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_论法的精神

立法应与政体的原则相适应

前面已经指出，教育的法律应该与各种政体的原则相适应。立法者为了整个社会制定的法律也应该如此。这种法律的关系和政体的原则加强了政府的原动力；而且政体的原则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力量。这就如同在物理运动中，作用力永远伴随着反作用力一样。

卢梭允许雅典人在没有后嗣的情况下，在遗嘱中将财产留给他们所中意的人，这是与古代的法律相违背的。依据古代的法律，财产必须留给遗嘱者的家族。卢梭的这个做法甚至与他自己制定的法规相悖，他曾用取消债务的方式寻求平等。

对于民主政治而言，禁止一个人继承两个人的遗产[1]是一条好法律。这条法律源于公民土地及财产均分制度。这条法律不允许一个人获得几份利益。

法律中女子为继承人时必须与最近的亲属具备婚姻关系的规定，也产生于同一渊源。犹太人再采用了同样的分配制度后，也制定了这条法律。

雅典有一项法律我不知道有谁曾经了解其精神。该项法律允许和同父异母的姊妹通婚，但不允许和同母异父的姊妹联姻[2]。这种习惯来自某些共和国，共和国的精神不允许一个人获得两份土地，也不允许他继承两个人的遗产。某人与同父异母的姊妹结婚，只能获得一份遗产，即他父亲的遗产；但是如果他和同母异父的姊妹联姻的话，就可能因为该姊妹的父亲没有男嗣而把遗产留给她，结果与他结婚的兄弟便获得了两个人的财产。

菲洛的说法与我的观点并不矛盾，尽管在雅典人们可以和同父异母的姊妹结婚，不得与同母异父的姊妹通婚。而拉栖弟梦人则只准娶同母异父的姊妹为妻，不能娶同父异母的姊妹联姻。因为我在斯特拉波的著作里可以看到，拉栖弟梦的某个女子与她的兄弟结婚的时候则要用这个兄弟所继承财产中的一半作为她的嫁妆。显然， [1]　哥林多菲罗老斯在雅典制定了一条法律，规定土地份额和遗产的数目应该永远相同。

[2]　哥尼利乌斯·尼波斯在《序言》里说：“雅典名人娶他的亲妹为妻，不算乱伦无耻，因为当地居民有此习惯，但是按照我们的风俗是不允许的。”这个习惯非常古老。亚伯拉罕在提到撒拉时说：“她是我的妹妹；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过去各个不同的民族制定不同的法律时，也都依据同样的理由。

[3]　塞内加的《格老狄乌斯》中载有“雅典许可一半，亚历山大里亚则完全许可。”

[4]　柏拉图也拟订过类似的一项法律。

[5]　卢梭把人口分为四级：五谷和水果的收入达五百米拉的人为第一级。收入达三百米拉又有养一匹马的人为第二级。收入达二百米拉的人为第三级。一切以体力劳动为生的人为第四级。

[6]　卢梭不让第四级担任公职。

[7]　对征服的土地，士兵们要求更大的份额。

[8]　这些法规对妇女的嫁资应多加限制。

[9]　官吏任期一年，元老任期终身。

[10]　色诺芬在所著的《拉栖弟梦共和国》中说，莱喀古士规定“元老院的成员应由老年人中选出；这样做是因为老年人尽管到了晚年，也不会玩忽自己的职责；他让老年人充当年轻人智勇的裁判；这样，他就使老年人显得比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更具尊荣”。

[11]　最高裁判所自身也要受到监察。

[12]　古罗马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特权的行使对共和国十分有利。以下所述只是共和国最腐化的时期。奥露斯·富尔维乌斯启程去找卡蒂林，他的父亲把他召回处死。还有其他一些公民也有同样的行为。

[13]　那时的威尼斯人，从各方面看，他们的行为都是很有智慧的。曾经有一个威尼斯贵族与一个“陆地”的公民为争夺教堂中的次席而发生了纠纷。他们的裁判指出，一个威尼斯的贵族在威尼斯境外不比其他公民的地位优越。

[14]　古罗马的十大官吏们把此项法律放在最后的两个铜表法内。

[15]　今天一些贵族国家就是如此。这是最能使国家衰败的。

[16]　格老狄乌法禁止元老院的元老们在海上拥有任何四十梅衣以上的船只。

[17]　密人投书嘴内。

[18]　一个监察官甚至不得搅扰另一个监察官。没一个监察官做自己的记录，不必管他的同事的意见如何，否则监察工作就等于被推翻。

[19]　雅典的计政官让所有的官吏都要汇报工作，但自己则不对任何人作汇报。

[20]　威尼斯就是如此。

[21]　这些贵族国家立法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国家，不如说是为了维护其所谓“贵族性”。

[22]　塔西佗在《史记》中指出：“从化外人看来，如果当奴隶的人慢吞吞地干活的话，似乎就应该立即实行专政。”

[23]　西塞罗在《法律》一书中指出：“护民官的权利有那么大吗?谁能说它不那么大吗?但是人民的力量更残暴、更强烈得多，就因为有了首领才显得温和，好像什么力量也没有似的。因为首领深思熟虑后才进行冒险；人民因感情冲动则不知自己所冒的风险。”

[24]　夏尔旦说，波斯没有参议院。

[25]　据传，阿尔达克塞尔克塞斯有150个儿子。阴谋反对他的只有50个，都被处死。

[26]　使用破产的和解金亦如此。

[27]　这个制度到了朱利安法时才得以建立。人们因此可以免除坐牢；财产的让与也因此不再是可耻的事了。

[28]　柏拉图在他所著的《共和国》里把公民拒绝担任公职列为共和国腐化的标志之一。他主张对拒绝公职者应处以罚款。在威尼斯，则处以流放。

[29]　一些百人酋长向人民呼吁，要求他们担任从前他们担任过的职位。一个百人酋长说：“伙伴们!你们应该把防卫共和国的一切岗位都看做是光荣的才对。”

[30]　奥古斯都剥夺元老、总督和省长们携带武器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