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贝桑松学院提出的关于所有权的 诸位先生,我不属于任何党派、任何宗派;我没有给我做宣传工作,我没有盟友,没有同伙。①我从来没有组织宗派,即使人家给我护民官的职位,我也要拒绝接受,唯一的理由是我不愿意遭受奴役!我只有你们,诸位先生,我只对你们抱有希望,我只期望从你们那里得到爱护和稳固的名誉。我知道你们建议谴责你们称之为我的见解的意见,并拒绝承认与我的思想有任何联系。但我依然坚信,你们将来给我的赞扬,会和现在我使你们感到的恼怒一样多。你们最初的激动即将消失。对于一种物质上和经济上的还没有被觉察出来的真理的大胆说明使你们内心所产生的烦恼将平息下去,并且我确信,经过相当的时间和思考,你们的思想感情将清楚地了解你们现在所没有觉察到的、你们所攻击的、而我则加以保卫的主张。
①蒲鲁东在国会中的那段时期,的确很好地说明了他不能接受团体纪律的拘束到了怎样的程度,以及他的政治手腕是怎样的笨拙。1848年7月31日,当他提出他的关于减低房租、地租和债务的三分之一的法案时,投他的票的只有一个人。——原编者
诸位先生,我对你们的智慧和正义感怀着充分信任,是你们的最卑微的和最忠诚的得奖人。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
1840年8月3日于贝桑松
给贝桑松学院各位院士先生的信
诸位先生,当你们在最近的12月24日发出的公函到达我这里的时候,①我已准备好给你们团体的那位终身秘书写信,通知他我的关于所有权的著作不久就将再版的消息,并且决定趁此机会,以率直的态度给他陈明我全部的思想。所以,今天我能在你们面前说明我自己的情况,并向学院公开发表一些我原先决定只向它的那位尊严而忠实的负责人陈述</a>的知心话,我是引以为快的。
①该学院用这封信请蒲鲁东在1841年1月15日到它那里去出席答复对于他的著作所提出的问题,如果他不能亲自出席,就须立即说明他的辩护方法。——原编者
人们对我的一切攻讦可以归纳为一点。我写了一本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一篇对于所有权开战的宣言;我从其现有的基础上攻击了社会的秩序;我以一种少见的慎思熟虑和空前的愤激心情,否认了所有那些权力机关的合法性;我动摇了所有的生活;总之我是一个革命者。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同时,并且也许是 并且,诸位先生,必然会使权力机关参预其事的那种不可避免的后果不是我的空想!现在,对立法权力机关所要求的就不再仅仅是规定各工厂的厂规,而且要求它自己去开办工厂。你们曾否听到千百万人从各方面发出来的要求建立劳动组织,开办国营工厂的呼声?整个工人阶级激动起来了;他们有自己的报纸、自己的机构、自己的学校、自己的代表。如今,为了保障工人的劳动权利,为了维持生产与销售之间的平衡,为了协调工厂主起见,人们提倡——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补救办法——单一的领导、唯一的工厂审查委员会、唯一的制造工厂,因为,诸位先生,这一切都是包含在国营工厂的观念中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愿意给你们举出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的看法,他到现在为止是所有权的一个热心的保卫者。①
①这里所说的是阿道夫·布朗基,参阅32页注①
所以,那位可尊敬的大学</a>教授除其他一些类似的看法以外曾经建议:1.制止劳动者从乡村迁入城市。可是,如果要使乡下人留居在农村,就必须使他在那里的生活过得去;所以在那里就像对工业那样对农业进行改革,这个运动到哪里才有止境呢?2.对于每种职业,确定一个可以随时随地按照确实的根据而变动的平均的工资单位。这就是说,为了保障所有人的利润,人们从其中拿出一部分来给予劳动者。可是我说,归根结柢,这一部分是会增多起来的,直到无产者和所有人能够得到相等的收入为止。3.国营工厂只应当在普通工业不振的期间开工。在这样的时期,它们应当像庞大的堤闸那样打开来宣泄劳动群众的巨流。但是,诸位先生,私营工业之所以停顿,是因为那里发生了产品过剩和缺乏销售市场的情况。所以,如果生产在国营工厂中继续进行的话,危机怎能结束呢?另一方面,政府需要资金来支付工人的工资;可是这些资金由谁来供给呢?捐税。那么捐税由谁来缴纳呢?财产。这就是让所有人的工业,为了反对它自己并用它自己的钱去维持一种不可战胜的竞争。你们认为,在这种致命的循环中,所有权结果将变成怎样呢?
强制所有人去负担国营工厂和公营制造厂的预算的趋势十分深刻和十分强烈,因此几年以来在选举改革的名义下,这种趋势完全控制了舆论。
诸位先生,我相信你们不只是一个人出于内心的愿望在要求选举改革。事实上,这个改革到底是什么呢?它就是人民群众可以参预征收捐税的表决和法律的制订;这些法律既然差不多总是以物质利益为内容的,它们全部或多少涉及一些税收和工资问题。可是,早就受到了他们的报纸、剧本、歌曲和经济学家的教育的人民如今已经懂得,要使捐税得到公允的分担,它应该是累进制的,并且主要应当由富人来担负,应当从奢侈品上去征收等等。你们要考虑到,一旦人民成为议院中的多数,他们少不了要应用这些教训的;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公共工程部;国营工厂将继之而来,并且,通过一种明智的推算,所有人的收入超过工人平均工资的多余部分将通过征收员的税收而被提走,存到国家的劳动者的金库中去。诸位先生,你们难道看不到,在这个进程中,所有权就会像过去的贵族那样,逐渐变成一种名义上的称号,一种在本质上纯粹是荣誉性的称号吗?
今天,没有一个学派、一种见解、一个宗派不是想把所有权控制起来的。谁都不肯坦白承认这一点,谁也没有对此有所领会;能够自发地一把抓住那些原因和后果、原理和推论的整体的思想家太少了 我就是想通过这个整体试图给你们说明所有权快要消灭的过程;另一方面,人们对所有权所具有的观念过于分歧而且不够明确。因此,文学和哲学方面的中下等级的人,正如普通人那样,都以为废除了所有权就谁也不能享受他的劳动果实了;谁也丝毫不能保有自己所特有的东西了 在家庭和自由的废墟上将建立起一种暴虐的共产制了。这是在某一时期还能起着支持那个特权的作用的一些妄想。
关于所有权的最确切的观念是罗马法给予我们的,在这方面古老的法学家是忠诚地遵循了罗马法的;所有权是一个人对一件东西的绝对的、专属的、独断独行的支配权;一种由于长期占用而开始的,通过占有而维持下来的,并在最后得到民法的批准的支配权;一种使人和物等同起来的支配权,以致所有人可以说:“利用我的田地的人就像我自己从事劳动一样;所以他应当给我报酬”。所以包梯埃说“财产支配权”而不单纯说财产;并且最博学的法学家仿效那承认有所有权和占有权的罗马法,曾把支配权同用益权、使用权和住居权仔细地区别开来。据我看来,用益权、使用权和住居权会排挤掉支配权,并终于构成全部法学。
但是,诸位先生,你们该惊叹那些体系的粗陋,或者毋宁说是逻辑的灾难。罗马法和所有受它条文启发的学者教导说,所有权是先占人的一种经法律批准的权利,而一些不满足于这个粗暴定义的新的法学家却认为所有权是以劳动为基础的。立刻就有人推论出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结论,即那个不再劳动而使另一个人代替他劳动的人就丧失了他的权利,并使代替劳动的人获得这个权利。从此,所有权就不再存在了。老司法界中人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不是没有高声地反对过这种新鲜事物;而那个年轻的学派在它那方面则嘲骂先占学说的荒谬。其他一些人出来企图把这两种见解综合起来进行调停;他们像世界上所有主张中庸</a>之道的人那样失败了,并且因为他们的折衷主义而受到了嘲笑。现在发生恐慌的是在老派学说的阵营里;从一切方面传开了为所有权的辩护、对所有权的研究、关于所有权的学说,其中的每一项既然都是与其他各项矛盾的,这就给所有权带来一次新的创伤。
由于法律方面的普通手段不再够用,他们已经请教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各种体系的拟订者;但所有的结果都是令人失望的。那些哲学家在今天不见得比在折衷学派盛行时期较为明朗;可是通过他们的神秘的箴言,我们能够辨别进步、统一、联合、共同关系、团结一致、友爱这些名词;这些名词当然都是使所有人感到不安的。这些哲学家之一①就写过两部巨著;他在这些书里通过所有的宗教、立法和哲学说明了地位的平等是社会的定律。固然这位作家是承认所有权的;但由于他毫不感到为难地说明了在平等中所有权是怎样的,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把他列入到反对支配权的那些学者中去。哲学家总是拥有那种提出困难问题而永远不加以解决的特权的。
①这位哲学家就是比埃尔·勒鲁。——译者
经济学家们建议把资本和劳动联合起来。在深入到他们学说的实质中去的时候,不久就可以觉察到,在这个学说中,问题不再是把财产兼并到一个社团中去,而是兼并到一个全面的和永久的公共团体中去了。因此所有人的地位和工人的地位的不同就仅仅在于可以领取较高的工资。这个制度加上一些特别的附加条款和修饰就是关于法郎吉①的思想;但显然可以看出,如果地位的不平等是财产的属性之一,它也不是财产的全部。像某一位哲学家(我不知道是谁)所说的,使财产成为一种可爱的东西的,乃是这样一种权力,人们利用这种权力不但可以随意支配自己的财物,而且还可以支配它们的特性,任意加以利用,用它们来加强自己的力量,把自己关闭在它们里面,按照利害关系、情欲甚或任性所提示的那样去利用它们。占有钱币,占有一个农业或工业企业的股票或者一张政府公债的利息票,同一个人在自己的房屋和庭园中、在自己的葡萄藤和无花果树下面做主人翁所感到的那种无限乐趣比起来,又算得什么呢?多妙的改革方法!那些经济学家永远不停地谴责黄金欲和本世纪的日益滋长的个人主义,而且,在种种矛盾中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备准把各种财产变成一种财产——钱币的财产。
①见本书 但是人们说,为什么要把这篇汇报印刷出来呢?为什么把学院的不可侵犯的名义和您私人的连夜写成的文章混在一起呢?
诸位先生,当我把作品向学院提出的时候,我并没有存着我是在对那些在一定时间内组成这个学院的成员说话的意思。这不是对第一主席阿尔维赛先生说的,也不是对主席莫诺先生说的,也不是对法官吉约姆先生说的,也不是对曾任律师的克莱尔先生说的,也不是对医生居拉松先生说的,也不是对哲学家陶奈先生说的,也不是对分行行长吕埃莱先生说的,最后,也不是对任何个人说的。①我书上的敬意并不是向四十位以他们高贵的人格突出地代表着弗朗歇-孔戴的科学、文学和艺术的公民表示的;这是向他们的学院表示的,它是一个集体的、永久的、不可分的、纵然不是永远不会错的但能每天获得新知识并能改正暂时的谬误的单位。可是这个出于自愿的、绝对的、没有别的用意的敬意,我是有权来表示的,并且我不能把它收回,而你们,诸位先生,你们是不能把它当作一个罪行的。否认和我的学说有联系,这是你们的权利,这也可能是你们的义务;的确,作为公民,你们可以肯定我的见解,但是作为科学团体的成员,这种接受我想可能是太早了一些,因而可能是轻率的和可以受到谴责的。一般说来,由学院来发动一个文化运动是不妥当的,发动一些政治改革也是不妥当的。它的通则是观察,是等待并让时间去考验那些思想;但是你们的特权只能到此为止。为了你们的荣誉,请你们考虑不要发生一次不幸的误会;人是会消逝的,而思想则长存于世;如果你们用多数的表决来责备我,时间——这个对形式的改革者——会给我造成一个多数的。就是今天责难我的那个学院,在十年之后,可能会给我奖赏的。我认识几位你们的后继人。好吧!诸位先生,如果你们处罚我,那么他们已经给我许下了愿,要撤销你们的判决。
①1月31日蒲鲁东在写给贝尔格曼的信中说</a>:“我和学院之间的事件,对我来说已侥幸地结束了;现在就是希望不要来一个第三次的事件。省长先生、修道院院长布罗卡尔先生、图书馆馆长魏斯先生和终身秘书贝雷耐先生曾经支持我去反对那个阴谋。但是人们告诉我,我的辩护比我的书造成了更大的难堪;这只是说明了,我在那些成员之间造成了分裂,并且我采用了一种迫使我的敌人在变得十分可笑的情况下被指明出来的方法,使他们互相嘲笑。”——原编者
为了我的微薄的知识,我感荷贝桑松学院,我很愉快承认这一点,并且在我平时的思想中,我永远对它怀有更多的感谢;永远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改变我对这个有名的团体并通过它对弗朗歇-孔戴所抱有的恭敬和爱慕的情意。
你们也使我受惠很多,学院的先生们,我对此是念念不忘的,难道你们真想消灭我心中的这个记忆么?因为,诸位先生,如果你们收回那个我从你们的投票选举中所得到的名义,这就是使我免除了感恩怀德的义务了。
但是,不,不,你们决不会对我采取严厉的处置的,诸位先生,这种处置的羞辱将回落到你们的身上,这是你们可以不必怀疑的;对于一个因遭受一次荒谬的责罚而在良心上已能自安的人,你们是不会再用公开的谴责使他丢脸的。你们,处罚我!根据什么呢?根据我的低能?我坦白地说,这个理由对我将是新奇的。——根据我的品行?我在巴黎过着每年不到八百法郎的生活;我的德性的价值高过于胥阿尔奖金的金额。——根据我不去干更幸运的事而写出的那本不幸引起你们的愤怒以致我不敢在你们面前加以形容的著作?那么,诸位先生,你们就是认为像我这样的一生被折磨得还不够,它还缺少点什么。因为你们不能取消过去,你们将剥夺我六个月的生活费,你们将尽情地窒息我的思想,你们将不公道地核定我的著作……我逃避,我拒绝其他很多人所追求的荣誉;我自审我并不纯洁到足以容忍迫害的程度,在我们当今的一代,我看不出有任何人可以有资格被称做殉道者。你们不要污辱这个神圣的、胜利的象征吧。我确认人人地位应当平等,那么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就是推翻当前的社会吗?诸位先生,我什么也不去推翻;像如今的一切人那样,我从事改革。任何对此有所怀疑的人只能证明他对于法国的动乱丝毫没有认识,同时也只能证明他既不了解他的时代,又不了解人类的精神,也不了解历史。
诸位先生,我等待你们的决议。
你们的奖学金的得奖人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
1841年1月6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