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公约签字——李维诺夫的疑惧——美国军队被派到北爱尔兰——致战时内阁的1月3日报告——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它的顺利进行的效率——没有俄国代表参加——约翰·迪尔爵士的特殊地位——比弗布鲁克勋爵的“酵素”——美国的“军事生产局史”——美国供应品生产的大发展——商船产量的大发展——在棕榈海滨的休憩——有效的保密——从亚历山大传来的坏消息——意大利的“人控鱼雷”——我们的地中海作战舰队失去战斗力——对埃及的空军增援——关于印度自治的不合时宜的建议——俄国和波罗的海国家——我于1月8日给艾登先生的电报——温德尔·威尔基:一个有趣的事件——回到白宫。
当我回到白宫时,在联合国公约上签字的一切手续都准备好了。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之间有过许多电报来往,但是这时,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总统曾经以最大的热诚努力去说服新近由于时局转变而再次得势的苏联大使李维诺夫接受“宗教自由”一语。因此,他被特地邀请到总统室里和我们共进午餐。他在本国有过艰苦的经验之后,不得不小心从事。后来,总统单独和他长谈,涉及他的灵魂问题和地狱之火的危险问题。罗斯福先生有几次对我们谈起他对这位俄国人说的话,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的确,我有一次对罗斯福先生作出许诺——如果他在下次竞选总统时失败,我当推荐他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①。但是我并没有就这点向内阁或国王作任何正式推荐,由于他在1944年的竞选中获胜,这个问题就没有发生。李维诺夫显然在恐惧和战栗中就“宗教自由”问题向斯大林报告,斯大林却把它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接受了。
战时内阁也提出了他们关于“社会保障”的论点,我是 深信为了保卫生命、自由、独立与宗教自由,为了保全它们本土内和其他地区内的人权与正义,取得对敌国的完全胜利是十分重要的,深信它们现在正从事于一场反对企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势力的共同的斗争,特宣告:
(1)每个国家的政府保证使用它的军事的或经济的全部资源,来反对同它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三国公约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
(2)每个国家的政府保证同本宣言各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国单独停战或媾和。
凡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正在或可能作出物质上的协助和贡献的其他国家,都可以参加以上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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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向总统提出的别的一些请求当中,调遣三个或四个美国师进入北爱尔兰一事居于显要地位。我觉得有六万或七万美国军队开抵厄尔斯特①,将是美国决心在欧洲进行直接干涉的明确表示。这些新招募的军队可以正如在美国国内一样在厄尔斯特完成他们的训练,而同时成为一个战略上的因素。德国人必然要把这个行动认为是制止入侵不列颠群岛的又一个部署。我希望他们将夸大登陆军队的数目,这样就会继续注意西方。此外,渡过大西洋而来的每个美国师,使我们可以派遣一个训练有素的英国师出国到中东去,或者当然——而这是一向在我心上的——到北非去。虽然没有多少人(即使有的话)有这种看法,事实上,这却是走向我一心指望的由同盟国军队突袭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或突尼斯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并致空军大臣 1942年1月7日
鉴于地中海上的海军局势,从海防空军总队或轰炸机总队派出强大的空军增援,特别是鱼雷飞机,是显然迫切和重要的。适当放松对德国等国和船舶的轰炸机攻势,这种做法必须加以接受。阿诺德将军①对我说,他将尽早派出两个轰炸机队,即八十架轰炸机,还有一些战斗机中队到厄尔斯特去。务请将你在做的事情和坎宁安海军上将是否获得安慰见告。
①美国陆军航空队队长。
我因惟恐意大利的冒险行动会在斯卡帕湾重演也感到不安。
首相致 5.关于我们拒绝在战争的现阶段中做出有损于和平谈判的事,或背弃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对俄国产生的影响这一点,必须看到,他们只不过在遭到德国袭击时才参加战争,而在先前对于我们的命运表现毫不关心,并且他们在我们最危险的时候确实增加了我们的负担。他们的军队曾经非常英勇地作战,并且在他们保卫本国本土的战斗中显示了无可置疑的巨大力量。他们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却从未想到我们。相反地,我们正在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来援助他们,因为我们钦佩他们在保卫自己的国家,也因为他们参加了反对希特勒的行列。
6.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在战争结束时力量的对比将是怎样,或者战胜国的军队将到达什么地方。但是看来可能的是,美国和英国远不致精疲力竭,而将成为全世界前所未见的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集团,而且苏联在建设方面将需要我们的援助,这将远较我们那时需求于他们的援助为多。
7.你曾经允诺由我们和美国及自治领共同研究俄国的要求。那项诺言是我们必须遵守的。但是对于由我任首长的任何英国政府的意见,绝不可以有任何误解,这个意见就是它坚持大西洋宪章中所公布的关于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只要有关于割让领土的问题发生,就必须使这些原则格外发生作用。
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回答应该是,一切关于领土的边界问题都必须留待缔结和平条约的会议去决定。
从法律上来说,事情的现状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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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棕榈海滨”时,我当然以电话同总统和在华盛顿的英国参谋人员保持经常接触,而且在必要时,我也可以与伦敦通话。发生过一桩虽然在当时令人尴尬却是有趣的事件。温德尔·威尔基先生曾经要求同我会面。这时,他和总统之间的关系紧张。罗斯福对于我同反对党的著名人物会晤一事,似乎一点也不热心,因而我一直没有这样做。但是想起温德尔·威尔基在一年以前,于1941年1月间访问英国的事,以及我与他建立起来的恳挚关系,我觉得我不应当没有和他会面就离开美国的海岸,这也是我们的大使的意见。因此,我就在5日傍晚打电话给他。过了一些时候,我被告诉说,“你的电话接通了。”我就说,“我非常高兴同你谈话,我希望我们可以会面。我将要在明天晚上乘火车回来。你能不能在某一个地点上火车,同我一起旅行几小时?下星期六你将在哪里?”有一个声音答话说,“唔,就在我现在待的地方,在写字台旁边。”我回答说,“我不明白。”“你以为你在对谁讲话?”我回答说,“对温德尔·威尔基先生,不是吗?”答话是,“不对,你在对总统说话。”我听得不很清楚,就问,“谁?”
答话说,“你在对我富兰克林·罗斯福说话。”我说道,“我本来不想在这时打扰你。我是要同温德尔·威尔基说话的,可是你们的电话交换机弄错了。”总统说,“我希望你在那里过得很好,而且快乐。”接着就愉快地谈了些私人的行动和计划,末了我问道,“我想你不致介意我盼望同温德尔·威尔基讲话吧?”对于这点,罗斯福说,“我不会介意的。”于是我们的谈话结束。
必须记住的是,这是在我们友好相处的早期,所以当我回到华盛顿时,我认为应该从哈里·霍普金斯那里探听一下曾否造成任何开罪之处。因此,我写信给他说:
请你告诉我,我盼望同我们说到的那个人谈话的这个行动是否有任何被认为不妥当的地方,因为我确实认为以礼对待一位重要的社会人士,我是在按照我的职责行事;所以除非你给我以相反的劝告,我仍打算那样做。
霍普金斯说,不曾造成什么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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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回国的时候了。
首相致掌玺大臣 1942年1月9日
3.你从来往的电报,就将看出我在这里并不是闲着的。
的确,我过的这种隐居生活已经使我能够把事情比在华盛顿的忙乱状态中更清晰地集中起来。我正在草拟一个论英美合作的重要文件,我将在回去以后立即同三军参谋部商讨,然后同总统商讨。
4.我非常高兴地获悉8日的辩论平和地过去了,并且下院愿意推迟对主要问题的讨论。当然,那些絮聒之言和咆哮之声,已经完全报道到了这里,并且人们会认为这是代表下院的意见的。曾经传到这里来的有几句话对于美国的舆论是不甚有益的,所以我将对总统说明我们不再能够控制个别议员表示奇特的意见,一如他不能控制美国国会里来自边远地区的议员们的意见那样。盼告知你和安东尼①发言的要点。
5.设若我把在星期二的讲话作为一种报告,而由别人紧接着动议休会,这可能是合宜的。这会使通常的批评能够提出来而且我还保有答复的权利。但是你或许会认为这是不必要的。我不禁感觉到我们有好多话要说,虽然我们不能把精彩的部分说出来。
我于9日晚间乘火车启程回华盛顿,11日抵达白宫。途中一直忙于公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