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窃之信_爱伦·坡短篇小说集

智者所恨莫过于机灵过头。

——塞内加

18××年秋，一个凉风阵阵的傍晚天刚黑之际，在巴黎圣热尔曼区迪诺街33号4楼我朋友那间小小的后书房，或者说藏书室里，我和朋友C.奥古斯特·迪潘一道，正在享受着双重的愉悦，一边沉思冥想，一边吸着海泡石烟斗。至少有1个小时，我们保持着一种完全的沉默。当时在任何偶然瞩目者的眼中，我俩说不定都显得是全神贯注地沉浸在污染了一屋空气的缭绕烟圈之中。可就我自己而论，我当时是正在琢磨黄昏初临之时我俩所谈论的某些话题；我指的是莫格街事件，以及玛丽·罗热谋杀案之不可思议。所以，当我们的房门被推开并走进我们的老熟人、巴黎警察局长G先生之时，我认为那真是一种巧合。

我们对他表示了由衷的欢迎，因为此君虽说讨厌，但也颇有风趣，而且我们有好几年没看见过他了。我俩一直是坐在黑暗之中，此时迪潘起身想去点灯，可一听G的来意便又重新坐下，G说他登门拜访是要就某件已引起大量麻烦的公事向我们请教，更确切地说是想征求我朋友的意见。

“如果是件需要动脑筋的事。”迪潘忍住没点燃灯芯，并说，“那我们最好还是在暗中来琢磨。”

“这又是你的一个怪念头。”那位警察局长说，他习惯把凡是他理解不了的事情都称之为“怪”，而且就那样生活在一大堆“怪事”当中。

“非常正确。”迪潘一边说一边递给客人一只烟斗，并推给他一把舒适的椅子。

“这次是什么难题？”我问，“我希望别又是什么谋杀案？”

“哦，不，不是那种事。其实这件事非常简单，我相信我们自己也能处理得够好，不过我认为迪潘会喜欢听听这事的详情，因为这事是那么古怪。”

“既简单又古怪。”迪潘说。

“嘿，是的，可又不尽然。实际上我们都感到非常棘手，因为事情是那么简单，而我们却束手无策。”

“也许正是这事情的非常简单使你们不知所措。”我的朋友说。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警察局长一边应答一边开怀大笑。

“也许这个秘密有点儿太公开。”迪潘说。

“哦，天哪!谁听说过这种高见？”

“有点儿太不证自明。”

“嘿嘿嘿!呵呵呵!哈哈哈!”我们的客人乐不可支，纵声大笑，“哎哟，迪潘，你早晚得把我笑死!”

“你要说的到底是什么事？”我问。

“嘿，我就告诉你们，”局长答道，随之沉思着慢慢吐出长长的一口烟，并在他那把椅子上坐了下来，“我三言两语就可以告诉你们，但在我开始之前，请允许我提醒你们，这是一件需要绝对保密的事，要是让人知道我向谁透露了此事，我眼下这个位置很可能就保不住了。”

“讲吧。”我说。

“要么别讲。”迪潘道。

“这个，好吧，这消息是一名地位很高的要人亲口告诉我的，王宫里一份绝顶重要的文件被人窃走。窃件人是谁已经知道，这一点确凿无疑；他是在有人目睹的情况下窃走文件的。另外还知道，那份文件还在他手里。”

“这何以得知？”迪潘问。

“这显然是根据文件的性质推断而得知，”警察局长回答，“根据文件一旦被窃贼转手便会立即引起的某些后果尚未出现这一事实，也就是说，根据他正按照其最终必然会利用那份文件的计划在对其加以利用这一事实。”

“请稍稍讲明白一点。”我说。

“好吧，我可以斗胆说到这个程度，那份文件会使窃件人在某一方面获得某种权力，而这种权力之大不可估量。”那位警察局长爱用外交辞令。

“我还是不大明白。”迪潘说。

“不大明白？好吧，倘若把那份文件泄露给一位我们不便称名道姓的 “最后，当我再次扫视房间之时，我的目光落在了一个纸板做的华而不实的卡片架上，那个卡片架由一根脏兮兮的蓝色缎带悬挂在壁炉架正中稍低一点的一个小铜球雕饰上。在这个分成三四格的卡片架里插着五六张名片和一封孤零零的信。此信又脏又皱，几乎从中间撕成两半，仿佛信的主人开始觉得它没用，打算把它撕碎，但转念一想又改变主意将它留了下来。信上印着一枚大黑图章，清楚地呈现出D姓名首写字母的拼合图案，信上的收信人地址是一位女性娟秀的笔迹，收信者正是D大臣本人。信被漫不经心地，甚至好像是被不屑一顾地插在卡片架的最上一格。

“我一看见此信就立刻断定它就是我要找的那封。诚然，它看上去与警察局长为我们详细描述的那封信完全不同。这封信上的印章又大又黑，图案是D的名字首写字母的拼合，而那封信上的印章又小又红，图案是S家族的公爵纹章。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大臣本人，写地址姓名的笔迹纤细娟秀，而那封信的收信人是一名王室成员，写姓名地址的字迹粗犷刚劲。两信唯一的相似之处就是大小相同。然而，那些不同之处未免太过分了；那信又脏又皱而且还被撕开一半的样子与D实际上井井有理的习性极不相符，不由得令人想到这是企图要蒙骗看到信的人，使其误认为此信毫无价值。这些情况，连同该信让来者一眼就能看到的过分突出的位置，加之与我先前的断定如此一致，所有这些情况，如我刚才所言，在一个心存疑窦的来者眼里，都足以证实心中的怀疑。我尽可能地拖长做客的时间，一边就一个我深信大臣不会不感兴趣的话题与他高谈阔论，一边却把注意力真正集中在那封信上。在这次观察中，我记住了信的外貌和它插入卡片架的样子，而且最后我还有一个忽然的发现，这发现消除了我心中也许还残存的任何一丝疑惑。在细看那封信的四边之时，我注意到它们的磨损似乎超过了应有的程度。它们所呈现的那种磨损就像有人把一张硬纸先叠好再用折叠器压过，然后又翻过一面按先前的折痕重新叠过。这个发现足以使我清楚地看出，此信就像一只手套那样被人翻过，把里面翻到外面，然后重写地址姓名，重新加封盖印。于是我向大臣道过日安，匆匆告辞，把一个金鼻烟盒留在了那张桌上。

“ “街上那阵骚乱是由一名带滑膛枪的人胡作非为所引起的。他在妇孺群中开了一枪。可后来证明枪里没装弹丸，那家伙也就被当作疯子或酒鬼随他去了。他走之后D才离开窗口，而我刚才一拿到信就跟着他站到了窗边。此后没过多久我就向他告辞。那个装疯的人是我花钱雇来的。”

“可是，”我问，“你用一封假信去调包有何意义？你第一次拜访时抓过信就走不是更好吗？”

“D是一个亡命之徒，”迪潘回答，“而且遇事沉着果敢。再说，他府上也不乏对他忠心耿耿的奴仆。如果我照你说的那样贸然行事，那我很可能不会活着与那位大臣分手。善良的巴黎人说不定就再也不会听谁说起我了。不过除了这些考虑我还有一个目的。你知道我的政治倾向。在这件事中，我充当了那位当事的夫人的坚决支持者。这位大臣已经把她摆布了18个月。现在该由她来摆布他了。因为，由于不知道所窃之信已不在自己手中，他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对她进行讹诈。这样他马上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自己政治上的灭亡。他的垮台将使他感到突然，但更会使他感到难堪。下地狱容易，这话说得真好；不过在各种各样的攀缘钻营中，那就正如卡塔拉尼[63]谈到唱歌时所说的那样，升高比降低要容易得多。就眼下之例而言，我对他的垮台毫不同情，至少毫不怜悯。他就是那种monstrum horrendum[64]，一个没有德行的天才。可我得承认，我非常想知道，当他被那位警察局长称之为‘某位要人’的她嗤之以鼻时，当他被逼得只好打开我为他留在卡片架上的那封信时，他心里会有一番什么感想。”

“怎么？难道你在信中写了什么不成？”

“当然，让里面一片空白似乎很不恰当，那岂不是显得无礼。D曾经在维也纳做过一件有损于我的事，我当时曾平心静气地对他说我不会忘记。所以，既然我知道他会对是谁赢了他而感到好奇，我觉得不给他留一条线索未免遗憾。他非常熟悉我的笔迹，于是我只在那面白纸中央抄写了一句话：

如此歹毒之计，若比不过阿特柔斯，也配得上堤厄斯忒斯。

这句话可见于克雷比雍的《阿特柔斯》。[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