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07节_墓畔回忆录

我有些生气地马上回答道：

“夫人，我看德·奥尔良公爵先生已下定了决心，他衡量了其后果，他看到了他将度过的那些艰难而悲惨的岁月；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不是出于对波旁王族后裔的尊重，我是不会到这里来的；另外，我只能感谢夫人的好意了。因此，把那些大的分歧和那些从原则和事件中得出的结论搁在一旁吧，我只求王后陛下同意听听与我有关的事。

“她很想同我谈谈她称之为我在舆论界的强大影响。确实!如果这种强大的影响确实存在，它只是建立在公众评价的基础上的；但是，在我改换旗帜之后，我将失去它。德·奥尔良公爵先生要是以为能得到支持，那为他效力的也只会是一个言词浮华的人，一个讲话没有人再听的变节的人，一个人人都有权在他脸上抹污泥、吐唾沫的背教者。如果他为路易·菲力普结结巴巴地说些模棱两可的话，那些人们就会拿他为那个已倒台的家族出版的全部著作来反对他。夫人，那部《波拿巴和波旁王朝》、以及一系列关于《路易十八来到贡比涅》的文章、还有《在根特枢密院里的报告》和《德·贝利公爵先生的一生》等这些著作，难道不是我写的吗?我不知道在这些书中，是不是会有一页，仅仅一页上，没有我过去的国王们的某件事的记述，或者没有我的爱、我的忠诚的保证洋溢其间，或者没有与夫人说我不信任国王一样引人注目的、带有我个人爱慕的个性的东西?一想到要背叛，我就脸红，说不定我明天还会跳进塞纳河呢。我恳求夫人原谅我的直率，我将会把这当作一个刻骨铭心的回忆的，但请您不要让我的名誉受到玷污，惩罚我吧!夫人，惩罚我吧!”

我站了起来，鞠了个躬，准备离开，德·奥尔良公爵夫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后来，她也站了起来，走近我，对我说话说得这么简短，声调这么激动，我对此感到十分惊讶。

这就是我最后的政治上的愿望。根据圣伊莱尔①说的，我简直可以自认为我是个正人君子了，因为他认为：所有的人都会因为他们的圣洁而遭到魔鬼的诱惑：Victoriaeiestmagis，exactadesanctis(他的胜利是带给圣徒们最伟大的财富)。我的拒绝是一种欺骗：判断它们的公众在哪里?难道我不能置身于这群人——不顾一切为国家效命的大地母亲的勇敢的儿子们中间吗?不幸的是，我不是风派人物，而且我也并不想向命运屈服。在我和西塞隆②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之点；他的脆弱不能当他的挡箭牌，子孙后代没有原谅一个大人物为了另一个大人物③。一时间的软弱。是我贫穷的一生使我失去了他唯一的财富——对德·奥尔良·路易·菲力普的忠贞?

①圣伊莱尔(SaintHire)，四世纪普瓦提埃的主教。

②西塞隆(Cic&on公元前一○六—公元前四三)，政治家和演说家，典型的风派人物。

③指不能原谅西塞隆为了塞扎尔(即恺撒)的利益而一时的软弱(影射瞢罗·马塞罗)。

在王宫进行的最近一次谈话的那天晚上，我在雷卡米耶夫人家里遇见了德·圣奥莱尔先生④。我不想刺探他的秘密，但他却刺探起我的来了。他刚脱离他所经历的、现在还热着的人民运动。

④圣奥莱尔先生(Saint-Aire)一八二九年继承了他父亲的贵族爵位，后来他归顺路易·菲力普，井让他当了大使。

“呀啊!”他叫道，“见到您我多么高兴啊!真是天赐良机!我希望我们这些人能在卢森堡宫一起尽我们的职责。由贵族院议员来安排亨利五世的王位，真是怪事!我敢说，您不会让我一个人凉在一旁的。”

由于我的决心已下，我十分镇静；我的回答对德·圣奥莱尔先生的热情来说，像是一瓢冷水。他出去看他的朋友去了，却把我凉在一旁了：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共和党的末日

共和党在背叛了它的朋友的压力下，仍在拼命挣扎。八月六日，由巴黎十二个区的中央委员会指定的二十名成员组成了一个代表团，来到众议员递交了一份请愿书，但蒂阿尔将军和迪律一迪费雷纳先生①回避了它。请愿书上这样写着：

①这两个人在复辟时期曾是自由党人。

作为宪法权力机关的国家，既不能承认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这个议会是在被它推翻的君主王权的影响下产生并存在的，也不能承认贵族议会，它的宗旨与让人们拿起武器战斗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作为革命的必然产物，巴黎十二个区的中央委员会只承认当前的、事实上的、但是是非常临时性的政权，它是属于当今的众议院的。考虑到采取一切紧急措施，它希望能实行自由选举并选出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代表，它希望月前的所有议员能独自完成这个任务。如果不能这样，国家要惩罚那些无用并且企图妨碍国家行使权力的人。

这一切的动机都是很纯洁的，但是王国总兵早窥视着王位，而且，由于害怕与野心交织在一起，加速了他窃取王位的行动。这时的老百姓想再来一次革命，可不知道应如何着手。于是他们以雅各宾派为榜样，雅各宾派差点要把王宫里的人和两院里那些喋喋不休的人扔进海里。德·拉菲特先生近来意志消沉，值得庆幸的是他使国民卫队复活了，但他却像不懂事的孩子一样被菲力普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把菲力普当做奶妈，在这份幸福中他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这位老将军有的只是欺骗性的自由，就像一七九三年的革命，只是死亡的开始。

事实是一个没有支配权、被削弱—了的议会没有任何权力可以控制王权：这就是特别联合国民公会：由上议院和新选出的下议院组成，它支配着 先生们：

给这次会议带来的那项申明对我来说，远没有比对那些与我持不同意见的先生们那样变得复杂化。在我看来，申明中的一件事支配着其他所有的事，或者不如说把其他的事都给毁灭了。如果我们处在正常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我会仔细推敲大家要在宪章中进行修改的条款的。这些要修改的条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我提出来的。我感到惊奇的仅仅是，有人竟能在这次会议上谈关于由查理十世创建的贵族议院的反动措施。我不会因为这伙人而变得软弱的，你们知道，我还同他们的恫吓作过斗争；你们也知道，互相诋毁，为所欲为地把我们的议员从名单中勾掉，做得过火了，这无异于被流放。他们是不是想把贵族议院搞垮?可以这样说：与其任人宰割，不如一死了之。

我对事情的细节谈得不多，我已表示了自责；不管它有多么重要，它终归会大大方方消失的。法国没有方向，但我将去料理那只起锚的、被拔去了舵的航船，去增加或减少它的桅杆的!因此，我要从选出的议会的申明中删去那些次要的东西，而且我坚持要弄清王位是真正空缺还是所谓的空缺这个唯一的事实，我将径直朝着既定的目标一直走下去。

一个首要的问题应该解决；如果王位空缺，我们是不是能自由选择我们政府的形式。

在把王位给某人之前，有必要弄清楚我们把社会制度建立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上。是建立共和制还是建立新的君主制?

共和制或新的君主制，它能给法兰西以长期的、有力的和安宁的足够保障吗?

一个共和政体，或许首先反对它的，就是对共和制本身的回忆。那些回忆一点都没被抹去。人们没有忘记，在那个时期，在自由和平等之间，死亡就是依凭它们的臂膀游戏于人间的。当你倒在新的无政府状态下，你能在崖边唤醒唯一能战胜魔鬼的海格立斯吗?在许多年以后，你的子孙后代也许能看到另一个拿破仑，而你本人，就指望他了。

再说，在我们今天的道德状态下，在与我们周围各国政府的关系中，共和体制，除了它的不足之处，在我看来，现在是实行不了的。首要的困难是要引导法国人形成一致的决议，巴黎居民有什么权力能迫使马赛居民或其他城市的居民建立共和政体?是一个共和政体还是二十个、三十个共和政体?它们是联邦制的还是相互独立的?先撇开这些障碍不谈，就算只有一个共和政体吧，我们的民族有着亲善和洽的传统，但是，一个总统，尽管他多么严肃认真，尽管他多么受人爱戴，尽管多么能干，一旦他独揽大权，你设想一下，那时他会愿意自动退休离职吗?那时法律和舆论都约束不了他，而且他日日夜夜受到隐密的对手和捣乱分子的祸害、贬责和辱骂，他无心去搞贸易和房地产业，他既没有足够的尊严去和外国政府打交道，也没有足够的势力维持好内部的社会秩序。如果使用武力镇压吧，那末共和政体就会变得让人厌恶。那时动荡不安的欧洲会乘机破门而入，进行挑拨离间、武装干预，人民又会陷入可怕战争之中。议会制共和政体无疑会是世界未来的政府形式，但它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我们再看君主制。

由议会任命或由人民选举国王，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件新生事物。于是，我在想，人们需要自由，特别是新闻的自由；正是通过自由，也正是为了自由，人民刚刚取得了一个如此令人震惊的胜利。不过，请注意，一切新的君主政体，迟早会不得不压制这种自由的!拿破仑，是他本人同意这种自由存在的吗?我们不幸的宝贝、我们光荣的奴隶——新闻自由只有在一个政府深深地扎稳了根之后，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一个君主政体，是鲜血淋漓夜晚过后的产物，难道它对舆论独立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吗?如果一些人能鼓吹出共和政体，而另一些人能鼓吹出另一种政体，难道你不担心会不得不立即求助于特别法，尽管它已取消了一八一四年的宪章中 但是，当他们忍受到最后一刻时，他们突然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当愚陋和虚伪的阴谋忽然暴露，当太监们策划宫廷恐怖以为能取代共和党的恐怖和帝国的枷锁时，人民于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武装自己；他们发现工场主们很容易制造出火药的烟雾来，而且认为只要几个士兵和一个头头便能使这种恐怖大为减少。一个世纪不能像三个最后的大阳一样，使一个民族的觉悟成熟起来；这三个大阳刚刚照耀在法国的上空。这时发生了一庄重大的罪案，并且对一条原则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难道就因为这庄罪案以及随之得到的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胜利，我们就能颠倒事务本来的顺序吗?我们来看看吧：

查理十世和他的儿子已经下台，或者说已放弃王位，你们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但是，王位并不空缺：他们走后又来了一个孩子；难道我们能说他无知吗?

今天什么人大喊大叫反对他呢?你们敢说反对他的是他父亲吗?这个孤儿是在立宪政府的关怀下、在这个世纪的思想教育下，在学校里成长大的，他有可能成为一个能满足未来需要的国王。在他的监护人的监护下，可能会要让他发表继位宣言；你们将对这个宣言进行表决。获得多数票通过后，这位年轻的君主将重新宣誓。目前实际上的国王会是德·奥尔良公爵先生；他是摄政王，曾是生活在人民群众身边的王储，他明白如今的君主政体只能是个得到民众拥护的、明智的政体。这些因素自然地归结在一起，这在我看来，会是一种解决王位继承问题的最佳方式，也许能在平复国家因为那些剧烈的变更引起的动荡后拯救法国。

说那个孩子离开了他的老师，在长大成人之前一直都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说他在接受长时间的平民教育以后，在那把两个国王推向黑暗深渊的可怕教训之后，他会因为他的出身而自命不凡，这些是合乎情理的吗?

从亨利四世婴儿时期到年轻亨利的婴儿时期，这样一代又一代我都为其辩护，这既不是因为感情上的忠诚，也不是乳母般的怜悯，而且事情一旦成功，可能一切都会对我不利。我这样做，不是追求离奇，不是追求荣誉，也不是要自讨苦吃；我不相信王室的神权，但我相信革命的力量和事实。我甚至不引证宪章，我把我的思想看得更高；我这些思想是从我这一生为之奋斗的这个时代中的哲学范围里得出的：我就这么很简单地建议这位波尔多公爵作为王室的继承人，他比大家讨论的人选要强得多。

我明白大家在疏远这个孩子的同时，想制定人民王权的方针，因为旧学校的愚昧证明，在政治上，我们老一辈的民主人士没有做出王国老战士那么多的成绩。任何地方，绝对的王权是没有的；自由不会从政治权利中得到，就像我们从十八世纪的情况看出来的那样。自由来自自然的权利，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它存在所有形式的政府中，因此，一个君主政体也许是自由的，比共和政体要自由得多。但是，要讲一堂这方面的政治课，现在既不是时候，也不是这个地方。

我只想指出，当人民掌握了王权的时候，他们也拥有了他们的自由；我请你们注意，君主世袭制的原则一开始也让人觉得荒谬，但慢慢地也就被认可了，它比君主选举制更可取。其理由十分明显，我不需要在这里发挥了。你们今天选一个国王，谁明天会阻止选另一个呢?你们会说，是法律。法律?法律难道不是你们制定的吗?

还有一种更为简单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不再要波旁王朝的长房掌权了。为什么你们不要他了呢?因为我们胜利了，我们在正义的、圣洁的事业中得胜了，我们要行使战胜者的双重权利。

很好：你们显示了王权的强大力量，很好地保存这股力量吧，因为，如果你们在这几个月内失去了它，那时会悔之晚矣。这就是人类的本性!最明智、最正直的人是不会居功自傲的。他们首要的，是运用手中的权利来反对暴力；他们用他们智慧的全部优势来维护这种权利；而且，在他们指出的事实是通过权力的滥用和权力的被颠覆所证明的时候，那些战胜者们，会夺取他们手中的破烂武器的!那时候，那些危险的破铜烂铁，还没有使用就会伤着自己的手的。

我把战斗放到了我的对手的地盘上；我过去从来没在那面死人的旗子下角逐过：那面旗子并不是不光荣，但它吊在那旗杆上一动不动，死气沉沉。当我拨动那三十五个卡佩家族的遗骸时，我找不出任何哪怕只让人听一听的论据。对一个名字的狂热崇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君主制不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这是那个时候优于其他形式的政治形式，因为它使得秩序更好地进入了自由的领域。

卡桑德尔真无用，我已很厌恶那些轻视我的警告的王室和贵族议员①了：我现在只是坐在我曾预言的灾难的残局上了。我在不幸中承认了各种势力，但使我违背誓言的势力除外。我也应该使我的生活保持一致：在我为波旁家族做过、说过、写过的一切之后，如果我在他们最终落得过流亡生活的时候，来否认他们，那我会是个最可怜的家伙。

①“贵族议员”(pairie)在原文为“祖国”(patrie)，一九四六年雅克·夏特莱先生在《夏多布里昂社会新闻简报》 查理十世动身去谢尔堡

查理十世此时怎样了?他由他的卫士陪伴，在三个警察押送下，走上了他的流亡道路。在穿过法国境内时，竟没有引起路旁正在耕种的农民的惊讶。在两三个小镇里，出现了一些敌对行动；在其它城镇里，一些有钱人和妇女对他则有怜悯的表示。要知道，波旁王朝再也不会有在从丰泰纳布洛到土伦途中所引起的那种轰动了；法国不再那么激动了；那么多战役的那个战胜者差点在奥里贡被暗杀。在这个疲惫的国家里，最重的事件也只不过是为了让我们消遣的悲剧而已：幕布揭起时，它占据着观众的心，可幕布落下时，它留给观众的只是空洞洞的回忆。有时，查理十世和他的家人在那些蹩脚的驿站停下来，在一张肮脏的餐桌一角用餐；在他之前，往往是车夫们用餐的地方。亨利五世和他的姐姐则在餐馆的院子里逗鸡和鸽子玩。我曾早就说过，君主制完蛋的时候，人们会爬到窗子上去看它路过。

这时天上下起雨来，它是在诅咒那得胜的党和失败的党吧。当人们认为整个法国是被敕令激怒了的时候，菲力普国王收到了来自外省写给查理十世国王的许多信件，称赞他采的回忆的，他的回忆挂在斯图阿城堡的城墙上，由于时间的流逝，它已变成了古旧而发黄的雕刻了。

七月革命会是什么

我把在我面前流逝的这三天逐一进行了描绘。某种时代色彩在事件进行时显得绘声绘色，可是事件过后，就显得子虚乌有了；这种时代色彩展现在整个画面上。这场革命声势浩大，就是缩小到最小的比例，也要一分一秒地细细描述。事件是从事物的内部引发出来的，就像人是从娘胎里出来的一样，都有其天生的缺点。可怜和伟大是孪生姐妹，她们同时出生，随着差别逐渐扩大，可怜在某个时候会死去，只留下了伟大。为了公正地判断留下正确的东西，应该站在子孙后代的立场上，让子孙后代去判断好坏。

我已去掉了气质上和行动上我曾有过的那种狭隘的情感，我心里装着七月的那些日日夜夜。在贵族议院里我的发言中，我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民于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武装自己；他们发现工场主们很容易制造出火药的烟雾来，而且认为只要几个土兵和一个头头便能使这种恐怖大为减少。一个世纪不能像三个最后的太阳一样，使一个民族的觉悟成熟起来；这三个太阳刚刚照耀在法国的上空。”

事实上，切实地说，是人民在二十八日那一天里十分勇敢和大度。卫队死的死，伤的伤，损失了三百多人；它给了广大穷人阶层广泛的公道平允，正是这些穷人在这一天中独自作战，他们中虽然混进了一些不干不净的人，但并没有给他们丢脸。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二十八日那天出来得太晚没有赶上参加，但是二十九日那天，人民群众把他们放到了队伍的前面，他们的单纯和天真令人敬佩。

那些杰出的人物在人民坚持的这场斗争中不在场，只在二十九日，也就是说，当最危险的时刻过去之后，他们才来加入他们的队伍，其他的人，也就是说，那些战胜者们，也只是在三十和三十一日，在取得胜利之后，才赶来加人人民的行列。

部队方面，也大体差不多，参加进去的士兵和军官为数可数；把波拿巴弃置在丰泰纳布洛的参谋部，站在圣克卢的高地上观战，以便看风使舵：当查理十世如日方升的时候，他们对他投其所好，如蝇逐臭；当他日薄西山的时候，他们乘人之危，溜之大吉。

平民的克制同他们的勇气一样，社会秩序顿然混乱起来。在公园门口守门的那些半裸的工人，我们大概都见过吧，他们根据上头的命令阻止其他衣衫褴楼的工人进去，为的是用这种义务的力量为自己形成一个概念，这种义务的力量控制着仍是主人的人们。他们能为自己付出血的代价，能经得住苦难的煎熬。像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一样，人们一点都没有看到逃亡中被杀害的那些瑞士人。所有的意见都得到尊重，除了个别的例外，人们从来不滥用已经取得的胜利。战胜者们抬着卫队的伤员穿过人群，他们大声叫道：“向勇士们致敬!”士兵一旦去世，他们就说：“安息吧!”在立宪制度下，复辟的十五年使得我们中间有了人道、平等和公正的精神，这在二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的精神下是没能培养出来的。进到我们习俗中的特权似乎已变成了普通的权利。

七月革命的影响将是令人难以忘怀的。这次革命宣布反对王权已告结束，如今国王们只能通过战争的暴力才能行使其统治了，而且那也只是权宜之策，是不能长久的：用暴力维持其统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蒂西迪德和塔西特不会把这三天的事件很好地讲给我们听的；我们大概会要波舒哀为我们解释一番天意中的事件的；天神能看到一切，但超越不过它那明智和光辉的界限，就像在两个光极上滚动的、东方人称它为上帝的奴隶的太阳那样。

我们不要在我们身边寻找离我们很远的事件的动机：人的平庸、极度的恐惧、说不清的争执、仇恨、野心、一部分人的自负、另一部分人的成见、密谋、堂会①、采取的好的或坏的措施、勇气或缺乏勇气，所有这些都是一些偶然的事，而不是事件的原因。当人们说他们不再需要波旁王族、波旁王族已变得可憎可恨时，他们是说，他们认为波旁王族是外国安置在法国的，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①指秘密的社会集会。

严格地讲，七月革命不是政治原因，而是没完没了的社会变更。通过这一连串的变更，一八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的事件只不过是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事件的继续。我们 ①带着装饰物和普通印章的官方休假信件。

②即查理十世。

一八三○年十月于巴黎玛丽·泰雷兹诊疗所

大臣们的诉讼案——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总教区遭劫

去年十月，我飞快地写完了《回忆录》中关于本章节的小段引言；但我不能继续写下去了，因为手中有另一件事要办：这关系到我的《作品全集》③的结束工作。我的写作被打断了，先是大臣们诉讼一案④，后是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遭劫一事⑤。

③指《历史研究》的四卷、五卷、五卷乙和五卷丙，由拉德沃卡出版社出版。这四卷已于一八三一年出版发行。

④四个签署敕令的大臣被逮捕，人民群众声讨索要他们的脑袋。

⑤一八三一年四月十四日，保王党人为悼念贝里公爵遇难一周年，在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举行弥撒庆典仪式，人群冲进了该教堂。

大臣们的诉讼案和巴黎的忐忑不安对我个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大事。在路易十六一案和造反分子暴动一事之后，有关审判和起义方面的一切都退居到次要地位了。在宣布审判结果期间，大臣们从樊尚赶到卢森堡监狱，然后又回到樊尚。一路上辗转反复，取道地狱街缓步向前。我在隐居地就听到了他们车子的滚动声。世事沧桑，难料啊!大臣们的辩护人依然力不从心，无人能从足够高的高度去看事物：律师在辩论中占着太多的优势。我的朋友波利尼亚克王子若选了我做他的副手，我会睁大眼睛仔细审视那些在法官面前立下的伪誓的。我会对他们吼道：“什么!你们胆敢审问我的当事人!是你们自己玷污了自己的誓言，却敢拿他丢失了自己的主子来给他定罪，而你们还以为自己在为主子效劳!你们自己是煽动者，是你们煽动他颁布敕令的!与你们审判的对象换一个位置吧，让被告来审判你们吧!如果我们要受审，也不是由你们来审判；如果我们有罪，那是对人民有罪，而不是你们!人民在审判厅里等待着你们呢!我们扛着自己的脑袋去见他们吧。”

大臣诉讼案之后，随着来的是圣日耳曼一奥塞尔教堂里发生的丑闻。优秀得过分的保王党人有时很蠢，常常喜欢捉弄人，他们从来不考虑自己行动的后果，总以为只要在领带上系上高级勋章的授带，钮扣眼中插上一朵花就表示重新拥有合法王位的继承权，其实他们上演了一幕又一幕蹩脚的可悲闹剧。很明显，革命党人将有可能利用贝里公爵之死而滋事生非。然而，保王党人却无能阻止他们，甚至连一个用来维持秩序的机构，政府也没有建立一个。大祸临头了，教堂也遭到了洗劫。一个进步的伏尔泰派的药剂师①，胆大妄为，攻下了一三○○年前建成的教堂钟楼，而一座十字架是由九世纪末的野蛮人所推倒的①。

①指卡代——加西库尔(Cadet-Gassicourt一七六九—一八二一)，他在些文章中抨击过夏多布里昂和斯塔尔夫人。

①圣日耳曼一奥塞尔教堂原址上建立起来的 ①这个《前言》刊载在拉德沃卡版本里的 ②这与我后面要讲的我的文学生涯和政治生涯有关，这个空白现在已由我在一八三一—一八三九年这些年里刚刚补上了。(一八三九年巴黎手记)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和写给她的诗作

致雷卡米耶夫人①

①亚森特习惯抄写我发出和收到的信函，固执得差不多不顾我的反对了，因为他发现我经常被一些人攻击，而这些人正是写信给我、没完没了地吹捧我或求我帮助的人。他这种兴趣来了的时候，就在他一个人所熟悉的纸堆中翻来翻去，然后把辱骂我的文章和奉承我的信件作比较，井对我说道：“您看，先生，我干得不错吧!”但我却一点都不这么认为：对那些人的意见，我既不相信也不过于着重，它们是什么我就把它们当做什么，但我重视它们的价值。我永远也不会因为他们公开说我或私下里说我而考虑拒绝他们的信件，但亚森特很在乎这个。我给雷卡米耶夫人写信从不留底稿，她很乐意把我写给她的信借给我。(一八三六年巴黎手记)

我现在离您很远很远了；我从来没有这样忧郁地旅行过。宜人的气候，披上盛装的大自然，啭鸣啼叫的夜莺，繁星满天的夜晚，这一切都是为了谁?如果您不来救我，我一定会要回到您那儿去的。

一八三一年五月十八日于里昂

致雷卡米耶夫人

昨天，我一整天都在罗纳河边踱来踱去，东游西转，眼睛注视着您出生的那座城市以及您在那里曾被选为 五月二十日(星期五)于里昂

附：信中夹带的纸条：

我是您的一位邻居，您的同乡。我对您的杰出的才华和个性佩服得五体投地，而没有别的意思。我希望能有幸拜谒您，向您呈上我的一片崇敬之意。旅馆里的这位邻居、这个同乡叫埃勒维庸①。

①埃勒维庸(Ellevion)是法国男高音歌唱家。他在费多剧院十分走红，尤其在达拉亚拉的售房街更是红得发紫。后来退出乐坛归隐，居住在里昂附近，那里有他自己的土地。

致雷卡米耶夫人

明天我们将去日内瓦，在那里我可以找寻到您的另外一些回忆。一旦越过边境线，我还能见到法兰西吗?当然是能够的，只要您愿意，也就是说，只要您一直呆在法国。我不希望出现一些提供让我回去的别种机会的事件。我真愿意不踏进那不幸的祖国一步。我会在24日(星期二)在日内瓦再给您写信的。什么时候我能再见到您那娟秀的字体，我年幼的小妹?

五月二十二日(星期日)于里昂

昨天到达日内瓦后，我们到处找房子住，我们有可能安顿在湖边的一个小亭子里。我简直无法告诉您我们在寻找栖身之处时我是多么的忧伤。又是一个未来!当我以为一切已经完了的时候，又要重新开启新的生活的航船!我本打算稍微休息之后给您写封长信的，但我害怕这种休息，因为那样我又会想起那枯燥无味、没有轻松可言、成天一颗心绷得紧紧的黑暗年代的。

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二)于日内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