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_论法的精神

建立政治自由的法律与政体的关系

如果行政机构能够对国家征税作出决定，而不只是表示同意的话，自由将会不复存在，因为在立法的最重要问题上，行政机构则会变成立法机构。

如果立法机构对税收的认定不是逐年进行，那么，立法权就会有丧失自由的危险，因为这样行政权就不再依赖于立法权了。再说，当行政机构永久地取得了这种权力，那么这种权力是它所固有的还是他人授予的，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如果立法机构不是逐年对陆海军作出决定，而是一次作出永久性决定，交由行政机构指挥陆海军的话，也会出现与以上同样的结果。

为了使行政权不致出现压迫行为，交由行政机构指挥的军队就应该是人民的军队，并具有与人民同样的旨意，如同马利乌斯时代的罗马一样。为了做到这一点，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在军队服役的人应有较多财产，作为他在行为上对其他公民负责的担保，服役期限以一年为限，就像在罗马所执行的制度那样。二是，如果没有常备部队，而且部队的士兵是由国内最卑贱的人充当的情况下，立法机构应有随时解散军队的权力，士兵应与民众杂居，没有单独的营地，也没有营房和练兵场。

军队一旦建立，就不能直接受立法机构的管辖，而应听命于行政机构，这是由事物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军队更多的是注重行动而不是言论。

人们在思想上总是崇尚勇敢，蔑视怯懦；鼓励积极行动，力戒谨小慎微；重视实力，轻视谋略。军队总是蔑视元老院而敬重军官。军队不重视立法机构的命令，因为他们认为立法机构是由一些胆小鬼组成的，不配指挥他们。所以，如果军队完全受立法机构管辖，那么政府也就要变成军事性的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是由于某些特殊原因的缘故。因为军队经常是分开的，或者是由于军队分成许多军团，各军团分属于不同的省份；或者是因为所有主要城市地势险要，便于防守，无需驻扎军队。

荷兰比威尼斯还要安全，它能淹死叛军，能使叛军饿死。因为叛军不能留在能为他们提供给养的城市，给养靠不住，就无法生存下去。

如果军队处在由立法机构控制的情况下，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防止了政府变成军人政府，不过还会遇到其他难题，这就是下边的两种结局，二者必居其一：不是军队推翻政府，就是政府削弱军队。

如果是由政府削弱了军队，那么一定由一种必然的原因所引起的。它说明了政府本身的虚弱。

要是能拜读塔西佗的《日耳曼人的风俗》这一大作的话，就会发现英国人从日耳曼人那里学到了治国的良策[10]。这种好的制度是在森林里发现的。

正如人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终结一样，我们所谈论的国家，有朝一日要失去自由，要灭亡。罗马、拉栖弟梦和迦太基早已灭亡。当立法机构比行政机构更腐败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会灭亡。

我的目的不是考察英国人现在是否享有这种自由，我只想说明这种自由是由他们的法律建立起来的。我不想作更多的探究。

我无意借此贬低其他政府，也不意味着这种极端的政治自由应该使那些只享有适中自由的人感到压抑。我该怎么说呢?我认为，即使是赔礼，如果过分了，也不是人们所追求的东西。适中往往比极端更适合人类。

哈林顿在他的《大洋国》一书中也曾考察过一个国家的政体可能达到的最富自由程度。可以说他是在不承认自由的存在时才去寻找自由的。尽管拜占庭的海岸就在他的眼前，他还是建起了卡尔西敦。

直到格拉古兄弟当政时代，法官们都是从元老院的议员中挑选的。提贝留斯·格拉古则规定从骑士选任法官，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因此，护民官自夸说，只凭提出一个法律草案就割断了元老院议员等级的神经。

应该指出，尽管在同公民的自由的关系上处理不那么好，但是同政体的自由相比，三权的分配还是很好的。在罗马，人民拥有立法的绝大部分权力，还有一部分司法权和一部分行政权。这是一种很大权力，需要另一种权力来抗衡。元老院确实拥有一部分行政权和某些范围的[64]立法权。但是，这些还不足以与人民相抗衡。元老院必须拥有司法权。当法官从元老院的议员中挑选时，它就参与了司法。当格拉古兄弟剥夺了元老院议员的司法权时[65]，元老院就不能再与人民相对抗了。他们损害了政体的自由，为的是维护公民的自由，但是，结果是二者均告消亡。

它引起了无穷后患。在内乱纷争中，人民改变了政体，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不存在什么政体。骑士们也不再是联系人民与元老院的中间等级，政体的锁链被打断了。

当时甚至有一些特殊理由阻碍着把审判权转移给骑士。罗马政体基础的原则是骑士必须是当兵的，要当兵就要有相当的财产，以便在行为上为共和国负责。骑士们作为最有钱的人组成了罗马的骑士团。当他们的威望提高时就不再愿意服役了。马利乌斯不加选择地把什么人[66]都纳入军团，共和国随之走向灭亡。

另外，骑士是共和国的税收承包人。他们贪得无厌，他们在灾难上面增加灾难，在社会贫困中制造社会贫困。绝不能给这种人授予司法权，相反，他们时刻应受到法官们的监视。这里应该赞扬一番法兰西的古代法律，它规定对公务人员的不信任就应该和对敌人的不信任一样。当罗马的税收承包人拥有审判权时，就再也不存在什么道德、保安、法律、行政官和法官了。对此，狄奥都露斯·西库露斯及其著作的一些片段中有极为逼真的描写。狄奥都露斯说[67]，“穆蒂乌斯·斯开沃拉希望恢复古代的风俗并用自己的钱过节俭廉正的生活。因为他的前任们与当时罗马掌管司法的税收承包人勾结在一起在行省作恶多端。不过斯开沃拉给这些包税者以应得的惩罚，将那些曾把别人投入监狱的人投进监狱。”

狄奥[68]告诉我们，他的长官普布里乌斯·路蒂利乌斯同样被骑士们所厌恶，当他回国时说他已收受贿赂而受到指控，于是处以罚金。他很快作了财产的让与，人们这时发现了他清白无罪，因为他的财产比控告他非法占有的财产要少得多，而且提供了其财产的合法证书。他不愿意再留在这个城市与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在一起。

狄奥都露斯又说[69]，“意大利人在西西里买了大批的奴隶来耕种他们的田地并为他们照料牲畜，但不给他们东西吃。这些不幸的奴隶们被迫手持长矛和棍棒，身穿兽皮到大路上抢劫，个头很大的狗将他们团团围住。整个行省都遭到破坏，当地人，除了在城内的东西外，不能说有属于自己的财产。无论是行省总督还是法官都不能或不愿意反对这种混乱，也不敢惩罚这些奴隶，因为这些奴隶是罗马掌管司法权的骑士们的奴隶。”然而，这正是奴隶战争的根源之一。我只想说一句话：干骑士这一行道的人惟利是图，常常要对别人提出要求，而别人对他毫无所求，他们这些人冷酷无情，使资源枯竭，使灾难加重，这些人不应该在罗马享有司法权。

我想研究我们所知道的所有温和政体中的三权分配情况，并依此来评价在每——种政体中能够使人享有自由的程度。但不应该老是对一个问题要追根问底而不留给读者什么，应该不是让人去阅读，而是让人去思考。

[1]　西塞罗说：“我效仿了斯开沃拉的法令，这种法令使希腊人依照他们自己的法律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这使他们把自己看做是自由的人民。”

[2]　俄罗斯人对沙皇彼得要他们剪掉长胡子而难以容忍。

[3]　卡帕多细亚人拒绝了罗马人向他们提出的共和政体。

[4]　一个认为没有外部敌人，或者说认为敌人已被阻挡于国门之外的国家必然应有的目标。

[5]　“我否认自由”带来的弊病。

[6]　在威尼斯。

[7]　例如在雅典。

[8]　这是由人民每年选举产生的民政官，见伊田·德·拜占庭的著作。

[9]　罗马的官吏在卸任之后是可以受到控告的，见狄欧尼西乌斯·哈利卡尔拿苏斯，《罗马古代史》 [12]　见查士丁《世界史纲》 [1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1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16]　见《蒂塞乌斯传》。又见《杜西狄德斯著作集》 [18]　迪奥尼乌斯·哈利卡那斯《罗马古代史》 [32]　普卢塔克《布不利哥拉传》。

[33]　拉丁文原文是：Comifiis

Centuriatis(百人团人民会议)。

[34]　参见狄特·李维《罗马编年史》 [55]　昆蒂利安《雄辩论原理》 [57]　见迪奥尼乌斯·哈利卡那斯《罗马古代史》 [59]　见波尼乌斯《法律的起源》 [62]　见西塞罗《布路多》。

[63]　见狄特·李维《罗马编年史》 [72]　征服了马其顿之后，罗马就停止了纳税。

[73]　这段话引自特洛古斯·庞培尤斯《世界史》。

[74]　见《反维烈斯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