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
英国的新气氛——希特勒可以随意动手了——法苏协定的批准——莱茵兰与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3月7日希特勒重占莱茵兰——法国的犹豫——弗朗丹访问伦敦——英国的和平主义——弗朗丹与鲍德温——威格拉姆的忧虑——希特勒得到证实和胜利——国防协调大臣——英斯基普爵士的选择——焉知非福——我对国联的希望——艾登主张与法国举行两国参谋会谈——德国在莱茵兰设防——我在议会提出警告——布利特先生在战后的揭露——7月11日希特勒对奥地利的保证。
1936年1月底我回到本国,那时我觉得英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气氛。墨索里尼之征服阿比西尼亚和他所采用的野蛮方法,霍尔—赖伐尔谈判的冲击,国际联盟的失败,“集体安全”的明显崩溃,凡此种种,不但使工党和自由党改变了态度,而且使那些只是在七个月以前还参加“和平投票”的一千一百万人所代表的用心善良但至今不起作用的舆论也改变了态度。所有这些势力,现在都准备好好地考虑进行反法西斯和纳粹暴政的战争的问题了。使用武力,已不再被认为是不合法的思想,而且在成千成万酷爱和平的人民群众的心目中,甚至在以前曾以和平主义者自豪的许多人的心目中,都逐渐被认为是一个决定性的手段,但是根据他们所信奉的原则,只能在国际联盟的提倡和批准之下才能使用武力。两个反对党虽然继续反对重整军备的措施,但在很大程度上已打开了取得一致意见的大门。如果英国政府能够顺应时势,恐怕它已经能够领导一个团结的民族,以共同赴难的精神,推进整个战备工作了。
政府墨守他们的中庸政策,只是采取一些不彻底的措施,只求平安无事。他们还不去利用目前国内彼此日益协调的精神,使我感到很奇怪。他们本来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大大提高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取得扩充国家实力的权力。鲍德温先生却并无此意。他衰老得很快。他在选举中获得巨大的多数,保守党又安静地在他的掌握中,因此他就高枕无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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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让希特勒的德国重整军备,又没有受协约国和其他有关国家的积极干涉,那么 写一本内容充实的大书,好像有一个朋友和伴侣在身边,可以时常从他那里得到安慰和欢乐。同他在一起,可以使人心中出现一个新奇广大的兴趣领域,因而也更觉得引人入胜。
当然鲍德温先生有他充分的理由来用尽他的一切权力,以对付一个曾经不断无情揭露他的错误的人。不但如此,他是一个非常机警的党务领导人,念念不忘党内的多数,着眼于使他能够在两届选举之间过安定的日子。他并不需要我这种搅扰得人人不安的帮助。他无疑地认为在政治上他已经给我一个致命的打击,我也觉得他或许真的成功了。行动的后果,不论是聪明的或愚蠢的行动的后果,也不论是善良的或恶意的行动的后果,是多么难以预料的啊!然而,假使没有这种无法估计的和无穷无尽的变幻,人生的戏剧就会变得索然寡味了。鲍德温先生和我一样,当时也不知道他帮了我一个大忙。他使我没有卷入其后三年内阁所有的妥协和不尽责之事中;假使我当了大臣,那么,打起仗来,就得要对必定被证明是极不充分的国防工作负直接的责任了。
我当时遇到在表面上似乎很不幸但其结果却对我有利的事情,这并不是 我们现在知道,德国外交部长纽赖特在1936年5月18日,曾经非常坦白地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布利特先生说,德国政府的政策,非等到把莱茵兰消化了以后,在外交上不做任何积极的活动。他解释说:在德国把接着法国和比利时边界的国防线建设好以前,德国政府不但不会鼓励,而且会阻止奥地利境内纳粹党人的暴动。他们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将采取平静无事的方针。他说:“一旦我国的防御工事建成,中欧各国就会认识到法国已不能进入德国领土。这时所有这些国家就会对他们的外交政策有不同的看法,一个新的集团就会兴起。”纽赖特又对布利特先生说,奥地利的青年已逐渐转向纳粹,纳粹党统治奥地利已不可避免,这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但关键在于完成接邻法国边境的防线,不然的话,如果德国和意大利发生争端,就会引起法国进攻德国。
1936年5月21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演说中宣称:“德国并不想也不希望干涉奥地利内政,或吞并奥地利,或造成一个德奥合并的局面。”1936年7月11日,他和奥地利政府签订了一个条约,同意不采用任何方法来影响奥地利内政,特别是对奥地利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不给予任何积极支持。这个诺言发表后不到五天,德国就有秘密训令传达到奥地利境内的国社党,叫他们扩大并加强他们的活动。同时,德国的参谋部也奉希特勒的命令,草拟了占领奥地利的军事计划,准备时机一到就立刻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