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_巴黎的异乡人

西蒙重新点起烟管。“罗勃贝格使我特别惊奇的一件事是，他具有紧张、镇静与魅力的综合性。当然，魅力是一种无价的特质，但并不常跟紧张与镇静相配。有魅力的人通常是微弱而犹疑不决的，魅力是自然给予他们去克服他们的缺点的；我从不大信任有魅力的人。”

查理投给他朋友稍微高兴的一瞥；他知道西蒙正在眨损他认为查理所未拥有的特性，目的是为了使他自己确信，跟他拥有的自信比起来，这种特质并不重要。但是他没打断他。

“罗勃贝格既不微弱也不犹疑，他几乎逃脱了谋杀案的罪名，整1察抓到他真是好极了。他们从事的职业并不惊人，也不壮观，他们只是周到而有耐性。可能，意外对他们有一些帮助，但他们的聪明足够利用意外。人们必须常常准备意外的发生，你知道的，而他们很少准备。”

西蒙的眼睛茫然地瞪视着，查理又一次晓得他正在想到自己。

“莉迪亚没告诉我的是，警方最先怎么怀疑到他。”查理说。

“他们 “无论如何，几个警察跑去看他了。他没有否认，谋杀案那晚他是在柔柔酒吧，并且跟柔丹在一起，但是他说他大约十点钟就离开了，以后就没看见他了。几次谈话以后，他们邀他去委员会。注意，负责初审的警察委员并未想到贝格是凶手。他认为柔丹不是被一个他带到公寓的恶棍，就是为一个被他出卖的毒品及赌赛马集团的一员所杀。假如是后者的话，他认为他可以引诱、欺骗、威吓或恐吓贝格，叫他供给使警方能抓住他们的通缉犯的一些线索。

“我设法跟委员见一次面，他叫路卡斯，他不完全是你在那种职业上期望见到的人。他是一个大而肥的人，精神饱满，两颊红润，留着大胡子，大眼睛黑而发光。他是一个快乐的人，如果你赌说，他最喜欢的东西是一顿丰盛的饭和一瓶好酒的话，包你大赢，他是法国南部人，有很浓的口音。他有一种心广体胖的笑容，很友善、很亲切、性情很好，对每个人都是这样，你会不知不觉的信任他。事实上，他在使嫌疑犯吐实这方面做得很成功。他有很大的生理耐力，能不休息，一连审问十六小时。在法国是不用像美国那种严刑拷问的，我是指用乱打的刑问，或钻齿以及像这类的刑罚，来逼犯人的口供。他们只是把一个人带进房间，叫他站着，不给他抽烟，也不给他什么东西吃，只是问他问题；他们不断地问，他们自己抽烟，饿了就有人带饭进来给他们；他们整夜审问着，因为他们知道，晚上的时间是一个人抵抗力最低的时候；假如他有罪，而在早晨来临时为了一杯咖啡和一根烟而不招供的话，那他必得是心非常强韧的人。委员从贝格那儿得不到什么。他承认一度曾和海洛因的走私犯很有来往，但是那次他被判无罪，他声明他真是无辜的。他说年轻时做过傻事，但是他已受到教训。总之，他只是把车子借来两、三天，带女孩子出去玩玩，这并不是很严重的罪，而现在他已经结婚了，他变好了。至于商人运毒品的案件，自那次审判后，跟他就没有关系，而他也不知道特地柔丹跟他们有关系。他很坦诚。他告诉委员说，他很爱他的妻子，而他最怕的是，她会知道他的过去。为了她，以及为了自己、他的母亲，他决定将来要过一种高尚荣誉的生活。这位肥胖快活的男人继续问问题，他以一种友善而同情的方式审问，使人感觉到，我想，他不愿加害你，他赞赏贝格的美好决心，并恭贺他，为了爱情娶了一个一文不名的女孩子，他希望他们有孩子，孩子不但是家的装饰品，也是双亲的大快乐。但是他有贝格的记事表册；他知道在海洛因案件里，虽然法官拒绝定罪，他无疑的还是有罪的，并且从他那天的审问里，知道他被解雇离开经纪人的商行，并且是因为他母亲偿还了他盗用的钱，才逃脱判刑。自他结婚后，就过着诚实的生活，这是谎话。他问他关于他的经济环境。贝格承认他的经济环境很困难，但是他母亲有一点钱，而不久他就要谋得一个职业，那时他们就会很不错了。那么零用钱呢？有时他赌赛马，而他也介绍顾客给赛马的赌业者，（这就是他跟柔丹搭上的道理了）而拿些佣金。有时候没得到钱。

“‘事实上，’委员说，‘在他被杀的前一天，你说你一毛钱都没有，就向柔丹借了五十法郎。’

“‘他对我很好，可怜的人儿，我会想念他的。’

“委员用他友善、发亮的眼睛看着贝格，使他想起这年轻人的容貌并不令人讨厌。那可能吗？但是，不，那是胡扯。贝格说，他已经跟毒品商人断绝关系，委员觉得他是在说谎。毕竟，他手头紧，而从那儿却可以弄到钱；贝格就跟那些耽于毒品的人混起来了。虽然委员没想到他的根据何在，但他有个印象，就是假如贝格不确知谁谋杀柔丹，他也有怀疑的地方；当然他不会说的，但是，假如在他纽里的家找到隐藏的海洛因的话，他们就可能迫他讲出来。委员是一个性格的精明判官，他确知贝格为了平安逃脱，是会牺牲一个朋友的。他下决心扣留贝格，并且在他有机会处置他家里的东西之前搜查他的家。他以同样的想法问他关于谋杀那晚的行踪。贝格说他从纽里来时比较晚，然后就走到柔柔酒吧，他发现很多赛马过后进来的人在里面。他喝了两、三杯酒，而柔丹那天的情况不错，他说要请他吃饭。吃完后，他到处走了一会，但因为烟气重重使得他头痛，所以他到林荫道上散散步。然后大约在十一点时候回到酒吧，他停留在酒吧，直到最后一班到纽里的地下火车时间到时才走。

“‘你离开的时候长得足够杀掉那英国人，这是事实。’委员有一点开玩笑的说。

“贝格大笑。

“‘你不是要控告我这一点吧？’他说。

“‘不，不是那一点。’对方笑着说。

“‘相信我，柔丹的死，对我是一个损失。他被谋杀的前一天借我的五十法郎，并不是我 “那么，继续讲吧！”

“嗯，他派人请他一个属下来，问他贝格被捕时，手上有否戴腕表，如有的话，把表带来。记住，这些都是以后在审判时发生的。警察拿到了贝格的表。表是用一种，我想是叫奥林的金做的仿金表，表面是圆形的。报纸对于柔丹的谋杀案报导得很详细；譬如他们说，用力刺进身体的小刀，还没找到，顺便说起，以后也是没找到；他们说，警察还没发现什么指痕。你会在柔丹放钱的皮夹或者在门把上期望找到一些指痕；而当然，他们从这一点推论凶手戴了手套。但是他们没说到的是（因为警方不让此事公开），他们拿着一支好用的刷子去搜查柔丹的房间时，他们发现了一个破表的碎片。这不会是柔丹的表的碎片，也不一定是凶手的，但无论如何，在凶手紧张与匆忙之中，是有可能因意外敲击到一件家具，而使表玻璃破裂的。在这样的时刻里，他不可能去注意这件事。碎片并未全部找到，但已足够显示出，碎片所属的表是小而椭圆形的。委员用纱纸小心地把碎片包起来，放在一个信封里，他现在把碎片展放在他面前。它们很适合莉迪亚的表，这可能只是一个巧合；大家使用的手表中跟这大小形状完全相同的有好几千个之多。莉迪亚的表有一片玻璃。但是委员细想了一下，他心中翻腾着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似乎勉强得使他耸肩。当然，在贝格所说，沿着林荫路散步的至少四十五分钟时间内，他是有足够的时间，从柔柔酒吧走到柔丹的公寓，那只要十分钟的时间，然后谋杀他，洗净手，把全身弄整洁，然后走回来；但是他为什么要戴妻子的手表呢？他自己有一个的。他自己的，当然，可能坏了。委员思虑地点着头。”

查理吃吃地笑。

“真的？西蒙。”

“闭嘴。他指示便衣人员，到贝格所住的纽里家以外半径两英里的每个表店去问，在最近两星期里有没有表匠修理过一个仿金表或者放置过一个椭圆形面的小女士表的玻璃。一小时之内，有一个人回来说，住在离贝格的房屋不超过四分之一英里的一个表匠说，他修理过一个跟描绘相符的表，这表修好后客人就来拿去了，同时这位顾客又带来另一个表，要加放一片玻璃。他当场就放好了，而她在半小时后才来拿走。他不记得顾客的样子，但他想，她的声音有俄国腔。他把那两个表拿出来给表匠看，表匠认说就是他所修理的那两个。委员微笑着，好像在马赛的老港口饭店里，有一大盘普罗文沙地方的鱼汤摆在他面前似的。他知道他已经找着了他的人。”

“怎么说呢？”查理问。

“简单极了。贝格把表玻璃弄破了，就借了他给莉迪亚的那一个。她几乎都不出去外面，所以她不需要表。你一定记得，那时她是一个安静、谦恭，有一点害羞的女孩子，很少有朋友，而我应该说，有点没力气似的。审判时，有两个人发誓说，他们曾注意到贝格戴那个表。柔柔是警方的密告人，他晓得贝格是警方注意的人物，并很怀疑他怎么得着那表的。他偶然向贝格提起说他戴了一个新表，贝格就告诉他，那是他妻子的。莉迪亚在谋杀案发生后的早晨，去表匠那儿取回她丈夫的表，而很自然地，既然她去了，她就把自己的表换上一片新玻璃。她也没想到要告诉贝格这回事，而贝格也不知道他把那表弄破了。”

“但是，你不是说，他是这样被宣告有罪的吧！”

“不，但这已足够证明委员的控告他谋杀是正确的了。正如同以后的演变一样，他认为新证据不久就会到来的。在整个质问过程中，贝格显示出惊人的灵巧和镇静。他承认每件能够证明的事情，并且不再企图否认他抢了那些女人的手提包，他承认，甚至被判罪后，他还继续在需要时勒索车子；他说他做这种事时简直太自在了，而这种冒险也适合他的胃口，但是他全然否定他跟谋杀案有关。他宣称，那几片表玻璃虽符合莉迪亚的表，却不能证明什么，而她怎么拷问都发誓说，表玻璃是她自己弄破的。最后，连要判定这个案件的审问法官也困窘了，因为他们找不到贝格偷的钱的踪迹，而实际上钱也没被找着。另外一件奇怪的事是，在贝格那天晚上所穿的衣服上，找不到血迹。刀子也没找到。事实证明贝格有一支刀子，在他走动的圈子里，这是很平常的事。但是他发誓，他一个月前就丢掉了。我告诉你，侦探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偷来的汽车没有指印，偷来的皮包也没有。当他把手提包里的东西拿出来后，显然的，他就把它丢到街上，有的被警方得着。所以很明显的，他是戴着手套的。他们在他的所有物里面，找到了一双皮长手套，但他不可能在去看柔丹时戴着那手套，并且从尸体被发现的地方，看出柔丹被袭击时正在换唱片，而很明显的，贝格不是在柔丹让他进房间时就谋杀他的。此外，手套太大了没法放进口袋，假如他在酒吧就戴着的话，有人会注意到。当然，贝格的照片在所有的报纸上都刊了出来，而在困难之中，警察就找新闻界帮助他们。他们向所有人问，谁记得在某日曾卖过一双可能是灰色的手套给一个穿灰色衣服的男人，有的话，就出来报案。报纸对这件事做得蛮像一回事；他们又把他的照片登上去，旁边有行字：‘你曾卖给他用以去杀特地柔丹的手套吗？’

“你知道，有一件常使我惊奇的事是，人们恶魔似地渴望着要告发人。他们借口说，这是公众精神，我一点也不相信，我甚至不相信，这通常来讲还是一种求名的欲望；我相信，这是由于人性的基底，是以伤害他人而得到快感的。你当然知道，在英国人，人家认为国库和国王的代表官有一种美妙的侦察制度来侦察所得税的偷漏、串骗等等，甚至还有离婚</a>案件的侦察。告诉你，这都是骗人的。他们完全靠匿名信，有大量的人，一旦有机会把那些想卷物卷钱逃走的人，打落水狗的话，他们就是不能等待。”

“这是严酷的思想。”查理说，但是又高兴地附加说，“我只能希望你是在夸张。”

“无论如何，有一个‘第三区’手套部的女人出来说，她记得在谋杀案那天卖给一个年蛵人一双灰色的皮手套。她大约四十岁，她愿意看看他。他那时很焦急，不知道手套是否会配合他的灰色衣服，他希望手套足够大，能使他很容易地伸进去。贝格跟十几个其他年轻人一起并列出来，她马上就指认出来，但，就如同他的律师指出的，指认出来很容易，因为她刚刚看了他报纸上的照片。然后他们抓到了贝格的一个不务正业的朋友，他说他在谋杀那晚碰到他，并不是走向林荫道，而是向着柔丹的公寓方向走。他跟他握手，注意到他戴着手套。但是这个特殊的证人却是一个彻底的恶棍。他有丑恶的纪录，贝格的辩护人在审判时猛烈的攻击他。贝格否认那晚看过他，而他的辩护人想要劝服法官说，那个人为了讨好警方捏造了一个虚假的故事。该死的是裤子的事。关于贝格漂亮的衣服，服饰讲究的歹徒以及这类的报导报纸上已经很多了。如果你读了报纸，你会认为他的衣服是在沙味街买的，服饰是在虾味商店买的。检察官急于要证明他非常需要钱，就到供应他用品及家庭用品的商店去问，有没有强迫赊账的情形。但，似乎他家所买的东西，都是立即付钱的，而且没有欠债。情形是这样：就衣服来讲，贝格自从失业之后，除了买一件灰色衣服外，没买别的。私家侦探跟裁缝匠谈话时，问他那套衣服什么时候付钱的。他是一个广告裁缝，生意做得很大，他做衣服以价格低廉来与人竞争。贝格订做了另外一条配合上衣的裤子是这时候才晓得的。警方列有一张他所有物的窗体，而这条裤子并不在里头。他们马上看出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决心不要把这事公开，一直留待到审判时为止。

“相信我说的，起诉时，这件裤子被拿出来的时刻真是惊心动魄。贝格有两条裤子来配他的上衣，而其中有一条不见了，这个事实是无可置疑的。他被问及这件事时，甚至不想说明。他似乎并没有狼狈失措的样子。他说，他不知道裤子丢了。他又说，因为在狱中等待审判，所以好几个月没机会检视他的东西。当问及他对于裤子丢失的可能说明时，他轻率地回答说，可能在搜查他的屋子时，有一个警官需要一条新裤子，所以就偷走了。但是贝格夫人却有另一套流利的说明，而我不得不说，这个说明很有技巧。她说，莉迪亚像往常一样，罗勃穿过的衣服，她就拿去熨，那一次熨斗太热了，所以把裤子烧掉了。他对他的衣服爱小题大作，并且找钱买一件，需要花一番苦心。她们知道他会发妻子的脾气，而贝格夫人希望免除他对她的责备，并且看出她很害怕的样子，就建议不要告诉他；她把那件裤子扔掉，罗勃可能不会注意到裤子不见了。再问她怎么处置裤子时，她说一个乞丐来门口要钱，她就把那条裤子给了他。问及烧的面积多大时，她说大得使裤子不能穿，而当检察官指出不见痕迹的修补可以弥补损害时，她回答说，那要花比裤子本身还大的价钱。然后他说，以他们穷困的境遇来讲，贝格大可以在家里穿用，冒着使他不高兴的险总比把一件可能仍然有用的衣服扔掉还好。贝格夫人说没有想到这一点，她一时高兴把裤子给了乞丐，是为了把它扔掉。检察官指出说，因为裤子上面有血迹，所以她必须把它扔掉，而且她并未把它送给一个那样容易就出现的乞丐，而是她自己把它弄毁了。她激烈地否认这一点。那么乞丐在哪儿，他会在报纸上看到这件事，知道一个人的生命正在紧要关头，他会挺身而出的。她转身向着新闻界人士，张开她的手，做了一个戏剧性的手势。

“‘让所有在此的先生们，’她叫着，‘把消息传布得更广更远。让他们恳求他出来，救我儿子的生命。’

“她在证人席表现得顶刮刮。检察官无情地审问她；她像一个泼妇似地应战。他列述她年轻儿子的生活，她承认他所有的不轨行为，从打网球到他判刑后，对还因仁慈而给他另一个机会的经纪人之偷窃行为，她都承认。她把一切罪过都归在自己身上。在罪犯的审判里，法国证人比英国证人有更多的自由。她伤心地责备自己，忏悔地说，他儿子的错都是由于她教养他时太宽纵他了。他是她唯一的孩子，结果把他纵坏了。她的丈夫在战时治疗伤员时失去了一条腿，由于他的健康情形不好，所以她要不停地注意着他，以致影响到她做母亲的责任。他的过早逝世使她的孩子变坏而没人教导。她一直谈死亡夺去他们的小家庭之主，而困扰着他们母子的悲哀情形，企图感动法官。然后又说她的儿子一直是她唯一的安慰。她形容他精神旺盛，脾气倔强，容易受坏同伴的左右，但是却有很深的感情，不管他犯了其他什么罪，他不可能谋杀一个向来以仁慈待他的人。

“但是无论如何，他没有给人一个有利的印象。她以一种伤人感情的方式，坚持她自己无可指责的高尚品格。纵然她是在为她所宠爱的儿子辩护，她也不愿失掉机会，提醒法庭说，她是一个参谋官的女儿。她穿着很好看的黑色衣服，可能太好看了，所以给你一个印象，觉得她是一个想要生活在她的地位之上的女人；在她严厉、断然的面貌上有一种盘算着什么的表情；你不会相信，她会给一个乞丐一片面包，更不会相信会给他一件裤子，纵使是破的。”

“而莉迪亚呢？”

“莉迪亚有点令人同情。她有身孕很久了。她流着泪，流得浮肿起来，而她的声音比耳语还低，你几乎听不到她讲的话。没有人相信她自己弄破表玻璃的故事，但是检察官对表并不像对她的婆婆那么严酷；她很显然地是残忍命运的无辜牺牲者。贝格夫人和罗勃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对待她太残忍了。法庭认为，她尽所能去救她丈夫是非常自然的事。当她讲到，他一直对她如何仁慈如何好时，甚至有点令人感动。很显然的，她是发狂地爱着他。她来到证人席时，她投给他的眼光很令人动心。在那群证人、警察、侦探、狱卒、酒吧里的闲人、告发着、无赖、精神专家——他们叫了一些专家来为贝格做心理检查，并且为他的性格画了一张漂亮的画——在所有的那群人里，我说，她是唯一显得有人类感情的人。

“他们请到了马雷蒙内，法国律师界最有名的罪犯律师之一，来为贝格辩护；他是一个很高很瘦的人，长方形的脸，血色不好，眼睛极黑，头发又黑又厚。他有我曾看过的最富表情的手。他穿着黑袍，下巴围着律师的白带，看起来触目惊人。他的声音深沉有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使你想起一张龙希的图画中的神秘人物。他不但是个演员，也是一个演说家。只要一眼的工夫，他就可以表示他对一个人性格的意见，而由那人的一次停顿，他可以表示出那人所陈述</a>的不可能性。我希望你看到他对待举证的证人所用的技术，他用以诱惑他们陷入自我矛盾的谦和，用以暴露他们卑低的嘲笑，以及用以对付他们虚假的揶揄。他可以胜利地说服你，也可以粗鲁地苛刻严厉。精神专家们供述说，在监狱里几次重复检查贝格后，他们的意见是：他爱慕虚荣、骄傲、虚伪、无情、缺乏道德感，麻木不仁，不知悔罪，他就跟他们论究起来，好像他是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一样。注意看他灵巧的头脑在进行活动是件乐事。他以一种安乐、会话似的语调温和地说着，又装饰以他可爱的声音和选字的优美；你感觉到他所说的每件事都会不加改变的直接印到一本书上；但是当他讲到最后，而随意处置他的资源时，结果却是惊人的。他坚持证据的脆弱，他对声名狼藉的见证人的可靠性大加轻蔑；他提出无关的事情来分散对题目的注意力；他争论说，起诉并未证明出一个可能判罪的案情。那时他唠叨不停，对着法官讲话，好像对普通人讲话似的，然后他又奔放为热烈的辩论，他的声音音量变得越来越大，直到雷响似地震动法庭而过。然后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使你的皮肤起了自然的鸡皮疙瘩。他的结尾华丽堂皇。他告诉法官，他们应该尽自己的责任，要以他们的良心下判断，但是他请求他们把因那年轻人承认错误所造成的偏见置之心外，他的声音因带着感情而变得低沉、抖颤——上帝呀！效果奇佳——他提醒他们说，检察官要他们判死刑的人是一个寡妇的儿子，她本人是一个有功于国家的军人之女，他是一个为保卫国家而牺牲生命的军官之子；他提醒他们说，他刚结婚，并且是为爱情而结婚，他年轻的太太现在在她的子宫里孕有他们的结晶。他们能让这个无辜的孩子出生时就带有他父亲是谋杀罪犯的污名吗？招摇的诡计？当然是。但是假如你在那儿听到那些动人、严肃的语调的话，你不会这么想的。天呀！人们都哭了。我自己也几乎哭了，我看到眼泪淌下贝格的双颊，他用手帕擦着眼睛，我觉得似乎很滑稽，所以我的头一动也不动。但是，这次成绩真优美，而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监门官，都能阻止他坐下时所爆发出来的掌声的。

“起诉代理人是一个强壮而红光满面的中年人，约三十五岁，我应该说四十岁。他看起来像一个北国农夫，一脸自我满足的神色。你会感觉到，这个案件是使他受人注意而致推展事业的大好机会。他多话，令人迷乱，所以，假如主审法官没有时间而帮忙他的话，陪审团便几乎不知道他在谈什么。他具有廉价的闹剧性味道。有一回，贝格和一个跟他坐在被告席的守卫耳语时，他就转向他说：

“‘你现在可以笑，但是当你的手臂被绑在背后，走在黎明灰冷的光线中，看到绞刑架在你眼前可怕地耸立着时，你就不会笑了。微笑不会裂开你的唇，只是你的肢体会因恐惧而摇动着，而你对可恶的罪过的忏悔，会扭绞着你的心脏。’

“贝格投给那守卫好笑的一眼，但对检察官所说的却非常轻蔑，假如他不是被虚荣心所蚀的话，他一定会窘迫的。看到雷蒙内对付他的方式令人叫绝。他先夸张地赞美他一番，但在赞美之中却含有腐蚀性的讽刺，使那检察官纵然自负自满，也禁不住觉察出他被愚弄了。雷蒙内很阴险，但是礼节很周到，并且谦恭下怀，你可以看到主审法官眼中闪过一抹激赏之光。我很怀疑那个起诉代理人能否借着审理这个案子推展他的事业。

“三个法官坐在长椅子成一排。他们穿着红袍，戴着黑色方帽，使人印象深刻。其中两个是中年人，从不开口说话。主审法官是一个短小的老人，脸上布着如猴子似的皱纹，声音无力而平淡，但却很留神，注意地倾听着，他讲话时并不严厉，只是带着一种有一点吓人的无情冷静。他富有奇异的理性，这样的人对人性没有谬想，只是因为长久了解到人类可能做出任何的坏事，所以，他就像他认为自己有两条臂两只腿那样地，把那事实认为当然而接受了。在陪审团出去考虑他们的判决时，我们新闻记者就分散来谈天</a>、喝酒或者喝咖啡。我们希望他们考虑的时间不要太长，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而我们必须登上我们的消息。无疑的，我们是在想，他们认为贝格有罪。我参加这个谋杀案审判，注意到一件奇特的事，就是：你在法庭上对事物的印象跟你在报上所读而得的印象有很大的不同。你在报上读到证据的报导时，你会认为那微不足道，假如你是陪审团员的话，你会站在被告的立场发生怀疑。但是你忽略的是一般的气氛，你的感觉那使证据涂上一种完全不同的颜色。一小时后，我们接到通知说，陪审团已经决定好了，我们聚拢着走过去。贝格从地窖被带上来，我们看三个法官一个接一个地进来时，都站起来了。灯亮起来了，拥挤的法庭里有一种不祥的气氛。有一个使人害怕的抖颤笼罩着。你曾经到过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吗？”

“没有，老实说，没有。”查理说。

“我在伦敦时常去。那是学习人性的好地方。在那儿和在使我有一个特殊印象的法国法庭，感觉上便不同。我并不是硬装着要去知道。在伦敦中央刑事法庭里，你感觉到犯人面对着法律的尊严，他所要对付的是客观的事物：抽象的正义。实际上，就是一个观念。这个字的本然意义是可怕的。但是在那个法国法庭里，在我消磨其中的两天里，我被一种不同的感觉所困扰，我并不觉得它渗透着崇高的抽象意味。我觉得法律之设置，是中产阶级社会保护其安全、其财产、其特权，不受坏人威胁的一种安排。我并不是说，审判或者判决不公平。我的意思是：你有一种关于社会的感觉，觉得社会因害怕而被奸污了，而不是有一种对原则的感觉，觉得必须被坚持那原则。犯人遭遇到的是，那些想要保护他们自己的人，而不是像我们一样，遭遇到一个纵然天堂溃倒也必须奏效的观念。这与其说怕人不如说吓人。判决本身就以‘使罪轻些的事件’犯了谋杀罪。”

“有什么使罪轻些的事件？”

“其实没有，但是法国的陪审团不喜欢判人死刑，而且按法国的法律，如果有使罪轻些的事情的话，就不能判极刑。贝格被处以十五年的服劳役刑。”

西蒙看了看表，站起来。

“我得走了。我会给你我写的有关这个审判的数据，你可以在空暇时看一看。看，这儿就是我写的，把犯罪作为一种运动形式的文章。我给你的女朋友看过，但我想她并不很喜欢；无论如何，她送还时附有一句批评的话。这句话作为挖苦的幽默练习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