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故事里说的是：一个妇女的耐性能坚持到什么程度，一个男子的决心能达到什么目的。
只要我们能给法律这台机器稍许施点儿“金钱油”，起一些润滑的作用，它就准能分析一切疑难案件，进行任何侦查程序，那么，以下各章中所记的事，也许早就在法庭上被公之于众了。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法律仍难免是富人支使的奴仆，于是，这篇故事就首次在这儿说给诸位听了。原来该由法官听的，现在却改由读者们听了。在我要交代的这篇故事里，从头到尾，凡是重要情节，没一处是根据道听途说</a>转述的。每当以上开场白的作者（他叫沃尔特·哈特赖特）与所要叙述的事的关系比其他人更为密切时，就由他亲笔描写。每当他不再亲身经历那些事时，就让他退出叙述者的地位，改由另一些能凭亲身经历说明情节的人接着确凿地叙述下去。
这样，书中的故事就由不止一个人写出，好像一桩罪案在法庭上由不止一个证人陈述</a>一样——二者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始终以最直接易晓的方式说明真情实况，要让那些在每一个连续阶段中与事件关系最密切的人原原本本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从而说明整个一连串事情的经过。
现在，我们就先听二十八岁的画师沃尔特·哈特赖特说故事吧。
那是七月的最后一天，漫长的炎夏即将结束，我们这些在伦敦街头踯躅的人已感到倦怠，开始向往麦田上的云影，海岸边的秋风。
讲到我这个可怜的人，随着盛夏的消逝，我的身体虚弱了，情绪低落了，而且老实说，钱也花完了。在过去的这一年中，我没能像往常那样很小心地支配自己的收入，而由于开销太大，现在我只好往来于我母亲在汉普斯特德①的小村舍和我在城里的宿舍之间，俭省地度过这个秋天了。
那天傍晚，我记得，四周静寂，天上多云，伦敦的空气十分沉闷，远处街上的车辆声听来十分低沉，我生命中微弱的脉息仿佛已与我周围城市里巨大的心脏搏动相冥合，并随着那落日变得越来越低沉了。我站起身，丢下我当时不是阅读而是对着它出神的那本书，离开了我的宿舍，去呼吸郊外晚间的凉爽空气。每周有两个这样的晚上，我照例要跟我母亲和妹妹在一起度过。所以，我转身向北，朝汉普斯特德方向走去。
在开始叙述以下的故事之前，这里我必须先提一笔：我父亲已在我所叙述的这段时间前几年去世，他的五个孩子当中现在只留下了我和我妹妹莎娜两人。早先我父亲也是一位画师。他一生勤奋努力，在自己所干的那一行中①当时伦敦的西北郊，一片遍生石南灌木的荒地，亦称汉普斯特德荒原。——译者注
很有成绩；由于爱怜几个靠他辛勤工作维持生活的人，一心要为他们的将来作好安排，他从结婚时起就由收入中提出一笔远远超出多数人认为必需的数目作为人寿保险金。多亏他虑事十分周到，不惜自己刻苦，所以，他去世后，我母亲和妹妹仍能像他在世时那样无需依赖他人。我接下了他所教的门馆，刚进入社会时确实应当感谢他为我的前途作好了准备。
寂静的暮色仍在地势最高的荒原上颤动，但是，当我站在我母亲的村舍门口时，下边伦敦的景色已经深深陷入层云密布、阴影笼罩的一片黑暗中。我刚拉动门铃，大门就蓦地打开，不等仆人出来应门，我那位尊贵的意大利朋友帕斯卡教授已经兴高采烈、连蹿带跳地赶出来迎接，一面用夹杂着外国腔的生硬英语招呼我。
为了他的原故，同时，必须补充一句，也是为了我的原故，现在很值得为这位教授正式作一番介绍。由于一件偶然发生的事，他就成了一位楔子人物，引出了以下我所要讲的一篇离奇的家庭故事。
我最初在几个大户人家遇到这位意大利人，和他做了朋友，当时他在那几家教本国语</a>文，而我则在那里教图画。有关他的身世，当时我只知道：他曾经在帕多瓦大学</a>任教；他离开意大利，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有关那些事的性质，他对任何人都绝口不提）；他教授语文多年，在伦敦是一位很有身份的人。
实际上帕斯卡并不是一个侏儒，因为，从头到脚，他身体各部分都长得很匀称，但是，除了在杂耍场里，他好像是我看到的最矮小的人。不但他那副长相到哪儿都引人注目，而且他那种古怪天真的性格在一般人中更显得特殊。看来，他一生的主导思想是：要竭力将自己改造成为一个英国人，以此对这个国家表示感谢，因为这个国家不仅为他提供了避难场所，而且让他能够维持生活。单单是经常随身携带雨伞，经常套上鞋罩、戴上白色有边帽，以此表示对这个国家的崇拜，教授还不满意；除了在外表方面，他还一心要在习惯与娱乐方面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英国人。看到我国人士都特别爱好体育活动，这个小矮子，凭着他的天真想法，只要一有机会就乘着一时的兴致去参加我们英国人的各种运动和游戏；他坚信，只要有决心下苦功，就可以学会我国的各种户外运动，正如可以套上我国的鞋罩和戴上我国的白色有边帽一样。
一次是在猎狐狸的时候，另一次是在板球场上，我看到他不顾折胳膊断腿的危险；此后不久，在布赖顿海滨，我又一次看到他不顾一切地拿生命当儿戏。
那一次我们是偶然在那里相遇，一同去洗海水浴。如果我们是参加一项英国特有的运动，那我当然会很小心地照顾他，但是，想到外国人和英国人一样，到了水里一般都很会当心自己，所以我绝对没有料到，游泳这玩意儿在教授看来竟然也是他一时高兴就可以学会的一项运动。我们俩刚从岸边游出去不久，我就发现我朋友没能跟上，于是我停下了，回转去找他。这时候可把我吓坏了，因为在我和海滩之间只看见两条小白胳膊，它们在水面挣扎了一下，接着就不见踪影了。等我钻下水去找他时，这个可怜的小矮子正静悄悄地躺在水底下，在一个沙石洼儿里蜷成一团，看上去比我以前见到的又小了许多。我把他托到水面；他接触到空气，就在那几分钟里苏醒过来，由我扶着登上了更衣车的踏板。他的精神刚刚恢复了一点儿，他又开始对游泳这玩意儿产生了美妙的幻想。他刚能牙齿打着战儿说话，就茫然地笑着，说那肯定是由于抽筋的原故。
等到他精神全部恢复，又和我一同到海滩上时，他那南欧人的热情立刻突破了英国人一切虚意矫饰的束缚。他那最狂烈的感情流露，一时简直使我承受不了，他以意大利人那种浮夸的形式激动地说：他已将自己的性命交给我支配，还说，无论如何要找一个机会为我效劳，做一件使我终身难忘的事，只有这样才能表达他的感激心情，否则他将永远不会快乐。
我竭力劝慰他，不许他那样涕泪纵横地赌咒发誓，我再三说，这件意外的事只可在将来作为笑料，看来，最后我总算使帕斯卡对我的感激心情稍许冷静下来。当时我绝对没有想到，甚至我们愉快的假期结束后我也绝对不会想到：这位对我感恩图报的朋友所渴望的机会，不久竟会到来；他竟会立即非常热心地抓住了那机会；而这样一来，他就将我的整个生活纳入一条新的轨道，并且使我几乎跟以前判若两人。
然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假如当时帕斯卡教授躺在水底下他那个沙石洼儿里，我没有泅水去救他，那么，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和以下各章中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关系——也许，我甚至不会听到那个女人的名字，可是后来，那女人竟占据了我的全部思想，支配着我的全部精力，成为现在确定我生活目标的唯一的主导力量。
那天晚上，我们在我母亲家门口见了面，单看帕斯卡那副神情，我就知道发生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然而，你要叫他立刻说明，那可办不到。他拉住我的双手向里面扯时，我只能猜测，他那天晚上来到这小屋里，是因为知道我习惯要去那儿，一心要在那里见到我，好告诉我一件特别可喜的消息。
我们俩十分莽撞地闯进了客厅。我母亲坐在敞开的窗口，一面笑一面摇着扇子。她特别喜欢帕斯卡，在她看来，他那些最粗野古怪的脾气总是可以原谅的。可怜的慈母啊！她自从知道这个小矮子教授很感激和喜爱她儿子，她就完全把他当亲人看待，对于他那些外国人的古怪习气，再也不去计较，甚至也不想去了解了。
说也奇怪，我妹妹莎娜虽然是年轻人，却没那么随和。她也夸帕斯卡心地善良，但不能像母亲那样为了我的原故就赞成他的一切举动。她在礼节方面存有偏狭的想法，老是反对帕斯卡那种天生轻视外表的脾气；看见母亲对这个古怪的外国小矮子那样亲热，她几乎毫不掩饰地表示诧异。我注意到，不但我妹妹如此，其他一些人也都如此，我们青年一代完全不像一些老辈那样会表示热诚和易动感情。我经常看到，老年人一旦想到什么快乐的事，就会神情激动，涨红了脸，而他们生性冷静的儿孙却对那类事丝毫无动于衷。我想，我们现代这些人，像我们的老辈当年一样，也都是心地诚实的儿女吧？会不会是因为教育进步得太快了呢？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现代人受的教育过多了呢？
我虽然不打算明确地答复这些问题，但至少可以在这里提一笔，那就是，每次看到母亲、妹妹和帕斯卡在一起，我总觉得母亲要比妹妹年轻许多。单说这一次，老太太看见我们像小孩似地跌进客厅，就忍不住痛快地大笑，但莎娜却忙着去拾那些茶杯碎碴儿，原来教授匆匆赶到门口接我，把一只杯子从桌上撞下来砸碎了。
“你要是再过半天不来呀，沃尔特，”我母亲说，“我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帕斯卡等得不耐烦，差点儿急疯了，我很想知道这件事，也差点儿急疯了。教授说他带来了一件和你有关的好消息，可是怎么也不肯向我们透露，一定要等他的朋友沃尔特到了才说出来。”
“真叫人生气，一套茶具给弄得残缺不全了，”莎娜自言自语地嘟哝，伤心地紧瞅着那些碎杯碴儿。
她说这话时，帕斯卡根本没想到磁器已在他手下无法挽救地遭了殃，而是仍旧那样兴冲冲地折腾着，把一张大扶手椅拖到了屋子的另一头，准备像当众演说那样向我们三人发表讲话。他掉转椅背对着我们，然后跳上去跪在椅子里，从那临时讲台上向寥寥三个听众慷慨陈词。
“喂，亲爱的好人，”帕斯卡开始讲话（他每逢要唤“高贵的朋友”时，总是称呼“亲爱的好人”），“听我说呀。现在时候到了，让我宣布我的好消息，这会儿我可以说了。”
“你们听呀，你们听呀！”我母亲跟着凑趣儿。
“那个最好的扶手椅，妈妈，”莎娜悄声说，“椅背要被他压坏了。”
“我要从我过去的事情谈起，我要谈一谈那位世上最高贵的人，”帕斯卡够过了椅子背接下去说，虽然没指名道姓，但他那样情绪激昂地谈论的人就是我，“他发现我死在海底里（那是因为抽筋的原故）；他把我托到水面上；我苏醒过来，重新穿好衣服，那时候我说什么来了？”
“何必去提这件事呢，”我竭力反对，因为，只要你稍许有一点儿愿意听的表示，教授就会激动得痛哭流涕。
“当时我说，”帕斯卡只顾讲下去，“以后我这条命是永远属于我的好朋友沃尔特的了——真的，就是这样说的嘛。我还说，一定要找到一个机会，替沃尔特办一件好事，否则我是永远不会快乐的——此后，我一直感到有一种欠缺，一直到今天这个最幸运的日子。可是现在，”热情洋溢的小矮子放开嗓子大喊，“满腔的快乐，就像汗水从我每一个毛孔里冒出来，因为，用我的信仰、灵魂、荣誉担保，那件事终于办成功了，现在我只要说：顺利呀，一切顺利！”
这里我也许需要说明一下：帕斯卡感到很骄傲，因为相信自己不但在衣着、态度和娱乐方面完全像英国人，而且自己的语言也说得和英国人一样好。他学会了一两句我国最习用的口语，于是，一想到这些语句，就东扯西拉地把它们凑在自己的谈话里，他只欣赏它们的声音，一般并不理解它们的意思，结果是把它们改变成为一些独创的复合字与重叠语，并且老是把它们串连起来，就好像那是由一个很长的音节组成的。①“在我前去教本国语文的那几个伦敦的豪华住宅当中，”教授不再绕开场白，开始抓紧时间谈他迟迟未说明的事，“有一个非常豪华的住宅，就在那个叫波特兰的大广场上。那地方你们都知道吧？对，对，不错，一点不错。在那个豪华的住宅里，亲爱的好人，住着一户高贵的人家。一位妈妈，又漂亮又富态；三位小姐，又漂亮又富态；两位少爷，又漂亮又富态；一位爸爸，最漂亮也最富态，他是一位大商人，一身都是金子，从前，他也是个美男子，①在帕斯卡以下的谈话中，有更多生拼硬凑、不合习惯用法的词语，可见他的英语说得很不高明。——译者注
可是现在，瞧瞧他那秃脑袋瓜子和双下巴颏儿，他不再是美男子了。现在言归正传！我在教三位小姐读但丁那部伟大的作品，可是，啊！我的天呀我的天！你无论用人类的什么语言，也没法形容但丁的伟大作品把三位小姐的聪明脑袋弄得怎样稀里糊涂！
好，没关系，总有一天会明白的，对我来说，课上得越多越好。现在言归正传！你们不妨自己去想象一下那情景，今天，像往常一样，我正在教那②几位小姐。我们四个人一同下了但丁的地狱。到了 “非常欢迎您到利默里奇来，哈特赖特先生，”他像哭诉般说，再加上声音尖锐刺耳，有气无力，这句话听来只会叫人感到难受。“请坐吧。可是，请别移动那椅子呀。我可怜的神经哪，一丁点儿响动都会使我十分痛苦啊。您看过您的画室了吗？还可以吗？”
“我刚看完了那间屋子，费尔利先生；说真的——”
我这句话刚说到一半就被他止住了，他闭起眼睛，哀求似地举起了一只雪白的手。我吃惊地停下了，这时承蒙他哭腔哭调地向我解释道：“请原谅我。可是，您能不能试试把声音说得低一点呢？我可怜的神经呀，无论什么响声，都会使我受到无法形容的折磨呀。您能原谅一个病人吗？这可怜的身体害得我呀，不但是对您，对所有的人都得重复这句话啊。哦，对了。您真的喜欢那间屋子吗？”
“我想，再不会有比那间屋子更精致更舒适的了，”我降低了声音回答，这时已开始觉察到，费尔利先生自私的装腔作势和费尔利先生可怜的神经，实际上是一回事。
“我很高兴。您会看到，哈特赖特先生，您的地位将在这里受到应有的尊重。在舍下，绝对不会有谁像英国人那样野蛮可怕，那样歧视艺术家的社会地位。我早年在国外待过很长时间，所以，在这方面，完全摆脱了我国人①“擦笔”是一种用皮或纸做的锥形物，用来给垩笔画或铅笔画画阴影的。——译者注的偏见。我希望，那些上等人士，——这是个多么讨厌的词儿，但是，我想，还是得使用它一下——邻近的那些上等人士，也能如此啊。他们这伙人呀，对艺术都像该死的野蛮人一样，哈特赖特先生。请相信我的话吧，这些人如①果看见查尔斯五世给铁相拾画笔，他们准会吓得目瞪口呆啊。可不可以劳您的驾，把这盘钱币还到那小柜子里，把下边的一屉拿过来给我？我可怜的神经呀，只要一用气力，就会说不出地难受呀。
对。谢谢您啦。”
对费尔利先生这样心安理得地提出的要求，我觉得很有趣，因为这无异于是对他刚才向我举例说明的开明的社会理论所作的一个实际的注解。我必恭必敬地把那个屉子还到原来地方，把另一个屉子递给他。他立刻开始玩弄另一套钱币，还用小刷子刷它们；对我说话时，他一直是那样懒洋洋地瞅着钱币，对它们表示赞赏。
“十分感谢，请多多原谅。您喜欢钱币吗？喜欢？真高兴，除了爱好艺术，咱们又有一样共同的爱好啦。现在，来谈一谈待遇问题——请告诉我——您满意吗？”
“非常满意，费尔利先生。”
“真高兴。瞧——再有一件什么事？啊！想起来了。对了。承蒙俯允在艺术方面施展宏才，不吝嘉惠，敝管家将在 “昨天夜里我梦见您，费尔利小姐。我梦见自己站在教堂内领圣餐地方的栏围里面：我站在圣餐台的一边，牧师身上穿着白色法衣，手里拿着祈祷书，站在另一边。“过了一会儿，一男一女沿教堂过道朝我这边走过来，他们是来举行婚礼的。那女人就是您。您穿着美丽的白缎子衣服，披着白色的花边长纱，您是多么漂亮，多么纯洁啊，我为您感动得泪水迷住了眼睛。
“小姐，那是上天为爱怜祝福的泪。那泪不像是我们平时洒的，它们不是从我眼睛里流下来，而是变成了两道光，逐渐斜着移近那个和您一起站在圣坛前的男人，最后照射着他的胸口。两道光忽然变成拱形，像跨在我和他之间的两条虹。我顺着这两道光望去，一直看到他心底里。
“和您结婚的这个男人，外表很漂亮。他既不过高，也不太矮——只比中等身材的人略矮点儿。他为人轻率、活跃而又傲慢，看上去大约四十五岁左右。他的面孔白皙，前额上边已经光秃，但其他部分仍有着乌黑的头发。他的下巴剃光了，但是腮帮子和唇上边都留着柔美的深棕色胡子。他那一双眼睛炯炯闪亮，也是棕色的；他那垂直的鼻子很秀美，即使长在妇女的脸上也是好看的。他的一双手也是这样。他会不时接连于咳几声，而当他抬起雪①《创世记》 白的右手捂着嘴时，手背上就露出了一道红色伤痕。我梦见的就是那个人吗？这您知道得最清楚，费尔利小姐。我是不是认错了人呢？这可以由您来断定。再往下读，瞧我看透了的是什么——我恳求您往下读，因为读了对您会有益处。
“我顺着两道光望过去，一直看到他的心底里。那颗心像黑夜一般漆黑，上面有着堕落天使写的红光闪闪的字：‘毫无怜悯之心，毫无忏悔之意。他已使其他人遭到苦难，更要使他身边这个妇女遭到苦难。’我读完了这些话，那两道光就开始移动，照射到他一个肩膀后面；一个魔鬼站在他背后笑。两道光又开始移动，照射到您一个肩膀后面，一个天使站在您背后哭。
“接着，两道光第三次移动，直射在您和那个男人中间。光继续扩展，把你们两人分隔开了。牧师去找婚礼祷文，但是找不到，祈祷书里的婚礼祷文不见了，他合上书本，失望地摆开了它。接着，我醒过来，眼睛里满含着泪，心卜卜地跳，因为我相信我的梦。
“您也相信它吧，费尔利小姐——为您着想，我恳求您也像我一样相信它。约瑟和但以理，再有《圣经》里其他的人，都是相信梦的。在您没答应做那个手上有伤痕的男人的不幸的妻子之前，先打听一下他的历史吧。我之所以向您发出以上的警告，并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您。我这一辈子，直到最后一息，始终关心您的幸福。因为您母亲是我最早认识的、最要好的、唯一的朋友，所以她的女儿也是我心爱的。”
离奇的信到此结束，没有签名。
无法从笔迹上找到线索。这封难以辨认的信，是用一般习字帖上所说的“小体”字写在一张格子纸上，笔力软弱，字迹不清，有许多涂改，此外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信不是一个没读过书的人写的，”哈尔科姆小姐说，“同时，像这样语无伦次，又肯定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上等人写的。信里提到新娘的礼服和面纱，以及其他细节，看来是出自一个妇女之手。您的意思呢，哈特赖特先生？”
“我也是这样想。照我看来，信不但是一个妇女写的，而且写信的妇女一定是精神上——”
“不正常的？”哈尔科姆小姐提醒我。“我也有这种看法。”
我不去回答她。我刚才说话的时候，眼光落在信里最后几句话上：“因为您母亲是我最早认识的、最好的、唯一的朋友，所以她的女儿也是我心爱的。”这几句话，以及我无意中对写信人的精神状态所表示的怀疑，二者一旦在我脑海里交织在一起，就产生了一个我简直不敢明说出来、甚至暗中害怕去想的念头。我开始怀疑自己也有失去理智的危险。我几乎像是患了偏执狂，总是要把发生的每一件奇怪的事，听到的每一句意料不到的话，都追溯到那个神秘的根源，那股凶恶的力量。这一次，为了证明我的勇气和理智正常，我对凡是未经真情实况证明的现象决不作出结论，对任何要我推测的事决不妄加猜疑。
“如果可以追查写信的人，”我说着把那信递还给哈尔科姆小姐，“咱们不妨一有机会就进行追查。我认为有必要再去和花匠谈一谈，打听一下那个给他信的老太婆，然后到村里一路追查下去。但是，首先让我提一个问题。您刚才谈到明天还可以去和费尔利先生的法律顾问商量。难道就不可以早点儿去和他联系吗？为什么不趁今儿就去呢？”
“要解释这一点，”哈尔科姆小姐答道，“我必须详细说明有关我妹妹①婚姻财产契约的某些细节，可是我认为今儿早上还不必要，也不适宜于向您提起那些细节。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星期一到这儿来的目的之一，是要商定他的结婚日期，因为婚期至今还没说定。他急于要在今年年底办喜事。”
“费尔利小姐知道他的来意了吗？”我急着问。
“她压根儿没想到，而现在既然发生了这件事，我就不必再去向她提了。珀西瓦尔爵士只把他的意思告诉了费尔利先生，费尔利先生就对我说了，作为劳娜的监护人，他当然急于向我转告。他已经去信伦敦，请我们家的法律顾问吉尔摩先生前来。吉尔摩先生不巧有事要去格拉斯哥，他复信建议，在回伦敦的途中到利默里奇庄园来停留一下。他明天到，准备在我家待几天，这样就可以让珀西瓦尔爵士有时间说明他的理由。如果他获得我们的同意，吉尔摩先生就把有关拟定我妹妹婚姻财产契约的办法带回伦敦去。现在您总明白，哈特赖特先生，我为什么要等明天才去请教律师了吧？吉尔摩先生是费尔利家两代人久经考验的老朋友，也是我们最能信任的人。”
婚姻财产契约！一听到这几个字，一种妒忌与绝望之感就刺痛了我的心，毒化了我更高贵善良的本性。我开始想到（吐露这种心情是令人难堪的，然而，要叙述这篇可怕的故事，我就必须从头到尾一句话也不隐瞒），我开始想到匿名信中对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提出的隐隐约约的指控，恨得只希望那些话都是真的。但是，即使那些荒唐的指控是真实可靠的，那又怎样呢？即使在那几句同意后无法更改的话尚未说出口、婚姻财产契约尚未拟定之前，就证明了信里的话是真实的，那又怎样呢？此后，我也曾自宽自解，设想我当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心情，完全是由于只考虑到了费尔利小姐的利益，然而我毕竟无法使自己真的相信这一点，我不能欺骗自己，而且现在也不能试图欺骗他人。我之所以出现这种心情，完全说明我已不顾一切，存心报复，和一个要娶她的男子结下不解的冤仇。
“既然咱们要去查出一些线索，”我说这话时完全被另一种指导我思想的力量支配着，“咱们最好一分钟也别浪费。我再一次建议，应当再去问那花匠，然后立刻去村里打听。”
“我想，这两件事我都可以协助您，”哈尔科姆小姐说时站起身。“咱们这就去，哈特赖特先生，一起尽自己的力量去办吧。”
我已经握着把手，准备给她开门，但是又突然停下了，我要在出发之前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
“匿名信里有那么一段，”我说，“对某人作了几句细致的描写。我知道，信里并没提到珀西瓦尔·格莱德的名字，但那段描写究竟和他的外貌相符吗？”
“完全相符——甚至提到他是四十五岁——”
四十五岁，可她还不满二十一岁呀！他这样大岁数的男人娶她这样大岁数的妻子，这种事每天都有，经验证明，这样的结合往往是极为美满的。这情形我也知道，然而，只要听人提到这个人的年龄，再将其和她的年龄相比较，我就会对这个人更加盲目仇恨，妄加猜疑。
“也和事实完全相符，”哈尔科姆小姐接着说，“甚至说他右手上有伤痕也是对的，那是他多年前去意大利旅行的时候受的伤。写信的人肯定对他①英国贵族结婚前，规定授与丈夫或妻子遗产的契约。——译者注
身上的每一个特点都知道得非常清楚。”
“我好像记得，信里甚至谈到他患咳嗽吧？”
“可不是，并且讲得完全对。他自己并不重视，尽管他的朋友有时候为这件事替他着急。”
“大概，没听到谁在背地里说他有什么行为不检之处吧？”
“哈特赖特先生！您总不会偏听偏信，总不会受到那封下流的匿名信的影响吧？”
我觉得自己脸红了，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确是受了那封信的影响。
“我希望不会吧，”我惶窘地回答，“也许我不应当问这句话。”
“我并不因为您问了这句话就感到不快，”她说，“您这样问了，我反而可以趁此机会说明珀西瓦尔爵士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品。我和我家里人，哈特赖特先生，从来没听到谁在背地里说他坏话。他两次竞选成功，经过严格考验，从来没出过丑。在英国，一个人能有这样的成就，大家就公认他为人正派了。”
我默默地给她开了门，跟着她走出去。她的话并没有使我相信。即使是记录善恶的天使下凡来证实她的话，并且打开了他的善恶簿，让我用肉眼去看，他也不能使我相信。
我们找到了花匠，他正在做日常工作。无论怎样探听，你也没法从这个冥顽不灵的年轻人口中套出一句关键性的话。给他信的女人是个中年以上的妇女，她一句话也没对他说，就很匆忙地朝南面走了。花匠所能告诉我们的，总共就是这么几句。
村子坐落在庄园以南。于是我们朝南面走去。
到了利默里奇村里，我们不顾麻烦，四处向各色各样的人打听。但是，结果什么也没问出来。不错，有三个村里人向我们言之凿凿地说，他们都看到了那个女人，但是他们谁也不能说清楚她是什么样儿，而且，讲到最后看见她朝哪个方向走时，几个人的说法也不一致，所以，三个人虽然不像一般村人那样一无所知，但并不能比他们那些粗心大意的邻人为我们提供更切实的帮助。我们一路上不得要领地打听下去，终于走到村子尽头费尔利太太开办的那所学校。我们绕过男生上课的校舍时，我提到最后应当去向那位教师打听，因为，既然他担任教职，我们不妨假定他是当地最见多识广的人。
“那女人经过村里再回来的时候，”哈尔科姆小姐说，“也许老师正在给他的学生上课哩。但是，咱们不妨试一试。”
我们穿过操场，绕过教室的窗子，向房子后面的那扇门走过去。我在窗口停了一下，向里面张了张。
教师背对着我坐在他的高桌子跟前，明明是在向学生训话，学生都聚集在他前面，其中只有一个是例外。那是一个身体结实、淡黄色头发的男孩，这时和其他孩子分隔开了，站在角落里一个凳子上——这个孤零零的小克鲁①索被隔离在他的荒岛上，正在那里很不光彩地受罚。
①英国小说家笛福（约1660—1731）写的《鲁滨逊漂流记》中，主人公鲁滨逊·克鲁索航海遇难，在一个荒岛上过了二十八年孤独生活。——译者注
我们走过去时，房门半掩着，我们在走廊上停了一下，清清楚楚听见教师说话的声音。
“喂，孩子们，”只听见教师说，“注意我关照你们的话。如果我再听到这学校里有谁提到鬼，你们都要受罚。鬼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所以，如果哪一个孩子相信鬼，那他就是相信一件不可能有的事；如果一个利默里奇小学的学生竟然相信一件不可能有的事，那他就是不讲道理，就是违反纪律，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会儿你们都看到雅各·波斯尔思韦特怎样站在那个凳子上丢脸。他这次受罚，并不是因为他说昨儿晚上看见了鬼，而是因为他太放肆，太倔强，不肯听老师的劝告，我已经告诉他，说不可能有这种事，但是他仍旧一口咬定说看见了鬼。如果再劝告仍旧没用，我就要用棍子把鬼从雅各·波斯尔思韦特身上赶走，如果你们当中有谁也学他的样，我就要采取下一步的措施，用棍子把鬼从校内所有的学生身上赶走。”
“咱们这次好像来得很不巧哩，”哈尔科姆小姐说，趁老师训完话时推开门，领着我走了进去。
我们一进教室，孩子们就是一阵骚动。看来，他们都以为我们是特地为了看雅各·波斯尔思韦特挨打而来的。
“你们都回家去吃饭吧，”教师说，“单留下雅各。雅各必须继续留在原地；鬼如果高兴，会送饭来给他吃的。”
雅各看到，不但同学们都走空了，而且连吃饭的希望也落空了，于是他那股倔强劲儿也随着消失。他从口袋里抽出一双手，直瞪瞪地瞅着手指节儿，慢慢地把手举起，凑向眼睛，而手一贴近那儿，他就缓缓地来回揉搓着，并且随着这动作每隔一会儿就急促地吸一下鼻子：这是儿童在悲哀中施放的鼻①音分炮。
“我们到这儿来，是要请问您一件事，邓普斯特先生，”哈尔科姆小姐对教师说，“可是我们再没有想到，您这会儿正在赶鬼。这是怎么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瞧那个可恶的孩子把全校的同学都吓坏了，哈尔科姆小姐，他说昨儿黄昏看见了鬼，”教师回答，“我无论怎样向他解释，他仍旧说他的荒唐故事。”
“太奇怪了，”哈尔科姆小姐说。“我再也没料到，孩子会这样想入非非，说他看见了鬼。可不是，在利默里奇村教育这些孩子已经够累的了，现在又添上这些麻烦，我真希望您能顺利地解决这件事，邓普斯特先生。现在让我说明，我是怎样会到您这儿来，到这儿来又是为了要做什么。”
于是她向教师提出了我们几乎已向村里所有人提过的那问题。邓普斯特先生的答复同样令人失望。他没有注意到我们寻找的那个陌生人。
“咱们还是回去吧，哈特赖特先生，”哈尔科姆小姐说，“咱们所要了解的事，明明是打听不出来的了。”
她已经向邓普斯特先生鞠躬，准备离开教室，但是走过雅各·波斯尔思韦特身旁时，他正在受辱的凳子上可怜巴巴地吸着鼻子，那副孤苦伶仃的情景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止住脚步，且不急于开那扇门，先和颜悦色地向这个小囚犯说几句话。
“瞧你这个傻孩子，”她说，“你为什么不去请邓普斯特先生饶恕，别①分炮是举行丧礼时每分钟发一次的号炮。——译者注
再去谈鬼呢？”
“哼，我是瞧见了那个鬼嘛！”雅各·波斯尔思韦特仍旧一口咬定，这时他的眼睛恐怖地直瞪着，眼泪又扑簌簌地落下来。
“这可是胡说八道！你什么也没看到。真会看见鬼呀！什么样的鬼——”
“对不起，哈尔科姆小姐，”教师插话，显得有点儿尴尬，“我看，您最好别去问这孩子。他又倔强又愚蠢，说的话完全不能相信，您这样问他，他会不知轻重地——”
“不知轻重地怎样？”哈尔科姆小姐应声问道。
“不知轻重地使您受到震惊，”邓普斯特先生说，这时他显得十分不安了。
“嗳呀，邓普斯特先生，您认为我这样敏感，连一个淘气孩子也会使我受到震惊，那您未免把我的感觉评价得太高啦！”她带着嘲笑和挑衅的神气，向小雅各转过身，开始直接向他问话。“喂，”她说，“我倒要知道这件事的全部经过。你这个淘气的孩子，你什么时候看见鬼了？”
“昨儿黄昏，天快黑的时候，”雅各回答。
“哦，你是昨儿黄昏天快黑的时候看见的吗？那么，它是什么样儿？”
“全身白色——鬼都是那样儿，”见过鬼的人回答。没想到他这么小的年纪却这样自信。
“那么，它在哪儿？”
“在外面，那边，坟地里——鬼总在那个地方。”
“‘鬼’都是那样儿——‘鬼’总在那个地方！哟，你这个小傻子，听你的口气，你好像从小就对鬼的形状和习惯很熟悉嘛！不管怎样，你说起你的故事来倒头头是道呀。大概，接下去你就可以告诉我那是谁的鬼魂了。”
“我当然可以告诉你！”雅各回答，阴沉沉地露出一副得意的神气点了点头。
哈尔科姆小姐盘问他的学生时，邓普斯特先生已经几次试图插嘴，这会儿终于坚决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对不起，哈尔科姆小姐，”他说，“我可要冒昧地说一句，您问孩子这些话，简直是在鼓励他。”
“我只要再问他一句就行了，邓普斯特先生。那么，”她转身向孩子接下去说，“那是谁的鬼魂呀？”
“费尔利太太的鬼魂，”雅各悄声回答。
这一句惊人的答话对哈尔科姆小姐产生的影响，说明教师那样急于阻止她听下去是完全有道理的。她恼得涨红了脸，突然怒气冲冲地对着小雅各，吓得他眼泪又一阵扑簌簌地落下，她张开口要对孩子说什么，但接着就克制住自己，且不去责备他，转而对教师说话。
“要叫这样大的孩子对他说的话负责，那是办不到的，”她说，“他会有这种想法，这肯定是别人教的。如果这个村子里，邓普斯特先生，有谁忘了这里每个人都应当尊重和感念我母亲，我一定要把他们查出来；如果我能对费尔利先生施加影响，那些人将为这件事受到惩罚。”
“我希望——应当说我肯定，哈尔科姆小姐——您是误会了，”教师说。“这件事完全要怪这个孩子倔强愚笨。昨天黄昏走过坟地里，他看见了，应当说想象自己看见了，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那个女人，真的也好，想象的也好，正站在云石十字架旁边，而他和利默里奇村里所有的人都知道那是费尔利太太的墓碑。肯定是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这孩子就想出了那句答话，您听了当然感到震惊。”
虽然哈尔科姆小姐好像并没被说服，但是她显然感到教师这样说明问题很有道理，不能公然驳回了它。她不再说什么，只对他的殷勤表示了感谢，还答应等事情查明后要再来看他。说完了这些话，她鞠了一躬，就领着我走出教室。
在这件怪事发生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站在一边留心听着，同时自己在作结论。等到剩下我们两人时，哈尔科姆小姐就问我对所听到的那些话有什么想法。
“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想法，”我回答，“照我看来，孩子说的话是有事实根据的。老实说，我很想去看看费尔利太太的墓碑，在它四周检查一下。”
“那么您就去看那坟吧。”
她说完这句话就住了口；我们一路向前走时，她又沉思了一会儿。“教室里看到的情景，”她接下去说，“把我搅得完全忘了那封信的事情，这会儿再要去谈它，我倒有点儿恍惚了。要不，咱们别继续打听这件事了，还是等明儿把它交给吉尔摩先生去办吧？”
“千万别这样，哈尔科姆小姐。教室里发生的事更激发着我要继续追查下去。”
“为什么它激发着您这样做呢？”
“因为，它加深了您给我看那封信的时候我起的猜疑。”
“您把所猜疑的事对我一直隐瞒到现在，哈特赖特先生，这大概有您的理由吧？”
“以前我不敢妄加猜疑。我以为那种想法十分荒谬——恐怕那是出于我本人的一种偏执的想象。可是现在我的看法不同了。不但那孩子回答您的那些话，甚至是老师说明孩子惹事经过的时候，无意中吐露的那个词，都使我重新转到那个念头。也许将来事实还会证明那念头只是一个幻想，哈尔科姆小姐，但是至少现在我深信，坟地里想象中那个鬼和写匿名信的那个人，她们是同一个人呀。”
她止住了脚步，脸色煞白，急切地瞅着我。
“是什么人？”
“老师已经无意中说</a>给您听了嘛。他谈到孩子在坟地里看见的人，说那是‘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
“总不会是安妮·凯瑟里克吧？”
“正是安妮·凯瑟里克。”
她勾住我的胳膊，沉重地倚在它上面。
“不知道什么原故，”她声音低沉地说，“您这样猜疑，就好像有一种什么力量使我感到惊慌不安。我觉得——”她不再往下说，试图一笑了之。“哈特赖特先生，”后来她又接下去说，“让我先领您看坟地在哪儿，然后立刻回去。我最好是别让劳娜一个人待得时间太久了。我最好是回去陪着她。”
她说到这儿，我们已经走近坟地。教堂是一个灰石头盖的阴森森的建筑，造在一小片低凹地上，这样就可以掩蔽着从荒野中四面吹来的寒风。坟地从教堂旁一直延展到小丘斜坡低处。它四周由一道粗石砌的短墙围着，整个儿光溜溜地敞对着天空，只尽头溪水从石丘旁流下的地方有一丛矮树，把狭窄①的阴影投在稀疏的浅草上。就在树林和小溪以外，离开一个墙阶不远的地方（一共有三个石头墙阶，在不同的地方通到坟地里），耸立着那个白色云石十字架，一眼可以看出费尔利太太的那座坟造在四周散布着更低矮的碑碣当中。
“我不必陪您再向前了，”哈尔科姆小姐说时指着那座坟。“如果您发现了什么线索，可以证实您刚才对我谈的那种想法，您就让我知道吧。咱们回庄园里再见啦。”
她离开了我。我立刻向下面坟地里走去，越过直接通向费尔利太太那座坟的墙阶。
周围的草很浅，地面又坚实，看不出什么脚印。我这时很失望，接着就细心地看那十字架和它下面方形的云石座，再看座上刻的碑文。
由于风吹雨打，原来白色的十字架上面有的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些斑痕，而它下面的方石座上，刻有碑文的一面，也是这个情形。但是，另外的一半上面却没有丝毫污迹和斑痕，这一奇特的现象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更仔细地察看，发现它已被擦洗过，而且是新近从上而下擦干净的。一部分已擦洗过，另一部分不曾擦洗，在云石上没刻碑文的地方能辨出二者之间的分界线，而且可以清楚地辨认出那是用人工方法留下的一条分界线。是谁来擦洗了这云石呢？是谁没把它擦洗完就离开了呢？
我四面看了看，考虑如何解释这个疑点。从我站的地方望过去，四周渺无人烟：荒凉中，这片坟地已成为死者的世界。我回到教堂跟前，绕过了它，走到它的后面，然后越过另一个石头墙阶，走到围墙外边，从那儿起是一条小路，通往一片已经荒废的凿石场。靠凿石场的一边，盖了一所两间房的小屋子，一个老太婆正在门口洗衣服。
我走到她跟前，找一些话和她闲扯，谈到那教堂和坟地。她立刻打开了话匣子，几乎是一开头就告诉我，说她丈夫一身兼任文书和教堂司事的职务。我接着夸奖了几句费尔利太太的墓碑。老太婆摇摇头，说我还没看到它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样儿。她丈夫就是照管这块墓碑的，但是，过去好几个月里，他一直病病歪歪，甚至礼拜天都没法蹭到教堂里去当差，也就没法去照管那块墓碑了。现在他一点点好起来了，希望再过一星期或十天就有力气去干活，可以把墓碑擦洗干净了。
听了这些情况，从这些用坎伯兰最粗俗的方言闲扯的一大堆话中得知的情况，我终于掌握了最需要知道的一切。我给了这个穷老太婆几个钱，然后立即回到利默里奇庄园。
墓碑被擦干净了一部分，这件事分明是一个陌生人干的。刚才听到黄昏见鬼的故事，现在又发现了这些情况，一经将二者联系起来，我就决定趁那天傍晚在暗中监视费尔利太太的坟，准备日落时再去那里，在看得见坟的地方等候到天黑。墓碑没有全部擦洗干净，那个已着手擦洗的人也许会再来做完这项工作。
我回到庄园，把我的打算告诉了哈尔科姆小姐。听我说明这办法时，她显得惊讶不安，但是并没有坚决反对。她只说：“我希望您能顺利完成这件事。”她已经要走开了，可是我拦住了她，竭力装得很镇定，问费尔利小姐身体好吗。她的情绪好了一些，哈尔科姆小姐希望能劝她趁午后还有太阳时①围墙两面设有阶磴，可以拾级越过的地方。——译者注-----------------------Page57
出去散一会儿步。
我回到自己屋子里，又去整理那些画。这工作本来就是需要做的，现在变得更加需要做了，因为它可以转移我的思想，使我不必多想到自己，更不必多想到我那毫无希望的未来。但是，我仍不时放下手头的工作，向窗外观察天色，看落日逐渐移近天边。有一次，我看见一个人影出现在窗底下宽阔的石子路上。那是费尔利小姐。
我还是早晨看见她的，当时我几乎什么话都没和她谈。我只能在利默里奇再待一天，此后也许永远不会见到她了。一想到这里，我就不舍得离开那窗口。我很细心地拉好窗帘，这样，如果向上望时，她就不致于看见我了，然而，经不起引诱，我还是目送她一路走去，直到她从我视野中消失了。
她外面披着棕色斗篷，里面是一件纯黑的绸衣服。她头上仍戴着第一次会见我那个早晨戴的那顶很朴素的草帽。现在由于帽子上搭了一块面纱，我就看不见她的脸了。她散步时总要带着她宠爱的意大利种小猎狗，狗裹着一条深红色棉布护身，以免娇嫩的皮被冷风吹了，这会儿正在她身旁缓缓地跑着。她好像并没注意到它。她微微低垂着头，双臂裹在斗篷里，笔直地朝前走。那些枯树叶，早晨我听到她订婚消息时被风吹得在我跟前旋舞的，这会儿，她在暗淡的残阳中一路走着时，又被风吹得在她面前旋舞，腾上落下，纷纷散布在她脚跟前。狗颤抖着，紧贴着她的衣服，急着要引起她的注意和鼓励。但是她始终不去理它。她一直向前走，离开我越来越远，只有那些枯树叶在她身旁的路上旋舞——她一直向前走，到后来我眼睛发痛，再看不见她了，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我的心情又变得沉重了。
一小时后，我做完了手头的工作，太阳就要沉下去了。我在门厅里穿了大衣，戴上帽子，不让一个人看见，悄悄地离开了那儿。
乌云在西面天边乱腾腾地涌起，风从大海那面吹得冷飕飕的。虽然海岸离开很远，但是，我走进坟地时，浪涛声卷过沿海一带的荒野，凄厉地传到了我耳朵里。看不见一个人影。四外显得比以前更加冷落，我挑选了一个地方，在那里等候和看守，眼睛一直紧盯着竖立在费尔利太太坟上的那个白色十字架。
坟地里毫无掩蔽，我必须十分小心，要选择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
教堂正门那面，一边是坟地，前面是门廊，门廊两头都有墙挡着。我犹豫了一下，由于一种自然的反感，我不愿意隐藏起来，然而，为了进行观察，又非隐藏着不可，于是我决定走到门廊上。廊上每一边尽头的墙上都开了一个小窗。从一边的小窗里可以望到边上盖有教堂司事住的小屋的那片凿石场。我前面走廊的进口正对着一片空荡荡的坟地、一堵石头矮墙和一溜荒寂的棕色小丘，日落时，层云在飒飒劲风中低沉地浮过小丘上空。看不见一个生物，听不到一点声音——没有鸟在我附近飞过，没有狗在教堂司事的小屋子里发出吠声。浪涛呆板地拍打着海岸，间歇中只听见坟旁的矮树凄凉地沙沙作响，溪水流过石底，传来清冷轻微的呜咽。那是一片凄凉的景象，也是一个凄凉的时刻。我躲在教堂门廊里，数着黄昏的每一分钟的消逝，心情很快地低沉下去。
那时天还没有昏暗，落日的余辉仍旧淹留在空中，我独个儿守望了不到半小时，就听见了脚步声和人语声。脚步正从教堂另一面移近，那人语声是一个妇女在说话。
“你别为那封信担心啦，亲爱的，”那声音说，“我已经很稳妥地把它交给了那个小伙子，他一声不言语就把它接过去了。后来我们两人各自走开了，并没有人跟踪我——我可以向你保证。”
这几句话引起我的注意，我急切盼望着事态的发展，紧张得几乎感到痛苦。接着是一阵沉默，但那脚步声仍在移近。又过了一会儿，两个人，都是女的，在门廊小窗口我可以看见的地方走过去。她们笔直走向那座坟，所以是背对着我的。
一个女人戴着围巾帽，围着围巾。另一个披着深蓝色旅装长斗篷，把兜帽罩在头上。里面的衣服在斗篷下边露出了几寸。我的心急剧地跳了起来，因为注意到了那颜色——那是白的。
走到教堂和那座坟的大约正当中，她们停下了，披斗篷的女人向她的伙伴扭转了头。但是她的侧影（这时如果她是戴的头巾帽，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了）却被兜帽张开着的僵硬的边儿遮住了。
“千万披好了这件舒适暖和的斗篷，”说话的仍是我刚才听见的声音——那个围围巾的女人的声音。“托德太太说的对，她说你昨儿穿着一身白衣服太显眼了。你待在这儿，我去走一会儿再来，不管你怎样想，我可是不喜欢坟地。赶我回来之前就把你要做的事做好了，咱们必须趁天黑前回去。”
说完了这话，她扭转身向回走，这一次却是面对着我走过来的。她是一个已过中年的妇人，粗碜碜的褐色面宠显得很健康，毫无奸刁或可疑的神气。她走近教堂，停了下来，把围巾裹得更紧一些。
“真古怪呀，”她自言自语，“打我记得她的时候起，她就是这样任性，这样古怪呀。可是，她真善良——可怜的人儿，像小孩一样善良啊。”
她叹了口气，紧张地向坟地里四面望望，摇了摇头，仿佛很不高兴看那凄凉的景色，然后在教堂犄角后面消失了。
我迟疑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应当跟上去和她谈话。由于十分急着要去见她的伙伴，最后我决定不去和她谈话了。如果要见这个围围巾的妇女，我尽可以在坟地附近等她回来（但是，看来她不大可能为我提供所要知道的事实）。传递那封信的人并不重要。这件事的中心人物，唯一能够提供事实的，倒是写那封信的人，而我深信写那封信的人就在我前面坟地里。
正当这些思潮涌进我脑海中时，我看见披斗篷的女人走近那座坟，站在那里向它注视了一会儿。接着她向四周望了望，从斗篷里掏出一块白亚麻布（又好像是一块手帕），向旁边的溪水转过身去。小溪从墙根下一个小洞里流进坟地，弯弯曲曲绕过去几十码远，再从另一个相似的洞里流出去。她在水里浸湿了布，回到了坟旁。我看见她吻了吻那白十字架，然后在碑文前跪下，用那块湿布擦干净它。
我考虑了一下，应当怎样露面才可以尽量少惊吓她，最后我决定越过面前的那道墙，在外面绕过去，然后再从靠近那座坟的墙阶走进坟地，这样就可以让她看见我逐渐走近。她只顾聚精会神地做她的事，一直等我跨过墙阶，她才听见我走近的声音。这时她抬头一看，惊讶得立起身来轻轻地喊了一声，吓得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对着我。
“不用害怕，”我说，“您肯定还记得我吧？”
我刚说到这儿就停下了——接着又很斯文地向前走了几步——接着又停下来——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向前移，最后走近她身旁。如果以前我还有一些怀疑的话，现在可以完全肯定了。说来也可怕，瞧这张脸，这会儿在费尔利太太坟前对着我的，正是那天夜里在大路上对着我的那张脸呀。
“您还记得我吗？”我问，“我们那天很晚的时候遇见了，是我帮助您去伦敦的。您肯定没忘记那件事吧？”
她的神情缓和下来，她深深地舒了口气。我看到，由于认出了我而焕发的生气，慢慢地使那因恐怖而变得死一般僵硬的脸重新灵活起来。
“暂时别急着和我谈话，”我接着说。“先定一定神——先认清楚我是您的朋友。”
“您待我非常好，”她嘟哝道，“现在仍旧和上次一样好。”
她不再往下说了，我也不开口了。我不但要让她有时间恢复镇静，也要为自己拖延时间。在凄凉暗淡的黄昏的光影中，那个女人和我又一次相遇；我们之间隔着一座坟，我们身旁都是死者，四面环绕着荒凉的小丘。这个时间，这个地点，黄昏静寂中这片凄凉的低凹地上，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面对面站着；想到我们两人即将交谈的偶然的几句话会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大事；想到劳娜·费尔利的整个前途，是吉是凶，可能都将取决于我这一次的成败，看我是将赢得或将丧失这个站在她母亲坟旁发抖的可怜的女人的信心：想到这一切，我就很可能失去镇静和自制力，然而我的成功与否又完全要靠这种镇静与自制力。当时我觉察出，我正在竭力施展自己的一切机智，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最好地利用这一点时间去进行思考。
“这会儿您镇静些了吗？”我一想到现在又该开口，就立即接下去说，“您和我谈话的时候，能不再害怕我，不忘了我是您的朋友吗？”
“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她问，并不理会我对她说的话。
“您不记得，我们上次遇见的时候，我曾经说要去坎伯兰吗？后来我就到坎伯兰来了——一直待在利默里奇庄园里。”
“利默里奇庄园！”她重复这句话时，苍白的脸上闪出光辉，转动着的眼睛突然露出感兴趣的神情紧瞅着我。“啊，您多么幸福啊！”她说时急切地注视着我，看来原先的疑惧完全消失了。
我利用她对我刚恢复的信心，仔细去看她那张脸（为了慎重起见，我刚才一直克制着自己，绝不露出好奇的神情紧盯着她看）。这样瞧着她，我就清楚地回忆起：在那月光下的草坪上我怎样看到另一张可爱的脸，怎样预感到不祥，而联想起了现在的她。当时我是在费尔利小姐脸上看出她和安妮·凯瑟里克如何相似。这会儿我是在安妮·凯瑟里克脸上看出她和费尔利小姐如何相似——而且更加清楚地看出了，因为我不但看出她们相似的地方，而且看出她们不相似的地方。面部的一般轮廓，五官的相互配称，头发的颜色，唇边微显紧张和迟疑的神情，身材的高矮肥瘦，头部和身体的姿态：在这些地方，相似的程度要比以前所看出的更使我感到惊讶。但是，相似之处到此为止，此外就是种种不同的地方了。费尔利小姐的柔媚的姿容，明亮的眼睛，光润的皮肤，鲜艳的嘴唇，都是现在我面前这张枯槁憔悴的脸上所看不到的。尽管我恨自己不该去想那些事，但是一瞧面前这个女人，我就不禁想到：只要将来发生一次不幸的变化，就会使我现在看到尚存有差异的地方也变得完全相似了。如果有朝一日悲哀和苦难在费尔利小姐青春娇美的脸上留下了它们的痕迹，那时候（也只有那时候）她和安妮·凯瑟里克就会变成一对天然相似的孪生姊妹，两个一模一样的影子。
我一想到这里就打了个冷战。我想到，在莫名其妙地使人疑虑的渺茫的未来，存在着一件可怕的事物。幸而这时候另一件事打断了我的思路，我觉出安妮·凯瑟里克的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上。和上一次一样，她的手又是那样突然悄悄地触到了我，记得那天夜里我们第一次遇见时我被它吓得浑身麻木了。
“您是在看我呀；您是在想一件什么事情呀，”她仍旧那样气息急促、口气古怪地说，“是什么事？”“没什么特殊的事，”我回答，“我只是在猜想，您怎么会到这儿来了。”“是一个好朋友陪我来的。我到这儿刚两天。”“可是您昨儿就上这儿来了？”“您怎么会知道的？”“不过是猜测罢了。”她转过身，又在碑文前跪下了。“不到这儿来，我又到什么地方去呢？”她说，“这位朋友待我比我母亲还要好，她是我要到利默里奇来看望的唯一的朋友。哦，看到她坟上有一点污垢，我的心都痛了！想到了她，我一定要使墓碑永远像雪一样白。我昨儿就开始擦它，今儿一定要来这儿继续擦干净它。难道这件事做错了不成？我希望不会做错了。只要是为费尔利太太做事，那肯定不会是错的！”
显然多年前感恩图报的心情，至今仍旧支配着这个可怜人的思想——她那狭窄的胸怀，自从接受了年轻幸福岁月中最初的印象，分明已经不能再接受其他可以长期保留的印象。我知道，要赢得她的信心，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鼓励她继续到坟地里来从事这项天真的活动。我刚说出她可以这样做，她立刻重新开始动手，轻轻地抚摩着坚硬的云石，就仿佛又回到了已经逝去的童年，又在费尔利太太膝前耐心学习她的功课。
“您如果听到我说，”我尽量小心翼翼地准备进一步问她，“我在这儿见到您，感到又高兴又诧异，那您会觉得很奇怪吗？那天，您坐上马车离开了我，我为您十分担心。”
她赶紧抬起头，疑虑重重地看着我。
“担心，”她重复了一句。“为什么？”
“那天晚上，我们分手后，发生了一件怪事。两个男人驾着一辆马车，在我旁边赶过去。他们没看见我站在那儿，就在离开我不远的地方停了车，去和路对面一个警察谈话。”
她立刻停下了。拿着湿布擦碑文的那只手垂下了，另一只手紧握着坟头上的云石十字架。她慢慢地朝我转过脸，又呆呆地露出那副恐怖中透出迷茫的神情。我不顾一切往下说，因为现在已经来不及把话收回了。
“那两个男人去和警察谈话，”我接着说，“问他看见您了没有。他说没看见；后来一个人又说您是从疯人院里逃出来的。”
她一下子跳起，好像我最后这句话招来了那两个追赶她的人。
“等一等，听我把话讲完！”我大声说。“等一等，您这就会知道我是怎样帮助了您。当时我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让那两个人知道您是往哪条路走的——可是，我始终没说。这样我就帮助您逃走了——这样我就使您安然脱险。想一想，想一想吧。请听明白我对您说的话吧。”
我的态度似乎比我的言语更为有力地打动了她。她试着理解我这几句话的意思。这时她显得主意不定，两只手交换着那块湿布，完全像那天夜里我第一次遇见她时那样交换着她那小旅行包。慢慢的，我这几句话的用意打动了她那混乱和激动的心。慢慢的，她的神色缓和下来，她瞅着我，眼光中好奇的神情正在加剧，恐惧的成分迅速消失。
“您总不会认为我应当回到疯人院里去，对吗？”她问。
“当然不会。我很高兴您从那里逃出来了；我很高兴我帮助了您。”
“对，对，您确实帮助了我；您帮助我克服了困难，”她接下去说，显得有点儿茫然。“逃出来还是容易的，否则我就不会离开那儿了。他们对待我，不像对待其他人那样，他们从来不怀疑我。我非常安静，非常听话，很容易被他们吓唬倒。但是，困难的是怎样一路找到伦敦去，您在这方面帮助了我。当时我向您道谢了吗？现在我向您道谢，非常感谢您。”
“那疯人院离开我们遇见的地方远吗？说吧，既然相信我是您的朋友，就告诉我它在哪里吧。”
她说出了它的地址——从那地址可以知道它是一所私人开办的疯人院，是离开我遇见她那个地方不太远的一所私人开办的疯人院——接着，明明是担心我会利用她的答复去做什么事情，她又急着重复刚才的问话。“您总不会认为我应当回到疯人院里去，对吗？”
“让我再说一遍：我很高兴您逃了出来；我很高兴您离开我以后一直很好，”我回答。“您说有个朋友在伦敦，可以到他那儿去。您找到了那个朋友吗？”
“找到了。那时候已经很晚，可是还有一个女仆没睡，在那儿做针线，她帮我唤醒了克莱门茨太太。克莱门茨太太是我的朋友。她是一位忠厚善良的人，当然，不能和费尔利太太相比。啊，谁也比不上费尔利太太啊！”
“克莱门茨太太是您的老朋友吗？您认识她很久了吗？”
“是呀，从前我家住在汉普郡，她是我的街坊；我小时候，她就喜欢我，总是照看着我。前些年，她离开我们的时候，在我的祈祷书里写下了她伦敦的地址，还说：‘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安妮，就来找我好了。没有丈夫干涉我，也没有子女需要我照看，我会当心你的。’话说得多么仁慈，对吗？我记得这些话，大概就是因为它们说得很仁慈。我能够记得的事太少了，太少了。”
“当时您没有父母照看吗？”
“父亲？我从来就没见过父亲；我从来就没听母亲提到他。父亲？哦，天哪！他大概已经死了吧。”
“那么，您母亲呢？”
“我和她相处得不好。我们只能给对方带来烦恼和恐惧。”
只能给对方带来烦恼和恐惧！一听这句话，我就开始怀疑，禁闭她的人可能就是她母亲。
“别问到我母亲的事，”她接下去说。“还是让我谈谈克莱门茨太太吧。克莱门茨太太和您一样，也不认为我应当回到疯人院去；她和您一样，知道了我从那儿逃出来了也感到高兴。她为我不幸的事哭过，叫我千万别让人家知道了。”
她说“不幸的事”。她用这几个字，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以此说明她写那封匿名信的动机？是不是要以此表明许多妇女最普通习见的那种动机：由于自己受了一个男人的骗，所以写匿名信去破坏他的婚事？我决定在尚未继续谈下去之前，首先消除这个疑点。
“什么不幸的事？”我问。
“就是我被关起来那件不幸的事嘛，”她回答时对我的问话确实显得很惊讶。“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不幸的事呢？”
我决定尽可能委婉而耐心地继续追问。现在进行调查时，我每前进一步都必须稳扎稳打，这是十分重要的。
“还有一种不幸的事，”我说，“妇女也会遭遇到，并且会因为那种不幸的事一辈子感到痛苦和羞耻。”
“什么事？”她急切地问。
“遭遇到那种不幸的事，是因为过份天真地相信自己的品德，相信所爱的人是正人君子，”我回答说。
她抬起头朝我望了望，露出儿童般天真的困惑神情。她那张会将任何情感都十分明显地流露出来的脸，这时丝毫没有变色或显出慌乱，完全没有那种内疚的表示。当时她那种表情和神态，比任何语言更能使我深信：我刚才那样推测她写信给费尔利小姐的动机，明明是猜错了。无论如何，这方面的疑点现在可以消除了；但是，刚消除了这一个疑点，立刻出现了另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我根据绝对可靠的证言知道，那封信虽然没提到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姓名，但指的确是他本人。肯定有一个性质严重的原因，使她深深感到自己受了伤害，所以才会用信里那些话暗中向费尔利小姐揭发他——现在已经毫无疑问，不能再将这件事归咎于她的清白和名誉受了玷污。他给她带来的伤害并不是属于这一类性质的。那么，它又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呢？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她说，那神情明明是经过了一番思索，但仍旧想不出我对她说的那几句话的含意。
“好吧，”我回答说，“我们还是继续谈刚才没谈完的话吧。告诉我，您和克莱门茨太太在伦敦待了多久，是怎样来到这儿的？”
“待了多久？”她重复了一句。“我一直在克莱门茨太太家里，两天前我们才一同来到这儿。”
“那么，您是住在村里的了？”我说，“可是奇怪，我没法打听到您，即使您来这儿只两天……”
“不，不，不是住在村里。是住在三里外一个农庄上。您知道那农庄吗？那地方叫托德家角。”
那地方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驾车出去，常常经过那儿。它远离开海边，旁边有两座小山衔接，偏僻荒凉，是附近最老的一个农庄。
“住在托德家角的那家人，是克莱门茨太太的亲戚，”她接下去说，“他们家常常邀克莱门茨太太去作客。她说要去，并且要带我一起去，因为那儿幽静，空气新鲜。她待我真好，对吗？其实，只要是幽静、安全、没人干扰的地方，我都乐意去。后来我听说托德家角就靠近利默里奇村——哦，我多么高兴呀，哪怕是赤着脚也要一路走到那儿，再去看看那个村子，那些学校，还有利默里奇庄园！托德家角的人都是极好的人。我希望能在那儿待很长时期。只有一件事，我对那些人不满意，也对克莱门茨太太不满意——”
“什么事？”
“她们都取笑我穿一身白——他们都说这样打扮显得怪特别的。他们懂得什么啊？费尔利太太最有眼光。费尔利太太再也不会让我穿这样难看的蓝色斗篷！啊，她生前就爱白色；瞧她这坟上都是白石砌的；她总是用白衣服打扮她的小女儿。费尔利小姐好吗？快乐吗？她现在还是像小姑娘那样习惯穿白的吗？”
她一问到费尔利小姐，就把声音降低，渐渐把脑袋从我这面扭转过去，我从她的神态改变中觉察出，她是因为想到了冒险递送匿名信的事而感到不安；于是我立刻决定如何提出问题，要使她在冷不防中被迫承认这件事。
“费尔利小姐今儿早晨不大舒服，并且心情很不好，”我说。
她嘟哝了一两句什么，但是话说得很糊涂，声音又低，我甚至猜不出它的意思。
“您是问我：费尔利小姐今儿早晨为什么不舒服，心情不好吗？”我接下去说。
“不是的，”她急忙说，“哦，不是的，我根本没问这个。”
“您不问我也要告诉您，”我接着说，“费尔利小姐收到了您那封信。”
刚才我们谈话的时候，她有一会儿工夫一直跪在那里，很认真地擦拭碑文上最后的雨露斑迹。我向她说第一句话时，她听了便停下来，但不站起，只慢慢地向我转过身。我的第二句话一出口，她几乎僵在那里了。她刚才一直握着的那块布从她手里落下了；她的嘴唇张开了；一刹那间，她脸上的那点儿血色完全消失了。
“您怎么会知道的？”她有气无力地说。“是谁给您看的？”她的脸变得绯红——一下子红得很厉害，因为她突然意识到无意中已经吐露了自己的秘密。她在绝望中把两手一拍。“我根本没写那信，”她吓得气喘吁吁地说。“我根本不知道那封信！”
“知道，”我说，“是您写的，您是知道那封信的。投递这样的信是不应该的；这样吓唬费尔利小姐是不应该的。如果您有什么事应当向她说，需要她知道的话，就该亲自到利默里奇庄园去，就该亲自去对那位小姐说明嘛。”
她向坟上平坦的石座蹲下身，直到她的脸贴在它上面；她一句话也不回答。
“如果您是好意，费尔利小姐就会像她母亲那样厚待您，”我继续说，“费尔利小姐就会替您保守秘密，不会让您受累。您明儿在农庄上会见她好吗？要不，您在利默里奇庄园的花园里会见她好吗？”
“哦，我真希望死了也埋在这里，和您安息在一起啊！”她嘴唇紧凑着墓碑嘟哝了几句，口气中透出对地下死者的热爱。“您知道，为了您的原故，我是多么爱您的孩子啊！哦，费尔利太太呀！费尔利太太呀！教教我怎样去救她吧。还像以前那样，像是我的亲人，像是我的母亲，教我一个最好的办法吧。”
我听见她在吻那石座：我看到她热情地在那上面拍打。那声音，那情景，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俯下身子，轻轻地握住那双可怜的软弱的手，我竭力安慰她。
但是怎么说也没用。她挣脱了手，怎么也不肯把脸从石座上抬起。眼见无论如何急需找个办法使她安静下来，我忽然想到：看来她最关心的是我对她的看法，她要我相信她的理智是健全的、她的行动是正常的，所以，现在只有从这方面设法打动她。
“好啦，好啦，”我温柔地说。“还是安静下来吧，否则我就会对您有不同的看法了。别让我有这种想法，以为那个人把您送进疯人院也许是有道理的——”
以下的话已到唇边，但没说出口。我刚大着胆提到那个把她关进疯人院的人，她一下子就跪起来了。这时在她身上出现的变化是十分反常和惊人的。她那张脸，紧张中带有敏感、柔弱、迟疑的神气，一向显得那么动人，这时突然被强烈得类似疯狂的仇恨和恐惧笼罩住，并且每一部分都平添了凶悍倔强的神气。她在朦胧暮色中瞪大了那双野兽般的眼睛。她一把抓起那块落在身旁的布，好像那是一个她可以将其掐死的生物，双手使劲地抽搐般扭着它，它里面仅存的几滴水都滴在她膝下石座上。
“还是谈别的事吧，”她含糊不清地低声说，“您如果再谈那些事，我可要放肆了。”
不到一分钟以前她脑子里还存有的那种比较温和的想法，这会儿好像已经一扫而空。显然，不像我原先所想象的，费尔利太太并不是唯一留在记忆中的深刻印象。除了欣喜地记住了自己在利默里奇村上学的日子，同时她还仇恨地记住了自己被关在疯人院里所受到的伤害。是谁那样迫害她的呢？难道真会是她母亲不成？
我很想探听到底，绝不愿意半途而废，然而，我仍强迫着自己不再向下追问。看到她当时那种情景，出于人道主义，我必须使她安定下来，否则就未免太残酷了。
“我不再谈那些会叫您感到痛苦的事了，”我安慰她。
“您有什么企图，”她回答，尖锐的口气中透出猜疑。“别这样盯着我。对我直说，告诉我您打算怎样。”
“我只不过是要您安静下来，等到更镇定一些，您再考虑考虑我的话吧。”
“考虑他的话？”她停下了，把那块布在手里一前一后地搓着，小声儿自言自语：“他说什么来了？”接着，她又向我转过身，不耐烦地摇摇头。“您为什么不提醒我呀？”她突然气忿忿地问。
“好的，好的，”我说，“我来提醒您，您经我一提就会想起来。我刚才叫您明儿去会见费尔利小姐，原原本本地把有关那封信的事告诉她。”
“啊！费尔利小姐——费尔利——费尔利——”
那心爱的熟悉的姓我刚说出口，好像已使她安静下来。她的脸显得温和了，又像原先那样了。
“您不用害怕费尔利小姐，”我接下去说，“也不用害怕那封信会给您招来麻烦。她对那封信里说的已经知道得很多，您尽管把全部详情一起告诉她。根本不需要再去隐瞒，因为现在已经没什么可以隐瞒的了。您信里虽然没提名道姓，但是费尔利小姐知道您说的那个人就是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
我刚说出那个名字，她就一下子站起来，发出一声惨号，惨号声在坟地上空回荡，吓得我一颗心急跳起来。刚从她脸上消失了的那副阴森难看的神情，又一次倍加显著地笼罩着她的脸。一听到那名字就发出尖叫，紧接着又是那副仇恨和恐怖的表情，这已说明了一切。现在再没有丝毫可疑的了。将她关进疯人院，这件事与她母亲无关。关她的是另一个人——那人就是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
尖厉的惨号声被别人听到了。这一面，我听见教堂司事的小屋子的门打开了；另一面，我听见她的伙伴叫喊，叫喊的就是那个围着围巾的妇女，那个被称为克莱门茨太太的妇女。
“我来了！我来了！”从矮树丛后面传来喊声。
不一会儿，已经看到克莱门茨太太赶来。
“你是什么人？”她踏上墙阶，毫不畏缩地对着我大喊。“你怎么可以这样吓唬一个柔弱可怜的妇女？”
我还没来得及答话，她已经站到安妮·凯瑟里克身旁，用一条胳膊搂住了她。“怎么啦，亲爱的？”她问，“他把你怎样了？”
克莱门茨太太大胆地向我怒目而视，这引起了我对她的尊敬。
“如果我是罪有应得，被人这样恶狠狠地瞪着，那我确实应当感到惭愧，”我说，“但是，这件事不能怪我。我吓住了她是出于无意，并不是存心。她也不是第一次会见我。您尽可以问一问她，她会告诉您：我是不可能存心伤害她的，不可能伤害任何妇女的。”
我把话说得很清楚，好让安妮·凯瑟里克听明白；后来我看出，她听懂了那几句话的意思。
“是的，是的，”她说，“她从前很照顾我，他帮助我——”以下的话她便凑近她朋友耳边悄悄地说了。
“多么奇怪！”克莱门茨太太说时露出困惑的神情。“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很抱歉，我不该对您口气那么粗暴，先生；但是，您要知道，那样是会叫一个陌生人看了犯疑的，这件事不能怪您，都怪我不好，不该由着她这样任性，让她独个儿待在这样荒凉的地方。去吧，亲爱的——这就回去吧。”
我看出来，这位善良的妇女一想到要一路走回去，就显得有点儿担心，于是我自告奋勇，要陪同她们走到能看见自己家的地方。克莱门茨太太婉言谢绝了我的提议。她说，只要一走到那片野地里，她们肯定会遇见农庄上的工人。
“千万原谅我，”安妮·凯瑟里克挽着她朋友的手臂走开时，我这样说。我虽然没存心惊吓和刺激她，但是，看见那张吓得怪可怜的苍白的脸，我心里感到很难受。
“我一定不加计较，”她回答，“但是您知道的事太多了；也许以后我见了您就会害怕。”
克莱门茨太太瞟了我一眼，惋惜地摇了摇头。
“再见啦，先生，”她说，“我知道这件事不能怪您，但是我希望您刚才吓倒的是我而不是她。”
她们走过去几步，我以为她们会径自离开了那里；没料到安妮突然站住，撇下了她的朋友。
“等一等，”她说。“我一定要去告辞。”
她回到坟旁，亲切地把双手搭在云石十字架上，吻了吻它。
“这会儿我舒服些了，”她安静地抬起头来看着我，舒了口气。“我原谅您了。”
她又走到她伙伴跟前，两人离开了坟地。我看见她们在教堂附近停下，和教堂司事的妻子说话，那女人刚才从小屋里出来，就一直候在那里，远远地看着我们。接着，她们又继续向前，走上了那条通往荒地的小道。我看见安妮·凯瑟里克的背影逐渐消失，最后全部隐没在暮色中——我担心而悲伤地望着，就仿佛是最后一次在烦恼的尘世间看见这个白衣女人。
半小时后，我已经回到庄园里，把全部的经过一一说给哈尔科姆小姐听。
像她这种性格的妇女，竟然会一言不发，全神贯注，从头到尾听我说下去，这就有力地证明，她认为我那些话的性质有多么严重。
“我很担心，”她听完了我的话，只说了这么一句。“我对未来的事非常担心。”
“未来的事如何发展，”我说出自己的想法，“可能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现在的时机。如果安妮·凯瑟里克和一个妇女谈话，也许会比和我谈话更加随便，更没有保留。如果费尔利小姐——”
“这件事根本不必去考虑，”哈尔科姆小姐又像平时那样口气十分坚决地打断了我的话。
“那么我建议，”我接下去说，“就由您去会见安妮·凯瑟里克，尽可能使她相信您。至于我，我可不愿意再去使这个可怜的人受惊了，因为，真感到过意不去，我已经吓过她一次了。您认为明天和我一起到那个农庄上去有什么问题吗？”
“毫无问题。为了劳娜的利害关系，我什么地方都情愿去，什么事都情愿做。您刚才说那地方叫什么？”
“那地方您一定很熟悉。它叫托德家角。”
“可不是。托德家角是费尔利先生的一个农庄。我们家挤牛奶的女仆就是那儿一个农民的二女儿。她经常来往于我们家和她父亲的农舍之间；她可能听到或者看见一些我们知道了会有用的事情。要不要我这会儿就问那个女仆在不在楼下？”
她摇了摇铃，吩咐男仆传话。男仆回来说，挤牛奶的女仆到农庄上去了。她已经有三天没回家，傍晚女管家准了她的假，让她回去一两个小时。
“明天我可以找她谈一谈，”哈尔科姆小姐等男仆离开后对我说，“这会儿先让我明确我会见安妮·凯瑟里克所要达到的目的。您肯定那个把她关进疯人院的人是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吗？”
“十分肯定。现在唯一无法理解的是他的动机。考虑到他和她两人绝对悬殊的社会地位，看来他们不可能有任何亲戚关系，所以，即使确实需要把她禁闭起来，我们也极需知道，为什么要由他来承担这项重大责任，把她关闭在——”
“一个私人开办的疯人院里，好像是您说的？”
“是的，一个私人开办的疯人院里，住院要付一笔看护费，那是穷人负担不起的。”
“我明白疑点在哪里了，哈特赖特先生；无论安妮·凯瑟里克明天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我向您保证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珀西瓦尔一到舍间，就必须向我和吉尔摩先生把这件事解释清楚。我最关心的是我妹妹将来的幸福，我可以向她施加影响，取得一部分决定她婚事的权力。”
那天晚上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第二天早餐后，我们没能立即去农庄，因为，被昨天傍晚的那些事一打岔，我忘了另一件需要做的事。今天是我在利默里奇庄园的最后一天；邮件一送到，我就需要按照哈尔科姆小姐出的主意，去请费尔利先生允许提前一个月解除我的聘约，理由是：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我必须回伦敦。
幸而那天早晨有两封我朋友从伦敦寄来的信，这样至少表面上看来我的借口可能是真实的。我立刻把信拿回到自己屋子里，然后吩咐男仆带话给费尔利先生，问什么时候可以让我去和他商量一件事。
我等候仆人回来的那段时间里，毫不关心他主人会如何对待我辞职的事。不管费尔利先生允许也好，不允许也好，反正我是走定的了。一想到我现在已经在孤寂的旅程中迈出第一步，此后即将和费尔利小姐永别，我好像对那些与自己有关的一切事都感觉迟钝了。我已经抛弃了我穷人的矜持；我已经抛弃了我艺术家的一切微不足道的虚荣。即使费尔利先生现在存心对我傲慢无礼，他也不能损伤我的感情了。
仆人带回来的话，果然不出我的预料。费尔利先生表示遗憾，说很不巧那天早晨他身体不适，绝对不可能接见我。因此，他请我接受他的歉意，并请用书面传达我所要谈的话。我来到庄园的三个月里，已经多次接到他类似的传话。在整个这段时期里，费尔利先生只一次表示因为“有了”我而感到高兴，此后就一直身体欠佳，没见过我第二次。每次仆人总是把另一批我裱装好的画送回去给他主人，带去我的“问候”；然后空着手回来，带来费尔利先生“崇高的敬礼”、“深切的感谢”，以及“恳挚的歉意”，并说，由于健康情况欠佳，他仍只好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也许，无论对任何一方来讲，再没有比这样的安排更令人满意的了。很难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两人当中究竟是谁最为感谢费尔利先生的使人受惠非浅的神经。
我立即坐下来写信，在措词上尽量委婉客气、简洁明瞭。费尔利先生并不急于作复。几乎过了整整一小时，他的回信才送到了我手里。信上的字端正秀美，用紫色墨水写在光滑得像象牙、厚实得像硬纸板一般的信笺上；信里是这样写的：“费尔利先生向哈特赖特先生致意。费尔利先生（在目前健康欠佳的情况下）无法表达哈特赖特先生的辞职给他带来的惊讶与失望。费尔利先生平时不理俗务，但他谘询了熟谙这方面事情的管家，该管家认为费尔利先生的看法正确，即：除非为了可能属于生死攸关性质的大事，否则哈特赖特先生更无其他理由必需辞职。如果费尔利先生在病痛中为寻求慰藉与乐趣而对艺术与艺术家培养的高度欣赏感情能轻易动摇，那末哈特赖特先生目前的行动可能已经使其动摇了。然而，费尔利先生的这种感情并未动摇，动摇的乃是哈特赖特先生的这种感情。
“一经表明本人的看法——即在剧烈的神经痛楚所允许的限度内表明了他的看法——费尔利先生除发表他对这一十分违反常规的辞职已作的决定，更无他语可以奉告。由于身心的绝对宁静对他至关重要，所以费尔利先生不愿让哈特赖特先生在双方基本上都极感难堪的情况下继续留在此地，以致打破那种宁静。因此，纯为自己的宁静着想，费尔利先生放弃拒绝接受辞职之权，并通知哈特赖特先生：尊驾可以请便。”
我折好信，把它跟其它信件放在一起。从前，我会把这封信看作是一种侮辱，对它感到忿怒，但是现在我只能把它当作是解除我职务的一份书面通知而已。当我走到楼下餐厅里，告诉哈尔科姆小姐准备和她一同去农庄时，我已经把这件事丢在脑后，几乎忘记它了。
“费尔利先生给了您同意的答复吗？”我们离开餐厅时，她这样问我。
“他已经允许我走了，哈尔科姆小姐。”
她立刻抬头望了望我，自从认识我以来首次自动地拉住了我的手臂。再没有任何语言能这样细致地表明，她已经理解到我是如何获准辞职的，她现在是以朋友的身份，而不是站在主人的地位对我表示同情。我并没有十分重视那个男子侮慢我的信件，但是却深深感到这个妇女宽慰我的温情。
在去农庄的途中，我们约好，应由哈尔科姆小姐独自走进那家人家，而我则在外面不远的地方等着。我们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方式，是有鉴于前一天傍晚在坟地里发生的事，唯恐我一露面就会又使安妮·凯瑟里克感到紧张害怕，更加猜疑这样一个素昧生平的小姐的来意。哈尔科姆小姐撇下了我，先去找农民的妻子谈话（她深信农民的妻子会热心帮助她），而我则在附近等着。
我满以为需要独个儿等上很久。但是没料到，刚过了大约五分钟，哈尔科姆小姐就出来了。
“安妮·凯瑟里克不肯会见您吗？”我吃惊地问。
“安妮·凯瑟里克已经走了，”哈尔科姆小姐回答。
“走了！”
“和克莱门茨太太一起走的。她们今儿早晨八点钟一起离开了农庄。”
我什么话也说不出了——我只感觉到，供我们查明这件事的最后一个机会已经随着她们一起消失。
“有关这两位客人的事，凡是托德太太所知道的，也都不外乎是我所知道的，”哈尔科姆小姐接下去说，“我和她仍旧无法解释这件事。她们昨儿晚上离开了您，平安回到寄宿的地方，和托德先生一家人像往常一样度过晚上的前一部分时间。但是，就在吃晚饭之前，安妮·凯瑟里克吓坏了他们，她突然昏倒了。她来到农庄的头一天也发过一次这样的病，但是没这样可怕；托德太太认为那一次的发病是和看了一份我们本地报纸上的什么新闻有关，当时报纸放在农舍里桌上，就在发病的前一两分钟她看了那份报纸。
“托德太太可知道，是报上哪一段新闻使她激动成那样吗？”我追问。
“她不知道，”哈尔科姆小姐回答。“她看了那份报纸，并没找出任何激动人的新闻。但是，我请她让我也看一遍，可就在展开的第一版上我发现，编辑因为缺少材料，就报道了我们家的事，在转载伦敦报纸发表的《名门婚事栏》中刊登了我妹妹订婚的消息。我立刻得出结论，相信正是这条新闻强烈地刺激了安妮·凯瑟里克，同时我认为，这也说明了她第二天向我们家投递那封匿名信的原因。”
“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了。但是，有关她昨天晚上第二次昏倒的事，您还听到一些什么吗？”
“什么也没听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那完全是一个谜。当时屋子里没有一个生人。外来的只有我们家挤牛奶的女仆，我已经对您说过，那是托德太太的女儿，大伙谈的话也很一般，不过闲聊了一些村里的事情。他们只听见她叫了一声，再看她脸色煞白，但看来好像完全是无缘无故的。托德太太和克莱门茨太太把她扶上了楼，克莱门茨太太留在那儿陪着她。一直到她们平时睡觉的时间已经过了很久，大伙还听到她们在谈话，今儿一早克莱门茨太太就把托德太太拉到一边，说她们必须离开那儿，当时托德太太的那份惊讶是无法形容的。从她客人口中能够得到的唯一解释是，因为发生了一件事，那并不是由于农庄上任何人的错，但是性质却十分严重，所以安妮·凯瑟里克决定立即离开利默里奇村。主人请克莱门茨太太把事情说得更清楚一些，但无论怎样央告也没用。她只是摇头说，为了安妮的原故，只能请大家不要追问。她处处显得十分激动，一再重复说安妮必须离开，她必须陪安妮一起走，而她们要去的地方又绝不可让任何人知道。至于托德太太怎样苦苦地留客，客人怎样执意地拒绝，那些细节我就不必向您多说了。最后，过了三个多小时，她用车把她们送到最近的车站。一路上她再三要她们把这件事解释得更清楚一些，但结果仍旧不得要领；她让她们在车站前面下了车，见她们这样毫无礼貌地突然离开，这样不把她当朋友信任，她就感到又愧又恨，甚至没留下来向她们道别，就气忿忿地赶着车回去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您倒仔细回忆一下然后告诉我，哈特赖特先生，昨儿傍晚坟地里发生的事，有哪一点能说明那两位女客今儿早晨突然离开农庄的原因吗？”
“我首先要说明的是，哈尔科姆小姐，安妮·凯瑟里克突然发病，惊动了农庄上的一家人，是她已经和我分别了好几个小时以后发生的事，即便我当时不小心，使她受到了强烈的刺激，过了那一段时间，照说她也可以恢复过来了。您可曾打听，她晕倒的时候，大伙正在屋子里谈一些什么吗？”
“我打听了。但是，昨天晚上托德太太好像为家务事分了心，没注意到堂屋里的谈话。她只能告诉我，谈的‘不过是一些新闻’，我想，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像平常那样谈了各人自己的事情。”
“挤牛奶的女仆也许会比她母亲记得更清楚吧，”我说。“我们回到家里，哈尔科姆小姐，您是不是可以就去和那女仆谈一谈。”
于是，我们一回到庄园，就按照我的主意行事。哈尔科姆小姐把我领到仆人工作的地方，我们在牛奶棚里找到了那个女仆，她正把袖子捋齐肩膀，一面洗那个大牛奶盆，一面无忧无虑地唱着歌。
“我领这位先生看你的牛奶棚来了，汉娜，”哈尔科姆小姐说。“这是我们家里值得参观的一个地方，瞧你多有面子。”
女仆红了脸，她行了一个屈膝礼，羞答答地说，她要永远把那地方收拾得最整洁。
“我们刚从你父亲那儿来，”哈尔科姆小姐接着说。“我听说，你昨儿晚上也到那儿去了，你看见家里来的客人了吗？”
“看见了，小姐。”
“我听说好像有一位客人身体不好，晕倒了吧？大概，那不会是因为谁说了什么话，或者做了什么事，吓倒了她吧？你们没说什么怪可怕的事情吧？”
“哦，没说什么嘛，小姐！”女仆笑着说。“我们只谈了一些新闻。”
“大概，你的姊妹们告诉了你一些托德家角的新闻吧？”
“是呀，小姐。”
“你呢，就告诉了她们一些利默里奇庄园里的新闻吧？”
“是呀，小姐。我肯定没说什么会吓倒这个可怜的人的话，因为我的话还没谈完，她就发病了。小姐，那样儿看了真叫人害怕呀，瞧我这人就从来没晕倒过。”
还没来得及往下问，这时候有人来唤她到牛奶棚门口去接收一篮子鸡蛋。她刚走开，我就悄声对哈尔科姆小姐说：“问问她，昨儿晚上她可曾提到有客人要到利默里奇庄园来。”
哈尔科姆小姐向我使了个眼色，暗示她已明白我的用意，挤牛奶的女仆一回到我们跟前，她就问到这件事。
“可不是，小姐，我提到了，”女仆毫不在意地回答。”我说有客人要来，还说花母牛出了事故：我在农庄上的人谈的就是这几件新闻。”
“你提到了一些人的名字吗？你对他们说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星期一要来吗？”
“说了，小姐——我告诉他们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就要到了。我想这样说不碍事吧——我想这总没犯错吧。”
“哦，不碍事。咱们去吧，哈特赖特先生，再多打扰汉娜干活，她要讨厌咱们了。
一见四面没人，我们就停下来，交换了一个眼光。
“现在您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哈尔科姆小姐？”
“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必须消除这个疑点，哈特赖特先生——否则劳娜·费尔利就绝不能嫁给他。”
我们走到正屋前面，一辆轻便马车从火车站的方向沿庄园里车道朝我们这面驶来。哈尔科姆小姐站在门口台阶上，等马车停稳了，就走过去跟那个趁踏板刚放下就轻捷地走下车的老先生握手。吉尔摩先生到了。
我们被互相介绍的时候，我怀着几乎是无法掩饰的兴趣与好奇看着他。我走后，这位老人将留在利默里奇庄园，他要听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解释，还要凭他的经验帮助哈尔科姆小姐作出判断，他要一直等候到婚事问题解决了，然后，如果是顺利地解决了，将亲自为费尔利小姐草拟婚约。当时我虽然还没像现在这样了解他，但和以前初见到一个陌生人时不同，我对这位家庭法律顾问已经深感兴趣。
从外表上看来，吉尔摩先生和一般人想象中的老律师完全不同。他脸色红润，一头白发留得很长，梳理得一丝不乱，他的黑色上衣、坎肩和裤子都非常整齐合身，白色领带打得端端正正，淡紫色的小山羊皮手套毫不含糊，确实可以用来装饰一位注重仪表的牧师的那双手。他的一举一动都很舒坦地显出遵循老派礼节的人的端庄与文雅，同时透出一个在职业上需经常处于警惕状态的人所具有的精明与机灵。你首先看到，他具有健旺的体质和乐观的精神，接着你就想到，长期以来他的事业一帆风顺，他一向被人信任，老年时愉快、勤勉、普遍受人尊敬：以上是我被介绍吉尔摩先生时，他给我的一般印象，现在还可以公允地补充一句，随着以后我对他有了更深的认识，一切都进一步证实我当时的看法是正确的。
我让这位老先生和哈尔科姆小姐一起走进屋子，以免他们商谈那些家庭问题时会因为有陌生人在场而感到拘束。他们穿过大厅，到了会客室里，我又走下台阶，独自在花园里徘徊。
我留在利默里奇庄园里的时间已经有限，由于收到匿名信而不得不参与的侦察工作已经结束，我明天早晨就必须离开这里了。如果我在这有限的时间内，摆脱了那强行加给我的无情束缚，并让自己随心所欲地行动一次，这除了可能给我本人带来危害，总不致于累及旁人吧：我要去向那些景物道别，它们将来会使我联想到梦一般短促的恋爱与快乐。
我不由自主地踏上我工作室窗下的那条路，昨天傍晚我还看见她带着她的小狗经过这里，于是我也沿着她那双可爱的脚常常践踏的小径走去，最后到了通向她的玫瑰园的那扇边门。这时园内已是一片冷落荒凉的景象。她曾经教我怎样辨别那些名称不同的花，我曾经教她怎样当作模特儿去绘画的那些花，都已凋零，花坛间的白色小径已经铺着润湿的苍苔。我一直走上那条林荫道，记得我们曾经一起在那里闻到八月间黄昏时的暖香，一起在那里欣赏阳光与树影在我们脚下闪动着交织成的无数图形。这会儿树叶从呻吟着的枝条上坠落在我身旁，空中飘散着的泥土霉湿气冷冽刺骨。我又向前走过去一程，这时已出了庭园，顺着一条小径曲曲折折地登上了最近的小丘。老早斫倒在路旁、我们曾经在它上面坐着休息的那棵树，现在已经被雨淋湿，我画给她看的那簇羊齿和野草，从前安静地躺在我们前面那堵粗石头墙底下，现在那里已积了一潭死水，围着一丛泥污的蔓草。我登上小丘顶，观看我们在更幸福的日子里常常欣赏的景色。那里已经变得寒冷荒凉，再也不是我记忆中的景色。她在我身边时的阳光已经远离开我，她那柔媚的声音再也不在我耳边萦绕。记得就在这会儿我朝下面看的地方，她曾经向我谈到她父亲，说他在双亲中去世较晚，她还告诉我，说他们父女俩如何相亲相爱，现在每当她走进家中某些房间，重做某些从前曾经和他一同做的工作或游戏时，她仍会伤心地怀念着他。我听她说这些话时所看到的那些景色，难道就是我这会儿独自站在山顶上看到的这一些吗？我扭转身，离开了那儿，又曲曲折折地走回去，穿过荒野，绕过沙丘，向低处走近海边。那儿是白茫茫的怒涛，是汹涌奔腾的海浪形成的千变万化的奇景，但是，有一次她用小伞在沙上画着玩儿的那个地方在哪里呢？她谈到我和我的家人，她向我提出妇女细心注意的那些问题，问到我母亲和妹妹，很天真地猜测我要不要离开那冷清的宿舍，成家立业：我听她谈到那些话时，和她一起坐的那个地方在哪里呢？风与浪早已吹洗净她在沙上留下的印迹。我朝那白茫茫的海边望去，我们俩在那里度过愉快时光的地方已经不见，好像我根本就不知道那地方，好像那地方对我是陌生的，我现在已经站在异乡的海岸边。
海边空虚寂寥，我觉得一直冷到心底里。我回到庄园和花园里，那儿留下的一些印迹处处使人怀念她。
我在西面草坪边走道上遇见了吉尔摩先生。他明明是在找我，因为我们彼此一看见，他就加快了步伐。我当时的精神状态很不适宜于应酬生客；然而，两人的会见是无法避免的，于是我只得竭力和他敷衍。
“我就是要找您呀，”老先生说，“敬爱的先生，我要和您谈几句话；如果您不反对，我想就利用现在这个机会。这么着，索性直截了当地说了吧，哈尔科姆小姐和我谈了一些她家里的事——我就是为了这些事来这儿的——在谈话中，她当然提到和那封匿名信有关的不愉快的事，还提到您是多么热心，大力协助了这件事的调查工作。由于参与了这项工作，我很理解，您一定很关心，很急于要知道，已经由您开始的调查工作，将来是不是有可靠的人来接着搞。敬爱的先生，您在这一点上尽可以放心——这件事将由我来处理。”
“无论在哪一方面，吉尔摩先生，您都要比我更适合于协助办理这件事。您是不是已经决定采取什么行动了？我这样问一句不嫌冒昧吗？”
“凡是目前可以作出决定的，哈特赖特先生，我都作出决定了。我要把那封信的抄本，再附一份事情经过情形的说明，一起寄交给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在伦敦我认识的一位律师。我要留下原信，等珀西瓦尔爵士一到就给他看。至于如何侦探那两个妇女，办法我已经有了，我派了费尔利先生的仆人——一个很可靠的仆人——到火车站去打听；仆人身边带了钱，接受了我的指示，只要一找到线索，就对两个妇女进行追踪。在珀西瓦尔爵士星期一来到之前，所能做到的就是这一些了。我本人相信，像珀西瓦尔爵士这样一位高贵的绅士，他是会立刻作出一切必要的说明的。先生，珀西瓦尔爵士是极有身份的——他据有显要的地位，享有不容怀疑的声望——我对这项侦查工作的结果很有把握；我高兴地向您保证：很有把握，根据我的经验，这类的事件是经常有的。比如：匿名信呀，堕落的妇女呀，社会上一些悲惨的现象呀。我并不否认这件事具有其特殊的复杂性；但是，至于它本身的性质，非常不幸，那却是普通的，很普通的啊。”
“不过，吉尔摩先生，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恐怕跟您不同哩。”
“这还用说吗，敬爱的先生——这还用说吗？。我是一个老年人；我有的是切合实际的看法。您是一位年轻人，有的是出于想象的看法。我们不必为各自的看法进行辩论了。干我这一行，我一直生活在一个进行辩论的环境里，哈特赖特先生；我总是希望对一件事可以不必进行辩论，现在也是这样。我们就等着瞧事态的发展吧——对，对，对，我们等着瞧事态的发展吧。瞧这地方有多么可爱。在附近打猎不是挺好吗？大概，不行——费尔利先生好像没给圈出一片地方来。不过，这地方是可爱的；这儿的人也讨人欢喜。我听说，您擅长绘画吧，哈特赖特先生？多么令人羡慕的才能。是属于哪一派的？”
我们开始了一般性的交谈——实际上是吉尔摩先生只顾说，我则是装作听。我根本没注意到他，以及他那滔滔不绝的谈话。我两小时孤独的漫步，给我带来了影响：我想到要早一些离开利默里奇庄园。何必把道别这件痛苦的事多延长一些时间呢？现在还有谁需要我呢？我留在坎伯兰已经毫无意义；东家允许我离开，并没有规定时间。我为什么不立即结束了这件事呢？
我决定立即结束这件事。这会儿离天黑还有几个小时——我尽可以当天下午启程回伦敦。于是，随便找了个措词委婉的借口，我离开了吉尔摩先生，立刻回上房去。
上楼到我房间里去的时候，我在楼梯上遇见了哈尔科姆小姐。她从我匆忙的举动和异样的神态中看出我有新的打算，于是问我有什么事。
我把以上的想法原原本本地说给她听，告诉她为什么要赶快离开那里。
“别这样，别这样，”她恳挚亲切地说，您应当和我们依依惜别，再和我们一起聚一次。就留在这里用晚饭吧；留在这里，让我们像您刚来的那些晚上一样，尽量快乐地度过这最后的一个晚上吧。这是我的邀请，是魏茜太太的邀请——”她略微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补充说：“也是劳娜的邀请。”
我应允了她的要求。天知道，我真不愿意给她们任何人留下丝毫不愉快的印象。
我自己的房间在打晚饭铃之前永远是我的安乐窝。我在那里等候着，最后到了该下楼的时候。
一整天里，我没有和费尔利小姐说过一句话，甚至没有和她见过一次面。我走进客厅刚看见她的那会儿工夫，对她和我的自制力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她也竭力要使我们的最后一个晚上恢复过去的快乐时光——虽然那种时光是一去不复返的了。她穿了我平时最赞赏的衣服，那件用深蓝色绸制的、用老式花边镶得又别致又漂亮的衣服；她又像以前那样赶上前来招呼我；她又像在以前快乐的日子里那样坦率、天真、亲切地向我伸出了手。冰冷的手指握着我的手时在颤抖，苍白的面颊上映出鲜艳的红晕，淡淡的微笑勉强挂在唇边，但经我一看它就随着消失了：这一切向我说明，她作出了多么大的努力，才能保持外表的镇静。我的心已经最紧密地和她联系在一起，我再不能比当时更加强烈地爱她。
吉尔摩先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兴致勃勃，一直孜孜不倦地引着大家谈话。哈尔科姆小姐存心跟他一唱一和，我也竭力学她的样。我已经知道如何解释她那柔和的蓝眼睛里的表情的些微变化，我们刚坐上桌时，她的眼睛是那样恳求地注视着我。“帮助我妹妹吧，”她那张恳切、可爱的脸好像是在说，“帮助我妹妹，这样你就帮助了我呀。”
我们吃完了饭，至少外表上看来一直是很愉快的。太太和小姐们都出席了，餐室内只剩下吉尔摩先生和我两个人，这时候另一件事情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使我能在急切需要的片刻沉默中有机会安静下来。那个被派去侦探安妮·凯瑟里克和克莱门茨太太的仆人前来回话，他立刻被领进餐室。
“怎么样，”吉尔摩先生问，“你打听到什么了吗？”
“我打听到，先生，”仆人回说，“那两个女人在我们附近的火车站买了去卡莱尔的车票。”
“听到这个消息，你当然到卡莱尔去了？”
“去了，先生，可惜后来就找不到她们的下落了。”
“你在火车站打听了吗？”
“打听了，先生。”
“还问过所有的客栈了吗？”
“问过了，先生。”
“你把我给你的那份报告交给警察局了吗？”
“我交了，先生。”
“好啦，我的朋友，你已经尽了你的一切力量，我也尽了我的一切力量；这件事暂时就只好到此为止了。我们已经打出了自己的王牌，哈特赖特先生，”仆人退出去，老先生接着说。“至少是到目前为止，那两个女人占了我们的上风；现在我们更没有其他办法，只有等候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下星期一到来了。您不要再来一杯吗？这红葡萄酒很好，是那种味醇劲足的陈酒。可是我家里藏的比这种还要好一些。”
我们回到客厅里——我曾经在那间屋子里度过生平最快乐的晚上，但过了今天的最后一晚，以后就再看不到它了。自从白昼渐短，天气更冷，这里的情景也随着改变了。临草坪的玻璃门关上了，上面遮了很厚的帘子。我们不像往常黄昏时那样坐在柔和朦胧的光影里，这会儿灿烂的灯光耀花了我的眼睛。一切都改变了——不论室内或户外，一切都改变了。
哈尔科姆小姐和吉尔摩先生一起在牌桌前坐下；魏茜太太占了她习惯坐的那张椅子。他们都在毫无拘束地消磨他们的晚上；但我消磨我这个晚上却感到很拘束，而且，由于注意到他们那样安详，就更感到痛苦。我看到费尔利小姐在乐谱架旁边徘徊。以前，每逢这个时候，我总会走到她跟前。这会儿我却迟疑不决——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该做什么事。她向我很快地瞥了一眼，忽然从架上拿了一份乐谱，自动地朝我走过来。
“我给您弹几首您平时很爱听的莫扎特的小调好吗？”她问道，一面紧张地打开乐谱，低下头去看。
我还没来得及道谢，她已经匆匆地走到钢琴跟前。我以前坐惯了的那张在琴旁的椅子这会儿空着。她弹了几个和弦，转过身来望了我一眼，然后又回过头去看她的乐谱。
“您不坐在您的老地方吗？”她突然声音极低地说。
“最后一个晚上了，我就坐在我的老地方吧，”我回答。
她没答话，仍旧注视着乐谱——她原来背得出那首曲子，以前弹过多次，从来不去看那乐谱。我看见她靠我这一边的面颊上的红晕消失，一张脸完全变得苍白，就知道她已经听见了我的话，并且觉察到我正靠近她身边。
“您就要离开这儿了，我非常难过，”她说这话时，声音降低，几乎像是耳语，眼睛更专心地注视着乐谱，我以前从未见过她的手指这样异常兴奋有力地在琴键上迅速移动。
“过了明天，费尔利小姐，我会天长日久永远记住这几句亲切的话。”
她的脸变得更苍白了，更加朝我另一边避开了。
“别去谈明天的事，”她说。“让音乐用更愉快的语言向咱们谈今晚的聚会吧。”
她嘴唇一阵哆嗦——她试图抑制住，但仍禁不住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她手指在琴键上迟延了一下，弹错了一个音符，试图矫正，但这一来更加慌乱，终于气忿忿地把双手往膝上一放。哈尔科姆小姐和吉尔摩先生正在斗牌，这时都吃惊地抬起头来看。连坐在椅子里打盹的魏茜太太听见琴声突然中断也惊醒过来，问出了什么事。
“您过来玩惠斯特牌好吗，哈特赖特先生？”哈尔科姆小姐问，深有含意的眼光望着我坐的地方。
我已经知道她的用意，知道她这样提议是对的，于是立刻站起身，朝牌桌走过去。我一离开钢琴旁边，费尔利小姐就翻了一页琴谱，更沉着地弹起来。
“我一定要弹好它，”她说时几乎是热情激动地弹着。“最后的一个晚上，我一定要弹好它。”
“来吧，魏茜太太，”哈尔科姆小姐说，“我和吉尔摩先生两个人玩埃①卡特，已经厌了——您来和哈特赖特先生合伙玩惠斯特吧。”
老律师露出讥笑的神情。他是赢家，刚翻到一张王牌。哈尔科姆小姐突然变换牌局，他明明认为那是妇女不肯认输的表现。
那天晚上其余的时间里，她再没有说一句话，再没有看我一眼。她一直坐在琴跟前，我一直坐在牌桌上。她不停地弹琴——那样弹着琴，就仿佛只有音乐可以使她忘了自己。有时候，她的手指触到琴键，显出留恋，流露了柔和、幽怨、缠绵悱恻的深情，听来是那么无比地优美而又悲哀；有时候，手指顿了一下，没能弹好，或者机械地在琴上迅速抚过，仿佛弹奏已经成为一种负担。虽然一双手在音乐中表达情感时那样游移变换不定，但是她仍旧坚持弹下去。直等到我们都立起身来道晚安了，她才从琴跟前站起来。
魏茜太太离开房门最近，她第一个和我握手。
“恕我不送您了，哈特赖特先生，”老奶奶说。“我真舍不得您走。您非常殷勤周到；我这个老太婆也感谢您的照顾。祝您幸福，先生——祝您一路平安。”
接下去是吉尔摩先生讲话。
“我希望咱们将来有机会再见，哈特赖特先生。那件小事我会妥善处理的，您总明白了吧？对，对，不成问题。啊，瞧天气多么冷！我别让您老站①在门口了。Bonvoyage，敬爱的先生——bonvoyage，我也学法国人说。”
哈尔科姆小姐跟着走过来。
①埃卡特是一种两人对玩的三十二张纸牌游戏；惠斯特是一种四人玩物类似桥牌的游戏。—译者注
①法语：一路平安。——译者注
“明儿早晨七点半见，”她说，接着又小声儿说：“您没想到，我凭耳闻目见知道了更多的事。看了您今儿晚上的举动，我要一辈子做您的朋友。”
费尔利小姐最后一个走过来。我一握住她的手，一想到了明天早晨，就再不敢看她了。
“我明儿很早就要离开这里了，”我说。“我走的时候，费尔利小姐，您还没——”
“不，不，”她急忙打断我的话，”那时候我已经起来了。我要和玛丽安一起下楼进早餐。我不会辜负您的教导，我不会忘了过去三个月——”
她的声音哽咽了，她轻轻地握住我的手，但接着就突然撒开了它。我还没来得及道“晚安”，她已经走开了。
我演的戏很快就要收场了——利默里奇庄园上的最后一个早晨，曙光初露，结束的时刻终于无可避免地到来。
我走下楼刚七点半，但是看见她们两人已经在餐桌旁边候着我。在那冷冽的空气中，朦胧的光影中，晨间整个庄园里阴沉和静寂的气氛中，我们三个人一起坐下，勉强让自己吃一些东西和谈几句话。虽然大家都竭力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结果怎么也没法自持，于是我站起来准备走了。
我伸出了手，离开我最近的哈尔科姆小姐刚和我握别，费尔利小姐突然扭转身，匆忙离开了屋子。
“这样更好，”哈尔科姆小姐等房门关上后说，“这样对您和她只会更好。”
我又等了一会儿，方才说出话出——没能向她道别，没能看她一眼，就这样分离了，这叫人多么难堪啊。我克制着自己，试图在临别时和哈尔科姆小姐说几句比较得体的话，然而，我总共只想出了这么一句。
“凭自己的名分，我可以要求您给我写信吗？”我只能挣出这么一句。
“只要我们都活着，您要我为您做任何事都是名正言顺的。不论那件事结果如何，我都会让您知道的。”
“将来有一天，等到我的轻率和愚蠢的行为早被忘了以后，如果我再能效劳——”
我再也说不下去了。不由自主，我的嗓子堵塞了，我的眼睛湿润了。
她拉住我的双手，像男人那样用力紧握着它们，乌黑的眼睛炯炯闪亮，黝黑的脸上深深泛红，一张奕奕有神的脸，由于宽大与同情的本性从内心发出的纯洁光芒而显得美丽了。
“我有事会拜托您的——有那么一天，到了那个时刻，我会把您当作我的朋友和她的朋友，当作我的哥哥和她的哥哥那样拜托您的。”她不再往下说，只把我拉得更靠近她一些——瞧这个大胆的、高贵的姑娘啊——像亲姊妹一样在我额上吻了吻，并且唤我的教名。“上帝保佑你，沃尔特！”她说。“你就一个人留在这儿，让自己冷静一下吧——为了咱们考虑，我还是别待在这儿了；我还是上楼，到阳台上去看你走吧。”
她离开了屋子。我转身走向窗口，从那里望出去，只见一片凄凉的秋天景色——我准备留在那里，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也跟着离开那间屋子，永远离开那间屋子。
过了一分钟——不大可能超过一分钟——我听见房门又轻轻地开了，一个女人的衣服在地毯上窸窸窣窣响着朝我这面移近。我转过身，一颗心开始狂跳。费尔利小姐正从屋子的那一头朝我走过来。
我们的眼光一接触，她一看见那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就止住步，迟疑不前。接着，她又鼓起女人在细小的紧急事件中常常被吓走的、但在重大的危难事件中却难得会丧失的那种勇气，向我走得更近，脸色异常苍白，神情异常安详，一只手背在后面，一路走来时摸着身边的桌子，另一只手拿着一件什么东西，把它藏在腰间的衣服褶缝里。
“我刚去客厅里找这个，”她说。“看了它您就会想起曾经来过这个地方，想起留在这里的朋友。记得我画这张画的时候，您说我有了很大的进步，我想，也许您喜欢——”
她把头扭过去一点儿，把一小幅画递给了我，画的是我们初次在那里见面的凉亭，全部是她自己用铅笔画的。她递给我时，画在她手里颤抖着——我从她手里接过时，它在我手里颤抖着。
我不敢吐露我的心情，我只回答说：“它永远不会离开我，它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东西。我非常感谢您给我这件礼物——我非常感谢您，因为您让我能在临行前向您道别。”
“哦！”她天真地说，“我们在一起度过了那么多幸福的日子，我怎么能让您就这样走了呢！”
“永远不会再有那样的日子了，费尔利小姐，我们的生活道路距离得太远了。但是，如果有一天我能献出我的整个心灵和全部力量，给您带来片刻的快乐，或者为您消除片刻的烦恼，那时候您能想到我这个曾经教过您绘画的可怜的教师吗？哈尔科姆小姐已经答应有事可以托我——您也能答应我吗？”
从她那双噙满热泪的温柔的蓝眼睛里，隐约地闪现出一片离愁。
“我答应您，”她哽咽着说，“哦，别这样瞧着我！我是真心实意地答应您。”
我大着胆向她走近了一些，伸出我的手。
“您有许多爱护您的朋友，费尔利小姐。许多人都热切地希望您将来生活幸福。在这临别的时刻，我可不可以说一句：我也这样热切地希望？”
泪珠很快就从她颊上滚下来。她把一只颤巍巍的手放在桌上，扶稳了自己，然后把另一只手递给我。我拉住她的手，紧紧地握着。我向它低下头，泪水落在手上，嘴唇紧吻着它——这并不是在表达爱情，哦，不是在最后片刻表达爱情，而是在绝望中流露出痛苦，忘记了一切。
“看在上帝份上，离开了我吧！”她声音微弱地说。
她在这一句恳求的话中突然道出了心底的全部秘密。我没有权利聆听这句话，没有权利答复这句话——这句话表示，她是柔弱的，也是不可侵犯的，它迫使我离开那间屋子。一切都完了。我松开了她的手，再没有什么话可以对她说了。眼睛被泪水迷住了，看不见她了，我挥去泪，再向她看最后一眼。我望过去，只见她已在一张椅子里坐下，手臂摊在桌上，俏伶伶的脑袋疲软无力地伏在手臂上。最后，我又看了一眼，接着那扇房门便把她关在后面了——一道巨大的鸿沟隔开了我们——劳娜·费尔利的身影已经成为我对过去的回忆。
（哈特赖特的叙述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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