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0）出生于敖德萨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显然，早年的生活环境给他的人生奠定了一种复杂的文化背景。敖德萨是著名港口城市，地处黑海西北岸，今属乌克兰，旧时是沙俄帝国的南方重镇。那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地界，混居着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犹太人。一九〇五年，敖德萨发生大规模排犹事件，上千名犹太人死于非命，未满十岁的巴别尔亲眼目睹那些血淋淋的场面，终身留下了梦魇般的记忆。他十八岁写的处女作《老施劳埃密的故事》就反映了对犹太人的命运的思索，讲述一个犹太老人因拒绝改信基督教而自杀的故事。
巴别尔天分甚高，自幼学习英语、法语和德语，还在家庭逼迫下学习希伯来语和犹太典籍。像许多犹太家庭的孩子一样，其求学经历显见是在为日后经商做准备，中学读的是商业学校，大学则进入基辅金融与商业学院。可是，对于这种命运的安排巴别尔早已蓄意颠覆，他很早就对文学表现出极度热情，中学的一位法国教师引导他走入缪斯的世界。他喜欢兰波的诗歌，熟读莫泊桑、福楼拜和拉伯雷，还尝试用法语写作。
一九一六年（巴别尔的《自传》里说是一九一五年），年轻的巴别尔冒险前往彼得堡，他不是投奔革命（革命尚未到来，列宁还宅于苏黎世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是去投奔文学，寻找自己的人文理想。然而，巴别尔的文学之旅也像革命者的地下工作一样，几乎就是一篇惊心动魄的故事。当时沙皇政府严禁犹太人和“叛逆者”、“心怀不满者”进入首都，他用伪造的护照假冒立陶宛人骗过了沿途关卡。多年后，他将自己那段身涉险境的真实经历写进了小说《道路》和《开端》里边。可是，彼得堡并未向他敞开文学的大门，他所有的投稿都被拒之门外，那些文学编辑都劝他去找家商铺做伙计。直到找到了高尔基，其文学命运终于出现了转机。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他 “相对化”情境也是一个碎片化的世界。即便不了解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读者也能感觉到《红色骑兵军》的写法与众不同，因为那里边不同的声音很难相互融合，那种多声部的狂欢体叙述是一下子就能让人感觉到的。譬如《小城别列斯捷奇科》，随着部队开进市镇，两三千字篇幅中散散落落地嵌入了几百年的历史印记，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微妙地叙说着革命与恐怖，战争与犹太人的世俗生活，旧日的恶臭与新政的荒诞……当政治委员在广场上宣讲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精神的时候，那些“被抢得精光的犹太人”却已完全失去了生活的方向。
这些叙述没有一个主调，没有统一的声音。
首先，这里呈现的不是一个对象化的客体世界，那些人物和事件都尽可能避免成为作家主观意识的投射，而好像是在摹写事物本来的情形，照巴赫金的话来说就是“它们各自的世界”。就像人们在大街上所见，这人边走边用手机告诉老婆今儿不回家吃饭，那人一转身让自行车给撞了，旁边的商场在搞换季服装大甩卖……这一切彼此之间并无关联，如果把这情形用文字记录下来它们就处于同一语境中，当然还可以弄出一些互动关系，但巴别尔决不让它们彼此之间发生意识协调。作为旁观者，你可以有自己的感触，可是在别人眼里你的意识并不代表什么，你自己也是一道宛然自在的风景。
巴别尔的手法就是这样，作为叙述人的“我”不过是故事里边的一个人物而已，或者说也被“他者”化了。这里包含着若干平行或者是交错、对立的叙述原则：战争是一回事，生活是另一回事，骑兵军的征战之外尚有掩映其中的另一套叙事文本，那是一幅幅若隐若现的波兰小贵族和犹太市民的风俗画卷。生活有它本来的价值目标，有它自己的惯性，可是日常节奏一旦被战争所搅乱，革命也难免拖上恐怖的阴影。
值得思考的是作家为什么要这么写。首先是缘于现实的暧昧。巴别尔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正义性未予置疑，却从革命进程中发现人们早已偏离人类文明的轨迹，心里的庄严目标与眼前的闹剧扭结在一起，却不能找到真正的联系，这不能不让人产生惶惑之感。既然现实本身就是这么乱哄哄，通过“众声喧哗”的对话关系倒是正好表现生活的复杂状态，因为各自不同的视角便于诉诸不同的主体意识，这是“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的价值表述。其次，有一点应予注意，《红色骑兵军》是巴别尔根据自己在一九二〇年俄波战争中的经历写成的，他一九二四年就大体完成了这本书（后于一九二六年出版），相距时间很近，这样的创作在作家意识中不可能抹去那种“现场体验”。显然，这跟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的情形不同，巴别尔写理想与现实的歧途，写那些血腥与混乱，并不是一种带有总结性的反思历史的究诘，不是事后的盖棺论定，他是用即时的感受来表现时代的困惑。所以，《红色骑兵军》的叙事所呈现的历史感具有某种罕见的鲜活特征。
《红色骑兵军》的故事里，“我”是总的叙述人，但在少数篇目中又插入了别的叙述人，譬如《盐》和《叛变》两篇，就是骑兵战士巴尔马绍夫的 巴别尔写作《红色骑兵军》时才二十八、九岁，对各个阶层的语言都能掌握得那么好，这让人大为惊讶。不用说，这跟他“到人间去”的生活体验息息相关。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专有一章写到巴别尔，其中他带爱伦堡去小酒馆聊天的情形给人印象尤深。巴别尔喜欢在各色人等中间混来混去（爱伦堡说，他有从事各种职业的朋友——工程师、驯马师、骑兵、建筑师、养蜂人、钢琴师……），学习他们的语言，观察各种场景各种细节，永远保持对生活的兴趣。
当然，小说语言并不仅仅是运用辞格的技巧，有时语言本身就是某种话语方式，这也是巴别尔特有的叙述风格。在《夜》那一篇里，写了一个叫加林的部队办报秀才，如何追求列车洗衣妇的故事。作为爱的表白，阿Q跟吴妈直说“我和你困觉”，而加林却对着睡意蒙眬的伊琳娜扯东扯西，整一个晚上喋喋不休，从俄国皇室之乱说到党中央“因势利导”改造哥萨克军队，又扯到第一骑兵军的“政治教育”。伊琳娜睡着了，加林还在那儿说个没完。这番“荒唐的爱的表白”看上去没有一个字扣题，却恰恰道出了那份爱的失落。场景、细节、对话，每一笔都那么传神，而那么细微的描述却有着十分宏大而复杂的背景。一边是充满激情的革命话语（包括《红色骑兵报》的政治宣传），一边是疲惫和困乏，是无尽的伤痛，是被战争苦难压垮的人们，这中间没有爱情的位置。
巴别尔写战祸与苦难，写暴戾与残酷，一点没有给人撕肝裂肺的感觉，通篇都是明快的叙述节奏、充满俚俗之趣的对话与细节，这就把揪心的痛楚转化为一种反讽，带出了无尽的思绪。难怪博尔赫斯是这样评价《红色骑兵军》的，他说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书”，“具有音乐性的语言风格，与几乎难以形容的残酷的场面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四日<hr/>[92]引自《伊萨克·巴别尔》，见《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下，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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