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20节_墓畔回忆录

查理十世之死

一八三九年于巴黎

一八三三年在布拉格时，查理十世间我：“老塔莱朗还活着吗?”而后他却比塔莱朗先生还早两年逝去。①帝王非公开的基督徒似的死与主教公开的背信弃教、固执地背叛了天主的廉洁的死形成了鲜明对比。

①一八三六年十一月六日死于韦内蒂戈里茨城堡。

一八三六年十月三日，我给贝里公爵夫人写了一封信，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又给它加了附言。信件如下：

夫人：

在瓦尔施先生交给我的信中，您本想赐予我荣誉。我也本想使亲王殿下如愿以偿，如果那些作品眼下还算回事的话；可是舆论却如此地麻木不仁，即使是最重大的事件也难以激起他们的热情了。夫人，请恕我直言(我坦率但我是忠诚的)：夫人殿下知道，我曾反对所发生的一切；我甚至不赞成他的布拉格之行。亨利五世如今已成年；他即将步入这个世界，但他所受的教育却没有向他描述我们所生活的年代。谁来指导他，谁给他授课和教他了解人?谁来帮他真切地认识遥远的法国?糟糕的是，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似乎很可能会像其他问题一样得到相同的解决。不管怎样，我的余生都将献给我年轻的国王和他尊贵的母亲。对未来的预测绝不会使我不忠实于我的职责。

夏多布里昂夫人恳请您接受她的敬意。我忠心祝愿你——亨利五世的母亲——永远幸福光荣，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夫人，我永远是夫人殿下最卑微、最顺从的奴仆。

夏多布里昂

附言：此信一个月后才得以安全地到达夫人手中。我今天才得知亨利尊贵的祖父去世了。这个悲伤的消息会不会给夫人殿下的命运带来某些变化呢?我斗胆地请求夫人，允许我分担她的悲痛，并向王太子夫妇表示我的沉痛哀悼。

夏多布里昂

十一月十五日

查理十世驾崩了。

他终于摆脱了六十年的不幸!

流亡三十年，七十九岁时竟死于异乡!灾祸来临，是上天将不幸的使命压在了人间王子的肩上。

弥留之际，查理十世的灵魂重归于平静安宁，这在他漫长的岁月中曾几度失去过。当他得知有生命危险时，他只说：“我本以为这病不会突然发生变化。”路易十六走向断头台时，值班的官员拒绝收下他的遗嘱，因为时间紧迫，作为官员他必须完成他的工作，给国王行刑。国王回答：“说得有理。”假如查理十世在他过去危难的日子里也能以这样泰然自若的态度来看待生命的话，他该免去多少痛苦!人们设想着，正是因为坚守着一种宗教才使得波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显得如此高尚，对子孙无比依恋的路易九世，以圣人般的勇气在天堂里寻着他们。这个家族对死的理解是令人钦佩的：确实，八百年前他们就已懂得死亡的真谛。

查理十世去了，并相信他是对的：如果说他希望得到神的仁爱，那是因为他出于道德的义务和人民的利益而离开了王位，我们不能不重视如此非凡的信仰。查理十世可以证明两个兄弟和他自己的统治时期都是自由而光荣的：殉难的国王统治时期，美洲和法国的解放；路易十八时期，我国代议制政府的组建，西班牙君主政体的重立，从纳瓦拉手中重获的希腊独立；查理十世时期，非洲对共和国和帝国征战时的失地作了补偿：这些成果都是我们的大事，尽管有人无端地对此充满妒忌和敌意。随着七月王朝的日趋衰亡，这样的成就将会日益显著。但是仍有担心，唯恐这些荣耀只在死后获得，正像柏拉图的共和国怀着无上的敬意给被放逐的荷马加上桂冠一样。现在看来，王位继承仿佛无意继续下去了；它似乎已接受了消亡的命运。

查理十世之死可能只对结束可悲的王位之争和给予亨利五世一种新型教育收到了实效：不过，也有可能空缺的王位之争永无休止；而教育方式也依然如故。也许，因为省去了做决定的麻烦，人们会由于惰性而沉溺于旧习惯之中，那恰似贫困后的富足，家庭生活的温馨，长期苦难过后的舒适。可悲的是，这种惰性世代相传，它让灵魂像身体一样老去；人们沉睡着，再也动弹不起来。它又如上帝生杀命令的行刑者；剥去犯人的皮，抢去军人的剑，夺了国王的权杖；它破坏贵族的体面，战士的灵魂，并当众羞辱他们。

另一方面，有人发现过于年轻是导致拖延的原因：年轻的时候，他认为他还可以等待；在大事发生前还有很多时间可供娱乐。他嚷道：“无须我们花费力气，它们就会主动来临：一切都将水到渠成，登基的日子就会自动降临；二十年后，成见就会消除。”假如人类不会换代或者不会变得冷漠的话，这种推算还是有些道理的；但是这样的情况在某个时期可能是必然的，但在另一个时期就不一定了。

唉!世间的一切竟消逝得如此之快!我亲眼看到的相继执政的三兄弟哪里去了呢?路易十八长眠在圣德尼，身边是路易十六残缺的遗体；查理十世又刚在戈里茨装殓人棺了。

国王的尸体从高处落下来，惊动了他的祖先们；他们又回到坟墓里，一边说一边挨紧了些：“腾些地方，这是我们中的最后一个了。”波拿巴进入这个永无天日的世界时并没有这样引起轰动：先人们并未因为新鬼皇帝的来到而惊醒。他们根本不认识他。法国的君主政体就是旧世界通向新世界的桥梁。四七六年，奥古斯特离位。五年后的四八一年，我们的 结论(续)

往昔——欧洲旧秩序的消亡

我出生时，发生了许多大事。两个新生的帝国普鲁士和俄罗斯早我半个世纪，诞生在地球上；科西嘉在我出生时归属了法国；我比波拿巴晚二十天来到这个世界上①。是他带我来的。一七八三年路易十六的船只出现在布雷斯特的时候，我参加了海军：在法兰西的护翼下一个新的民族诞生了。我的降生连接着一个伟大人物和一个民族：可能这注定了我将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①夏多布里昂以为拿破仑生于一七六八年八月十五日。

纵观当今世界，东方国家，包括似乎永远闭关自守的中国也在一场大革命的风暴之中行动起来。因此，我们从前的王朝更替是算不得什么的；拿破仑也未必在各国人民中声名远扬。而他，还使我们的旧王朝销声匿迹了。

皇帝(即拿破仑)将我们置于一场早巳预见的动乱中。我们最先进、最成熟的政体，却有着许多衰落的征兆。像一个垂死的病人担心他在坟墓的生话，一个日感衰退的民族也在担心他未来的命运。于是，政治中的异端分子接踵而至。欧洲旧秩序消亡；在后代的眼中，我们当今的争论都会显得毫无意义。经验和年纪的权威，出身或天性，才华或道德，一切都将被否定，一切都将荡然无存；某些人爬到废墟顶上，自称为巨人，可是却像侏儒一样滑溜溜地滚了下来。只有二十来个人幸存，因为他们凑巧在穿越黑漆漆的大草原时抓到了一个火把；只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头脑聪明，知识渊博，有很多成功的希望，可惜却全被忧虑弄得碌碌无为。那些众多无名之辈和中世纪的大众联盟一样，无端端地就焦躁不安：饥饿的人群从平原跑到高地，又从高地跑下平原，他们对放牧一窍不通，却又藐视久经风霜的牧民们的经验。在城市生活中，一切都转瞬即逝。人们不再接受宗教和道德，要不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自己的解释。在这些下等民众当中，再有影响力的传闻不到一小时也就悄无声息；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作家们使出了浑身解数；自信写得不错的书不出一天也会过时，甚至还夸夸其谈，可人们连他们的最后一声叹息也听不到。

鉴于这种思想倾向，他们别无他法，只能用描述行刑和践踏道德的场面来打动民众：他们忘了，真正的眼泪只有那些充满了热爱和痛苦的美丽诗句才能获得；但目前，在摄政时期和恐怖时代，需要怎样的能人智士才能拯救我们这种即将夭折的语言呢?人类的天赋再也不能产生能成为世界遗产的经典思想。

人人都觉察到这一点，人人都为之惋惜，可是过多的幻想却使人们越是接近死亡却越觉得仍然活着。人们看到把自己想象成帝王的帝王，自认为是大臣的大臣；看到众议员们一本正经地作着他们的报告，清晨的有产者坚信他们晚上仍会拥有财富。私人利益，个人野心掩盖了现时的危机：尽管日常事务也有些变动，但那不过是深渊表面上的一丝涟漪，并不能触动波涛的深处，只是换汤不换药而已。在那些碰运气的小赌博中，人类是重要的参与者；国王们为了国家还握着牌：牌会比君王更管用吗?这是另一个问题，丝毫不会改变现实的本质。这些小孩的玩意儿只不过是裹尸布上掠过的幽灵，能有什么价值呢?思想的传播紧随着蛮族的入侵；当今扭曲的文明已迷失了自我；盛装它的花瓶在将它移人另一个花瓶之前就早已支离破碎了。

贫富不均——知识和技术传播的危机

什么时候社会会消失?运动会中止怎样的事件?在罗马，人治取代了法治：共和制变成了帝制；我们的革命却正相反；似乎打算把君主政体改为共和政体，或者不确切地说，是民主政体；而要实现它并非易如反掌。

我们只谈及千万个问题中的要点，例如说财产，它还能继续像现在那样分配吗?兰斯君主国利用传统道德的宣传缓和了现实的严酷，这样的财产分配才得以实行，因为它赋予人性以仁慈宽容。一些人家财万贯，而另一些人却衣食无靠，当宗教带着它那能阐释这种牺牲的来世的希冀离开的时候，这样的政治状况还能维持吗?有Rx房干瘪的婴儿的母亲，找不到用来养活她们奄奄一息的孩子的一口面包；有夜里蜷缩在一起的家庭，寻不着可供保暖的棉被。前者眼看着她大片的庄稼成熟；后者则只拥有家乡巴掌大的坟地。然而，这巴掌大的坟地又能给一个死者多少粮食呢?

随着平民教育的普及，市井之人也发现了啃啮着反宗教的社会秩序的暗疮。环境和财产的巨大差异在不被人知的情况下还能够被忍受；但一旦被普遍察觉，它便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再创您那贵族政治的神话吧——如果可能的话。当穷人们接受了与您同等的教育，能够识字，并不再相信您的时候，当他们的邻居拥有一千倍的囤积物的时候，您试着去说服他们，看是否会坦然接受一切缺吃少穿吧：作为最后一着，您只得把他们杀了。

当汽船日益改进，并与电报、铁路相结合，距离便将不复存在。借助它们的神翼，不但商品可以畅通无阻，思想观念也会乘机而人。当国家间的关税和商业壁垒被消除，变得像同一国家内的不同省份一样；当不同国家的日常交往使得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您如何再现古老的分治模式?

从另一方面说，和纯自然的发展一样，知识的传播同样也威胁着社会。设想一下，由于形形色色的机器不断涌现，人手便大量闲置；技术产品唯一并广泛地取代了耕地和家里的雇工，您怎样安排这些无所事事的人?怎样处理与知识相随而来的游手好闲的情绪?充沛的体力得靠体力劳动维持，一旦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体质也就逐渐削弱。我们会像亚洲民族一样，面对 ①一八四一年，德·拉默内(deLamennais)在圣佩拉热度过了整整一年。

“将实现绝对平均作为目标的人，为了建立和维持它，必须借用强制力量，而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专制或独裁。”

“支持绝对平均的人首先必须设法克服天性的不平等，减少——可能的话甚至消除——这种不平等。为了创造形成这种组织和发展的 回顾我的一生

是忏悔激发我也促使我写成了这部作品，它会在我的身后仍存在吗?可能我的作品是糟糕的；也可能到了那一天，我的《回忆录》也消失了。但至少在人们都不想要的、无以消遣的人生暮年，我这些回忆尚能聊以解闷。晚年生活是凄苦的：因为自身已一文不值而毫无快乐可言；因为成了所有人的负担而令人生厌；他一只脚已迈进了棺材，只等另一只了：在被世人遗弃的地方仍然幻想着，又有何益处呢?未来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亲切可爱的亡灵?哼，不管将怎样，我都会毫不在乎的!

一个念头突然冒出来扰乱了我的宁静：我不知道我挑灯夜作是否太天真；我担心我糊涂得不明白别人只是曲意逢迎。我所写的是否合乎正义?是否严格遵守了道德和慈爱的规范?我有权谈论别人吗?假若这本《回忆录》真有些不妥，后悔又于我何益?你们在人世不为人知，创造了神迹、在供桌上生活舒适的神灵却向你们秘而不宣的德行致敬!

这个缺乏学识、无人照料的可怜人，却用他仅有的道德和教义影响了他的难友们，这实际上是神圣基督的影响。地球上最好的书也顶不上埃罗德“用血祭奠过”的无名殉道者人生的一幕。

您见过我出生；您见过我的童年和贡堡城堡里人们对我的杰出作品的狂热崇拜；我到过凡尔赛，曾在巴黎目睹大革命的 1)《朱莉·德法尔西的生活》节选，卡龙教士编；

2)一份外交资料：驻俄罗斯大使拉费罗内依于一八二四年五月十四日自圣彼得堡寄给身为外交大臣的夏多布里昂的信；

3)家谱资料；

4)关于夏多布里昂和夫人的回忆录由达尼埃洛整理，此人曾在一八三四年至一八四六年期间担任作者的秘书。

从中可以看出，这里没有什么真正可以作为《回忆录》的“补充”的材料。

Ⅰ《墓后回忆录》及舆论

《墓后回忆录》一出版就遭到了冷遇和反感，我们于是试图在序言里就指出它的原因。夏多布里昂的生前老友们大都曾是七月王朝的重要人物。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憎恶却也愈加强烈。自一八四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起，莫莱在给巴朗特的信中说到：“《墓后回忆录》就要出版了，它会比《朗塞的一生》更糟糕。”同时期的帕基埃的评价也不比他客气。在波瓦涅伯爵夫人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的敌视态度。

从一八四八年十月起，列日大学的圣伯夫开设了包括二十一讲的关于夏多布里昂的专题讲座；直到一八六一年才以《 一般来说，稍有名气的浪漫派作家都懂得夏多布里昂的重要性；他们明白自己得益于他。但是《论英国文学》中“品味低下”、“兽性化和物质化的学校”深深刺伤了他们。曾经狂热崇拜过夏多布里昂的雨果几乎从一八三○年起就没有再见过他。“夏多布里昂和拉马丁彼此厌恶”，圣伯夫写道。行将就木的巴尔扎克因为不满他的自由主义，甚至从未提过他的名字。不用说，维尼也厌恶他：“政治、文学和宗教上的伪善、虚假的才华，这些就是这个一事无成的人的全部了。”然而戈蒂埃声称夏多布里昂为浪漫主义的“酋长”，奥古斯坦·蒂埃里也在阅读一段《殉道者》的插叙时，叫人加上了著名的一页，提到了他的历史功绩。

乔治·桑对待《回忆录》很苛刻：“这是一部‘缺乏道德’……没有灵魂的作品……”然而，像所有曾对夏多布里昂态度恶劣的人(如圣伯夫、夏尔·莫拉斯，甚至吉耶曼先生)一样，她后来也承认他是无比杰出的：“虽然作品中他的泛爱的作风和个性，他的矫揉造作，他对新词新义的滥用，所有这些都令我生厌，我仍能时刻感受到大手笔的纯朴、新颖和形式美，某些篇章甚至堪称文学世纪大师之作，我们这些浮躁后生即使使出浑身解数也不会有一个人写得出来。”

泰纳·勒南(尽管是布列塔尼人)从未认真对待过他写的作品。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弗约诅咒说：“一个永远忙于矫揉造作，夸夸其谈的人，他矫揉造作是为了夸夸其谈，夸夸其谈是为了矫揉造作，不矫揉造作，不夸夸其谈，于他是不可能的……”

这一次，弗约终于与教育界人土取得了一致意见，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他们也对夏多布里昂充满了敌意。在一八九九年和接下来的两年里发表的关于《夏多布里昂在美洲》的文章里，约瑟夫·贝蒂埃不但指出说他不可能到过他所描绘的所有地方；甚至还宣称他的想象是毫无直感事实依据的；“要打动别人并激起行动”，需要有“别人或他自己证实过的东西。”我刚重读过我的老师朗松所著《法国文学史》中关于夏多布里昂的篇章，结果令我大失所望。我熟知的治学严谨、善解人意的老师为什么这次会表现得如此轻率呢?“一个毫无意志的人”、“‘总之’智慧超群”、“特别是抓不住思路”、“他的观念平庸肤浅，尤其专横。”于勒·拉梅特勒和安德烈·絮阿雷斯这两个师范大学学生后来也重复了这粗暴的论断：前者在一九一二年关于夏多布里昂的讲座中宣称，夏多布里昂的所有作品中唯一一本让他有几分兴趣重读的是《最后一个阿邦塞拉日的历险记》；同年，后者也慢悠悠地说着傲慢无礼的话，只当消遣：“他有君主的腔调，却没有君主的灵魂……就算不说他空虚，至少也是个没受过苦的人……他盛产故作高深的寓音和荒唐可笑的斥责……他是自恋男子，那喀索斯虚无的水中倒影。”但是《回忆录》对这些粗浅的评判不屑一顾，如果说有一句话是值得重视的话，那就是这个平淡而又单纯的评论：“《回忆录》是个令人惊叹的成功。”

阿·法朗士一向以讽刺的口吻影射“子爵”。保尔·瓦雷里似乎拒绝提到他的名字。夏尔·莫拉斯在一八九八年对他进行了猛烈攻击：“夏多布里昂是海盗和窃贼的后代，凶猛又孤僻的猛禽、业余的收尸者，他在死人和历史中从未搜索到任何有价值的传统，也没有找到任何可遗传的永恒。”然而他却称他为“尊贵的智者”。皮埃尔·拉塞尔阐述他当时的老师莫拉斯的观点时说：“作为一个政客，实际上夏多布里昂除了给自己招来一大堆烦恼以外，一无所获。”

对夏多布里昂所受人身攻击的回顾就到这里吧，因为同时也有相当多的人是试着去理解他，而不是去诽谤他。波特莱尔谈到他时总是怀着崇敬之情；认为他是“最不容置疑和非凡卓绝的语言和文笔大师”之一。爱德蒙·德·龚古尔在他一八九三年四月一日的《日记》中写道：“真的很奇怪，我的弟弟曾痛骂《墓后回忆录》这本书，可是在我那些生命无望的日子里，它却开始成为我的读物。” 大约四十年以来，在有了玛丽——让娜迪丽，乔治，科拉斯，英里斯·勒瓦杨和许多其他人的相当多的优秀作品之后，夏多布里昂终于呈现出他的本来面貌。夏多布里昂协会的成员总是逐年增多。在他的逝世一百周年和诞辰两百周年纪念会上，人们显示出的极大的热忱和虔诚是罕见的。“新一代评论家”尤其重视他①。“我们几乎把一切都归功于他，”朱利安·格拉克写道。他焕发出从未有过的活力和生机。

①至少，日·普·里夏尔的《夏多布里昂的影响》(一九六七)就是一个例子。

Ⅱ夏多布里昂自己眼中的夏多布里昂①

①以下所有引文都出自《回忆录》。

我出身贵族。我觉得自己是碰上了好运。我对自由的热爱至死不渝，尽管它更多地属于已经走向没落的贵族阶级。

波涛、风、清静适合……我的本性，是我的启蒙老师；也许我的某些本不具备的美德正是从它们那儿学来的。

打猎、跑步跟读书、写作一样令我喜欢。

我的工作才能突出，记忆力非凡。

在我的一生当中，即使对某个人充满了敬畏，我也不会当面脸红的，我宁可这样。

我的家庭并不高贵，在我的父辈时她是可憎的，我的兄弟甚至使她成为笑柄，她的长子又使她稍有改变。尽管我有共和倾向，并竭力掩盖家庭的不足，但我仍不敢肯定我是否已令她彻底改观。

秋天里，我经常在齐腰的水里一站就是四五个小时，在塘边等着野鸭的出现；直到今天我仍会为猎捕到一只狗而激动不已。自从 ①一八一六年四月三日在贵族院上的演讲。

我憎恶一切，蔑视现在，也蔑视即将到来的将来。可以统称为“公众”的后人们(并且是几个世纪的)都将是些可悲可怜的人，对此我深信不疑。所以我不忍将我的生命的最后时日用来记载过去的事情，用来描绘一个已完全消失的世界，没有人会再懂得它的语言，记得它的名字。

君主节②不期而至，我利用这个节日重申我的忠诚，抱有自由观点的我，忠心始终不变。

②一八二五年十一月三日，圣查里节前夜。

厌倦、憎恶一切，迟疑不决是我致命的弱点。

应该做更低下、更卑微、更虔诚的基督徒才好。可是很不幸，我已经快走到生命的终点了，不可能做个更完美的基督徒了：如果有人给我一个耳光，我不会将另一边脸也伸过去。

我的生命愈是被效忠和荣耀束紧，我就越想用行动的自由来换取思想表达的自由；我的思想又回归了它的本性。

不怕您笑话，我承认我确实没有办事主动的天性，千万别对我的一举成功抱任何希望，因为我有本能的障碍。这种障碍并非来自我的缺乏灵感，而是因为我漠视一切。这个缺点使得我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不能取得圆满成功。

若我有幸在此地①了结我的余生，我就会在圣奥诺弗里奥置办一间陋室，那里挨着塔索逝去的卧房。在大使工作之余，我就坐在小屋的窗前继续写我的《回忆录》。在地球上最美的一个景点，在翠绿的橙树和橡树丛中，整个罗马尽收眼底。每天清晨，在临终和诗人的墓穴之间，我乞灵于光荣和灾难之神，从事着我的创作。

①夏多布里昂为驻罗马大使(一八二九)。

“查理十世”深信我有一颗善良的心却没有一个聪明的脑袋。事实却恰恰相反……我有一个特别冷静好使的脑袋，至于心嘛，还过得去吧，跟绝大多数人也没什么区别。

对内战争没有对外战争那么不正义、那么容易激起公愤，而且自然得多，除非这些对外战争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内战至少是建立在个人凌辱和已知的仇恨之上；是一些敌对双方都明白为什么要拿起武器的战斗。即使苦难不能为他们的罪行开脱，那也是可以原谅、可以解释的，可以让人了解它为什么存在。但是外战又如何解释呢?一些民族互相残杀，通常是因为某个国王情绪不佳，某个野心家想发迹，或某个大臣伺机排挤对手。

“并非出于感情上的效忠，也不是对亨利四世从小到大的艰辛哺育的体恤，我才来为这场一切都重新与我作对的官司辩护，如果这场官司胜诉的话。我不想写传奇故事，不为荣誉，也不想牺牲；我不相信神圣王权，我相信革命和事实的力量。我甚至不寄希望于宪章，我只相信自己的理论；那是从我生命消失时期的哲学领域总结出来的：我推荐波尔多公爵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他比我们讨论的这个要实用、有价值得多。”①

①一八三○年八月七日在贵族院上的演讲。

西班牙战争是我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它在我政治生涯中的地位可与《基督教真谛》曾在我文学领域的地位相媲美。命运之神让我担负起这巨大的风险，在复辟王朝时期它本来有可能调整世界走向未来的步伐。它将我从幻想中拖出来，并把我变成现实的引路人。它将我带到赌桌前，对手是时下的两位总理，梅特尼克王子和坎宁先生：我赢了他们。所有当时组阁举足轻重的人物都不得不承认：他们遇到了一个政治家。

啊，上帝保佑您；天赐的珍贵的独立②，我的生命之魂!好啦，把我的《回忆录》拿来，这是第二个我，您就是他的知己、偶像和缪斯。闲暇的时间最适合写作：作为遇难人，我将继续对海滨的渔夫讲述我的遇险故事。回归我的天性，我又是一个自由的旅行者；我要像开始那样走完我的行程。我生命的跑道是一个封闭的圆圈，它将把我带回到了起跑线上。在这条跑道上，我曾是个无忧无虑的毛头小兵，如今我已成了经验丰富的老兵，军帽里放着休憩着的子弹，臂上留着岁月的疤痕，肩上挎着装满了记忆的军用包，在跑道上慢慢前行。天知道?说不定在每一程我都会重温年轻时的旧梦?借助幻想可以帮助我抗击那些旧时代的游牧部落，他们就像潜伏在废墟背后的龙骑兵，随时都可能出现。

②七月革命的第二天。

在湖边③洛桑路上沿街而上，可以看见拉巴努兹先生的两位官员的别墅，建造那房子和培植花园花了一百五十万法郎。当我步行经过他们的住所时，我简直崇拜上帝，他居然在日内瓦，在我和他们之间安排了复辟王朝的见证人。我真愚蠢!蠢到家了!拉巴努兹先生让我成了保皇堂人，并陷入了苦痛之中：看看他的官员们是如何促进公债折换的吧；对此我曾天真地制止过，还因此而被驱逐。这些先生们来了，乘着豪华轻便的马车，帽子歪戴在耳边。而我则不得不跳到沟渠里，以免车轮卷走我破旧的衣角。然而，我毕竟曾是法国的贵族、部长和大使，并且我还执有装着圣灵和金羊毛在内的所有上等基督教民的纸盒子。如果尊贵的拉巴努兹先生的高级官员，那些百万富翁们有意买下我精美的盒子送给他们的夫人，我会十二分的乐意的。

③莱蒙湖。一八三一年，夏多布里昂和妻子曾在日内瓦市郊帕基避暑。

唉!金钱①我曾经是那样藐视你，而我现在无论做什么都得喜欢你了，我不得不承认你的价值：你是自由的源泉，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由你安排，没有你，真是寸步难行。除了荣誉，你还有什么得不到的?拥有你，人们就拥有了年轻、美丽、荣誉、才能和美德，人们就逗人喜欢、受人尊重。可你却对我说，钱只让人们表面上拥有了一切：这又有什么要紧?只要我以为这一切是真实的就行了。好好地欺骗我吧，别的我都不要：生活本身难道不就是一种谎言?如果一个人身五分文，他就会受制于每件事、每个人。若两个女人不和，她们尽可以各走各的阳关道；然而，就因为手头缺几个铜板，她们依然得面对着面呆下来，虽然互不理睬、互相埋怨，火气也越来越大，可是却只能吞下到口的气话，互相白着眼在心里恶狠狠地咒骂着，她们强忍着怒火，牺牲她们的兴趣爱好，改变她们原有的生活方式：贫困让这两个女人紧挨在一起，但却不是拥抱，而是相互撕咬，只是不像弗洛拉咬庞培那样罢了。没有钱，无以逃脱，没法去找另一个太阳，即使心里再咬牙切齿也只能常年套上这个枷锁。幸福的犹太人，你们这些倒卖十字架的贩子，是你们控制了当今的基督教会，决定和平和战争，是你们出卖了旧的主教帽就能吃香喝辣，你们才是国王和美女的宠儿，可你们又是多么肮脏可鄙啊!唉，要是你们愿意跟我换换皮肤，或者只要能让我潜进你们的保险柜，从中偷出你们从那些公子哥儿们那儿窃来的钱物，我就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①本页是一八三一年九月十五日在帕基写的。(参看前面注释)。

我天生是个民主主义者，可道义上却是个持贵族政见者，只要不跟民众发生什么关系，我情愿为他们放弃我的财产和生命。

我得恳请朋友们原谅我的某些辛辣的观点。我只能苦笑，我有太多苦痛，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苦恼：看过我的《回忆录》的人都了解我的命运如何。我并非安逸地躺在娘胎里，因为痛苦早巳纠缠上我。我在灾难里漂流，厄运追随着我，我好比一间脆弱的茅草房，不堪厄运的重压。但愿我所爱的人们不会认为是我抛弃了他们；但愿他们能谅解我，给我一个发泄口：有了这个发泄口，我的心便又都属于他们了。

自从第一颗宗教的种子在我的灵魂深处萌芽，我的生命便像处女地一样蓬勃生长，除去荆棘，迎来了它的第一次丰收。突然一阵干冷的风吹来，土地干裂了。上天可怜它，赐予它露水滋润，可是冷风又一次袭来。长时期在怀疑和信仰中飘摇不定，我的生活充满了失望，也充满了难以言表的欢欣。我善良圣洁的母亲，请为我向耶稣基督祈祷：有了他，您的儿子从此便获得新生了。

如果我是小王子①的太傅，我就要尽力去争取他的信任。如果他重继王位，那时我就会向他建议到时机成熟时才登基。我本想加佩王朝可以像当朝时一样体面地退去……然而，……本来打算采取措施，安抚一下布拉格的虚弱无力，模仿吕伊纳在幼王的身边培养些得力之人，并以黎希留为榜样把孔西尼抚慰得更好些……精力充沛的我硬要隐退布拉格，这确实不容易办到，因为我不但得消除王室家族的反感，还得消除外国的仇恨。内阁也痛恨我的主意……然而，为了表示悔意，为了补偿我民族荣誉感的过错，也许我该捶胸痛哭，对统治着这个世界的蠢材们毕恭毕敬，这样也许我能爬到达马男爵的位置；而后，我却忽然甩掉了拐杖，挺起了腰杆。可是糟糕!我的雄心壮志哪里去了?我的掩饰本领哪里去了?我的容忍克制哪里去了?我对一切的重视哪里去了?有两三次我提起了笔；遵从太子妃要我给她写信的要求，我写了两三次违心的草稿。然而，我很快忿忿不平起来，于是顺着性子，一口气写了一封足以让我扭断脖子的信。

①波尔多公爵，亨利五世。

即将离世的弗朗索瓦②想赤条条地离去，正如他赤条条地来一样；他模仿一向被他奉为楷模的基督，要求将他朴实的躯体埋葬在处决犯人的地方。他口授了一封纯精神的遗书，因为他留给兄弟们的只有清贫和安宁；一个神圣的女子将他放人了坟墓。从主保圣人那里，我继承了清贫和对卑贱者的仁爱，以及对动物的怜悯……能在瞻礼日这天踏上法国的土地，我应该珍惜这种幸福；可是，我真正地拥有着一个祖国吗?在这个国家里我曾感受过片刻的安宁吗?

②一八三三年十月四日，夏多布里昂从布拉格返回法国，这一天正是他的主保圣人弗朗奈瓦·达西兹的瞻礼日。

我的宗教信仰不断地增强，战胜了其他的一切信仰；人世间再也没有比我更虔诚的基督徒，比我更不愿轻信的人了。

我的三种职业都有它的最高目标：作为旅行者，我渴望发现地球两极的秘密；作为人文学者，我努力尝试在遗址上重建宗教信仰；作为政治家，我竭力让人民拥有一个沉着冷静的君主制，去找回在维也纳条约中丧失的力量，使法国重立于欧洲民族之林；至少我曾为获得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新闻自由助过一臂之力。在神的领域，宗教和自由；在人的领域，体面和荣耀(这是宗教和自由的人类后代)：这就是我对祖国的期望。比起同时代的其他法国作家，我几乎是唯一的文如其人：旅行者，战士，政论家，大臣；在森林中我歌颂森林；在轮船上我描绘海洋；在军营里我谈论武器；在流亡中我学会了流亡；在课堂上、在事务中，在议会上我研究了君主、政治和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