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_奥兰多

奥兰多回到屋里。屋子里一片寂静。没有任何声音。这里有她的墨水瓶，羽毛笔，还有写到一半就中断了的诗稿，当时她正在赞颂永恒。巴斯科特和巴瑟罗缪进来收拾茶具的时候，她正要提笔写下“世间万物恒常不变”，然而，三秒钟后，一切都变了——她跌伤脚踝，坠入爱河，嫁给了谢尔默丁。

她手指上的结婚戒指即是明证。没错，遇到谢尔默丁之前，她就自己戴上了它，但结果表明，那样做非但没用，反而更糟。现在，她带着一种迷信式的敬畏，一圈又一圈地转着那戒指，生怕它从指节上滑落。

“结婚戒指必须戴在左手无名指上才行。”她小心翼翼地说，俨然小孩背书一样。

她说得很大声，语气中的炫耀甚于平常，仿佛刻意说给某个人听似的，而那个人的意见她又极为看重。一可以理清思绪，她就立马关心起了自己行为对时代精神所产生的影响。她尤其想知道的是，自己遇见谢尔默丁并嫁给他这一过程，究竟能否得到它的认可。她显然感觉好多了。自荒野之夜后，她的手指就再没有，或几乎没有刺痛过，然而，她无法否认，她的心中仍有疑虑。她结婚了，没错。但如果她的丈夫总是在绕合恩角航行，这算婚姻么？如果她仅仅是喜欢他，这算婚姻么？如果她喜欢上了别人，这还算婚姻么？最后，如果她仍爱诗歌胜过世上其他一切，这算婚姻么？她的疑虑久久不能散去。

为此，她决定试验一下。她看看结婚戒指，又看看墨水瓶。她敢么？不，她不敢。但她必须。不，她不能。那她该怎么办呢？晕倒，如果可能的话。然而，她曾未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过。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她大喊道，又恢复了过去的那股精气神，“就这样！”

说罢，她拿起笔，狠狠地插进了墨水瓶里。令她大感诧异的是，墨水竟然没有四溅开来。她提起笔来，笔尖湿漉漉的，但却没有滴滴答答。她写了起来。文思来得有些迟滞，但终究还是来了。啊！但她写的东西有意义么？她忐忑不安，心烦意乱，唯恐手中的笔又不听使唤，弄出些什么恶作剧来。她读道：

我漫游到一片荒地，蔓生的野草

被累累贝母花压得似乎喘不过气来，

忧郁而诡异，那蛇一样的花朵，

看似带着暗紫头巾的埃及女郎：

她边写边觉得有个精灵（请记住，我们正在和人类精神最隐秘晦涩的部分打交道）在她身后窥视，当她写到“埃及女郎”的时候，那个精灵让她停下。“野草”这个词用得尚可，它似乎在说，拿了一把家庭女教师常用的尺子，从头打量着这几行诗；“累累贝母花”——很好；“蛇一样的花朵”——这话出自淑女笔下，恐怕有点过火，但想必华兹华斯会对此赞赏有加；但是——“女郎”？一定要用“女郎”这个词么？哦，你说你在合恩角有个丈夫？恩，那就没问题了。

于是，时代精神继续前行。

奥兰多现在打心里（因为这一切全都发生在心里）深深地崇敬时代精神，就像——如果要举一个相较之下微不足道的例子来形容的话——一个知道自己在行李角落里私藏了大捆雪茄的旅行者，深深感激那个大度放行的海关官员一样。因为她此前非常害怕，如果时代精神细细检查过她的思想，定会发现其中有一些严重违禁的物品，并重重地惩罚她。她之所以能顺利通过检验，全属侥幸，靠的是一系列貌似顺从的表面文章，比如戴上戒指，在荒野里找了个男人，热爱自然，不反讽，不愤世，也不搞心理学家那一套——否则的话，一下就会被识破。她松了一口气，因为一个作家的心灵和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无限微妙，作品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能否在两者间找到恰切的平衡。奥兰多做了妥善的安排，使自己处在一个幸福的状态，既无需与时代精神搏斗，又不必完全驯服。她投入时代，但并未失去自我。因此，她现在可以尽情写作了，而且，她确实在写。她写啊，写啊，写啊。

现在是十一月。十一月过了是十二月。然后是一月、二月、三月和四月。四月之后是五月。接下来是六月、七月和八月。再接下来是九月和十月，然后看啊，十一月又到了，就这样，一年又过。

这样写传记，自有其优点，但却不免干瘪、枯燥，而且长此以往，读者可能会抱怨说，他自己也会背日历，何必按照霍佳思出版社[60]的定价掏腰包买这本书。但是，如果传主偏要把传记作者置于尴尬境地，就像奥兰多现在对我们所做的一样，笔者又有什么选择呢？凡值得请教之人想必都会认同，“生活”是小说家或者传记作家唯一适当的主题；另外，这些权威人士坚信，“生活”与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地思考毫不沾边。思想和生活是相去甚远的两极。于是——既然奥兰多在这段时间所做的，只不过是“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地思考”——那么在她结束思考之前，我们也只能背日历，数念珠，擤鼻子，拨炉火，东张西望，直到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奥兰多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屋里静得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见。要是真的有根针掉在地上就好了！那多少也算是“生活”之一种。要是有只蝴蝶飞进窗来，落在她的椅子上，我们也能有点东西写写。或者，假设她站起来打死了一只黄蜂，我们也马上就可以拿起笔来写，因为会有流血，哪怕流的仅仅是一只黄蜂的血，因为，有流血，就有生活。虽然杀黄蜂与杀人比起来太过琐碎无趣，但对于小说家和传记作家来说，比起奥兰多这样每天坐在椅子里，只与香烟、纸墨相伴，也要有料得多。我们不禁要抱怨（因为我们的耐心正在一点点地被消磨掉），要是传主们能体贴点就好了！你已经在她身上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笔墨，而她却突然脱离了你的控制，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窝火的？你目睹她叹气，喘息，脸一会红一会白，目光时而炯炯有神，时而无精打采，你看着这出荒唐的感情戏码在她脸庞上演，而且知道引起这一切的原因——但这些却又只是无足轻重的思考和想象，而已！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感到屈辱的么？

但奥兰多是个女人——这是帕摩尔森勋爵刚刚证实过的。而大家公认，描写女人的生活时，可以不叙行动，而代之以爱情。有位诗人曾说过，爱情是女人存在的全部。如果我们看一眼正在伏案写作的奥兰多，就必须承认，她的确最适合承担这一使命。毋庸置疑，既然她是个漂亮女人，又正值盛年，她不久就会放弃假装热爱写作和思考，开始怀想哪怕某个猎场看守（只要一个女人想的是男人，就不会有人反对她思想）。然后，她就会给他写张小纸条（只要她写小纸条，也不会有人反对她写作），约他在星期天黄昏见面；星期天的黄昏到了，猎场看守就会来到她窗下吹口哨——这一切无疑是生活的本质，也是小说家唯一可能的素材。那么，奥兰多肯定会做这些事中的一件吧？唉，真是太可惜了，她一件也没有做。那么，我们不得不把她归为那些不懂爱情的怪胎？她喜欢猎狗，忠于朋友，接济饥肠辘辘的穷诗人，热爱诗歌。但爱情——男性诗人定义的那种爱情——说到底，谁能比他们更权威呢——与善良、忠诚、慷慨和诗歌毫不相干。爱情就是脱下衬裙，然后——我们都知道爱情是什么。那么，奥兰多做过那件事么？事实迫使我们说，没有，她没做过。而如果我们的传主既不爱人，也不杀人，只是思考和想象，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说，他或她不过是一具活死人，我们还是早点放弃为妙。

现在，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眺望窗外。麻雀、欧椋鸟、鸽子和一两只乌鸦，都自顾自地忙碌着，有的找虫子，有的找蜗牛，有的飞上枝头，有的在草地上走来跳去。一个腰上系着绿围裙的男仆穿过庭院，可能是去和厨房里的某个女佣幽会，不过既然在庭院里也没什么可靠的证据，我们就只好抱着最善意的希望，不继续追究了。流云掠过天空，时而丝丝缕缕，时而层层叠叠，把草地映得时明时暗，变化不定。日晷神秘莫测地记录着时间。面对这千年如一日的生活，我们的脑海里不禁慵懒、枉然地浮现出一两个关于“生活”的问题来。生活，它吟唱着，或者不如说是哼哼着，像炉子上的水壶一样。生活，生活，你究竟是什么？是光明还是黑暗，是仆人的围裙，还是草地上欧椋鸟掠过时的影子？

那么，在这个人人都叹赏繁花和蜂群的夏日清晨，让我们出去走走，探索一番吧。欧椋鸟扑闪着翅膀停在垃圾筒沿上，在草棍间啄食仆人们梳头时掉落的头发。我们不妨问问它（它比云雀更擅交际）的意见吧。生活是什么，我们靠在农舍的大门上问。生活，生活，生活！那鸟儿叫起来，仿佛听懂并完全理解了我们在说什么。我们有一种恼人的窥探习惯，即先在屋里提出问题，然后走到屋外面四处张望，掐几朵雏菊，就像作家不知道下面该写什么时所做的那样。那鸟儿说，然后，他们来到这里，问我生活是什么！噢，生活，生活，生活！

然后，我们沿着旷野小路继续前行，登上高高的、葡萄酒般暗紫的山脊，在那里躺下，做白日梦，看一只螳螂费力地将稻草背回家。它说（如果翅膀振动发声也配得上这个神圣而温柔的字眼的话），生活就是劳作——至少我们是这样解释它那呛了灰尘的喉管所发出的呼呼声的。蚂蚁也赞同这一点，还有蜜蜂，但如果我们在这里躺得再久一点，直到夜幕降临，再去问从灰白色的石楠花丛中悄然飞出的飞蛾这个问题，它们就会在我们耳边轻轻发出狂野的呓语，像暴风雪中电报线发出的声音一样：噫——嘻，呵——吼。生活就是笑声，笑声！飞蛾们说。

我们已经问</a>过了人、鸟类和昆虫，至于鱼儿，据说有住在山野洞穴里，孤独经年的隐士曾经盼着它们能开口说话，但它们却从来不说，所以可能真的知道生活是什么——一路问过后，我们并没有变得更聪明，而只是变得更老、更冷漠了（因为我们不是曾经以某种方式祈祷过，要写一本内容极其艰涩、极其罕见的书，好让看过的人迷惑，以至于发誓书里写着的就是生活的意义么？）算了，还是回去吧，对满怀期待的读者们直截了当地说——唉，生活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这时，奥兰多推开椅子，伸了伸胳膊，放下笔，走到窗前宣布，“大功告成！”——就这样，她在最后一刻挽回了这本传记行将夭折的命运。

窗前的非凡景象差点把她吓得跌倒在地。她看到了花园，花园里有几只鸟。世界还像以前一样运转着。在她闭关写作、不问世事的这么长时间里，一切都在继续。

“如果我死了，世界也不会有丝毫不同！”她惊叫。

她的感情如此强烈，以至于有那么一个瞬间，她真的以为自己已经死了，也有可能，她当时确实感到了一阵眩晕。她怔怔地望着眼前一如往常的怡人景色，就在这时，一件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她放在怀里的手稿，突然像个活物一样剧烈地跳动起来，更惊人的是，她和它似乎能心意相通，奥兰多侧过头就能知道它在说什么。它想被阅读。它必须被阅读。如果无人阅读，它就会死在她的怀里。她平生 当人处在某种心理状态时（用护士们的话说）——而此时眼泪仍在奥兰多的眼里打转——其视力就会扭曲变形，一样东西在他眼里会变成另一样，更大，更重要，但形态还与原来一样的东西。如果你在这种心境下看蟒湖，在你眼中湖水很快就会变得如大西洋般波涛汹涌；玩具船也与远洋邮轮毫无二致。因此奥兰多把玩具船当成了她丈夫的双桅帆船，把自己脚尖激起的涟漪当成了合恩角的惊涛骇浪。她看着小船爬上浪尖，以为自己目睹的是邦斯洛普的船沿着山一般的巨浪上行，上行，突然一个白色的浪头挟千钧之力朝它拍了下去，它在浪头下消失了——“船沉了！”她痛苦地大叫一声——可是，看啊，它又出现了，正在和一群鸭子一起，稳稳行驶在大西洋的另一边。

“太好了！”她连连惊叹，“太好了！邮局在哪里？”她想知道，“因为我得马上拍个电报给谢尔，告诉他……”嘴里交替嘀咕着“蟒湖上的玩具船”和“太好了”（这两个词的意思完全相同，因而可以互换），她匆匆起身往公园街赶去。

“玩具船，玩具船，玩具船。”她不断重复着这几个字，借以说服自己，重要的不是什么尼克·格林评论约翰·邓恩的文章，也不是八小时法案、国际公约或工厂法，而是一种无用、骤然、激烈、能要人命的东西……红色、蓝色、紫色……无拘无束的精灵、喷溅而起的水花……就像这些风信子（她正经过一大片花圃），既不被人性的污秽所沾染，又没有“关心同类”的负担，一种荒唐而不顾一切的东西，就像我的风信子，我是说，就像我的丈夫邦斯洛普一样，像蟒湖上的玩具船一样——太好了！只有这种狂喜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就这样，她在斯坦霍普门等着过马路的时候自言自语，因为除了无风的季节以外，她多数时候都与自己的丈夫分居，而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她会在公园街和自己大声地胡言乱语。要是她整年都和他住在一起，就像维多利亚女王所建议的那样，事情无疑会大不相同。但有时她会突然想到他，并感到必须马上和他说话，刻不容缓。她一点都不在乎自己可能说些没有意义的话，或者打乱了叙事的节奏。尼克·格林的文章让她坠入了绝望的深渊；玩具船将她托上了狂喜的峰顶。于是，边她嘴里重复着：“太好了，太好了”，边等着过马路。

但那天下午的车子碰巧特别多，她被堵在了原地，口中不断重复着“太好了”和“蟒湖上的玩具船”。在她面前，英格兰的富豪权贵，正头戴礼帽，身穿斗篷，雕像般一动不动地坐在四架马车、维多利亚马车和敞篷马车里，招摇过市，仿佛一条金河凝固了，沿着公园街结成了一块大金条。贵妇们用手指拈着名片盒；绅士们把镶金的手杖夹在膝间。奥兰多站在那里，惊奇艳羡，充满敬畏地看着这一切。只有一个想法让她不安，一个凡是见过巨象或鲸鱼的人都不会陌生的想法，那就是：他们怎么繁殖？显然任何压力、变化或活动都会让这些庞然大物心生反感。说不定，奥兰多看着那些庄重严肃的面孔想道，他们的繁殖季节已经结束；这是繁殖过后的结果，是最终的目的。她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胜利。他们雍容大度，踌躇满志地坐在那里。不过这时警察举起了手，金河又开始流动了，这个光辉灿烂的巨大凝结物移动着，渐渐散开，最后消失在皮卡迪利大街上。

于是，她穿过公园街，回到科松街的家。在那里，每当绣线菊盛开、满街飘香的时候，她就会想起麻鹬的叫声和一位带枪的老人。

她跨过门槛时，想起了切斯特菲尔德勋爵曾经说过……可是具体说了什么，却不大想得起来了。就在这朴素的十八世纪大厅里，她曾领略过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的迷人风度：他把帽子放在这里，大衣挂在那边，其举止之优雅，对一旁观看的人来说是种享受。而现在，大厅却堆满了包裹。她坐在海德公园时，书商已经把她的订货悉数送到。整个房子都堆满了书——楼梯上还有包裹往下滑——所有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品都在这里了，用灰纸和细绳整整齐齐地捆着。她自己抱了几包进房间，然后又叫男仆把其他的都搬进来，然后切断无数细绳。转眼间，她就被包围在了书山之中。

奥兰多习惯了十六、十七、十八世纪文学作品的规模，此时不禁对这一购买行为的后果感到震惊。因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来说，“当代文学”当然不仅意味着四个独特的伟人的名字，而是四个伟大的名字浮现在一大堆亚历山大·史密斯、迪克森、布莱克、米尔曼、巴克、谭恩、佩恩、杜柏、詹姆森之中。这些人全都能言善辩，吵吵嚷嚷，当仁不让，而且处处要求得到和其他人一样的注意。奥兰多对铅字的崇拜面临了严重考验，但她还是把椅子拉到窗前，借着梅费尔区高大建筑之间漏下来的光线，打开这些书，读了起来，试图得到一个结论。

显而易见，要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得出结论，只有两个方法——一种是八开本的著作写个六十卷，另一种是把它压缩成六行文字。既然时间有限，就让我们选择后一种快捷经济的方法吧。奥兰多在翻看了半打书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些书没有一本是题献给某个贵族的，这很奇怪；其次（翻开一大堆回忆录），没几个作者像她自己一样出身名门望族；再次，如果克里斯蒂娜·罗塞蒂[66]小姐来喝下午茶的话，拿一张十英镑的钞票卷住糖夹子是极不妥当的行为；再次（这里有半打庆祝某某成立一百周年的请帖），如果文学赴了这么多场宴会，它一定吃得红光满面了；再次（她被邀请去参加一系列讲座，都是关于“什么影响了什么”、古典主义的复兴、浪漫主义的幸存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诱人题目），如果文学听了这许多讲座，它一定变得很枯燥无味了；再次（她去参加了一个贵妇的招待会），如果文学穿上了这么多毛皮披肩，它一定变得十分尊贵了；再次（她拜访了卡莱尔位于切尔西、隔音极好的房间），如果天才需要这般小心养护，那它一定娇贵异常；最后，她得出了最终的、无比重要的结论，但既然我们已经超出了六行的字数限制，就必须将它略过不谈了。

得出了这一结论之后，奥兰多站在窗前，向外凝望了很久。因为，一旦你有了一个结论，就如同把球扔过了网，必须等待对面那无形的对手将其打回来。她想知道，那片笼罩在切斯特菲尔德宅子上的、无色透明的天空，接下来将怎样回应她？她双手紧扣，站在窗前思索良久。她突然一跃而起——这里我们只能希望，像上次纯洁、贞洁和谦恭三女神闯进门来时一样，至少可以给我们传记作者留一点喘息的空间，让我们有时间停下来好好想想，如何把这件必须小心处理的事情讲得尽量委婉一点。但是，啊，这次她们没有这样做。自从上次她们把白色衣裙扔到赤裸的奥兰多身上，却发现差了几英寸之后，这几位女神多年来早已放弃了与她交流的尝试，另找对象去了。那么，在这个阴沉的三月早晨，就没有其他事情能够缓和、遮盖、掩饰这一无可否认的真相了吗？因为，在猛地跳起来之后，奥兰多——感谢老天，就在这个时刻，窗外响起了微弱、尖细、流畅、断断续续的音乐声，是那种老式的手摇风琴的声音，这种乐器直到现在还会有意大利的风琴师在窄街上演奏。尽管它很不上档次，吱吱呀呀的，但我们还是接受这种干预吧，就当它是仙乐来聆听，以填满书页，直到那不可避免的一刻最后来临。连男女仆人们都料到了这件事。读者们也一定料到了。因为奥兰多本人显然再也不能忽视它了——让风琴声继续吧，带着我们的思绪飘远，因为音乐响起时，思绪不过是一条随波逐流的小船，是所有交通工具中最笨拙、最不可控制的一种，它漂过屋顶，漂进晾着衣服的后院，漂进——这又是哪里？你能否认出这树林，和林丛中间的尖顶，以及两旁各蹲了一头狮子的大门？哦，是的，这是邱园[67]！那么，就邱园吧。现在，我们在这里，在邱园，然后我今天（三月二日）要指给你看，在那棵李子树下，有一株麝香兰，一株番红花，还有一个花苞在杏树上；所以在那里散步，就意味着要想到球茎，多毛的红色球茎，十月份埋到地里；现在开出了花；还要想到那些接下来会发生的，不适宜被说出来的事情，要从烟盒里拿一根香烟甚至雪茄，要把斗篷平铺在橡树之下（为了押韵），然后坐下来，等着那只翠鸟，据说有人曾见到它在夜里横穿湖面。

等等！等等！翠鸟来了；翠鸟没来。

看，工厂的烟囱在冒烟；看，那些市政文员正乘着小船在湖上漂过；看，那个老妇人在遛狗；看，那边的小女佣 “那么，我是什么？是谁？”她说，一个女人，36岁，坐在汽车里。是的，但同时其他一百万种描述也同样适用。我势利么？府邸里悬挂嘉德勋章？豹子盾徽？祖先？为他们感到骄傲？是的！我贪婪、奢侈、邪恶么？（另一个自我出现了）是又怎样？我才不在乎呢。诚实？我想是的。慷慨？哦，不过那也不算什么（又是一个自我）。上午躺在铺着上好亚麻被单的床上，听鸽子咕咕叫；银餐具、葡萄酒、男女仆人们。我被宠坏了么？可能是吧。锦衣玉食却又一事无成。所以我的作品也（这里她提到50个充满古典气息的标题；我们猜这些可能是她全部撕掉的那些早年的浪漫作品）肤浅，油滑，多愁善感。不过（又换了一个自我）我真是笨手笨脚啊，再没见过比我更笨拙的人了。而且——而且——（她迟疑了一下，想找个恰当的词儿，“爱情”可能不大合适，但最后还是大笑着，红着脸叫了出来——）绿宝石镶嵌的癞蛤蟆！哈利大公！天花板上的蓝酒瓶！（另一个自我）可是奈尔、基蒂、萨沙她们呢？（她情绪低落下来，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可她早已放弃了哭泣）树，她说道。（另一个自我）我喜欢在这里生长了两千年的树（她经过树丛）。还有谷仓（她在路边看到了一个，已经破旧不堪了）。还有牧羊犬（有一只从她前方的路上跑过来，她小心地避开了），还有夜晚。但是人，（另一个自我）人呢？（她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像是在发问）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喜欢人类。他们饶舌，恶毒，总是不说真话。（在这里她拐进了家乡小镇中心的那条街，今天是赶集</a>的日子，街上热闹非凡，到处都是农夫、牧人和用篮子提着母鸡的老妇人）我喜欢农民。我懂庄稼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这是另一个自我跳进她的脑海，像从灯塔上照过来的一束光），名望！（她笑起来）名望！前后印刷了七版。得了一个奖。照片上了晚报（这里她指的是《橡树》以及她获得的“柏德特·库茨纪念奖”；这里我们必须占用点篇幅交代：她只这么笑了一下，就把这个本来应该作为这本书的高潮，和前面所有叙事的终点的内容，用一句话轻轻带过去了，但事实是我们的传主是个女人，而当你写一个女人的时候，所有的结构和比例都乱了套——她人生的什么高潮啊，重点啦，都和男人的大不一样）。名望！她又重复了一遍。诗人——江湖骗子；两者都像早晨的邮件一样，每天准时出现。宴请，聚会；聚会，宴请；名望——名望！（她放慢了车速，穿过集市上拥挤的人群。但是没人注意到她。鱼店里的海豚要比获过奖的女士引人注目得多了，就算她在头顶戴上三重冠冕，也是一样。）现在她慢慢开着车，嘴里哼唱一首老歌的旋律，“花几个基尼，买上几棵开花的树，走在我的花树间，告诉儿子们，名望到底是什么”……渐渐地，歌词开始这里缩一点，那里瘪一块，像用大而不均匀的珠子串起来的一条项链。“走在我的花树间，”她唱着，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看月亮升起，马车开走了……”唱到这里她突然停住，使劲盯着汽车的引擎罩，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他坐在杜希德的桌子旁，”她琢磨着，“戴着个脏兮兮的皱领……是来量木材的老贝克？还是——莎——比亚？（因为我们在提到自己深深崇拜的人时，从来不说全名。）她停下汽车，两眼盯着前方，发了十分钟的呆。

“我被迷住了！”她大叫一声，一脚踩在油门上，“被迷住了！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有只大雁飞了过去。大雁从窗前飞过，飞向大海。我跳起来想够到它（她抓紧方向盘），可是它飞得太快了。我看到它了，在这里——那里——在英格兰，在波斯，在意大利。它总是飞向大海，而我跟在后面，向它撒出文字织成的网（她双手挥出，做了个撒网的动作），然而我收回网的时候它总是皱缩成一团，就像撒向海里的网，拉上来的却只是水草一样。有时网底会有一寸银子——六个字——但从未捕到过珊瑚礁里的大鱼。”她低下头，苦苦思索着。

就在她已经放弃了呼唤“奥兰多”，而一心想着其他事情的时候，那个她想召唤的奥兰多却自己出现了。这一点从她身上的新变化就看得出来（她已驶过了看门人的小屋，进入了庄园）。

她全身都沉静下来，就好像添了衬托物之后，整体更稳定、更浑和了，于是浅的变成深的，切近变为辽远，一切都被包含在轮廓之内，如井壁环抱着井水。这个奥兰多到来之后，她变得宁静多了，成为了所谓唯一、真实的自我，无论这种说法是否经得起推敲。她开始沉默。因为很可能当人们大声喧哗之时，那些自我（可能有两千多个）意识到他们彼此分裂，于是试图交流，而一旦有了交流之后，却全都变得沉默了。

她娴熟而迅速地驱车驶过弯弯曲曲的车道，穿过一大片榆树和橡树，穿过园中起伏的草地，那起伏十分平缓，仿佛碧绿宁静的潮水漫上河滩。肃穆地一丛丛立在那里的，是橡树和榉树，两只鹿在树林里徜徉着，一只洁白如雪，另一只歪着头，原来是角被铁丝网挂住了。她心满意足地看着这一切，这树林、这鹿、这草地，仿佛她的心化成了水，在它们四周流淌，将它们包围在里面。很快，她就来到了庭院，几百年前她来这里都是骑着马，或乘坐着六匹马拉的车子，被众多侍从簇拥着的，这里曾经羽饰飞舞，火把闪动，花团锦簇，而现在她却是孤身一人，在萧萧而下的落叶之中。看门人来开门了。“早安，詹姆斯，”她说道，“车里有些东西。把它们拿进来吧？”我们得承认，这些字眼本身既不美好，也无趣味，更不重要；但它们现在却突然变得意味深长，仿佛熟透的坚果从树上坠落，这证明，如果日常事物瘪缩的表皮因意义而鼓胀，也可以奇特地使人的感官得到满足。现在对于每个平平常常的行为来说，都是如此。看着奥兰多脱掉裙子，换上马裤和皮夹克，全过程不到三分钟，但她的每一个动作却充满了至高的美感，如同拉普科娃夫人在表演她那炉火纯青的艺术。然后，她走进宴会厅，见到她的老朋友德莱顿、蒲伯、斯威夫特、艾迪生，他们一开始有点羞怯地看着她，像是在调侃，“我们的获奖者来啦！”但当他们发现涉及到的是两百基尼的时候，就赞许地点点头。两百基尼，他们仿佛在说，两百基尼可不是个小数目。她给自己切了面包和火腿，夹在一起吃了起来，在屋子里上下踱步，不知不觉间忘了自己正和其他人在一起。走了五六个来回之后，她拿起一杯西班牙红酒，一饮而尽，又另外倒了一杯，拿着它大步走过长长的走廊，穿过一打起居室，开始巡视大宅，几只猎麋犬和长毛垂耳小狗跟在她身后。

这也是这天的例行公事之一。回到家却不巡视大宅，就像出门前不与祖母吻别一样不可理喻。她想象，她一进来，房间就会一下子明亮起来，兴奋地睁开眼睛，仿佛她不在的这么长时间里，它们一直在沉睡一样。她也想象，虽然她已看了这些屋子千百万次，但每次看到的都不一样，仿佛在如此漫长的生命里，它们体内贮存了无数种心境，随着季节、天气、她本人的运气和来访客人的性格而变化。对陌生人，它们总是彬彬有礼，却无精打采；而和她在一起，它们可以全然放松，敞开心怀。为什么不呢？他们已经认识了四个世纪，没有什么需要掩饰的了。她知道它们的喜怒哀乐、年龄以及小秘密——比方说，一个隐蔽的抽屉，一个秘密的橱柜；也知道它们都有些什么毛病，例如有些部分曾经修过，有些是后添上去的。她所有的情绪变化，它们也通通知晓。在它们面前，她从未掩饰过什么；无论身为少年还是女人，她都会来到这里，哭泣或舞蹈，沉思或欢笑。在那边靠窗的座位上，她曾提笔写下 她呼唤狗群和她一起走过长廊。地面都是用一整棵橡树锯开铺成的。一排排椅子沿着墙面排列，天鹅绒椅面已经褪色，仿佛在等待迎接伊丽莎白、詹姆斯、莎士比亚或是塞西尔，但后者从来没有光临过。这景象让她心里难受。她解下拦住它们的绳子，坐到女王的座椅上；翻开躺在贝蒂小姐桌子上的手抄本；用手指搅动旧日留下来的玫瑰叶；用詹姆斯国王的银质发梳理了理自己的短发，又在他的床上跳了几下（即使路易斯换了新床单，也不会再有君王来</a>这里下榻了），然后把面颊紧紧贴在那张银色的旧床罩上。不过，宅子里到处都放着用来防虫的薰衣草小香袋，还有印出来的告示，“请勿触摸”，尽管这些告示都是她亲自贴上的，但她还是有种被拒绝的感觉。这宅子不再完全属于她，她叹道。现在它属于时间，属于历史，已经不在活着的人的触摸和掌控之内了。再也不会有人把啤酒洒在这地上，她想（她正身处老格林住过的卧房），也不会有人在地毯上烧出洞来了。再也不会有两百个仆人同时在走廊里进进出出，手里端着热气腾腾的锅，或是为大壁炉准备的柴火。再不会有人在宅子外的作坊酿大麦酒、制蜡烛、打造马鞍或打磨石料，榔头和大头锤的声音都已消失。椅子和床全都空空荡荡。金杯、银杯被锁进了玻璃柜。寂静在空旷的宅子里四处翻飞。

她坐在走廊尽头伊丽莎白女王的那把硬木扶手椅上，狗群在她的脚边蜷缩着。走廊很长，向前伸展，直到光线几乎消失的那一点。它像是一条通往过去岁月的隧道。向走廊的深处望去，可以看到人们有说有笑，那些她所认识的大人物：德莱顿、斯威夫特和蒲伯，政治家们开着讨论会，调情的恋人们坐在窗边。人们围在长桌旁吃饭喝酒，被壁炉里冒出的烟呛得咳嗽不断，喷嚏连连。更远处，她看到衣着华丽的人们成双成对，准备跳方阵舞。一阵悠扬、微弱却又庄严的音乐传来。风琴低低地轰鸣着。一口棺材抬进礼拜堂。结婚的队伍走出来。头戴盔甲的男人们奔赴战场。他们把从弗劳顿和普瓦捷带回的旗帜插在墙上。长长的走廊中渐渐现出这些图景，而再往前看，她觉得在走廊的尽头，在那些伊丽莎白时代和都铎王朝的人们身后，依稀可以辨认出一个更老、更远、更暗的人影，一个头戴兜帽、面容严厉的僧侣，双手紧紧握住一本书，口中低声诵读着什么——突然间，如平地惊雷乍起，大座钟敲了四下。像经历了一场能毁灭整个镇子的大地震般，长廊和长廊里的一切瞬间灰飞烟灭。她的面色本是阴沉、严肃的，此时却好似被火药的爆炸所照亮。同时，她眼前的一切也都极其清晰地显现出来。她看到两只苍蝇在空中盘旋，注意到了它们翅膀上有一抹蓝色；她看到脚下的地板有个木瘤，狗的耳朵抽动着。与此同时，她还听到花园里树枝折断的声音，庭院中羊的咩叫声，窗外一闪而过的燕子的尖叫。她整个身体颤抖着，皮肤微微刺痛，仿佛一下子赤身裸体站在了寒霜之中。然而，她没有像伦敦大钟敲响十下时那样惊慌失措，而是保持了完全的镇静 （因为她现在是一个整体了，或许能分散时间震动的表面也变大了些）。她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把狗群叫到身边，步伐坚定却谨慎地走下阶梯，来到了花园里。这里植物的影子奇迹般地分外清晰。她能够看清每一粒泥土，仿佛眼前挂了一个显微镜。她看到树上的嫩枝缠绕。青草的叶片，花瓣和叶脉也根根分明。园丁斯塔布斯沿着小径走来，绑腿上的每颗纽扣，她都看得一清二楚。她看着拉车的两匹马，贝蒂和“王子”，觉得自己从来没这么仔细地注意过贝蒂前额有颗白色的星星，“王子”尾巴里有三根鬃毛，比其他毛都要长一些。屋外的方庭里，房屋灰扑扑的旧墙面看上去好似表面划花了的照片；她听到平台上的扬声器放着的舞曲，是人们在维也纳铺着红色天鹅绒的歌剧院里欣赏过的一段。她全身心沉浸在此时此刻里，但又有点莫名地担心，好像只要时间的深渊裂开一个罅隙，让一秒钟溜过去，未知的危险就会接踵而至。这种精神上的紧张让人感到精疲力竭，无法长时间忍耐下去。她不由自主，步履飞快地穿过花园，走进庭院，好像腿在被一种外在的力量推动着似的。她花了好大力气，逼迫自己停在木工房旁，一动不动地看乔·斯塔布斯在做一个车轮。她两眼紧盯着他的手，这时四点一刻的钟声响了。钟声如流星穿透她的身体，炙热灼人。她清楚地看到乔的右手大拇指没有指甲，只有一块圆圆的、粉红色凸起的肉。看上去真让人反胃，有一刻她觉得自己昏了过去，但就在眼睑合上这瞬间的黑暗中，她摆脱了“现时”的压迫。在她眼睑眨动时的阴影中（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看天空来验证），有某种奇异的，“现时”永远缺少的东西——所以，它令人恐怖，却又无法具体加以描述——某种人们急于要用某个名称固定下来、称之为美的东西，因为它不是个实体，而像个影子，没有自己的实存或特性，但它的力量却足以令它所依附的任何物体改观。当她在木工店里晕眩眨眼时，这个影子偷偷溜了出来，依附在她看到的无数景象之上，让这些景象变得可以接受，容易理解。她的思绪如海水般翻滚。她从木工店里出来，爬上小丘，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想道——是的，我又可以开始生活了。我在蟒湖边，小船正爬上惊涛骇浪的白色波峰。我开始懂了……

以上都是她本人的话，字字句句一清二楚，但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对于眼前这一切来说，她只是一个毫无干系的旁观者，很容易就把羊看成牛，把叫史密斯的老人当作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的琼斯。因为那没有指甲的大拇指带来的晕眩感投下的阴影，在她的脑后部（距视线最远的部位）逐渐加深了，进入了事物栖息其中的那潭幽暗的池水，而我们对那里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她现在正凝视这潭池水，或是海洋，一切事物都在它的表面映照出投影——实际上，有人说我们所有激烈的感情，艺术或是宗教，都是在可见世界变得模糊时，我们从大脑后部那个黑洞中看到的映像。她深深地、长久地朝里面望去，于是她上山时走过的，长满羊齿蕨的小路不再是一条完整的小路，而是有一部分变成了蟒湖；荆棘丛有一部分变成了指夹名片盒的女士和手拿金头手杖的先生；羊群部分变成了梅费尔高高的房子；每种东西都有一部分变成了另一种，仿佛她的意识变成了森林，里面杂乱地散布着一些空地；景象时而靠近，时而远离，时而交杂在一起，时而分开，随着光影的变化，形成最奇异的联结和组合。她忘却了时间，直到猎犬卡努特去追一只兔子时，她才想起，现在一定已经4:30了，可实际上已是五5:37。

长着羊齿蕨的小径弯弯曲曲，一路延伸到山顶那棵大橡树下。比起她1588年初见这棵树时的样子，它现在更高大，更结实，也长出了更多树瘤，但仍然蓬勃茂盛，细小而带有锯齿的叶子依旧浓密，在枝头随风轻摆。她扑在地面上，感觉到树的筋骨像脊椎伸出的肋条，在她身下四处伸展。她乐于想象自己骑在整个世界的背脊上，喜欢把自己和坚实的土地联结在一起。她俯下身子时，一本四四方方、用红布包裹着的小册子从皮夹克胸前的口袋掉了出来，是她的诗作《橡树》。“我要是带把铲子来就好了。”她想。树根处的泥土只有薄薄一层，她开始怀疑自己能否按计划把书埋在这儿。另外，它还可能会狗翻出来。这类符号性质的纪念仪式从来都凶多吉少，她想，可能还是不要这个仪式为好。她原来还想着在埋书的时候发表一个小小的演讲（这是本有作者签名的初版书），“我把它埋在这里，”她本打算说，“以回报这片土地所给予我的一切。”但是，天哪，这些话一旦出了口，就显得好傻啊！她记起来，那天老格林走上讲台，将她与弥尔顿相比（除了他是盲人这一点），然后递给她一张两百基尼的支票。当时她想到了山上的这棵大橡树，可是这一切与它又有何相干？赞美和名望，与诗歌有何相干？印刷了七版（没错，她的书已经印了这么多）与这首诗的价值又有何相干？难道写诗不应该是一种秘密的交流，是一个声音对另一个声音的回应么？那么，这些喧哗、赞美与指摘，以及会见那些喜欢你和不喜欢你的人，与这件事本身，即一个声音回应另一个声音也是互相不搭界的了。她想，所有这些年，对树林古老的低吟，对农庄和门边交颈而立的枣红马，对铁匠铺、厨房、辛辛苦苦孕育出麦子、芜菁和青草的田野，对盛放着鸢尾和百合的花园，她试着做出了迟疑的回应，还有什么能比这回应更私密，更慢，更似恋人之间的絮语呢?

于是，她任自己的书散落在地上，欣赏起了眼前开阔的景色来。天色忽明忽暗，变幻多端，一如时有日光照射的海底。远方的村庄，露出榆树掩映的教堂尖顶；庭园中有一座灰色拱顶的庄园大屋；温室中灯火闪烁；农家场院里堆着黄色的玉米秸垛。原野里星星点点散布着黑色的树丛，原野后面更远处，是狭长的林地和闪着银光的河流，再后面又是起伏的山峰了，能看见斯诺登山高耸入云的白色崖壁。目光尽处，是苏格兰的山峦和赫布里底群岛周围那片漩涡密布的海域。她侧耳倾听海面上隐约传来的炮击声，却发现那仅仅是海风的低鸣。现在没有人在打仗。德雷克们和纳尔逊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里，”她想道，把视线从远方收回，看着脚下这片土地，“曾经是我的领地：丘陵之间的那个城堡，一直蔓延到海边的那片荒原，都曾经是我的财产。”此时四周的风景（一定是因为天光逐渐暗了下去）开始晃动，叠加，于是，所有房屋、城堡和树林都从帐篷状的四壁上滑落，眼前现出了土耳其光秃秃的群山。正值中午阳光最烈的时候，她视线无遮无挡地朝焦炙的山坡看去，山羊伏在她脚旁的沙地上吃草。雄鹰直冲天际。吉卜赛老人拉斯多姆粗哑的声音在她耳旁响起：“你那古老的族裔和家系，你那些引以为豪的财产，和这个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建造四百个卧室，饭菜盖着银盖子端上来，雇许多女仆打扫灰尘，又有什么用呢？”这时，峡谷中某个教堂的钟声响起，帐篷状的风景坍塌了，“此刻”再次劈头盖脸地落在她身上。然而现在光线已趋幽暗，温柔了起来，不再映出栩栩如生的细小景象，而是看见雾气蒙蒙的原野、灯光闪闪的农舍、沉沉睡去的树林，以及一束扇形的灯光，沿小路向前推移着，拨开前方的黑暗。钟敲的是九下，十下，还是十一下，她说不清。黑夜降临了——这是她一天中最喜爱的时刻，黑夜里，意识如一潭深邃的池水，倒映出的景象总比白昼时清晰。现在，不必晕眩，就能看到黑暗中形成的事物，凝神向池水深处望去，渐次出现了莎士比亚，穿俄国裤子的女孩，蟒湖上的玩具船，然后现出来的是大西洋本身，正在合恩角附近掀起滔天风浪。她往那黑暗的中心深深望去。那是她丈夫的双桅帆船，正被推上风口浪尖！它在海浪上爬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一千次毁灭的白色波峰在它前方升起。哦，鲁莽的，荒唐的男人们，总是要去做顶风绕过合恩角这种无用功！然而那帆船越过了波峰，从另一边出现了：他成功了！

“好极了！”她大喊道，“好极了！”而后，风渐渐小了，海水平静下来；她看到海浪在月光下平静地泛着涟漪。

“马默多克·邦斯洛普·谢尔默丁！”她站在大橡树旁呼喊着。

那美妙、闪烁着光芒的名字，犹如一根铁青色的翎毛，从天空中飘落下来。她看着它飘落，翻转，旋舞，像一支缓缓飞落的箭，姿态优美地划过长空。像往常一样，他又在一个死寂的时刻来到了；河水泛起清波，红黄相间的秋叶飘落在她脚面时；豹子一动不动，月影倒映水中，天地万物无不陷入静寂时，他来了。

一切都无比安静。时近午夜，原野上缓缓升起了月亮，月光下现出一座幻影般的城堡。大宅依然矗立着，所有的窗子都沐浴在银色的月光里。没有围墙，没有实体，一切都是幻</a>影，一切都是死寂，所有的灯都亮着，像是在迎接某个女王的魂灵。奥兰多向下望去，看到暗色的羽毛在庭院里飞舞，火炬闪烁着点点光亮，人影跪在地上。一位女王再度跨出銮舆。

“我们全都听您调遣，夫人，”她叫出来，深深行了一个屈膝礼。“什么都没有变，已故的勋爵，我的父亲，将为您引路。”她话音刚落，午夜的钟声就响了起来。“当下”的丝丝凉风轻拂她的面颊，她没来由地有点恐惧。她焦急地仰望天空。天很黑，阴云密布，风在她耳边咆哮。但在风的咆哮中，她听到一架飞机渐行渐近的轰鸣声。

“这里！谢尔，我在这里！”她拼命喊着，向月亮（月亮已升到半空）敞开前襟，露出一大串闪烁着光彩的珍珠项链——像是巨大的月蜘蛛的卵。飞机冲破云层，在她的头顶盘旋。在黑暗中，她的珍珠炽亮得像一团白色的火。

此时已是一名优秀海船长的谢尔默丁，容光焕发，敏捷地跳到地上，就在此时，一只野鸟忽然飞起，掠过他的头顶。

“是那只雁！”奥兰多叫道，“那只大雁……”

午夜的第十二声钟声敲响了。现在是星期四，10月11日，1928年。

[60] 霍佳思出版社，是伍尔夫和她的丈夫伦纳德一起创办的出版社。伍尔夫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由此出版社所推岀。（译注）

[61] 救世军 (The Salvation Army)，是一个成立于1865年的基督教教派,以街头布道和慈善活动、社会服务著称。（译注）

[62] 勃朗宁，即罗伯特·勃朗宁（Rober Browning，1812—1889），他与丁尼生齐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诗人之一。他以精细入微的心理探索而独步诗坛，对英美20世纪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译注）

[63] 《四季》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1834-1882）的代表作之一。他的《四季》相当成功地描述一年四季的多变，以及风景中的细微变化。（译注）

[64] 约翰·邓恩 (John Donne，1572－1631)，是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他通过使用一种更注重智力的比喻，将激情与推理融为一体，给英国诗歌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译注）

[65] 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是英国19世纪伟大的道德学家、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和脍炙人口的散文随笔作家。（译注）

[66]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Georgina Rossetti，1830－1894），英国诗人，她在题材范围和作品质量方面均为最重要的英国女诗人之一。（译注）

[67] 邱园（Kew Gardens），英国皇家植物园林，坐落在伦敦三区的西南角。（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