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艾登先生担任外交大臣和他的辞职_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外交大臣和首相——艾登和张伯伦——范西塔特爵士——我就西班牙问题和外交大臣的接触——尼翁会议——我们的通信——英国的成功——首相与外交大臣的意见分歧——哈利法克斯勋爵赴德国访问希特勒——我谢绝邀请——艾登自感孤立——罗斯福总统的建议——首相的答复——美国总统遭到拒绝，深表失望——张伯伦先生的严重责任——因罗马谈判问题艾登与张伯伦最后决裂——恰特韦尔的不眠之夜。

在英国的内阁中，外交大臣占有特殊的地位。他的崇高的和重大的职责使他受到特别的尊敬。但在他执行事务时，他通常是要受整个内阁，或至少受内阁中主要人物的审察的。他有责任使他们知道事情的进展。按照习惯和通例，他要把他的公事电报、驻外使节人员的报告以及他与外国使节或其他重要人物的谈话记录，在阁僚中传阅。至少，我在内阁的时候总是如此。特别是首相，他保持着这种审核权，他有权亲自或通过内阁来掌握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针，至少不能对他保密。任何外交大臣，如果没有首相经常支持，他就无法进行工作。为了使事情进行顺利，首相和外交大臣之间不但在根本原则上要取得一致，就是在看法上，甚至在相当范围内，在脾气上，也应该非常调和。如果首相本人对外交问题特别关心，那么他们两人之间的合作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艾登是鲍德温任内的外交大臣。鲍德温除了以渴求和平恬静的生活著称之外，并不积极干预外交政策。张伯伦却正相反，他对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想实施强有力的控制。他对外交问题抱有坚定的见解，他一上任就申明他有与外国使节讨论外交问题的当然权利。因此，他就任首相以后，就使外交大臣的地位发生了一种非常微妙但又可以感觉到的变化。

除此之外，两人在精神上和观点上又有一种深切的、虽然起先没有表现出来的分歧。首相希望同欧洲那两个独裁者保持友好关系，而且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和他们妥协，避免发生会得罪他们的事情。而艾登过去在日内瓦曾经号召各国联合起来反对其中一个独裁者而获得了声誉，而且，那时如果能让他自己决定的话，他可能合用战争边缘的手段，甚至还不只是边缘的手段来制裁独裁者。他是英法协约的忠实信徒。

他刚刚坚决主张英法两国举行参谋会谈。他很希望同苏联确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他认识到希特勒的危险和威胁。他对我国军备以及我国在外交上的反应的弱点感到不安。也许还可以说，我和他之间，自然除了他是一个负责官员这一点之外，在看法上几乎可以说没有多大出入。因此一开头我就看出，如果世界大局更为恶化，内阁里面这两个重要人物之间就很可能发生意见分歧。

此外，首相在同僚中，有一位看来是坚决赞同他的外交观点的人，这就是哈利法克斯勋爵。我和哈利法克斯之间的悠久的亲密的关系，始于1922年，那是在劳合·乔治首相时代，他担任我殖民部的次官；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始终没有损害我们两人之间的个人关系，虽则对他在印度总督任内的政策，我们之间曾发生过非常严重和持久的争论。我相信我很了解他，我深知在我们之间有一条鸿沟。同时，我也感觉到，在他和艾登之间，也同样有这一条鸿沟或类似鸿沟的东西。总的来说，如果张伯伦先生在组阁之初，就任命哈利法克斯为外交大臣，也许还明智一些。如果让艾登担任陆军部或海军部的职务，可能更为适当，而首相在外交部方面也早就可以有一个气味相投的自己人。在艾登和张伯伦合作期内，这种不祥的形势，逐渐不断恶化。

直到这时，和在许多令人焦虑不安的年份，范西塔特爵士是外交部的首席官员。他和霍尔——赖伐尔条约的意外关系，影响了新外交大臣艾登先生和许多政界人士对他的看法。

首相这时越来越信赖他的主要工业顾问威尔逊爵士，遇事都同他商量，其中许多问题还不属于他的业务范围。首相认为范西塔特是反德的。事实上他就是这样，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地认识到或预见到德国威胁的增长，没有人比他更愿意为了应付德国的威胁，使其他一切考虑都服从这个目标。外交大臣觉得他同卡多根爵士一起工作比较得心应手，卡多根也是一位声望很高和能力很强的外交官。因此到1937年底，范西塔特就已经知道他要调职了，而到1938年1月1日他就被任为“政府首席外交顾问”这一特任职位。这个新名义，对外界说是一种升职，而且实在也很像升职的样子，但在实际上，管理外交部的整个责任，已不再归他掌握了。他仍旧保持原有的那一间办公室，但外交部的电文现在必须连同该部的详细意见先行送交外交大臣，然后才由他过目。范西塔特不愿意当驻巴黎大使，在一段时期内继续处于这种超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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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夏季至该年年底，首相与外交大臣之间在方法和目标上的分歧逐渐扩大。促成1938年2月艾登先生辞职的一连串事件，都是按照逻辑规律逐步出现的。

最初的分歧点，是因我国与德意两国的关系引起的。张伯伦先生决定向两个独裁者苦苦哀求。1937年7月他邀请意大利大使格兰迪伯爵到唐宁街首相官邸。艾登先生知道他们进行会谈，但他没有参加。在会谈中，张伯伦先生说他希望改善英意关系。格兰迪伯爵向他建议，作为初步行动，如果首相能写一封信给墨索里尼作个人的呼吁，对局势也许会有好处。张伯伦先生坐下来。就在这次谈话中他写了这样的一封信，但没有把这封信通知这时正在离首相官邸只有几步远的外交部里的外交大臣就把它发出去了。这封信没有产生明显的结果。两国的关系因为意大利扩大对西班牙的干涉，反而日趋恶化。

张伯伦先生自认为他有一种个人的和特殊的使命，一定要同意、德两个独裁者取得友好的关系，而且也认为他确实能够建立这种关系。对于墨索里尼，张伯伦先生同意对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给予承认，作为全面解决两国纠纷的前提。

对于希特勒，他准备在殖民地问题上表示让步。而同时，他却很惹人注目地表示不愿意考虑改善英国军备的状况，也不愿意考虑英法两国之间在参谋部级或政治方面进行密切的合作。反之，艾登先生深信，如果与意大利达成任何和解，那么它必须作为包括西班牙问题在内的全面解决地中海问题的一部分，而且得事先取得法国对这件事的深切谅解。在谈判这种全面解决方案时，我们是否承认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地位，显然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一个重要筹码。在外交大臣看来，还没进行谈判就把这个条件去掉，表现出急于要谈判的样子，实属不智之举。

到了1937年夏季，这种分歧更显得严重了。张伯伦先生认为外交部阻挠他同德意两国进行谈判的尝试，而艾登先生则认为他的首长在设法同独裁者接近的过程中，尤其在英国军备十分薄弱的这个时期，表现得过分迫切。说实在的，在这两个人的见解中，存在着一种实际方面和心理方面的深刻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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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和政府有种种分歧，但我对外交大臣却有深切的同情。在我看来，他似乎是政府中最坚决和勇敢的人；虽然他在过去担任外交大臣政务秘书和后来担任次官时委曲迁就地做过的许多事情，都是我曾经攻击过而且至今还加以攻击的。但我确实知道他的本心是不错的，而且他自己也掌握了问题的根蒂。在他一方面，外交部每举行宴会他必定邀请我出席，我们常有书信往来。这样做当然并没有什么不妥。按照很久以来的习惯，外交大臣总是同当时政治上的重要人物保持接触，广泛地讨论各项国际问题的。艾登先生不过是按先例办事罢了。

1937年8月7日我写信给他说：

西班牙问题打断了我们的思路。在我看来，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使勃鲁姆同我们一样严守中立。即使德国继续支持叛军一方，苏联以金钱供给政府一方，我们仍然要采取中立态度。如果法国政府帮助一方反对叛军，那就会成为德国人和亲德分子的天赐良机了。如果你有余闲，请读读我在星期一《旗帜晚报》上发表的文章。

我在这篇文章里写道：

只有在双方都有对有不对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最激烈的争执。在西班牙，一方是贫穷落后的无产阶级热情，要求推翻教会、国家和私有财产，创立一个共产主义的统治。另一方是爱国主义的、信宗教的和资产阶级的势力，他们得到许多省份的农民的支持，在陆军的领导下，正在逐步建立军事独裁来恢复秩序。双方都怀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对方施加残暴的和无情的屠杀；令人寒心的仇恨一发不可收拾；双方在信仰上利益上势不两立。所有这些，使无论哪一方取胜，接着大有可能把失败一方的积极分子无情地加以全部杀光，从而开始一个长期的专制统治时期。

到1937年秋季，我和艾登在反对轴心国积极干涉西班牙内战这个问题上，虽然通过不同途径，却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只要他采取坚决的行动，即使行动规模不大，我在下院中总是支持他的。我很清楚地知道他在内阁里同他的一些高级同僚和首相之间发生了摩擦。我知道，假使他没有受到制约，他一定可以做出更果敢的行动。八月底，我们在戛纳，有过多次的见面，有一天我在戛纳到尼斯之间半路的一家饭店请他和劳合·乔治一起吃饭。我们的谈话涉及许多问题——西班牙的冲突、墨索里尼一贯的背信弃义和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

最后自然也谈到德国势力日益强大的黑暗情景。我那时想，我们三个人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外交大臣对他同他的首长和同僚的关系，自然是讳莫如深，在谈话中没有提到这个微妙的问题。他的态度可说是再正确不过了。不过，我可以断言，他在他这个重要岗位上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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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地中海方面出现了紧张形势。艾登以坚决而巧妙的手腕处理了这个危机，获得了解决。事件解决的经过可以说明我们所主张的路线是正确的。事情是，有一队商船给所谓西班牙的潜水艇击沉了。实际上这些潜水艇当然不是西班牙的而是意大利的。这是十足的海盗行为，立即激起知道这件事的人去采取行动。9月10日地中海各国在尼翁举行会议，外交大臣由范西塔特和 ※　　　　　　　 ※　　　　　　　　 ※

外交大臣当然不能以张伯伦先生拒绝美国总统建议这一事件而提出辞职。罗斯福先生有心使美国介入欧洲的阴暗舞台，这实在使他在国内政治上冒了极大的风险。来往的电文，只要其中任何一部分稍有泄露，国内所有的孤立主义势力就一定对总统群起而攻之。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在充满着仇恨和恐惧的欧洲场面上出现，那么，对延缓或者甚至防止战争的发生，实在是再好没有了。就英国而论，这几乎可以说是生死存亡的问题。现在没有人在事后能估计出它对奥地利事势的演变以及对慕尼黑的局势究竟会发生什么影响。我们必须认为，这次拒绝了美国的建议——事实上确是拒绝了，也就失去了用战争以外的方法使世界免于暴政的最后一点点机会。眼光短浅而且对欧洲局势又不熟悉的张伯伦先生，竟然妄自尊大到如此程度，拒绝了从大西洋彼岸伸过来的援助之手，时至今日，看起来仍令人感到惊讶。一个正直干练的好心人，负责掌握国家命运和掌握依靠国家的一切人的命运，却在这个事件中表现得毫无分寸，甚至连自己的观念也没有，说起来实在可悲。即使到了现在，人们也很难设想出，当时究竟是什么心理状态使他采取那样的外交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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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后面还要讲到，在慕尼黑危机时对俄国的合作建议的处理经过。当时，我们不仅疏忽了自己的防务，又想方设法去削弱法国的防务，后来我们和这两个大国的关系搞得逐渐疏远，而这两个大国的最大努力，又正是保存我们的生命和他们自己的生命所必需的。假如当时英国人曾知道而且认识到这些事情，恐怕历史的发展就完全不同了。但当时一天一天都好像过得很顺利。在十年以后的今日，就让过去的教训作今后的指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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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先生在1月25日赴巴黎与法国进行磋商。这时他对前途的信心一定已经减弱了。现在一切都以接近意大利是否成功而定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给美国总统的复信中曾着重地加以说明。法国政府极力向艾登先生表示，西班牙问题必须列为全面解决对意关系问题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艾登无须多说就完全同意。2月10日，首相和外交大臣接见格伦迪伯爵。当时格伦迪宣称意大利原则上准备开始谈判。

2月15日，消息传来说，奥地利总理许施尼格被迫接受德国的条件，任命纳粹主要人物赛斯——英夸特为内政部长和公安部长，参加奥地利内阁。这一严重事件，并没有消除张伯伦先生和艾登先生之间的紧张关系。2月18日，他们再度和格伦迪伯爵会面。这是他们两人在公务上最后一次合作。

意大利大使既拒绝讨论意大利对奥地利的立场，也拒绝考虑英国所提的撤退在西班牙的志愿军，或所谓志愿军（就是指意大利的五个师的正规军）的计划。格伦迪要求在罗马举行一般性的会谈。首相早有此意，而外交大臣则强烈反对这一步骤。

此后就是冗长的磋商和内阁里的会议。关于这些，现在已经公布的唯一权威记述，就是《张伯伦先生传》这本书。据法伊林教授说，首相“让内阁知道，到现在，不是艾登辞职就是他自己辞职”。法伊林从获准利用的若干日记和私人函件中引述首相下面所说的话：“我认为必须把话说明白，我不能接受任何意义相反的决定。”法伊林写道：“内阁一致同意首相的意见，虽然有一些保留。”我们不知道这些话是在什么时候怎样在冗长的会议上提出的，但在最后，艾登先生终于很简单地提出了辞职。理由是他不能同意在这个阶段中和在这些情况下举行罗马会谈。他的同僚们对他提出辞职都感到十分诧异，法伊林先生说他们“大为震动”。他们不知道外交大臣和首相之间的分歧已经到了非破裂不可的程度。显然，如果他们知道这件事会牵涉到艾登先生的辞职，那就将成为一个会引起更大和更广泛的争论的新问题。然而，他们专门讨论了这件引起争议的事情的是非曲直。那一整天的其余时间则用来极力使外交大臣改变初衷。张伯伦先生对内阁的苦恼也很难过。“看到我的同僚这样地感到吃惊，我提议休会，明天再继续举行。”但艾登认为再找什么表白的话也没有用。到20日的午夜，他的辞职最后决定下来。首相说，“依我看，他是很光荣的。”哈利法克斯立即被任命为外交大臣。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338页。

外面当然事先也知道内阁发生了严重分歧，虽则原因还不清楚。我早已听到一些消息，但很小心没有告诉艾登先生。

我希望他在充分确立他的理由之前，无论如何不要辞职，以便他在议会的许多朋友有机会把问题揭露出来。但这时的政府是那么强大和高高在上，所以这场斗争只好在内阁密室中，主要在两个人之间去解决了。

2月20日深夜，我坐在恰特韦尔庄园我的那间老房间里（像我现在常常坐在那里一样）。我接到一个电话，告诉我说，艾登已经辞职了。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一时间，我被失望的暗潮所淹没。在我漫长的一生中，经过多少盛衰荣辱。在不久就到来的战争期中，甚至战时最黑暗的日子里，我的睡眠从来没有成过问题。在1940年的危机中，那时我身负许多重任，以及在后来五年中，常常遇到令人焦灼和极其棘手的事情，但在一天的工作做完之后，还是能够一躺下就睡着——当然，要是有紧急的事情就叫我起来。我总是睡得很香，醒来神志清爽，没有什么感触，胃口很好，把早上送上来的早点盒里的东西，不管什么就狼吞虎咽地吃掉。

但现在，在1938年2月20日之夜，也只有在这一夜，我睡不着了。从半夜直到天明，我躺在床上，心里又难过又担忧。

眼前是一个坚强的年青人，他巍然屹立，顶住那股长长的、忧郁的、慢吞吞地流过来的潮流。那是一股毫无主见、动不动就屈服的潮流，也是估计错误、冲击微弱的潮流。如果让我来处理他的事，在许多方面一定会和他不同；但这个时候，在我看来，他代表英国民族的全部希望；而这一个伟大古老的英国民族，曾对人类有过许多贡献，今后仍将有所贡献。现在这个人却离开他的职位了。我凝视着阳光慢慢地穿过窗户，在我的内心中看到了站在我前面的“死神”的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