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言_菊与刀

1981年夏，金克木先生发表一篇文章，从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名著《菊与刀》谈到比较文化和比较哲学①。文章写道： ② 《世界的日本人观、日本学总解说》，自由国民社，1982年， 显然，把这本书译成中文是值得的。经了解我国解放前后均无此书中译本，④乃决定动手翻译。所据英文原著版本是：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By Ruth Benedict，The Riverside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1946；并参照了长谷川松治译日译本《菊と刀》，社会思想社，《现代教养文库第16种》，昭和三十八年第36次印刷。英文原著者注照译或照录，日译本注及中译者的补注则分别加“日译者”或“译者”字样。原著有鸣谢及索引，中译本从略。

④ 此稿译成后始见台湾黄道琳先生译本，书名译作《菊花与剑》，著者姓名译作潘乃德，桂冠图书公司，1974年初版，1985年第8版。定稿时曾稍加参阅。

现在，国际上出现“日本文化研究热”，诸说并陈，颇有令人眼花缭乱之感。我国一位学者举出六种主要学说并加以评论，本尼迪克特的“耻感文化”被列为第一种①。关于这本书的评价自应留给读者。这里我们想提出的是：所谓“文化”，其含义既有广义、狭义之分，也有观点不同之别。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其核心是社会意识形态，它反映经济基础并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但文化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各民族的文化各有其历史形成的特点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金克木先生说：文化就是“国情”，就是“国民性”，日本文化就是“日本人”：他希望，研究各国社会，不仅要“找寻决定性的物质因素”，而且要“探讨起重要作用的精神因素”，不是只得出“抽象模式”，而且要发现“具体典型”。②这段话很有启发。实际情况表明，同是封建主义，不仅东西有别，而且中日也不同；同是资本主义，也各有其特色。这种差异就是民族特征，其形成有历史的文化背景，其表现则为特殊的文化形态。如果这样理解不错，那末对民族文化的研究自应从历史背景上考察，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联结上下功夫，其结果也必将大大丰富和加深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推进对各国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本尼迪克特是在日美交战情况下研究日本的，她只能凭借间接资料进行“遥研”。中国人对日本实感最深，关系最密，两国文化又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当然更有条件，也更有必要研究日本文化，这正是我们翻译此书的动机。至于翻译质量，限于水平和精力，难免舛误，敬希指正。

①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高增杰同志所著《国外日本文化研究概况》一文，六种主要学说是：（1）“耻感文化”说（本尼迪克特）；（2）“纵式社会说（中根千枝）；（3）“集团性”说（〔澳〕G.克拉克）；（4）“杂交文化”说（加藤周一）；（5）“豪状文化”说（丸山真男）；（6）“感情文化”说（堀一郎）。

② 金克木：《日本外交史读后感》，《比较文化论集》第185,187页。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年生于纽约。原姓富尔顿（Fulton），其祖先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她本人大学时期主修英国文学。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类学，是Franz Boas的学生，1923年获博士学位。1927年研究印第安部落的文化，写成《文化的类型》（Patterns of Culture，1934年出版）一书。1940年著《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批判种族歧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而以对日本的研究，即《菊与刀》一书成就最大。战后，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当代文化研究”，于1948年9月，病逝。

译者

1986年6月8日，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补记 ：

参加校译此书之时，正是我的伴侣和合作者崔树菊同志（天津师范大学世界近代史讲师）以残肢之身卧床百余日，与癌症恶魔最后搏斗之时。我日守病床，抽暇工作。她也以我尚能工作为慰，忍耐病痛，不断询问进度。交谈此书，几乎成为我们相濡以沫、互润愁肠的一种慰藉。定稿之后，她日渐腹胀如鼓，饮食药物均难服用。幸赖老友刘肃然同志（原天津第二南开中学英文教师）组织同道，誊清译稿，认真核阅，订补疏误。现在，我最后复阅清稿，树菊已闭目辞世五十日矣！谨补数语，以托哀思。

吕万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