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考古协会的德赖斯达斯特博士的致敬信[注]_英雄艾文荷

（寄往其寓所约克郡盖特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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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乔纳斯·德赖斯达斯特是司各特虚构的一个人物，他的几部小说的序言便是以“致德赖斯达斯特的信”的面目出现的，本书也是这样。在这篇序言中，司各特阐述了他对历史小说的一些基本观点，主要涉及了虚构和历史真实的关系问题。文中有些人名也是虚构的，如乌尔法斯国王等。发信人劳伦斯·坦普尔顿实即作者本人。

不用说，促使鄙人把阁下的大名置于后面这部作品的卷首，是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的。然而由于作品的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这些理由中最主要的一点，也许便不能成立。假如真像我所希望的一样，它足以赢得您的赞赏，那么读者立刻会看到，把旨在描绘英国古代，尤其是我们撒克逊祖先的生活的作品，献给曾撰文论述乌尔法斯国王的号角，论述他赠予圣彼得教堂的土地的博学作者，是合乎情理的。然而我明白，下面这些纸上所记述的我的考古研究的成果所赖以表达的方式，是无关紧要、不足为训、轻浮浅薄的，它已使这作品被排除在可以自豪地呈请博学鸿儒指正的那类著作之外。相反，我怕我只能引起非议，认为我不揣谫陋，居然把乔纳斯·德赖斯达斯特博士的大名冠于这么一部作品上，这部作品从严肃的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也许只能厕身于当今无关宏旨的文艺小说之列。这样的指责是我万难接受的，我必须为自己辩护，尽管我相信，您的友谊会使您对我采取宽大的态度，我仍然不愿在公众眼中，蒙受我的担忧向我提示的那种严重罪名。

为此我必须提一下，我们过去也一起讨论过这类作品，因为在其中的一种中，您博学的北方朋友蒙克巴恩斯的奥尔德巴克先生[注1]的私事和家事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给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当时我们对这些作品在这个游手好闲的时代中得以流行的原因，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讨，您认为它们不论具有什么其他优点，必须承认，它们是草率写就的，违反了史诗所应该遵循的规律。看来您当时的意见是：它们的魅力完全在于那位匿名作者所掌握的技巧，他像尽管我承认这些反对意见有一定道理，我还是得说，我并不认为它们是完全不可克服的。材料的贫乏确实是一大难题，但是谁也不如德赖斯达斯特博士那么清楚，对于熟读古籍的人而言，分散在各种历史著作中的有关我们祖先个人生活的片言只语，尽管与它们所处理的重大事件相比，只占极小的比重，然而把它们汇集到一起，还是足以使我们对我们祖先的私生活形成一个相当明晰的观念；确实，我也明白，在实行这个意图时，我可能失败，然而我相信，只要在收集材料上多化些力气，在运用材料上多动些脑筋，那么依靠亨利博士和故世不久的斯特拉特先生，尤其是沙伦·特纳先生的著作[注]，一个稍有能力的作者是完全可以成功的；因此对任何认为目前的尝试可能失败的议论，我可以事先便表示不能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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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都是英国的一些编年史作者：亨廷登的亨利（1084—1155），写有《英吉利史》；约瑟夫·斯特拉特（1749—1802），英国史学家，写有《英格兰编年记》；沙伦·特纳（176—1847），英国文学及史学家，写有《诺曼征服初期盎格鲁一撒克逊史》。

另一方面，我已经说过，我相信我的国人的善意和好心，任何对英国古代的风俗习惯所作的真实描绘，肯定是会得到他们的热情对待的。

在对您的这样，应该说，一个作者如果要像我试图做的那样，写一部小说或虚构的作品，他会发现，他要运用的材料，不论在语言或举止习惯方面，极大部分对我们今天和他所假定的活动时期，都是同样适用的。因而这赋予他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比当初看来大得多，他的工作也变得容易得多。不妨用一种姊妹艺术来作说明：考古上的细节可以说像铅笔勾勒的轮廓，表现了一幅风景的独特面貌。封建塔楼必须具有相应的雄伟气概，出现的人物必须具有他们的时代的服饰和性格；画面必须表现这个特定的题材所选择的背景的特色。礁石得有相应的高度，瀑布得有一泻而下的气势。整个色调也必须与大自然一致。天空得按照气候条件或阴或晴，颜色的浓淡深浅也得符合自然景物的状况。在这些方面画家必须遵循他的艺术的规律，准确地模仿大自然的面貌；但是他不需要更进一步，照抄大自然的一切细节，或者绝对准确地描绘点缀在这个地点的全部树木花草。这些，以及光和影的其他更细小的方面，只要符合一般风景的特点，适合各个场合的自然状态，艺术家便有权按照他的爱好和兴趣，予以自由支配。

确实，这种特权在画家和作家说来，都不能超出合理的界限。画家对画面的修饰不能不符合他的风景的气候条件或地域条件；他不能把柏树栽种到苏格兰的湖中小岛上，或者让苏格兰的冷杉出现在珀斯波利斯[注]的废墟上；作家也受有类似的束缚。不论他可以怎样大胆超越他所仿效的古代作品，更详尽细致地描绘那些作品中找不到的感情和心理，他不能在他的作品中引入不符合那个时代风貌的任何东西。他的骑士、扈从、仆役和护卫，可以超越古代彩饰手写本上用粗糙生硬的笔触描绘的形象，但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和服饰却不容歪曲：他们必须仍是那些人物，只是用较圆熟的笔调加以描绘，或者讲得谦逊一些，是在一个对艺术规律有了更深理解的时代中加以刻划而已。他的语言不必完全古奥难懂，但是如果可能，他应该不让一个直接来自现代生活的词语或措词方式出现。运用我们和我们的祖先所共同具有的语言和情绪是一回事，赋予人物以他们的子孙所单独具有的情绪和语言色彩则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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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古代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都城，废墟在今伊朗设拉子附近。

亲爱的朋友，我发现这是我的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坦白说，我几乎不敢指望它能满足您较少偏袒的评价和对这类问题更广博的知识，因为连我自己也对它不太满意。

我明白，就准确表现我的角色活跃的那个时期的生活状态而言，那些企图严格审查我的故事的人还会发现，我在保持语调的统一和服饰方面，还存在着更多缺点。也许我把一些完全应该划人现代范畴的东西，写进了书中；另一方面，我也完全可能混淆了两个或三个世纪之间的变化，把只适合于更早得多的时期，或者更迟得多的时期的事物，写进了理查一世的时代。我可以聊以自慰的是，这类错误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是不易发觉的，我仍可能取得那些不称职的建筑师享有的赞誉，这些人在他们现代的哥特式建筑中，违背规则和方法，引入了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艺术时期所特有的装饰物。那些通过渊博的研究，取得了对我的失误进行更严厉的评论权利的人，由于也相应地理解我的工作的艰难，或许会对我采取宽大的态度。我的正直而被遗忘的朋友英格尔弗斯，曾经给我提供过许多有价值的线索；但是克罗依顿的修道士和杰弗里·德·文索夫所给予的启示，却被那么多索然无味的、不可理喻的事物掩蔽了[注1]，以致我们只得求助于勤奋的傅华萨[注2]，靠他那些明朗的记载来指点迷津，尽管他所描绘的社会离我的故事的时期已相当遥远了。因此，亲爱的朋友，如果您宽大为怀，肯原谅我自以为是的做法，允许我一部分靠纯粹古代的珠宝，一部分靠我尽力仿效的布里斯托尔[注3]人造宝石和玻璃，拼凑成一顶诗人的桂冠，那么我相信您会体会到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因而对它不够完美的成果表示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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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以上三个人名都是虚构的，影射十一、二世纪的几个编年史家。

[注2]让·傅华萨（1333？一1400），法国诗人和宫廷史官，他的《闻见录》详尽记载了英法百年战争时期的政治和社会情况，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注3]即指前面提到的托马斯·查特顿，他是布里斯托尔人，他的一些诗曾假托是十五世纪布里斯托尔的一个教士所写，它们开了伪拟古作品的先河。

关于我运用的材料，我没有多少话要说。它们主要都可以在亚瑟·沃杜尔爵士[注1]珍藏的盎格鲁诺曼文献中找到，他小心翼翼地把它保存在他的栋木柜子的 [注2]我的预言不幸而言中了，因为我那位博学的收信人是在我把信寄出之后，过了十二个月才收到的。我提到这一情况，是希望现在能有一个热心传播学问的先生来主管邮政大权，他也许会考虑，是否减低一些目前昂贵的收费标准．对主要的文学和考古协会的通信人员采取某些优惠办法。确实，我知道，这作过一次尝试，但由于寄给考古学会会员的邮包过多过重，邮车给压坏了，因此这项危险的试验只得取消。然而把车子改造得结实一些，把轴承制作得牢固一些，把车轮扩大一些，以便运送考古方面的大量资料，那么无疑是可以做到的。尽管这么一来，车子会走得慢一些，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安静的旅客，这是不致会造成什么不愉快的。

——劳·坦

[注3]约翰·诺克斯（约1514—1572），苏格兰宗教改革家，曾大刀阔斧改革宗教，创立苏格兰长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