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园府邸女管家伊莱札·迈克尔森太太继续叙述事情经过_白衣女人

有人要求我，根据我所知道的一切，将哈尔科姆小姐患病的经过，以及格莱德夫人离开黑水园府邸的情形，写出一份简明的材料。

请我写这份材料，据说是要我证明一件事实。身为一位英国教会牧师的遗孀（由于不幸的遭遇，无奈只得出外帮人家了），我一向学会把事实与真理放在首位来考虑问题。所以我同意了这一要求，否则，由于不愿与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发生牵连，这件事我是不会轻易接受的。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没作记录，因此不能一天不差地把日期说得很准；但是我相信，如果说哈尔科姆小姐是六月的下半月或者最后十天里得了重病，那准没错。在黑水园府邸，早餐一向开得很迟——有时候要迟到十点，从来不会早于九点半。现在我要谈的那一天早晨，哈尔科姆小姐（她平时总是 “我怕的是另一件事！”夫人回答。“我怕的是她仍旧在那个人的家里。如果我这是出于过虑——如果她真的已经到了利默里奇——那么我决定明儿晚上不在福斯科伯爵家里住。除了我姐姐外，我只有一个最亲爱的朋友住在伦敦附近。你听我谈到过，你听哈尔科姆小姐谈到过魏茜太太吗？我打算写封信去，安排在她家过一夜。我不知道到她那儿去应该怎样走法——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躲开伯爵——但是，如果我姐姐已经去坎伯兰，那我怎么也要想办法逃到那儿去。现在我要麻烦你做一件事：珀西瓦尔爵士就要写信给福斯科伯爵了，你今儿晚上一定要把我给魏茜太太的信寄到伦敦。我有理由不相信楼下那个邮袋。你肯为我保守秘密，在这件事情上帮我一次忙吗？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要求你照顾我。”

我开始犹豫——我觉得这件事十分离奇——我甚至担心夫人近来忧愁痛苦，头脑有点儿糊涂了。但是，最后我仍旧担着干系答应下来。如果这封信不是写给像魏茜太太这样一个我所熟知的人，而是写给一个陌生人，那我是会拒绝她的要求的。感谢上帝——后来我回想到了当时的事——感谢上帝，我幸亏没拒绝格莱德夫人最后那一天在黑水园府邸内希望我为她办的那件事。

信写好了，交给了我。那天傍晚我亲自把它投在村中的邮袋里。

那一天，我们后来再没有看到珀西瓦尔爵士。

我依照格莱德夫人的意思睡在她隔壁房间里，让通两间屋子的门开着。我也喜欢身边有个伴，因为冷落空洞的府邸里有一种离奇可怖的气氛。夫人睡得很迟，她一直在阅读和烧毁一些信件，把抽屉和柜子里她喜爱的那些小玩艺都搬了出来，那情景好像是不准备再回到黑水园府邸来了。最后她安歇了，但睡得很坏；她几次在睡梦中哭——有一次哭得声音很大，把自己惊醒了。至于做了一些什么梦，那她可不肯告诉我。也许，处于我的地位，我也没资格指望她告诉我。现在这些事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我为她感到难过——无论如何，我真的从心底里为她感到难过。

第二天，天气晴朗。珀西瓦尔爵士早餐后上楼来对我们说，十一点三刻马车将等候在门口，二十分钟后开往伦敦的火车将停靠我们镇上的车站。他对格莱德夫人说，有事要出去一趟，但是接着又说，希望能在她动身前赶回来。万一他被什么意外的事耽搁了，就由我陪夫人去车站，叫我无论如何要让她准时赶上车。珀西瓦尔爵士吩咐这些话时，在屋子里来回地走，显得十分忙乱。不论他走到哪里，夫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但是他始终没朝夫人看一眼。

直到他吩咐完了，夫人才开始说话；这时他走向门口，夫人拦住他，伸出了手。

“我再也见不着你了，”她神情很不寻常地说，“现在是我们分别的时候了——也许，我们永别了。你能宽恕我吗，珀西瓦尔，像我真心地宽恕你一样？”

他的整个面孔都变得惨白可怕，光秃的脑门子上冒出大颗的汗珠。“我还要回来哪。”他说，接着就向门口走去，神色那样匆忙，就好像被他妻子道别的话给吓跑了。

我从来就不喜欢珀西瓦尔爵士的为人，但是没像现在这样：看到他离开格莱德夫人时那副情景，我甚至想到自己做他家的事和吃他家的饭是可耻的。我想说几句富有基督教义的话，来宽慰这位可怜的夫人，但是，看到她丈夫随手关上门，她在后面望着时脸上的那副表情，我又改变了主意，不再说什么了。

指定的时间到了，马车在大门口停下了。夫人说得对：珀西瓦尔爵士没回来。我一直等到最后一分钟，但结果是白等了。

我虽然并未承担任何无可推卸的责任，然而总感到心里不安。“夫人，您这次去伦敦，”马车驶出大门时我说，“是自己的意思吗？”

“与其像现在这样提心吊胆，”她回答，“我宁愿去任何地方。”

我听了这话，几乎也像她一样开始为哈尔科姆小姐焦急不安起来。我说，如果到伦敦后一切顺利，请她写一封简短的信给我。她回答说：“我一定写，迈克尔森太太。”她答应写信后，我见她沉默无语，心事重重，就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啊，夫人。”她没回答，好像只顾想心事，并不理会我的话。“夫人，您昨儿晚上恐怕睡得不好吧，”我停了一会儿说。“是呀，”她说，“我做噩梦</a>了。”“是吗，夫人？”我以为她要告诉我她做的梦了，但是她没说什么，接下去她只问了我一句话。“你亲自把那封给魏茜太太的信寄出去了吗？”“寄出去了，夫人。”

“是昨儿珀西瓦尔爵士说，福斯科伯爵要在伦敦终点站接我吗？”“是这样说的，夫人。”

她听我这样回答，也不说什么，只沉重地叹了口气。

我们到达车站时，离火车进站只差两分钟。给我们驾车去的花匠照管着行李，我去买了车票。火车的汽笛声响了，我赶到站台上夫人跟前。这时她显得很奇怪，一手捂住胸口。那模样仿佛是突然经受不住一阵痛楚或恐怖。

“我真希望有你倍着我一同去啊！”她说这话时我把车票递给她，她急切地紧拉着我的胳膊。

如果时间来得及，如果前一天我的心情也像当时那样，那我是会作好安排，陪她一同去的，即使那样一来珀西瓦尔爵士会立即把我辞退，我也不在乎。但是，她直到最后一刻才表示了这一愿望，为时太晚了，我已经来不及照着她的意思办了。我没向她解释，但她好像也理解这一点，所以并未再次要我陪她同去。火车靠站台停下了。她把一件礼物赠给花匠的孩子，恳挚而亲切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后登上了车。

“你非常照顾我和我姐姐，”她说，“我们俩在举目无亲的时候受到你的照顾。我终身不忘，永远感激你。再见，上帝保佑你！”

她说这番话时，那口气和神情好像是在生离死别，我的眼睛被泪水迷住了。

“再见啦，夫人，”我说时把她扶进车厢，一面竭力安慰她：“过两天再见；别了，祝您快乐！”

她摇了摇头，在车厢中坐下时哆嗦了一下。管车的关上了车门。“你相信梦吗？”她在窗里小声儿对我说。“昨儿夜里我做的那些梦，可是以前从来没做过的。这会儿想起了它们我还害怕。”我没来得及回答，汽笛声响，火车开动了。我最后看到她那张苍白无神的脸隔着窗玻璃显得那么黯然神伤。她挥了挥手，此后我再没有见到过她了。

就在那天下午，将近五点钟，我忙完了那些家务事，稍许得了一点儿空闲，就独个儿坐在自己屋子里，读一卷我丈夫的讲道词，这样可以使心情安定一下。我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只觉得神思恍惚，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发扬圣教、鼓舞人心的文句上。真没想到，这次和格莱德夫人的告别会这样严重地扰乱了我的情绪，最后我推开了书，到外面花园里去散散步。因为知道珀西瓦尔爵士还没回来，所以我不妨到园地里走走。

绕过屋子的拐角，眼前展开了花园的景物，这时候我大吃一惊，看见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在花园里漫步。那是一个女人——她正背对着我很悠闲地沿小径走着，她在采花。

我向她走过去，她听见我的脚步声，扭转了身。

我不觉毛骨悚然。花园里这个刚才没被我认出的女人竟然是吕贝尔夫人！

我挪不动脚了，说不出话来了。她手里拿着花儿，像平时一样泰然自若地向我走过来。

“什么事，大娘？”她若无其事地问。

“是你在这儿呀！”我气喘吁吁地说。“没到伦敦去！没到坎伯兰去！”

吕贝尔夫人露出轻蔑的冷笑，闻了闻她的花朵。

“当然没去，”她说，“我压根儿就没离开过黑水园。”

我喘息定了，又大着胆问：

“哈尔科姆小姐呢？”

这一次吕贝尔夫人对我毫无虚伪地笑了笑，接着就这样回答我：“哈尔科姆小姐也没离开黑水园，大娘。”

我听到这样奇怪的答话吃了一惊，立刻想起我和格莱德夫人分别时的情景。我并不是说自己感到内疚，但是当时我想：如果能在四小时前知道现在所知道的事，哪怕舍弃了多年辛劳换来的积蓄我也心甘情愿。

吕贝尔夫人候在一边，不慌不忙地整理着她那束花，仿佛在等待我说什么。

我无话可说。我想到格莱德夫人那样身体虚弱、精神萎靡，我非常担心她一旦知道了我发现的事将会受到多么沉重的打击。在那片刻间，我为了两位可怜的太太小姐吓得说不出话来。最后还是吕贝尔夫人从花束上抬起头来朝旁边看了一眼，说：“瞧，珀西瓦尔爵士骑完马回来了，大娘。”

就在她看见珀西瓦尔爵士的同时，我也看见了他。他向我们这面走来，一路上用他的马鞭恶狠狠地抽那些花儿。后来，当他已经走近，可以看清我的脸时，他止住了步，用马鞭在他的皮靴上抽了一下，一阵粗声粗气地狂笑，吓得那些鸟儿都从他身旁的树上飞了。

“喂，迈克尔森太太，”他说，“终于被你发现了，对吗？”

我没答话。他向吕贝尔夫人转过身去。

“你是什么时候在花园里露面的？”

“大约半小时前，爵爷。是您说的，只要格莱德夫人一去伦敦，我就可以随意走动了。”

“完全对。我并不是怪你，我只不过问一声。”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又对我说：“你是信不过这件事，对吗？”他讥诮地说。“那么好！跟我来，你自己去看看吧。”

他引着路绕到了屋子正前面。我跟在他后边，吕贝尔夫人又跟在我后边。走进铁门，他停下了，用马鞭指了指边房中央那无人居住的部分。

“喏，那儿！”他说，“上二楼看去。你知道那些伊丽莎白时代的老卧室吗？哈尔科姆小姐这会儿正安安稳稳地睡在一间最精致的屋子里，领她进去吧，吕贝尔夫人（你钥匙带了吗？），领迈克尔森太太进去，让她亲眼瞧瞧，可以知道这一次不是骗她。”

经过了我们离开花园后的那一两分钟，再听他对我说这些话的口气，我稍许恢复了镇静。如果我生来就是服侍人家的，那真不知道我在这一关键时刻会作出什么样的举动。但是，无论在感情方面，或是在信念和教养方面，我都是一位上等妇女，所以我对自己应当做的事是毫不含糊的。无论考虑到对自己应尽的责任，或是对格莱德夫人应尽的责任，我都不能再留下来侍候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一再玩弄卑鄙手段、无耻地欺骗了我们的人。

“请允许我单独和您谈一谈，珀西瓦尔爵士，”我说。“等谈完了话，我再跟这个人到哈尔科姆小姐的屋子里去。”

我微微扭转头看了吕贝尔夫人一眼，她傲慢地闻了闻她那束花，然后十分装模作样地向门口走去。

“哼，”珀西瓦尔爵士厉声说，“你要谈什么？”

“我想回您，爵爷，我要辞去我现在黑水园府里的职务。”以上是我当时说的原话。我决定开门见山地向他讲明我要辞去这个工作。

他十分阴沉地瞪了我一眼，恶狠狠地把两只手向骑装口袋里一插。

“为什么？”他问。“为什么？我倒要知道。”

“我没有资格对府里发生的事谈自己的看法，珀西瓦尔爵士。我不敢那样冒昧。我只想说：如果再在您府上当差，那无论对格莱德夫人还是对我自己都是不负责的。”

“你站在这里风言风语地向我说这些话，难道这又是对我负责不成？”他的火性子爆发了。“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我哄格莱德夫人，毫无恶意，那只是为了她好，可是你却根据你那阴险卑鄙的想法来看待这一件事。格莱德夫人必须立刻换一个环境，这对她的健康是必要的——同时，你和我都明明知道，如果告诉她哈尔科姆小姐还留在这里，那她是决不肯走的。哄她只是为了她好——不管谁知道了这件事，我都不在乎。你尽管走好了——像你这样的管家有的是，要多少有多少。你要走就走吧——可是，离开了我这儿，你休想造谣诬蔑我和我做的事。你要说实话，只许说实话，否则你就要吃苦头！你亲自去瞧瞧哈尔科姆小姐，看她搬到了另一间屋子里，是不是同样被照顾得很好。记得医生亲自嘱咐过，格莱德夫人应当尽早调换环境。要把这一切记牢——瞧你敢说我的坏话，诬蔑我做的事！”

他来回走动，把马鞭在空中乱挥，凶神恶煞地一口气说出了以上这番话。

不管他对我怎样好说歹说，怎样装腔作势，我始终不改变自己的看法，只觉得他的言行可耻：前一天当着我的面扯谎，又恶毒地欺骗了格莱德夫人，拆散了她和她姐姐，也不顾她为哈尔科姆小姐急得差点儿发了疯，就那样平白无故地把她送到伦敦去。当然，我只把这些话藏在心里，不再向他多说什么，以免激怒了他；然而我的主意是坚定不移的。说话委婉一些，可以避免一场暴怒，于是，轮到我答话时，我勉强克制着感情。

“在您府上当差的时候，珀西瓦尔爵士，”我说，“我要严守自己的本分，不应当打听您做某些事情的动机。不再在您府上当差的时候，我要明白自己的身份，不应当去谈那些与我无关的事情——”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他很不礼貌地打断了我的话，“别以为我非留下你不可；别以为我会把你离开这儿的事放在心上。要知道，我处理这件事，自始至终，完全合情合理，光明正大。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我希望趁您一有方便的时候就走，珀西瓦尔爵士。”

“我的方便和这件事无关。明儿早晨我就要长期离开这里；今天晚上我可以结清你的工钱。如果要顾到别人的方便，那么你还是考虑一下哈尔科姆小姐的方便吧。今天吕贝尔夫人的护理工作期满，她有事晚上要去伦敦。如果你现在就走，这里就没一个人照护哈尔科姆小姐了。”

我想这情况无需我多加解释：哈尔科姆小姐，像格莱德夫人一样，正处于危难之中，我不能把她一个人扔下了不管。我首先问清楚了珀西瓦尔爵士，知道我一接下吕贝尔夫人的工作，她肯定要立即离开这里；此外，我获得了他的同意，可以请道森先生前来继续调护他的病人。这样，我就同意留在黑水园府邸，一直等到哈尔科姆小姐不再需要我服侍时再走。最后我们谈妥：我应当在临走前一个星期里先通知珀西瓦尔爵士的律师，由他作出必要的安排，雇用接替我的人。这件事只用了简短几句话就商量定了。谈话刚结束，珀西瓦尔爵士突然转身就走，让我自己去找吕贝尔夫人。这个古怪的外国人一直心安理得地坐在门口台阶上，等着我跟她一起到哈尔科姆小姐的屋子里去。

我还没向边房走过去一半路，这时已经朝另一方向走开了的珀西瓦尔爵士突然止步，唤我回去。

“为什么你要辞去工作？”他问。

刚才我们谈了那样一席话，这会儿他又提出这样一个不寻常的问题，我一时简直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

“你听着！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走，”他接着说。“我想，等再找到一户人家的时候，你总需要说明因为什么离开我这儿。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主人家都走了，对吗？是这个原因吗？”

“对这样的解释，珀西瓦尔爵士，我不可能有其他不同的意见——”

“很好！我就是要知道这个。将来如果有人来向我了解你，这就是你亲口所说的原因。你是因为主人家走了，所以离开了这里。”

我还没来得及再说什么，他又转过身子，赶快走到外面去了。他的举动和言词同样奇怪。说真的，他使我感到惊讶。

我走到门口吕贝尔夫人跟前，这时连她都等候得不耐烦了。

“总算谈完啦！”她说时耸了耸她那外国人的瘦削的肩膀。然后，她引着路走进屋子里住人的一边，登上楼梯，在过道尽头用她的钥匙开了通向那些伊丽莎白时代的古老房间的一扇门。我在黑水园府邸里时，那扇门是从来不开的，但由于曾经多次从屋子的另一面进去，所以我对那些房间倒很熟悉。吕贝尔夫人在古老的回廊上第三个门前停下，把房门钥匙，以及通过道门的钥匙，一起交给了我，说我进了那间屋子就可以看到哈尔科姆小姐了。走进去之前，我想到应当通知她，她的护理工作已经结束。于是我向她说明，此后服侍这位生病的小姐的事将完全由我来接替。

“这可好，大娘，”吕贝尔夫人说，“我正急着要走。”

“今儿就走吗？”我要问个明白。

“现在既然有你来接替，大娘，那我半小时后就离开这儿。多蒙珀西瓦尔爵士照顾，我随时可以差遣花匠，还可以使用那辆马车。我再过半小时就叫他送我去火车站。我的行李早已事先打点好了。再见啦，大娘。”

她很灵活地行了个屈膝礼，然后沿着回廊走过去，一路上高兴地挥动手里的那束花，合着拍子哼一支小曲儿。谢天谢地，我此后总算再没见到吕贝尔夫人。

我走进屋子时，哈尔科姆小姐正在酣睡。我很焦虑地看了看她，只见她躺在一张阴惨惨的老式高床上。从各方面观察，她的情况确实不比我上次所见到的更坏。应当承认，我看不出有什么对她护理不周到的迹象。屋子里阴暗、凄凉、灰尘扑扑，但是窗子敞开着（它下面是那冷冷清清的后院），让新鲜空气流通，凡是可以把那地方收拾得更为舒适的办法都采用了。珀西瓦尔爵士的欺骗行为单害苦了可怜的格莱德夫人。至于对不起哈尔科姆小姐的地方，根据我的看法，就是他或者吕贝尔夫人不应该把她隐藏起来。

我仍让病着的小姐沉沉酣睡，自己悄悄地退出来，吩咐花匠去请医生。我叫他把吕贝尔夫人送到火车站后，顺便到道森先生那里去一趟，替我捎个口信，请他来找我。我相信，他听到了我的邀请会来的；而且相信，只要知道福斯科伯爵已经离开，他就会留在这儿的。

过了一会儿，花匠回来，说他把吕贝尔夫人送到车站后，就顺路到道森先生家去了。医生传话给我，说他身体不爽，但是尽可能第二天早晨来。

花匠捎来口信后就打算走，但是我拦住了他，要他天黑之前再来，晚上在一间空卧室里守夜，万一我需要，可以听到我的呼唤。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知道我不愿独个儿通宵待在荒凉的府邸里最冷落的地方，于是我们约好，他八九点钟来。

他准时来到，应当说幸亏我采取了这一预防措施。午夜前，珀西瓦尔爵士奇怪的火性子突然爆发，真把人给吓坏了，要不是花匠立刻在那里应他，我真不敢想象会出什么事故。

几乎整个下午和傍晚，他一直心神不定、神情紧张地在室内和户外走来走去，我猜想他很可能是午餐时独自喝了过量的酒吧。不管那是由于什么原故，反正我那天晚上临睡前沿着回廊来回走的时候，只听见他在新边房内忿怒地吆喝。花匠赶到他那里去，我关上了通过道的门，尽可能不让闹声惊动了哈尔科姆小姐。整整过了半个小时，花匠才回来。他说主人已经完全神志不清——并不像我所猜想的是由于酒性发作，而是由于被一种无法理解的惊慌和狂怒控制住。花匠看见他一个人在门厅里来回地走，一面暴跳如雷地咒骂，说他不要独自在这囚牢似的家里再多待一分钟，说他要半夜里立刻启程。花匠刚要走近他身边，就被他咒骂和恫吓着撵出来，只好赶紧备好马车。过了一刻，珀西瓦尔爵士已经到了院子里，他跳上马车，用鞭子抽得那匹马飞奔了出去，就那样自己赶着车走了，月光下只见他面如死灰。花匠听见他唤看门人起来开门，又是吆喝又是咒骂——大门开了，听见车轮又在寂静的黑夜里一路剧烈地震响着——此后的事就不知道了。

也许是第二天，也许是又过了一两天，我记不大清了，离府邸最近的诺尔斯伯里镇上那家老客栈里的马夫从那里把车赶了回来。马夫说，珀西瓦尔爵士曾经在那里留宿，然后乘火车走了——至于去往哪里，他就说不上来了。此后我再没从珀西瓦尔爵士那里，或者从其他人那里获得有关他行踪的消息；直到现在，我甚至不知道他仍在英国还是已经出国。自从那一次他像个逃犯似的从自己家里赶车上路以后，我就再没和他见过面；我虔诚地祈祷，但愿我再也别见到他了。

这家人的悲惨故事与我有关的部分，写到这里也就快完了。

根据要求，我这篇证明材料无需涉及那些细节，无需描写哈尔科姆小姐此后如何清醒过来，她发现我坐在她床边时又如何和我谈话等。这里我只需要说明：她不知道自己怎样被人从原来待的地方搬到了府邸内无人住的场所。当时她正昏昏沉沉地酣睡，也不知道这是自然入睡，还是被麻醉了过去。那天我已经去托尔奎，府邸内的其他仆人都已走光，只剩下玛格丽特·波切尔（她没活干的时候，除了吃喝就是睡大觉），要偷偷地把哈尔科姆小姐从宅内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这当然是轻而易举的事。那几天里，吕贝尔夫人也和病人一起被隔离了，但是她备有食物，以及所有其他的必需品，这样就不必生火，照样可以把汤水等烧好（这是后来我去看那间屋子时发现的）。哈尔科姆小姐当然要向她打听，可是她不回答，但是，在其他方面，她并没冷落或疏忽了哈尔科姆小姐。我之所以毫不亏心地指责吕贝尔夫人行为可耻，只是因为她可耻地参与了一个卑鄙的骗局。

这里用不着我详细叙述（这样可以使我感到轻松一些）：当哈尔科姆小姐获悉格莱德夫人离开的消息，此后不久又在黑水园府邸内听到比这凄惨得多的噩耗时，她是如何反应的，在让她知道这两件事之前，我都尽可能体贴而小心地让她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尤其是第二件事情发生时，道森先生恰巧不大舒服，我去请他，他过了几天才来，但他给了我不少指导。那是一些悲惨的日子，这会儿我想起或写到它们时仍旧伤心不已。我用一些宣扬神恩的宝贵教义宽慰哈尔科姆小姐，虽然她一时不能领会，但是我希望，并且相信她结果还是接受了我的好意。此后一直等到她体力已经恢复，我才离开了她。我和她出了那悲惨的府邸，乘上同一班火车。我们在伦敦依依不舍地道了别。我留在艾斯林顿一个亲戚家里；她继续前讲，到坎伯兰费尔利先生的庄园去了。

在结束这篇惨痛的证明材料之前，我还需要补充几行。而我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出于一种责任感。

首先我要补充的是：我本人深信，上述事件，完全不能责怪福斯科伯爵。据我所知，有人怀疑伯爵的为人，甚至在这方面作出惊人的解释。然而，我却始终深信伯爵的清白无辜。如果说他曾经协同珀西瓦尔爵士派我去托尔奎，那只是因为他这个外国人对一切都很陌生，受了蒙蔽，这件事可不能怪他。如果说是他把吕贝尔夫人引荐到黑水园府邸，而这个外国人十分卑鄙，帮着这家主人实现了他设计的骗局，那么这件事只能说是伯爵的不幸，而不能说是他的错误。从道义观点出发，我要向那些对伯爵的行事妄加指责的人提出抗议。

其次，我应当为自己记不清楚格莱德夫人离开黑水园府邸去伦敦的日期一事表示遗憾。我听说，确定那次可悲的旅程的日期至关重要，而我也曾竭力回忆。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现在我只记得那是在七月的下半月里。我们都知道，除非是早先就记下来，否则经过一个时期，再要确定某一个过去的日子，那是很困难的。在我的情况下，由于格莱德夫人临走的那段时期里有着种种纷乱扰人的事，所以我就更难回忆了。我真希望当时留下了记录，我真希望能够很清楚地记得那个日期，清楚得就像我记得可怜的夫人最后在车窗里露出的那张忧郁的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