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李嘉图和追随他的那些干练的企业家都认为需求的作用是自明的,无须加以解释的。他们既没有强调它,也没有充分详细的研究它;这种忽视曾引起很大的混乱,并蒙蔽了事实的真相。在这种反应中,有一种偏见,认为各生产要素的报酬源于它所参与制造的那种产品的价值,而且当时主要地是由该价值所决定;它的报酬的决定和地租的决定是根据同样的原理的。甚至有人认为,可能从地租规律的推广应用中构成一种完整的分配理论。但他们是不会达到目的的。李嘉图及其追随者似乎具有正确的直觉看法,因为他们默认供给力量的研究是更为迫切和更加困难的。
当我们研究什么在决定一种生产要素(不论是任何种劳动或物质资本)的(边际)效率时,我们发觉,该问题的及时解决需要知道该要素的现有供给量;因为如果供给增加,则它将被用在需要较小、效率较低的使用方面。而问题的最后解决也需要知道决定那种供给的原因。各种东西,不论是某特定种类的劳动,或资本,或其他别的东西;它的名义价值,如同拱门的拱心石一样,是靠两边相反的压力来维持自己的均衡的;即一方面是需求的压力,另方面是供给的压力。
各种东西,不论是一种生产要素,还是用于当前消费的商品,它的生产势必扩展到供给与需求均衡的限界或边际。商品的数量及其价格,生产该商品所用的各生产要素和它们的价格,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相互制约着,如果有某种外因使其中某因素发生变动,则干扰的结果将涉及其余的因素。
同样地,当碗中盛有数球时,它们相互制约着自己的位置;又如天花板的不同点上有强度和长度不同的弹线(都是拉长的)悬着一个重物,各线和重物的均衡位置都是彼此制约的,如有一线缩短,则原来各线所处的位置势必变动,而其余各线的长度和张力也必然变动。
<B> 关于现代西欧各国,答案却迥然不同。其所以不同,是在于近来在知识和自由、体力和财富,以及易于接近海外富饶的食物和原料基地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的确,甚至在今日英国居民主体的大部分消费仍用于维持生活和体力;
用法也许不太经济,但也没有任何巨大的浪费。无疑的,某些恣意放纵是绝对有害的;但相对于其他的恣意放纵行为它们是在减少着,主要的例外也许要算赌博。其中大部分开支,作为培养效率的手段并不十分经济,但有助于形成灵机应变的习惯,并给生活带来多样性,缺了它,人们就显得闷闷不乐,停滞不前,耕耘虽多,而收获却少。大家都承认,甚至在西欧各国,那里的工资最高,那里的熟练劳动一般是最便宜的劳动。的确,日本的工业发展有一种倾向表明:某些很贵的习惯上的必需品可以弃而不用,而不致相应地减低效率。
虽然这种经验将来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它同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不大。就人的现在和过去的情况而言,在西欧各国,有效率的劳动所得的报酬,不是大大超过用来补偿培养和训练有效率的工人并保持和充分运用他们的精力所需要的最低费用,这仍是真的。
于是,我们可以作出结论,工资的增加,除非在不健康的条件下赚取的,差不多总能增进下一代的体育、智育、甚至德育。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报酬的增加,提高劳动的增长率。换言之,劳动的需求价格上升,使劳动的供给增加。如果知识、社会风尚和家庭习惯不变,则全体人民的劳力(假如不是人数的话)和某特定行业中的人数与劳力可以说有一个供给价格,意即有一定的需求价格水平使二者不增不减;价格较高,则二者增加,价格较低,则二者减少。
可见,我们又知道,需求和供给对工资起着同样的影响,其中是不容有轩轾的,如同剪刀之两边,拱门之双柱一样。工资有等于劳动纯产品的趋势,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劳动的需求价格。从另方面来看,工资有同培养、训练和保持有效率的劳动的精力所用的成本保持密切关系(虽然是间接而复杂的)的趋势。这个问题中的各种因素都是相互决定(即制约)的;它偶尔使得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相等:工资既不是由需求价格又不是由供给价格决定,而是由支配供给和需求的一系列的原因来决定的。
关于“一般工资率”或“一般劳动工资”这些常用名词,须略加解释。在广泛地考察分配,特别是在我们考察劳动和资本的一般关系时,使用这些名词是方便的。但实际上在现代文明中无所谓一般工资率。在数以百计的工群(groupofworkers)中,各有各的工资问题,各有各的特殊原因(自然的和人为的),支配着供给价格并限制着它的人数;各有各的由其他生产要素对它的服务的需要所决定的需求价格。
<B> 土地同人本身和人造出来的生产要素以及人对土地所作的改良,不能等量齐观。因为所有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都按不同方式并在不同程度上适应对它们服务的需求,而土地却没有这种适应。任何劳动阶级的报酬剧增,有使该阶级的人数增加,或效率同人数两者一并增加的趋势;该阶级有效率劳作的供给既增,往往削减它对社会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
如果人数增加,则各人的报酬率下降,直到原有的水平。如果他们的效率增加,即使每人的报酬或许比以前有所增加,则所增加的报酬出于国民收益的增加,而无损于其他生产要素。
这个论点适用于资本;但不适用于土地。所以虽然土地的价值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价值有相似之处者,受上章末节所讨论的那些影响的支配;而不受此刻所讨论的那些影响的支配。
的确,从厂商或农场主的观点来看,土地只是一种特定。形式的资本。它也受前章中所曾讨论的需求规律和代用原则的作用的支配,因为现有的土地,像现有的资本品或某种劳动一样,有从一种使用转向另一种使用的趋势,直至进一步转移无利可图而后止。因此,就前章之讨论而言,一个工厂,货栈或一张犁(除去耗损等等)的收入和土地的收入是用相同的方式决定的。不论在那个场合,收入有等于该要素边际纯产品价值的趋势;在短时间内,该收入是由该要素的总供给量和其他要素对它的服务的需要来决定的。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土地(指古老国家中的土地)并不受本章所述的那些反作用的影响。如报酬率增加对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的影响,从而对它们对国民收益贡献的影响,从而对其他生产要素购买它们的服务所用实际成本的影响。一工厂多建一层楼,或一农场多用一张犁,该楼或该犁一般不是取自其他的工厂或农场。国家给自己的企业增加一层楼或一张犁,如同个人给自己的企业所增加的一样。因此,用以分配的国民收益比以前有所增加;在长期内,厂商或农场主的报酬,照例不是由牺牲其他生产者的利益而得到增加的。与此相反,不论什么时候的土地(指古老国家中的土地)存量,都是一种固定的存量。当一厂商或农场主决定给自己的企业增加少量土地时,实际上就等于他决定从别人的企业取得这块土地。他给自己的企业增加了土地,但是国家并没有增加土地,这种变化本身并不能增加国民收入。
<B> 综观以上所述,可进一步作出结论:一般资本和一般劳动,在创造国民收益上是相互合作的,并按照它们各自的(边际)效率从国民收益中抽取报酬。它们的相互依存是极其密切的;没有劳动的资本,是僵死的资本;不借助于他自己或别人的资本,则劳动者势必不能久存。哪里的劳动奋发有力,则哪里资本的报酬就高,资本的增殖也很快。由于资本和知识,西方国家的普通工人在许多方面都比以前的王公吃得好,穿得好,甚至住得也好。资本和劳动的合作,如同纺工和织工的合作一样重要。虽然纺工所业居先,但那并不能使它与众不同。一方的发展是同他方的力量和活动分不开的;
不过一方用牺牲他方的办法可以暂时(如果不是永久的)取得较大的国民收益份额。
在现代世界中,私人雇主和股份公司的高级职员本身拥有的资本很少,但他们却是巨大工业机轮的轴心,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全都集中于他们且由他们分布,他们把全部利益牢牢地掌握在一起。所以,在讨论就业和工资的变动时(留待本书续其讨论),他们将占有首要的地位;在讨论劳动、资本和土地各自所特有的供求作用上的次要特征时,他们所占的地位虽不是首要的,而却是显著的,但这都是以下八章所要讨论的东西。
附录十将略述“工资基金”学说。那里将指出我们所持观点的理由,该观点认为,工资基金学说过分强调劳动的需求,而忽略了劳动供给的决定因素;它提出资本存量和工资总量的相互关系,来代替借助于资本的劳动产品总量和工资总量的真正相互关系。但那里也将指出持有这一见解的理由。
这种见解认为,如果古典经济学家(也许他们的追随者未必都如此)加以反复思考,则他们一定会解除工资基金学说中令人误会的部分,从而尽量使它和现代学说相一致。附录十一将研究各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剩余;所提出的问题只有抽象的趣味,而没有多大的实际价值。
如上所述,各种生产要素的效率(总效率和边际效率);
它们直接或间接对纯产品总量或国民收益的增益和它们各自所得的国民收益份额,是由许多相互关系联结的,这些关系是如此复杂,以致不可能一次叙述就包括无遗。但借助于数学上严密而简练的词句,即可窥其全貌,当然其中质的差别是无法说明的,除非尽量把它解释成量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