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词　汇

第一节　词汇与语音的关系

从前有一种唯心的看法，就是认为词义和语音有必然的关系。最明显的是所谓拟声法，就是模仿自然的声音。例如鸭声 ap ap 就叫它作“鸭”，猫声 mieu mieu 就叫它作“猫”，雀声 tsiak tsiak 就叫它作“雀”等等。这是以动物的声音为其名称的。

至于模仿声音以成副词的，就更多了。例如鸠鸣“关关”，鹿鸣“呦呦”，风声“萧萧”，水声“潺潺”，虫声“唧唧”，鸟声“磔格钩辀”：多至不可胜数。然而这种拟声法只能得其大略，不能逼真；所以同是一物之声，在各族语里可以译成种种不同的语音。例如鸭声在英语为 quack，在法语为 couin couin，在意大利语为 qua qua，在德语为 gack gack，gick gick，quack quack，pack pack，在丹麦语为 rap rap 等。

除了上述的拟声法之外，词汇与语音有没有自然而且必然的关系呢？19世纪的语源学家多数相信是有关系的。法国 Larousse（1817—1875） 在他所著的“拉丁词根考”（ Jardin des Racines Latines） 第一课里，曾举出许多例子，如：

［s-］表示尖锐破裂之音：signe（信号） ，source（泉水） ；

［r-，cr-，fr-，br-，pr-，gr-，tr-］表示粗或强之音：cri（叫声） ，frotter（摩擦） ；

［fl-］表示液体流动或气体动荡之音：fleuve（河） ，flot（波） ，souffle（风、气） 。

后世语言学家有反对此说的：Grégoire 以为同一概念，在不同的族语里，可成为不同的语音；Vendryes 以为 rivière（小河） 与 torrent（瀑布） 有流动之义而没有［fl-］之音，fleur（花） 有［fl-］之音而没有流动之义。我们如果拿汉语来比较，也觉得“江”“河”“溪”“涧”都与［fl-］之音相差很远。因此，我们绝不能相信词汇与语音有自然而且必然的关系。

但是，词汇与语音，在原始时虽没有必然的关系，在词汇发展的过程中，却可以有连带的关系。换句话说，意义相近者其音往往相近，音相近者其意义也往往相近。例如：①

毌 kuan

穿物持之也

贯 kuan

钱贝之贯也

擐 koan

贯也（“擐甲”犹言“贯甲”）

環 goan

璧肉好若一也（“肉”是璧的边，“好”是璧的孔）

觼 ki̯wat

環之有舌者也

koan

织以丝贯杼也

关 koan

以木横持门户也

舝 goat

车轴头铁也

扃 ki̯weng

外闭之关也

铉 giwen

鼎扛也（谓所以贯鼎而举之者）

键 g‘ian

铉也

即此一例，已可证明语音与意义可以有连带的关系。我们可以假定原始先有一个词（例如“毌”） ，后来加造新词，就自然倾向于采取同音不同调或语音相近的词了。不过，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说意义相近者其音必相近。如“贯”与“通”意义相近，而其音并不相近。我们尤其不能说音相近者意义必相近。如“官”“冠”“观”皆与“贯”音相近，而其意义则相差甚远。

凡两词的意义相对立者，其音亦往往相近。有些是声母相同，所谓“双声”；另有些是韵母相同（包括韵腹韵尾） ，所谓“叠韵”。声母相同或差不多的，例如：②

“古”kâ

“今”ki̯am

“疏”si̯â

“数”seok

“加”ka

“减”kem

“消”si̯au

“息”si̯ək

“生”si̯eng

“死”si̯ei

“燥”sau

“湿”si̯əp

“明”mi̯âng

“灭”mi̯at

“锐”di̯wad

“钝”d‘uən

“文”mi̯wən

“武”mi̯wâ

“规”ki̯we

“矩”ki̯wâ

“褒”pəu

“贬”pi̯am

“男”nəm

“女”ni̯â

韵母相同或差不多的，例如：

“旦”tan

“晚”mi̯wan

“晨”zi̯ən

“昏”xuən

“好”xəu

“丑”tɕ‘i̯əu

“新”si̯en

“陈”d‘i̯en

“聪”ts‘ong

“聋”long

“起”k‘i̯ə

“止”tsi̯ə

“央”i̯ang

“旁”b‘ang

“寒”ɣan

“暖”nuan

“水”ɕi̯wəi

“火”xuəi

“祥”zi̯ang

“殃”i̯ang

“老”ləu

“幼”i̯əu

此外还有许多“双音词”，即古人所谓“ 语”或“连绵字”，也是由双声或叠韵组合而成的：

其属于双声者，如“流离”“含胡”“踌躇”“黽勉”“唐棣”等。

其属于叠韵者，如“胡卢”“支离”“章皇”“蹉跎”“逍遥”等。

甚至古人的名字也喜欢用双声或叠韵，例如“胡亥”是双声，“扶苏”是叠韵。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里，举出这一类的例子很多。总之，双声叠韵在汉语历史上曾有很大的任务，清代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而我们现在也不能否认这种事实。

汉语里的字音，有“读破”的办法。例如“恶”字念入声是善恶的“恶”（形容词） ，念去声是好恶的“恶”（动词） ，念平声是“恶乎成名”的“恶”（副词） 。“乐”字读若“岳”，是音乐的“乐”（名词） ；读若“洛”，是喜乐的“乐”（内动词） ；如果读为鱼教切，则是“仁者乐山”的“乐”（外动词） 。此外如“易”“为”“观”“见”等字，都有两音以上。顾炎武曾注意到上古没有这种办法，③ 例如《离骚》：

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

“恶”字与“固”字叶韵，显然是念去声；在“好蔽美而称恶”一句里，却又显然是“善恶”的“恶”。可见“善恶”的“恶”本来也可以念去声。“读破”的办法是后起的，至少可以说不像后代这样分得清楚。

我们推想“读破法”之起源，大约是由于人类喜欢辨别的心理。“恶”字既有几种意义，就索性把它念成几种语音，以免相混。不过，等到音义都不相同之后，即使字形相同，

④ 我们也该认为两字。因为文字只是语言的符号；在语言里显然有分别的两个词，在文字上不能分别，我们反该怪文字不能尽职了。

第二节　词汇与意义的参差

依语言的原则说，每词只该有一种意义，以免对话人猜测之劳；每一种意义也该只用一个词为代表，因为“以一表一”已经够用，多了反嫌重复。

但是，依语言的实际情形说，却与上述的情形相反。如果我们把文字的形体问题也考虑在内，那么，词汇与意义的参差可分为三类：

1．同音词　如英文 write，right

2．同形词　如英文 fair（市场） ，fair（美）

3．同义词　如英文 polite，courteous

（一）同音词，是指字音虽同，字形字义各异而言。在汉语里，此种情形颇多，在上古尤其是如此。例如“士、氏、示、事、视”，“工、公、功、攻、供、宫、弓、恭、躬”等，念起来声音完全相同，写起来才有分别。⑤ 因此有人说汉语是“以目治”的，不是“以耳治”的。甚至有人（如 Keraval） 说，中国人说话不能为对话人所了解的时候，要用指头在掌上写字给他看。这是污蔑我们的民族的话。汉语发展到现阶段，已经变了复音词占优势的语言，特别是在政治性的文章里，复音词常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同音词少到那种程度，已经和上古汉语有很大的差别了。

（二）同形词，是指字音字形皆同，唯字义各异而言。⑥ 例如：

师 　1.二千五百人为师；2.范也，教人以道者之称

徒 　1.党也；2.弟子也；3.步行也；4.但也

巾 　1.佩巾也；2.蒙首衣也

（三）同义词，是指同一意义可由两个以上的词为代表。在汉语里，意义相同的词甚多。例如《尔雅》所载：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

仪、若、祥、淑、鲜、省、臧、嘉、令、类、 、彀、攻、穀、介、徽，善也。

由上述三种情形看来，词与意义的参差是显然的。但我们如果作精细的观察，则见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我们要知道，无论何词，一到了句子里，其意义就变为“适时的”，与别的时候的意义不一定相同；又是“唯一的”，与别的词义绝不至于相混。由此而论，所谓同音词（一音多义） 、同形词（一字多义） 、同义词（一义多词） ，一用在一定的上下文里，它的意义还是很明确的。现在试仔细讨论如下。

（一）同音词既是一音多义，似乎会有意义含糊的毛病；然而这一类的毛病，多半为上下文所补救了。譬如你说“工人做工 ”与“战士立功 ”，绝对不致令人误会为“工人做功 ”或“战士立工 ”。这因为上下文的环境所限，绝不容我们有所误解。况且最近二三十年来，汉语双音词渐渐占了优势，同音的词也跟着大大地减少。如“工作”的“工”，在白话里，绝不会与“公共”的“公”相混。这是就口语而论的，已经不会有含糊的毛病。至于写下来的文章，既然字形不同，就越发不成问题了。

（二）同形词本可与同音词并为一谈，因为如果遇着不识字的人，就没有音与形的分别了。再说，从同形词也可演变为同音词。例如：

“原” 　1.水源也→“源”，水源也；2.平原也→“原”，平原也

这本是同形词，但后代已经把第一个意义写作“源”，于是变为同音词，因为字形已经不同了。

无论同形词或同音词，都是用同一的语音去表示几个不同的概念。同形词也像同音词一般，其含糊的意义可为上下文所补救。“歼灭敌人一个师”的“师”与“尊敬我们的老师”的“师”，何尝不是一听就有了分别呢？它也可为复音词所补救，“书信”的“信”与“信用”的“信”是绝不至于混淆的。

普通所谓一词多义，往往有两种误解。第一，误以已死的意义与现行的意义同列。如“信”字虽有“再宿”一义，然而此种意义早已死去。文言中虽可说“信 宿而行”，但“信宿”乃是已死的成语；我们再也不能如《诗经·豳风》“于女信 处”，或《诗经·周颂》“有客信信 ”那样活用了。在口语里，连“信宿”也不说了。但“信”字在后代又产生了一种新意义，如“我昨天收到了他的一封信 ”，“信”字当“书信”讲。假使我们现在说“信”字有下列的六种意义：

1. 真实也　2. 信用也

3. 信任不疑也　4. 使者也

5. 书信也　6. 再宿也

这种说法是不妥的。当“信”字产生“书信”的意义的时候，“再宿”的意义已成过去，它们二者的时代不同，就不该相提并论。严格地说，“使者”的意义也不该与“书信”的意义并列；因为“书信”的意义是从“使者”的意义生出来的，“书信”即是“使者”的替身。除了“信使往还”一类的成语之外，一般人再也不会像《史记·韩世家》称使臣为“信臣”那样活用了。

第二，误以为一词可有两种以上的并行的意义，换句话说，就是误认这几种意义是同样重要，不相隶属的。其实，严格地说，每词只能有一个本义，其余都是引申的意义。例如“媚”字，《说文》只注一种意义“说也”；《辞源》里却注它有两种意义：

1. 谄也。

2. 爱也，亲顺也。

其实“媚”的本义只是“说也”，“说”同“悦”，等于现代白话所谓“讨好”。从坏的方面说，讨好就是谄；从好的方面说，讨好就是爱或亲顺了。又如“悉”字，依《辞源》所载，它有三种意义：

1. 知也。如审悉 ，熟悉 。

2. 详尽也。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 也。（《汉书 》）

3. 皆也。悉 引兵渡河。（《汉书 》）

其实“悉”的本义只是“详尽”（第二义） ，是一个形容词。引申为副词，就是“尽”的意思（第三义） ；引申为动词，就是“知道得详尽”的意思。

本义是占优势的，但它不一定能永远占优势。一旦失势，引申之义起而夺取其优越之地位，原有的本义倒反湮没无闻。例如“检”字，依《说文》是“书署也”，本是书的标签的意思，引申为“检查”的“检”。但自汉代以后，“检查”的意义已占优势，“标签”的意义倒反湮没无闻。轮着“检查”为本义，而“检讨”的“检”，却又是“检查”的引申义了。

本义只能有一个。如果一个词包含着两个势均力敌的意义，我们只好把它们当作两个词看待。例如上述“信用”的“信”与“书信”的“信”，两种意义势均力敌，这与同音词并没有什么分别。

（三）末了，说到一义多词。所谓“同义词”，只是一个一般的说法；实际上，没有两个词的用途是完全相同的。例如上文所述“初”字与“始”字同义，“嘉”字与“善”字同义，这只是说在某一些情形之下，它们可以相通。“初 入学校”可以换为“始 入学校”，“嘉 言”可以换为“善 言”，这是可以通用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形之下，它们却各有不同的用途，如“八月初 一”，不能写成“八月始 一”，“嘉 纳”不能写成“善 纳”，“其志可嘉 ”也不能写成“其志可善 ”。至于“首”“元”等字之与“始”，“令”“淑”等字之与“善”

（见上文所引《尔雅》） ，更不能谓为同义，只能说它们在千百种用途当中，偶然有几种用途相仿佛罢了。

第三节　各地词汇的异同

中国各地的汉族人民，互相听不懂话，并非因为语法的不同（上章说过，各地语法的差别是很微的） ，而是因为语音或词汇的差别。再拿语音与词汇比较，我们觉得词汇上的差别更足以障碍双方的了解。这有两种原因：第一，语音是可以类推的，词汇是不可以类推的。我们知道了一个字音，便可用类推法去猜知许多字音。但我们知道了某地的一个词之后，并不能用类推法去猜知许多词。第二，各地语音虽说不同，毕竟有些仿佛。例如“见”字，北京音是 tɕian，苏州音是 tɕie，客家音是 kian。北京与苏州的声母相同；客家与北京的韵母相同。苏州人听客家的“见”字，自然难懂些，然而到底大家都是齐齿呼，仍有相同之点。况且苏州音与客家音，并不是每个字都像“见”字这样差得很远；例如“黑”字，苏州音与客家音就很相近（苏州念 həʔ，客家念 het或 hət） 。可惜苏州人说的“黑 葛（的） 衣裳”，在客家人口里却变为“乌 介（的） 衣裳”！这只能怪词汇上的差别了。

各地词汇的异同，可分为（甲） 同词同义；（乙） 同词异义；（丙） 同义异词三方面来讨论。

（甲） 所谓同词同义，就是两地的语词与意义完全相同，只在语音上有分别。假如把这些语词写下来，两地都是一样的写法。例如“东方红，太阳升”这一句话，是全中国可以通用的。甲地的人听乙地的人说这句话，很容易听得懂。即使听不懂，也只能怪语音上的差别，与词汇毫无关系。

（乙） 至于同词异义，乃是甲乙两地都有这个词，乍听起来是一样的，实际上它们的含义各有不同。例如苏州的“那么”（读如苏州音的“难末”） ，乍听起来很像北京的“那么”，其实苏州的“那么”略等于文言的“于是”，北京的“那么”略等于文言的“然则”。苏州另有一个“格末”，略等于文言的“然则”，才与北京的“那么”大致相当。又如嘉兴的“阿爹”是父亲，苏州的“阿爹”是祖父，广西博白的“阿爹”是外祖母。苏州的“娘娘”是姑母，常州的“娘娘”是母亲。粤语和客家话的“兄弟”等于文言的“兄弟”，官话和吴语的“兄弟”只等于文言的一个“弟”字⑦ ，另以“弟兄”去替代文言的“兄弟”。广州的“交关”略等于北京的“厉害”，上海的“交关”略等于北京的“很”。苏州的“北瓜”等于常州的“南瓜”，苏州的“南瓜”等于常州的“北瓜”。东北的“地瓜”是北京所谓“白薯”，广州所谓“番薯”，上海所谓“山芋”；四川的“地瓜”是广州所谓“沙葛”，湖南所谓“凉茹”。北京的“走”等于文言的“行”，广州的“走”等于文言的“走”。这种同词异义的例子，可以举得很多。我们听外地的人说话，对于这一类的语词，最容易上当。同词同义，自然不生问题；同义异词，完全听不懂，也就索性不去管它；唯有同词异义，听起来似懂不懂，就最容易发生误会了。

另有一种情形，是介乎同词同义与同词异义之间的：在某一些用途上，同此一词，甲乙两地都可通用；在另一些用途上，甲乙两地所用的词却不相同了。例如“高”字，在官话、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话的词汇里都有它。乍看起来，它在这五系方言里的用途，似乎是一样的。不错，譬如你说“这棵树很高 ”，在此情形之下，全国人大约都用“高”字。但是，广州人说的“佢生得好高 ”，译成苏州话却是“俚长得蛮长 ”，译成北京话却是“他长得个子很大 ”。可见广州的“高”与苏州、北京的“高”，只在某一些用途上是同义的；在另一些用途上，广州用“高”（客家同） ，苏州、北京却在一般习惯上不用“高”，⑧ 这就显出用途广狭的差别来了。又如：

广州的：“讲”══北京的：1.“讲”；2.“说”

所以广州的“讲 道理”仍等于北京的“讲 道理”，而不能译为“说 道理”；广州的“讲 乜野”⑨ 可译为北京的“说 什么”，不大能译为“讲 什么”。又如：

梅县的：“爱”══北京的：1.“爱”；2.“要”

所以梅县的“我爱 你”仍等于北京的“我爱 你”，而不能译为“我要 你”；但梅县的“我唔爱 去”只可译为北京的“我不要 去”，却不能译为“我不爱 去”（“我不爱去”是另一意思） 。又如：

广西南部的：“冇 ”══广州的：1.“冇 ”（无也）⑩ ；2.“唔”（不也）

所以广西的“冇 人”仍等于广州的“冇 人”，而不能译为“唔 人”；但广西的“冇 怕”（不怕） 只可译为广州的“唔 怕”，不能仍用“冇 怕”。此外，如广州的人瘦与肉瘦都叫“瘦”，苏州人瘦叫“瘦”，肉瘦叫“精”（“精肉”） ；广州的人肥与肉肥都叫“肥”，北京肉肥叫“肥”，人肥叫“胖”。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都是介乎同词同义与同词异义之间的。这种参差的现象，在各地词汇的差别上，最为重要；因为这不但是词汇不同，而且连概念的范围也不相同了。

（丙） 末了，说到同义异词，又可细分为两类。第一，词虽不同，而它们的用途完全相同。我们可以照数学公式给它们一个“等号”。如：

北京的“等会儿”══苏州的“晏歇”══绍兴的“等歇”

北京的“明天”══苏州的“明朝”══大埔的“天光日”

北京的“妻子”或“媳妇儿”══苏州的“家小”══广州的“老婆”

北京的“谁”══广州的“边个”══客家的“乜人”

北京的“小孩儿”══苏州的“小干”══广州的“细佬哥”══客家的“大细儿”

北京的“荸荠”══广州的“马蹄”

北京的“什么”══上海的“啥”══广州的“乜野”══客家的“乜介”

北京的“猴子”══苏州的“活狲”══广州的“马骝”

北京的“棉袄”══苏州的“ ”══厦门的“棉裘”══广州的“棉袍”

北京的“摔筋斗”══苏州的“跌跟斗”══厦门的“跋倒”══客家的“跌倒”

第二，是词既不同，用途又广狭不等。这也是概念的范围不同。例如：

北京的：“这么”══上海的：1.“介”（表程度） ；2.“实介能”（表方式）

所以北京的“这么 大”可译为上海的“介 大”，而不能译为“实介能 大”；北京的“这么 办”可译为上海的“实介能 办”，而不能译为“介 办”。又如：

上海的：“交关”══北京的：1.“很”（形容词前） ；2.“多”（形容词后）

所以上海的“交关 大”可译为北京的“很 大”，而不可译为“大多 了”；上海的“大交关 ”可译为北京的“大多 了”，而不可译为“很 大”。又如：

广州的：“啱”［ŋam］══北京的：刚（动词前） ；巧（动词后） ；对；合适；要好；……

广州人说的“佢啱 翻嚟”，等于北京的“他刚 回来”；广州“佢嚟得真啱 ”，等于北京“他来得真巧 ”；广州“呢个题目佢答得唔啱” ，等于北京“这题目他答得不对 ”；广州“呢件衣服唔啱 佢着”，等于北京“这一件衣裳不合 他穿”；广州“我同佢好啱 ”，等于北京“我跟他很要好 ”。此外，“啱”字的用途还有许多。如广州“唔啱 你就去”，略等于北京“要不 你就去吧”。可见有许多语词都不能马马虎虎地给它们一个“等号”。

有些词，是甲地所有而乙地所无的；非但没有同一的词（同词同义） ，连相当的词（同义异词） 也没有。因为没有此种概念，自然没有此词。譬如乙地没有某种东西或某种风俗，自然它的词汇里就用不着与这种东西或这种风俗相当的词了。江、浙、闽、粤没有“窝窝头”，我们就没法子把北京的“窝窝头”译为吴、闽、粤语，于是它们也就缺少这一个词。反过来说，北方没有“龙眼”（闽粤的果名） ，北方的词汇里自然也没有它。遇着这种情形，若要翻译，就只好用硬译法。例如我们对广东人说北京有一种“窝窝头”，再详细描写“窝窝头”是怎样的形式与滋味。他们既然没有这种概念，听来总难免隔膜，这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由此看来，各地词汇是参差不齐的，我们切不可误以为甲地某词在乙地一定有某词与它相当，尤其不可误认甲地某一个词仅与乙地的某一个词相当。词汇的参差形成了方言的参差；将来全国交通发达，参差的程度就会大大地减低了的。

第四节　古今词汇的演变

无论任何语言，其古今词汇的演变，都可分为三种方式：（甲） 缩小式；（乙） 扩大式；（丙） 移动式。

（甲） 缩小式，例如法语 sevrer，出于拉丁 separare，原是“使分离”的意思。无论使任何物分离，都用得着这动词。后来它的意义范围渐渐缩小，末了，只指使婴儿与乳分离而言，等于汉语所谓“断乳”。（乙） 扩大式，例如英语 triumph，出于拉丁 triumphus，原是“凯旋”的意思（指堂皇的凯旋仪式） ，后来它的含义渐渐扩大，可以泛指一切胜利而言。（丙） 移动式是概念与词的相配关系发生移动。例如法语 bouche（口） ，出于拉丁语 bucca，原是“颊”的意思。从“颊”转到“口”，所以叫作“移动式”。当然，缩小与扩大也往往由于移动，但移动却不一定就是缩小或扩大。

（甲） 缩小的例子，在中国字书中，颇为罕见。“瓦”字，《说文》注云：“土器已烧之总名。”《诗经·小雅·斯干》：“乃生女子，……载弄之瓦。”毛亨《传》云：“瓦，纺 也。”纺 绝不是屋上的瓦。但现代一般人口里的“瓦”字，却专指屋上的瓦而言。著字书的人，大约比较喜欢从狭义引申到广义，所以对于这一类缩小式的演变，不大记载下来。然而在现代白话里，我们可以举出颇多的例子。例如“肉”字，本是一切肉类的通称；但当我们叫人去买两斤肉的时候，所谓肉，绝不是指一切的肉，却是专指猪肉而言。由此类推，“买猪肝”可以说成“买肝”，“买猪肚子”可以说成“买肚子”。又如“屋”字，本是指一所房屋而言，但北京人所说的“屋子”，只指的是一个房间。又如苏州人单说“饭”，是指午饭而言；单说“房”，是指卧房而言。

这种从大范围转到小范围的演变，往往是某一部分的意义渐占优势所致。“肉”的意义缩小为“猪肉”的意义，正因为汉族人在肉类中最常吃的是猪肉。苏州的“饭”字专指午饭，也许因他们把午饭看得重要些，也许因午饭在晚饭之前。至于“房”字专指卧房，更易解释，因为客房、书房、茅房之类，都比不上卧房重要的缘故。

实际上，当我们应用任何一个词的时候，它的意义也往往比字典里的意义缩小些。例如牧牛人说的“把畜牲赶回家去”，这里“畜牲”指的是牛；如果这句话到了牧羊人的口里，“畜牲”却指的是羊。又如卖水果的小贩所谓“旺月”（生意很好的时节） ，与开戏院的人所谓“旺月”，其含义也各有专指的。

（乙） 扩大的例子就数不清了。譬如：

（例字）

（古义）

（今义）

雄

鸟父也

动物之阳性者

雌

鸟母也

动物之阴性者

双

两鸟也

犹言“一对”也

雏

鸡子也

鸟类之幼子

莲

荷实也

荷也

登

上车也

升也

都是从很狭的意义转到很广的意义的。古人所谓“引申”，多数就是我们这里所谓扩大式。

极狭的意义，如果不扩大，就有被废除的危险。例如：

蔈

苕之黄华也（音“标”）

芀

苇华也（音“迢”）

梂

栎实也（音“求”）

马白额也（音“的”）

牬

二岁牛也（音“贝”）

羳

黄腹羊也（音“烦”）

以上六字皆见于《尔雅》，只因意义太狭，后来又不扩大，只有渐趋于消灭了。消灭之后，原来一个词所能表示的意义，现在只要不怕累赘，用两三个词去表示，就行了。例如现代不用“牬”字，我们要说“二岁牛”就说“二岁牛”，不是一样地能够达意吗？

（丙） 移动的例子也很多。譬如“走”字原是快步的意义，但现在官话里的“走”字却变了慢步的意义了。“媳妇”原是子妇的意义，但现在北京一般人所谓“媳妇儿”，却是指“妻”而言的了（子妇则称为“儿媳妇”） 。最有趣的是五官感触的调换。例如，“闻”字原是耳的感受，但现在官话与吴语里的“闻”字却等于文言的“嗅”字，变了鼻的感受了；“听”字原是用耳的一种行为，但现在广西南部该说“嗅”的也说“听”。北京的“闻一闻”等于广西南部的“听一听”（辽东半岛一带也以“听”字当“嗅”字用） 。“闻”字在现代官话与吴语里，既失了原来耳的感受的意义，于是这耳的感受的意义只好借“听见”二字组合成词，以表示它了。假设古人复活，听见现代北京人说话，一定会诧异说：“北京人奇怪极了！我们说的‘嗅’，他们偏要说‘闻’；我们说的‘闻’，他们偏要说‘听见’！”这恰像天上的星宿，因为时令不同，都变更了位置了。

上述三种方式，系假定词汇不增不减而言。然而事实上，词汇绝不能不增不减。其增者，系因：（一）新事物的产生或输入；（二）新观念的产生或输入。其减者，系因旧事物的消灭。

新事物，例如“火车”“电话”等；新观念，例如“具体”“抽象”“本能”“直观”等。无论新事物或新观念，其词汇之增加，不外三种方式：第一，是创造新字，如“锌”“镭”“镍”等；第二，是译音，在古代如“菩萨”“南无”，在现代如“逻辑”“沙发”等（第二与第一的分别，在乎第二类未造新字） ；第三，是译意，如“火车”“电话”“轮船”“炸弹”等。

旧事物消灭以后，其词自然也跟着消灭。除非在民间传说中很占势力，如“龙”才能保存在现代的口语里。否则至多只能在古书中保存着它们的名称。《尔雅》许多不经见的动植物名称，大约都属于此类。

另有一种情形，使词汇的增减恰足相抵的，例如吴语称“蝉”为“知了”，在口语里，“蝉”字是死了，却有“知了”一词来替代它。又如《说文》“鲽，比目鱼也”，后世不称鲽而称比目鱼，也是拿“比目鱼”一词来替代“鲽”。在此情形之下，专就一般口语而论，词汇只有变更，而没有增减。除非在文人的口里或笔下，文言里的字眼或古代的词汇都可应用，才令我们觉得有许多同义词的存在，以致词汇的数量也似乎因此增加。

词汇的演变，其理由大致可如上述。我们不能说没有其他的理由，但为避免繁琐起见，只好说到这里为止了。

① 举例采自章太炎《文始》一，所拟的古音指上古音而言。

② 举例大致采自章太炎“转注假借说”（《国故论衡》），音值系暂时拟定的上古音。

③ 见《音论》“先儒两声各义之说不尽然”条。

④ 近代对于读破的字，也有令其字形有分别的，就是在字的四角加上一个声调符号。如“好恶”的“恶”写作“恶 o”，“恶乎成名”的“恶”写作“o 恶”。

⑤ 但在某些地方的客家话里，“供、宫、弓、恭、躬”和“工、公、功、攻”是有分别的。

⑥ 自然也可以是同形不同音，但究竟同音的占多数。

⑦ 就北京话来说，“兄弟”的“弟”念轻音时，“兄弟”等于“弟”；如果两字都念重音，就等于“兄和弟”。

⑧ 自然还可用“高”字，但这只是书本的影响。

⑨ “乜”字，广州人念 mat。

⑩ “冇”字，广西人念 mao，广州人念 mou。“唔”字，广州人念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