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_经济发展理论

Ⅰ

社会过程 ——它理性地说明我们生活和思想——已经引导我们离开对社会发展作先验的处理，并教导我们看出了对之作经验处理的可能性；但是它完成自己的任务是很不完善的，所以我们必须小心地对待这个现象本身，尤其是我们用来理解它的概念，特别是用来表示这种概念的文字，文字的各种联系会导致我们走入歧途，朝着各种毫不足取的方向。与先验的先入之见（更确切地说，是从先验的根子中产生出来并已经变成了先入之见的思想，如果我们忽视不可逾越的鸿沟，使之去做经验科学的工作的话——尽管它本身不是这样一种先验的先入之见）密切相联的，是对历史的“意义”的各种探索。认为一个国家，一种文化，甚至整个人类，一定会表现出一种一致的、直线式的发展的假设也是如此；甚至象罗雪尔这种具有务实精神的人也作出这种假设，无数的哲学家和历史理论家，从维科到兰普雷希特一长串才华横溢的人物，过去认为而且现在还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以达尔文为中心的所有各种进化思想（至少如果这只不过是意味着类比的推理），还有把动机和意志行为看成不只是社会过程的反映的那种心理学上的偏见，也都属于这一类。但是，进化思想现在之所以在我们的学科中受到怀疑，特别是对历史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家来说，也还有另一个原因。除了对现在环绕着“进化”思想的不科学的和超科学的神秘主义的谴责以外，又加上了对浅薄涉猎的谴责。对于“进化”一词在其中起作用的一切仓卒作出的一般性判断，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失去了耐性。

我们必须离开这些东西。然后留下来的还有两个事实：一是历史变化的事实，由于历史变化，社会条件在历史时代中成为历史的 “个体”。这些变化既不构成循环过程，也不构成沿着一个中心摆动的运动。社会发展的概念，是由这两种情况连同其他的事实来限定的：每当我们不能从以前的事态来充分说明一个给定的历史事态时，我们的确认识到有一个没有解决的然而又不是不可解决的问题的存在。这一点首先对于个体的例子是适用的。例如，我们理解1919年德国的国内政治史是前一次战争的影响之一。可是，它对于更加一般的问题也是适用的。

经济发展至今只不过是经济史的对象，而经济史又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的。由于事情的经济方面对于每一种其他的事情的这种根本依存性，所以不能单用以前的经济的情况去解释经济的变化。因为一国人民的经济状态并不单是从以前的经济情况中产生的，而只是从以前的全部形势中产生出来的。由此而引起的在解释上和分析上的困难，由于构成历史的经济解释的基础的那些事实，而变得大为减少了 ——在实际上是如此，如果在原则上不是如此的话；要是不必对这种观点表示赞成或反对，我们就可以说，经济世界是比较独立的，因为它在一国人民的生活中占据如此重大的地位，并形成或决定其余生活的一大部分；因此，写一部经济史这件事本身显然不同于写一部——譬如说——军事史。在这一点上，还得加上另一个事实，它促进了对社会过程任何一个部门的分别的描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部分，都好象是由一组具有不同特性的人们居住的。各种不同的要素成分一般并不直接影响任何这样一个部门的社会过程，就象一颗炸弹的爆炸只会“影响”那些碰巧当它在其中爆炸的房间里的一切东西那样，而只是通过这个部门的数据和它的居民的行为去施加影响；即使一个事件的发生象我们拿炸弹爆炸的比喻所表明的那样，它的影响也只在主要有关的人们所穿着的那种外衣内发生。因此，就象关于基督教反改革运动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绘画的影响的描述总归是艺术史一样，关于经济过程的描述也总归是经济史，即使在那里，真正的原因大部分是非经济的。

经济部门又是可以用种类无穷的观点和处理方法去研究的，比如人们可以根据这些观点和处理方法的范围的广度去胪列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根据它们所包含的理论的普遍程度去胪列。从对13世纪尼德阿尔泰寺院经济生活的性质的说明，到桑巴特对西欧经济生活的发展的说明，贯串着一条继续不断的，逻辑上一致的长线。象桑巴特的这种说明就是理论，并且的确是我们此刻所说的那种经济发展理论。但它不是本书 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这种意义上的发展理论。我们既不指出历史进化的因素 ——不论是个别的事件，比如十六世纪美国的黄金生产在欧洲的出现，还是“更一般的”情况，比如在经济人的心理状态中，在文明世界的领域中，在社会组织中，在政治群星中，在生产技术中等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也不描述它们在个别的例案中或在各组的例案中的影响。恰好相反，在 我们的问题可如下述。“循环流转”的观点描述经济生活，这种生活年复一年地基本上同样地在渠道中流动着——就象血液在生物有机体中循环一样。现在，这种循环流转及其渠道确实及时改变了，在这里我们放弃了与血液循环相似的类比。因为，虽然后者也在有机体的成长和衰亡过程中发生变化，然而它只是继续不断地这样做的，也就是说，通过人们所能选择的、比任何可以分配的数量都要小的步子，但不管怎么小，它总是处在同一结构之内。经济生活也经历这样的变化，但它还经历其它的变化，这些变化则不是继续不断地出现的，而且它们还会改变这种结构，即传统的过程本身。它们不能通过对循环流转的任何分析去理解，虽然它们是纯粹经济的，虽然对它们的解释显然是属于纯粹理论的任务。现在这类变化，以及随之而发生的现象，就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但是我们并不去问：是哪一些这样的变化实际上使得现代经济制度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也不去问：这种变化的条件是什么？我们只问，的确象理论经常要问的那样：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它们又将会引起什么经济现象？

同一件事情，可以作稍为不同的说明。“同样的”事情；因为它只是意味着，我们把经济体系中的几种过程看作是走向一个均衡位置的趋势的部分现象，但不一定是走向同一种的均衡位置。经济体系中理想的均衡状态的位置——从来未达到过的，继续不断地“被追求的”（当然不是自觉地）——是变化着的，因为数据在改变。而在数据的这种改变面前，理论也不是没有武装的。理论正是构造得能够应付这种变化的后果的；它有用于这一目的的特殊工具（例如称为‘准地租”一类的工具）。如果变化发生在非社会的数据（自然条件）中，或发生在非经济的社会数据（这里有战争的影响，商业的、社会的或经济的政策的改变）中，或发生在消费者的嗜好中，那么在这个限度内对于理论工具似乎无须作根本的检修。这些工具，只有在经济生活本身时起时落地改变它自己的数据时，才不起作用——在这里，这一论点同前一论点连接在一起了。铁路的建设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连续的变化——它们可能通过由无数的小步骤所形成的连续不断的适应，到头来使一家大百货公司从一家小零售商店成长起来——属于“静态的”分析。但是，“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性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又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它只能在变化发生以后去研究新的均衡位置。而恰恰就是这种“革命性”变化的发生，才是我们要涉及的问题，也就是在一种非常狭窄和正式的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来陈述</a>问题并离开传统理论，与其说是由于经济变化（特别是，如果不完全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是实际上这样发生的，而不是由于连续不断的适应，倒不如说是由于这种变化的富有成效。

因此，我们所指的 “发展”只是经济生活中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如果情况是，在经济领域本身中没有这样的变化发生，而我们所称的经济发展现象在实际上只不过是建立在这一事实之上，即数据在变化而经济则继续不断地使自己适应于这种数据，那么我们应当说，并没有经济发展。我们这样说的意思应当是：经济发展不是可以从经济方面来加以解释的现象；而经济——在其本身中没有发展——是被周围世界中的变化在拖着走；为此，发展的原因，从而它的解释，必须在经济理论所描述的一类事实之外去寻找。

仅仅是经济的增长，如人口和财富的增长所表明的，在这里也不能称作是发展过程。因为它没有产生在质上是新的现象，而只有同一种适应过程，象在自然数据中的变化一样。因为我们想要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别的现象，我们将把这种增长看作是数据的变化。

每一个具体的发展过程，最后都依存于以前的发展。但是为了看清事物的本质，我们将把这一点抽象掉，而是让发展从一种没有发展的地位上产生。每一个发展过程为下一个发展过程创造先决条件。从而后者的形式被改变了，事情将变得与在每一具体发展阶段不得不首先创造它自己的条件时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同。可是，如果我们想要找到事情的根源，我们可以不把所要解释的要素包括在我们的解释的数据之中。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作，我们将会在事实与理论之间造成一个明显的脱节，这可能给读者造成重大的困难。

如果我比在“新组合”最终可能通过小步骤的不断调整从旧组合中产生的时候，那就肯定有变化，可能也有增长，但是却既不产生新现象，也不产生我们所意味的发展。当情况不是如此，而新组合是间断地出现的时候，那么具有发展特点的现象就出现了。以后为了便于说明，当我们谈到生产手段的新组合时，我们指的只是后一种情况。因此，我们所说的发展，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

这个概念包括下列五种情况：（１）采用一种新的产品 ——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２）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在有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检定的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决不需要建立在科学上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并且，也可以存在于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新的方式之中。（３）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有关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过。（４）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也不问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而这是一般的常规，因为根本上它是令人感兴趣的场合——财富的所有主，即使它是最大的组合，也必须求助于信用，如果他想要实现一个新组合的话，而这个新组合不象已经建立起来的企业，能够用以前生产所得的收益去提供资金。提供这种信用显然是我们称为“资本家”的那一类人的职能。很显然，这是资本主义型的社会用来迫使经济体系进入新渠道，使它的生产手段去为新目的服务的独特的方法——重要得足以成为这种社会的特色——这同非交换经济的那种只由领导机构行使权力去发布命令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从我看来，对于上面的说法无论如何是不能提出怀疑的。强调信用的重要性，在每一本教科书中都可以找到。即使最保守的正统理论家，也不大能够否认：没有信用，现代工业的结构就不可能创立；信用使得个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不依靠继承的财产而独立行事；经济生活中的才智之士能够 “跨上负债而取得成功”。同时也无法指责：这里在信用和实现创新之间建立了联系；对这种联系以后我们将详加阐述。因为，不论是从推理来说，还是从历史事实的证明来说，这一点都是清楚的，那就是，信用对于新的组合是首要的，同时它正是从新的组合夺路进入循环流转的，一方面因为信用对于现在所谓的旧厂商的最初建立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因为信用机制一旦建立之后也就会由于明显的理由而占领旧的组合。 然而在这里有一点，正象我们已经暗示过的，我们的理论同传统的观点发生了分歧。传统的理论在生产手段的存在上看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种生产手段对于新的或任何的生产过程都是必要的，因此，这种积累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职能或服务。我们则根本上不承认有这个问题；从我们看来，它只是由于错误的分析而产生出来的。它在循环流转中不存在，因为后者的流动是以一定数量的生产手段为前提的。但是它对于实现新的组合来说。也不存在，因为后者需要的生产手段是从循环流转中抽出的，不论它们是已经在那里以所需要的形式存在着，还是首先必须利用在那里存在的其它生产手段去生产出来。对我们来说，存在的倒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另一个问题：把生产手段（已在一些地方被使用着）从循环流转中抽出来，并将其分配给新的组合的问题。这是通过信用来完成的；利用这个方法，想要实现新组合的人们可以在市场上对所需要的生产手段，比在循环流转中的生产者，出更高的价钱。虽然这一过程的意义和目的是在于货物从旧的用途转向新的用途，但是如果我们完全用货物去描写它，那就不免要忽视某种主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则发生在货币和信用领域，依靠它们才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形式 ——与其它类型相对照——中的重要现象。

最后，也是沿着这个方向 相信一种制度或一种类型的人的有关历史起源的知识能够直接向我们表明它的社会学上的或经济上的性质，那是一种偏见。这种知识常常引导我们去理解它，但却不能直接得出一种关于它的理论。更加虚伪的是这样一种信念，认为一种类型的 “原始”形式事实上也是“比较简单的”或“比较原始的”形式，也就是说，原始形式比起后来的形式来，能更加纯粹地表明本身的性质，并且具有较少的复杂性。可是情况常常与此相反，除了其它的原因之外，还因为日益增长的专门化可能使职能和性质鲜明地表现出来，而在比较原始的状况中，由于和其它的职能及性质混合一起，则是比较难于认清的。这种情况在我们的例子里也是如此。在一个原始游牧民族的首领的一般地位中，很难把企业要素同其它要素分开。由于同样的理由，小穆勒时代以前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未能把资本家和企业家分开，因为一百年以前的制造商是一身而二任的；自是以后，事态的进程肯定促进了两者的区分，就象英国的土地占有制促进了农民与地主的区分，而在欧洲大陆则这种区分偶尔仍被忽视，特别是在农民耕种自有田地的场合。但在我们上述的场合，仍然有很多这样的困难。早期的企业家，不仅照例也是资本家，他还常常是——在小企业，他今天仍然是——他自己的技术专家，只要是即使在特殊的场合也并不邀请职业性的专门家的话。同样，他过去和现在都常常是他自己的买卖代理人，他的办公室的头目，他自己的人事经理；有时甚至在日常事务中是他自己的法律顾问，尽管他自然照例要雇用律师。正是履行一些或所有这样的职能，经常占用了他每天的时间。实现新组合之作为一种职业，只不外是作出并执行战略上的决定，虽然正是这一职能，而不是他的例行工作，形成了一个军事领袖的特点。因此，企业家的主要职能必然表现为总是同其它种类的活动混在一起，后者一般必然要比主要的职能居于显著地位。故此马歇尔的企业家定义，那就是，只是把企业家职能看作是从最广义说的“管理”，自然会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表示赞同。我们不接受这个定义，就是因为它没有把我们认为的主要之点表达出来，而这是使企业家活动与其他活动具体分开的唯一要点。

可是有些类型 ——事态的发展已经逐渐使这些类型产生——特别纯粹地表现了企业家的职能。“发起人”的确属于这种人，不过有些限制条件。因为，暂且不管归于这一类型的人的社会和道德地位方面的联系，发起人常常只是接受佣金而参与工作的代理人，在筹资开办新企业和资金通融方面从事财务技术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是新企业的创立者，也不是这一过程的推动力量。然而，他也可能是后者，于是他就象一个“职业的企业家”。但是现代型的“实业领袖”更密切地和这里所意指的相适应，特别是当人们在这两方面看出了他的存在：一方面，譬如说，有20世纪威尼斯的商业企业家，或者在后来的类型中有约翰·劳；另一方面有乡村的当权者，他把诸如一家农村酿酒厂、一家旅馆和一个商店与他的农业及他的牲畜贸易结合起来。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类型，每一个人只有当他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才是一个企业家；一旦当他建立起他的企业以后，也就是当他安定下来经营这个企业，就象其他的人经营他们的企业一样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这种资格。这自然是一条规则，因此，任何一个人在他的几十年的活动生涯中很少能总是一个企业家，就象一个工商业者很少能从来没有一个时刻是一个企业家一样，不管其程度是多么微小。

由于充当一个企业家并不是一种职业，一般说也不是一种持久的状况，所以企业家并不形成一个从专门意义上讲的社会阶级，如同 ——例如——地主或资本家或工人那样。自然，企业家的职能对成功的企业家及其家人将会导致某种阶级地位。这种职能也可以给一个社会历史的时代打上它的烙印，可以形成一种生活方式，或一种道德的和美术的价值制度；但在它本身，它并不表示一种阶级地位，也不以一种阶级地位为前提。而且由此可以获得的阶级地位，也并不就是一种企业家的地位，而是根据企业的资金如何使用，以土地拥有或资本家为特征的。于是，金钱财产或个人品质二者的继承，均可以使这种地位保持在一代人以上，使子孙后代进一步从事企业开发比较容易一些；但是企业家的职能本身却是不能继承的，制造业家族的历史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但是，现在决定性的问题产生了：为什么实现新的组合是一个特别的过程和一个特种 “职能”的目标呢，每一个人都是在尽可能好地进行他的经济事务。诚然，他自己的意愿是从来不会尽善尽美地实现的，但是最后他的行为是由他的活动的结果对于他的影响所定型的，以便适应通常不会突然变化的环境。尽管一个企业从任何意义上说从来不可能是绝对完善的，可是到时候它会接近于相对的完善，就周围的世界、社会的条件、时代的知识以及每一个人或每一个集团的视野相对而言。新的可能性继续不断地由周围的世界提供，特别是新的发现被继续不断地增加到现有的知识宝库中。为什么个人不能尽量利用新的可能性，就象他利用旧的可能性那样，并且根据他所理解的市场情况，去养猪而不养牛，或者甚至选择一种新的作物轮种，如果这样能被看作是更加有利的呢？有何种特别的新的现象或问题，不能在已经建立的循环流转中找到，而却能在那里产生呢？

虽然在习惯了的循环流转中，每一个人能迅速地合理地行动，因为他对于他的行为根据确有把握，并受到所有其他人的与这一循环流转相适应的行为的支持，这些人转过来又期望他从事合乎习惯的活动，但是，一旦当他面临一种新的任务时，他就不能单纯只是这样去作。虽然在习惯了的渠道中他自己的能力和经验对于正常的个人来说是够用的，但当他面临着创新时，他就需要指导。虽然他在自己熟悉的循环流转中是顺着潮流游泳，如果他想要改变这种循环流转的渠道，他就是在逆着潮流游泳。从前的助力现在变成了阻力。过去熟知的数据，现在变成了未知数。超出了例行事务的范围以后，许多人就不能再前进一步，而其余的人也只能用高度变动无常的方式去进行。那种说行为是迅速的和合理的一类假设，在所有的场合都是一种虚构。但是它会变得足够接近于现实，如果人们能有时间去被迫懂得客观事物的逻辑的话。在这种事情发生的地方，以及在它发生的限度以内，人们可以满足于这种虚构，并在它上面建立理论。于是那种认为习惯或惯例或非经济的思维方式会在不同阶级、不同时代或不同文化的个人之间造成无可补救的差别，以及认为例如 “股票交易所经济学”对于今天的农民或中世纪的手工匠都是不适用的等等，就都不是实在的了。反之，相同的理论的图景在其最广阔的轮廓上是与属于完全不同文化的个人相适合的，不问其智慧和经济理性的程度如何；我们可以确有把握地说，农民出售他的小牛就象股票交易所的经纪人出售他的股票一样的精明和一样的照顾自己的利益。但是，这一看法，只有在无数的先例在几十年中，并且在根本之点上在千百年中形成了行动，并且消除了不适应的行为时，才是真实的。在这个范围以外，我们的虚构就失去了它的对现实的接近性。在那里还紧紧抓住它不放，就象传统的理论那样做的，就是掩盖一种主要的东西，并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事实比起我们的假设同现实的其它一些偏离来，很不相同，它在理论上是最重要的，它是对没有它就不会存在的一些现象作出解释的源泉。

因此，在描述循环流转时，人们必须把生产手段的组合（生产函数）当作数据，就象自然的可能性那样，只容许在边际上作小小的变动，正如同每一个人通过使自己适应于所处的经济环境的变化所能完成的，而不大大地偏离熟悉的路线。因此，同样，实现新组合也是一个特殊的职能，是这一类型的人的特权，而他们的人数比所有具有实现新组合的 “客观”可能性的人数要少得多。所以，最后，我们认为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类型，他们的行为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是大量重要现象的动力。因此，我们的立场可以用三对相应的矛盾作为特征来描绘。 在循环流转的理论中，考察动机的重要性由于这一事实而大为减少，那就是均衡制度中的方程式可以解释为根本不包含任何心理的数值，正如帕累托和巴龙的分析所表明的。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非常有缺陷的心理学，它对于结果的干预也比人们所预期的要少得多的原因。即使不存在合理的动机，也可能有合理的行为。但是一旦当我们真正想要深入探究动机时，问题就显得一点也不简单了。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习惯中，大多数人每天的所作所为，从他们看来，主要是从职责的观点去做的，是执行一种社会的或神的指令的。很少有从自觉的理性去行事，更少有从享乐主义和个人的利己主义去行事，就算是可以确有把握地说是存在的那一点点，也是比较晚近才发展起来的。可是，只要我们把自己限制在经常的一再重复的经济行动的巨大轮廓以内，我们就可以把它和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欲望联系起来，其条件就是：我们要小心承认，这样定义的动机在强度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很大变动的；正是社会形成了我们所观察的特殊欲望；考虑需要，必须联系到那种当个人在决定他的行动方针时所想到的集团 ——家庭或任何其他比家庭小一些或大一些的集团；行动并不能迅速地跟随欲望，而只是或多或少不完全地同它相适应；个人选择的领域总是（虽然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和非常不同的程度）由社会习惯或习俗等等从中加以限制的。然而这仍然大体上是真实的：在循环流转的范围内，每一个人使他自己适应于他的环境，以便尽其所能地最好地满足给定的需要——他自己的或别人的需要。在一切的场合，经济行动的意义就在于满足需要，意指如果没有需要，也就不会有经济行动。就循环流转而言，我们也可以把需要的满足看成是正常的动机。

后者这样的人物，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类型。从一种意义说，他可以称得上是最理智的和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因为，象我们已经看到的，实现新计划，比只是经营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企业，需要更多的自觉理性，因为新计划本身在执行以前尚有待于详加思考，予以制订，而经营旧企业则大部分只是例行事务。典型的企业家，比起其它类型的人来，是更加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他比起其它类型的人来，不那么依靠传统和社会关系；因为他的独特任务 ——从理论上讲以及从历史上讲——恰恰在于打破旧传统，创造新传统。虽然这一点主要是适用于他的经济行动上，但也可以推广应用于他的经济行动的道德上的、文化上的和社会上的后果。在企业家类型的人物兴起的时期也产生了功利主义，这自然不只是一种偶合。

企业家的行为和他的动机是 “理智的”，除以上所述之外并无其它含义。他的特有的动机也毫无享乐主义一类的意味。如果我们把行为的享乐主义动机定义为满足一个人的需要的愿望，我们的确可以让“需要”包括任何种类的冲动，就象我们可以把自我主义或利己主义定义为也包括一切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念一样，这是根据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后者也意味着自我满足方面的某种东西。但这会使我们的定义变成同义反复。如果我们想要使它具有意义，我们就必须把它限制在能用货物的消费去满足的那种需要上，限制在我们期望能从它得到的那种满足上。于是如果说我们的类型的人是基于满足他的需要的一种愿望而行动，那就不再是真实的了。

因为，除非我们假定我们的类型的个人是为对享乐主义满足的难于餍足的渴望所驱使，戈森规律的作用在工商业领袖方面就会立即使进一步的努力停止下来。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典型的企业家只是当（并且因为）他们的精力已经耗尽、从而感到再也不能胜任时，才退出舞台的。这似乎并不符合一个经济人的画像，他把可能得到的结果同努力的反效用加以对比衡量，在适当时抵达一个均衡点，超过这一点他就不愿意再前进了。在我们的例子中，努力似乎根本没有什么份量，能够被感到是停止前进的理由。企业家类型的人的活动，显然是享乐主义地享受常常是用超过一定数量的收入去购买的那些商品的障碍，因为这些商品的 “消费”是以闲暇为前提条件的。因此，从享乐主义来看，我们常常观察到的我们类型的个人行为就是不理智的。

这自然不能证明并不存在享乐主义的动机。然而它指出了另一种非享乐主义性质的心理学，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对享乐主义的享受无动于衷时，这种淡漠在这一类型的人的突出代表者身上常常是很显著的，而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首先，存在有一种梦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常常也是（虽然不一定是）一个王朝。现代世界实际上并不知道有任何这样的地位，但是工业上或商业上的成功可以达到的地位仍然是现代人可以企及的最接近于中世纪的封建贵族领主的地位。对于没有其它机会获得社会名望的人来说，它的引诱力是特别强烈的。权力和独立的感觉，并不由于这两者主要是一种幻想而有丝毫的损失。更仔细的分析将会引导到发现在这一类动机中有无穷的变种，从精神上的野心到只是趋炎附势。但是这些并不需要我们去细谈。我们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那就是这样一种动机，虽然与消费者的满足最为接近，却没有和它符合一致。

其次，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求得成功不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从这方面看，经济行动变得和体育运动很相似 ——有着金钱上的竞赛，或拳击比赛。金钱上的输赢是次要的考虑，或者无论如何，只是作为成功的指标和胜利的象征才受到重视，它的炫耀常常最重要的是作为大笔开支的动机，而不是作为对消费者货物本身的想望。我们又可以找到无数细微的差别，其中有一些，如社会野心，会渐渐变成第一类的动机。我们重又面临一种动机，它同上面所描写的“需要的满足”有本质的不同，换句话说，即同“享乐主义的适应”有本质的不同。

最后，存在有创造的欢乐，把事情办成的欢乐，或者只是施展个人的能力和智谋的欢乐。这类似一个无处不在的动机，但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行为因素，在我们的情况中比在任何别处都更为清楚地自己强行表现出来。我们类型的人寻找困难，为改变而改变，以冒险为乐事。这一类动机，在三类之中，是最明白不过地反享乐主义的。

只在第一类动机中，作为企业家活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才是使得这种活动起作用的必要因素。而在其它两类中则不是。金钱上的收益的确是成功的一个非常精确的表现，特别是就相对的成功而言；而从为之奋斗的人看来，它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大都不受他人意见的影响。这些以及其它伴随 “渴望得到财富的”社会的机制的特点，使得难于取代它作为工业发展的动力的地位，即使我们摒弃它在创造一笔随时可以用于投资的基金中的重要性。尽管如此，可是第二类和第三类的企业家动机的确在原则上可以由其它社会安排去照顾，而不包含来自经济创新的私人利得。至于还可以提供什么其它的刺激，怎样能使它们工作得象“资本主义的”刺激一样好，这些都是超出本书范围以外的问题。这些问题被社会改革家过于轻视了，也被财政上的激进主义完全忽视了。然而它们并不是不能解决的，至少就一定的时间和地点来说，是可以通过仔细地观察企业家活动的心理学去解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