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实用主义的真理概念_实用主义

据书上说，当克拉克·马克斯威尔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有一种万事都要人对他解释得清清楚楚的怪脾气，如果别人对任何现象的解释用含糊的话来敷衍他，他会很不耐烦地打断人家的话，说：“是啊，但是请你告诉我，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他问的是关于真理问题，那末只有实用主义者才能告诉他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相信当代的实用主义者，特别是席勒和杜威两先生，对于这个问题已经给了我们唯一有条理的解释。这本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它的微妙的根须深入到各个缝隙，用公开讲演这种简单的方式，是很难说得清楚的。但由于席勒和杜威对真理的看法受到了理性主义哲学家的猛烈攻击和恶毒误解；我就不得不在这里尽可能把这一点简单明白地加以说明。

我完全预料得到：实用主义者的真理观要经过一切理论发展必经的各个典型阶段。你们知道，一个新理论开始总被人斥为荒谬；后来被认为是真的，但又是浅显不重要的；最后才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原来的反对者这时竟声称这新理论是他们发现的。我们的真理论现在正处于这三阶段的 这两个定义使我们首先感到吃惊的是它们那说不出的琐碎平凡。它们当然是绝对真的，但除非你能从实用主义观点上运用它们，它们是绝对没有意义的。这里所谓“要求”是什么意思？所谓“责任”又是什么意思呢？作为具体地说明为什么按照真的方法去思想是对人最方便、最好的概括的名称，谈到实在方面要求被符合，我们这方面则有责任与之符合，这些都是对的。我们感觉到要求和责任，但是我们只是为了这些理由而这样感觉到。

但是理性主义者谈到要求和责任的时候，却明白地说，它们与我们的实际利益或个人的理由毫无关系。他们说我们关于符合的理由是心理学上的事实，与每一个思想家有关，与他的生活上的细节有关。它们只是思想家的证据，而不是真理生命本身中的一部分。真理的生命本身在不同于心理学幅度的纯粹逻辑的或认识论的幅度中活动，它的要求先于并超过任何个人的动机。虽然人和上帝都不应确定真理，但真理这个词仍须作为应该确定和承认的东西予以界说。

要说一个从经验的各种具体事实概括出来的观念怎样被用来反对和否定这些具体经验，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实例了。

哲学和平常生活中充满了这样的例子。“感情主义者的谬误”就是对抽象的正义、慷慨、与美等等洒泪，但当在大街上碰到它们时，则由于环境使它们显得有些庸俗，反而认不出这些优良品质来了。例如我在一本私人出版的著名理性主义者的传记里，读到这样几句话：“我的哥哥虽然很欣赏抽象的美，但他对壮丽的建筑、美妙的图画、花卉却不感兴趣，这真有点奇怪。”在我最近读到的哲学书里有这样一段话：“正义是理想的，纯粹理想的。理性认为正义是应当存在的，但是经验表明它不能存在。真理是应当有的，但又不能有……理性被经验弄得残缺不全了。理性一跑到经验中去就变得违反理性了。”

这里理性主义者的谬误和感情主义者的谬误完全一样，两者都从经验的污秽的细节里提出一种性质；在一经提出之后，他们发现它非常纯洁，就把它和一切污秽的实例对比，而认为它具有一种相反的而且较高的本性。其实它就是它们的本性。它是应予确认和证实的真理的本性。它使我们的观念受到确认是合算的。我们寻求真理的责任，是我们应做合算的事情的总责任的一部分。真实的观念所给我们的好处，就是我们为什么有责任去寻求它们的唯一理由。拿富裕和健康来说，也都是相同的理由。

真理所要求的和使人担负的责任，与健康、富裕所要求的和使人担负的责任一样。所有这些要求都是有条件的；我们所获得的具体利益就是我们把追求真理叫做责任的意思。就真理而言，不真的信念归根结蒂会起有害的作用，犹如真的信念会起有益的作用一样。抽象地说来，“真”的性质可以说是越来越绝对的宝贵，“不真”的性质是越来越绝对的可恶：无条件地，一个可以叫做好的，一个可以叫做坏的。无可异议，我们必须想真的，我们必须躲开假的。

但是如果我们死板地对待这个抽象作用，并且把它和它的经验的产地对立起来，试想我们自己会达到如何荒谬的地步。

那样一来，在实际思维中，我们会寸步难行了。什么时候我应该承认这个真理，什么时候我应该承认那个真理呢？要大声地承认呢？还是默默地承认呢？如果有时大声承认有时又默认，现在应当怎么办呢？什么时候要把一个真理收进百科全书的冷藏库里去呢？什么时候要把它拿出来进行战斗？“二乘二等于四”这个真理要求我们永远承认，我们是否就必须不停地重复这个真理呢？或者是不是有时它也有些不相干呢？是否因为我确实有个人的罪恶和缺点，我的思想中就要日夜萦绕着它们呢？或者为了作一个相当不错的社会上的人，而不做一个充满了可怕的忧郁和忏悔的人，可不可以沉默不管它们呢？

很明显，我们承认真理的责任绝不是无条件的，而是非常有条件的。真理这个以大写T开头而又是单数的词，既然是抽象名词，当然要求抽象地为人所承认，但是各种具体的真理就只有在被认为是方便的时候才需要承认。当一个真理和一个虚假都与一种具体情况有所联系时，我们总是宁愿要真理而不要虚假；但是在两者都不与一种具体情况有所联系时，我们对待真理和虚假的责任是一样的小。若问我现在几点钟，而我答复你说，我住欧文路95号，我的答复可能确是真的，但是你感不到我有什么责任要这样回答。这样的回答之不切实际，和一个假的地址完全一样。

我们既然承认有许多条件限制了抽象命令的应用，实用主义对真理的看法就会对我们显得愈为有力。我们因此可以看得出来与实在相符合的责任是以一大堆具体的方便方法为根据的。

从前贝克莱解释人们如何了解物质的意义时，人们认为他否认物质的存在。席勒先生和杜威先生现在解释人们如何理解真理时，人们就责备他们否认了真理的存在。批评家们说这些实用主义者破坏了一切客观标准，把智与愚等量齐观。人们对席勒先生和我的理论加以描述时，他们所好用的一个公式是：我们是这样一种人，这些人认为，只要人们说些他们认为说了为快的话，并把它叫做真理，那就能满足实用主义的一切要求了。

这话是不是无礼的诽谤，我让你们去判断。实用主义者比谁都更懂得他们被包围在从过去费力取得的全部积累的真理和他周围的感觉世界的约束中；我们心智进行活动所受到的客观控制的大压力，谁还能比实用主义者感觉得更深刻呢？爱默逊（Emerson）说，如果有人认为这个规律太松，那就让他试行遵守一天那规律的戒条吧。近来我们常听人说在科学中运用想象力的问题。现在也该是尽力劝人在哲学中运用些想象力的时候了。一些批评我们的人一味曲解我们的话，硬说其中只有最糊涂的含意，这种人，就我所知，在最近哲学史上是最缺乏想象力不过的了。席勒说，凡是“有效验”的东西就是真的。因此人家以为他把证实限制在最低级的物质功利上。杜威说，真理是使人“满足”的东西。人家以为他相信，一切事物凡是会使人感到愉快的，就是真的。

我们的批评家的确需要对实在有更多的想象力。我曾经诚意地强使我自己的想象力，从最好方面去理解理性主义者的概念的意义，但我必须承认我仍然感到莫明其妙。我感到莫明其妙的是这样一种关于实在的观念：实在要求我们和它“一致”不是为了别的理由，而只是因为它所要求的是无条件的或超验的。我试着设想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实在，然后再设想如果许可我的话，我自己还能更多地“要求”些什么。如果你们提醒我，说我可以要求，由空虚愚昧中产生一个心灵来模仿我，那末，我固然能想象到这种模仿将会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却想不出有什么动机来。如果进一步的后果，明白地和在原则上不能作为这要求（如我们的理性主义权威所确定的）的动机，我很难理解我被模仿对我有什么好处，或对那模仿我的人，又有什么好处。当羡慕爱尔兰人的人用一个没底的轿子抬他去赴宴时，他说：“天哪，若不是为了光荣，我宁肯走着去。”这里也是如此。若不是为了光荣，我宁肯不被模仿。模仿是真正认识的一种方式（为了一些奇怪的理由，当代先验主义者争先恐后地否认它）；但是，当我们超过模仿，回到了未定名的符合形式时，这种形式既被明白地认为不是模仿，也不是引导，适合，或其他任何从实用主义上可下定义的过程；这种要求的“符合”是什么和它的为什么，就同样不可理解了。它的内容或动机都很难想象。这是绝对无意义的抽象。①

确实，在这个关于真理的领域里，宇宙理性的真正辩护人是实用主义者，而不是理性主义者。

①我还记得李克特教授在很久以前就放弃了整个建立在与实在相符的基础之上的真理观念。据他的看法，实在是任何与真理相符的东西，而真理是完全建立在我们的主要责任之上的。这种异想天开的思想飞跃和周其姆先生在他著的《真理的本性》一书里坦率承认的失败，在我看来，好象是标志着理性主义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破产。李克特在他所谓的“相对论”的标题下谈到了部分实用主义的论旨。我不能在这里讨论他的原文。但是说这么一点也就够了；象他这样一个一般很有能力的作者，在那一章里所提出的论点是那么站不住脚，似乎简直是令人难以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