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仲马和他的《双雄记》_双雄记

译本序

在十九世纪的法国那皎若灿烂星汉的文学家、艺术家群里，有这样一位作家，他的作品比不上巴尔扎克那样博大精深，也不像梅里美那样犀利明快，他既没有雨果那样的磅礴气势，也缺乏司汤达那样的批判锋芒，可是，他的作品数量之多，也许要超过上述四位作家的总和，可以说在法国到处都有人在津津有味地阅读他的作品。他的名字不仅风靡整个法兰西，而且传遍了全世界。―他，就是被别林斯基称为“天才的小说家”的亚历山大·仲马，而在中国的读者中间，他还有一个更为流行的名字：大仲马。

大仲马（一八０二―一八七０）的祖父是一位名叫德·拉·帕埃德里侯爵的贵族，他同一位黑色皮肤的女奴结合，生下儿子取名亚历山大，受洗的时候用的是母亲的姓氏仲马。亚历山大长大成人即将入伍时，侯爵不许儿子使用自己的贵族姓氏去当兵，这使他极为不满，痛切地感到人间的不平。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他站到了共和革命军</a>的一边，因膂力过人，能攻善战，仅在短短的三年中便被共和政府擢升为将军。后来他因对拿破仑的独裁专制表示不满，终于遭到了这位铁腕人物的疏远和排斥。大仲马本人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到的不仅仅是黝黑的肤色，而且还有反对封建专制的传统和共和主义思想。他自幼便经受了种族偏见的苦况，童年的生活又贫困不堪，再加上在复辟王朝时期又被人目为波拿巴分子而备受冷落歧视，这一切都在他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创伤，使他养成了渴求自由正义的叛逆性格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心肠。据说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大仲马只有四岁，却居然操起一杆枪，吵吵嚷咦说要上天去“干掉打死爸爸的上帝”。他对于腐败不堪的复辟王朝充满着厌恶和痛恨的感情，他的母亲曾劝他恢复祖父的侯爵头衔，他坚决予以拒绝，还曾经冒杀身之险，偷偷地溜进监狱给前帝国的两位将军送去枪支和金钱。他亲身参加了七月革命和二月革命，为推翻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尽到了自己的力量。后因反对拿破仑三世恢复帝制而为当局所不容，不得不流亡国外。一八六０年，他还到意大利投身于民族英雄加里波领导的、为争取意大利的独立和统一的战争。一八七０年普法战争期间，大仲马辗转返回祖国，不久便在亲爱的儿子身边去世。综其一生来看，坚持共和思想，反对君主专制，是他一贯信守不渝的准则。

作为文学家，大仲马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多面手，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坛上的一员晓将。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他还是记者、散文家、翻译家。正如他那力大如神的父亲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一样，他在文学创作方面也显示出巨人般的才能，完成了他人难以企及的大力神式的丰厚著述。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四十多年间，他挥笔不停日夜写作，写悲剧，也写喜剧，写长篇小说，也写短篇小说。与此同时，他的足迹遍及名山大川，为后人留下了为数众多的散文、游记和回忆录。在中国，人们往往喜欢用“著作等身”这句话来形容一位作家勤于动笔，著述可观，然而若把这句成语用在大仲马身上的话，却不免使人感到它的含义还缺乏足够的分量。大仲马一生共创作了八十九部戏剧作品，一八二九年间世的五幕散文体历史剧《亨利 ①米涅：《法国革命史》， 《双雄记》这部长达五十万言的小说就是从作者实地考察故事情节发生的现场开始的。“耶户一帮子”的传说是大仲马从自己的好友诺地埃那儿听来的一个故事，说是有四名强盗——人称“耶户一帮子”——被缉捕、审讯，最后被送上断头台。为了把该故事演绎成一部小说，作者不仅详细地研究了这一案件的始末，调阅了关于这一案件的卷宗档案，而且亲自到当年的监狱和处决犯人的刑场去察看一番，即使连该刑场自何年何月起废止不用这样一个细节也不肯放过。从艺术效果来看，大仲马强调历史背景真实性的这种做法大大地增加了他所描绘的那些人物的历史感，使读者在作品中的故事发生了数百年之后仍然有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感觉，这就难怪许多读者要说他们从大仲马那里了解到的历史知识要比从一些历史学家的著作里学到的还要多。应当说，用小说这种文艺形式来描绘历史人物、再现历史事件的作家，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是不乏其人的，然而像大仲马这样作品如此丰富、故事编写得如此生动、影响又如此深远的，却实不多见。也正因为如此，莫洛亚的这一论断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而时至今日，许多批评家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人们在一八五０年时说道，如果在某个荒无人烟的岛上还住着个鲁滨孙·克鲁佐的话，那么，他这个时候大概也在读着《三个火枪手》。还应该补充一点，整个世界和法国本身都是通过仲马的长篇小说来熟悉法国历史的。”①

①莫洛亚：《三仲马》， 大仲马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文笔泼辣恣肆，犹如滔滔江水。然而他写得太快太多了，有时甚至几部小说同时进行，于是自然便出现了一些缺陷或败笔，如故事情节发生混淆、重复，有时还会出现矛盾、漏洞，而且某些地方则不可免地醉心于猎奇或落进俗套，如《双雄记》里关于摩冈和阿梅莉的爱情描写虽然相当动人，但仍然没有摆脱“英雄美人”的案臼。尽管这些缺陷往往被他那生动离奇的故事和奔放无羁的才情所掩盖，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有些批评家认为这是文学创作商业化的倾向在大仲马身上的反映，从而影响到这位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是有过这样的批评吗：“这种随便应世的市侩作风，妨碍了真正的发展进程，不能不令人感到惋惜。”①应该说，这话虽然说得过于严厉，但有一定的道理。

①勃兰兑斯：《法国的浪漫派》，第三八八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谋生的文学家、艺术家，要想完全摆脱商业化的倾向是不可能的，即使雨果、巴尔扎克这样的大师也不例外，就连戈蒂埃这样的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自鸣清高的文学家，有时不也是要迎合出版商的口味而修改自己的作品吗？大仲马自然</a>难以免俗。那么，就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言，大仲马同巴尔扎克、雨果之间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呢？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里对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金钱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丑恶现象予以无情的鞭挞，他的作品包含着一种巨大的批判力量。而在雨果的作品中我们常常听到作者为人间不平而发出的愤怒呐喊</a>和正义的呼声，看到他对于自由和社会公正的理想的追求。总之，他们的作品时时闪现出思想的火花，放射出诗一般的光辉，而这些却往往是大仲马的小说里所缺少的。仅就《双雄记》这部小说来看，由于作者过于追求故事情节的惊险离奇，致使在作品的后半部中两雄相斗似乎与他们各自所代表的营垒之间的斗争脱了节。再者，作者对于罗朗与摩冈“惺惺惜惺惺”的侠义心肠作了过分的渲染，从而减弱了罗朗这个人物的光彩，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部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大仲马在文学史上之所以没有能够达到雨果和巴尔扎克等人那样的高度，根本的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但是，我们认为不必因此而苛求于前人，如果说法国的浪漫主义文艺运动是一所百花盛开的大花园的话，那么，大仲马的作品则可以说是这所花园里的一朵艳丽的鲜花，它是那么生机勃勃，虽然已历尽百年，却依然香艳如故，至今仍然有如此众多的人在迷恋着它，这不恰恰说明了它那强大的生命力吗？因此我们应当、而且完全有必要在文学史上给大仲马以一席重要的地位。这里我们不妨再来看一看莫洛亚的一段评论吧，它也许会给我们某种启迪：

他（指大仲马）把历史和长篇小说引上了人民的舞台，把它们体现为令人难忘的形象，使它们成为广大群众的财产，在他的聚光灯的照耀下，历史和长篇小说获得了新的生命，成为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无比喜爱的对象。①

①莫洛亚：《三仲马》，第二三七页。

王幸蔚一九八五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