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和匈牙利：趁火打劫——英国生活的紧张——库珀先生的辞职演说——关于慕尼黑事件的辩论——希特勒在10月9日的演说——英内阁左右为难：重整军备或和平——大选问题——与库珀先生通信——捷克的肢解——首相的权力和责任——1938年11月他同意大利的接近和访问巴黎——博内先生对德国表明态度——慕尼黑的后果——在实际上和预计上英法联合力量对比的衰退——英国空军情况的改善——1938年至1940年英国和德国的空军实力——1938年德国人口增加了一千万。
9月30日捷克斯洛伐克向慕尼黑的决议屈服了。他们说：“希望把他们对他们不曾参与的决议所提出的抗议在全世界面前备案。”贝奈斯总统辞职了，因为“他可能已成为新国家必须去适应的发展的一个障碍”。他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寄居英国。捷克这个国家就根据协定解体了，但是抢吃死人肉的兀鹰还不限于德国。紧接着9月30日慕尼黑协定之后，波兰立即向捷克提出以二十四小时为限的最后通牒，要求立刻把特申边区割让给它。这时捷克已无法抵抗这种苛刻的要求。
波兰民族具有英雄的品质，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忽视他们的错误；几世纪以来，这种错误曾使他们遭受无法估计的痛苦。我们看到，他们在经受许多世代的瓜分和奴役之后，终于在1919年由于西方协约国的胜利而恢复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而且成为欧洲主要国家之一。现在，在1938年，它为了无关重要的特申问题，竟然与曾经把它扶起来使之重获民族团结生活的法、英、美等友好国家疏远，其实不久它又对这些国家感到十分需要了。我们看到，正当强大的德国对他们虎视眈眈的时候，他们却迫不及待地从那个已被掠夺和破坏的捷克斯洛伐克中抓去它自己的一份。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当着英法大使把大门关起来，英法两国大使求见波兰外长一面而不可得。这个民族，就一些个人而言，具有种种英雄的品质，天赋很高，豪迈勇敢，令人神往，但在政府生活的各个方面，却再三表现出积习难改的错误，这是欧洲历史中一件令人迷惑难解的事情，也是一个悲剧。今天，波兰人民又处在新的奴役之下，我们同他们是心连心的。我们相信他们不会缺乏那种不断奋起抗击暴政的力量，他们也能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来对待他们遭遇到的痛苦。我们展望着未来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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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也几乎参加了慕尼黑的讨论。1938年8月底，霍尔蒂访问德国，但希特勒对他保持极其慎重的态度。在8月23日的下午，希特勒虽然同那位匈牙利摄政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但没有透露他准备在哪一天进攻捷克。“他自己并不知道时间。凡是要一起吃饭的人，就得一起下厨帮忙。”但是吃饭的时间并没有宣布。不过在现在，匈牙利提出他们的要求的时间，却是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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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这些日子里，我们经过了这些身心交瘁的多少岁月之后，确实不容易向下一代人描述英国国内当时由于慕尼黑协定的问题所爆发的愤怒。在保守党中，本来彼此有亲密接触的各个家庭和朋友之间，其意见分歧之大，是我从来没有看到的。由于政党关系、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而一向彼此友好的男男女女，现在见面却彼此带着轻蔑的情绪怒目相视。
这一个问题，绝不是张伯伦从飞机场入城时向他夹道欢呼或堵塞唐宁街及其通道热烈欢呼的群众所能解决的，甚至执政党议会领袖或党员的拚命努力也无济于事。我们当时属少数派，对于政府的支持者对我们的冷嘲热讽，一概不予理睬。内阁从根本上动摇了，但事情既然发生，他们也只好仍保持团结。只有一位阁员站出来。海军大臣库珀先生辞去了他的重要职位；他曾作出动员舰队的决定，使海军部的地位大大提高。正当张伯伦能够绝对控制公众舆论的时候，他从欢呼的人群中冲了出来，公开宣布他完全不赞同首相的做法。
下院就慕尼黑事件进行了一天的辩论。在辩论开始，库珀先生发表了辞职演说。这是我们议会生活中一件出色的事情。他神态安详，不用讲稿；在他讲话的四十分钟内，党内与他相对立的多数派都在聚精会神地倾听。在这个时候，要博得激烈反对政府的自由党和工党的欢呼，是很容易的。但在保守党内，这是一次可以引起分裂的争论。他提出的一些真理，有必要在这里记录下来：
我恳求我的同事，不要老是从捷克斯洛伐克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不要老是从那个小国在战略上所处的困难地位出发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倒不如向我们自己说：“由于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会有一天爆发欧洲大战；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得参战，而无法置身局外。我们将站在哪一边作战，这是毫无疑问的。”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这将使那些准备扰乱和平的人感到有理由住手……
接着，张伯伦先生在星期三上午提出了最后呼吁。在四星期的谈判中，从头到尾，希特勒先生总算 11月底，首相和哈利法克斯勋爵访问巴黎。法国政府对首相访问罗马的建议虽表同意，但并不热烈。然而，首相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却高兴地知道法国正准备搞个声明，仿效张伯伦和希特勒在慕尼黑签字的关于英德未来关系的英国声明的榜样。1938年11月27日，在博内先生发给法国驻华盛顿大使的一封信中，叙述法国政府的这个意思。信中说：“昨天在巴黎进行讨论时，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对他们认为在性质上与英德声明相同的那个声明，明白表示满意，这个声明对国际缓和工作将是一个直接的贡献。”①为了进行这种讨论，里宾特洛甫带着沙赫特博士到巴黎。德国人不仅希望发表一个友好的一般性的声明，而且还希望签定一项具体的经济协定。对于前者，他们有了收获，于12月6日在巴黎签字了，至于后者，甚至博内先生也不愿接受，虽然他也很想充当法德谅解的缔造者。
①《法国黄皮书》第35、37页。
里宾特洛甫访问巴黎的使命，内中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动机。正像张伯伦希望离间罗马和柏林一样，希特勒也认为他可以离间巴黎和伦敦。关于这件事，博内先生所叙述的他同里宾特洛甫的谈话是有点意思的：
关于英国，我对里宾特洛甫申明，英德关系的改善对缓和欧洲局势的政策的任何发展一定大有帮助，而欧洲局势缓和的政策也是德法之间一切行动的主要目的。德国外交部长力图把目前局势的责任推到英国政府身上。他说，英国政府，尤其是英国的报纸，在慕尼黑事件结束时似乎曾一度表示过某种理解，但其后却对柏林政府采取最令人失望的态度。……
库珀、丘吉尔、艾登和莫里森等人在议会发表政见日见增多，以及某些报纸的评论，使德国极为愤慨；而在德国，是没有人能够限制报纸对此不作出反应的。我再一次强调英法团结的根本重要性和不可动摇性，明白指出，从长远来说，德法关系的真正改善，如果不同时存在与此相平行的英德关系的改善的话，那是不可思议的。①
①《法国黄皮书》第43—44页。
在慕尼黑事件之后的一年内，人们对于究竟是希特勒还是协约国的实力增加得快些这个问题曾有过争论。在英国，许多知道我们防务空虚的人，看到我们的空军月月扩充，“旋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也快要大量出厂，因而有如释重负之感。虽然，空军中队不断有所扩编，高射炮增加了，转入战时工业的部署也不断加快进行，这些改进似乎难能可贵，可是若与德国军备的巨大增长相比，那就微不足道了。正如在前面所说的，全国范围的军需品生产计划，需要四年完成：
第一年全无生产，第二年只能有少量产品，第三年有成批的产品，第四年是大量生产，源源不绝。但目前希特勒德国的战备工作，几乎与战时的情形一样紧张而突飞猛进地进行着，它早已达到第三年或第四年的阶段了。而英国则只是在非紧急状态的基础上有所推进，而且规模也小得多。1938年到1939年，英国全部军事开支的总数是三亿零四百万镑，①而德国的军事开支至少有十五亿镑。在战争爆发前的这一年里，德国的军火生产的总产量可能比英法两国合起来的产量最少超过一倍，或可能超过两倍，而它的一些规模巨大的坦克工厂也已开足马力，全部投入生产。因此他们不断得到比我们多得多的武器。
①1937至1938年为二亿三千四百万镑；1938至1939年为三亿零四百万镑；1939至1940年为三亿六千七百万镑。
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被征服，协约国丧失了捷克军的二十一个正规师和已经动员的十五到十六个后备师，还失去了他们的山地防御工事；这条防线在慕尼黑危机中曾使德国不得不部署三十个师的兵力，或者说，德国的受过完备训练的机动部队主力。根据哈尔德和约德尔两将军在战后受审时的供词，在慕尼黑事件的部署中，在西线的德军兵力只剩十三个师，其中只有五个师是第一线的正规军。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陷落，我们无疑地等于损失了相当于三十五个师的兵力。
此外，捷克的斯科达兵工厂，这个中欧第二个最重要的兵工厂也让给了对方。这个工厂在1938年8月到1939年9月之间的生产量，与同期内英国各兵工厂的实际产量几乎相等。在全德国正在紧张地、几乎像在战时状态那样努力工作的时候，法国的劳工却早在1936年就已争得渴望已久的每周四十小时的工作制了。
更不幸的是，法德陆军实力的对比发生了变化。从1938年起，德国陆军不但在数量上和编制上以及后备队伍的积聚上每月都有所增长，而且在质量上及其纯熟程度上也是月月有所提高。随着装备的不断扩充，对官兵的训练和一般官兵在技术上的熟练程度也日益取得进展。而法国陆军却没有同样的进展和扩充。它在各方面都被德国超过了。在1935年，法国即使没有前协约国家的援助，可能不必经重大战斗就可以攻入和重行占领德国。到1936年，法国的压倒优势的实力还不至于成为疑问。我们现在根据德国方面的透露，这种情况到1938年仍然存在。德国最高统帅部正因为知道了它们自己的弱点，所以才曾极力阻挠希特勒采取各种行动，但正是这些成功的行动使希特勒声望增高。到我们现在正在探讨的慕尼黑事件后的这一年内，德国陆军虽然在有训练的后备队这个方面仍较法国为弱，但它的效率已达到很高的程度。而且由于军队的基础在于人口，而德国的人口又比法国多一倍，所以德国军队不论按照任何标准都将胜过法国，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以军队的士气来说，德国人也是占上风的。抛弃盟国，尤其是害怕战争，就会使任何一支军队的士气被削弱。
被迫屈服之感使官兵精神沮丧。在德国方面，信心、成功和力量日益增强之感，都激发了这个民族的战斗本能，而法国却自认虚弱，使法国各级官兵大为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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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开始赶上德国，使我们的地位有所改善。在1938年，用“旋风”式和后来以“喷火”式等新式战斗机替换如“斗士”式一类旧式双翼战斗机的过程还刚刚开始。1938年9月，我们只有五个中队配备了“旋风”式战斗机。而且，旧式飞机的储存和零件，因为此后不能使用，只好抛弃。在新式战斗机的装备上，德国远远走在我们的前面，他们已有为数甚多的“米式”109飞机，这是我们的旧式飞机无法与之相比的。在1939年整整一年中，由于我们有更多的配备新式飞机的中队，我们的情况有所改善。在那年的7月份，我们一共有二十六个新式战斗机中队，每架飞机装配八挺机关枪；只是因为时间关系还没有建立大规模的储存和替换零件。到1940年7月不列颠空战时，我们可以用来作战的新式战斗机一般有四十七个中队。
在德国方面，其实力增加的数字如下：
1938年 轰炸机 1，466架
战斗机 920架
1939年 轰炸机 1，553架
战斗机 1，090架
1940年 轰炸机 1，558架
战斗机 1，290架
德国空军的扩充，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事实上早在战争开始以前大部分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努力，比起他们迟了差不多两年。在1939年到1940年间，他们只增加百分之二十，而我们在现代战斗机方面增加百分之八十。1938年，我们在质量上差得太远，到了1939年，虽然对于这种不均衡的状况，我们曾努力补上了一些，但在1940年正式同德国较量时我们还是不行。
在1938年，伦敦是有可能遭受空袭的，我们对此竟毫无准备，实属可悲。不过，除非德国占领了法国和荷兰、比利时低地国家，取得了迫近我国海岸的必要基地，否则，决定性的不列颠空战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没有这些基地，他们就不能使用在当时航程尚短的战斗机来为他们的轰炸机护航。而在1938年或1939年，德军要击败法军还是不可能的。
德国用来突破法国阵线的大规模坦克的生产，是直到1940年起才开始的；法军在西线仍占优势，而东线的波兰又尚未征服以前，德国当然不能像后来在法国被迫投降后的情形那样，集中全部空军力量来对付英国。这还没有把俄国的态度或捷克斯洛伐克可能实行的抵抗估计在内。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时期空军实力的对比的数字提出来，但这些数字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我所写的结论。
据说我们因慕尼黑事件“获得”了一年的喘息时间，但根据以上所有的理由，英法两国同希特勒德国的对比，却远较慕尼黑危机时恶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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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在1938年一年内，希特勒把六百七十五万奥地利人，三百五十万苏台德人，总数在一千万人以上的居民、劳苦大众和士兵并入德国，置于他的专制统治之下。毫无疑问，这个可怕的力量对比是转而有利于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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