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兰多用卖 翌日早晨,她回到船上,重又躺在遮阳蓬下的长椅上。她还特意整理了一下裙摆,把脚踝好好地盖上。
“虽然和男性相比,我们既无知又可怜,”她继续昨天中断的思路,想到“虽然他们全副武装,虽然他们连26个字母也不让我们学,”(从这些开场白可以看出,显然,昨晚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把她推向了女性阵营。因为她的口吻更像女了人,而且还略带一些洋洋自得的样子),“但又怎样呢,他们不还会从桅杆上摔下来?”说罢,她打了一个大呵欠,然后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她发现船正乘着微风,沿着岸边缓缓前行。岸边峭壁上的城镇,看起来摇摇欲坠,还好有一些大岩石和盘根错节的老橄榄树挡着。岸边有一大片硕果累累的橙树林,飘来阵阵橙子的清香。十几条美丽的蓝海豚,时不时翘着尾巴高高地跃出海面。奥兰多张开双臂(她已经意识到了,双臂没有双腿那样的杀伤力),感谢上帝,她不用骑着高头大马走过白厅,也不用去判处某人死刑。她想,“贫穷也好,无知也好,这些都是女人披在身上保护自己的隐身衣。世界还是留给男人去统治吧。军事野心、权力热以及其他一切男性欲望,尽可通通抛诸脑后,这样就可以尽情地享受人类精神最崇高的喜悦了,那就是,”她大声说,她深受感动时一向如此,“沉思、独处和爱情。”
“感谢上帝,我是一个女人!”她禁不住大声喊道。就在她对自己的性别自豪得几近得意忘形的时候——无论是女人还是男人,一旦陷入对自己性别的狂热之中,都无异于坠入了万劫不复之地——有一个词语拉了她一把。我们此前费尽心力让这个词语安分守己,别出来惹事,但它最后还是趁我们不注意偷溜到了上一个句子的末尾:爱情。“爱情……”奥兰多说道。爱情马上迫不及待地幻化成了肉体,并且洋洋自得。因为不同于其他概念,会满足于抽象状态,它非得以血肉之躯呈现出来,而且还要穿上披风、衬裙、长筒袜和短上衣。因为奥兰多此前所爱的都是女人,而且人总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适应所谓惯例,所以,虽然她现在自己也是女人,但是她爱的却仍是女人。而意识到自己和所爱之人同性,只会加剧和加深她男儿身时会产生的感觉。因为过去晦暗不明的各种莫名其妙的暗示和神秘,而今都变得清晰明了。在两性间曾有那么一道灰色地带阻隔其中,它将两性间的无数暧昧想法隐藏在阴暗之中。如今这道灰色地带已被抹去。用诗人的话来说,也就是,爱情在美之中重获因虚伪而丧失的一切。终于,她喊了出来,她完完全全懂得了萨沙。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发现之中,仿佛她终于找到了渴求已久的珍宝。她欣喜若狂,简直到了物我两忘的境地,以至于耳旁突如其来的一个男人的声音,对她来说,都成了一声炮弹的巨响。那个男人说:“小姐,请吧。”他指着地平线,扶她起来。奥兰多发现他的中指上纹了一条三桅帆船。
“英格兰的峭壁,小姐。”船长边说,边抬起刚才举在空中的手行了一个礼。奥兰多再一次愕然,而且其程度要比此前一次剧烈得多。
“老天呀!”她喊道。
还好,人们会以为她是因为重见阔别已久的故土才会如此愕然并脱口惊叫,否则她很难向巴托罗斯船长解释清楚,为何此刻她的内心会如此五味杂陈。怎么告诉他说,现在依偎在他怀里、浑身颤抖的女人,曾经是位公爵和大使?怎么向他解释,穿着棱纹丝裙裳、像百合花一样的她,曾经砍下过人头,曾经在郁金香盛放、蜜蜂飞舞的夏夜,在沃平老阶梯附近的海盗船上,和荡妇一起在装满珠宝的麻袋间鬼混?她甚至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当船长的右手坚定地指向大不列颠群岛的峭壁时,她会如此地大惊失色。
“拒绝和让步”,她低声自言自语道,“多么令人愉快;追求和征服,多么令人生畏;理解和说服,多么令人崇敬。”她并没有觉得这些词语组合在一起有什么违和之处。然而,越靠近那灰白色的峭壁,她就越感到自己的有罪、耻辱和不洁。这有些奇怪,因为她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们离岸边越来越近。慢慢地,悬在峭壁半空采摘海蓬子[39]的人都清晰可见了。望着他们,奥兰多觉得萨沙——那个离开了的萨沙、那个记忆中的萨沙、那个她刚刚才不经意地理解了的萨沙——犹如一个恶作剧的幽灵一般,袭入了她的体内,上蹿下跳,而且随时可能撩起她的裙子,然后得意地消失不见。她似乎看见萨沙正对着峭壁和那些采摘海篷子的人挤眉弄眼地做鬼脸。这时,传来了水手们的哼唱:“沙扬娜拉,西班牙女郎……”歌词在奥兰多忧郁的心头回荡。她蓦然意识到,无论登陆意味着怎样的舒适、富裕和显赫(因为她无疑可以嫁给某位至少权倾半个约克郡的王公贵族),如果它也同时意味着循规蹈矩、接受奴役和自欺欺人,意味着否定她的爱情,束缚她的手脚,禁锢她的唇舌,限制她的言语,那么她宁愿和乘着的轮船一起掉转头,重新航行到吉普赛人那里去。
然而,在这些匆匆而过的念头之间,忽然升起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似乎是一个光滑、洁白的大理石穹顶。无论眼前的是事实还是幻想,都足以让她目瞪口呆。她望着它,仿佛看到一大群飞舞的蜻蜓迷醉地落在一个盖着鲜嫩青菜的玻璃罩上。在想象的瞬间,它的形状勾起了她最久远、最挥之不去的记忆——在杜希德的起居室里,一个天庭饱满的男人,坐在那里写作,或者说是在凝视,当然不是在看她,因为他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身着盛装的她,尽管她不能否认,自己当时是个可爱的小男孩。每当想起那个男人,围绕着那段记忆扩散开去的思绪,就会像粼粼水面上冉冉升起的一轮明月那样,洒下一层恬谧的银光。她下意识地把手伸进怀里(她的另一只手还握在船长的手里),那里好好地藏着她的诗稿。她本可在那里放一个护身符。性别问题——她究竟是哪种性别,而那意味着什么——带来的烦扰渐渐退隐了。她的心满是诗歌的荣光,马洛、莎士比亚、本·琼森以及弥尔顿等人的不朽诗句在她耳边回荡,仿佛大教堂尖塔上的金钟鸣响。她的精神就是那金钟,而那些诗句则是敲钟的金钟锤。而事实上,一开始若隐若现那个让她先联想到诗人前额,继而引发了一系列毫不相关的遐想的大理石穹顶,并不是幻象,而是现实。随着船在泰晤士河顺风前行,那景象渐渐清晰了起来,它果真就是一个耸立精雕细刻的白色尖塔中的一个大教堂穹顶。
“那是圣保罗大教堂,”站在她身旁的巴托罗斯船长说,“伦敦塔,”他继续,“格林威治医院,由已故的威廉三世陛下为纪念他的妻子玛丽王后而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国会大厦。”他一一介绍着这些逐一映入眼帘的名建筑。这是一个晴好的九月清晨。河道上挤满了往返于两岸之间的小船。在返乡游子的眼中,眼前的景象自有一番久违的新奇。奥兰多靠在船头,仿佛被磁铁吸住了一般。她那早已习惯了蛮荒之地和大自然的双眼,一下子就被眼前这繁荣的城市景象给征服了。那是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这是她离开期间雷恩先生[40]的杰作。近处,一根圆柱上飘舞着一绺金发——身旁的巴托罗斯船长告诉她,那是一座纪念碑;他说,在她离开期间,伦敦发生过一场鼠疫和一场大火。她不禁热泪盈眶,一开始她努力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后来想起流泪哭泣对女人而言是常情,她才任由它们尽情流淌。这里,她心里想,就是当年举办嘉年华的地方。这里,如今波浪翻滚,但当年却矗立着皇家凉亭。这里,是她邂逅萨沙的地方。约莫这里(她低眉看向波光粼粼的水面),就是当年人们看到那个膝盖上放满了苹果的冻僵了的女贩子的地方。当年的种种繁荣、种种腐败都一去不返了。一起一去不返的,还有那个黑夜的惊魂大雨和汹涌洪流。当年,这里奔腾回旋着浊黄的冰块,上面还站着一群惊慌失措的人,而现在这里浮游着一群傲然引项的天鹅,微波荡漾,风景怡人。一别以后,伦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记忆中,当年的伦敦挤满了黑乎乎、死沉沉的小房子。圣殿闩[41]的矛尖上挂满了反叛者呲牙咧嘴的头颅。鹅卵石人行道上满是垃圾和粪便的臭味。现在呢——船经过沃平区的时候,她四处扫了一眼——道路既宽阔又整洁。壮健的马队拉着富丽堂皇的马车,停在一间间房子的门前。那些房子的凸肚窗、格子玻璃和抛光门环,无不彰显出主人的富有与尊贵。有几个穿着绣花丝裙的女人(她把船长的望远镜举到眼前)缓步行走在略高于路面的人行道上。还有几个穿着刺绣大衣的男人在街角的路灯下吸鼻烟。她还看到风中摇曳着许多彩色的店招,上面涂绘着烟草、衣料、丝绸、金银器、手套、香水等各种商品,让人一看就知道商店里卖的是什么。船驶向伦敦桥下的锚地时,奥兰多所在的位置刚好对着一家咖啡馆的窗户。由于天气晴好,咖啡馆的阳台上闲坐着许多衣装得体的市民。他们面前摆着瓷碟,身旁放着黏土烟斗。他们当中有一人在读报,但不时被身边的哄笑声或评头论足所打扰。这些都是酒馆吗?那里有智者或诗人吗?她问巴托罗斯船长。他热情地告诉她,现在他们正经过的是可可树咖啡馆,那里——如果她稍稍左侧一下头,顺着他拇指的方向看去——对,就是那里——也许就会看到艾迪生[42]先生。瞧,他就在那里。还有两位先生——“那边,小姐,电线杆右边一点,一个驼背,一个跟你我差不多,”——是德莱顿[43]先生和蒲伯[44]先生。“可怜的家伙。”船长说,意思是说他们是天主教徒,“不过照样是有才之人。”他补充道;说完,他匆匆走向船尾,安排上岸的事情。(随便翻查一本文学教科书就会知道船长一定是弄错了;但是这错误无伤大雅,我们姑且不去纠正它。)
“艾迪生,德莱顿,蒲伯。”奥兰多像念咒语一样念着这些名字。刚才她还看到布罗沙的高山,而才一眨眼功夫,她就要重新踏上故国的海岸了。
但是很快,奥兰多就会领略到,在铁一般的法律面前,怎样激昂澎湃的兴奋之情都微不足道。法律之坚,胜过伦敦桥的砖石;法律之严,赛过大炮的炮口。刚回到布莱克弗里亚斯的家中,就不断有博街的跑腿和神色凝重的法院差人来通知她说,在她离开期间,她被卷入了三大官司和由它们衍生出来的无数小官司中。对她的主要指控包括:(1)她已死,因此不能继续持有任何财产;(2)她变成了女人,结果与死了无异;(3)她曾是英国公爵,当年她娶了舞女罗莎娜·皮佩塔,育有三子,他们都宣称父亲已经离世,因此财产应由他们继承。如此重大的控诉要耗费许多时间和金钱来应付。官司期间,她的所有财产暂时交由大法官监管,而头衔归属则待定。因此,在为判定奥兰多是生是死,是男是女,是公爵还是平民的极端混乱的情况下,她回到了自己的乡间庄园。在司法判决之前,法律允许她隐姓埋名于此,待审讯结果出来后再作定夺。
在一个晴好的傍晚,奥兰多回到了她的乡间庄园。时值十二月,天空纷纷扬扬地下着雪;还可以看见一道道斜斜的紫色光影,和她在布罗沙山顶看到的很像。雄伟的庄园,宛如一座小城,在白雪的映衬之下,依然显得色彩缤纷,棕色、蓝色、玫红、紫色……四处的烟囱飘出袅袅炊烟,似乎在焕发自身的生命力。久别之后,再次见到这坐落在草坪之上、宁静而雄伟的庄园,奥兰多禁不住大声惊叹。黄色的马车驶进庭院后,沿着两旁栽满树木的车道一路往前。几只赤鹿抬起头来,仿佛在期待着些什么。马车驶过,它们没有四散惊走,反而收起了天生的胆小,跟随在马车之后,直到马车停下,它们才停下来安静地站在院子的四周。奥兰多踩着放下的踏板走下车时,它们有的摇摆鹿角,有的蹄子蹬地,据说,还有一只跪在了她面前的雪地上。她的手刚伸向门环,两扇大门就突然敞开了。原来,格里姆斯迪奇太太、杜普先生以及全体仆人高举烛灯和火炬,早就在门里列好队,准备迎候她的归来了。性急的猎麋犬卡努特首先打破了一本正经的凝重气氛。它热情地飞身扑向女主人,险些把她推到在地上。格里姆斯迪奇太太激动得有些手脚无措,除了喘着气连连说“老爷!夫人!夫人!老爷!”外,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奥兰多上前去亲切地吻了吻她的两颊,才让她稍微平复了一些。随后,杜普先生开始读一份羊皮纸,但他没读多久,狗就大吠了起来,猎人们吹响号角,混乱中跑进了庭院的牡鹿冲着月亮长鸣……大家簇拥在女主人身旁,各各用自己的方式欢迎她回来。完了之后,大家才逐渐散开。
没有人怀疑过眼前的这个奥兰多不是他们熟知的那个奥兰多。即使人们心存疑问,鹿和狗的举动也足以打消这些疑问,因为众所周知,这些不会说话的生灵判断身份和特征的能力远胜于人类。另外,那晚格里姆斯迪奇太太一边喝着中国茶,一边对杜普先生说,虽然她的老爷现在成了一位夫人,但也是她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夫人,而且根本无需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他们就像同一根树枝上结的两个桃子,哪一个都不错。格里姆斯迪奇太太还煞有介事地说,她过去早就怀疑过奥兰多的性别了(说到这里,她非常神秘地点了点头),所以她一点也没感到诧异(说到这里,她又有会意地点了点头),反而是个极大的安慰,因为毛巾破了要修补,小教堂会客室的窗帘边也被虫蛀了,正需要一个女主人。
“之后还会添一些小男主人和小女主人。”杜普先生补充说。凭他担任的圣职,他有权对这类微妙的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
老仆人们在下屋闲言碎语时,奥兰多举着银烛台,再次漫步走过毗连着的大厅、走廊、庭院和卧室。他祖先中的某位克帕尔勋爵、某位张伯伦勋爵在朦朦胧胧的光线中俯视着她。她一会坐坐这张贵宾椅,一会倚倚那张休闲榻,一会又观察一下壁毯如何晃动,上面绘着的猎人如何快马加鞭,达芙妮如何飞奔逃跑。月光透过窗户盾徽上的豹身投射进来,洒下一片黄色的光芒;她像小时候爱做的那样,把手沐浴其中。她在走廊光滑的木地板上滑行前进,而这些木地板的背面是粗糙的原木。她摸摸这里的丝绸、那里的缎子,想象木雕上的海豚在水中遨游。她拿起詹姆斯王的银梳,梳梳头发,然后又把脸埋在百花香里;这些干花是用几百年前征服者威廉传授的办法制成的,而且用的是同样的玫瑰花。她望向花园,想象熟睡中的番红花和休憩着的大丽花。她似乎还看见了雪地和大片的紫衫丛中,闪过了仙女们白色的曼妙身影。大片的紫衫林在夜幕的衬托下,浓密如房屋。她还看到柑橘园和参天的欧楂树。我们在这里对她的所见所闻仅是轻描淡写,但其实它们无不给她带来巨大的慰藉,并且在她的内心掀动着渴望和欢乐。最后,她疲惫地走进小教堂,坐在那张在古旧的红色扶手椅上。她的祖先曾坐在这把椅子上听礼拜式的乐曲。她点燃了一支方头雪茄(这是她在东方养成的习惯),打开了祈祷书。
这是一本丝绒封面、金线装订的小书。当年苏格兰的玛丽女王手握此书走上断头台。信徒还会发现,书上有一处浅棕色的污迹,据说是一滴皇家成员的血。然而,在世上所有的交流中,唯与神的交流最难以捉摸,谁能说清,这在奥兰多心里能引起多少虔诚的信念,又能熄灭多少邪恶的欲火?小说家、诗人、历史学家都欲推门而又止。就连信徒本人也未能启发我们。难道他比其他人更乐于献身、更渴望弘善?难道他不像其他人那样拥有众多仆人和马匹?然而,他拥有这一切的同时,他还秉持着一个信仰,他说,因为这信仰,财产皆为烟云,死亡不再可怕。除了那滴血迹,女王的祈祷书中,还有一绺头发和一小块面包屑。现在,奥兰多往这些信物中又添上了一小片烟草。她边阅读边吸烟,深受头发、面包屑、血迹、烟草这些富有人情味的零碎物件的触动,不觉陷入了沉思,尽管据说她当时并没有和通常所说的上帝进行交流,但她当时神色虔诚,很契合当时小教堂的氛围。论者都说上帝是唯一的神,而宗教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论者所信的那个。这样的论者再普遍不过,然而也再自大不过了。奥兰多似乎有自己的信仰。她正在以世间最深刻的宗教热情,反思自己的罪过,拂拭不觉意间落入自己心镜中的尘埃。字母S,她视之为,诗人伊甸园里的蛇。无论她怎么修改,《橡树》的 宁芙究竟是违反了狄安娜的律令,
还是碰裂了薄脆的青花瓷瓶,
玷污的是她的名誉,还是织锦新衣,
是忘记了祷告词,还是错过了一场化妆舞会,
在舞会上,丢失的是她的心,还是项链。
我们仿佛亲耳听到蒲伯先生的声音,他的舌头像蜥蜴的舌头一样滋滋作响;他仿佛就站在我们的眼前,双眼闪闪发光,手臂颤抖;我们懂得了他的爱,他的谎言,他的痛苦。简言之,作家灵魂的一切秘密,人生的全部遭遇,思想的每个特点,都在他的作品里写得大大的,然而,我们却还要求评论家和传记作家来为我们解释这、解释那。时间多得百无聊赖,是人类畸形发展的唯一解释。
因此,读了一两页《劫发记》后,我们就会明白那天下午,为什么奥兰多那么高兴,又那么恐惧,那么满面春光,又那么目光炯炯。
这时,纳丽太太敲了敲门,通报说艾迪生先生求见。蒲伯先生听了,面露苦笑,他站起身来,鞠躬告辞,一瘸一拐地走了出去。艾迪生先生走了进来。趁他就坐之时,我们不妨读一下《看客》里的一段话:
我认为,女人是一种美丽、浪漫的动物,应该饰以裘皮和羽毛、珍珠和钻石、宝石和丝绸。猞猁应自舍毛皮在其脚下,为她做一条披肩;孔雀、鹦鹉和天鹅应为她的袖套贡献自己的羽毛;寻遍大海中的贝壳,挖掘岩石中的宝石;大自然的每一部分都应为这天下间最完美的尤物而倾其所有。这一切我都放任她们沉浸其中,但是,说到我之前谈论的衬裙,我既不能也不会容忍它的存在。
这位先生、他的三角帽和他的一切,都掌握在我们的手心之中了。再看一眼水晶球。不是连他长筒袜上的每条褶皱都看得一清二楚吗?他的智慧的每一圈涟漪,每一条弧线全都一览无遗,还有他的温厚、他的腼腆、他的温文尔雅</a>、以及他将娶一位公爵小姐为妻,最后死得很体面,所有这些,全都清清楚楚。艾迪生先生话音刚落,就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一向特立独行的斯威夫特先生,未经通报就径直走了进来。等一等,《格列佛游记》在哪里?哦,在这里!让我们读一读游历慧骃国的那一段:
我拥有健康的身体与平和的心境;没有朋友背叛或不忠,也没有暗仇或明敌来伤害。我不曾利用行贿、谄媚或告密来讨好大人物及其属下。我不必提防欺诈或压迫;在这里,没有医师使我遍体鳞伤,也没有律师害我倾家荡产。没有告密者监视我的言行或罗织罪名诬陷我,没有人讥讽、指摘、背后使坏、偷盗、打劫、入户行窃,也没有代理人、老鸨、小丑、赌棍、政客、才子、脾气恶劣且单调乏味的谈客……
停!停下你连珠炮似的词语,免得我们活受罪,还有你自己!再没什么比这个言辞激烈的男人更易懂的了。他那么粗鲁,又那么清白;那么野蛮,又那么善良;蔑视全天下,却又会和小姑娘说些孩子气的话。他将死在疯人院里。我们对此会有所怀疑吗?
奥兰多如此这般地接待他们,为他们斟茶倒水。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她还带他们去乡间的圆形客厅,并设宴款待。她把他们的肖像绕着客厅挂了一圈,这样就不会有先后顺序之分,就不会出现蒲伯先生说她偏向于艾迪生先生,或艾迪生先生说她偏向于蒲伯先生的情况了。他们都非常有才华(不过他们的才华都表现在著作中),教会她最重要的风格,莫过于保持语调自然流畅——这是一种非曾亲耳听闻则无从模仿的特点,哪怕格林穷尽所学,也无从下手,更不用说半个世纪以后那些竖起耳朵努力想捕获它的人了,因为它凭空而生,有如海浪,拍打上岸后随即席卷而退,而且再也无法捕捉。他们并没有刻意教她,而只是通过日常说话的节奏熏染她。慢慢地,她的风格发生了转变,也创作出了一些引人入胜、妙趣横生的韵文和散文人物。为此,她慷慨地用红酒款待他们,并在用餐的碟子下放一些支票,而他们也都欣然接受并致谢。在这些交换中,她感到荣幸之至。
逝者如斯夫。人们常常可以听到奥兰多自言自语,但她强调的语气或许会让听者生疑。“平心而论,我过的是什么生活啊!”(因为她还在寻觅那个叫做“生活”的东西。)不过,现实的发展很快就要迫使她更仔细地考虑这个问题。
有一天,她在给蒲伯先生斟茶的时候,蒲伯先生——他目光如炬,观察敏锐,这从上文引用的韵体诗中就可以看出来——蜷缩成一团,坐在她身旁的椅子上。
“主啊,”她一边夹方糖,一边想,“后世的女人该多么嫉妒我啊!不过……”她没有继续往下想,因为不能冷落了蒲伯先生。不过……让我们来继续她未完的思绪吧。当有人说“后世会多么嫉妒我”时,我们大可以断定,他当下过得绝不痛快。这种生活真的像笔者写得那么激动人心、那么令人艳羡、那么值得称道吗?一来,奥兰多其实很讨厌喝茶;二来,尽管才智是一种神圣、值得尊崇的存在,但它却习惯栖居在最破败的躯壳之内,而且,唉,往往啮食其他官能,因此往往思想无限膨胀,挤得胸怀、感觉、宽宏、仁慈、包容、善良等几乎喘不过气来。所以,诗人自视甚高,瞧不起人,总是与人不和、相互攻击和易生嫉妒,却又总是巧舌如簧,口若悬河,博人同情。所有这些都让斟茶比往常更需小心谨慎,因此,我们只能悄悄地说,以免被某些才子偷听到。此外(我们再次要压低声音,以免被女人们偷听到),男人之间有个小秘密,切斯菲尔德爵士[50]曾悄悄把它告诉儿子,并告诫他绝不可外传;这个秘密就是:“女人不过是群大孩子……聪明的男人都只不过逢场作戏,陪她们玩玩儿,奉承她们,哄她们开心罢了。”既然小孩子总是听到他们无意听到的东西,并且有时在长大后还会把它们泄漏出去,所以整个斟茶的过程也就成了一个打听秘密的过程。女人很清楚,才子虽然会送诗来请她过目,称赞她的鉴赏力,征求她的评价,喝她的茶,但这绝不表明他尊重她的意见,欣赏她的见解,也绝不表示虽不能用剑,他就不会以笔代剑让她遍体鳞伤。所有这些,虽然我们都已尽可能压低了音量说,但恐怕它们现在还是已经泄漏出去了,所以女人们才会手里拿着奶油罐,夹着放糖,却还坐立不安,不时地张望窗外和打哈欠,以至于放糖噗嗵一声——奥兰多现在就是这样——掉进了蒲伯先生的茶里。而蒲伯先生可是天下疑心最重、报复最快的人,一点小事就会被他视为污辱,并且旋即还以颜色。他转向奥兰多,立刻数落了她几句,就是《女人的品性》中最有名、最犀利的那几句。他后来虽又多番润色,但最初的版本就够打击人的了。奥兰多屈膝行礼,以示受教。蒲伯先生鞠了一躬就告辞了。奥兰多觉得自己似乎真的被那个小个子男人掴了一掌。为了冷却滚烫的双颊,她漫步来到花园深处的坚果树丛中。很快,习习凉风起了作用。她惊奇地发现,独自一人时,她如释重负,倍感轻松。眼前小船在河面上欢快地溯流而上的情景,无疑唤起了她对一两件往事的回忆。她坐在一棵绿柳之下,陷入了沉思,直到繁星闪耀,才起身回家。回到家后,她走近卧室,关上房门后,打开一个衣柜。衣柜里还挂着许多她还是翩翩少年时穿的衣服。她从中选了一套镶满威尼斯花边的黑色天鹅绒衣裤。诚然,这衣服有些过时,但她穿着仍然很合身,俨然一副贵族公子的模样。她站在镜前转了两转,发现自己虽然穿了衬裙多年,但仍未失去双腿的灵活性;一切确保无误后,她偷偷溜出了房门。
时值四月初,夜色晴朗,满天繁星和一弯新月交相辉映,再加上街灯的光亮,走在路上刚好能看清人的面容和雷恩先生的建筑。一切都朦朦胧胧,仿佛马上就要融化了似的,还好有点点银光勾勒出它们的轮廓,才恢复了它们的生气。谈话就应如此,奥兰多想(沉浸在傻气的幻想之中),社交圈就应如此,友谊就应如此,爱情就应如此……因为只有天知道,为什么就在我们对人类的交流失去信心时,谷仓与大树、谷垛与马车的某些随意组合,会那么完美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联想到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以至于我们决定再度追寻。
她想着想着,不觉来到了雷塞斯特广场。四周的建筑呈现出白日难以察觉的虚幻和对称。夜空仿佛被一双巧手洗净过似的,倒映着屋顶和烟囱的轮廓。广场中央有一棵悬铃木,树下有一张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个神色沮丧的少妇,只见她一条胳膊垂在身旁,另一条胳膊放在膝上,仿佛典雅、纯朴与忧愁的化身。奥兰多脱帽向她致意,就像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子在公共场合向一位贵妇致意那般。那少妇抬起头来。她的脸部轮廓无比精致。她抬起双眼,其中散发出来的光芒让奥兰多备感惊艳,因为那光芒只偶尔在茶具上闪现,而极少出现在人的脸庞之上。那少妇抬起头,透过这银色的光芒看着他(因为她以为奥兰多是位男子),目光中交杂了恳求、企盼、战栗和惶恐。她站起来,接受他伸过来的臂膀。因为——我们有必要强调这一点吗?——她属于那类一到晚上就擦亮自己的器皿,把它们整齐地摆在公共柜台上待价而沽的人。她把奥兰多领到自己在格拉尔德街的住处。奥兰多感觉她略带恳求地轻轻依偎在她身旁,这唤起了她全部的男性情感。这时,奥兰多的模样、感觉和谈吐都俨然一个男人。然而,她凭着女性的敏感——因为片刻之前她还是女人——怀疑,那姑娘的羞怯、答话时的吞吞吐吐、在门口和斗篷的褶皱里摸索钥匙和手腕的无力,都是为了满足她的男性心理而装出来的。她们上了楼。那可怜的人儿煞费苦心地装饰房间,想要掩饰她没有其他房间这一事实,但奥兰多一眼就看了出来。她鄙视这种瞒骗行为,却又对真相感到同情怜悯。两种情感的相互映衬,奥兰多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不知该哭还是该笑。这时,奈尔(那姑娘如此称呼自己)解开手套的扣子,特意藏起破了个小洞的左手拇指,然后退到屏风后面,可能在往脸上抹胭脂,整理衣服,并在脖颈上系一条新围巾;与此同时,她一直闲扯,就像女人为了讨好情人所做的那样。但奥兰多从她的声调中听出她心不在焉。一切就绪后,她走了出来,准备好了。经过一番愤怒、得意和怜悯混杂的奇怪煎熬后,奥兰多卸掉一切伪装,坦诚自己其实也是女人。
奈尔听了,忍不住大笑起来,声音响亮得连马路对面都能听到。
“其实,亲爱的,”她在多少恢复了常态后说,“我倒一点儿也不失望。跟你老实说,”(值得注意的是,在发现她们性别相同后,她的举止马上变了,感伤、恳求的矫揉造作全没了。)“跟你老实说,我今晚还真没兴致与男人调情。我正在倒大霉。”她坐近炉火,调了一碗潘趣酒,给奥兰多讲述她的人生故事。既然我们现在讲的是奥兰多,就无须扯进另一位女士的风尘故事。尽管奈尔小姐没有一点才气,听到奥兰多提起蒲伯先生的名字时,还会傻里傻气地问,这个蒲伯和杰明街角那个做假发的蒲伯有没有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奥兰多从未觉得时间过得如此欢快过。在奥兰多眼里,这是一份可爱的自在和诱人的美丽,比起她习惯了的文雅辞令,这位女人的粗俗言语有着美酒一般的甘醇。她不得不承认:蒲伯先生的讥讽嘲骂、艾迪生先生的居高临下、切斯菲尔德爵士的世事洞明,里面都有某些让她厌烦文人圈子的东西,尽管她必须继续尊重他们的作品。
她得知,这些可怜的人儿——因为奈尔带来了普鲁,普鲁带来了基蒂,基蒂又带来了路丝——有一个自己的圈子,而她们现在视她为成员。在这里,每个人都会讲述自己的经历,讲述自己如何落到今天这个田地。其中有几人是伯爵的私生女,另一人与国王肌肤相亲,且大大超过了应有的界限。她们算不上穷困潦倒,因为她们的口袋里都有一枚戒指或一块手帕以表明自己的身份。奥兰多源源不断地为她们提供潘趣酒。于是,她们就经常围聚在潘趣酒旁边,讲精彩的故事,发有趣的评论,因为无可否认,女人凑到一块儿——嘘——她们总是小心翼翼,保证房门紧闭,不会有一句话泄漏出去。她们的全部欲望就是——还得嘘——听,楼梯上是不是有男人的脚步声?她们的全部欲望,我们正要说,那位先生就抢过了我们的话头。女人没有欲望,那位先生边说,边走进奈尔的客厅;只有做作。如果没有欲望(她已服侍了他,他走了),她们的交谈就不会引起任何人的丝毫兴趣。“众所周知,”S.W.先生说,“在缺乏异性的刺激时,女人之间无话可说。女人呆在一起时不交谈,而是掐架。”既然她们在一起无法交谈,而掐架又不可能无休无止,且众所周知(T.R.先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女人不会对同性产生爱慕之情,同性相斥,她们只会彼此憎恨,”那么在女人要寻找她们之间的社交圈子时,我们还能假设她们做些什么呢?
既然这不是一个能吸引聪明男子注意的话题,而我们这些人,又享有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的豁免权,可以不必理睬性别问题,那就让我们跳过这个话题,只是说奥兰多在同性交往中其乐无比,然后让男士们来证明——他们乐于如此——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要确切、具体地描述奥兰多这个时期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那个时候,格拉尔德街和德鲁瑞巷的院子,灯光昏暗、路面坎坷、通风不好,我们在里面摸索着跟踪奥兰多,才刚隐隐约约地看到她的身影,她就又消失不见了。此外,她还频繁地换不同的衣服穿,这让我们的任务难上加难。因此,她经常被当作“某爵士”出现在某本现代回忆录中,而那位爵士其实是她的表亲。她的慷慨大度也常被归在其表亲名下,她的诗歌也常被说成出自他的手笔。对她来说,经常变换角色,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因为她性别转换的频繁程度,是那些只穿一类衣服的人所难以想象的。而且,她无疑从这些变换中获得了双重收获:生活乐趣增加的同时,生活阅历也丰富了。她一会儿穿衬裙,显得性感撩人,一会儿又换成马裤,显得笃实正直。她轮番享受两性的爱。
因此,不妨这样描述她的生活:上午,穿一件中性的中国袍子,徜徉书海;然后,穿着同样的服装接见一两位委托人(因为恳求她帮忙的人为数很不少)。接着,她会换上利落的齐膝短裤,到花园里去给坚果树修剪修剪枝桠。之后,她会换上一身塔夫绸花裙,这最适合乘车去里奇蒙,听某位显赫的贵族男子的求婚告白。随后,她会返回城中,换上一件律师模样的黄褐色袍子,到法院去听她的官司的进展——因为,虽然她的财产在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但那单官司却完全没有要结案的迹象。最后,夜幕降临,她多半会从头到脚换上一身贵族男子的行头,然后去街上冒险。
关于这些冒险,当时传闻很多,譬如,她与人决斗、在皇家船队的一条船上当船长、被人看到裸体在露台上跳舞、与某位女士私奔到低地国家而那位女士的丈夫尾随其后,等等。至于这些传闻的真假虚实,我们不置一词。不管奥兰多做了什么,她在回来时总要专门跑到一家咖啡馆的窗外,偷偷地看看那些才子。虽然听不见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根据他们的手势,她可以想象正在发表些什么妙趣横生或讥讽嘲弄的言论。这可能倒是件好事;有一次,她站着看伯尔特院子里的一栋房子,足足站了三个小时。在那栋房子的百叶窗上,映出三个人的人影,他们正坐在一起喝茶。
世间再没有比这更引人入胜的戏剧了。她真想大声喝彩:好极了!好极了!因为,它的确是一出好戏——是从人生这本厚书上撕下来的精彩一页!那个小个子身影,噘着两片嘴唇,不安分地坐在椅子上,时而扭来扭去,时而任性无礼,时而过分殷勤。那个驼背女人的身影,弯曲着手指伸进杯里,探一探茶有多深,因为她是个盲人。大扶手椅上有一个来回晃动的人影,长得酷似罗马人,将手指奇怪地弯曲缠绕,不时地突然扭头,大口喝茶。这些身影是约翰逊博士[51]、鲍斯韦尔[52]和威廉夫人。奥兰多全神贯注地看着眼前的场景,顾不上想象后世人们会怎样嫉妒她,尽管这回似乎确实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她心满意足地凝视着,凝视着。终于,鲍斯韦尔先生站起身来,用尖刻暴躁的声音对待那老妇人,而在那罗马雕像般的伟人面前表现得非常谦卑。那伟人有点摇晃地站起身来,嘴里滔滔不绝,发表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箴言伟论。这就是奥兰多当时的想象,虽然她听不见那三个人影坐在那里喝茶时说的话。
有一天夜里,她闲逛一圈后就回家了。回到楼上的卧室后,她脱掉镶有花边的外衣,只穿着衬衫和裤子,站在窗边眺望。空气中散发着某种激动人心的东西,让她无法上床入睡。时值隆冬,气候严寒,城市上空弥漫着白色的雾气,四周呈现一片宏伟壮丽的景象。她望见圣保罗大教堂、伦敦塔、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还有城里所有教堂的尖顶和圆顶,银行平滑的身躯,大厅和会议厅宽广交织的弧线。北边是平缓、绿草如茵的海姆斯塔德高地,西边是灯火通明的梅费尔街巷和广场。在这片宁静、井然有序的景象之上,天朗气清,繁星满空,仿佛一双双满怀希望、目光坚定的眼睛。在这片澄澈明净之中,每一屋顶的线条,每一烟囱的通风帽,都清晰可见;甚至连路上铺砌的一粒粒鹅卵石子都能看得分明。奥兰多禁不住要把这片井然有序与伊丽莎白王朝那混乱、拥挤的伦敦城相比较。她记得,倘若当时的伦敦能够称为城市的话,那也是一座拥挤不堪的城市。在布莱克弗里亚斯她的房子窗下,不过是一堆小房子挤在一起。街道中央深坑中的死水映出天上的星星。原是一家酒馆的街边角落有一个黑影,可能是有人被谋杀了并被抛尸至此。她还记得,在这样的深夜,当时她还是个小男孩,被保姆抱到菱格窗前,听到街上传来斗殴受伤者的哭叫。成群结队的流氓,男男女女,互相抱头搂颈,脚步踉跄地走在路上,高声唱着下流的小调。他们耳朵上的饰物闪闪发光,手里的刀子寒光逼人。在这样的一个深夜,海格特和海姆斯塔德高地密不透风的树林,现出了枝叶缠绕的轮廓,在天幕下蠕动着,扭曲着,纠缠不清。在某个高耸出伦敦城的山上,偶尔会看到一个光秃的绞刑台,上面的十字架钉着腐烂或干枯的尸体。这是因为,在伊丽莎白统治下,每条饱经沧桑的大道都充斥着危险和不安、淫荡和暴力、诗歌和肮脏,城里的小屋和狭窄的小路上响着低沉嘈杂的声音,散发出熏天的臭气。奥兰多甚至还记得炎热的夏夜里它们所散发出来的气味。如今,她把身子探出窗外,四周只有光明、秩序和宁静。一辆马车驶过石子路,传来了轻微的咯吱声。她听到远处守夜人在喊:“十二点,有霜冻!”话音刚落,午夜的第一声钟声就敲响了。这时,奥兰多才第一次注意到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后漂浮着一小朵云彩。随着陆续敲响的钟声,云越聚越多,且颜色越来越暗,并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扩散开去。就在这时,轻风骤起。到第六下钟声敲响的时候,东方的整个天空已被一片不规则移动的阴霾所遮盖,相比之下西方和北方的天空是一片清朗。接着,乌云向北面扩散,吞没了城市之上的一个又一个高地。只剩下灯火通明的梅费尔,在映衬之下更显璀璨。第八下钟声敲响时,皮卡迪利广场上空匆匆蔓延开几缕流云。它们仿佛不断膨胀,并以极快的速度向西面的天边迸进。又敲响了三下钟声,这时,黑暗以铺天盖地之势笼罩了整个伦敦城上空。到午夜的第十二下钟声响起,已是黑云压城城欲摧。黑暗弥漫,疑惑四起,混乱不断。十八世纪结束,十九世纪拉开帷幕。
[38] 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一个英国天主教徒,为1605年阴谋炸死詹姆斯一世的英国火药阴谋案同谋。(译注)
[39] 海蓬子,又名海芦笋,生于盐碱地、盐湖边及海边、河谷潮湿的重盐质土壤上。(译注)
[40] 雷恩先生,即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1632-1723),英国建筑师、天文学家、数学家。伦敦大火后他设计了圣保罗大教堂等50多所伦敦建筑物。(译注)
[41] 圣殿闩位于舰队街的西端,是旧时伦敦城的入口。(译注)
[42] 艾迪生,即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英国散文家、剧作家、诗人、期刊文学创始人之一,与人合办《看客》杂志。(译注)
[43] 德莱顿,即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英国桂冠诗人、剧作家、批评家。(译注)
[44] 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1688-1744),英国诗人,长于讽刺诗,善用英雄偶体,主要作品有《劫发记》等。(译注)
[45] 达克特,旧时在欧洲许多国家通用的金币或银币名。(译注)
[46] 卢牌戏,古代一种有赌金、罚金的纸牌游戏。(译注)
[47] 塞壬是希腊神话中人面鸟身的海妖,飞翔在大海上,拥有天籁般的歌喉,常用歌声诱惑过路的航海者而使航船触礁沉没。(译注)
[48] 杜狄范夫人(1697-1780),一位法国贵妇,著名的沙龙女主人,因与众多文人交往而为人所知。(译注)
[49] 西比尔(Sibyl)是西方古代女预言家、女巫。(译注)
[50] 切斯菲尔德(1694-1775),英国著名外交家兼作家,曾任驻荷兰大使、国务大臣等,以著作《给儿子的信》而闻名于世。(译注)
[51] 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1709-1784),是18世纪中后期英国文坛执牛耳者。他以渊博的见识、独特的文风以及作品中的精彩词句脱颖而出,成为当时英国文坛众望所归的人物。(译注)
[52] 鲍斯韦尔,即詹姆斯·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1740——1795),英国家喻户晓的文学大师,传记作家,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者,出生于苏格兰贵族家庭。(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