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法国：第三等级的胜利_法律与资本主义兴起

《拿破仑法典》是在法国共和 路易十四1661年至1683年的财政大臣柯尔伯，在上述种种事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柯尔伯出生于相当富有的商人家庭，开始从政便投效于路易十四的顾问马萨林，他在1661年逝世以前一直是法国最有权势的人。古伯谈到柯尔伯时曾说道：

他年轻时就被马萨林挑选出来，紧紧追随马萨林就像从前萨林追随黎希留一样，不知倦怠地为他效劳，甚至奴颜媚婢监管他的膳事。他处在一种令人钦羡的地位，可以获悉马萨林和国家一切情事，从而也可谋办他自己的事情。他意志坚韧，有巨大工作耐力，喜爱秩序，富于行政经验，思想虽然有时谬误但很清晰，而且极其贪得无厌。只有这最后一个特点才算是代表了他那个时代。

柯尔伯毋须创新，他只消留意英国和荷兰的经济发展榜样并试行了解法国何以落后就够了。他的解决方案就是以英国为榜样而由国家赞助的重商资本主义，以图既能使资产阶级获利，又起到增强国家财政、政治和外汇地位的作用。

为了发展国内生产体系，以及建立本国制造业和殖民地甘蔗和咖啡种植园产品的出口贸易，柯尔伯尽力使某些贸易部门能成立贸易法团，授予它们王室特许状和有保证的垄断权 ——国王由此勒取了丰厚的贡赋。王室补贴再加上对新式贸易和制造业有利的法律革新，将许多金融家和富有的资产者吸引到这两个领域中来。资产阶级发家致富的样板——三代之内从经商到置地再到成为贵族——已开始改变。不愿投资而宁愿向国王放款以换取一部分国家税收“承包”权的金融家，都受到引诱而改变了主意。经营商业和从事制造业的资产阶级在柯尔伯当政年间获得优惠，直到 18 世纪仍继续兴旺发达，成为法国政治生活中的强大力量。孟德斯鸠出身于他们之间，伏尔泰曾受他们很大影响。这些从事本国制造业和殖民地贸易的金融家，凭藉其金融势力而又不时得到王室帮助，开始进攻原先在封建社会环境中作为市民飞地而形成的那些手艺工人和师傅工匠的行会。

在法国，圈地运动和确立资产阶级乡村产业权利的斗争，比在英国晚了100年，而且没有大规模没收过土地。倒是那些购得了封建产业的资产阶级金融家获得许可，就在他们的乡村地产上建立制造企业，这既有损于市镇行会，又破坏了放牧、农耕和山林公地。

我们可以从那些力图使旧有制度形式适合于新变化的法律家的著述中，探索上述各种事件。路易十四曾接受柯尔伯的建议，下令将一些商人惯例编写成法典，颁布了一部民事诉讼典和一部关于水道和森林的法典。从1689年到1697年，多玛部分发表了 Les

Loix Civiles dans leur order naturel（《自然秩序中的市民法》）一书。多玛这部著作虽由私人印行，却曾获得路易十四批准，从而成为对当时通行法律的权威性概述。它是以自然法为依据的资产阶级法律原则，奇妙地与对封建特权的确认混合起来的作品。

多玛将法律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上帝颁赐、因而不可改变的法律，另一类是人所制订、因而是 “权断性”法律。

不可改变的法律其所以有此称，乃是由于它们都是自然的，并且因此而不论何时何地都是公平的，是没有任何权威可以加以更改或予以废除的法律。权断性法律则是可以由一个合法权威依据需要予以定立、更改和废除的法律。

那末，有哪些不可改变的法律呢？其中之一就是财产权： “一件东西的主人在他自愿与那件东西分离，或让它被别人经由公平而合法的手段拿走以前，始终都是它的主人。”多玛承认君主有立法特权，尽管如此，他却深信契约是社会基础，因为契约作为私人立法，就应当主要是规定订约人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彼此的需要应主要经由自由协议予以满足。

在妇女方面，多玛涉及了日后要在《拿破仑法典》中有力地重现的一个罗马法论题：

区分男人和女人的那些 “性别特征”，造成他们之间在身份上的这样一种差别，即男人若未受特殊阻碍排斥，是有能力从事一切种类业务和职务的，女人则仅由于其性别即对很多种类事务和职务均无能力担当。……依照我们的习俗，已婚妇女都应受丈夫的管辖。这乃是自然法和神授的法律。

《自然秩序中的市民法》十分明显地坚持了所有权和身份地位的封建形式，这也足以表明多玛是在努力使旧有的条例适应新的所有权和贸易制度。例如，尽管放债取息已被英国议会认可了一百多年，而且按照西欧几乎每一种习俗志和立法体系最少也都是有限制地许可的，多玛却抱着教会式的激情对那些惯例加以攻击。不过，《市民法》却也详细描述了每一种逃避禁令的传统办法：未按条件得到偿还的债权人有权收取利息；在合伙 ——Aociétéen

波蒂埃（ Joseph-Robert

Pothier）是奥尔良大学的教授，发表过对《查士丁尼法典学说汇纂》的长期评论，以及一系列其他著作，论述了私法的各种问题——义务（契约和民事侵权行为）、死者的产业、财产法、家庭法，等等。波蒂埃的著作并无新颖之处；其得以流传乃是由于他的Trait

des Obilgations（《义务论》曾被《拿破仑法典》草拟者采用，作为专门技术参考资料的一种（同时被采用的还有多玛的著作、Droit Commun

de France——《法兰西普通法》——的作者布戎（Bourion）的著作、以及写Les Institutes coutumieres——《习惯法浅说》——的洛瓦塞（Loisel）的著作）。《义务论》曾被译为英文， 19 世纪初期在美国风行一时，无疑是很有助于美国许多法官、律师和法律改革者——最高法院法官斯托利（Joseph

Story）、纽约州衡平法院首席法官肯特（Kent）、菲尔德（David Dudley

Field）——将商人惯例的民法概念，甚至商人法本身引入美国法律的努力。

哲学与财政结盟

重新研究旧时代法律著作，探索起来自王室教令、习惯法、罗马法、公教法和商人法的成分是一回事，在更高、更抽象的层面法律的，还有另一类的精神在活跃。孟德斯鸠（ Charle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 1689 — 1755 年）的《法的精神》一书，曾被领导美国革命的人士广泛阅读过。孟德斯鸠是一位律师兼政论家，曾任波尔多议会议长，又是王室特许垄断组织“西印度公司”的股东，该公司在法属加勒比海地区开发了许多甘蔗和咖啡种植园，并贩运奴隶为这些种植园提供劳力。

孟德斯鸠对于古代贵族盛加称道，说正是他们将法兰西从野蛮状态中解放出来。但在近代世界他发现，有不同的动力流行：

贸易的自然效果是带来和平 ……跟随贸易精神而来的是勤俭、节约、节制、劳动、智慧、宁静、法律和秩序。……要保持贸易的精神，就须让主要的公民都亲身从事贸易，让它的精神单独支配一切，不受任何其他精神阻挠，还要让所有的法律有利于它。

贸易这种与封建特权和行会限制相对立的自然功效究竟何在呢？孟德斯鸠从事写作那个时期自由贸易所产生的功效，我们是略有所知的。一座建立在乡间的锻铁厂消耗的木柴，足以供夏隆市全城取暖；一位当时的人诧问道：有什么人考虑到 “这些工厂砍伐木柴来烧炉子会把树木砍光”吗？ 1769 年有一位主教由于管区居民日益减少，曾向总监察官提出申诉，抱怨那些引进新工业的建议：

农业需要牲口肥地，还要强壮的臂膀耕地。拟议中的变革将会使这两者大为减少。应当指出的是，这个地区四分之一的人没有足够放牧地放养他们的牲口，还有一些人根本没有放牧地。 ……如果公地不许他们使用，这些人会被弄得十分穷困，因而不得不离开本省，去向我们这个地区所没有的制造业寻求雇用，或者如果他们继续住在这里，就只会生养出最病弱的孩子。……

官方答复说，迫使种地的人离开本地去从事制造业劳动，根本不是什么坏事。该地区的副代表写道，要求享有公地放牧权 “是想自由行事，到不管什么地方去搭间茅棚，以享占别人牧地的便宜，这是违反自然法的。”

保护（实在说来是需要）这种自由贸易方式的自然法，并不是圣汤玛斯 ·阿奎那曾说过的那种结构严密的法律。它毋宁是后来美国革命者所称的“自然和自然之神”的法律。“自然”经济就是不受官方干预、与其自身内在动力相一致而运作的经济，它乃是哲学家与金融家遇合的场所。国王需要金融家并用立法来协助他们；金融家则恩庇提倡自然法和正确理性的理论家。到了１８世纪，王室权力和金融势力看来很可能按照法学家所拟订和哲学家所颂扬的条件，形成某种谅解。迟至 1790 年都还讨论过这样一种以缩减王室体制为条件的和解，想要以此作为一种手段，来消弭业已发动的社会革命。

谁的革命？

对于法国革命，就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可以通过考察法律改革提案，从国民议会最初的公告，一直追索到《拿破仑法典》的颁布。在革命的立法和执法中，我们先发现是什么人在指导革命政策，以及法国公民是为了谁的利益而战斗和牺牲的。

1789年，经历了数年歉收和多次农业危机，路易十四面临破产，于是召开了三级会议以求加征新税。一切迹象表明，从占全国人口89％的乡村选出的资产阶级代表根据各个地区的情绪，准备要利用这次机会来剥夺贵族的特权，特别要剥夺与征税有关的特权和封建领主权利。1789年7月12日有一个贫穷妇女，在偶然遇见一位英国旅行者时说道： “那些大人物得要为我们这样的穷人做点什人事情才行，尽管我不知道该由谁来做或怎么做，但愿上帝让我们日子好过一点，因为各种赋税和封建义务快要把我们压垮了。”

后来的发展已是人所熟知的故事。在三级会议这个场合， 这样以取消行会和小雇主特权为开端的改变，到最后以表述纯粹资产阶级契约理论作为终结：让个体企业与个体工人谈判协商。

《拿破仑法典》

契约和所有权的理想通过无数渠道，贯穿于国民议会的整个立法、以及以《拿破仑法典》为其结果的准备工作的全部过程。一部《民法典》先后数次的稿本，在整个1790年陆续呈送国民议会，又相继被搁置或退回委员会重新草拟。最先的稿本过于繁重，带有很多旧法规残余。第二稿仅有297条，显得过分简略，仅是一部原则陈述。这些最初的努力实际表明，当时的革命事件还没有使资产阶级获得牢固胜利。

《拿破仑法典》最后一稿的实际工作 ——讨论、演说，以及书面报告——都在卷帙浩繁的报告集中记录了下来。在此，资产阶级显然是胜利了，旧体制代价太高，已经被扫除。 1790 年的种种过分行为已得到改正。前引波塔里对《法典》背景和起草人热望的评述，几乎在每一篇论及革命的演说中都有响应，起草委员会的序言性报告也是这样：

各种制度彼此迅速相继，却没有可能在其中任何一种上稳定下来。革命精神渗透到了一切地方。我们所称的 “革命精神”，乃是那种崇高的愿望，要为一个政治目标而激烈地牺牲一切权利，除了对国家一种神秘可变易的利益而外，不接受其他任何考虑。

这位发言人是要探索出上帝和自然理性所规定的各种格局。序言性报告指出， “法律不能替代生活事务中的自然理性”，而起草契约和习常义务各项规定的委员会则强调其任务不是制订法律，而只是重新表述自明的原则：

在法典业已公布的各部分中，立法者是能够运用他的意愿的，而他的意愿 ——它也许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已经成为一般的法律。……〔然而，在契约方面〕他所作出的一切，必须表达出全体人民的道德法律以之作为依据的那些永恒真理。他从其中引出他的种种法律的那本书，必须是良心之书，在那本书里，所有的人在激情没有使其盲目之时都会找到同样的话语。

自由契约的观念充满于《法典》之中。婚姻是一种民事契约，是自然法所建立并由宗教使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

此结合一旦形成而产生、并在有理性有感觉的两个人之间自行确立的那种互相尊重、互相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一切都是自然法的一部分。自那以后我们所谈到的就并非只是一种遇合，而是一项真正的契约。

正如一位发言人在对《法典》进行辩论时所说，契约的内容触及每一个家庭、每一位个人： “因此婚姻就其本身、而且对其自然效果来考虑，是不依赖于任何（由国家制定的）实在法的。正确说来它向我们提供的是一项契约的基本观念，也是一项由于形式而成为永恒的契约。”订立这一称为婚姻的契约的双方，可在国家对其协议予以批准以后求得教会祝福。但是，在国家宣布双方结合、批准其协议之前，由任何一位神父或牧师来主持或祝福一桩婚姻在过去和今天都是一宗罪行。

契约自由还推行到了其他许多方面，有时会造成奇特的结果。如果说婚姻是一项契约，那末，缔约双方若有一方死亡，这项契约就被解除，这又意谓着家庭也同时被解散了。《拿破仑法典》不承认历代传承不加分割的世袭财产这一概念。父母双方有一方亡故，家庭财产就要在儿女中间进行分割，父母中尚存的一方可按结婚时双方同意的夫妻财产约定取得一份。这项立法对于农民后果很严重，使他们难以保存在经济上有利可图的一部分土地。要想避免这影响，在当时也像在今天一样，只能依靠很花钱的法律办法，或者依靠拥有很多财产，足以保证必要的分割不致造成困难。

尽管《法典》认为劳动条件可由当事人谈判协商，但它却明确指出，此事所涉及的是男人的权利，而不是人的权利。夫权和父权必须保持不变。拿破仑曾经广泛参加有关《法典》的讨论，并表现出深明罗马法在这方面毫无通融之处。《法典》仅允许有 “能力”订约的人享有契约自由。一个委员会通知审议此一问题的团体说，我们已经决定采纳波蒂埃的意见，将已婚妇女归入未成年者和弱智者一类。她们未获丈夫允准是没有能力订立契约的。

这种 ——借用布戎的话来说——“可敬的无能”，保存而且巩固了古老时代的惯例。据珀鲁（Regine

Peinoud）记述，有一个时期许多妇女激进分子曾团结起来，要求驱逐国民议会中的保守派，而且还在 1793 年 5 月 10 日成立了一个“革命共和妇女协会”。一位很有影响的男人德朗丹（Falre

De ntine）写道：

我已充分而真切地观察到，组成这些协会的并不是母亲、有教养的姑娘、忙着照顾弟妹的大姐姐，而是某种敢冒险的人、女游侠骑士、解放了的女儿、以及女掷弹手。

这种协会在1793年11月间被宣布为非法，其理由是：

从几时起曾经许可妇女抛弃本身的性别把自己改变成男人？从几时起曾宜于看到妇女抛弃对家务的虔心照料和对儿女的扶养，竟要跑到公共广场登上讲台去对过路人大声疾呼发表演说、承担其大自然原本仅仅交付与男人的责任？

这种态度并不令人惊奇。国民议会中最有辩才的演说家米拉波想要对王后玛利安东尼的勇气和能力加以赞扬，就曾说过： “她是宫廷中唯一的男子汉。”

奴隶制问题：所有权对契约的胜利

在《拿破仑法典》制定以前的立法工作中还有进一步证据表明，很多较激进的观点以及在议会外进行战斗的武装运动的意图，最终屈服于希望将资产阶级憧憬表达出来、制成法典、并加以扩大的那些人的意志。奴隶待遇问题只不过是一个例子。1793年8月29日，在加勒比海圣多明各奴隶起义爆发后，激进的国民议会曾宣布废除奴隶制和奴隶贸易。这一公告一直未执行。

孟德斯鸠企图调和他对自然权利的憧憬，以及他身为其股东的西印度公司可见的成就，于是写道：

必须说，奴隶制是违反自然的，尽管在某些国家它是建立在自然理性上的。我们必须区别这些国家、和自然理性排斥奴隶制的那些国家。因此我们必须将奴隶制限制在地球的部分地区。

他还说道： “甘蔗若不使用奴隶劳动力就太昂贵了。”

伏尔泰不吝赞颂一本为奴隶贸易作辩护，名为《有关贸易的政治论文》的书，尽管他也曾在其所著《路易十四传记》中赞颂这位君主，说他引进《黑人法典》改进了奴隶的处境。在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中， “殖民地”一词的定义是：“一个民族或其一部分从一个地区转移至另一个地区……从而必须征服某些领土，并驱逐原有居民以便带来其他居民。”

据珀鲁记述，有一个奴隶贩子曾将其运奴船命名为 “伏尔泰号”、“卢梭号”和“社会契约号”。英国人在 19 世纪反对贩运奴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英属殖民地已经有了当地出生的劳力，可以像法属地奴隶用于同样目的。

1793年国民议会在 ——纸上——宣布废除奴隶制以前，通过了（又是由夏佩利埃参与起草的）如下的政策声明：

议会视各殖民地为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并愿使其成为有益的全国更新工作的一个部分，但议会从来不曾想要将各殖民地纳入为王国而制定的宪法，从而使之服从那些可能与其特殊需要不相合的法律。 ……国民议会兹宣布无意对……各殖民地的任何贸易部门加以任何革新。

议会将殖民地臣民及其财产置于国家保护之下，并宣布任何人试图煽动叛乱反对他们均为犯罪。

议会听从了资产阶级请求，例如有一份来自卢昂的恳求书：

请听听300万法国人的声音吧，他们都在为他们的财产、他们的生存、他们的生命而颤抖不安 ……请出于为哲学增光的高尚愿望，无论如何不要消除父母之邦的幸福。

拿破仑在1802年特意颁布了一项共有32个字的法令，使所有与奴隶贸易有关的法律都恢复到 “与 1789 年以前存在的……法律一致。”

作为革命的拱顶石的《拿破仑法典》

法国革命留下了许多法律和法律理论，在公法方面尤其如此，这些法律和理论促进了人类自由的事业。革命的立法是由一个新国家机器的武装力量强制执行的，这立法工作代表了重申某些革命主旨的艰巨努力。但是，这一工作的指导者（以及受益者）心目中一直未曾离开社会关系体制，那说到底一切立法都是必须维护的。促进这目标并提出理由证明其为正当，甚至比正确论述资产阶级本身的历史还重要。用《法典》草拟者所写的《序论》中的话来说：

你必须同意，从前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彼此之间极少交往，国与国毫无任何关系，人与人相聚只是打仗，亦即互相杀戮。

《法的精神》一书的作者正是要将 “无继承财产充公权和失事船只据有权”的探索追溯到那个时代。他写道：“人认为外国人并没有经由任何民法约束使与他们自己联结在一起；他们对于外国人一方面在公道上毫无亏欠，另一方面在恩德上也毫无亏欠。”但是，贸易已在其发展中治好了我们的那些野蛮和毁灭性的偏见。它已经团结和聚合了所有各国的人。罗盘开辟了宇宙。贸易带来了文明。

《拿破仑法典》是国民议会工作的顶点，它反映出从最初的城市起义开始就一直在推动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精神。《法典》的许多主要观点已在19世纪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数十个国家得到 ——往往是口头上的——采纳。《法典》反映了对旧制度再也无法迁就顺应这样一个判断。它的基本概念都很简单——对于充当革命先锋的工人和农民说来是有这种假象的。正如伦尼尔所说：“（《法典》）仅仅宣布了两条戒律：一条是物的戒律，即人人都应保有其所已有的；还有一条是个人戒律，即人人都应照管自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