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被蝗虫吃光的年代①_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1931—1935年

麦克唐纳—鲍德温联合政府——印度的瓦解——全德国的大动荡——兴登堡与希特勒——施莱歇作为补缺者失败了——希特勒当上总理——1933年2月27日国会失火——希特勒在选举中获得多数——新主人——质量上的裁军——1932年的德国——1933年英国空军预算——军备状态的均等——“麦克唐纳计划”——“感谢上帝幸亏有法国陆军”——希特勒退出国际联盟——纽约历险记——在恰特韦尔庄园的宁静生活——一些聪明的朋友——马尔巴罗的古战场——“普齐”——保守党的态度——远东的危机——日本进攻中国——责有攸归。

①四年后，精通《圣经》的国防协调大臣英斯基普爵士引用《圣经》上一个生动的说法，把他接任工作的前一段凄凉的时期称为“被蝗虫吃光的年代”（《旧约》约珥书， 1931年大选所产生的英国政府，在表面上是英国历史上最强的政府，而实际上却是最弱的政府。首相麦克唐纳同他毕生致力创设的工党发生分裂，双方的对立情绪很深。他的政府，在名义上是联合政府，但事实上是保守党人占优势，因此，他虽身居政府首位，但倒也觉得清闲。鲍德温先生宁取实权，不在乎形式；他退居幕后掌握大权。外交大臣一职由约翰·西蒙爵士担任，他是自由党的领袖之一。内维尔·张伯伦先生主持内政部主要工作，他不久就继斯诺登先生任财政大臣。工党因未能解决金融危机而大受责难，在选举中惨遭严重打击，现在由极端和平主义者乔治·兰斯伯里负领导之责。在这个政府从1931年8月至1935年11月这四年多的执政时期内，欧洲大陆的整个形势已翻转过来了。

在新议会 在这几年中，我时常见到牛津大学实验哲学教授林德曼。

他早就是我的老朋友了。我在 我和拉尔弗·威格拉姆也建立了友谊，那时他是外交部的红人，是外交事务的中心人物。他在部里达到了有资格对政策发表负责意见的地位，对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接触，他可以有范围很广的自由处理权。他是一个惹人欢喜和什么都不怕的人，他的以深奥学识为基础的信念，成了他生活中的支配力量。他同我一样清楚地看到，可怕的危险日渐迫近我们，但他比我有更为确实的情报。这种共同的认识促使我们彼此接近。我们常在北街他的小房子里聚会，他和他的夫人也常去恰特韦尔我的家里。同其他高级官员一样，他以充分的信任来同我谈话。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形成和加强对希特勒运动的看法。那时我在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已有许多联系，这使我能够给他相当数量的情报，供我们共同研究。

自从1933年以后，威格拉姆对政府的政策和事态的演变深感忧虑。虽然他的上司对他的能力日益器重，而且他在外交部的影响亦有所增长，但他还是一再想辞职。他的谈话非常有力量而得体，凡是曾经和他接洽过重要事务的人以及其他许多人，对他的见解都越来越重视。

※　　　　　　　 ※　　　　　　　　 ※

在好些年，我竟然能够在这个小圈子里进行透彻而深刻的讨论，对于我，也许对于国家，都有重大的价值。而在我这方面，也收集和提供了大量的国外情报。我和法国几个部长以及法国政府历届元首都有密切的联系。那位《晨邮报》著名社论作家的儿子伊恩·科尔文，是《新闻纪事报》驻柏林的记者。他深深进入到德国政治之中，同德国几个重要的将军以及一些看出希特勒运动将招致国家毁灭的性格高尚的有身分的人，发生极为秘密性质的接触。有几个德国上层人物从德国来找我，向我倾吐他们内心的愤慨和痛苦。这些人，大多数在战争时都给希特勒处决了。我也从其他方面来查证和提供关于我们整个空防局势的资料。这样，我就和许多内阁大臣一样熟悉情况了。我从各方面得来的材料，尤其包括从国外联系中得到的材料，我都经常向政府报告。我同各位大臣和许多高级官员的个人关系，是密切而无拘束的；我虽常常批评他们，但我们之间仍旧维持同志式的精神。在下文就可以看到，他们正式让我看了许多极其机密的资料。从我担任政府高职的长期经验中，我也知道一些国家的绝密材料。所有这些，使我可以不凭报纸所载消息来确定和保持我的见解，虽则明眼人从报纸上亦可窥索出许多问题。

在威斯敏斯特议会里，我继续提出印度问题和德国威胁问题这两个主题。我时常在议会发表警告性的演说。这些演说虽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不幸并没有使挤在一起的迷惑不安的两院听众有所醒悟而行动起来。关于德国威胁的问题，同对印度问题一样，我在议会中找到一群朋友合作。它的组成分子与“保卫印度同盟”不大相同。奥斯汀·张伯伦爵士、罗伯特·霍恩爵士、爱德华·格里格爵士、温特顿勋爵、布雷肯先生、克罗夫特爵士，以及其他几个人，组成了我们的集团。我们经常定期聚会，基本上汇集了我们的情报。大臣们对于这一个由他们自己的拥护者和以前的同事或上司所组成的有影响的但并非不友好的团体，还是颇为重视的。我们随时可以引起议会的注意和发起正式辩论。

※　　　　　　　 ※　　　　　　　　 ※

请读者原谅，让我以较轻松的心情讲一讲我个人的一件题外事情。

1932年夏季，为了写我的《马尔巴罗传》，我访问了他曾在尼德兰和德国打仗的古战场。我全家连同“教授”一起同行，沿着1705年马尔巴罗从尼德兰到多瑙河的著名行军路线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我们在科布伦茨渡过莱茵河。当我们一路经过这些美丽的地区，经过一个又一个古代名城的时候，我很自然地去打听希特勒运动的事情，我发现这是每一个德国人心目中的最主要的事情。我感受到希特勒的气氛。我在布伦海姆的田野走了一天之后，乘车到慕尼黑，在那里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

在里吉纳旅馆里，一个不速之客来拜访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他是汉夫施滕格尔先生，他说了一大堆关于“领袖”的事，看来他同领袖有密切的关系。看上去他是一个精神饱满而又健谈的人，操着流利的英语，因此我就邀请他共进晚餐。

他给我们生动地讲述希特勒的活动和见解，他说得好像着了魔似的。他很可能是受命来同我接触的，显然一心要博取我的喜欢。吃完饭后，他走到钢琴旁边，又弹琴，又唱歌，弹唱了许多曲子，果然别具一格，我们得到极大的享受。他似乎完全知道我所喜欢的英国歌曲。他是一位极会应酬的人，而且当时我们也知道他是领袖所宠爱的人。他说我应该见见希特勒，而且再便当没有。希特勒先生每天五点钟左右都到旅馆来，一定很愿意和我谈谈。

当时我对希特勒并不抱有什么民族偏见。关于他的理论或著作，我只略有所闻，而对于他的为人，更是不了解。在国家战败时奋起的人我都很钦佩，即使我是他的对立面。如果他愿意，他自然有做一个爱国的德国人的充分权利。我一向要求英国、德国和法国都和睦相处。当我和汉夫施滕格尔谈话时，我随便说起：“你们的领袖为什么对犹太人这样残暴？

愤恨那些干过坏事或反对国家的犹太人，我是能够完全理解的；如果由于他们在生活的任何方面想实行垄断，因此加以反对，这也是我所能理解的，但是，单单为了一个人的血统便加以反对，这是什么意思呢？任何人对自己的血统，又怎么能够自己作主呢？”他一定把我这番话转告希特勒了，因为到 中国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虽然它没有付清应缴纳的款项。它向国际联盟呼吁，完全是正义的。1931年9月30日，国际联盟要求日本把军队撤出满洲，12月，还指派了一个调查团赴当地调查。李顿勋爵被任命为该调查团的主席。他是名门世家的后裔。他过去曾任孟加拉省长和印度代理总督，在东方有过多年的经验。调查团一致通过的调查报告，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文件，是认真研究中日冲突的基础。满洲事件的全部背景，在报告中有仔细的叙述，提出的结论是明明白白的：满洲国是日本参谋部的人为产物，这个傀儡国家并不是根据人民的愿望而成立起来的。李顿勋爵及其同僚在他们的报告中，不仅分析了形势，而且提出了国际解决的具体建议。这就是宣布满洲自治，但它仍是中国的一部分，受国际联盟的保护；此外由中日两国订立一个全面的条约，规定两国在满洲的权益。国际联盟虽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这并无损于李顿调查报告的价值。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就这个文件写道：“它立刻成为、并且迄今仍然是报告所涉及的问题的极为公正的权威。”1933年2月，国际联盟宣布不能承认满洲国。国际联盟没有对日本进行制裁，也没有采取任何其他行动，日本却于1933年3月27日退出国际联盟。在上次大战中，德国和日本各在对立的方面；而现在则以完全不同的心情，彼此情投意合了。正当世界局势非常需要国际联盟的活动和力量的时候，国际联盟在道义上的权威却显出缺乏任何实质上的支持。

※　　　　　　　 ※　　　　　　　　 ※

我们必须认为，在这个性命攸关的时期里，不仅英国这个基本上由保守党执政的联合政府的行为，而且政府内外的工党或自由党人的行为，都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他们陶醉于悦耳的陈词滥调，而不愿正视不愉快的事实；只求哗众取宠，获得选票，而不顾国家的根本利益；真心诚意地爱好和平，可悲地相信单凭一心热爱就能为和平奠定基础；联合政府中两党的领袖显然都是理解迟钝；鲍德温先生对欧洲的情况毫无所知，一提到欧洲问题就感到厌烦；强烈的和平主义情绪支配着当时的工党；自由党人又热衷于不切实际的想法；

昔日的战时伟大领袖劳合·乔治未能继续为他的事业奋斗，甚至比这一情况更糟；全部做法都获得两院的压倒多数的支持：所有这些就勾画出一幅英国的昏庸愚昧、萎靡不振的形象。其中虽无诡诈，但罪责难逃；虽无恶意或阴谋，但对世界之陷入恐怖和悲惨的境地却起了明显的作用。这种恐怖和悲惨的情况，就当时已显示出的程度来说，已是人类经历中无可比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