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部_杜洛兹的虚荣

一

如今他们高谈阔论说什么“提高你的觉悟”，以及诸如此类的狗屁话，如果我的觉悟提得足够高，但是底特律联邦重型蒸汽机车厂滚珠轴承计件工计数器上记的件数少了（那年九月我去该厂挣钱攒钱，归还我欠新婚妻子姑妈的那一百美元），那么他们就会用活动扳手打肿我的屁股，揍扁我的脑袋，这次可不是什么左撇子活动扳手了。

这是我所干过的最好的活。从半夜开始干到早晨八点，这份工作是通过约翰妮父亲的影响找到的，她的父亲很出名，交际广泛，就此事而言，是通过朋友的帮助，我不知道那些滚珠轴承工人们会怎样看待我，不过他们看见的是每晚十二点过后，我在计数器上核查完他们完成的件数，随后一直到早晨八点我都无事可做，整个嘈杂的夜晚，我坐在工头的办公桌边（我猜想是的）的一张高脚转椅上，没完没了全神贯注地阅读、记笔记。我在做的是非常认真地学习有关美国文学批评的一系列书籍，所以我在为未来的斗争做准备，而不是为我们正在制造的滚珠轴承所用于的战争做准备。

在所有东西中，滚珠轴承是我青少年时期的快乐所在，因为它们总能比玻璃弹子滚得快，赢得马赛……

我和约翰妮婚后不久，地区检察官格吕梅就把我从布朗克斯监狱里释放了，我交了一百美元保释金，担保五千美元。我们去西部密歇根州的格罗斯波因特，与她的姑妈一起生活。起先，我父母还来探望我，不过是在监狱里，坐在一张长桌边，当着狱卒的面和我说话，就像约翰·加菲尔德 [1] 的电影情景一样。我决定娶约翰妮为妻，他们感到很意外，他们明白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没有朋友，得从监狱里出来，尝试某种新的生活，他们把我看成一个误入歧途，但却单纯的孩子，认为他在邪恶的城市里交结了一些颓废堕落的朋友，成了无辜的受害者，某方面来说，这也是真的，不过，不管怎么说，一切都可以原谅。

在格罗斯波因特约翰妮姑妈的家里，一切都很好。每天晚上七点，我们都吃上丰盛的晚餐，花边桌布，漂亮的瓷餐具，银质焙盘，天花板上悬挂着枝形吊灯，虽然，饭菜是约翰妮烹调的，由她的姑妈端菜侍奉，没有用人，却是一个漂亮的家，她姑妈是个漂亮娴静的女人。当然，在吃烤牛肉和薯饼的时候，约翰妮的姑妈要么不跟我说话，要么说些让我稍感愧疚的话；不过，晚餐后，当我与她一起坐在客厅里继续读书做笔记时，她意识到我也许把“写作游戏”当真了。

“好吧，”她说，“我听说有些人靠写书谋生，赛珍珠，今天他们在俱乐部里告诉我的，还有密歇根州平克尼的哈丽特·范阿内斯为自己挣得很高的声誉。”他们在密歇根州平克尼有个农场，由他们的亲戚占用着，这个农场就在亨利·福特的农场附近，离安阿伯 [2] 大约几英里，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农场，星期天我们去那里游玩并进晚餐。这是密歇根北部美丽迷人的十月天，我和约翰妮漫无目的地越过农场的田野，躺倒在小溪边枯黄的野草中，冬季即将来临，野草散发着阵阵寒气，我俩憧憬着将来某一天我们能拥有自己的农场，身穿灯芯绒休闲裤和羊毛套衫，四处随意睡躺，抽着味道芳香的烟斗，抚养健康的孩子，孩子们吃着牛奶制成的乳品黄油。但是，约翰妮不能生孩子了，因为患有危险的贫血症，至于我呢，几年后发现，像伯父文森特和约翰·杜洛兹以及姑妈安妮·玛丽一样，几乎不育。杜洛兹家族太古老了……

我想，很自然，到我和父亲弄清了杜洛兹家族的底细时，我们明白能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唯一好事，就是我们能在晚上酣然入睡并且做做美梦；唯一糟糕的事情就是醒来时又要面对这个令人咬牙切齿的世界。至少，早年的杜洛兹家族在康沃尔和布列塔尼半岛有绿色的田地、骏马、羊排、三桅帆船、索具、盐瓶、盾牌、长矛、马鞍，还有悦目的树林。不管他们杜洛兹家族（凯鲁亚克家族）是何许人，他们名字的意思是“寓所的语言”，你是知道的，这是个古老的名字，凯尔特人的名字，那么古老的家族不可能再延续太久。正如克劳德常对我说的“糟糕的血统”。总而言之，我和“我青年时代的妻子”不可能有孩子了。

帕尔默也许也是个古老的家族，她是一个苏格兰家具大亨的孙女，家里的财富被她爸爸挥霍殆尽，都用来寻欢作乐。想想所有那些文学界和政治界的混蛋们吧，他们故弄玄虚，告诉你们生命和它的“价值”多么美好，使用那些精心挑选的术语，言语中故意充斥着欲盖弥彰的陈词滥调，他们不知道古老家族后裔的感受，他们太古老了，不会再说谎。

九月，我整整工作了一个月，并且继续工作到十月，直至我还清欠帕尔默夫人的保释金，分期付款，每周二十美元，还清了我的债务，然后请帕尔默老先生帮我安排了一辆免费搭乘的卡车前往纽约城，那样我可以再次出海。时值一九四四年十月，轮船都开往其余有趣的海岸，比如意大利、西西里、卡萨布兰卡，我想甚至还有希腊。

二

于是，我吻别了约翰妮，得到了帕尔默夫人的同意，傍晚时登上了那辆卡车。拂晓时刻，我们已经来到烟雾缭绕的宾夕法尼亚群山之间，秋天的迷雾朦胧，苹果的香味扑鼻。夜幕降临时，我回到了纽约的码头区，跟一些家伙在海员工会大楼附近交谈了一阵；早晨，我就签约受雇，成为美国海湾和西印度群岛 [3] 航线“罗伯特·特里特·佩因”号轮船的一名代理一等水兵，“多尔切斯特”号以前就是这家航运公司的。此时，他们十分缺乏海员，因此让我这样的普通海员充当一等水兵，而我甚至不知如何摆弄绳索、钻头和甲板上的小型机械装置。船上的水手长立刻发觉了，他说：“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竟然在这艘船上签约当一等水兵？你甚至不知道如何抛出救生船！”

“你去问工会，至少我能煮咖啡，能站在船头值岗放哨，能在海上掌舵！”

“听着，你这不中用的家伙，你在这艘船上要学的东西太他妈多了！”不过，在其他海员面前他不叫我“不中用的家伙”，他叫我“奶油小生”，这种称呼更加糟糕，恶毒多了。还好，我们在北河靠岸装货，于是傍晚五点，我下船去哥伦比亚校园，探望欧文、塞西莉和其他朋友。

哥伦比亚大学</a>校园和酒吧间里依然还在对克劳德米勒凶杀案议论纷纷。乔·阿姆斯特丹在《哥伦比亚观察家》上刊登了一则有关此次谋杀的小故事并配有钢笔画插图，描绘俄国式陋屋的台阶通向黑暗绝望的深处，使这个故事显得浪漫颓废。他也祝贺我放弃了“死硬的橄榄球，转而创作沃尔夫式的小说”。我已经丢失了为取悦克劳德和欧文而写的那部长篇小说，是用铅笔写的，用印刷体写的，遗失在一辆出租车里：从此再也没有这部书稿的消息。我身着在伦敦买的黑色皮夹克、丝光黄斜纹裤，头戴一顶仿造的金色穗带帽。哥伦比亚书店那个一脸苦相的大个子店员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我再也没有看到这张照片，不过，我可以告诉你，那是一张绝望的照片，彻头彻尾的绝望。

漂亮的金发女郎塞西莉开始挑逗我，这足以使我大胆妄为，可以说，做了我一生中最卑鄙的事情，我礼尚往来，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她，试图诱奸她。可是塞西莉只是想“挑逗”。不过整个晚上我还是一直搂着她的脖子亲她。我想如果克劳德在管教所牢房里（在承认过失杀人以求轻判之后，他去了少年管教所）得悉这一切，他一定会流泪的。塞西莉毕竟代表着他十九岁那年的一切。不过，对于这件事，他一直蒙在鼓里，直到两年以后他出了监狱才知道。总之，那个女人是个祸害。

因为当塞西莉与可怜的小欧文、多弗·贾德（一位来自佐治亚说话啰唆的诗人学生）和我一起在西区酒吧喝酒时，她甚至开始与两个海军军官调情，两个军官生气了，因为我们几个“都很怪”，白白浪费了这位白肤金发碧眼的大美人。他们甚至直接冲着我来，扬言要砸扁欧文和多弗的脑袋，他们表现得好像塞西莉已经同意跟他们去丽思酒店了。我走进男厕所，像上次那样在墙上猛捶几下，然后出来高声喊道：“好呀，走，咱们到外面去！”

到了酒吧外面，那位海军中尉像约翰·劳·沙利文 [4] 那样举起双拳，我突然哈哈大笑。他的朋友就躲在他的身后。我斜身插进，左右开弓，啪啪连续打了他几巴掌，出拳结实迅猛，将他打得仰面朝天，躺在人行道上。我可是当过海军的！接着，另外一个家伙从空中一下子朝我扑了过来，我本能地弯曲手臂，拳头朝我自己的脸，胳膊肘朝上。他狠狠地撞在了胳膊尖骨上，在人行道上脸朝地面滑了六英尺。他俩爬起来时，满脸是血疼痛难忍。此时，他俩合力将我摔倒在地，抓住我长长的黑头发，使劲将我的头朝路面上撞。我绷紧脖子，结果那撮头发被扯掉了，哎哟，疼啊！这时，小个欧文·加登插手试图帮我。我开始喜欢他了。他们一把把他推开。最后，我的大个子好朋友、酒保约翰尼走出来，还有一帮其他人和他的兄弟，他说：“好啦，行啦，两个打一个算什么英雄。别打啦！”

我与欧文和塞西莉一起回到道尔顿大厦我的新寓所，趴在她的腹部哭了一宿。我感到这很可怕，在人行道上噼里啪啦拳脚相加，那种肉体上的痛感，那种可怕的感觉。我真应该把她从房间里扔出去，不管怎么说，这整个事件都是因她而起。同时，我不住担心那两个海军军官会突然闯进门来，把活给干完了。但是没有，[17] 、勋伯格 [18] 。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已经浮现，现在听说 有争论。这在印象派画家、毕加索、达利等作品中也有所体现 。

（十二）桑塔亚那 [19] 的过分神秘主义……《大幻影》中德博尔迪和他的白手套。高度觉悟。

（十三）弗朗西斯·汤普森 [20] 有关人类生活虚无缥缈的说教。梅尔维尔·“我寻找那种不可思议的东西！”还有沃尔夫、汤普森，例如后者一直受到孤独真相 的困扰，直到他被迫接受它（！）。

（十四）纪德主义……“无动机行为”被理解为放弃理智，回归冲动。不过，现在我们各种冲动存在于一个被基督教文明化了的社会之中。纪德主义是内涵丰富的矛盾多样化和不道德……从本质上讲，是艺术道德狄俄尼索斯精神的泛滥。等等。

六

艺术道德，这是关键所在，因为那时我打算烧毁我撰写的大部分东西，那样我的艺术就不会（对我自己也对其他人）看上去像为了别有用心的，或者为了讲究实际的目的而作；写作只是一种功能，一种日常责任，一种每日糟粕排泄的“堆积”，为的是净化内里。所以，我会烧了我写的东西，用蜡烛的火焰烧，看着纸张被烧得卷起扭曲，疯狂地笑。我猜，那就是作家诞生的方式。一个神圣的主意，我称之为“自我的根本性”，或者，SU [21] 。

我也要向你们展现克劳德和欧文的理智主义此时对我的影响。不过，“理智主义”这个词只会遭到哈伯德的嗤之以鼻。那年十二月初，在我用蜡烛烧了不少书稿，将血滴在名片上之后，哈伯德来到我的住处，“天哪，杰克，别再干这种蠢事，我们出去喝一杯！”

“我一直在西区酒吧与欧文从同一个碗里喝土豆汤。”

“你出海远航之类的事情怎么啦？”

“我在诺福克逃离轮船，以为我回到这里会与塞西莉轰轰烈烈地爱一场，可她不在意。”

“哎呀，你是个怪人。我们去吃晚饭吧，然后看让·谷克多 [22] 的电影《诗人之血》，不知现在是否符合你的口味，随后我们去我在滨河大道的公寓套房，注射一支吗啡刺激一下。那会给你一些新的视觉。”

这么说让他听起来很邪恶，其实他一点也不坏，吗啡从其他途径侵入我的生活</a>，不过我拒绝了。不知为什么，那时的老威尔，他只是等待着他的年轻朋友，也就是我，创作的下一部骇人听闻的作品，我把这些作品带来了，他噘起嘴唇，以一种愉快探究的态度阅读。读完我提供的作品之后，他点点头，将书稿还到作者的手里。我呢，要么在我的房间里，要么在他的公寓套房里，坐在他双脚附近的一个凳子上歇着，怀着一种羞涩崇拜的态度期待着，我的作品又回到了我的手中，结果发现他除了点点头，没有任何评论，我几乎是脸红耳赤地问：“你读完了，觉得怎么样？”

哈伯德这家伙点点头，好像佛陀刚从天堂转世来到这可怕的人间（他还能怎么做？），他无奈之下合拢十个指尖，从双手组成的手弓之上眯缝着眼睛看着我，回答说：“好，好！”

“你能不能谈谈具体看法？”

“嗯……”他噘起嘴唇，目光转向令人愉快并同样有趣的墙壁，“嗯，我没有具体的看法。我就是非常喜欢它，就这样。”（几年后，他与衣修午德 [23] 和奥登 [24] 一起在柏林，又在维也纳认识了弗洛伊德，到北非访问了皮埃尔·路易的寓所。）

我将作品放回到我衣服的内侧口袋，再次脸红地说：“好吧，不管怎么说，写这部书很开心。”

“我认为是这样，”他小声说，“告诉我，你的家人怎么样？”

不过，你瞧，那天夜里很晚的时候，他独自一人，在台灯耀眼的光线下，手指相互支撑着，两腿交叉，眼皮子不住打架，耐心等待着，再次牢记明天那个年轻人会带着他想象的纪事回来……尽管他也许认为这些作品稍显轻率，有些累赘……他，对，期待着更多的作品。而别处只有既成的事实和毁灭性的退缩。

七

第二年我花了大约整整一年，渴望着去见他，从他那里得到书籍，施本格勒，甚至莎士比亚、蒲柏，整整一年都在吸毒，与他交谈，会见底层社会的人物，他开始把他们作为某种无动机行为 进行研究。

一九四四年圣诞节前后，约翰妮从底特律回到我的身边，我们住在道尔顿楼里，短暂欢愉，随后与她昔日女友琼一起搬到北边的一百一十七号街，并且劝说哈伯德也搬到那里去住，那里有一个空房间，他后来娶琼为妻（我和约翰妮知道他们相互喜欢）。

这是颓废、邪恶、堕落的一年。不仅吸食毒品、吗啡、大麻，那些日子，我们常常服用可怕的安非他明，打开安非他明吸入器，取下湿透的纸，将它卷成一个个有毒的小球，它们会使你浑身冒汗痛苦难忍（我第一次过量尝试它时，三天体重下降了三十磅），而且我们还结交了坏人，时报广场货真价实的小偷进来藏匿从地铁偷窃的口香糖贩卖机，最后藏匿枪支，借用威尔的手枪，或者他的包革金属棍棒，最骇人听闻的是，琼铺着东方褶裥床套的宽大双人床上有足够的空间，我们有时六个人拿着咖啡杯和烟灰缸，懒散地伸开四肢躺着，就这么夜以继日连续几天讨论“资产阶级”的腐朽。

当我从这些无休止的放荡生活中回到奥松公园家里时，已经没有人样了，脸色苍白、形容枯槁，我父亲说：“天哪，那个哈伯德和那个欧文·加登终有一天会毁了你。”雪上加霜的是，我父亲已经患了“班替氏病” [25] ，他的腹部每隔两三个礼拜就会鼓起来，不得不去医院抽液。他很快不能再工作了，即将回家等死。癌症。

我从家里带着恐惧奔向“他们”，然后又从“他们”那里奔回家，两边同样都是黑暗冰冷的地方，充满了内疚、罪孽、悔憾、悲伤和绝望。夜晚的黑暗并不太让我感到烦恼，倒是那些人们发明用来照亮他们黑暗的可怕的灯使我不安……我是说街道尽头那盏路灯……

这一年，我完全放弃保持身体健康，当时我在海滩拍摄的一张照片显露出我肌肉松弛的身体。我的头发开始从两侧脱落。我在服用安非他明所产生的消沉幻觉中胡思乱想。一个六英尺高的红发人在我的脸上化了个烙饼妆，我们就这样去了地铁，她就是那个给我过量毒品的女人：她是持枪歹徒的姘妇。我们在某些地铁车站遇见了鬼鬼祟祟的可怕的人物，他们中有些人是地铁“醉汉工作者 [26] ”（在地铁里滚来滚去的醉汉），我们在四十二街拐角处的第八大道上那家邪恶的酒吧里厮混。我自己没有参与任何犯罪活动，但我的确亲眼目睹了许多。对于哈伯德来说，这种经历是观察人会变得多么可怕的老套研究，但是相对于他的空虚，他也在观察人们在一个“死气沉沉”的社会里变得如何“敏捷机警”；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浪漫的自我折磨，就像去年秋天我在阁楼里进行“自我根本性”写作时滴血发誓那样。对于欧文来说，这是他创造新的哈特·克莱恩式诗歌的一种新素材，此时他是一名造船厂的工人，偶尔当一回商船海员，沿着海岸去得克萨斯等其他地方。

有一天，我们的一个“朋友”回来藏匿一把枪，殊不知，他就是“时报广场的疯狂杀手”，而我并不知道这件事，几个月后，他在曼哈顿拘留所 [27] 上吊自杀：在这之前，他径直走进一家出售酒类的小店，一枪射杀了店主；事后，另一个贼忍不住把秘密透露了给我，他说因为心里守着这个秘密，他寝食不安。

八

我可怜的父亲不情愿地见我，他身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他经受不住接二连三发生的这一切事情，从洛厄尔“德雷克特猛虎”沙地橄榄球场开始，当时我雄心勃勃想要在橄榄球场和中学里获得成功，然后上大学，“一鸣惊人”。这一切都是战争的一部分，真的，即将到来的冷战的一部分。我永远不会忘记，琼的现任丈夫哈里·埃文斯穿着军用靴子突然噔噔地走进她公寓套房的过道，他刚刚从德国前线回来，大约是一九四五年九月，看见我们六个成年人吸食安非他明后神魂颠倒，在那张宽大的“怀疑主义”和“颓废堕落”的双人床上展开四肢懒散地躺着或像猫一样伸展双腿地坐着，讨论虚无的价值观，个个脸色苍白，身体虚弱，哈里这个可怜的家伙被这一场景惊呆了，说：“我抛头颅洒鲜血就为了你们这种样子？”他妻子叫他走下“品德高地”之类的。过了一段时间，他与她离婚</a>了。当然，我们知道同年同月同样的事情也在巴黎和柏林上演，因为我们已经读过了君特·格拉斯 [28] 、乌韦·约翰松 [29] 、萨特，甚至，当然，奥登和他的《忧虑的时代》。

但这并不能改变我那垂死父亲一贯的观点，那就是人“应该享受人生，充满希望面对未来，工作，干好工作，努力工作，抓紧工作”，所有那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说法，听起来那么鼓舞人心，像蔓越莓酱一般，当时我们认为繁荣昌盛近在咫尺，它确实近在眼前。

至于我自己，你可以从这整部称作为书的疯狂的指责性长篇散文中看出，经历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不管怎么说，你很难责怪我与我那个时代的绝望者同流合污。

从战场上复员的朋友们仍在不断归来，他们拿着美国政府给退伍军人的汇票结婚上学，他们对这类怀疑主义没有兴趣。如果他们知道也许从一九四年他们与我一起喝啤酒之后，我已经变得如此堕落消沉，那么他们就会对准我的鼻子猛击一拳。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在偷懒闲荡消磨时光，这就是我的自白。

（也就在这个时候，约翰妮在底特律递交了办理婚姻无效的申请，我没有异议，作为丈夫，我对她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我送她回了家。）

九

那年，我从那些裂开的软管里服用了那么多安非他明，最后真的把自己弄病了，患上了血栓性静脉炎，十二月，我不得不进昆斯区总医院（在退伍军人事务部），躺在那里，两条裹着热敷布的腿高高地搁在好几个枕头之上。起先甚至谈到要动手术。甚至在医院里，我抬头眺望窗外昆斯区夜晚的黑暗，看到那些可怜的街灯好似一串灾难般蜿蜒曲折地伸向低吟的城市，不由得感到一阵恶心，喘不过气来。

然而，一天傍晚，一帮十二三岁的孩子，他们是那里的病人，竟然来到我的病床跟前，弹起吉他，给我唱起了小夜曲。

我的护士是个肥胖的大个子姑娘，她喜欢我。

他们可以从我的眼睛中看出一九三九年，三八年，不，二二年的神态。

事实上，在那所医院里，我开始思考自己。我开始懂得，世界上城里的知识分子远离家乡亲人们的血脉，他们只是些流离失所的蠢货，尽管是可以容忍的蠢货，他们不知道如何继续生活。我开始以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我自己更加真实的黑暗，这种新视角使得所有这些贴上“存在主义”、“颓废主义”和“资产阶级堕落”标签的思想垃圾（或者不管你想给它们起什么名字）都不再重要了。

躺在医院病床纯洁的氛围里，连续几个星期，当那些可怜的病人们鼾声四起时，我凝视着昏暗的天花板，觉得生活是一种无情的创造，美丽而残酷。你看到春天的花蕾上洒满了雨露，当你知道那些雨露只是促进花蕾盛开，为的只是到秋天枯萎凋谢，那么你还会认为它们是美丽的吗？所有当代（一九六七年）强烈迷幻剂瘾君子们只要合上眼睛，就看到了这种无情创造的残酷的美丽，因为我也看到了：一个疯狂的曼荼罗轮圆，全都是马赛克，密密麻麻充满着数以百万计残酷的东西和美丽的景象快速地在一边运动；一天晚上，我看见“天堂”里的某个唱诗班指挥，惊叹于他们歌唱的事物的美丽，嘴巴里缓慢地发出“唷唷唷”的声音，但是靠近他身边的是一只猪，它正在被码头上一些残忍的侍从喂给一条鳄鱼吃，人们无动于衷地从旁边走过。这仅仅是一个例子。或者那个古印度可怕的时母 [30] ，她的智慧与她所有戴着珠宝的手臂，还有腿和腹部一样万古长存，她疯狂地旋转，通过她唯一没有戴珠宝的部位，她的女性阴部，或者阴，吞噬一切她分娩的东西。哈哈哈哈，她一边在她分娩的尸体上跳舞一边在大笑。大自然母亲孕育了你，然后再把你吃掉。

我说战争和社会灾难源于兽性创造的残酷本质，而不是源于“社会”，社会毕竟有好的意图，否则它就不配称作“社会”，对不？

面对它，那么它就是一种由怒神，耶和华，Yaweh [31] ，无名神，所发明的残忍卑劣的创造；当你祷告的时候，它会和蔼地拍拍你的头，说：“现在你很乖”；但是，当你不论以何种方式祈求怜悯时，比如说，在今天的越南，一个士兵被拴住一条腿吊在树干上，当Yaweh真的把你弄到谷仓后面，甚至进行一般的折磨，就像当时我父亲患上致命的疾病那样，Yaweh不会听你的苦苦哀求，而是用他们神学基督教条主义教派称之为“原罪”而我称之为“原祭”的长棍猛打你的小屁股。

但是，天哪，比起看着你自己人间的亲生父亲在现实生活中死去，当你真正意识到“父亲，父亲，你为什么要弃我而去”时，上面说的这些又算得了什么？真的，这个给了你生命和希望的人就在你眼前死了，把所有的问题都留给了你，把他愚蠢的负担都压到了你（自己）的肩上：他一直认为“生命”重于一切，但是生命的味道却像我辨认弗朗兹尸体的贝尔维陈尸所的地下室一样臭气熏天。你凡间的父亲在你即将成功之前，垂死地坐在那里。这就是当代宗教中“上帝死了”运动的可悲、可怕之处，这就是有史以来最令人伤心和孤独的哲学思想。

一〇

因为我们的确知道那种野蛮的、心地卑鄙的、疯狗 似的创造中也有同情怜悯的一面，例如看到母猫（大自然母亲）是如何清洁安抚它篮子（几乎可以说“棺材”）里的小猫的，毫不吝啬地用它自己慈爱的乳汁喂养它们：我们已经看到残酷的创造为我们送来了人子 [32] ，为了证明我们应该学习他 的榜样：怜悯、兄弟般的友爱、慈善、忍耐，他毫无怨言地牺牲了自己 。否则，我们对他 的榜样会不屑一顾。眼见他 言出即行，直至上了十字架，我们极为感动。感动之余便用赎罪的方式效仿，从海上被救起，一种得救的欢呼。但是，我们不可能被救赎，据说“除非我们相信”，或者效仿他 的榜样。谁能那么做？甚至列夫·托尔斯泰伯爵都做不到，他仍然还得住在一间建在他自己土地上的“简陋的小屋”里，尽管他已经签好文件，理所当然地把他“自己的土地”留给他自己的家庭，竟然还有脸皮，从十足世俗的养尊处优的位置自吹自擂，撰写《天国在你心里》。比如，如果我自己想效仿耶稣的榜样，我首先得放弃我喝酒的方式，那样就会防止我思考过度（就像今天上午此时此刻我痛苦难忍），以至于我会发疯，会对公众欠下罪孽，在幸福的“社区”或“社会”里成为大家所讨厌的人。再说，我会腻烦死的，因为甚至耶稣的袋子上也有一个漏洞，那个漏洞是：他 对那位有钱的年轻人说：“卖掉你所有的财产，将钱财送给穷人，然后跟着我来，”好啊，那么现在我们到哪里去，四处流浪，向可怜的辛苦劳动的户主们讨饭吃？他们甚至没有那个有钱年轻人的母亲那样富裕？而是像马大 [33] 那样贫穷和困苦？马大没有“选择条件比较优裕的丈夫”，她整天炒菜做饭，打扫屋子，做牛做马；而她妹妹马利亚坐在门道里，像有着“古板守旧”父母的现代“垮掉一代”的一员，对耶稣夸夸其谈“宗教”、“赎罪”、“拯救”以及诸如此类令人讨厌的东西。耶稣和年轻的马利亚·麦吉都在等候晚餐准备就绪？同时高谈阔论什么赎罪？当你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将食物从身体这个袋子里输进输出，你怎么可能赎罪？在一个如此醉酒醺醺肉欲横流的环境里，你怎么能够得到“拯救”？（这也是佛陀袋子上的漏洞：他大概这样说过：“菩萨圣贤和佛陀可以乞讨他们的食物，以便教诲天下的普通 人慈善谦逊，”我说：“呸！”）不，我谈到春天刚吐芽的带着雨露的花蕾，它是疯子的笑声。分娩是所有痛苦和死亡的直接根源，佛陀八十三岁死于痢疾，最后只好说：“做你自己的油灯，”——遗言——“用勤奋努力超度你自己，”说这话真是见鬼了！他自己躺在那里，躺在一泡臭气熏天的稀薄的大便之中。所以我说，春天是疯子的笑声。

一一

然而，写完所有这一切之后，我闭上了眼睛，就在那时看见了十字架。我不能躲避它对所有这种残酷的神秘渗透。我只是总能看见 它，有时甚至看见希腊式十字架 [34] 。我希望这全都会成为现实。疯人和自杀者看见了它。还有垂死的人和处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的人们也见到了它。除分娩的罪孽以外，还有什么罪孽 ？比利·格雷厄姆 [35] 为什么不承认这一点？分娩殉葬的羊羔本身怎么能被认为是一种罪孽？是谁把它搁在那里，是谁点燃了火焰，谁是那只长鼻鼠，它想将焚烧羊羔的烟随风送进天堂，那样它就能为自己藏匿一座神殿？那些物质主义者有啥用处，他们甚至更加糟糕，因为他们愚蠢无知，对他们自己破碎的心全然无知？

比如，如今社会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愚蠢行为主义学派分子，注意，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对生活的痛苦所做反应的估计，对他们自己同胞的痛苦原因的精确定位，也就是社会，而不想一劳永逸地锁定痛苦发生的根源：分娩。甚至形而上学的专家权威和哲学预言家们也在巡回演讲时绝对肯定地说：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咎于某某政府，某个国务卿，某个国防部长（请想一想伯特兰·罗素 [36] 那样的“哲学家”吧），试图责怪诸如此类天生的分娩受害者，而不是责怪他们理应提议讨论的形而上学根源本身，即：肉体出现之前和消失之后的情形是怎样的，也就是说，因为分娩才有死亡。

谁会站出来说，自然的精神原本就是永远的错乱和邪恶？

一二

与此同时该干什么呢？等待？假如你是个士兵，因为敌人在进攻，你就屁滚尿流地逃跑，假如你因为目睹他人的战亡，就感觉自己命不久矣，怕得只好匍匐在地，你会把这个也怪到社会的头上？七十岁老太瘫痪在床上，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她的胸膛之上，甚至经过十个月充满希望的等待和孩子们的悉心照顾仍没有好转，你也能将之责怪于社会？责怪社会，因为新贝德福德的渔民在夜间掉进冰凉的海水中，绑着救生带漂浮在汹涌澎湃的海面上，向上帝呼救，向斯特拉·玛丽斯求救，他忘了在表袋里带上剃须用的刀片（我在海战中一直带着刀片），如果带了，他至少可以割腕放血，在被海水呛死以前先晕过去，不会像我那个德国男孩那样独自被海水呛死，遭到他父亲的遗弃，哭泣着恳求母亲的怜悯，而那种怜悯在你那片残忍创造的大海里根本不存在？

不，就责怪那可怜的带着雨露的成片成片的春天花蕾。责怪那些“黏糊糊的小叶子”，克劳德说在管教所里，那些小叶是促使他哭泣的第一个念头。

一三

我部分康复后就回了家，带着杜洛兹常有的那种虚荣，决定当一名作家，写一部恢宏的小说，向每个人解释每一件事情，试图让我父亲活着并且感到幸福，与此同时母亲在鞋厂里工作，此时正值一九四六年，努力奋斗啊！

但是，父亲的形容在我眼前日益枯槁。每两个星期，他的腹部就会变成一个大水袋，可怜的犹太医生不得不来我们家，同情地皱眉蹙眼，在厨房里（远离妻子和儿子）将一根长刺管直接插入他的肚皮，将腹水放入厨房的桶里。我父亲从来没有因痛苦而高声叫喊。他只是皱起眉头呻吟，轻轻流泪，啊，我心目中的好人哪！随后，一天早晨，在我们因如何煮咖啡发生争吵之后，医生又来为他“抽水”（天哪，大自然，你去抽你自己的水吧，你这只邪恶的母狗！）。他坐在椅子里就在我的眼前死去，我看着他的脸，他噘起嘴巴，安详地长眠，心想：“父亲，你抛弃了我！你留下我独自一人照料‘身后的一切’，不管这一切是什么。”他对我说：“尽你的一切力量照顾好你母亲。答应我！”我答应我会的，我已经做到了。

于是，殡仪员来了，将他装进了收尸袋，我们将他装进灵车，运到新罕布什尔州他出生的那个小镇的墓地里，树枝上愚蠢的小鸟正在欢快地啼鸣。曾有一刻，蓝背母鸟将它的幼鸟赶出鸟巢，小鸟坠落到树根处，在那里不住地拍打着翅膀，奄奄一息，饥饿难忍。一位牧师试图安慰我。葬礼结束后，我与伯父文森特·杜洛兹一起穿过纳舒厄的一条条小街，伯父默默无声，从中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总被大家认为是“不讨人喜欢”，“不爱说话”的杜洛兹。他是个诚实的杜洛兹。他说：“你父亲是个好人，但是他太雄心勃勃，高傲狂热。我想你也跟他一样。”

“我不知道。”

“嗯，介于两者之间吧。我从来就没有不喜欢埃米尔。可你就是那种性格，他也是，我自己也快进棺材了，有一天你也会死去，所有这一切，呸，edil;a s’en vas（就这样消失不见了）。”他用布列塔尼高卢人特有的架势对着头顶上的苍茫蓝天耸了耸肩膀。

至于文森特伯父，你不能说他是杜洛兹虚荣的受害者。

一四

不过，我仍然是个受害者，与母亲一起回到奥松公园后，她对屋子进行了春季大扫除（老头去了，打扫屋子，将凯尔特鬼赶出去），我静下心来独自写作，在痛苦中写作，甚至在黎明写赞美诗和祝愿辞，心想：“当这本书完成时，它将是有关我他妈的这整个一生的概括和总结，我将得到解脱。”

但是，老婆，我做到了，我完成了一部书，我在曼哈顿和长岛的街头漫步，默默无声写完了我第一部小说的一千一百八十三页，卖了那部书，拿到了预付稿酬，激动得高声呼喊，哈利路亚！然后继续努力，做完一生中你应该做的一切事情。

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没有“一代”是“新的”。“太阳底下没有任何东西是新的。”“一切都是虚荣。”

一五

别去想它了，老婆。睡觉吧。明天又是一天。

Hic calyx！

查一下拉丁文，它的意思是：“这是圣餐杯，”杯里一定要有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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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Garfield（1913—1952），美国电影演员。

[2] Ann Arbor，美国密歇根州东南部城市。

[3] American Gulf and West Indies，简称AGWI。

[4] John Lawrence Sullivan（1858—1918），美国职业拳击运动员，曾获世界重量级冠军。

[5] 杜洛兹名字的英文缩写。

[6] udel（1868—1955），法国外交官、诗人、剧作家，作品表现对天主教的信仰及肉体与灵魂的冲突，有剧作《给玛丽的报信》、《缎子鞋》和诗作《五大颂歌》等。

[7] 法语，生命力。

[8] Zarathustra，即Zoroaster（前628？—前551？），古代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创始人。

[9] Arthur Koestler（1905—1983），犹太匈牙利作家。

[10] 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德国剧作家、自然主义戏剧的倡导者，代表作有《日出之前》、《织工》等。

[11] Ludwig Lewisohn（1882—1955），德裔美国评论家、小说家、翻译家，代表作为《所在的岛屿》。

[12] Stephen Dedalus，詹姆斯·乔伊斯半自传体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和小说《尤利西斯》中的重要人物。

[13] 希腊语，加冕的公牛。

[14] Vilfredo Pareto（1848—1923），意大利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著有《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学通论》等。

[15] Pierre Lou?s，生于比利时的法国诗人和小说家。代表作为《阿弗洛狄德》、《女人与傀儡》等。

[16] Andre Malraux（1901—1978），法国作家、政治活动家，作品有《征服者》、《人类的命运》等。

[17] Igor Fedorovich Stravinsky（1882—1971），俄裔美籍作曲家。

[18] Arnold Schoenberg（1874—1951），奥地利裔美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

[19] George Santayana（1863—1952），西班牙裔美国哲学家、文学家、批判实在论代表之一，著有《理性生活》、《存在的领域》等。

[20] Francis Thompson（1859—1907），英国诗人，作品有《诗集》、《姐妹之歌》、《天堂猎犬》等。

[21] 自我终极，原文self ultimacy的英文缩写。

[22] Jean Cocteau（1889—1963），法国艺术家，能诗善画，又能创作小说、戏剧、舞剧和电影，作品有诗集《好望角》、小说《调皮捣蛋的孩子们》等。

[23] 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英裔美国作家，主要作品有《诺里斯先生换乘火车》、《再见吧，柏林》等。

[24] W. H. Auden（1907—1973），英裔美国诗人，主要诗集作品有《短诗结集1927—1957》和《长诗结集》。

[25] Banti，一种脾脏主动脉血栓形成的综合征。

[26] lush worker，以醉汉为对象的扒手。

[27] The Tombs，曼哈顿拘留所的口语说法。

[28] Günter Grass（1927—），德国作家，主要作品反映德国纳粹时代及战后生活面貌，如《铁皮鼓》等。

[29] Uwe Johnson（1934—1984），德国作家，他的许多小说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分裂的德国生活中的矛盾。

[30] Mother Kali，印度教女神，形象可怖，既能造福生灵，也能毁灭生灵。

[31] 即“Jehovah（耶和华）”。

[32] the Son of Man，耶稣基督自称。

[33] Martha，《圣经：新约·路加福音》中马利亚和拉撒路之姊。

[34] 四臂相等，臂与臂构成直角。

[35] Billy Graham（1918—），美国基督教福音传道者，多任美国总统的宗教顾问。

[36] 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分析哲学主要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