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罗杰疑案[1]_摩格街谋杀案

——《摩格街谋杀案》续篇

Es giebt eine Reihe idealischer Begebenheiten, die der Wirklichkeit paralleluft. Selten fallen sie zusammen. Menschen und Züfalle modificiren gew？hnlich die idealische Begebenheit, so dass sie unvollkommen erscheint, und ihre Folgen gleichfalls unvollkommen sind. So bei der Reformation; statt des Protestantismus kam das Lutherthum hervor.

理想中的一系列事件会与真实情况相似。它们很少能完全一致。人和环境会在总体上改动理想中的一连串事情，使之显得不尽完美，从而其结果也同样无法尽善尽美。宗教改革亦是如此；想的是新教，来的却是路德教。

——诺瓦利斯[2]《精神论》

即使是最镇定的思想者，都很少有人不曾对超自然事物陷入一种模糊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半信半疑的惊讶中，那事物又似乎恰巧具备一种不可思议的特性，而这种纯粹的巧合是具备才智之人无法接受的。这样的情绪——因为我所说的半信半疑绝不具备充分的思维能力——这些情绪很少被彻底地压制住，除非借助机会学说，或者，用科学的术语来说，即概率演算。从实质上说，这个演算纯粹是数学性的；因此我们就把科学中的极尽严格与精确作为异例，运用于思维中最不可捉摸的幻象与精神性之中。

依据时间的顺序，我要应约昭于公众的那些不可思议的细节，起初的发展是一系列令人费解的巧合，其后，或者说最终的进展会让所有读者认出，这是在隐射不久前玛丽·塞西莉亚·罗杰斯在纽约被谋杀的事件。

大约在一年前，在一篇题名为《摩格街谋杀案》的文章中，我曾竭力描述了我的朋友， C·奥古斯特·杜潘先生在思维特性上的一些非凡之处，我没曾想到自己还会继续这个话题。当时，我对这种特性的描述形成了文章的构思；而且这构思在例证杜潘特性的一连串混乱的事实中得到了充分证实。我还可以引证其他的事例，但是我不想再赘言了。不过，最近一些事件的发展很令人惊讶，促使我进一步地描述了一些详情，这些细节会带有一种强制性的招供意味。在了解了我最近所听说的事之后，如果我依然对很久以前的所见所闻保持沉默的话，我就会真的感到不安了。

在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她的女儿之死的悲剧结束之际，杜潘爵士立刻从心中摈除了此事件，又回到了他所固有的变化无常的幻想中。我向来喜欢抽象概念，就很乐于顺应他的心情；并继续住在我们位于圣热尔曼区的居所中，我们不考虑未来，宁静地安睡于现在，将周围沉闷的世界编织成梦幻。

但是这些梦并非完全不受干扰。我早就说过，杜潘在摩格街戏剧性事件中的表现在巴黎的警察的想象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这些密探中，杜潘的大名脍炙人口。除了我之外，他从不对其他任何人解释破案时那些推论上简洁利落的特点，甚至连警察局长也不了解。难怪这事件理所当然地被认为几乎是奇迹，或者说他所具备的分析能力被归结为直觉。他的直率原本会打消任何质疑者持有的这种偏见；但是他懒散的脾性却终止了人们对这一他早已不感兴趣的话题做进一步的争议。就这样，他才发现自己成了警方眼中的焦点人物；并且，辖区中的案件也没少劳烦他。其中最引起关注的案子就是那个名叫玛丽·罗杰的年轻女子的谋杀事件。

此事件大约是在摩格街惨案发生的两年之后。玛丽是寡妇埃斯特尔·罗杰的独生女，她的教名及家姓和那不幸的“雪茄女郎”很相近，读者一看就会引起注意。她自幼丧父，从她父亲的死一直到被我们所论及的那场谋杀的前十八个月，她和母亲一直共同住在圣安德烈街[3]；夫人在那里经营一个膳宿公寓，由玛丽帮着照料。就这样，一些事情在女儿二十二岁时发生了，她非凡的美丽吸引了一位香料商，他在王宫的底层开了一家店铺，主顾主要是附近大批滋生的一些流氓恶棍。勒布朗先生[4]意识到漂亮的玛丽来光顾他的香料店会带来诸多好处；他那慷慨的供职提议被这姑娘欣然接受了，尽管夫人多少还是有些顾虑。

那位店老板如愿以偿，他的店铺顿时因为这个活泼动人的女店员</a>而变得众所周知。她被他雇用了大约一年时间，然后突然失踪了，这令她的崇拜者们感到无比困惑。勒布朗先生也无法对她的离开作出解释，罗杰夫人为此心烦意乱，惊惶焦虑。报纸立刻抓住这个话题，警察正准备着手进行严格的调查。然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在失踪了一个星期后，玛丽健健康康地又出现在了她往常站的那个香料柜台，只是她多少有些忧郁。除了带有私人性质的询问，所有的调查自然都停止了。勒布朗先生像以往那样，表明自己对此事一无所知。玛丽和母亲一起回答了所有的问题，说上一周她是在乡下的亲戚家度过的。于是这事件就平息下来，基本上被人淡忘了。至于那个姑娘，她借口要从人们的好奇心所导致的无礼中摆脱出来，就向香料商提出了辞呈，然后在圣安德烈街她母亲的住所隐居起来。|||||

她回家后大约过了五个月，朋友们又为她 “我的意思是说，正是玛丽·罗杰还活着这一想法所混杂的惊人和戏剧效果，而不是这一想法的真实可信度，使《星报》对此大做文章，并确保其迎合公众的口味。让我们来调查一下这份报纸的主要论述；并尽力避免它阐述论点时的语无伦次。

“作者的首要目的是想表明，从玛丽失踪到发现那具浮尸之间的短暂间隔来看，这具尸体不可能是玛丽。因此，将这段间隔缩短到最低限度就立刻成为了推理者的目标。在对这一目标的性急追求中，他最初只是草率地作出假设。他说，‘如果凶手对她下了手，那么，认为其动作完成能快到足以使自己在午夜之前将尸体扔进河里的推测是愚蠢的。’我们就会很快，而且很自然地问为什么？为什么凶手在姑娘离开母亲家之后五分钟内就被杀的推测是愚蠢的？为什么认为凶手是在那天的任何时间作案的也是愚蠢的？任何时间都会有凶杀发生。但是，如果谋杀是在星期天早上九点到午夜前一刻钟发生的，那么凶手仍然会有足够的时间‘在午夜之前将尸体扔进河里’。因此，这个推测恰好意味着——那个凶手根本不是在星期天作案的——而且，如果我们同意《星报》的设想，我们就容许报纸信口雌黄了。那段以‘如果凶手如何如何的推测是愚蠢的’开头的话，无论它是怎样地被刊登在《星报》上的，也许可以被我们想象成其实是早已如此这般地存在于作者的大脑中了：‘如果凶手对她下了手，那么，认为其动作完成能快到足以使自己在午夜之前将尸体扔进河里的推测是愚蠢的；我们认为，推测出所有这一切，并且同时推测(因为我们决定要这样推测)尸体是直到午夜后才被扔进河里，都是愚蠢的’——这本身就是一句非常不符合逻辑的话，但是也不像报纸上的那句话那样完全是荒谬的。

“如果我的目的，”杜潘接着说，“仅仅是找出破绽来反驳《星报》上这段论述的话，我就完全可以对它置之不理。不过，我们要对付的不是《星报》，而是事实真相。照现在的情形看，那句话只有一个意思；而这个意思我已经明确地说过了；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在纯粹的语言背后，寻找这些话已经明确指涉的，却没能传达出来的观点。那个记者的意图是想说不管这场谋杀发生在星期天白天或夜晚的任何时段，凶手是不可能会冒险在午夜前将尸体抬到河边的。事实上，这正是我要反驳的假设。那位记者推测凶手处在这样的一种位置，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必须得将尸体运到河边。那么，谋杀也可能发生在岸边，或是就在河里；而且，那样的话，在白天或夜晚的任何时候，将尸体在抛掷水中就可能是最明显和最迅速的处理方式。你会明白，我不是在暗示这是可能的，也没有表示这与我自己的观点是相符的。到目前为止，我的设想与案件的事实没有什么关联。我只是想提醒你注意《星报》提出观点时的整个语气，让你留心文章开头的那种片面性。

“于是，在规定了一个限度以配合自己预设的观点之后，报纸假设道，如果这具尸体是玛丽的话，那么它在水里的只不过是很短的时间，报纸接着又这样叙述：

所有的经验都表明，溺水的尸体，或者说在暴力致死后被立刻扔进水中的尸体，需要六到十天时间才使其足够腐烂到能浮出水面。即使尸体被火炮燃烧过，它也至少要五到六天的浸泡才能浮起，如果不去管它的话，它又会沉下去。

“这些论断被巴黎的每一家报纸都默认了，除了《箴言报》[16]。这家报纸只是竭力反驳那段话中提到‘溺水的尸体’的部分，它引用了五六个例子，在这些例子中，溺水的尸体短于《星报》所强调的时间，就被发现浮到水面了。但是对于《箴言报》来说，用几个特殊的事例来反驳《星报》的重要论断之举，似乎有些过于缺乏哲理了。即使它有可能举出五十个而非五个尸体在两三天就浮上来的例子，那么这五十个例子仍然可能被认为是《星报》所说的规律之特例，除非那规律自身被推翻。承认了这条规律，(这一点《箴言报》并不否认，它只是强调了它的特例，)那么《星报》的论述就能发挥其充分的威力；因为这一论述并没有自称要牵涉到尸体在少于三天就浮到水面之可能性的问题；而且，这个可能性会对《星报》的立场有利，除非这些被幼稚地举出的例子能在数量上足以建立起一个反对性的规律。

“你马上就会明白，如果真有那么一条规律，那么所有这一切有关的论述应该被用来反对那条规律本身；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必须来检查一下此规律的理论基础。总的来说，人的身体既不比塞纳河水轻也不比它重；这就是说，在自然情况下，人体特有的重力与它所排开的淡水重量大致相同。肥胖多肉、骨骼又小的人，以及大多数的女性都比那些消瘦而且骨骼大的人，还有男人要轻；而河水特有的比重多少是受到海潮量的影响。但是，如果不考虑潮水，或许可以这么说，哪怕是在淡水里，都很少有人体会真的自动沉下去。几乎所有人在落入水中后，如果他能允许水的比重与他身体的比重恰好保持平衡——也就是说，如果他允许自己整个身体都尽可能地全部浸入水中。对于不会游泳的人来说，他正确的姿势是与岸上的行人一样是垂直的，头完全后仰，并浸没于水中；只有嘴巴和鼻孔是在水面上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发现人是可以毫无困难、不费力气地浮在水中的。然而，很明显的是，身体的重力和它排开的水的重量必须是恰好平衡的，而微不足道的力量就能打破这种平衡。例如，一条胳膊举出水面，那么它的支撑力就丧失了，这个重量就足以使整个头部浸入水中，同样，偶然借助于一块哪怕是最细小的木材就能抬高头部，使它可以四周张望。那么，在一个不会游泳之人的挣扎中，他的双手臂总是要向上伸，并且他会努力使头部保持惯有的垂直位置。其结果就是嘴巴和鼻孔浸没在水中，而他在水面下要用力呼吸的结果又使水进入了肺部。大量的水就同样地涌入了胃部，由于充满这些器官腔的液体与原来扩充在里面的空气重量是不同的，于是整个身体就变重了。根据普遍的规律，这一差别足以导致身体下沉；但是，在那些骨骼小，肌肉松弛肥胖的特例中，这一差别就不足以使身体下沉。这些人甚至在溺水后都不下沉。

“设想尸体是在河底，它会一直保持原状，除非通过某种方式，它特有的重力再次变得比它排开的水量轻。这种结果是通过尸体腐烂或其他途径达到的。腐烂产生了气体，气体扩充了细胞组织和所有的腔体，然后导致了令人恐惧的肿胀现象。当这种膨胀大到使尸体的体积大幅度增长，而它的质量或重量却没有相应增加时，它特有的比重就比排开的水量轻，于是它就立刻浮出了水面。但是腐烂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加速或延缓；例如，季节的冷暖，矿物质含量或水的纯净度，水的深浅，水的流通与停滞，身体的性质，死亡前身体的感染或无恙等。因此，很明显，我们不能在尸体通过腐烂上浮上确定出任何精确的时间。在某个情况下，这个结果可能会在一个小时内就发生；而在其他情况下，它可能根本不发生。也有一些化学注射液能使动物的躯体在避免腐烂的情况下被永远保存；二氯化汞就是这样一种制剂。但是，除了腐烂，也许，而且很普遍的是，由于蔬菜类的酸发酵使胃部产生气体(或者在其他腔体里由于其他原因也产生此类情形)，而气体又足以造成身体的膨胀，使身体浮上水面。放火炮的效果只是起到了震荡作用，其结果一方面能使陷入淤泥或沉积物的尸体摆脱羁绊，使它在其他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浮起来；另一方面，它可以震掉细胞组织中一些粘性的腐烂部分，使腔体在气体的作用下被扩大。

“因此，当我们掌握了这一问题的基本理论依据后，我们就能轻松地检验一下《星报》的论断。报纸是这样论述的，‘所有的经验都表明，溺水的尸体，或者说在暴力致死后被立刻扔进水中的尸体，需要六到十天时间才能使其足够腐烂到能浮出水面。即使尸体被火炮燃烧过，它也至少要五到六天的浸泡才能浮起，如果不去管它的话，它又会沉下去。’

“此刻，这整段话一定显现出了一系列的矛盾和不连贯性。所有的经验并不表明‘溺水的尸体’ 需要六到十天时间才能使其足够腐烂到能浮出水面。科学和经验都证明了尸体上浮的时间是，而且必然是不确定的。此外，如果一具尸体由于被火炮燃烧过而浮出水面，并非‘如果不去管它的话，它又会沉下去，’除非腐烂已经蔓延到使产生的气体排出身体。不过我希望你注意到‘溺水的尸体’和‘暴力致死后被立刻扔进水中的尸体’的区别。尽管作者承认了两者的差别，他仍然把它们归于一类。我已经表述过溺水的尸体是如何明显地变得比它排开的水量重，而且要不是人在挣扎中将手臂伸出水面，并在水下用力呼吸的话——那喘息使水充满了肺部原来是空气占据的空间，身体是根本不会下沉的。但是这些挣扎和喘息是不会发生在‘暴力致死后被立刻扔进水中的尸体’上的。因此，在后者的情况下，根据普遍的规律，尸体根本是不会下沉的——这个事实《星报》显然是不了解的。当腐烂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时——当大部分的肌肉脱离骨头时——事实上，那时候，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会看不见尸体。

“那么，我们又如何来应对这样一个论断呢？即由于发现尸体漂浮时，只过去了三天，因此这具尸体不可能是玛丽·罗杰的推论。如果溺水的是个女人，她也许根本就不会沉下去；或者，就是沉下去了，也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再次浮上来。但是没有人推测她是淹死的；而且，如果她在被扔进水中前就死了，那么她就会在其后的任何时间被发现浮在水面。

“《星报》还说，‘如果尸体呈毁坏状态在岸上被放置到星期二的晚上，那么人们就会在岸边发现凶手的某些痕迹。’首先，这让人很难理解推理者的意图。其实他的用意是表示他预见到了自己的设想有可能成为他论断的反例——即：假如那具尸体被放在岸上两天了，它就会发生迅速的腐烂——比它在水里的腐烂速度更快。他认为，如果情况确实如此的话，尸体有可能在星期三浮出水面，并且他认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尸体才能这样浮现。因此，他匆忙地表明，尸体并没有放在岸上；因为，一旦如此的话，‘那么人们就会在岸边发现凶手的某些痕迹。’我猜想你会对这样的推论一笑置之的。你没法理解就凭那具尸体在岸上的停留时间，怎么就会使凶手的痕迹增加。我也觉得费解。

“那家报纸又继续阐述道，‘另外，最不可能的是，暴徒在犯下如此的谋杀罪行后，竟然会不附加重物就将尸体抛掷水中，而这样的防范做起来毫不费力。’在这里，请留心一下那令人发笑的思维混乱！没有人会——甚至连《星报》也不会——怀疑那被发现的尸体遭受了谋杀。暴力的痕迹太明显了。推理者的目的只是想表明这具尸体不是玛丽，他希望证明玛丽没有被杀害——而不是证明这具尸体没被杀害。但是他的论述只是证实了后者。这里是一具没有被附加重物的尸体。凶手在把它扔进水中时，是不会不这么做的。因此，它不是被凶手扔进河里的。如果能证实什么的话，这就是能被证实的一切。这甚至连尸体的身份问题都没涉及，《星报》费了如此周折只是否定了它前面所承认的事情，它是这样说的，‘我们完全相信那具被发现的尸体是一个被谋杀了的女性。’

“这还不是唯一的例子，在对此论点的分歧上，这位推理者甚至在无意中反驳了自己。我早已说过，他的明确目的是尽可能地缩减玛丽失踪和尸体被发现的时间间隔。可是我们发现他强调了一点，即从那姑娘离开母亲的住所后，没有人见过她。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认为玛丽·罗杰玛丽在六月二十二日星期天九点之后还在人世。’由于他的论点明显是片面的，他至少应该不让它显现出来；因为如果大家知道有人看见过玛丽，比如在星期一，或是星期二，那么这一时间间隔就会被大大缩短，而且，依照他自己的推论，尸体是那个女店员的可能性就会急剧下降。然而，可笑的是，《星报》却坚持自己的观点，完全相信由此能进一步推出总的论点。

“让我们来重新细读关于博韦辨认尸体的那部分论述。在有关手臂上的汗毛部分，《星报》的表述明显不真诚。博韦先生并不是傻瓜，不可能在辨认尸体时仅仅仓促地说手臂上有汗毛。而且，任何手臂上都有汗毛。《星报》的概括性表述只不过是歪曲了证人的措辞。他一定说过这毛发有某种特殊之处。它肯定有独特的颜色、数量、长度或位置。

“报纸还说，‘她的脚很小——脚小的人何止千万。不管怎么说，她的吊袜带根本算不上是证据——她的鞋也不是——因为鞋和吊袜带是成箱卖的。她帽子上的花也是同样的道理。博韦先生一再坚持的是，吊袜带的扣子被折回过，并使带子缩短了。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因为多数女人愿意买一对吊袜带回家，并把它们调节到适合它们所要缠绕的大腿尺寸，而不是在购买的商店里就试用它们。’从这里看，我们很难认定那个推理者是真诚的。如果博韦先生在他找寻玛丽的尸体时，发现了一具尸体的大体尺寸与外形和失踪的女子很相仿，他准保(这根本与衣服无关)会有一种找寻已经成功的想法。如果，除了大体尺寸和外形，他还发现尸体的手臂上有一种特殊的汗毛特征，这与他曾在活着的玛丽手臂上看到过的一致，他的这种想法就更坚定了；而且他信心的增长可能与那汗毛特征的特殊性，或者说是与众不同成正比。如果，玛丽的脚很小，而尸体的脚也很小，那么尸体就是玛丽的可能性的增长比率就不会只是算术增长了，而是一种高比率的几何增长，或是积聚性增长。再加上他所知道的姑娘失踪那天穿的鞋子又是与尸体的相符，而且，尽管这些鞋子也许是‘成箱卖的’，你至少会将可能性增加到它几乎就是那个人的程度。那些自身对身份辨认并不算是证据的东西会通过它具有的确证位置，变成最令人确信的证据。所以，只要那顶帽子上的花也与失踪女子所戴的相同，我们就不用继续探究了。只要是一朵花，我们都不用继续探究了——那么如果是两三朵，或是更多呢？每一接连发现的吻合就是成倍的证据——这不是证据的叠加，而是证据成千上百倍地增加。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死者身上的与那姑娘活着时使用过的相仿的吊袜带，那么再追究下去就有些愚蠢了。况且这些吊袜带被发现时是缩紧的，扣子还折回过，又恰好与玛丽在离家不久前她自己的系扣方式一样。再怀疑下去就是疯狂或虚伪了。《星报》所说的关于吊袜带被缩短的情况其实并不多见，这正好说明了它自己在错误上的顽固。吊袜带扣的弹性特征就不言自明地展示了被缩短的非寻常性。它本身就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只有在很少的特殊情况下才需要再调节。从最严格的角度来看，玛丽的这些吊袜带肯定是在很少有的情况下才需要作上述的缩紧。光是这吊袜带就足以证实她的身份了。但是被发现的尸体不仅和失踪的姑娘有着相同的吊袜带，还有相仿的鞋子、帽子、帽子上的花、脚、手臂上独有的特征，以及身体的尺寸和外形——就是说，尸体具备了玛丽单个的和所有整体的特点。如果证明《星报》的编辑对死者的身份是真正怀有疑问，那在这样的情形下，对他而言，也大可不必送他去接受精神病检查。他不过是认为附和那些律师们的废话是具有远见的，而多数律师却只是满足于重复法庭的规矩条款。在此，我认为，很多被法庭所否决的证据其实在有智人士看来都是最好的证据。因为法庭是在证据认定的普遍原则的指导下行使职能的——那些都是被公认和记入法典的原则——它不愿转向特例，而这种对原则的固守，并苛刻地不理会具有冲突性的异议，无论时间的长短，也是一种能最大限度获取事实的方式。从总体上说，这种准则按理是具有哲理性的；但可以肯定，它也会在个别事例上酿成大错。[17]

“关于针对博韦的影射，我想你会乐意立即摈弃它们的。你早已了解到这个善良的绅士的真实品行。他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情感有余，理性不足。在真正激动的情况下，任何此类之人都愿意如此表现自己，这样就使自己容易被人怀疑为过于精明或居心不良。博韦先生(正如你的摘要所示)与《星报》的编辑有过几次单独的面谈，并且，他因为不顾编辑的推论，斗胆提出，尸体确确实实就是玛丽，因此而冒犯了后者。该报说，‘他坚持认定尸体就是玛丽，但是他在我们所评论的那些细节之外，却给不出一个原委来让大家信服。’现在无须再提及不可能举出更强有力的证据来‘让大家信服’这一事实，我们也许注意过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可以非常清楚地表明他相信某事，但是却没有能力提出一个特定的原因来让别人相信。再没有什么比个人印象更说不清楚的事了。每个人都认识他的邻居，但是很少有人可以马上给出他认识邻居的原因。《星报》的编辑是无权因为博韦先生说不出确信的理由就大动肝火的。

“他的饱受怀疑更符合我关于他情感用事与好管闲事的假设，而不符合那个推理者说他有罪的暗示。一旦采取了更宽容的解释，我们就会发现要理解钥匙洞里的玫瑰花、记事板上的‘玛丽’名字、‘将男性亲友排挤出局’、‘反对让亲友们见到尸体’、告诫B夫人在他(博韦)回来前一定不能和警官交谈，以及最后他‘除了他自己，任何人都不要牵涉进此事件’的明显决断等，都并不困难。似乎毫无疑问的是，博韦是玛丽的追求者；而她又向他卖弄过风情；于是他野心勃勃地想让别人都认为他拥有她全部的亲昵和信任。关于这个我不想再多说；而且，因为事实完全驳回了《星报》的论断，即认为玛丽母亲和其他亲友反应冷漠——这冷漠和关于他们相信尸体是那个香料店姑娘的猜测相矛盾——那么我们就得进一步探究了，就当死者的身份问题已经被我们完满解决了。

“那么，”我问道，“你对《商报》的观点如何看？”

“从实质上说，这些观点比其他任何就此事所发表的意见都更值得注意。那些从前提得出的推论是理性而敏锐的；但是在那些前提中，至少有两个例子的观点是有缺陷的。《商报》意在暗示玛丽是在离她母亲家不远处被一帮粗俗的流氓劫持的。它竭力地表述道：‘一个像这一年轻女子一样被公众熟知的人，在走过了三个街区而不被人看见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位在巴黎长期居住人士的观点——一位公众人物——是一位在此城市的来回活动范围大多被限制在政府办公室附近的人士。他知道他从自己的工作地点穿越长达十二个街区后，很少会不被人认出并向他打招呼。他明白自己有多少熟人，也知道有多少人认识他，他把自己的知名度和这个香料店姑娘的作了比较，发现两者间没有大的差别，于是立即就得出了结论，即这个姑娘走在路上时，会像他一样地容易被人认出来。可是，这情况只能发生在当她的外出和他一样是具有固定不变而按部就班的特点，而且也是在有限的同一区域时。他的往返走动在时间上是有规律性的，而且有一定界限范围，其间有很多人会出于他的职业与自身有相似特征的兴趣而有意地观察他。但是，总的来说，玛丽在外走动也许会散漫些。在这个特殊的事例中，非常有可能的是，她走的路线是与平常的几种都不同。我们所推测的存在于《商报》想法中的那种对等，只有在两个人穿越整座城市的情况下才能被证实。在那种情形下，假设他们各自的熟人是一样多的，那么与相同数量的熟人相遇的机会就是相同的。就我看来，我认为，无论何时，无论玛丽从自己的住所到姨妈家的很多路线中走的是哪一条，她在路上不碰到一个她所认识的人或认识她的人的情况，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有可能的。在对这个问题的全面而彻底的研究中，我们必须在头脑中始终记住，哪怕是巴黎最著名人士所认识的人，在与巴黎的整个人口数量的比较中，都是非常不成比例的。

“但是不管《商报》的论述依然具有多大的影响力，当我们考虑到姑娘离开的时间时，它的力度就会大大削减。《商报》这样说：‘她是在街道充满了人群时离开的’。可事实并非如此。那时是早上九点。现在，除了星期天，每天早上的九点，街上确实有很多人。但是星期天的九点，人们大多是在家里准备去做礼拜。只要你留心，你不会注意不到，每个安息日从早上八点到十点之间城市中就有一种特殊的冷清气氛。在十点和十一点之间，街道上是有人流的，但这并不是报上所说的那么早的时间。

“《商报》上还有另外一个观点是缺乏观察的。它这样说：‘从这个不幸女子的一条衬裙上，被撕下一条长两尺宽一尺的布，它被系在她的下巴下面，缠绕在大脑背后，也许是为了防止她喊叫。这是那些没带手帕的家伙们干的。’关于这个观点是否站得住脚，我们会稍后再尽力研究；但是在‘那些没带手帕的家伙们’这句话上，编辑想指的是那群最低俗的流氓。可是，报道所描述的是那些哪怕没衬衫都永远带着手帕的人。你一定有机会观察过，最近几年，对那些十足的流氓来说，手帕是多么的不可或缺。”

“那么，”我问道，“我们如何看待《太阳报》上的文章？”

“非常可惜那个作者天生就不是一个应声虫——本来在这件事上他可以成为这一行中最杰出的应声虫。他只是一一重复了那些早已刊登的评论，用值得褒扬的努力从各家报纸的论述中把它们集中了一下。他这样写道：‘所有这些物品在那里已至少有三四周时间，因此，毫无疑问，这令人瞠目的行凶现场已经被发现。’在这里，被《太阳报》重申的事实实际上远不能消除我对此事的疑虑，而且我们稍后要更细致地将它与此事的另一个问题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目前我们必须专注于其他的调查。你不会不注意到尸体的检查太草率了。当然，身份的问题很容易就能确定了，或者说应该早就确定了；但是还有其他问题需要明确。尸体有否被抢劫过？死者在离家时是否带有任何珠宝首饰？如果是的话，当她被发现时还带着它们吗？这些重要的问题都完全没有被证据所涉及过；还有一些同样重要的问题也没有被注意到。我们必须尽力通过个人的调查来确定这些问题。圣厄斯塔什的事件必须得重新调查。我对这个人没有什么怀疑；但是让我们系统地来追查一下。我们得毫无疑问地弄清楚那份关于他在星期天的活动的书面陈述是确凿的。此类的书面陈述很容易干扰人的视线。不过，假如它内容属实的话，我们就不必对圣厄斯塔什进行调查了。然而，如果他的书面陈述是谎言的话，那么，他那令人怀疑的自杀事件要没有这样的谎言，就不会是无法解释的事实，因此我们无需偏离常规分析的思路。

“对于此事，我认为我们应该先不考虑这场悲剧的内在因素，而是将精力集中到它的外部联系上。在这样的调查中，只局限于对直接因素进行探询，完全不考虑间接或次要的因素的做法并不是不常见的错误。把证据和论述限制在表面上相关的事物中也是法庭的玩忽职守。但是经验表明，而且真实的哲学也始终证明，大量的，也许是绝大部分的真理是从看似不相关的事物中得到的。即使不是恰好通过这一原则的字面意义，也是通过这一原则的实质，现代科学才决心对无法预料的事物进行推算。但是也许你不理解我。人类知识的历史已经持续不断地显示出，在间接的或是偶然的、意外的事件中，我们能获得最大量的和最有价值的发现，而且最终，在对任何发展的预期展望中，有必要不仅大量地，而且是最大限度地接受那些从偶然性中，并且从大大出乎了人们正常的期待中得到的创造。把一件事物将会是什么建立在现在是什么基础之上的作法不再具有哲学性了。偶然性被接受成为事物基础的一部分，我们要完全考虑或然性，并使意外和无法想象的因素归属进学校的数学公式中去。

“我要重申绝大部分的真理是从间接因素中获得的这一个事实；而且，在这件事情上，只有依照这个原理的实质，我才会在目前的情况下，将调查从被无数人尝试过的、至今没有结果的对事件本身进行的论述转向当前与此有关的详细情况中。当你确定了那书面陈述的可信度后，我将比你迄今所做的要更总体一些地审查那些报纸。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对调查情况进行了勘察；但是，事实上，如果对公众报刊进行了一次如我所建议的那种综合性调查后，还是获得不了一些细节性的、对调查能起到具有指导性作用的信息的话，就很奇怪了。”

我按照杜潘的建议，对书面陈述一事作了细致的核实。结果是，我非常肯定它们的真实性，以及圣厄斯塔什先生在此事上的清白。同时，我的朋友也以一种在我看来似乎是琐碎而毫无目的的精密，专注并仔细地研究各类报纸文件。在一周快结束时，他将以下的摘录放在了我的面前：

“大约三年半以前，一次与目前案件非常相似的骚乱事件发生了，即这同一个玛丽·罗杰从王宫底层勒布朗先生的香料店失踪了。可是，在一个星期快结束前，她又一次出现在她通常所在的柜台，除了有点不太正常的苍白外，她与平常没什么两样。据勒布朗先生和她的母亲说，她只是去拜访了乡下的某个朋友；于是该事件就很快地平息了。我们可以推测，目前的失踪同样也很蹊跷，那么，在快满一周的时间，或者一个月的时间里，她可能会再次回到我们当中。”——《晚报》，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一。[18]

“昨天的一份晚报提到了罗杰小姐以往的一次神秘失踪。众所周知，在她从勒布朗的香料店失踪的那一周里，她是在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的陪伴之下，那名男子因其行为放荡而臭名昭著。据人们猜测，一场争执使她受到上天的神助得以归返。我们已得知那名浪荡军官的姓名，他目前驻扎在巴黎，只是由于不言自明的原因，我们不能将此公开。”——《信使报》，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二晨版。[19]

“前天，在本市近郊发生了一件最为残忍的暴行。黄昏时分，一名绅士，偕同他的夫人和女儿雇用六个年轻男子将他们送到对岸去 ，当时这些男子正悠闲地划着一条船在塞纳河岸边来来回回地闲荡着。在抵达对岸时，这三名乘客跨出了船，并向前走着，一直走到看不见船影的时候，女儿发现她把阳伞拉在船上了。她返回去拿伞，于是就被这群人抓住了，并且被拖到了水里，她的嘴被东西塞住了，还受到了野蛮的暴行，最后被带到岸上一个离她和父母最初下船处不远的地方。那些歹徒目前还逍遥法外，但是警察正在追踪他们，其中有人可望很快被缉拿。”——《晨报》，六月二十五日。[20]

“本报收到几封来信，其目的是要证明梅奈[21]在最近那件强奸案中有罪；但是考虑此人经审讯后已被宣判无罪，另外由于来信者的论点论据似乎热情有余深刻不足，我们认为不宜将信内容发表。”——《晨报》，六月二十八日。[22]

“本报收到几封颇具说服力的来信，这些显然来自各种渠道的消息足以使我们有理由确信，不幸的玛丽·罗杰成了星期天在城市附近侵扰民众的无数流氓帮会中其中一帮人手下的牺牲品。此后，我们会尽力腾出版面来刊登此类评论。”——《晚报》，六月三十一日，星期二。[23]

“星期一，一名与税务署有联系的驳船管理员看见一条空船漂在塞纳河上。船帆被放在船舱底部。那个管理员就把船拖到了驳船管理处。次日上午，船被人取走，而没有一个工作人员知情。现在船舵还在管理处。”——《勤奋报》，六月二十六日，星期四。[24]

读了这些不同的摘录，在我看来，它们不仅是不相关的，而且我没觉出它们中有哪一条会与目前的事件相关。我等着听杜潘的解释。

他说道，“我目前不想详细论述 “这个树林很怪异——极端怪异。它异常繁茂。在它自然围成的场地中有三块奇怪的石头，形成了一把有靠背和凳脚的椅子。而且，这个树林是如此充满艺术性，还位于离德吕克夫人的住所咫尺之遥的比邻地区，夫人的孩子又常常仔细地观察周围的灌木，以寻找黄樟木的树皮。这难道会是草率的赌注吗？——这个赌注的赢率是一千对一——即这些男孩不用一天就能发现至少一件隐藏在成荫的殿堂中、端放在天然御座上的物品。那些犹豫于这样一个赌注的人，要么自己从没有做过孩子，要么忘记了孩童的天性。我要重申——要理解为什么这些物品在被放置于这个灌木丛中长于一两天的时间里都没被发现，是极其困难的；因此，不管《太阳报》是怎样武断和无知，我们的怀疑是很有道理的，即这些东西是相对很晚才被放在那里的。

“但是，除了我刚才提出的，还有其他的和更有力的理由来相信它们是这样被放置的。现在，请你费心对那些物品非常做作的摆放方式予以注意。在上面的石头上放的是一条白色的衬裙；在 你们会认为我说的无非是巧合罢了。关于这个话题，我上述所讲的已经足够。我自己从内心里不相信超自然。自然和上帝是两回事，这没有人会否定。后者创造了前者，他能随意地控制或改造它，这也是毋庸质疑的。我说的是“随意”；因为这是依照意愿，而不是如愚顽的逻辑之所谓的依照权力。并不是神不能调整他的准则，而是我们为调整想象出了一个可能的必要性，这一举动会伤害神。这些准则原本就包含了在将来会发生的一切偶然。在上帝眼中，一切都是现在。

我要重申一下，我所说的这些事只是巧合。而且，在我所涉及到的事物中，人们会发现，就已知的命运而言，在不幸的玛丽·塞西莉亚·罗杰斯的命运和玛丽·罗杰在人生的某个时期的命运之间，存在着一条平行线，当人们考虑到这相似性有着惊人的准确度，其理性便会困惑无措。我认为人们将会看到所有这一切。但是，当看到上述时期中的那个玛丽的悲惨遭遇，当看到围绕着她的迷雾被拨开时，读者可别猜测我是想暗示这条平行线在延伸，或者甚至是想暗示在巴黎发现这个杀害了巴黎女店员的凶手所使用的方法，或者在类似推理上所运用的方法，都会引出类似的结果。

因为就这种猜测的后半部分而言，大家应该考虑到，在两个案件的事实中，哪怕最琐碎的变化都可以通过彻底混淆两件事实的过程而引出最严重的错误估计；这就很像在算术上，一个错误，其自身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可以在运算过程中的每一步中以其不断倍增的作用力最终导致与正确结果大相径庭的答案。而就这种猜测的前半部分而言，我们一定要记住，我所提到的概率演算拒绝所有关于平行线延伸的观点——它以强有力而明确的态度拒绝这些想法，即不容许以此早已被延长并被弄得精确无误的平行线来作为其计算比例。这是这些反常推测中的其中一种，虽然运用的是完全不符合数学规律的思维，却是惟有数学家才能真正接受的。例如说，很难让普通读者相信，一个掷骰子的人连续两次掷出6来，足可以赌他第三次不会再掷出6来。如果有人这么提议，通常会立刻遭到才智之人的否定。前两掷结束后，这两次就是过去的事实了，它们应该不会对将来的投掷有什么影响。掷6的几率似乎正好应该与骰子在任何平常时间被掷时一样——也就是说，它只受其他各次甩掷的影响，而这些甩掷结果或许是骰子造成的。这一观点非常明确，要想反驳这个观点，只会更多地遭到嘲笑，而不是表示尊重的关注。这里产生的错误——一个让人觉得有点恶作剧似的重大错误——我无法自称在我目前有限的篇幅中将它揭示出来，而且如果从哲学的角度看，它也无需被揭示。或许我至少可以这么说，它形成了一连串无穷错误中的一个，这些错误发生在推理过程中，是推理力求详细探询真相而造成的。

(张琼译)

[1] 最初发表《玛丽·罗杰疑案》时，作者认为不需要现在所增补的这些脚注；但本故事所依据的这场悲剧已过去多年，作者认为还是应该加上这些脚注，并对故事的总体构思进行了一些说明。一个名叫玛丽·塞西莉亚·罗杰斯的年轻姑娘在纽约附近被杀害。尽管她的死引起了强烈而持久的轰动，但是直到这篇小说写成并出版之时(1842年11月)，疑案一直未被破解。在本故事中，作者假托叙述一个巴黎女店员的死亡，虽然只参照了玛丽·罗杰斯的谋杀案实际情况中的一些非关键部分，但作者在每个细节中都追随这个疑案的实质。因此，小说中的所有论据都适用于真实事件：而对真相的调查则是本文的目的。《玛丽·罗杰疑案》是在远离惨案现场的情况下写成的，除了可提供信息的报纸之外，没有其他的调查途径。因此，作者并不掌握许多如果亲临现场并进行勘察所能得到的信息。然而，记录在下面的这件事实或许并不算不妥：两名证人(其中一人是小说的叙述者德吕克太太)在小说发表之后很久，在不同的时间里提供的证词不仅充分证实了此文总的推论，而且还完全证明了这一推论所依据的全部是假设的主要细节。——原注(本篇小说的脚注除特别注明外均为作者原注。)

[2] 诺瓦利斯是冯·哈登贝格(Von Hardenburg)的笔名。——译者注

[3] 即拿骚街。(坡在脚注中对应于正文里的地名、人名分别为纽约及纽约附近的地名和玛丽·罗杰斯案件有关人士的姓名。——译者注)

[4] 即安德森。

[5] 即哈德孙河。

[6] 韦赫肯区。

[7] 即佩恩先生。

[8] 克罗姆林。

[9] 《纽约信使》周刊。

[10] 即《纽约乔纳森兄弟报》，主编为H·黑斯廷斯·魏尔德先生。

[11] 《纽约商报》。

[12] 《星期六费城邮报夜刊》，编辑为C·I·彼德森先生。

[13] 即亚当。

[14] 鸦片酊，一种作止痛剂或毒药的药剂。——译者注

[15] 参见《摩格街谋杀案》。

[16] 即《纽约商业广告报》，编辑为斯通上校。

[17] “一条基于客体性质之上的理论会由于客体的不同而难以自圆其说；而依据事物起因设置论题的人则会因为其结果不同而停止评判。因此，任何国家的法理学都表明了，当法律成为了一门学科和一种体系，它就失去了公正性。盲目专注于分类原则已导致法律出错，这错误只要观察立法机关是如何频繁地被迫站出来修复自身系统所丧失的公正便可得知。”——兰多。(兰多是霍勒斯·宾尼·华莱士所用的笔名，他曾于1838年匿名出版小说《斯坦利》，本段文字引自该小说。——译者)

[18] 《纽约快报》。

[19] 《纽约先驱报》。

[20] 《纽约信使问询报》。

[21] 梅奈是最初涉嫌并被捕的当事人之一，但因缺乏证据而获释。

[22] 《纽约信使问询报》。

[23] 《纽约晚邮报》。

[24] 《纽约旗帜报》。

[25] 怒由此生？——译者注

[26] 此按语是坡本人自行插入，由最初发表本小说的杂志加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