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用于重整军备的间歇期。西班牙_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1936——1937年

英国的对外政策——新霸主——国际联盟——两年的间隔——1936年6月6日我对供应机构问题的备忘录——西班牙内战——不干涉政策——反共产国际公约——鲍德温先生的“坦白”发言——武力与国联盟约并重——艾伯特会堂的集会——英王爱德华八世逊位——鲍德温先生的智慧——英王乔治六世登基——英王来信——鲍德温先生退休——张伯伦先生任首相——内阁的变动——鲍德温与张伯伦——与里宾特洛甫的一次谈话。

我不妨在这一章里说明一下我多年以来所遵循的并仍将继续遵循的英国欧洲政策的原则。1936年底，保守党外交委员会请我做一次秘密演说，这是我对这些政策原则的最好的表述。

“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低地国家①落入这个国家的手中。从历史上来看，在这四个世纪中，人和事，环境和情况已发生了许多变化，而这个目的却始终如一，这是世界一切种族、民族、国家或人民的历史记载中最突出的事情之一。还有，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英国总是走较艰难的道路。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相对抗，在威廉三世和马尔巴罗领导下反对路易十四世，反对拿破仑，其后又反对德国的威廉二世。在那些时候，如果英国参加较强大的一方，分享其胜利果实，那是不但轻而易举，而且有极大的引诱力的。然而，我们总是走较艰难的道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这样，我们就保住了欧洲的自由，保护了欧洲的生气蓬勃和变化多端的社会的成长。经过这四次极其重要的战争之后，我国就以日益增高的声誉和日益扩大的帝国而出现于世界，而低地国家的独立也受到保护，安然无恙。这是英国对外政策的不自觉的优秀传统。在今天，我们的思想就是以此为基础的。我不知道有过什么事情曾改变或减弱我们祖先所遵循的正义、智慧、勇气和审慎。我不知道在人性中出现过什么事情使他们的结论的可靠性有丝毫减损。在军事、政治、经济或科学上，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会使我感到我们的能力比不上他们。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使我感到我们不会或不能够在这一条道路上迈进。我之所以向你们冒昧提出这个具有极大普遍意义的命题，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接受这个命题，则其他一切问题就变得简单而明确了。

①指荷兰和比利时。——译者

“请注意，英国的政策并不考虑企图称霸欧洲的国家究竟是哪一个国家。问题不在于它是西班牙，还是法兰西王国，或法兰西帝国，是德意志帝国还是希特勒政权。这个政策与这个国家是什么国家，谁当统治者都毫无关系；它唯一关心的是谁是最强大的，或具有支配力量的暴君。因此，我们不要怕别人说我们亲法反德。如果情况改变，我们同样可以亲德反法。这是我们正在遵循的国际政策规律；它不是根据偶然的情况，或因为主观上愿意或不愿意，或者以某种别的什么感情来决定的权宜之计。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今天究竟哪一个国家是最强大的，是力图用暴力和危险的手段来称霸欧洲的呢？在今天，在这一年中，或者到1937年的前半部，法国陆军是欧洲最强大的，但没有人会害怕法国。大家都知道法国只希望没有人去打扰它，它保有陆军只是为了自卫。大家都知道法国人是爱好和平的，而且对邻国感到恐惧。他们勇敢、坚决，也爱好和平，但对自己的处境焦虑不安。他们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实行自由的议会制度。

“另一方面，德国并不害怕别国。它正在以德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来扩充军备。它由一小撮洋洋得意的亡命之徒领导着。在这种专制统治之下，经济日益困难，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他们很快就不得不在经济财政崩溃和内乱，或者发动战争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而这个战争，其唯一的目的，以及如果取胜的话，其唯一的结果，就是纳粹统治下的德意志化的欧洲。所以，我认为过去发生的情况现在又再度出现了，而要拯救我们的国家又必须再一次联合欧洲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必要时挫败德国的霸权。因为，请相信我，假使西班牙、路易十四、拿破仑、德皇威廉二世曾得我们的帮助而成为欧洲的最高统治者的话，那么，他们在取得胜利之后也会掠夺我们，使我们陷于微贱和贫穷的境地。我们应该以维护不列颠帝国的生存和绵续，以及这个岛国的伟大作为最崇高的责任，而不要被理想世界的幻想引入歧途，其实这只不过是让别国的更坏的统治进入我们的国土，让他们来支配我们的命运罢了。

“在这个阶段中，国际联盟这个广泛的概念和极端重要的机构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国际联盟实际上是英国的概念，它和我们以前的一切方法和行动极其和谐一致。还有，它和一般的是非观念以及我们历来遵循的以遏制主要侵略国为基础的和平的观念，也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所盼望的是法治，是各国之间和各国之内的自由，而在以往，我们的荣誉、伟大和文明的缔造者们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进行战斗，并历尽艰难来赢得胜利的。英国人民的极其宝贵的理想，就是国际法的法治以及以法律和正义为根据进行耐心讨论以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我们不要低估这些理想对现代英国民主政治的巨大作用。人们还不知道几世纪以来这些种子已经在劳动人民的心中播下。它们牢牢地扎根在劳动人民的心中，就像他们对自由的热爱一样牢固。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理想，因为它们是这个岛国的素质的精华。所以我们相信，支持和加强国际联盟将证明是维护我们岛国的安全的最好方法，也是维护我们向来认为同我们利益息息相关的伟大的人类事业的最好方法。

“我的三个命题是： 我并不期望他要同我合作，在这个时候他和我共事恐怕是不明智的。在对待当前的重大问题上，他的观点和我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让一个有生气、有才干的行政人材当权，我也是很高兴的。当他任财政大臣时，他提出了征收少量的国防捐税的财政上的建议，但不为保守党所接受，当然更受到反对党的抨击，招了麻烦。他一就任首相，我就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演说，目的是使他从不堪忍受的处境中摆脱出来，而又不损害他的尊严。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论在公事上和私事上，都始终保持冷淡、随便和客气。

张伯伦先生对内阁只作很小的变动。过去在陆军部的事情上，他曾同库珀先生有意见分歧，而这次他却提升库珀先生担任海军大臣这个极其重要的职位，使库珀先生大为惊异。

库珀先生早年曾在外交部工作。首相显然不知道他的这位新任海军大臣对欧洲舞台的看法。而使我感到惊异的是，霍尔爵士刚刚获得为实行海军计划所需的大笔经费，竟然愿意离开海军部改任内政大臣。看来霍尔认为在广泛的人道主义的意义上来改革监狱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时行的题目。他的家庭与著名的伊丽莎白·弗赖①有关系，因而他对改革监狱有着强烈的感情。

①十九世纪英国的监狱改良者。——译者

我不妨在这里把鲍德温和张伯伦这两位首相作一番比较的评价。我很早就认识他们，而且在他们之下工作过或即将担任工作。鲍德温是一个比较聪明、理解力又比较强的人，但缺乏细致的行政才能。他对国外的事情和军事方面的事情都不大熟悉。他对欧洲知道得很少，而他所知道的又并不使他感兴趣。但他对英国的政党政治却有深刻的认识，在很大的程度上他反映着我们这个岛国民族的一些长处和许多短处。

他以保守党领袖的身分参加过五次大选，三次获胜。他善于等待事态的发展，而且能够在不利的批评下保持冷静。他的特别巧妙之处就是使事态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并且有当机立断之才。他似乎使我想起历史给我们留下来的关于罗伯特·沃波尔爵士那种印象，当然现在没有十八世纪的腐败情况；他们二人主宰英国政治的时间几乎都那么长。

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则是一个极其精明能干、固执而自信的人。他和鲍德温不同，他认为他对欧洲整个局势，甚至对整个世界都了如指掌。我们现在有的是在他所深信的政策的限度之内的精细而锋利的效率，而不是模糊的但又顽固的直觉。他不论任财政大臣还是任首相，都严格控制军事开支。

在他的任期内，他是一切紧急措施的最有力的反对者。他对当代国内外所有的政界人物都有明确的判断，他认为他完全能够对付他们。他脑子里充满着这样的希望：他要作为一个伟大的和平缔造者而永垂史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准备不顾实际情况而继续奋斗到底，不惜使他和他的国家冒极大的危险。可惜他卷入了其力量绝非他所能估量的洪流中，遇到了他毫不退缩但又无法抗衡的旋风。在大战爆发前的几年中，我想，和鲍德温共事，就我对他的认识而论，恐怕比和张伯伦共事要顺利些；但是，除非到最后不得已的时候，他们都从来不愿意和我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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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7年的一天里，我和德国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有过一次会晤。当时我每隔两周发表一篇文章，在其中的一篇里，我曾提到他的有些演说被人误解。我当然在公共场合见过他。

现在他问我愿否去看他，和他谈谈话。他在德国大使馆楼上的一个大房间里接待我。我们谈了两个多钟头。里宾特洛甫非常有礼貌地接待我。我们纵谈欧洲大局，包括军备和政策问题。他对我所说的话，主要是德国谋求英格兰（在欧洲大陆人们还是经常把我们叫做“英格兰”）的友谊。他说他本来会当德国外交部长的，但他请求希特勒让他到伦敦来，以便为缔结英德协约甚至英德联盟作详细的说明。德国将维护不列颠帝国的伟大和广阔的领土。他们可能要求归还德国的殖民地，但这显然是无关重要的。德国所需要的只是英国不干涉它向东欧扩张。它必须为它的日益增长的人口寻求生存空间，因此它必须吞并波兰和但泽走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对七千万人口的德国的未来生存，是必不可少的。有求于不列颠联邦和帝国者，只是不干预而已。墙上挂着一幅大地图，大使几次引我到地图前面来说明他的计划。

我听到这些话之后，我立即说，我可以肯定，不列颠政府不会任由德国在东欧自由行动。我们同苏联的关系的确很不好，我们和希特勒一样憎恨共产主义，但他也许知道得很清楚，即使保住了法国，英国也不至于对大陆命运如此漠不关心，以致任由德国取得中欧和东欧的霸权。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正站在地图前面，里宾特洛甫突然转身走开。然后他说：“要是这样，战争就不可避免了。没有别的出路了。

元首已下了决心。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也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于是我们回到椅子旁坐下来，那时我不过是个普通议员，只是有些名望罢了。我当时认为我应该对德国大使说——事实上我很清楚地记得我说：“你讲到战争，当然这将是全面的战争喽。你不要低估英国。它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外国人很少能够了解它的思想。不要以现在执政的政府的态度来评判它。一旦有一种伟大的事业呈现在英国人民之前，这个政府和不列颠民族就会采取意料不到的行动。”我重复说：“不要低估英国。它是很聪明的。如果你们使我们被迫投入另一次大战，英国就会带动整个世界来反对你们，就像上次大战那样。”说到这里，大使激动地站起来，说道：“啊！英格兰可能是很聪明的，可是这一次它不会带动全世界来反对德国的。”我们把话题转到轻松的事情上，随后就没有发生什么可记录的事情了。这一次谈话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因为当时我向外交部作了汇报，我觉得可以在这里记下来。

后来当里宾特洛甫接受征服者对他一生的审判时，他竟肆意歪曲这次谈话，还要求传我去作证。如果我真的被传去作证的话，那么我说的就只是现在所写的这些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