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的日益紧张——比弗布鲁克勋爵的健康——我和他的关系——他出任了生产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立场——新的权宜之计：下议院领袖——莫因勋爵离开殖民地事务部——2月里的灾难——政府中进一步的变动——比弗布鲁克勋爵2月17日的信——他辞职了——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任生产大臣——新旧的战时内阁——其他大臣的变动——我们会议中的日常工作——我个人的地位——弗雷德里克·莫里斯爵士的来信——我蝉联国防大臣。
信任票不过给人以暂时的慰藉。大难即将临头，我至少已给了充分的警告。到2月间大难果然降临了。同时我觉察到政界中的紧张情况也在增长。有的要求“加强”政府。他们说，“新的血液”应该加进去。现成的、最值得注意的新的血液当然是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了。我极不愿意因受外力压迫而作出更动，在信任投票的辩论中，我曾为这件事用过一些强硬的言词。但是过了2月份，要成立生产部看来无论如何要有一次变更，这次变更应该具有内阁改组的性质。新闻部驻在世界许多地区的人员都报导了英国国内的政争会造成莫大的危害。明显得很，对于艰难的、麻烦的人事问题必须立即予以解决。另一方面，成立一个生产部，尽管必须采取温和的办法总比采用激烈的办法好，虽然采用激烈的办法也许是必要的。
当我组织生产部的计划接近完成的时候，比弗布鲁克勋爵的身体正迅速垮下去，我听到了很难过。他开始患严重的气喘症，往往整夜不眠，而只有睡眠才能治好。我从华盛顿回国以后，有天晚上我们在新楼开会，我听见一个持续不断的声音，很不耐烦，突兀地说，“哪一位出去一趟，把猫叫的声音制止住。”大家沉寂下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我那位可怜的朋友在气喘啦。我道了歉，事情也就完了，但我之所以旧事重提，因为这可以说明在那些使人疲于奔命的时期的紧张情况，而这又是促进比弗布鲁克行动的原因之一。他真想每晚能花三四小时，在万呎以上的空间飞行，以便减轻由于高度而产生的气喘病。
这种毛病是比弗布鲁克神经衰弱的根源，我只能管它叫神经衰弱。在我们访问华盛顿的时候，我已经把他的一次出于感情冲动的辞职打回去了。但是他现在增强了对职务的坦率而强烈的厌倦之意；虽然有一种要求有更广泛更无束缚的权力的心情，内心却盼望从重担和忧虑之中解放出来，在我的同僚中还有许多人也是这么要求的。
有的人没有像我那样知道他在任职期间所作的贡献，不知道他的力量、他的魄力和判断力，就往往不明白他对我会有那么大的影响。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在 ※ ※ ※
由于生产部的成立，由于必须安排带来新的力量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政府内部进行了调动，这简直等于重大的改组。我决心要在同时进行某些其他的变动。马杰森上尉成绩斐然，不再当陆军大臣，我提议委派他的常务次官詹姆斯·格里格爵士继任。格里格是在效率和毅力方面最享有盛名的公务员。我任财政大臣时，他当我主要的私人秘书约有五年之久；他不但在财政部里受到过锻炼，而且曾在印度担任总督行政会议的财政委员，留下良好的成绩。他对于陆军部的全部工作了如指掌，并且获得全体将领和官佐的信任。
他不愿进上议院；对于下议院又没有经验；他不得不物色、在必要时不得不争取一个选区，使自己能适应于一位政治首领所应有的更广泛、更多样化的活动范围以及更灵活的手段。他的毅力、他的无私、他的勇敢，我还得加上一点，他的固执，都是很突出的。把他提升到大臣级，我的确少了一位最能干的文官官员。
在飞机生产部里我也作了调整，以卢埃林上校接替穆尔—布拉巴宗上校；前者在美国搞得极好，我们的全部飞机生产现在同美国打成了一片，后者，遗憾得很，已接受了贵族爵位。
亲爱的穆尔—布拉巴宗：1942年2月21日
我抱着十分遗憾的心情，写信告诉你，我为形势和舆论所迫，负责改组政府，不得不对飞机生产部有所调整。
我知道你在该部是多么努力；你对我一贯地表示亲切，使我十分感激。你知道，在这次激烈的、不顺利的战争中我的处境困难，深望公务上的分离不致影响到我所珍视的友谊。
他的复信显示出他的品德：
亲爱的首相： 1942年2月21日
我十分谅解。政策上有一两个地方我认为非常重要，本想早跟你谈谈，但是此刻已经无需了。
过去的一切我都感到满意。你给过我信任，十分感激。部务和工作已比当初我来时好得多了。
祝一切顺利。
布拉巴宗
为了减少战时内阁的人数，我不得不请财政大臣不再担任正式阁员。
丘吉尔先生致金斯利·伍德爵士 1942年2月19日
我觉得有组织新战时内阁的必要，特将名单附上。你会看到我不能把财政大臣列在其内，这样就恢复到当初本政府组成时的原来计划。
对于这点我很抱歉，但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当然，涉及到有关你的公务时，你还得劳驾。
最后，在当时重要的更调中，格林伍德先生退出战时内阁，以便减少阁员人数，从而他表现了高度的爱国和无私精神。
※ ※ ※
在改组内阁的过程中，比弗布鲁克勋爵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除了对自己之外，他对各人的事情都能保持冷静客观的看法。例如：
亲爱的首相： 1942年2月17日
兹送上我在电话中提到的函件。
人民对于自己丧失了信心，他们仰望着政府，要把信心恢复过来。满足这个要求，就是政府的责任。
内阁机构的变更，能作出什么事情来给予人民所需要的东西呢？
1．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加入政府么？但是公众对于克里普斯的愿望是一时的热情。这种热情已经开始减退了。
2．任命一位国防大臣，或是一位国防次官么？但是这一职位，要找一位既能使公众满意、又能在你领导之下使你满意的人，是找不到的。
任命一位能满足目前公众情绪的人，如克里普斯那样，也许是可能的，但是克里普斯是不会使你满意的。
3．成立一个由少数大臣组成的战时内阁，其中每位都指导几个部，而又不担任各部的具体职责么？应当采取这个计划。
战时内阁应由现内阁中最有能力的贝文、最得人心的阁员艾登和工党领袖艾德礼组成。
内阁中其他阁员都当去掉。他们都是勇士，比较那三十位更为可敬，但是不及前三名。
4．最后，政府中有些人员是被公众看作不中用的大臣。
他们的名字是你所熟悉的。
国防大臣之中，无论如何有一位是同公众格格不入的。可能有两位。
这当然是一封私人信，我本人无意去助长或支持公众的任何激动情绪。
你的永久的朋友马克斯他还引了下面一段修昔底德①的话寄给我，没有写日期；也许他已经把这段话试用在他自己身上而白费了心机。不要再同斯巴达进行会谈。明白地向他们指出，你并没被目前的苦难所压倒。无论他们是国家，还是个人，只有面对苦难而不畏缩，只有进行最强烈的抵抗，才是真正的英雄。
①修昔底德（公元前460—40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者
※ ※ ※
但是现在一切好像都已定局，比弗布鲁克勋爵就辞职了。
他的身体完全垮了，他觉得不能再负起所接受的新的而繁重的责任。我竭力劝他不要辞职，但是他和其他主要大臣当着我面前，进行了冗长而恼人的讨论，使我感到最好不要再去勉强他。因此我同意他退出战时内阁，到美国去担任一些职责不很明确的使命。他在那里能够影响总统周围的人物，对我们会有所帮助，还可以在西印度的一个岛上找到他所急需的休养和安静。有许多不赏识他的品质或者不了解他对战事的贡献的人，还有某些同他吵过架的人，都称了心意。只是我深切地感到若有所失。
几天之后，他写来最后一封信，说明了我们是怎样分手的。
亲爱的温斯顿： 1942年2月26日
我今日离开本部，回到我原来的地方去。现在我必须把我二十一个月来的高度冒险的经历告诉你，像这样的事情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在这全部时间里我所作的一切工作，一直是依靠你给我的支持。
你担着很大的风险，把我拉进了内阁；你又因把我留在这里，遭到一部分阁员的攻击。
我所给你的，同你所给我的比起来，简直小得可怜。亏了你，我才能够声名显赫。公众的信任，实在出之于你。我的勇气是你鼓起来的。这些恩惠使我有权利在你的助手的名单中得到一席之地，当你拯救我们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这些助手们是替你服务的。
临别在即，我特写这封感激和致敬的信给国家的领袖、人民的救星和自由世界进行抵抗的象征。
你的亲切的马克斯我一向打算在他恢复健康、心绪宁静之后，要他回来，但当时我没有将这一意图告诉同僚们。
※ ※ ※
负重大责任的生产部，现在又出缺了；要找一位继任人选，我倒并不感到困难。我把奥利弗·利特尔顿看成是一个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而又活动能力极大的人，这些都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的。我在他童年时在他父亲家里就同他相识。1940年我使他脱离平民生活出任贸易大臣并进入议会。在贸易部时他已经得到了各党派的信任；作为驻开罗国务大臣，因中东军事失利，他首当其冲，将近一年之久。在后方的行政工作上和铁路事业上，他倡议了或者贯彻了许多重要的改革。这些使他同艾夫里尔·哈里曼先生有了最密切的接触，在华盛顿受到了十分的尊重。我还得另外物色一人，接替他去当驻开罗国务大臣。3月18日，澳大利亚驻华盛顿代表R．G．凯西先生，受到继任他的任命。
战时内阁的改组是2月19日宣布的，虽然现在延揽了两位新人，人数却从八位减到了七位。读者自会看到，同舆论的强烈潮流恰恰相反，目前我已充分实现了我的意见，即战时内阁的成员也应该是负责部门的主持者，不仅仅当个空头顾问，除了想想、讲讲、又根据折衷方案或多数意见作出决定以外，就没有事干了。
旧阁
首相丘吉尔先生
掌玺大臣艾德礼先生
枢密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
外交大臣艾登先生
不管部大臣格林伍德先生
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
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
劳工大臣贝文先生
新阁
首相丘吉尔先生
副首相兼自治领事务大臣艾德礼先生
掌玺大臣兼众议院议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
枢密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
外交大臣艾登先生
生产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
劳工大臣贝文先生
当然由此也产生了各种问题。克兰伯恩勋爵觉得，作为上议院议长，他应当是战时内阁的阁员，至少也应经常出席会议。他也急欲加强政府在上议院中的辩论力量；按照惯例——在宪法上虽然不是强制的，上议院至少该有两位国务大臣。在这时候，我想詹姆斯·格里格爵士可以以贵族身分去进行他的新工作。
丘吉尔先生致克兰伯恩勋爵 1942年2月20日
我认为，把那种“在战时内阁开会时经常出席的绝对权”给与任何一位领导上议院的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求小型组织的议论是大家所坚决主张的。上议院和战时内阁之间从前唯一的联系是比弗布鲁克，他是难得来参加会议的，即使参加，也只是讨论他自己的问题。
我也不能保证，必须由上议院任命的各部次官一定是一位有议会经验和地位的人。我不能不想到各重要部门中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我当然要注意到有没有充足的辩论能力。
兰开斯特郡公爵大臣达夫·库珀也许愿意提升，只是我还没有向他提过。
可是这两三日内我不想作出任何最后的安排。同时我为你所建议的任命，我准备暂不作决定。比如说，也许可能，将任务划分一下，由一位大臣领导上议院，另一位大臣负责殖民地事务部。
承你坦率地写信给我，十分感谢。我深知困难，并将设法解决。
过了几天之后：
詹姆斯·格里格爵士既极愿意留在下议院，这又显然符合该院的愿望，因此我不能请他到上议院去帮助你了。宪法精神是完全维持下来了。但你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帮助，我可以请达夫·库珀带着他的兰开斯特郡公爵大臣的职位到上议院去。或者你可以再试几个星期，看看情况如何。
在次要的机构中也作了一些其他的调动。在这一点上我得到了不少的帮助。为了铺平艰难的道路，竟有九位主要的次官把他们的机构交给我自由处理。有些调动过了几个星期才实行；最后的改变名单如下：
1942年2月22日
殖民地事务大臣克兰伯恩勋爵，补莫因勋爵缺
飞机生产大臣卢埃林上校，补穆尔——布拉巴宗上校缺
贸易大臣多尔顿先生，补卢埃林上校缺
经济作战大臣塞尔伯恩勋爵，补多尔顿先生缺
陆军大臣詹姆斯·格里格爵士，补马杰森上尉缺（辞职）
公共工程大臣波特尔勋爵，补里思勋爵缺（辞职）
1942年3月4日
主计大臣威廉·乔伊特爵士，补汉基勋爵缺
副检察总长马克斯韦尔·法伊夫少校，补威廉·乔伊特爵士缺
上议院在战时内阁的代表问题，我是采用了前已介绍的办法来解决的，即有几位大臣虽然不是正式阁员，实际上却是“经常的列席者”。如此，月终之前我已能够恢复我们的正常工作。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2年2月27日
内阁下周工作作如下安排：
1．星期一下午五时半，地点十号。全体参加；尚有经常的列席者、三军参谋长、各自治领和印度代表等。议程：战事的一般形势，不提特殊的机密事件，例如即将进行的军事行动；还有任何其他适当的论题。
2．星期二下午六时，地点十号。太平洋会议。
3．星期五中午十二时，在下议院。只有战时内阁和你自己参加。我们讨论特殊项目需要他人参加时，另行召集。
4．星期四中午十二时，在下议院。战时内阁。（如果有需要，星期三、四两日下午六时，再开会一次。）
5．星期五下午十时。国防委员会。由三军参谋长，海、陆、空军三大臣，如有需要，或经指定时，印度事务大臣和自治领事务大臣，我自己，副首相和外交大臣，也许加上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
我们且看看这样行不行。
大体说来，新闻界和公众对改组的主要方面表示欢迎。政府机构经过这样大的变动之后，议会也觉得需要稳定下来，就这样我们得到了喘息时间，去经受正在临到我们头上的更多的灾祸。
※ ※ ※
在这个国内政治紧张而有变化、国外又遭失败的时期，我自己的地位似乎没有受到影响。我每时每刻要办的公务实在太多了，很少有工夫去考虑它。由于某几位同僚或未来的同僚的地位未定的影响，我个人的权力倒似乎加强了。我并不因为有人想解除我的职责而感到难受。我所要求的是，经过适当的讨论之后，能够符合我的愿望。不幸事故恰恰足以使我和三军参谋长靠得更紧，这种团结在政府各部门中都是觉察到的。在战时内阁中，或者在人数多得多的内阁级大臣之中，没有人暗中搞阴谋或闹对立。外面却有继续不断的压力，要我改变指导战事的方法，以便获得比现在更好的效果。“我们一致拥护首相，但是他要作的工作实在太多了。他挑的有些担子，应该解脱了。”这种看法是始终不变的，还有许多理论硬要人接受。我很高兴地接到弗雷德里克·莫里斯①爵士以下的来信：
①弗雷德里克·莫里斯爵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于1918年任军事作战总监。他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在法国陆军的实力问题上攻击了首相劳合·乔治先生。他被免了职；下议院展开了一场重大的辩论，接着作了一次表决。自由党人当时究竟是投阿斯奎斯先生的票，还是投劳合·乔治先生的票，后来作为战后选举的测验。莫里斯将军在1932年任英国退伍军人协会主席。
亲爱的首相： 1942年2月14日
我曾同某些议员谈论过，觉察到你会受到一种压力，不得不恢复劳合·乔治先生在1916年至1918年为配合政策与战略所采用的制度，取消国防大臣一职，使三军参谋长直接同一个由不管部大臣们组成的小型战时内阁发生关系。
我对劳合·乔治先生的制度有过两年半的经验，我觉得你的制度，除了一个例外，在两者中是比较好的。我在帝国国防学院里，又在各军事学院里，多年来就主张这样的制度。
我觉得应有一位国防大臣，个人同三军参谋长直接进行接触，而在战争时期唯一可能担任的国防大臣的便是首相。从一般的原则谈到特殊的事实，你有莫大的长处，跟海陆空军士兵有共同的语言，这在政治家中是罕见的。要三军参谋长参加战时内阁会议的办法，免不了会大大浪费各参谋长的时间；他们在战时内阁会议中比不上他们同首相进行密切联系时，能够畅所欲言。
据我从局外看来，现行制度中唯一的缺点，是联合计划委员会。我的经验是，这个委员会的会员们，依据职权，对自己岗位上的任务都忙不过来，自不能专心致志从事联合计划的工作；到了碰头的时候，他们不会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倒是找出困难，表示反对。我认为要作出有效的行动，唯一的办法是要选择负责实施计划的人，在他制订计划时予以必需的帮助，然后要他将计划送给你和三军参谋长核准。那么，计划是否合用，实施时所需要的种种条件是否具备，都是由你和三军参谋长来决定的了。
在这严重的关头，特向你表示我的同情和祝愿。
你的真诚的F．莫里斯
我向弗雷德里克爵士函复致谢时补充说（1942年2月24日）：“我正在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提出一个‘任务’时，根据任务的性质，应有三军中一军的一位军官确实地置于其他人员之上。”
我下定决心将指挥战事的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只有使首相兼任国防大臣一职，才能行使这样的权力。在克服反对的意见和处理分歧而冲突的观点时，比起有权作出决定的本身来说，还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麻烦。最重要的是在最高职位上要有领导全局的统一思想，切实地进行协助和修正，而在完整性上不致有所分裂。如果我被免去国防大臣的职务，我当然不愿蝉联首相，即使只一个小时。这一点既为众所周知，它就驳回了所有的甚至在极不利的条件下提出的诘难；许多关于组织委员会或其他一些非个人的机构等好意的建议，也就没有意义了。我必须对所有帮助我获得成功的人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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