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_往事与随想

巴枯宁和波兰问题

11月底，我收到了巴枯宁下面这封信1：

“朋友们，我终于逃出了西伯利亚，经过在阿穆尔、鞑靼海峡沿岸的长途跋涉之后，我到了日本，又于今天从那儿到达了旧金山。

“朋友们，我的整个身心都渴望着回到你们身边，我一旦到达，要马上开始工作，我希望在你们那里致力于研究波兰斯拉夫问题，这是我从1846年起就抱定的宗旨，也是在1848年和1849年我所实际从事的活动。奥地利帝国的覆灭，它的彻底灭亡，这便是我的最终目标——我不说这是我的事业，以免显得过于自命不凡。为了这件事，我可以当鼓手，甚至当小卒，只要我能使它获得一分一厘的进展，我就感到满足了。它一旦成功，便会出现光辉的、自由的斯拉夫联盟——俄国、乌克兰、波兰以及一切斯拉夫民族的唯一出路……1861年10月15日于旧金山。”

关于他逃离西伯利亚的决心，我们在几个月前就知道了。

刚到新年，巴枯宁那臃肿的身子已倒进了我们的怀抱。

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狭小的双人联盟中，出现了一个新人，不过不如说是旧人，是从40年代，尤其是从1848年复活的幽灵。巴枯宁还是那副样子，只是外表老了一些，但精神依然年轻而热烈，跟当年在莫斯科与霍米亚科夫2展开“通宵”辩论时并无不同。他仍那么忠于一个思想，那么热情洋溢，把一切都看作自己的愿望和理想的实现，以致更加奋不顾身，不怕牺牲，似乎前面的生命已留下不多，因此必须加紧工作，不错过每一个时机。他厌烦长时间的研究，衡量利弊得失；他还像过去一样满怀信心，全神贯注，寻找一切行动的机会，只要那是革命风暴所需要的，只要那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3他至今仍像在朱尔·艾吕扎尔的文章中一样反复说着：“热爱破坏就是热爱建设。”41849年，他怀着他的憧憬和理想关进了柯尼施泰因堡垒5，但它们一直保留在他的心头，直到1861年随着他经过了日本和加利福尼亚，依然完好如初。甚至他的谈话也依然使人想起他在《改革报》和《真共和报》上最好的文章，他在制宪议会和布朗基俱乐部的尖锐发言。当年那种党派精神，它们的排他性，它们对人的同情和反感，尤其是对 亚当·恰尔托雷日斯基老人从垂危的病榻上派儿子给我送来了热情的信；在巴黎，波兰人推举代表团向我递交了致敬信，在信上签名的有四百来人，其中有的还是住在阿尔及利亚和美国的波兰流亡者。看来我们的结合已牢不可破，但是深入一步，分歧，明显的分歧便出现了。

……一天，克沙堆里·布拉尼茨基，霍耶茨基36和另外几个波兰人到我家来，他们都是路过伦敦，特地为那些文章跑来向我致谢的。我们谈到了对康斯坦丁的枪击事件。37

“这次暗杀会给你们带来很大危害，”我说，“本来政府也许会作出一些让步，现在它决不会退让，只会变得加倍残酷。”

“可我们就希望它这样！”霍耶茨基说，情绪激烈，“对于我们，最大的不幸便是让步……我们希望彻底决裂……公开战斗！”

“我衷心希望你们不致为此后悔。”

霍耶茨基露出了讥笑，没有人再讲一句话。这是1861年夏。过了一年半，帕特列夫斯基38取道彼得堡回波兰时，讲的也是这番话。

争吵是不可避免的！

巴枯宁相信，在俄国可能爆发农民的武装起义，我们也有一部分相信——连政府也这么相信呢，这从它后来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官方授意写的文章和官方判处的一些刑罚，都可得到证明。社会不安，人心浮动，这是无可争辩的，那时谁也没有预见到这种情绪会转变成疯狂的爱国主义。

巴枯宁不善于深入地分析形势的各个方面，只看到一个遥远的目标，往往把两个月的妊娠当作九个月。他不是用证据，而是用愿望来打动人们。他希望相信，便相信日穆德39和伏尔加，顿河和乌克兰都会像一个人一样站起来；一听到华沙出事，便相信我们的旧礼仪派可以利用天主教徒的运动，为分裂派争取合法的地位。

驻在波兰和立陶宛的俄国军队中，军官们的组织（波捷布尼亚便属于这个组织）在发展和壮大，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波兰人主观上指望它具有的，巴枯宁天真地相信它具有的那种力量，它却还远远没有达到。

9月底，巴枯宁来找我，神色特别郑重，也有些得意。

“华沙中央委员会派了两个委员来同我们商谈，”他说，“其中一个是你认识的，这是帕特列夫斯基，另一个叫基列尔40，是个久经考验的战士，曾戴着镣铐，从波兰被押送到矿上做工，刚一回来，马上又投入了工作。今天晚上我带他们来看你们，明天大家在我那里开个会——我们得最终决定我们的态度。”

那时我的答军官们的信正在排版。41

“我的纲领是现成的，我可以向他们宣读我的信。”

“我同意你的信，这你知道……但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都对它感到满意；不论怎样，我想，这不能完全满足他们。”

晚上，巴枯宁带来的是三个人42，不是两个人。我念了我的信。在交谈和读信时，巴枯宁坐在那儿显得心神不定，仿佛他的亲戚正在接受考试，也有些像提心吊胆的律师，生怕当事人讲错了话，以致即使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可望获得最后胜利的整个辩护前功尽弃，归于失败。

我从他们的脸色看到，巴枯宁猜对了，我念的信并不使他们特别高兴。

“首先，”基列尔说道，“我们得给您念一下中央委员会给您的信。”

米洛维奇念了信；《警钟》的读者已经看到这文件，它是用俄文写的，文字并不通顺，但意思是明确的。有人说，它是我从法文译出的，把内容歪曲了，这不是真的。这三个人都能讲流利的俄语。

这封信的意图是要通过我们告诉俄国人，波兰临时政府与我们观点一致，并把下列原则作为它的行动的基础：“承认农民有权取得他们所耕种的土地及任何民族享有支配自己的命运的充分自主权”。米洛维奇说，根据这个声明，我有责任减少我信中那种带有疑问的、“模棱两可”的语气。我同意作一些修改，同时也同他们建议，各省的自决权应提得更突出些，更明确些。他们也同意了。这些关于文字上的争论说明，我们对一些问题的态度不是一致的。

“就我而言，”基列尔说，“我不想为几句话争论不休，您爱怎么改就怎么改，只要基本意义不变就可以。”

“这才是好样的，基列尔！”巴枯宁兴奋地喊道。

我心想：“这家伙来的时候已胸有成竹，作好准备，在实质问题上寸土不让，因此才在文字上这么迁就。”

文件作了修改，委员会的代表都签了字。我把它交给印刷所了。

基列尔和他的伙伴们相信，我们代表一个俄国组织45的国外中心，这组织受我们支配，它是否与他们联合行动便取决于我们的意见。对他们说来，问题确实不在于文字，也不在于理论上是否一致；他们声明的信念，随时可以通过解释给予修正，这样，原来的鲜明色彩就会冲淡，变得若隐若现，以至消失。

这个组织在俄国已建立了 4?艾吕扎尔是巴枯宁在1842至1848年使用的笔名，当时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这句纲领性的话。

5?萨克森公国的监狱，德累斯顿当时属于萨克森公国，巴枯宁因领导起义被捕后，关在这里。

6?公元前3世纪至2世纪间罗马和迦太基的战争。

7?1848年5月31日至6月12日在布拉格举行了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巴枯宁参加了大会，站在激进的左派一边。但大会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自由派手中，他们提出了在哈布斯堡王朝庇护下建立斯拉夫各国联盟的主张。

8?法国共和主义政治活动家。

9?1847年11月29日在巴黎召开了纪念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纪念大会，巴枯宁在会上发表演说，号召俄国人民与波兰人民联合起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

10?法国革命活动家，二月革命后成为临时政府成员。

11?指1848年3月末巴枯宁为了发动波兰人举行起义，前往波兹南。但由于柏林警察当局的阻挠，他没有到达目的地，于5月折回布拉格，在那里参与组织斯拉夫人大会。

12?我曾对科西迪耶尔的朋友开玩笑道：“请你们转告他，巴枯宁与他的不同就在这里；科西迪耶尔是个杰出的人才，但是最好在革命前夕把他枪毙。”后来，1854年在伦敦，我向他提到了这事。这位流亡的警察局长只是举起大拳头，像打木桩似的朝自己结实的胸膛捶了一下，说道：“巴枯宁压在我这儿……这儿！”——作者注

13?温迪施格雷茨（1787—1862），奥地利陆军元帅。1848年率军镇压布拉格革命和维也纳革命。

14?1848年6月温迪施格雷茨指挥奥地利军队攻打起义者时，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双方互相射击时，温迪施格雷茨的妻子正走到窗口，以致被流弹击中身亡。

15?牟利罗（1618—1682），西班牙著名的巴罗克派宗教画家。

16?当时的 36?两人都是波兰流亡者中的领导人。

37?尼古拉一世的儿子康斯坦丁大公1862年被任命为波兰总督，在到达华沙的 53?《圣经》中的先知，马尔季亚诺夫是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