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情况完全变了:纨绔子弟应该有一副征服者的派头,性格轻浮,举止傲慢;他应该注意仪表,蓄着唇髭,或者胡须修得圆圆的,就像伊莉莎白女王的皱领,或者像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他不摘掉头上的帽子,在沙发上打滚,把靴子伸到坐在对面椅子上仰慕他的女士鼻子下面,以此来显出个性的独立不羁,他骑上马,拿着拐棍,就像拿着一根大蜡烛,至于胯下是匹什么马他毫不关心,反正是随便牵的。他的身体必定非常健康,灵魂则永远处在 公函续篇
我正式拜会乔治四世之后,又多次见到他。英国承认西班牙殖民地的事情差不多已成定局,至少这些独立国家的船只挂着自己的国籍旗可以在大不列颠帝国的港口受到接待。我与伦敦德里侯爵作过一次会谈。我五月七日的公函报告了这次会谈的情况,以及这位首相的想法。对当时的国务来说,这封公函十分重要,但对于今天的读者就几乎毫无意思了。在西班牙殖民地与英法两国有关的立场中,有两点需要讲清挑明:一是贸易利益,一是政治利益。我深入地探讨了这些利益的细节。“我越了解伦敦德里侯爵,”我对德?蒙莫朗西先生说,“就越觉得他精明。这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从来只说想说的话。有时,人们都忍不住认为他是个善人。他的声音、笑容、目光里,都有几分波佐?迪?波尔戈先生的味道。确切地说,他让人产生说不出的信任感。”
公函是这样结束的:“若是欧洲不得不承认美洲事实上的政府,那么它的政策就应该致力于让新大陆诞生君主国,而不是那些将向我们输出物产和原则的革命共和国。
“子爵先生,阅读本函时,您或许和我一样,感到满意。六个月前,英国还不屑于听听我们对一些利益的看法。现在,迫使它为了这些利益与我们合作,在政治上显然是迈出了一大步。作为一个善良的法国人,我对于一切能使我国恢复世界强国地位的进步都感到欢欣鼓舞。”
这封信是我一切思想的基础。我在西班牙战争期间,在这次战争爆发近一年前,关于殖民地问题所作的谈判,也是以这封信作为基本原则。
重返议会——为爱尔兰人举行的舞会——贝德福公爵与白金汉公爵的决斗——行宫的宴会——柯宁汗姆侯爵夫人及其秘密
五月十七日我去科文加登剧院,坐进约克公爵的包厢。国王来了。这位君主从前被人家憎恨,现在却受到这座古修道院僧侣们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二十六日,约克公爵来使馆吃饭;乔治四世本来极想赏给我这份荣耀,但是担心我那些外交界的同事嫉妒,只好作罢。
德?蒙莫朗西子爵不同意就西班牙殖民地问题与圣詹姆斯内阁谈判。五月十九日,我获悉德?黎塞留公爵先生的死讯。他几乎是猝死的。这位正直的人平静地忍受了头一次退出内阁的痛苦,但是他也许是思念政务太久,终于支持不住了,因为他毕竟没有 利物浦勋爵支持改革,坎宁先生最后一次入阁要感谢他。他虽然死守宗教原则,却也可能受到不愉快回忆的影响。在我认识利物浦勋爵的时候,他几乎到了清教徒感悟的地步。平时他与一位老姐妹住在离伦敦几十里远的地方。他言语不多,脸色忧郁,常常侧着耳朵,似在倾听什么悲伤的事情:好像他听见自己的最后几年寿命从天而落,就像冬季落在街面上的雨点。再说,他没有任何情欲,只是照上帝的意旨生活。
海军将领团的成员克拉克先生是个著名的演说家和作家,一如坎宁先生属于皮特先生一派;不过他比坎宁先生更为醒悟。他在白厅住了一套阴暗的房间。当年查理一世就是被人从那些房子的窗子提出去,直接送上断头台的。在伦敦走进那些机构领导人的住所,人们都会大吃一惊,那些机构的分量就是在天涯海角也感受得到呀。一张光光的桌子,后面坐着几个穿黑礼服的人,这就是你见到的场面:然而这就是英国海军的指挥官们,或者是哪个商务公司的老板们,他们继承了蒙古皇帝的伟业,在印度就有两亿臣民。
两年前,克拉克先生来玛丽一泰蕾丝诊疗所看我。他提醒我注意我们舆论和命运的相似。一些事件把我们与世界分开;政治造就离群独居者,一如宗教造就隐土。当一个人独居荒野时,便会在自己身上看到无限人生的某种遥远图像。无限人生独居在无垠的宇宙,看着各个世界的革命完成。
公函(续)
在六七两个月,伦敦内阁开始认真对待西班牙事件①。伦敦德里侯爵和大多数使节在谈到这次事件时,都显得不安,甚至几乎表现出可笑的恐惧。内阁担心如果绝交,我们占不了西班牙人的上风;别国的内阁则怕我们挨打;他们总是看到我们的军队打出三色旗。
①马德里发生暴乱,国王费迪南德七世被囚。
我在六月二十八日的 人不论是遂心如愿,还是失望受挫,都可能产生错觉:我违背本性,想去参加会议;我利用德?维莱尔先生的成见,引导他去逼迫德?蒙莫朗西先生作出决定。唉!其实我真正喜欢的,并不是我已经得到的东西,倘若人家迫使我留在英国,我大概会有些怨气,但是去探望萨顿夫人,去三个王国旅行的想法,会很快压倒一种虚假的,并不合我天性的野心冲动。可惜天主作出了另外的安排,我便动身去了维罗纳,由此引出了人生的转折:我的人阁,西班牙战争,我的胜利,我的下台,以及随之而来的君主制度的垮台。
一八二二年,夏洛特曾请我关照两个英俊少年。其中一个不久前来巴黎看我:他就是今天的萨顿上慰。他娶了一个可爱的年轻姑娘。他告诉我,他母亲身体病弱,是住在伦敦过冬天。
一八二二年九月八日我在多佛尔上了船。二十二年前,也是在这个港口,纳沙泰尔人拉萨涅先生扯起船帆,开始了驶往法国的航程。从那时到眼下我写这一段的时刻,过去了三十九年。当人们回顾或者倾听过去的人生岁月时,依稀看到一艘消失的航船在苍茫的大海上留下的航迹,依稀听到一座看不见的古塔钟楼敲响的丧钟。
从一八二四到一八二七年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西班牙国王获释——我被免职
按时间顺序,这里应该叙述雅罗纳会议的情况。关于那次会议,我另外出版了两卷本。倘若有人偶然想读读它,随处都可以找到。作为我生活中的重大政治事件,我的西班牙战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行动。正统王权将在白旗下首次点燃战火,将在最遥远的后世都能听到的帝国炮声之后发射出它的第一炮。一步跨进西班牙,在昔日一个征服者的军队吃了败仗的土地上赢得胜利,在六个月中做到他七年都没有做到的事,这份神奇的功勋,有谁能够向往?然而这正好是我所建立的功勋;可是在复辟王朝让我就坐的游戏桌旁,我被人家说了多少坏话呀!我面对着一个与波旁家族为敌的法兰西和两个外国大臣:梅特涅亲王和坎宁先生。我没有一天不收到一些报灾信,因为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欧洲,与西班牙开战都不是得人心的。果然,我在半岛得胜不久就下台了。
收到西班牙国王获释的电报之后,我们这些大臣一时非常兴奋,就跑进王宫致贺。在那儿我生出下台的预感:我被迎头浇了一瓢冷水,又回到了平时的微贱地位。国王和御弟没有发现我们。德?昂古莱姆公爵夫人被丈夫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也没有认出我们是谁。这位不朽的牺牲者听到费迪南德获释的消息,写了一封信,结尾是从路易十六女儿嘴里说出的那句隽永的感叹话:“事实证明,臣民可以拯救一位不幸的国王!”
星期天,我赶在内阁之前,再度拜见王室;庄严的王妃对我的每位同僚都说了一句感谢话,对我却一句话也不说。大概我不配得到这份荣誉。圣庙的这个遗孤不致谢辞,决不可能是忘恩负义:老天有权得到人间的爱戴,却不欠任何人的情。
接下来,我一直拖到圣灵降临节。不过我的朋友们一直为我担心,常对我说:“明天就会把你打发走。”“他们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打发我。”我回答道。一八二四年圣灵降临节那天,我走到御弟的头几间客厅,侍者传话说有人想见我。原来是我的秘书雅珊特。他一见到我,就报告说我的部长已经给撤了。他递给我一封信。我拆开一看,是德?维莱尔先生写来的:
子爵先生:
谨奉国王之命,把陛下刚刚下达的任命书转致阁下:
着内阁总理德?维莱尔伯爵先生接替德?夏多布里昂子爵暂时代理外交部长职务。
这份任命书是德?维莱尔先生的秘书德?莱内维尔先生拟写的。那人还算善良,所以至今在我面前仍觉得尴尬。可是,老天啊!难道我不熟悉德?莱内维尔吗?难道我什么时候想到的是他吗?我经常碰见他,可是他什么时候又看出来,我知道,那份把我从部长名册上一笔勾销的任命书是出自他的手呢?
然而我究竟干了什么事?我在哪儿玩了阴谋?我的野心在哪儿?我独自一人悄悄去布洛涅树林散步,难道是想夺取德?维莱尔先生的位子吗?正是这种怪异的生活断送了我。我生活简朴,始终保持了老天赋予我的本色;可是就因为我对任何东西都无贪欲,人家便以为我什么都想要。今日我清楚地意识到,我过天马行空的生活乃是一个大错误!怎么?你什么都不愿当?去你的吧!我们不需要一个看不起我们渴慕的东西,自以为有权侮辱我们平庸生活的人。
富裕的尴尬和贫困的麻烦跟着我来到大学街的寓所:我被打发出来的那天,本来要在内阁请很多人吃晚饭,我只好派人去向宾客致歉,并且把为四十位客人准备的三大桌饭菜移到我的只有两名师傅的小厨房来做。蒙米莱尔厨师带领助手开活,把锅子、盆子、烤肉时接油的盆子摆满了各个角落,把他的拿手好菜放在安全的地方回锅。一个老友来分享我这水手上岸后的第一餐饭。城里人和宫里人都跑来了,因为我刚刚效了大力,却被如此专横地打发出来,大家对此都表示不满。大家相信我只是暂时受屈,不会长久,都装出与己无关的样子安慰我。说这只是一时失势,人家并没有抛弃我,过几天又会召我回去。
其实人家弄错了,白白糟蹋了那一份心思:他们原指望我会向他们哀求,会唉声叹气,会有充当走狗的雄心壮志,会忙不迭地声明自己有罪,会卖身投靠那些驱逐我的人:这是不了解我的为人。我连该得的待遇也没要就下来了,既没有接受宫廷的恩惠,也没有得到它一文铜钱。凡是背叛我的人,我一概闭门不见;也不接受群众的慰问,谢绝一切来访。于是众人都散去了。大家开路一致责备我。原来各个沙龙和候见厅都觉得我的事情很有意思,现在则觉得可怕。
我下台以后,保持沉默难道不是更好吗?人家对我的粗暴不是把公众推到我这边来了吗?德?维莱尔先生再三表示免职信送迟了;由于这偶然的延迟,它不幸只是在王宫才交到我手里:也许是这么回事;不过,当人们赌博时,应该计算双方的胜机;对一位有点才华的朋友,尤其不应写一封信把他打发走。这就像对一位有罪的仆人,主人觉得见他是耻辱,就写一封信给他。而真遇上这样的仆人,就是扔到街上也用不着不安和内疚的。维莱尔的决定尤其让我恼火的是,他竟然想把我的功劳据为已有,明知我对一些问题弄懂了,他们却揣测我一无所知。
我要是不做声,(如人家所说的)表现克制,也许会受到永远崇拜部长职务的人们赞扬;要是甘愿无辜受罚,也许为重返内阁作了准备。一般而言,这样做更合适一些;可是,我要这样做,就不是我的性格,就意味着我有重掌政柄的欲望,有向上爬的渴望。可是这种欲望和渴望再过十万年都与我无缘。
我持有立宪政府的观点,不可能进人反对派;我觉得只有系统的反对派才适合这种政体;而号称“良知”的反对派是不起作用的。良知可以裁判道德上的事,却没法裁判精神上的事。我们只能把自己置于一个能分辨好坏法律的首领之下。当某个议员把自己的愚蠢当做良知,并且将它塞入投票箱时,难道不应该这样做吗?被称作“良知”的反对派摇摆于各派之间,咬嚼子,甚至视情况投票赞成内阁,通过使别人生气来使自己变得高尚;在士兵中被视为有反抗精神的愚蠢的反对派,在长宫中却是有野心的让步的反对派。只要英国是健全的,它就只有一个系统的反对派:平时与朋友同进同出;离开部长职位,就坐上攻击者座位。由于人们被认为是不愿接受一种制度才退下来的,那么留在王冠旁边的这种制度就势必遭到反对。人所代表的只是一些原则,系统的反对派与“人”竞争时,想夺走的也只是原则。
反对派跟我走
我的下台激起了很大反响:那些显得最遂心如意的人却指责我下台的形式。我后来获悉德?维莱尔先生本有些犹豫,是德?科比埃尔先生做的决定:“只要他从一扇门走进内阁,我就从另一扇门出去。”于是人家就让我出去:很简单,人家喜欢德?科比埃尔先生,而不喜欢我。我对他并不怨恨;我打扰了他,他让人把我赶走:他做得对。
我被打发走的次日及随后的日子,人们从《辩论报》上读到下面这些话,它们对贝尔坦先生是如此尊敬: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再次经受正式解职的考验。
“一八一六年他担任国务部长,曾因在其不朽著作《论立宪君主制》中攻击著名的九月五日法令而被解职。那道法令宣布解散一八一五年的无双议院。德?维莱尔和德?科比埃尔两位先生当时只是议员,何王党反对派的领袖。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正是为他们辩护,才成了内阁发怒的牺牲品。
“一八二四年,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又被解职。这次却是由已经当上部长的德?维莱尔和德?科比埃尔两位先生将他做了牺牲品。真是咄咄怪事!一八一六年,他遭惩罚是因为开口说话;到了一八二四年,却是因为不开口说话。他的罪过就是在辩论公债法时保持沉默。任何政坛失意都不是不幸,公众舆论是至高无上的裁判,它将告诉我们该把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放在什么地位,它还将告诉我们这一天的法令将对谁——无论赢家还是输家——最为不利。
“在维罗纳会议开幕之日,谁又可能告诉我们,我们会如此糟蹋西班牙事件的所有成果?今年我们该做什么?只能讨论七年任期法(不过是完全法)和预算。至于西班牙、东方和美洲的事情,则小心地不声不响地照着做下去,问题总会解决的。最光明灿烂的未来就在我们前面,只是果子还是青的,有人就想采摘;果子又不落下来,于是有人就以为用点暴力,可以促使果子早点落地。
“怒气和嫉妒是两个出馊主意的顾问;治理国家要讲究平稳,可不能带着情绪,意气用事,更不能一冲一跳,踬踬颠颠。
“附言:七年任期法今晚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可以说,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被逐出内阁之后,他的主张仍获得了胜利。这部法律他设想了很久,作为我们制度的补充部分,它和西班牙战争一起,将在国家事务中显示其巨大的影响。德?科比埃尔先生周六剥夺当时还是同僚的先生的发言权,对于这种做法,人们深表遗憾。贵族院至少应该听见一位部长下台前发表的意见。
“至于我们,带着极为强烈的遗憾重返战场。我们本来希望,保王党能够精诚团结,永远摆脱内部的论战,可是法兰西的幸福、荣誉、政治上的忠诚,凡此种种,都不允许我们犹豫不决。”
反抗的信号就这样发出去了。德?维莱尔先生起先并不太惊慌;他不知舆论的力量。要打倒他本需要好几年时间,不过最终他还是倒台了。
最后一批外交函件
我收到内阁总理的一封信。这封信把一切都结清了,它也证实了我并未从一个使人受到敬重、变得可敬的差使中捞取任何好处:
子爵先生:
我已把有关您的敕令呈交陛下。陛下同意把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从御库支取的秘密经费金额注销。
皇上同意这份敕令所作的全部安排。我荣幸地向您转交原件。
子爵先生,请接受我的敬意。
一八二四年六月十六日于巴黎
我和朋友们立即寄出一批信件: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致德?塔拉吕先生①
①塔拉吕(Tru,生卒年月不详),当时法国驻马德里大使。
亲爱的朋友,我不再是部长了;有人打算让您来当。当我为您谋到驻马德里大使的职务时,曾对好几个人说过:“我刚刚任命了我的接班人。”这些话他们还记得。我希望预言中的。眼下外交部长一职暂由德?维莱尔先生代理。
夏多布里昂
一八二四年六月九日于巴黎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致德?莱内瓦尔先生②:
②莱内瓦尔(Rayneval,生卒年月不详),当时法国驻柏林大使。
先生,我的差事完了;希望您还能干长久。我已作了努力,让您对我无可报怨。
我可能退居瑞士境内的纽沙泰尔;倘若此事能成,请预先帮我恳求普鲁士国王陛下的保护和关照。请代我向伯恩斯托弗伯爵致敬,向安齐隆先生转达友情,向您的秘书们问好。先生,请相信我对您的忠诚与真挚的喜爱。
夏多布里昂
一八二四年六月十六日于巴黎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致德?卡拉曼先生:
侯爵先生,我收到了您本月十一日的来信。别人将告诉您今后走哪条路;要是合您的心意,这条路会前程远大的。梅特涅先生可能会为我被解职快乐半个月。
侯爵先生,请接受我的遭别,以及我的忠诚与崇敬的最新保证。
夏多布里昂
一八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于巴黎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致伊德?德?纳维尔先生:
您大概获悉了我被解职的消息。我只剩一件事,就是告诉您,与您来往我是多么高兴。可惜人家新近把这种关系打断了。先生和老友,请继续为祖国出力,只是不要过于指望得到感谢,也不要认为您的成就就是把您留在岗位上的理由,虽说那岗位是多么适合您。
先生,祝您幸福。您应该得到幸福。拥抱您。
附言:顷接您本月五日的来函,获知德?梅罗纳先生抵达。谢谢您的深厚友谊;请相信,我在您的信中所要的也就是这份情谊。
夏多布里昂
一八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于巴黎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致德?赛尔伯爵先生①:
①赛尔(Serre,生卒年月不详),当时法国驻那不勒斯大使。
伯爵先生,我被解职一事将向您表明,我无力帮您的忙了;我只能表达一些祝愿,希望在能充分发挥您的才干的位置上见到您。我虽然退下来了,但我为法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的独立出了一份力,为法国的选举制度引进了七年任期制,我为此而高兴。虽说通过的法律与我最初的设想不尽相同,时间的改动是必不可免的结果,但毕竟原则提出来了,如果时间不把它取消,就会把余下的事情干完。伯爵,我敢认为,您对我们俩的交往,绝无可以报怨的地方,至于我呢,将永远庆幸在公务中遇到您这样一位德才兼备之人。
请接受我的道别和敬意。
夏多布里昂
一八二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于巴黎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致德?拉费罗纳先生:
伯爵先生,如果您碰巧还在圣彼得堡,我就不愿在结束我们的通信关系之时,不告诉您,您让我生出的敬意与友情。但愿您保重身体,比我幸福。请相信您在任何生活状况下都有我这个朋友。我给皇帝写了一封短信。
夏多布里昂
一八二四年六月十六日于巴黎
对这封告别信的回复于八月上旬到了。德?拉弗罗纳先生曾经同意在我这个部长手下当大使;不久,我就成了德?拉费罗纳部长手下的大使:当初两人中谁也不相信会有升降。我们是老乡,又是朋友,互相评价不错。德?拉费罗纳先生受过最严酷的考验,却没有一句怨言,始终忠于受过的苦难,守住了高贵的清贫。我下台后,他在彼得堡为我所作的事情,如果换了他下台,我也会像他那样做。正人君子总是相信能得到正人君子的理解。德?拉费罗纳先生表现出了胆魄、正直和高尚的灵魂,令人感动。我为自己引出他这种表现而高兴。在我收信的时刻,他这封信是对命运无常而平庸的恩惠一种十分真诚的补偿。只是在此,我头一次认为应该唯一违规,把可敬的秘密公之于众,这是友谊所然。
德?拉费罗纳先生致德?夏多布里昂先生
俄国信使前天抵达,把您十六日的短函交给我,在我荣幸地收到的您的所有书信中,这封信成了最珍贵的一封。我会像保存一份荣誉证书一样保存它,而且,我热烈地希望和坚信,不久就能在更为愉快的场合拿给您看。子爵先生,我仿效您的榜样,绝不就刚刚突然地、出人意料地中断我们公务关系的事件发表任何意见;这种关系的性质本身,您对我的信任,以及一些更为郑重的考虑(一些并非纯粹个人的考虑),将足以向您解释我的理由,以及我遗憾到了什么程度。在我看来,刚刚发生的事情是完全解释不通的;我不清楚事情的原因,但我看到了事情的结果:它是那么容易,那么自然地被人预料到,因此我为您如此大胆地无视它而惊愕。不过我太了解您的高尚感情和真诚的爱国心,也就确信您会赞同我的行为。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这样处置。我的职责,我对祖国的爱,甚至对您光荣的关心都促使我这样做。您太看重国格,在目前的处境不可能接受外国人的保护和支持。您永远得到欧洲的信任与尊敬。但是您是为法国服务,您只属于法国;它可能是有欠公正,可是若让一些外国人来为您说话,把水搅浑,把您的事情搞复杂,那么无论是您本人还是您真正的朋友都不会同意的。因此,在大局面前,我就压下了任何个人的感情和考虑。任何活动,只要其头一个作用是在我们中间造成危险的分裂,损害国王尊严。我就要防止。这是我动身之前办的最后一件事。子爵先生,只有您知道此事。我应该向您交心;我深知您品格高尚,肯定会为我保守秘密,而且会认为我在这件事情上处置得当,符合您所要求的感觉。对于得到您尊重和友情的人,您有权要求他们具备这种感觉。
再见,子爵先生:如果我有幸与您建立的关系使您对我的品格有个正确的了解,那么您就会知道,地位的变化并不能影响我的感情,您永远也不必怀疑我对您的爱戴和忠诚,因为我在目前的形势下,自认为在被舆论视为您的朋友的人中间,是最幸福的一个。
拉费罗纳
一八二四年七月四日于圣彼得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