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格街凶杀案_爱伦·坡短篇小说集

塞壬唱的什么歌，或阿喀琉斯混在姑娘群中冒的什么名，虽说都是费解之谜，但也并非不可揣度。

——托马斯·布朗爵士

被人称为分析的这种智力特征，其本身就很难加以分析。我们领略这种特征仅仅是据其效果。我们于其他诸事物中得知：若是一个人异乎寻常地具有这种智力，他便永远拥有了一种乐趣之源。正如体魄强健者为自己的体力而陶然，喜欢那些能运用其体力的活动一样，善分析者也为其智力而自豪，乐于解难释疑的脑力活动，只要能发挥其才能，他甚至能从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中感到乐趣。他偏爱猜谜解惑，探赜索隐；在他对一项项疑难的释解中展示他那种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的聪明程度。他凭条理之精髓和灵魂得出的结果，实在是有一种全然凭直觉的意味。

解难释疑的能力可以凭研究数学而大大加强，尤其是凭研究它那门最高深的分支——高等数学。高等数学因其逆运算而一直被错误地认为是最杰出的分析，然而计算本身并不是分析，譬如下象棋的人算棋就无须分析。由此可见，下象棋凭智力天性的看法完全是一种误解。我现在并非在写一篇论文，而是非常随意地用一些凭观察而获得的知识作为一篇多少有点离奇的故事的开场白，因此我愿意趁此机会宣称，较强的思考能力用在简单而朴素的跳棋上比用在复杂而无聊的象棋中作用更加明显，更加见效。象棋中各个棋子皆有不同的古怪走法，并有不同的可变化的重要性，而人们往往把这种复杂误以为是深奥(不足为奇的谬见)。下象棋务必全神贯注，若稍有松懈，一着不慎，其结果将是损兵折将或满盘皆输。象棋的走法不仅多种多样而且错综复杂，出错的可能性因此而增多；十局棋中有九局的胜者都赢在比对手更全神贯注，而不是赢在比对手聪明。跳棋与象棋正好相反，它只有一种走法而且很少有变化，因而疏漏的可能性很小，相对而言也无须全神贯注，对局者谁占优势往往取决于谁更聪明。说具体一点，假设一局跳棋双方只剩4个王棋，这时当然不存在疏漏之虞。显而易见(如果棋逢对手)，胜利的取得仅在于某种考究的走法，在于某种智力善用之结果。若不能再用通常的对策，善分析者往往会设身处地地去揣摩对手的心思，这样倒往往能一眼看出能诱他误入歧途或忙中失算的仅有几招(有时那几招实在简单得可笑)。

惠斯特牌一向因其对所谓的计算能力有影响而闻名，而那些智力出众者素来爱玩惠斯特而不下无聊的象棋也为众人所知。毫无疑问，在这类游戏中再没有什么比玩惠斯特更需要分析能力。整个基督教世界最好的象棋手或许也仅仅是一名最好的棋手，可擅长玩惠斯特就意味着具有在任何更重要的斗智斗法的场合取胜的能力。我说擅长，是指完全精通那种囊括了获取正当优势的全部渠道的牌技。这些渠道不可悉数，而且变化无穷，并往往潜伏在思想深处，一般人完全难以理解。留心观察就能清楚记忆，就此而言，专心致志的棋手都是玩惠斯特的好手，只要他能把霍伊尔牌谱中的规则(以实战技巧为基础的规则)完全弄懂。于是记忆力强和照“规则”行事便普遍地被认为是精于此道的要点。但偏偏是在超越规则范围的情况下，善分析者的技艺才得以显示。他静静地做大量的观察和推断。但也许他的牌友们也这么做；所以所获信息之差异与其说是在于推断的正误，不如说是在于观察的质量。必要的是懂得观察什么。我们的牌手一点儿不限制自己，也不为技巧而技巧而拒绝来自技巧之外的推论。他观察搭档的表情，并仔细地同两位对手的表情逐一比较。他估计每人手中牌的分配，常常根据每人拿起每张牌时所流露的眼神一张一张地计算王牌和大牌。他一边玩牌一边察颜观色，从自信、惊讶、得意或懊恼等等不同的表情中搜集推测的依据。他从对手收一墩赢牌的方式判断收牌人是否会再赢一墩同样花色的牌。他根据对手出牌的神态识别那张牌是否声东击西。总之，对手偶然或无意的只言片语，失手掉下或翻开一张牌及其伴随的急于掩饰或满不在乎，计点赢牌的墩数以及那几墩牌的摆法，任何窘迫、犹豫、焦急或惶恐，全都逃不过他貌似直觉的观察，都向他提供了真实情况的蛛丝马迹。两三个回合下来他便对各家的牌胸有成竹，从此他的每张牌都出得恰到好处，仿佛同桌人的牌都摆在了桌面上似的。

分析能力不可与单纯的足智多谋混为一谈，因为虽说善分析者必然足智多谋，但足智多谋者却往往出人意料地不具有分析能力。常凭借推断能力或归纳能力得以表现的足智多谋被骨相学家(错误地)归之于某一独立器官，并认为是一种原始能力，但这种能力是那么经常地见之于其智力在别的方面几乎等于白痴的人身上，以致引起了心理学者的普遍注意。实际上，在足智多谋和分析能力之间存在着一种比幻想和想象之间的差别还大得多的差异，不过两者之间有一个非常类似的特征。其实可以看出，足智多谋者总沉湎于奇思异想，而真正富于想象力的人必善分析。

在某种程度上，读者可以把下面这个故事看作是对上文一番议论的注解。

18××年春天和初夏我寓居在巴黎，其间结识了一位名叫C.奥古斯特·迪潘的法国人。这位年轻绅士出身于一个实际上颇有名望的高贵家庭，但由于一系列不幸的变故，他当时身陷贫困，以致意志消沉，不思振作，也无意重振家业。多亏债主留情，给他留下了一小部分财物；他就凭来自那份薄产的收入，精打细算维持起码的生活，除此倒也别无他求。实际上书是他唯一的奢侈品，而在巴黎书是很容易到手的东西。

我与他初次相遇是在蒙马特街一家冷僻的图书馆里，当时我们都在寻找同一本珍奇的书，这一巧合使我俩一见如故。此后我们就频频会面。他以法国人那种一谈起自己的家庭就少不了的坦率把他的家史讲得很详细，我则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得津津有味。我对他的阅读面之广大为惊讶；而更重要的是，我感到他炽烈的热情和生动新奇的想象在我的心中燃起了一把火。当时我正在巴黎追求我自己的目标，我觉得与他那样的人交往对我来说是一笔无价的财富。我真诚地向他袒露了我的这一感觉。最后我俩商定，在我逗留巴黎期间我俩将住在一起。由于我当时的境况多少不像他那般窘迫，他同意由我出钱在圣热尔曼区一个僻静的角落租下了一幢式样古怪、年久失修、摇摇欲坠的房子，那房子因某些迷信而长期闲置，我俩对那些迷信并未深究，只是把房子装饰了一番，以适应我俩共有的那种古怪的忧郁。

倘若我们在这幢房子里的日常生活为世人所知，那我俩一定会被人视为疯子，不过也许只被视为于人无害的疯子。我们完全离群索居，从不接纳任何来客。实际上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没把我俩的隐居处告诉我以前的朋友，而迪潘多年前就停止了交友，在巴黎一直默默无闻。我俩就这样避世蛰居。

我的朋友有一个怪诞的习性(除了怪诞我还能称什么呢？)，他仅仅因为黑夜的缘故而迷恋黑夜；而我也不知不觉地染上了他这个怪癖，而就像染上他其他怪癖一样；我完全放任自己心甘情愿地服从他的奇思狂想。夜神不可能总是伴随我们，可我们能够伪造黑夜。每当东方露出 那是一段从一般习性和解剖学上对东印度群岛的褐色大猩猩的详细描述。那种哺乳动物以其巨大的体格、惊人的力量、非凡的灵敏、异常的凶残和爱模仿的嗜好而为世人所知。我突然间明白了那桩凶杀的恐怖所在。

我读完那段文章后说：“这里对足趾的描述与这张草图完全吻合。我看除了这儿提到的那种大猩猩外，再没有什么动物的趾印能合上你画下的指印。这撮深褐色毛发也与居维叶描述的那种动物的毛发相同。但是，我仍然不能理解这可怕之谜的一些细节。另外，证人们所听见的争吵声是两个，而其中一个被无可非议地确认为是一个法国人的声音。”

“不错，那你一定记得证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那声音里有句话是‘我的天哪!’证人之一(糖果店老板蒙塔尼)已经正确地认为那句话在当时的情况下好像是一种劝告或告诫。所以，我已经把解开此谜的希望主要寄托在了这句话上。一个法国人知晓这一惨案。可能(实际上远远不止可能)他在这场血腥的残杀中是无罪的。那只猩猩说不定就是从他那里逃出。他说不定一直追到了那个房间窗下，但由于随后发生的使人不安的事情，他绝不可能重新捕获那只猩猩。猩猩现在还逍遥自在。这不能再猜下去了(除了猜测我现在还没权利用别的名称)，因为我这些想法所依据的思考几乎尚未深刻到可以由我自己的理智做出估价的程度，因为我还不能自称可以让别人了解我的想法。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想法称作猜测，把它们作为猜测来谈论。假若那个法国人真像我所猜测的在那桩暴行中无罪的话，那我昨晚在回家路上去《世界报》报馆登的这则启事就会把他引到我们这儿来(那是一份航运界的报纸，很受水手们欢迎)。”

他递给我一张报纸，我读到了这则启事：

招领：某日清晨(即凶杀案当日清晨)在布洛涅树林捕获一体大、褐色婆罗洲猩猩。失主(据悉为一艘马尔他商船上的水手)一经验证无误并偿付少量捕获及留养费用，即可将其领回。认领处为圣热尔曼区×街×号，请上四楼。

“你怎么可能知道那人是一名水手，”我问，“而且属于一条马尔他商船？”

“我并不知道，”迪潘说，“我并不肯定。不过这儿有一小根缎带，从这式样和油腻腻的样子来看，它显然是喜欢蓄长辫的水手们系头发用的。况且这个结除了水手，尤其是马尔他船上的水手，很少有人会打。我是在那根避雷针柱脚下拾到这缎带的。它不可能属于那两位被害人。说到底，即便我凭这根缎带就认定那个法国人是一条马尔他商船上的水手这一推断错了，这对我在报上登的那则启事也仍然没有妨害。如果我真错了，他也只会认为我是被某种表象迷惑，绝不会费神来追究。但假若我对了，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那法国人虽知自己在那桩凶杀中是无罪的，但他仍会自然而然地犹豫是否回应那则启事，是否认领那只猩猩。他会这样来说服自己：‘我是无辜的。我穷，我的猩猩值一大笔钱，对我这种处境的人来说算得上是一笔财产。我干吗要因为毫无根据的危险而失去它呢？它就在这儿，伸手可及。它是在布洛涅树林被人发现的，那地方远离凶杀现场。人们怎么能怀疑那桩凶杀是一头畜生所为呢？警察对此案茫然无知，他们迄今尚未找到一丝线索。就算他们查出了那头畜生，也不可能证明我知道那场凶杀，或是因为我知情就定我有罪。最重要的是，我已被人知道。刊登启事那人就认定我是那头畜生的主人。我不清楚他对我到底知道多少。如果我不去认领那份已经知道是属于我而且又值一大笔钱的财产，我至少会使那畜生容易遭人怀疑。我现在既不能让人注意到我，也不能让人注意到那头畜生。我要去应那则启事，认领回那只猩猩，然后把它关起来直到事情过去。’”

这时我们听见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

“准备好手枪，”迪潘吩咐道，“但没有我的信号不要开枪，也别把枪亮出来。”

房子的大门一直开着，来人没按门铃就进到屋里，然后往楼梯上走了几步。然而，他这时似乎又犹豫起来。接着我们听见他下楼的声音。迪潘正飞快地冲向房间门边，此时我们又听见他朝楼上走来。这一次他没有打退堂鼓，而是毅然决然地上了楼，敲响了我们的房门。

“请进!”迪潘的声音里透出高兴和热情。

进来的是个男人。他显然是名水手，高大，魁梧，健壮，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并不招人讨厌。他那张被太阳晒黑的脸有一大半被他浓密的胡须遮住。他手里拎着根粗实的橡木棍，但除此之外好像没带别的武器。他局促地鞠了一躬，用法语问我们“晚上好”，他的法语虽略带几分讷沙泰勒[49]口音，但仍然足以听出他原籍是巴黎。

“请坐，朋友，”迪潘说，“我想你是为那只猩猩来的。说实话，我真有点羡慕你有这只猩猩，一个非常漂亮的家伙，肯定也非常值钱。你看它有几岁了？”

水手长长地松了口气，露出一种如释重负的神情，然后放心大胆地回答：

“我也说不清楚，但它至多4岁或5岁。你们把它关在这儿吗？”

“哦，不；我们这儿没有关猩猩的设备。它这会儿在迪布尔街一家马车行的马厩里，就在附近。你明天一早就能把它领走。你当然是打算领它回去？”

“的确如此，先生。”

“让它走我还真有点儿舍不得。”迪潘说。

“我并不想让你白辛苦一场，先生，”水手说，“我也不能那么奢望。我是诚心诚意要付一笔酬金以感谢你替我找到那家伙。这么说吧，只要合情合理，你要什么都行。”

“那好，”我朋友答道，“这当然非常公平。让我想想!我该要什么呢？哦!我会告诉你。我要的报酬是这个。我只要你尽可能地告诉我莫格街凶杀案的全部经过。”

迪潘说最后一句话时声音很低，很平静。他也以同样的平静走到门边，锁上房门，把钥匙放进衣袋。然后他从怀里掏出手枪，不慌不忙地放在桌上。

那位水手的脸骤然间涨得通红，好像是憋得透不过气来。他惊得一跃而起，双手紧握木棍；但很快他又颓丧地坐下，浑身发抖，面如死灰。看他一声不吭坐在那儿，我对他不由得生出恻隐之心。

“我的朋友，”这时迪潘用温和的口气说，“你不用害怕，实在不用害怕。我们丝毫没有伤害你的意思。我用一名绅士和法国人的名誉向你担保，我们并不想伤害你。我清楚地知道在莫格街惨案中你是无罪的。但也不可否认你与此案多少有些牵连。从我所说的你肯定已经明白，对此案的真相我早已有了了解的渠道，你做梦也不可能想到的渠道。事情就是这样。你没有犯任何你能避免的错，你当然也就无可指责。虽然你当时尽可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走那些金币，可你却甚至分文未取。你没有什么值得隐瞒。你也没有理由隐瞒什么。反之，你在道义上有责任把你所知道的和盘托出。一个无辜的人现在因被控犯有那桩谋杀罪而遭关押，只有你才能说清那桩凶杀的真正凶手。”

那水手听完迪潘这番话，在很大程度上定下神来；只是不再像刚才那样放心大胆。

“老天做证，”他略为踌躇了一下说，“我一定把我所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们，不过我并不指望你们能完全相信我的话。如果我那么指望，那我一定是个大傻瓜。但我是无罪的，我即便为此而送命也要说出全部真相。”

他的叙述大致如下。他不久前曾航行到东印度群岛。包括他在内的一伙人在婆罗洲登陆，远足到密林深处游览。他与一位伙伴共同捕获了那只猩猩。伙伴死了，猩猩就归他一人所有。返航途中那猩猩难以驯服的野性使他费了不少周折，但他终于成功地把那家伙带到了巴黎，安全地关进了自己家里，为了不招惹邻居们讨厌的好奇心，他一直小心翼翼地没让猩猩露过面，想等到猩猩脚上一处在甲板上被碎片扎破的伤口愈合后再做打算。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卖掉猩猩。

就在血案发生的那天晚上，准确地说是那天清晨，当他与一些水手玩了一通后回家时，他发现那畜生已闯出了与他卧室相邻的小房间，正待在他的卧室里，在此之前那家伙一直如他想象的那样十分安全地被关在那个小房间里。那猩猩拿着一把剃刀，满脸肥皂泡，正坐在一面镜子前试着要刮脸，毫无疑问它曾从小房间的钥匙孔里窥视过主人刮脸的动作。看见那么凶猛的动物拿着那么危险的武器并且能那么熟练地使用，他一时间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不过他已经习惯于用鞭子驯服那畜生，即便在它兽性大发的时候，于是他又取出鞭子。那猩猩一见鞭子便猛然跳出卧室，冲下楼梯，从一扇偏巧开着的窗户窜到了街上。

这名法国水手绝望地紧追不舍；那只还握着剃刀的猩猩不时停下来回头看看，朝着追赶它的主人手舞足蹈，待主人快追上时，它掉头又跑。他们就这样追追停停持续了好一阵。当时大街上阒无一人，因为时间已将近凌晨3点。当那只猩猩顺着莫格街后面的一条小巷逃窜时，从莱斯巴拉叶夫人家四楼卧室开着的窗户射出的灯光吸引了它的注意力。冲到那幢房子背后，它看见了那根避雷针，于是它异常敏捷地顺杆而上，抓住了当时完全敞开的百叶窗，凭借百叶窗的旋转，趁势跃上了窗边的床头。这整个过程前后还不到1分钟。猩猩跃进房间时，又顺势把百叶窗给踢开了。

当时那名水手是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他这下很有希望抓住那只猩猩，因为它除了原路退回，几乎不可能逃出它自己钻进的那个陷坑，而它再顺着避雷针杆下来则会被截获。担心的是那家伙很有可能在那个房间里胡作非为。这种担心促使那水手一直追到楼下。爬上一根避雷针柱本来不难，对一名水手来说更是轻而易举，但当他爬到与那窗户一般高时，才发现窗户还隔着老远，他根本跃不过那段距离，他所能做的就是尽量探出身子去看一看房间里的情形。这一看差点儿没吓得他从避雷针杆上摔下来。就是在那个时候，可怕的尖叫声划破了黑夜，把莫格街的居民从睡梦中惊醒。身着睡衣的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她的女儿当时显然正在整理上文提到过的那个铁箱里的票据，铁箱当时被推到了房间中央，打开着，里面的东西全摊在地板上。被害人肯定是背朝着那扇窗户而坐，从那只猩猩进入房间到屋里传出尖叫声之间这段时间来看，母女俩当时大概并没有立即发现猩猩，她们自然而然地以为百叶窗的响动是由于风吹的缘故。

当水手朝里看时，那只猩猩已抓住莱斯巴拉叶夫人的头发(头发披散着，因为她刚梳过头)，正模仿着刮脸的动作，在她脸前挥舞着那把剃刀。莱斯巴拉叶小姐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早已吓昏过去。老夫人的尖叫和挣扎(其间她的头发被扯下)使也许本无恶意的猩猩勃然大怒。它有力的臂膀使劲一挥，差点儿没完全割下她的脑袋。喉腔喷出的鲜血使猩猩的大怒变成了疯狂。它龇牙咧嘴，眼冒凶光，扑到那位姑娘的身上，用它可怕的双爪掐住她的脖子，直到那姑娘窒息而死。这时它疯狂而错乱的目光扫向床头，认出了它主人那张几乎吓变形的脸。毫无疑问它还记得鞭子可怕的滋味，它的疯狂顿时变为恐惧。自知难逃鞭子的惩罚，它似乎想掩盖它血腥的罪行，紧张不安地在屋里跳来蹿去；这下房间被弄得乱七八糟，家具被摔得七零八落，床垫也被拖离了床架。最后它先抓起那姑娘的尸体，塞进了后来发现尸体的壁炉烟囱；然后抓起老夫人的尸体，从那个窗口一头扔了下去。

就在猩猩拖着那具支离破碎的尸体走向窗口时，那水手吓得缩回身子，连爬带滑下到底，一溜烟跑回了家。生怕被那桩血案牵连，他也就心安理得地不再关心那只猩猩的下落。证人们在楼梯上听见的只言片语就是那个法国人惊吓时发出的声音，其间混杂着那只猩猩凶猛的叫声。

我几乎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那只猩猩肯定是在人们破门而入之前又利用那根避雷针逃出了房间。它肯定是在逃出时又把窗户给关上了。它的主人后来把它重新捕获，以一个很高的价钱卖给了巴黎植物园[50]。在我们去那位警察局长的办公室讲述了事情真相(加上迪潘的一些评注)之后，勒邦随即获得了释放。不管那位局长对迪潘多么有好感，他也未能完全掩饰住情况的急转直下使他产生的懊恼，忍不住冷嘲热讽了两句，说什么任何人都搅和进他的公务不太恰当。

“让他说去吧，”迪潘说，他认为没有必要搭理。“让他发发议论，这样他心里好受些。我在他的城堡里赢了他，这我就满足了。但话说回来，他未能解开这个谜一点也不奇怪，绝非他所想象的不可思议，因为我们这个当局长的朋友其实多少有点狡诈过分而造诣不足。他的智慧之花没有雄蕊。就像拉威耳娜[51]女神像有头无身，或至多像一条鳕鱼只有头和肩膀。不过他毕竟是个不错的家伙。我尤其喜欢他的能言善辩，他正是凭这点赢得了足智多谋的名声。我说的是他那种否认实事、强词夺理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