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_一个被出卖的杀手

一

医院里人人都忙得团团转。几年以前医院也乱过一阵，那次举行街头募捐，有人趁乱把市长老派克尔拐走，带到威维尔河边上，威胁他说，如果不付赎金就把他扔进河里。自从那次恶作剧以后，这是几年来医院经历的最热闹的一天。一切都是由老费尔格逊、老布迪组织安排的。院子里停着三辆救护车，一辆车插着一面骷髅旗，是专门运送“死人”的。有人尖声喊，麦克正在用洗鼻器吸出汽油，于是大伙儿用面粉和煤灰把麦克涂了个满身。他们准备了好几桶面粉和煤灰，除了插骷髅旗的汽车运送的“死人”外，所有救护车载来的伤号都要涂上白面和煤灰。这并不是官方的规定，而是医学院学生出的主意。他们还准备把“死人”放在地窖里，地窖里有冷冻设备，可以使尸体不腐烂，留备日后解剖用。

一个高级外科医生神情紧张、匆匆忙忙地从院子的一个角落走来。他正要去给一名孕妇行剖腹手术，他非常担心医学院学生要拿他寻开心，给他涂上白粉，或者拿煤灰撒他。五年以前，一个女病人正好死在医学院学生外出募捐、闹了不少恶作剧的一天，结果弄得满城风雨。照看那个病人的医生被学生拐跑，装扮成盖伊·福克斯的样子，让学生拉着在城里各处转了半天。幸而死的女人不是个自费病人，虽然她丈夫在审讯这个案子时大吵大闹，但验尸的法医却替学生说了不少好话。法医也是学生出身，他记得很清楚，当年他们自己也把大学</a>副校长涂了一身煤灰。

和副校长开玩笑的那一天，这个高级外科医生也在场。在他安全地走进玻璃走廊之后，他的紧张劲儿过去了，想起那次的恶作剧，不由得笑了起来。副校长很不得人心，他是个老古板，不适宜在外地大学当校长。他曾用自己创造的非常复杂的格律把罗马诗人鲁肯[17]的《法尔撒里亚》译成英文，外科医生模模糊糊地还记得这位副校长创造的格律。在那次恶作剧中，他的夹鼻眼镜被摔碎了，一张吓坏了的、枯瘦的小脸强作笑容，怕学生讥笑他不风趣。但谁都知道，他是一点儿也不风趣的。正是因为这个，他们才拼命用碎煤扔他。

外科医生站在安全的玻璃走廊里，笑嘻嘻地看着院子里一群瞎胡闹的学生，不无某种怀旧之情。这些人的白袍子都已经被煤灰染黑。一个人抢到了一个洗胃器到处喷射煤灰。再过一会儿他们就要到街上去闹事，到商业街的商店去抢东西，把一只已经被虫子蛀了的老虎标本抢来，当作自己的福神。他想：欢乐的青春时光啊！他看到会计员柯尔逊被追得抱头鼠窜，吓得要命，不禁又低声笑起来。也许他们会逮住他的。啊，不，他们已经把他放走了。“像飞腾到云雾中”“像跳水运动员在高空中翻筋斗”，真是开心啊！

布迪这时正忙得不可开交。谁都跑过来请示他该做什么事。他是这群人的首领。该把什么人扔在面粉桶里，该向什么人投碎煤块，都由他决定。他感到自己很有威风，大大挽回了因为考试成绩不好、受外科医生讥嘲而丢失的面子。只要他下命令，就连平时指导学生实习的医生也有挨煤块的危险。面粉和煤灰正是布迪出的主意，如果不是他把这次防空演习变成一场开玩笑的好机会，那就纯粹是一次官方组织的、枯燥乏味的例行公事了。恶作剧这个词本身就给了你无限权力，叫你不再听人辖制，为所欲为。演习之前他召集了几个会动脑筋的学生开了一个会。他在会上对他们解释说：“要是看见有谁在街上不戴防毒面具，这个人就是内奸。有人想破坏这次演习。所以咱们把他弄到医院以后，得叫他吃点儿苦头。”

学生把布迪围在中间，吵吵嚷嚷。“咱们的老布迪，真是好样的！”“小心有人在向你喷煤灰呢。”“哪个浑蛋把我的听诊器偷走了？”“咱们怎么对付小老虎蒂姆？”他们把布迪·费尔格逊簇拥起来，等着他发号施令。布迪·费尔格逊髙高站在救护车踏板上，白大褂敞着襟，两手插在双排扣的背心口袋里，骄傲得不可一世，又短又粗的身子整个鼓胀起来。他手下的喽啰们正齐声喊叫：“小老虎蒂姆！小老虎蒂姆！小老虎蒂姆！”

“朋友们、罗马的公民们、亲爱的同胞！”布迪一张口，大家就笑不可抑。老布迪真有两下子，在什么场合下他知道该讲什么话。有他在场，就玩得有意思了。他的话一句比一句俏皮。“请你们洗耳恭听，洗一洗耳朵……”下面笑得尖声呼哨起来。老布迪太有意思了。了不起的老布迪。

布迪·费尔格逊是很注意自己的身体的，他觉得自己像是一只大动物，应该吃肉却总是被喂草料，需要好好运动一下。他摸了摸胳膊上的肱二头肌，他的肌肉已经绷起来，就等着行动了。整天考试，整天听课，布迪·费尔格逊需要的是活动活动身体。当他被一群同学簇拥着的时候，他幻想自己是一名领袖。战争爆发以后，他不会去做红十字会的工作：连长布迪·费尔格逊，战斗英雄费尔格逊！他在过去通过的考试中得到的唯一一个优秀成绩就是在军官训练学校里拿到的甲级证明书。

“咱们有几个朋友好像没有来，”布迪·费尔格逊说，“西蒙斯、艾特金、马洛韦斯、瓦特。这些人都是可恶的奸细，他们都是。咱们正在这里为国效劳，这些浑蛋却在家里啃解剖学。咱们得把他们揪出来。我命令机动队到他们住的地方去进行搜查。”

“要是女的怎么办，布迪？”一个人尖声喊道。所有的人都大声笑起来，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掌，乱成一团。因为布迪同女人厮混是很有点儿名声的。他曾经同他的朋友吹牛，他和大都会旅馆最漂亮的女招待都很有交情。他管她叫多汁的朱丽叶，暗示他同她在自己的寓所里不只是喝茶，还有过无法想象的浪漫行为。

布迪·费尔格逊跨在救护车的脚踏板上，喊道：“把她们都给我弄来。战争期间我们需要更多的母亲。”他觉得自己强壮、粗野、生气勃勃，简直是头公牛，几乎忘记了自己还从来没有同女人发生过关系，只有一回想和一个诺维治市的老妓女搞出点儿什么名堂，却没有成功。但是布迪的名气却很不小，同学们在床上谈情说爱时脑子里常常想到布迪的神奇传说。布迪懂得女人。布迪是个实干家。

“对她们不要客气。”他们尖声向他喊道。布迪神气活现地回答：“那还用说。”他这时尽量不想自己的前途：在外地小镇里开业行医，肮脏的小诊疗室里坐满了靠健康保险金看病的病人，一大堆检查身体的孕妇，薪资低微，工作辛劳，一辈子厮守着一个呆板乏味的老婆。“防毒面具都准备好了吗？”他向周围的一群人吆喝了一声，俨然是一名群众爱戴的领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子。如果当上一群人的头子，考试好不好又有什么关系？他看到几个女护士正从玻璃窗后面瞟着自己，其中也有那个浅黑皮肤的小护士米丽。星期六她要来找他吃茶。他觉得自己的肌肉都因为骄傲而变得紧绷绷的。他心里想：这回一定要痛痛快快地狂欢一场，叫自己的名气更大一些。他已经忘了那闷在自己心里，只有每次来找他的女孩子才明白的事实。每次都是一样：吃松饼时找不到话说、结结巴巴地说些足球赛的新闻、在门口分别时因为不敢接吻而自怨自艾……

胶水厂的报警器长鸣起来，声音越来越尖，活像一只惊慌嚎叫的叭儿狗。所有的人都静立了一会儿，模糊想起了停战日默哀的情景，然后乱哄哄地分成三个组，争先恐后地爬到救护车顶上，戴上面具，开到诺维治寒冷、空旷的街头上。每过一个街角，救护车就甩下一群人。一个个小组沿着街头走下去，因为抓不到猎物而有些失望。街头上几乎空无一人。只有几个送信的孩子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跑，戴着面具，活像马戏团里表演单车的小狗熊。因为不知道在面具里说话声音能不能清晰地传出来，巡查小组的人说话时总是尖声喊叫，仿佛每个人都关在一间隔音的电话间里似的。他们的眼睛在云母镜片里滴溜溜乱转，盯着每一家商店的大门，一心想捉到个牺牲品。几个人围住了布迪·费尔格逊，建议抓一个警察，因为警察值勤是不能戴面具的。这意见被布迪否决了，他解释说，今天不是个寻常开玩笑的日子。他们搜寻的是那些不关心国家大事、连防毒面具也不屑于戴的人。“有的人连划船练习都逃避。”他说，“有一次在地中海，我们狠狠地惩治了一个不参加划船练习的人。”

布迪的话使他们想起了所有那些不积极参加演习的人，这些家伙利用别人这样忙碌的时候关在书房里读解剖学。“瓦特住的地方离这里很近，”布迪·费尔格逊说，“让咱们到他家里去把他的裤子扒掉。”他像喝了几品脱苦啤酒似的，精力顿时充沛起来。“到制革街去，”布迪喊道，“先向左拐。再向右拐。再进左边 他们又遇见一个警察，戴维斯先生向他招了招手。同戴维斯先生一起走的人始终一声不响。戴维斯先生想：这个年轻人非常腼腆，不习惯同我这样的大人物一起走路。这个想法使他原谅了年轻人的粗鲁无礼，甚至他对自己的不信任（戴维斯先生对这点本来就非常气愤）多半也出于年轻无知。因为早餐的腰子和火腿烧得都非常好，因为他给了贵族出身的梅迪欧小姐一点儿颜色看，因为他同一个有才华的姑娘定了约会，也因为这时莱文的尸体一定躺在停尸房的冰冷的石板上。因为所有这些事，戴维斯先生情绪非常高，对人也就特别和气。他拼命找一些话和这个年轻人闲扯，想打消他的局促不安。他说：“新手术室开幕的那天你们演出的那个节目很精彩。”他看了看那人细瘦的手腕，“你会不会就是那个装扮女孩子的学生，还唱了一支胡闹的歌？”在转进制革街的时候，戴维斯先生想起了那首歌词，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无论是在喝葡萄酒的时候，在俱乐部里，或是同熟人在一起，戴维斯先生只要一想起那些只能跟男性讲的粗俗的笑话，就要大笑一通，连他自己也数不清笑过多少回了。“简直要把我乐死了。”他把一只手搭在同伴的胳膊上，走进钢铁公司的玻璃门。

一个陌生人从墙角后边走出来，问讯处柜台后面一个办事员提高嗓子对他说：“没事儿。这是戴维斯先生。”

“怎么回事？”戴维斯先生一本正经地厉声问道。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营地，马上就端起架子来了。

便衣侦探说：“我们的眼睛得睁着点儿。”

“莱文？”戴维斯先生尖声问道。那人点了点头。戴维斯先生说：“你们把他放跑了？真是一群饭桶……”

侦探说：“您用不着害怕。只要他一露面，我们马上就把他抓起来。这回他绝对逃不掉了。”

“但是你干吗要到这儿来？”戴维斯先生说，“你在这儿等着……”

“这是命令。”那人说。

“你告诉马尔库斯爵士了吗？”

“他知道了。”

戴维斯先生一下子感觉自己非常疲倦，好像顿时变得老态龙钟了。他厉声对自己的同伴说：“跟我来，我把钱给你。我没有时间跟你浪费。”他拖着两只脚，有气无力地穿过一条用发亮的黑色合成材料铺面的过道，走向玻璃电梯间。戴着防毒面具的人也跟在他后面，穿过过道，走进电梯。电梯平稳地缓缓上升，这两人关在里面，就像鸟笼里两只亲密相依的小鸟。大厦一层又一层地被甩在下面，一个穿黑衣服的办事员正在办一桩神秘的差事，东奔西走，需要不少主办人签名；一个女职员捧着一叠卷宗，站在一间门还没有打开的办公室外边，嘴里念念叨叨，正在准备如何回答上司；一个送信的小孩脑袋上顶着一捆新铅笔，一边走一边玩儿。最后，电梯在一层空无一人的楼道上停住。

戴维斯先生有一件心事，他走得很慢，轻轻地扭动自己办公室的门把手，倒仿佛害怕屋子里有人等着他似的。但是他的办公室里并没有人。通向套间的门开了，一个有着蓬松的金黄头发、戴着角质镜框眼镜的年轻女人招呼了一声“威利”，但是在看到还有一个生人在场时，她马上又改口说：“戴维斯先生，马尔库斯爵士在找你。”

“知道了，康奈特小姐，”戴维斯先生说，“你可以给我找一份火车时刻表来吗？”

“你要走——马上就走？”

戴维斯先生犹豫了一会儿。“查一查到伦敦的车次——下午的。”

“好的，戴维斯先生。”康奈特小姐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屋子里又剩下他们两个人了。戴维斯先生打了个寒战，他把电灯打开。戴着防毒面具的人问了一句话，他那闷声闷气的声音似乎叫戴维斯先生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你是不是害怕什么？”那人问道。

“城里有一个疯子。”戴维斯先生说。他的神经非常紧张，倾听着走廊上任何响动：脚步声、电话铃响……刚才他实在是鼓足了勇气才说出“下午”两个字的。按照他的本意，他真希望立刻就离开诺维治市，而且走得越远越好。墙壁后边，一台倒垃圾用的小升降梯咯吱地响了一下，吓得他打了个哆嗦。他走过去把倒垃圾的小门上了锁。只有把每一扇门都锁上，严严实实地关在这间熟悉的办公室里，他才感到安全。这间屋子里的东西是他每日看惯的：写字台、转椅、摆着两只酒杯和一瓶葡萄酒的玻璃柜、书架、书架上放着的几本有关钢铁的科技书、一本《维台克年鉴》、一本《当代名人传》和一本《东方宠姬》。看着这些东西比去想楼下的侦探叫他心情舒服多了。他仔细打量着身边的这些杂物，倒好像第一次才发现它们似的，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感到过这间小屋子能够给他这么多平静和舒适。墙后的小升降台绞绳又咯咯吱吱地响了一下，戴维斯先生第二次打了个哆嗦。他把双层玻璃窗关好，气呼呼地叨咕了一句：“叫马尔库斯爵士等会儿吧。”

“谁是马尔库斯爵士？”

“我的老板。”通向他的女秘书的一扇门还开着，戴维斯先生有些不安，会不会有人从那边进来。现在一点儿也不忙了，他没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办，需要有个人陪着他。他说：“你没有事吧？把那玩意儿摘掉，戴着它多闷啊。来，咱们喝杯葡萄酒。”在走向玻璃柜的时候，他顺手把女秘书的门关上，上好锁。他长吁了口气，从玻璃柜里取出酒瓶和酒杯。“现在真的没有别人了，我想跟你说说我这打嗝的毛病。”他满满地斟了两杯酒，但是不知怎么回事，手却不住地颤抖，葡萄酒洒了一桌子。他说：“每次都是吃过饭以后……”

那闷声闷气的声音说：“钱……”

“真的，”戴维斯先生说，“你这人太没礼貌了。你怎么能不相信我？我是戴维斯。”他走到写字台前边，打开一只抽屉，拿出两张五镑的钞票递过去。“记着，”他说，“我可要你们的会计开一张正式收据来。”

那人把钱装在口袋里。他的手放在口袋里没有拿出来。他说：“这不会也是偷来的吧？”戴维斯先生的脑子里马上出现了一幅图景：里昂街的角屋冷饮店、阿尔卑斯雪糕、一个杀人犯坐在桌子对面给你讲他如何杀死一个老妇人的事。戴维斯尖叫了一声，没能说出什么话来，只是一声哀求饶命的呼喊，像一个上了麻药的人在手术刀划破肉皮时发出的一声毫无意义的叫声。他惊慌失措地向屋子的另一头跑去，一把攥住套间的门把手，使劲扭动。他像是一个身体被阵地前沿铁丝网钩住的士兵，左冲右突，却怎么也挣扎不出来。

“过来吧，”莱文说，“那扇门你已经锁上了。”

戴维斯先生回到自己的写字台前边。他的两腿一软，扑通一声坐在纸篓旁。“我生病了，”他说，“你不会杀死一个病人的。”这个主意好像给了他一线希望。他使劲打着嗝，叫对方知道自己确实病得厉害。

“我先不杀你。”莱文说，“也许我会饶了你的命，只要你老老实实地按照我的话做。这个马尔库斯爵士，他是你的老板？”

“他年纪很老了。”戴维斯先生辩解说。他坐在纸篓旁边哀声痛哭起来。

“他有事找你，”莱文说，“咱们一起去吧。”接着他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早就等着这一天呢。把你们两个一起找到。真是太巧了，我简直都不敢相信了。起来，起来！”他气冲冲地命令瘫软在地板上的这一团肥肉。

戴维斯先生在前面带路。康奈特小姐从过道另一端迎面走来，拿着一个纸片。“我查好车次了，戴维斯先生，”她说，“最合适的一趟是三点零五分的。两点零七分的太慢了，比三点零五分的早到不了十分钟。还有一趟是五点十分的，剩下的就都是夜间开的了。”

“放在我桌子上吧。”戴维斯先生说。他站在豪华的近代化的楼道上磨磨蹭蹭，不肯离开康奈特小姐，好像要和一千种东西告别：他的财富、他的权势、他舒适优裕的生活，只要给他机会的话，他都要和它们告别，甚至对那些“姑娘们”他也想说几句温存话，这还是他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呢。“好，你把它放在我桌子上吧。”他拖延着不肯迈腿。莱文一声不吭地站在他后边，手插在衣袋里。康奈特小姐发现他的脸色很不好，问道：“您不舒服吗，戴维斯先生？”

“我挺好。”戴维斯先生说。他像是一个深入蛮荒之地的探险家，在离开文明境界之前，觉得有必要留下一个标记。万一以后有人寻找他，那标记就会说：“向北”或“向西”可以找到我。戴维斯先生说：“我们到马尔库斯爵士那里去，梅。”

“他急着要找你呢。”康奈特小姐说。这时屋子里的电话铃响起来。“说不定又是他打来的。”她的高跟鞋一阵噔噔响，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戴维斯先生感到那只无情的手推了一下自己的胳膊肘，叫他继续往前走，上电梯。他们又升上一层楼</a>，当戴维斯先生打开电梯门的时候，又是一阵恶心。他很想干脆倒在地上，让枪弹从脊背后射进自己身体里。通向马尔库斯爵士房间的那段亮闪闪的楼道对戴维斯先生来说不啻摆在一个气喘吁吁的运动员面前的一英里长的跑道。

马尔库斯爵士正坐在他的轮椅上，膝头上摆着一张类似在床上用餐的餐桌。他的贴身男仆正同他在一起。马尔库斯爵士的脸背着房门，但是他的仆人却一眼就看到戴维斯先生面无人色地走进来，身边还有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医学院学生。仆人感到非常吃惊。“是戴维斯吗？”马尔库斯爵士哑着嗓子说。他掰了一块饼干，喝了一小口牛奶。马尔库斯爵士正在吃早餐，准备蓄积精力应付一天的事务。

“是的，爵士。”男仆说。他惊诧莫名地看着戴维斯先生病恹恹地从一尘不染的橡胶地板上走过来，他看起来需要有人搀扶，随时可能跌倒在地上。

“你出去吧。”马尔库斯爵士小声命令他的仆人说。

“是的，爵士。”但这时那个戴面具的人已经把门锁上了。男仆的脸上露出一丝又惊又喜的神色，一种又渴望又不敢相信的表情。是不是终于要发生点儿什么事了？终于要发生一件有异于推着轮椅在橡胶地板上走来走去，有异于给这个老而不死的人穿衣、脱衣（老人虚弱得连洗澡都不成，身上总带着一股臭味），有异于给他端热水、热牛奶和饼干的事了？

“你不出去还等什么？”马尔库斯爵士又低声说。

“靠墙站着。”莱文突然对仆人吆喝了一声。

戴维斯先生气急败坏地喊：“他拿着枪呢。快点儿听他的。”其实他用不着说这话。莱文的枪这时已经亮了出来，把三个人都罩在枪口下：男仆靠着墙，戴维斯先生哆嗦着站在屋子中间，马尔库斯爵士把轮椅转过来看着莱文。

“你要干吗？”马尔库斯爵士说。

“你是老板吗？”

马尔库斯爵士说：“警察就在楼底下。你逃不走的，除非我——”电话铃响起来，响了好大一阵才停住。

莱文说：“你胡子底下有个疤痕，对不对？我不希望把事情搞错。他有你的照片。你们俩在一个少年管教所待过。”他怀着一肚子怒气环顾了一下这间豪华、宽敞的大办公室，脑子里又出现了喑哑的铃声、石头台阶、木椅和那间狭小的公寓，电炉上正在煮鸡蛋。这个人显然比那个老部长爬得高多了。

“你发疯了。”马尔库斯爵士仍然珍惜着自己的力气，声音低低地说。他年纪太老了，已经不会被什么意外的事吓住了。一支手枪对他说来并不比坐椅子的时候迈错一步、进浴盆的时候滑一跤危险性更大。他似乎只是感到有些气恼，因为早餐被打断而心里不痛快。他把头俯到餐桌上，大声咂了一口热牛奶。

男仆靠着墙突然开口说：“他有一块疤。”但是马尔库斯爵士根本不理会这些人，只顾喝自己的牛奶，牛奶滴落在他稀疏的胡须上。

莱文的枪口对着戴维斯先生转动了一下。“是他吧？”他说，“要是你不想叫你肚子上吃枪子，你就老实告诉我，是这个人吧？”

“是他，是他。”戴维斯先生满脸恐惧、低声下气地说，“他想出了个主意。是他出的主意。公司那时候已经周转不灵了。我们得想办法赚钱。这件事叫他一下子赚了五十多万镑。”

“五十万镑！”莱文说，“可他只给我二百镑，而且还不能用。”

“我跟他说过，应该大方一点儿，可是他叫我闭嘴。”

“要是我当时知道那个老人是那样一个人，”莱文说，“我就不干了。我为你们把一个人的脑袋打碎了。还打死了个老妇人，一颗子弹从两只眼睛中间射进去。”他对马尔库斯爵士大声喊道：“这都是你干的好事。你觉得干得挺漂亮，是不是？”但是马尔库斯爵士坐在那里一点儿表情也没有，他老得连想象力也丧失了。他亲手制造的死亡同他在报纸上读到的凶杀案没有什么两样。他有的只是一小点儿馋嘴（贪喝一杯牛奶），一小点儿不道德行为（偶尔把他的老爪子放到女孩子衬衫上面摸到一点儿生命的热气），一小点儿贪心和计算（一条命换来五十万英镑），外加一小点儿固执的、几乎可以说是习惯性的自卫本能。这就是马尔库斯爵士的全部感情了。正是由于求生的本能，他才不叫对方发觉，一点点儿把轮椅向桌边的电铃移过去。他柔声细气地说：“我否认这些。你发疯了。”

莱文说：“我现在已经找到你们了，而且这个地方也再合适没有了。即使警察把我打死，”他拍了拍手中的枪，“这也是个见证。这就是我那次使用的枪。根据这支枪，他们会知道那次是谁作的案。你们叫我把枪丢下，我没听你们的话。即使我不打死你们，那件事也够关你们几年监牢的。”

马尔库斯爵士一面偷偷地转动轮椅，一面继续柔声细气地说：“一支七号柯尔特。这个牌子的枪，兵工厂制造了成千上万支。”

莱文生气地说：“现在警察局对枪支有很深的研究，没有他们调查不出来的。他们有专家——”他想在打死马尔库斯爵士以前先好好地吓唬吓唬他。叫马尔库斯爵士比被他打死的那个老妇人少受罪，似乎太不公平了。他说：“你要不要祈祷？你是犹太人，是不是？比你好的人也相信上帝的。”他说这话时，心里想的是那个叫安的女孩子，他想到她在那间黑暗的小木板房里祈祷的事。马尔库斯爵士的轮椅碰到了写字台，启动了电铃，一阵铃声从电梯井下面隐隐传上来。铃声很久也没有停息，但是莱文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直到那个男仆压制不住多年的积恨，警告说：“这个老浑蛋，他在按警铃了。”莱文还没有想到该怎么办，已经有人来到门外，晃动起门把手来。

莱文对马尔库斯爵士说：“叫他们别碰这扇门，不然我就开枪了。”

“你这傻瓜，”马尔库斯爵士哑着嗓子说，“他们抓住你，只不过拿你当小偷办。要是你杀死人，就要处绞刑了。”但是戴维斯先生却不这样，只要能够保住性命，连一根稻草他也抓住不放。他尖声对门外喊：“离门远一些。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靠近房门。”

马尔库斯爵士咬牙切齿地说：“你是个傻瓜，戴维斯。他要是想打死咱们，反正——”在莱文拿着枪比着他们的时候，这两人狗咬狗地争吵起来。“他没有理由要打死我，”戴维斯先生尖声喊道，“这件事是你闹出来的。我只不过是代表你。”

仆人哈哈笑起来。“二对一，好滑稽。”他说。

“闭嘴。”马尔库斯爵士恶狠狠地对戴维斯先生说，“我可以随时把你弄走。”

“你试试看。”戴维斯先生像只公孔雀似的嘎嘎叫着。

门外传来用身体撞门的声音。

“西兰德金矿我已经备了案。”马尔库斯爵士说，“东非石油公司我也备了案。”

莱文一阵气往上蹿。在叫马尔库斯爵士祈祷的时候，他本来有一种即将获得安详宁静的感觉，但这两人却搅得他心烦意乱起来。他举起枪来，对着马尔库斯的胸口开了火。这是唯一使他闭嘴的方法。马尔库斯爵士一下子趴在餐桌上，牛奶杯打翻了，写字台上的文件被打湿了一片。他口中吐出鲜血。

戴维斯先生不停嘴地为自己申辩。“都是他，这个老魔鬼，”他说，“你听见刚才他说的话了。我有什么办法？我被他握在掌心里。你不应该跟我过不去。”他对门外尖声叫道：“离开门。你们要是不走开，他就要打死我了。”牛奶一滴滴地落在写字台上，戴维斯先生向门外喊过话后，马上又对莱文说起来：“要是没有他，我是不会做什么的。你知道他想怎么惩治你？他到警察局长那里去，让局长给警察下命令，一发现你就开枪。”戴维斯先生的眼睛躲着对着他胸口的手枪。仆人靠着墙，面色苍白，一言不发，好奇地望着马尔库斯爵士往外淌血，气息越来越弱，似乎被这个景象迷住了。事情原来这么简单啊，他好像正在想，如果我也有勇气……这么多年来……随便哪个时候……

门外一个声音喊道：“你还是马上开门吧，不然我们就用枪把门锁打穿了。”

“看在上帝的面上，”戴维斯先生气急败坏地尖叫着，“你们别管我了。他会打死我的。”防毒面具后面的一对眼睛心满意足地紧紧盯着他。“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他哀求道。他从莱文的头上面看到墙上的挂钟：从吃过早餐到现在还不到三个小时，他的嘴里还挂着腰子和火腿味儿，他不能相信这就是他生命的尽头了，一点钟他跟一个女孩子还有个约会，哪有赴约之前被人打死的道理？“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他嘟囔说，“真的没做过。”

莱文说：“是你，想杀死……”

“谁也没有，我没想杀过谁。”戴维斯先生呜咽着说。

莱文踌躇了一会儿，他还不习惯说这个字。“我的朋友。”

“我不知道。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往后站，”莱文对门外喊道，“你们要是开枪我就打死他。”他又转过来对戴维斯先生说，“那个女孩子。”

戴维斯先生抖成一团，好像害了圣维特斯舞蹈症。他说：“她不是你的朋友。她要是不说，这些警察怎么会到这儿来……除了她谁还知道……”

莱文说：“我就为了那件事要把你打死，不为别的。她是正直的。”

“别，”戴维斯先生尖声喊，“她是一个警察的女朋友。他是伦敦警察局警察的女朋友。她是麦瑟尔的女友。”

莱文的枪响了。出于绝望，他有意打碎了自己最后一个逃生的机会。本来一枪就可以解决问题，他却打了两枪，好像他打的不是这个号叫着淌着血的胖子戴维斯先生，而是整个世界。他开枪射击的确实是这个世界。因为一个人的世界就是他的生命，而莱文开枪打碎的就是他一生的生活：他母亲的自寻短见、少儿管教所里的长年幽禁、赛马场的流氓集团、凯特之死、老部长和老妇之死……他没有别的任何出路。他试图向一个人忏悔，但结果仍然像过去一样碰了壁。除了你自己脑子里想象的人以外，谁也无法信任：没有一个医生、一个牧师或一个女人可以信任。城市上空响起了汽笛的长鸣声：防空演习结束了。教堂马上敲起了庆祝圣诞的钟声。狐狸还有自己的洞窟，可是人之子却……一颗子弹把门锁射穿了。莱文齐腰举着枪，对门外喊：“你们里面有没有一个叫麦瑟尔的狗崽子？要是有，最好叫他靠后一点儿。”

在他等着房门最后被打开的短短一刹，许许多多的事一下子都涌到他的脑子里来。他记不清细节，只是模模糊糊的一团迷雾，在他等着最后一场复仇的机会到来时，他的心就被这团雾气笼罩着。在落着雪子的一条黑暗的街道上，飘着一个人的歌声：“他们说有这是一个男人从格陵兰带来的雪莲……”一个老年人用平板、文雅的语调在读着《莫徳》：“啊，我多么希望，经过长久的哀思……”他站在汽车库里，感到自己心头上的冰块正在融化，有一种奇异的痛苦。他好像正在穿过一个陌生国土的关卡，过去从来没有到这里来过，今后也决不会再离开这个地方。咖啡馆里的驼背女孩子说：“他又丑又坏……”石膏做的圣婴躺在母亲怀抱里，等着背叛的十字架、鞭打和长钉。她对他说：“我是你的朋友。你可以相信我。”又一颗枪弹从门锁打进来。

靠墙站着的那个仆人脸色苍白，对莱文说：“看在上帝的面上，别打了。他们总会逮住你的。他说的是实话。是那个女孩子。我听他们打电话说了。”

我的动作要快，莱文想，门一打开，我必须先开枪。但是他的脑子里千头万绪乱成一团。他嫌面具遮住眼睛看不真切，便用一只手笨拙地把它摘掉，扔在地上。

仆人看到了莱文脸上红肿的嘴唇，一对漆黑、愁惨的眼睛。他说：“从窗户出去。爬到楼顶上去。”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人思想已经麻木了，自己也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做最后一番挣扎。他迟缓地把头转过去，窗外一台油漆工人使用的吊台正晃晃悠悠地贴近大玻璃，第一个看见的还是马尔库斯爵士的仆人。站在油漆工吊台上的是麦瑟尔，他这次干的是一件拿生命当儿戏的事。吊台晃来晃去，麦瑟尔一手拉着一根绳子，一手在够窗户，在莱文转过身来的时候。他悬在窗户外面，身下六层楼底下才是狭窄的制革街，完全没有办法掏出自己的手枪。对莱文来说，他是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活靶子。

莱文呆呆地看着他，慢慢开始瞄准。打中这个人并不是难事，但是他好像已经失去杀人的兴趣了。他现在感觉到的只是痛苦和绝望，是一种对一切事都已厌倦的心情，就连这次又被人出卖也引不起他的愤怒和仇恨了。冷雨飘摇下漆黑的威维尔河已经把他和一切敌人分隔开了。啊，基督！我多么希望……但是他自从诞生以后便注定要落得这么一个下场，被一个又一个人出卖，直到通向生活的每一条道路都被堵住，被他死在地下室的母亲出卖，被管教所里的牧师、被夏洛特街上那个鬼鬼祟祟的医生出卖，没有一个人同他站在一边。他又怎能逃脱得了世界上最最常见的一种出卖——女人的善变呢？就连凯特也是这样，如果不是因为女人，他一定没丧命呢。不论是彭利滋还是卡特尔，不论是姚西还是巴拉尔德，不论是巴克尔还是“大丹狗”，或迟或早都坏在女人手里。莱文一边想，一边心不在焉地慢慢瞄准，他有一种奇怪的屈辱感，但在孤独凄凉中却感到自己并不孤单。他又想到了“伞兵”和梅休，这两人都曾经认为他们的女朋友和别人的不同，他们的爱情是崇高的。一个人出生以后唯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比降临人世更干净、更利落地离开人世。莱文第一次对他母亲的自杀不再气恨了。正当他犹豫不决地瞄准窗外时，背后的门被撞开了，桑德斯的子弹从背后打进他的身体。死亡带着无法忍受的痛苦降临在他身上。他必须像女人分娩婴儿一样分娩自己的痛苦。剧烈的阵痛使他呜咽着、呻吟着，最后从他体内出来了，莱文随着自己的独子走进广阔无垠的寂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