何况他已把这事闹得尽人皆知了。但我可以在家中接待他，他何时光临，悉听尊便。

我不想发表演说，我出席委员会的会议是为了向它表示感谢，并回绝它的邀请。这是晚上，我走出屋子时在楼梯上遇到一位宪章派人士，他问我，有没有看到戈洛温在《广告晨报》上的信？我没有看到。楼下是咖啡馆和酒店，而《广告晨报》在任何馆子都能找到，我们走进那里，芬伦27指给我看戈洛温的公开信，他写道，据他得到的消息，国际委员会选举我为委员，并要求我在大会上代表俄国人发表演讲，因此他出于对真理的热爱，不得不警告大会，我不是俄国人，而是德国的犹太人，只是出生在俄国，这是“得到尼古拉特别庇护的一个种族”。

读了这则诽谤，我回到委员会，向主席（厄·琼斯）声明，我收回我的拒绝。同时，我给他和委员们看了《广告晨报》，我说，戈洛温完全了解我的出身，他是“出于对真理的热爱在撒谎”。“况且犹太人出身不见得便能成为障碍，”我又道，“应该看到，世界创造以后，最早的放逐者便是犹太人——亚当和夏娃。”

委员们哈哈大笑，以主席为首，一致鼓掌接受了我的决定。

“至于你们选举我为委员，我应该表示感谢，但保卫你们的决定，这也是你们的责任。”

“对，对！”大家一致喊道。

琼斯 赫尔岑先生于1847年到达西欧后，便在进步人士中占有了一个显著位置，这些进步人士的名字都是与1848年的革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这时起，他在伦敦建立了 这时他直截了当提出了赦罪的请求，而且马上获得了批准，条件是在政府中任职。他有些害怕，开始为职务讨价还价，要求苏沃洛夫40任用他，后者当时是波罗的海沿岸各省总督。苏沃洛夫同意了，但戈洛温没有上任，却写信给戈尔恰科夫公爵，说他做了个梦，梦见沙皇请他进国务会议襄赞国事，他勤勉工作，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

但是梦不一定都会实现，我们这个头发花白的老顽童非但没有跨进沙皇的国务会议，而且差点被关进感化院。戈洛温遇到了一个商业经纪人斯特恩，尽管他不名一文，却跟后者一起干起了投机勾当，忘记了早在1846年，他的大名已在巴黎证券市场上作为一个作弊的骗子公布过。他想欺骗斯特恩，却被斯特恩骗了。戈洛温便故伎重演，在一家报纸上登了一篇关于斯特恩的文章，还涉及了他的家庭生活。斯特恩勃然大怒，向法院提出控告。戈洛温接到传票，大惊失色，便找律师商量，他怕坐牢，怕大笔罚金，也怕张扬出去。律师建议他在和解书上签字，表示全部收回说过的话。律师也签了字，证明无误，谁知斯特恩用石印复制调解书后，分发给了自己的和戈洛温的朋友。我也拿到了一份：

“亲爱的先生：由于您根据我口头或书面发表的一些玷污您人格的话，以诽谤罪向法院提出了申诉，同时由于您通过我们一些共同的朋友表示愿意撤销诉讼，只要我能支付诉讼费，否定上面提到的那些话，并为自己所做的这一切表示悔改——总之，我愿意接受这些条件，只要求您相信，如果我所说的或所写的东西有哪里得罪了您，那么我不是故意这么做的，我对我做的这些事非常后悔，并保证今后决不重犯。此致

斯特恩先生

证人：H·恩普森律师

伊·戈洛温

1857年5月29日

在伦敦埃格蒙特广场4号”

这以后，他在伦敦再也混不下去了……他离开了这里，还带走了一大包没有付清的账单——裁缝账，鞋匠账，酒馆账，房饭钱……他去了德国，突然在那里结了婚。他在当天就用电报把这件意料不到的事报告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他靠妻子的嫁妆过了两年，一面在报上写些小文章，大谈天</a>才娶了个平凡的女人如何不幸，因为她一点也不了解他。

后来我有五年多没再听到他的消息。

波兰起义开始时，他又作了一次和解的尝试：“波兰和俄国的朋友们要求我们这么做，他们等待着！”我没有回答。

到了1865年初，我在巴黎遇见了一个弯腰曲背的老人，他形容枯槁，衣衫褴褛，帽子破旧……天刮风，非常冷……我是去大仲马家参加朗诵会……朗诵会也阴沉沉的没有生气。老头子把头缩在衣领中，走过我身边时没有看我，只是低声叨咕：“一切结束了！”然后又朝前走去。我站住了……戈洛温依然迈着沉重的步子走着，没有回头，我也走了。后来我又在伦敦街头遇到过他两次，我总是站下来看他，有一次他嘟哝道：“多么可恶！”另一次似乎在自言自语，大概是咒骂什么，但我没有听清；他没有回头看我，我也懒得在街上跟他打交道。后来他对萨维奇和萨瓦什凯维奇41说道，他遇到了我，骂了我一顿。我听后没有作声。

“戈洛温究竟在这里干什么？”我问我以前提到过一次的戈雷斯基42。

“他的境况不妙，在做旧货生意，兑换外币，收购一些蹩脚画卖给傻瓜骗钱，不过大多是他自己受骗……他老了，喜欢唠叨，有时写写文章，但哪里也不肯登；您的成功使他不能宽恕您……常常肆无忌惮地骂您。”

此后我们已没有任何来往。但这几年中，往往在最意料不到的时候会突然收到他一封信……有时是根据某些波兰人的劝告，提议与我和解，有时却把我骂上几句。我们什么也没有回答。

不论多么索然无味，我还是打算写下我们交往的经过；为此我又打开了保存下来的他的一些信。正当我提起笔来写了开头几行，我又收到了他一封信，这是可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的：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我很少来打扰您，但是我听说您‘洗手不干了’，走下了您的钟楼。

“可是我认为，不干则已，既然干了，就应该干到底。

“您的财力使您可以出版《警钟》，不怕亏本。如果可以，请发表附在这里的信。

戈洛温”

致《莫斯科新闻》编者卡特科夫先生

亲爱的先生：

请原谅我既不知道您的名字，也不知道您的父名，我只知道您对波兰人充满着盲目的仇恨，您不承认他们是人，也不承认他们是斯拉夫人；我还知道，您对欧洲问题一无所知。

人们对我说，您的刊物上有一句话：“德尔普特的笔杆子怜悯俄国，因此落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或者诸如此类的话。我怜悯俄国，怜悯它的军警统治和倒行逆施，怜悯它的贵族——他们不得不制造假钞票，假彩票，以致目前出现了三张可以兑换十万卢布的中彩奖券，谁也不能认出哪一张是真的——我怜悯酗酒的农民，营私舞弊的官员，胡言乱语的教士。但是我知道，在俄国生活并不美好。

皇上可以不准把我在大学里得到的愚蠢学衔写在护照上，但是他不能不准我把“光明磊落”这个称号写进我的履历表中，它会一直留在那里，因为笔写的东西是连斧头也砍不掉的。

我的祖国被当作政治财产给剥夺了；但是我明白，我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俄国人，而为人类服务，比为国家服务范围广泛得多，后者只是强加给我的任务。

在我的眼睛中，我不是堕落，而是上升了。我听说，如果我回国，就要把我关进疯人院；但是必须把我的血放干，我的头脑才会丧失作用——尽管在北纬五十三度以外的地方，对有头脑可以丧失的人，是经常采用这种手术的。

冒渎之处万望鉴谅。

伊万·戈洛温

1866年2月1日于巴黎

1?戈洛温从大学毕业后，在外交部工作，1841年出国，写了一些揭露沙皇专制统治的文章，引起了尼古拉一世的不满，被剥夺了贵族称号，并在缺席审判中被判处服苦役。从1848至1853年，赫尔岑与他尽管思想上有严重分歧，赫尔岑仍认为他是揭露专制暴政的同路人。但从1855年起，戈洛温开始向俄国政府献媚，要求它允许他回国，并与 11?《钦差大臣》中的假钦差。

12?俄国当时的外交大臣。

13?顺便谈一下他的弟兄们。其中一个是骑兵将军，曾得到过尼古拉的特别青睐，因为在12月14日他表现不坏。他去找杜贝尔特，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我的母亲快死了，她给她的儿子伊万……就是那个不幸的人……写了几句告别的话。信在这儿……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杜贝尔特笑了笑，亲切地对他说：“把信送到邮局去就是了。”——作者注

14?法国警察不能宽恕他玩的一个花招。1849年初发生了一次小小的示威活动。总统，即拿破仑三世，骑了马巡视各林荫道。突然戈洛温冲到他面前喊道：“共和国万岁！”“打倒内阁！”拿破仑咕哝道：“共和国万岁！但内阁怎么办呢？”“撤换他们！”戈洛温说，向他伸出了手。过了五天，内阁没有撤换，戈洛温在《改革报》上发表了自己与总统会见的经过，接着说，由于总统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他得收回自己与总统的握手。警察没有作声，过了几个月，在6月13日找到了把柄，便驱逐了他。——作者注

15?英国激进主义者，支持波兰解放运动。

16?这是别林斯基1846年2月给赫尔岑的信中的话。

17?指“伦敦自由俄罗斯印刷所”。

18?东正教节日，在俄旧历3月25日，天使在这一天报知耶稣将诞生的喜讯。赫尔岑的《告俄国将士书》后面记有“写于3月25日报喜节”等字。

19?指赫尔岑的妻子的葬礼。

20?《广告晨报》正是在那个时候落进了卡·布林德和马克思之流的德国民主派手中，它登出了一篇愚不可及的文章，企图证明我宣传的观点与俄国政府是一致的。戈洛温提出了这些美好的劝告，可惜他自己后来也采用了这种手法，而且也是发表在《广告晨报》上。——作者注按：《广告晨报》于1854年4月24日发表了署名“民主者”的文章，对赫尔岑的文章《旧世界与俄国》作了猛烈抨击，认为它宣扬了泛斯拉夫主义观点。

21?俄国驻英国的大使。

22?这是赫尔岑准备写这部分时对一些信的编号，但后来这些信没有完全采用。A信即前面戈洛温8月16日的信（在这信中，戈洛温故意把相片的事与钱混在一起，似乎成了赔偿，实际却是讹诈），B和C信是赫尔岑写给戈洛温的。在C信中，赫尔岑指出，戈洛温一面声称要与他断绝一切关系，一面又向他借钱，由于得不到答复，便老羞成怒，无理取闹，企图惹怒赫尔岑，提出与戈洛温决斗。

23?指1854年8月12日戈洛温给赫尔岑的信。

24?巴黎的疯人院。

25?英国内阁大臣。

26?这是一次纪念二月革命的大会。

27?英国宪章主义者。

28?约瑟夫斯（约37—约100），犹太著名历史学家。

29?《圣经》中的传说人物，据说他继摩西之后成为犹太人的首领，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方，见《约书亚记》。

30?指赫尔岑给《广告晨报》的信，这信驳斥了戈洛温的诬蔑。

31?英国一份著名的文学评论周刊，该刊于1855年1月发表了评论赫尔岑的作品的文章。

32?查普曼是英国宪章主义者，杜姆布罗夫斯基是波兰流亡者，塔朗迪埃是法国流亡者。

33?下面是戈洛温给奥加辽夫的信。

34?布里斯康和多尔戈鲁基都是俄国的官员，曾先后主持陆军部工作。

35?这是仿照俄国诗人维亚泽姆斯基的诗《俄国的上帝》中的诗句改写的。

36?布德伯格（1817—1881），俄国驻巴黎大使。

37?指戈洛温准备出版的杂志《箭》。

38?指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的丹麦。

39?德国新闻记者，他的通讯稿专为各报提供稿件。

40?苏沃洛夫（1804—1882），俄国将军。

41?波兰流亡者。

42?波兰流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