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进步——从它们的分类到它们的衰落
柏拉图还在世的时候,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就在雅典本身之内创办了一座学园,与他的老师相竞争。
他不仅包括所有的科学,而且还把哲学方法应用于雄辩术和诗歌。他是 自从我们这里谈到了它那史表的这个时代以来,书籍是大大地增多了;时间的遥远已经给希腊早期作家们的作品蒙上了相当多的阴影,使得对那些书籍和见解的研究——即被人称之为学术的——构成为精神劳动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则挤满了语法学家们和考据学家们。
在他们所遗留给我们的东西当中,我们看到有一种倾向,是要根据一部书的古老性、根据发现它和理解它的困难程度来衡量其可称赞和可信赖的程度;这种心态并不是要根据这些见解本身。而是要凭其作者的名气来判断这些见解,是要信赖权威、而不是要信赖理性;最后还有那种如此之虚伪而又如此之阴暗的有关人类堕落的观念以及古代的优越性的观念。人们所赋予已成为他们的专业目标那种东西的重要性、曾使他们付出了努力的那种东西的重要性,就一举而阐明了并且宽恕了各个国度和各个时期的研究者们都多少会分享的那些错误。
我们可以谴责希腊和罗马的研究者们,乃至于他们的学者们和哲学家们都那么缺乏把事实及其证明置于理性的严格考察之下的那种怀疑精神。当从他们的著作中看到事件和风尚的历史时、看到生产和自然现象的历史时、看到工艺的产品和制作的历史时,我们就会惊讶地看到他们是在泰然自若他讲述着最明显的荒谬、最令人反感的奇谈怪论。在句子一开头放上了一个“人们说”、“人们报导说”,他们就仿佛足以把自己置于一种幼稚可笑的可信赖性的荫蔽之下了。我们应该把那种冷漠态度特别归咎于人们不幸尚未能懂得印刷术,正是那种冷漠的态度败坏了他们的历史学研究并阻碍了他们在自然知识方面的进步。对每一桩事实都确实收集到所有可以证实它的或推翻它的权威根据,比较各种不同的证词并阐明产生了它们问的分歧的那些争论的那种能力——所有这些确定真理的方法,惟有在有可能拥有大量的书籍、无限地重印这些抄本而不是怕它们流传太广的时候,才能够存在。
旅行家们的叙述和描写,往往只有一份手抄本并且从来都没有受到过公众的审查,它们又怎么可能获得其首要的基础就在于没有互相矛盾的说法的那种权威性,或者是有可能具有那种权威性呢?因此,人们就一视同仁地报导一切,因为很难多少确切地选择出来什么是值得加以报导的东西。而且我们也无权对人们以同样的信心、根据同等的权威性来同样地既叙述最为自然的事实又叙述最为奇迹的事实而感到惊异。这种错误在我们的学校里仍然作为一种哲学原理在被教导着,而同时又有一种被夸大的不信任感在相反的意义上引导着我们不加检点地就摒弃一切在我们看来是超乎自然之外的东西。惟有科学才能够教导我们怎样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去发现理性规定我们应该止步的那一点,不过那种科学在我们今天还只不过刚刚开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