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03节_墓畔回忆录

致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信

伯爵先生：

昨天我有幸出席了红衣主教团的会议并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①。发言稿的抄件，我事先已在本月十七日(星期二)发出的祝愿十七号快件中给您寄去了。人们怀着良好的满意心情听了我的发言。倍受尊敬的主教长老德拉·索马里亚以对国王陛下和对法国最深情的问候作为对我这一发言的回应。

①二月十八日的演讲是在所有主教到达之前作的，不要同三月十日的重要演讲搞混了。

一切都在上一封信中告诉您了，今天我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要说了，除了比西主教昨天从贝内旺来了，大家还在等着阿尔巴尼主教、马西主教和奥皮佐尼主教的到来。

二十三日(星期一晚上)，红衣主教团各位成员将紧闭在基利纳尔宫里，等待外国主教的到来又要十天。此后，选举的庄严程序就要开始了。如果一开始就顺利的话，教皇在封斋期的头一个星期便可选出。

伯爵先生，我等待着国王的指示。我希望在德·蒙特贝洛先生到巴黎后，您已经给我寄封信过来。我急需收到一份特派大使的通知或有政府指令的。给我的新的任命图书。

五个法国的主教会不会来?从政治上讲，他们来这里实在没有什么必要。我已写信给拉蒂尔主教①阁下，以便在他到来时为他效劳。

①拉蒂尔(Latil)，兰斯总大主教，曾为查理十世加冕。

我谨……

一八二九年二月十九日于罗马

又及：

附上德·芬夏伯爵给我写的信的抄件，我没给这位大使写回信，仅仅去跟他聊了几句。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昨天，教皇的葬礼终于结束了。纸做的金字塔和四支枝形大烛台确实很漂亮，因为是大尺寸的，一直伸到教堂的挑檐。《震怒之日曲》特别动人，是教皇唱诗班的一个不知名的人所作。我觉得此人是罗西尼之外的另一类天才。今天，我的悲伤已变成了快乐。我们为选举开幕而唱《未来的创造者》。然后，我们每晚去看选票有没有被烧掉，烟火是不是从某个特定的锅子里升出来的。当哪一天没有烟了，就说明教皇已经选出来了②，我会与您重逢。这就是我做的事的背景。英国国王的演说对法国极为傲慢无礼，莫雷的远征，是一次多么悲惨的远征啊!人们开始感受到了吗?吉耶米罗将军就此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让我觉得很好笑。他是不能这么给我写信的，因为他好像把我当作部长了。

②选票是单独烧毁的，而以前的是和麦秆一起烧毁的。

一八二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于罗马

又及：

死者长已矣：托罗尼亚病了两天，昨晚已离开人世。我看到他全身涂满颜料躺在灵床上，旁边放着一把剑。他出放典押货款，但这是什么样的典押啊!几件古董，一间满是灰尘的宫殿里，乱七八糟堆着几张油画，这可不是阿巴贡①堆放波伦亚诗琴②的商店：他的琴上缠着各种各样的琴弦。一张三脚蜥蜴的皮，一张四脚镶边的匈牙利床。

①阿巴贡，英里哀的《吝啬鬼》中的主人公，见 ①朗布律施尼(Lambruschini)，教廷，驻巴黎的大使。

您在十四号快件中告诉我，教皇大使想以莱昂十二世之死为由，在法国再次进行越权行动。我当外交部长时，在庇护七世死后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所幸的是，我们总会有办法对付这些公开的攻击。但要躲过暗中策划的阴谋，自然要困难得多。

陪同我们的主教参加选举的随员看来是些很有头脑的人：唯一的教士、您给我讲过的库德兰就是这些顽固而目光短浅的人中的一个，他们滴水不入，连自己是干什么的都搞不清楚，您知道，他是个修士，却发号施令，他甚至有授职的权力。这些是不符合我们的民法和政治法令的。

本周末大概可以选出教皇了。不过，如果法国主教的参与不起首要作用的话，那就难于给选举定个期限了。新的分化组合也许会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为了结束选举，也许会找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当选，如旦迪尼这样的人。

伯爵先生，我过去从来不曾处于这样的困境；不管是在伦敦当大使，或是在西班牙战争期间担任部长，还是当贵族院的议员，甚至当反对派的领袖，都没有什么使我像现在担任这样的职务面对各种阴谋诡计使我担心焦虑过。我得有个隐身之法，把自己关在牢里，四周看守森严才行。我既没钱给人家，又不能向人家许诺一官半职。五十来个老人过时的热情并未使我感到丝毫的惊讶。我得与某些人的愚蠢作斗争，还得同另一些人的世纪无知作斗争；同这些人的盲目狂热作斗争；同那些人的诡计伪善作斗争。在一切野心、利害关系、政治仇恨中，我被一堵堵的墙隔开了，被包含着那么多分裂因素的大会中的神秘隔开着。每时每刻情况都在变化，每过一刻钟都会收到一些互相矛盾的报告，这使我更加困惑，无所适从。

伯爵先生，我跟您讲这些困难，并不是为了表明我的能耐，而是为了在选举中万一选出来的是一个违背其保证、不合我们意的教皇时，能为自己找到托辞。在庇护七世逝世时，宗教问题还没能煽动舆论，但这些问题现在却和政治搅和到了一块，宗教领袖选举从未来得这么不合时宜。

有幸为您效劳。

一八二九年三月十五日，星期四

致雷卡米耶夫人

巴伐利亚国王身着礼服来看我，我们谈到了您。这个头戴皇冠的希腊国君看来很清楚面临的是什么，并明白人们不能停留在过去的岁月中。星期四晚上他在我家进餐，不希望有其他人来参加。

另外，我们面临着许多大事：要选举教皇，这当选的教皇会是谁呢?天主教教徒会摆脱束缚吗?东方的一场新的战争，哪一方会获胜?我们能否从中渔利?谁来管理我们的事务?有没有一个天才的头脑能够预见到法国在这中间能干些什么，又能根据情况获得一些什么?我坚信人们在巴黎不仅没有想到这些，在客厅和卧室之间，在娱乐和法令之间，在普遍的欢乐和各内阁的担忧之间，人们为欧洲的操心毫无用处。只有我，远离家乡，有时间来空想并关注我的周围。昨天，我迎着风暴在蒂沃利古老的路上散步，到了罗马古老的铺石路上，路面保存得如此完好，以致让人觉得是新铺上去的一样。在我踏上这些石头之前奥拉斯①曾经在这些石头上走过，但他在哪儿呢?

①奥拉斯(Horace，公元前六十五年—八年)，拉丁诗人。

(一八二九年三月十七日于罗马)

卡波尼侯爵

卡波尼侯爵从佛罗伦萨来，给我带来了几封他在巴黎的朋友的几封推荐信。我于一八二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回了其中的一封①。内容如下：

①也许是科尔特里亚·德·卡斯泰拉内的信。

我收到了您两封信，我的帮忙没什么了不起，但我愿意为您效劳。我不了解卡波尼侯爵的过去，我可以告诉您，他还很英俊，顶住了岁月的消耗。您的 我在日志上所做的评论舍弃了我的其他思索，剩下的只是向您数以我崇高的敬意以及我荣幸地……

一八二九年四月二日于罗马

这封密信中所提到的那份珍贵资料的意大利原文，我已亲眼见到它在罗马被焚烧掉了。寄给外交部的译文我也没有留下任何副本，我只留下了一份我自己对译文做的评论文章和批语的抄件。但我建议部长对文件要做到绝对保密的那份谨慎使得我在这里也得把那篇评论文章毁掉，因为，尽管这一评论掩饰得很隐秘，但由于与之相关的资料不多，这种隐秘仍可能给罗马人留下蛛丝马迹。不过，在这个永恒的都市，记恨是很长久的，也许在五十年后，还能使作者的某个侄孙为这些神秘隐情而受打击。所以，我将满足于对评论中与法国事务直接有关的部分作个简要的介绍。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那不勒斯宫廷是怎样欺骗德·布拉卡的，或者说，宫廷本身是怎样受骗上当的。因为，在宫廷对我说那不勒斯的主教们将和我们一起投票的时候，这些主教却与少数派或撒丁乱党联合在一起了。

主教少数派猜想法国主教的投票将影响到我们政府的形式，这怎么可能呢?看来有人猜测到了他们接受的神秘指令，而这些神秘指令有利于一个狂热教皇的当选。

教廷大使唐布律斯希尼主教在选举中肯定地说德·拉蒂尔主教了解国主的秘密：乱党的一切努力无非是为了让人相信查理十世与政府不和。

三月十三日，德·拉蒂尔主教声称有一个纯粹信仰方面的声明要告之教皇选举团。他被带到了四个主教面前，他的这一秘密忏悔是在赦罪院大主教的监督之下进行。其他法国主教不知道这种忏悔的方式，阿尔巴尼主教试图弄清楚却徒劳一场。这事很重要却又令人好奇。

少数派总共有紧密团结的十六票。少数派的主教被称作“十字架之父”，他们在门上放了一个圣安德烈的十字架，表明坚信他们作出的选择，他们不愿同任何人讨论。多数派表现出理智的感情和不干预外国政治的决心。

由选举团公证人拟定的会议纪要值得一提，纪要里说：“庇护八世，结论中说，决定任命阿尔巴尼主教为国务秘书，以使维也纳政府也同样满意。”教皇在两个王权中分享到了一小部分权力，他自称为法国教皇，并给了奥地利一个国务秘书。

致雷卡米耶夫人

就在今天，我请了整选举团的成员吃晚饭。明天我将接待女大公海伦①。复活节后的 阿尔巴尼主教处境艰难，不得不拿他当替罪羊：他告诉我他表示忠于法国宣言，大大伤害了无法掩饰自己情绪的奥地利大使。在宗教方面，我们对阿尔巴尼主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阿尔巴尼自己不怎么信教，他不会因为自己的狂热或他的君主的温和观点而铤而走险，给我们制造混乱。

至于政治关系方面，今天并不是一个警察手腕或一封密码信件就可以避开意大利让人占领公使馆的，或者让奥地利驻军以任何借口留驻安科纳的。那样就意味着搅乱欧洲和对法国宣战：然而我们不再是一八一四年、一八一五年、一八一六年了，也不是一八一七年了，大家不会愿意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看到不受惩罚的狂妄、贪婪的野心得逞的。看来，阿尔巴尼主教接受了梅泰尼王子①的年金；他是德·穆戴纳②公爵的亲戚，他声称要把他的巨额财产留给这位公爵；他同那位王子策划了一个反对撒丁王位继承人的小阴谋。这一切果然属实；在这些专制、隐秘的政府背后通过密件派遣军队的这个时代，所有这些都会是十分危险的。但是，今天通过公开的政府、新闻和言论的自由，通过快报和各种快捷的通讯，通过社会各阶层广泛的知识，人们往往隐匿在骗术和旧的外交手腕之中。然而，对一个奥地利的代办、罗马国务秘书的不足之处不应该视而不见；一些记录材料(如那些与意大利皇权有关的东西)，不能把它们放在阿尔巴尼主教的手中。

①梅泰尼王子(Mettich，一七七三—一八五九)奥地利，国务活动家。

②德·穆戴纳(Modene)是个专制主义者。

还没有人能识破这种任命的秘密，世人讨厌它，甚至连意大利内阁也是这样。这与外国政治上的利害关系有关吗?可以肯定的是阿尔巴尼主教在当时给圣文提前支付了罗马政府所需要的二十万皮阿斯特③，也有一些人认为，是一个奥地利银行家贷的款。红衣主教马希上星期六对我说，教皇陛下不想重新起用贝内蒂主教，然而他愿意赐给贝内蒂一个重要的职位。教皇找不到其他的解决办法，只好让波伦亚公使的职务空缺。这种悲惨的困境常常促成了一些最重要的解决办法的形成。如果马希主教的说法是真的，那么庇护八世为了取悦法国和奥地利王室，他所说的和所作的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借此在私下里来掩盖自己的虚弱而已。此外，人们目前完全不相信阿尔巴尼任职久长。一旦他与大使们建立关系，困难便接踵而至。

③旧货币单位。

至于意大利目前的形势，伯爵先生，必须仔细读读从那不勒斯或其他地方给您送去的东西。极其不幸的是，西西里岛政府陷入了极度受蔑视的境地。宫廷贵族生活在卫队的保护之下，但他们仍觉得心惊胆颤，总是被恐惧的幽灵纠缠着。他们让人看的只有耗费巨大的打猎和绞刑。这一切使王权在这个国家越来越丢面子。人们把群众的不满。本世纪的产物——新旧社会的斗争，旧制度的衰败和青年一代蓬勃发展之间的斗争，称为阴谋活动。总归，孰是孰非，有比较才能鉴别。我们不能不承认：富强、自由、幸福的法国，这种宏伟的景象照亮了那些处于或已沦为被奴役地位的国民的眼睛，在他们中间产生了遗憾或孕育了希望。代议制政府与绝对君主专制的混合不会持续很久；这一种或那一种必然消失，政府得重新回到与欧洲哥特式时代平等的水平上来。边境的海关从今以后不能隔断奴隶的自由，一个人不会因为一条小溪的一边有着神圣而美好的声誉自己被吊死在同一条小溪的另一边的。在这种意义上，伯爵先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在意大利是有密谋的，而在这种意义上，意大利是法国的。当它享受到一些权利——它的聪明觉察到的和时间的逐步推移给它带来了的这些权利的那一天，它会平静下来，成为纯粹的意大利。那不过是几个可怜的烧炭党党徒引起的全国起义：那几个人是被警署的不正当行为所激发而被毫不怜惜地吊死的。有人用一些事情的真实情况却给各级政府提供最虚假的主意。有人阻止政府做他们为自己的安全应该做的事，并且总把长期的和普遍的原由所起的作用看作一小撮雅各宾派的特别图谋。

伯爵先生，这就是意大利的真实情况。它的各个邦除了智者的共同的工作以外，都受某种地方性弊病的折磨：皮埃蒙地区丢给了一狂热的派别；米兰地区遭奥地利人蚕食；糟糕的财政管理使圣父统治区遭到破产；税收上升到了将近五千万，而留给产业主的收入不到百分之一；海关几乎收不到利税；走私猖獗；穆戴纳王子在他的公爵领地(一切流弊泛滥的地方)建立了一些违禁品商店，他是晚上把违禁品运进波伦亚公使馆的。

伯爵先生，我曾跟您提到过的那不勒斯，在那里，政府的软弱只是由于民众的怯懦才得以解救。

是军事才能的欠缺延长了意大利末日的来临。波拿巴没有来得及在马里于斯和恺撒的国家复活这种才能。优闲的生活方式和怡人的气候还使南部意大利人丧失了争取更加美好生活的愿望。领土区划上产生的对立增加了内部运动的困难，但是如果某种来自外部的推动力或者如果某个阿尔卓斯山这边的王子答应给他的臣民一部宪章，那么革命就会爆发，因为这场革命的一切条件都成熟了。所幸的是我们，经验教育了我们，人民减少了那些曾经猖獗一时的犯罪和不聿。

伯爵先生，我曾向您请过假，大概我会很快得到答复吧：这也许对我很有用。在离开意大利之际，我认为应该让您看一些全面性的材料，以确定枢密院的指导思想，以便警惕那些头脑狭隘的人或者盲目激动的人打的报告。

很荣幸为您效劳

一八二九年四月十六日

致波塔利斯伯爵

伯爵先生：

法国的红衣主教们急于知道他们开支和在罗马期间共有多少钱。他们曾多次请我给您写信问问这些。因此我不得不请您尽早把国王的决定告诉我。

伯爵先生，谈谈与我有关的事吧。当您想拨给我三万法郎的补助款时，当时您想到没有哪个红衣主教住在我的家里。事实是：德·克莱蒙——托内尔先生和他的随从在这里住下了，有两个教皇选举人的随员，一名教会的秘书，一名非教会的秘书，一名随身男仆，两个仆人，一个法国厨子，最后还有一个罗马管家，一个司仪，三个跟班，一个车夫，所有意大利红衣主教所应拥有的人。还有不能走动的图卢兹大主教先生①，他不能上桌用餐。还得有两三个仆人轮流照料来这里的常客和朋友们的马车和马匹。我这个受人尊敬的客人肯定不会支付这些开销的：人将去，记忆留给我。我不仅得付钱给厨师、洗衣女工、马车老板等人，而且还有那两个来治大主教的腿的两个外科医生、给教皇做白色和红色拖鞋的鞋匠、缝制大衣、长袍和领巾。主教和他的教士们的全套打扮的裁缝得付钱。

①因为他扭伤了腿。

除上述这些开销，伯爵先生，我在教皇选举会的前前后后以及选举会期间所花的演出费用也得开销。另外，女大公海伦，保尔·德·乌尔唐贝尔亲王②和德·巴伐利亚国王的到来，开销有所增加。这样，您肯定会发现您拨给我的三万法郎已经远远不够花了。大使到任的头一年花费是很大的，拨给这个机构的补助费用入不敷出。这样，一个外交官差不多得花三年时间才能找到偿还先前欠下的债务和使得收支平衡的办法。我知道外交预算很紧缺，如果我自己有些财产的话，我就不会去打扰您了。我向您保证，令我不快的是，我自己也不得不涉及这些经费开销问题。

②保尔·德·乌尔唐贝尔(PauldeWurtemberg)，女大公爵的父亲。

公爵先生，请接受我的……

一八二九年四月十六日于罗马

在梅迪西别墅为女大公海伦举行的宴会

我曾在伦敦、巴黎举行过舞会、晚会，虽然我有另一种孤独感，但是克服这些新的孤独感没有太多的困难。我没有料到罗马的宴会会是这种样子：它们是古诗中描绘的某些东西，把死亡置于快乐的一旁。梅迪西别墅的花园早已披上了盛装，在那里，我接待了女大公海伦。这里的四周景色如画，一边是博尔盖兹别墅和拉斐尔大厦，另一边是德·蒙特——马里奥别墅和台伯河两岸的山丘。向下看去，整个罗马像被遗弃的一只鹰巢。在小树林里，来自阿尔卑斯省、佛罗伦萨、米兰的美人儿与波拉、科尔内里的后裔紧紧挨在一块儿，而海伦女大公就像是他们的王后。突然，一阵北风从山上吹下来，撕破了宴会的帐篷，卷走了破布和花饰，留给我们这样一种景象：在这段时间里把这一切像是从河岸上扫光了一样。大使馆很沮丧；我呢，看一阵风把我一天的心血和一时的快乐一下子吹走了，我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嘲弄般的快意。麻烦一下子解决了：我们在优雅的宫殿里进早餐而不是在露天里了。和谐的号角声与双簧管音乐在风中荡漾，就像是我的美国森林里的低声细语。人们在狂风中玩乐，妇女们的面纱拍打着她们的面颊和头发，乐声在风中继续着，演奏者朝天吹奏，气球飞起来掠过那位北方女子的头顶，这一切给这些活动增添了新意，而我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大风大浪似乎已融人到这中间来了。

对于每个忘记自己大把年纪的人，对于曾向世界和暴风雨追求过这种幻想的人，这是怎样一种幻境啊!我都还依稀记得我的垂暮之秋，在我的宴会上，我看到置身于花海音乐和分枝吊灯之中的青春少女从我面前走过，可以说她们像天鹅一样游向阳光明媚的环境。她们会有什么样的消遣?她们中的一些人在寻找她们已经爱过的东西，而另一些人在寻找她们还不曾爱过的。在道路的尽头，她们将跌人那儿一直打开着的坟墓里、旧石棺里；旧石棺被用作水悬在柱廊上的喷泉的水池，迷人而轻飘的水沫将大量倾泻在她们身上。这群美女连同那些钻石、花朵和羽毛饰在不断重复、渐渐减弱的罗西尼①的音乐声中飘去。这种旋律是我在佛罗里达大草原听到的微风的叹息?是我在雅典娜埃尔谢泰神殿听到的呻吟?是远处大洋上北风的呜咽在抚慰我?我的精灵是不是像几个意大利名人那样被隐匿起来了?不是。我的山林女仙还单独留在牧场柳树林里，我同她在那里的孔布尔乔林的另一边交谈。对于那些伴着我的行程即将结束时的步伐相联系的社会嬉戏，我深感陌生。然而，在这种仙境之中，却有一种陶醉涌上心头。只有当我到圣彼得教堂前寂静的广场上或荒凉的竞技场清醒自己的头脑时，我才会从中解脱。当大地上那些细微的景色都消失了，我才感觉到我年轻时那些原有的忧愁与大自然景色的突然变化毫无二致。

①罗西尼(Rossini，一七九二—一八六八)，意大利作曲家。

我同波拿巴一家的关系

我今天在这里记录了作为大使，我同波拿巴一家的关系，以便澄清王朝复辟时期不断强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

法国没有为皇室成员的放逐单独做什么，它只是按照军队力量强加的严厉要求去做的。发起这场放逐的是那些同盟国。外交协定，正式条约宣布了放逐波拿巴一家，规定了他们定居的地方，不允许与国中任何一国的部长或大使单独向拿破仑的亲属发放护照，一个签证得有另外四国的部长或大使签字。拿破仑的血统是多么令同盟国感到恐慌!即使他的血已不再在他自己的血管里流淌。

感谢上帝，我对这些措施还从未屈服过。在一八二三年，虽然已有了这些条文，在我作为外交部长个人负责的情况下，我给当时在布鲁塞尔的苏尔维里耶伯爵夫人①就发了一本护照，好让她去巴黎照料一个生病的亲属。我曾数十次要求撤消这些惩罚条文，我也曾数十次对路易十八说过，我想见他的警卫队队长、德·雷兹塔德公爵，想看到拿破仑的雕像重新放回旺多姆圆柱上。作为部长，作为大使，我为拿破仑一家做了我力所能及的工作。就这样，我充分理解了君主立宪制的合理性：自由与光荣并存。作为驻罗马的大使，我授权我的秘书和随员在德·圣勒公爵夫人②家里出进，我打破了一些自己也深遭不幸的法国人之间日益上升的离间状态。我曾写信给费舍主教先生，邀请他参加到聚集在我家里的主教队伍中来；我向他证实了有人以为应采取一些政治方面的措施给我带来的痛苦；我使他回忆起他在罗马教廷任职时我曾是他的秘书的那段时光；我请这位前任大使赏脸参加他当大使时他的原任秘书的宴会，我收到了他一封庄重、谨慎、深谋远虑的回信：

①朱丽·克拉里(Juliery)，约瑟夫·波拿巴的妻子，后称为苏尔维里耶伯爵夫人。

②奥尔腾斯(Hortense)王后，约瑟芬的女儿，她嫁给了以前是荷兰国王，后来是圣勒伯爵的路易·波拿巴。

费舍主教很感谢德·夏多布里昂先生的盛情邀请，但鉴于他重返罗马后的处境，使得他不得不离开上流社会，去过一种脱离社会、与家庭格格不入的生活。后来的情形表明这样的决定对他的安逸来讲是必不可少的，但眼前的舒适不能免去未来的烦恼，他只得丝毫不改变他的生活方式。费舍红衣主教清德·夏托布里昂先生相信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他的感·激，虽然他常想去拜访阁下，但终因困顿，难以成行。

顺致时安。

费舍主教

一八二九年四月四日于法尔科尼里宫

这封短信中的那句话：“但眼前的舒适不能免去未来的烦恼”，影射了德·布拉卡先生发出的威胁：如果费舍主教在法国大使馆露面，就下令把他从楼梯上扔下去。德·布拉卡先生遗忘得太多，他并不总是大贵人。我呢，我是什么人，我能是什么人，现在我应该是什么人，这不断让我回忆起过去，我的为人同里昂这位大主教很不一样，他和我之间过去存在的不和使得我在到达罗马后更加注意礼节，尤其是，我处在胜利者一方，而他却处在失败者的地位。

在他那方面，热罗姆王子让我有幸进行调解并随信寄了一份他写给红衣主教、国务秘书的诉状。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对这个大度的、看到他(热罗姆王子)出生的法国，对这个拥有他全部的爱并为之服务了二千年的法国，流放在当初和在后果上都是相当可怕的；而今法国想通过允许它的每一届政府滥用它的微妙地位只能加剧它的局势的恶化。

热罗姆·德·蒙福尔①坚信法国政府的诚意和它崇高的代表性，毫不犹豫地想到会还他公道的。

①热罗姆·德·蒙福尔(JeromedeMontfort)，拿破仑最小的弟弟在流放期间的名字。

顺致敬意。

热罗姆

我就这份诉状，向国务秘书贝内蒂主教写了一封密信。信的结尾是这样的：

《热罗姆·德·蒙福尔亲王》推断的缘由，对这封信的署名人来说，显得是建立在法律与道义上的，他不能拒绝向申诉人提供帮助，他坚信法国政府终将看到采取多疑的措施只能在政治上使得法律过于严厉。

在这种情况下，本人将不惜一切代价以获得国务秘书红衣主教阁下的有力支持。

夏多布里昂

与此同时，我也写了一封回信给热罗姆王子。信的内容如下：

驻罗马教廷的法国大使有幸收到了热罗姆·德·蒙福尔王子寄给他的信。他对给予他的信任向王子表示谢意，他将在教皇陛下的国务秘书面前对殿下提出的合理要求当做己任给以大力支持。

曾经被逐出他的祖国的夏多布里昂子爵将格外高兴能减轻那些还处于政治法令打击之下的法国人的苦难。拿破仑被放逐的弟弟，写信给一个以前曾被拿破仑亲自从流放名单中划去的流亡贵族，这是命运游戏之一是罗马毁灭的见证人。

德·夏多布里昂有幸为您效劳。

一八二九年五月九日于罗马

致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信

在四月三十日的信中，我曾很荣幸地告诉过您，我已收到了您的第二十五号急件。教皇四月二十九日中午单独接见了我，看来教皇陛下的身体很健康。他让我坐在他的前面，并留我呆到近五点一刻。在我之前，奥地利大使向他递交了图书。

离开梵蒂冈教皇陛下的办公室，我去到了国务秘书家，跟他坦诚地讨论了一个问题。我对他说：“好吧，您看报纸上是怎样评论您的吧!您是奥地利人，您讨厌法国，您想对它使坏。我应该相信这些吗?”他耸了耸肩，回答我说：“你们的报纸很使我发笑。如果您不肯信服的话，我的话也不能使您信服的。那就考验我吧。您将看到，我是不是不喜欢法国，我会不会按照您以您国王的名义向我提出的那些要求去做的!”伯爵先生，我相信阿尔巴尼主教是诚恳的。在宗教上，他有一种极深的冷漠；他不是神甫，他甚至想脱离教会，想去结婚；他不喜欢耶稣会的人，他们的流言使他厌烦；他好吃懒做，喜欢各种娱乐消遣；主教训谕和主教的信件使他烦恼了这种厌烦对这些训谕和主教信件的作者极为不利。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人想平静而快乐地死去。

很荣幸为您效劳。

一八二九年五月四日于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