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卷 第11节_墓畔回忆录

吉尧姆公主——歌剧——音乐会

根据腓特烈二世的一项规定，在柏林的王族，无论男女，都不见外交使团。不过，由于是狂欢节，又由于坎伯兰公爵与普鲁士的腓特烈公主结婚(新娘是已故王后的妹妹)，还由于礼仪上的某种改动(据说，这是为我作的)，我有比各国同事更多的机会与王室成员接触。由于我经常去“大王宫’’拜访，就在里面遇到了吉尧姆公主：她欣然把我领到各个房间去。我从没有见过比她更忧伤的目光。在宫楼后面，临斯普莱雷河的一些无人的沙龙里，她把一间卧房指给我看：在一定的日子，一位白衣贵妇经常出入这间卧室。坎伯兰公爵夫人也告诉我，她和姐姐普鲁士王后还很小的时候，听到刚刚逝世的母亲在闭拢的床帏里面跟她们说话。

我这好奇的探访结束时，不期碰上了国王。他把我领到他的小礼拜堂，让我观看带耶稣像的十字架和油画，并把他作这些革新的荣誉归功于我，因为他告诉我，他在《基督教真谛》中读到新教徒把礼拜作得过于朴素的评论，觉得我的批评是正确的：那时他还不到极端盲信路德教的地步。

晚上在歌剧院，我的包厢正对舞台，就在王室的包厢旁边。我常与公主王妃们聊天。幕间休息的时候，国王经常走出包厢，被我在走廊里碰到。他看看周围有没有外人，人家有没有可能听到我们的谈话，然后他小声告诉我，他喜欢格鲁克，厌恶罗西尼。他甚至展开来谈，抱怨艺术颓废，尤其是歌剧中那些漱口似的破坏音：他跟我说心里话，说这些意见只敢对我说，因为他身边那些人不喜欢听。一见到有人过来，他就赶忙回包厢去了。

我看了席勒的《圣女贞德》：兰斯大教堂描绘得十分逼真。国王对宗教的事十分认真，看到舞台上表现天主教的祭祀场面，很不舒服，只好忍受。《维斯泰尔》的作者斯篷蒂尼先生是歌剧院经理。斯篷蒂尼夫人是发明三角钢琴的艾拉尔先生的女儿，那是个可爱的人儿，只是说话慢声慢气，似乎为女性的滔滔不绝赎了罪：每个词都被她分成一个个音节，从唇上吐出来；她要是对你说：“我爱你。”一个法国人的爱情很可能就在她吐出这三个字的时间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没法说出我的全名，可她不发一定的慈悲，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

有一种公共音乐会，每周举行两三次。每天晚上，男工女工下班回来，女工挎着篮子，男工拿着工具，你挤我搡地拥人一间大厅；进门时，有人给他们一张乐谱，于是他们和合唱团一起唱起来，唱得惊人地准确。两三百个人的声音混合在一起，气势磅礴，令人惊讶。待到歌曲唱完，各人又走上回家的路，我们从未有这种和谐的感觉。这是文明的强有力的手段。它把一种教育引进了德国农民的茅屋，而这种教育，我们的乡下人却缺乏：哪里有钢琴，哪里就不会再有粗野。

我的头一批公函——德?波纳先生

大约在一月十三日，我与外交部长开通了邮路。我的思想很容易屈从于这类工作：为什么不呢?但丁、阿里奥斯特和弥尔顿在政坛与诗坛不都获得了成功吗?我当然不是但丁，不是阿里奥斯特，也不是弥尔顿；但是欧洲和法国都从“维罗纳会议”看出我能干什么事情。

柏林我的前任德?波纳先生在一八一六年谈论我，就像在革命开始时在小诗中谈论德?拉梅特①先生一样：你要是和蔼可亲，就不要把记事本留在身后；你要是没有外交才能，就不要像职员那样正直。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你原来反对的人，说不定一阵风就会把他送到你的位子上。由于一个使节的职责首先在于熟悉使团的档案，我就看到了主人亲自整理的那些笔记。你让我怎么办?这些深文周纳的人物，为了良好事业的成功而竭尽全力，却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出一点疵漏。

①拉梅特(Lameth，一七五六—一八五四)，法国将军，政治家，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

德?波纳先生的笔记摘录

我这下子安分了。再说这也是一个好教训；它压下了我们的自傲，让我们知道身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看了德?波纳先生和几个属于旧制度的使节的信函，我觉得它们传递的主要不是外交事务，而是与宫廷和社会有关的一些人物的轶事：它们成了像当若那样阿谀奉承的家伙，或者像塔尔曼①那样冷嘲热讽的家伙的日记。因此，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对我的同事那些趣味盎然的信，比对我的一本正经的公函要喜欢得多。我本可以像前任那样去欢笑，去嘲弄人；可是引起议论的艳遇和小诡计与公务相联系的时代已经过去。对我的国家来说，从描绘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先生的文字里又能得到什么好处?这个俊朗的老头像天鹅一样白，像土钵一样聋，不经允许就去罗马，拿太多的事儿寻开心，不论什么幻想都相信，最后落到磁疗医生柯尔夫手里，被他的磁气学迷上了，我曾碰见他骑马在魔鬼、医学和缪斯三不管的偏僻地带转来转去。

①当若(Dangeau，一六三八—一七二○)，法国道德家，路易十四的亲信，留下一部《路易十四宫廷日记》。塔尔曼(Tallenmnt，一六一九一—一六九二)，法国道德家，著有《杂闻录》。

我对这些无聊信函很是鄙视，便在一八二一年二月十三日的十三号信中对时任外交部长的帕基埃先生说：

“男爵先生，我不会按惯例，向您报告招待会、舞会和晚会的情况；我也不会向您描绘无足轻重的人物，作毫无益处的讥讽，我努力使外交摆脱那些说长道短的陋习。非常时期过去之后，平常的统治又会恢复：今日只应描写应该活着的人，只应进攻威胁人家的人。”

公园——坎伯兰公爵夫人

柏林给我留下了长久回忆，因为我在此地找到的娱乐让我回到了童年和少年时期。只不过实实在在的公主扮演了我的茜尔菲德①的角色。一些老乌鸦飞来栖息在我窗前的椴树上。它们是我永远的朋友。我扔食物给它们吃。当它们接住的面包块太大的时候，便以难以想象的灵活赶紧扔掉，转接一块小一点的，使得后面可以接一块稍大点的。这样一块块接下去，直到接到一块很大的，衔在嘴尖上，把嘴撑得开开的，再也落不下什么食物为止。吃饱以后，它们就以自己的方式唱歌：“乌鸦的歌犹如旧时代的声音。”我曾在冰封的柏林僻静的空地上转悠，但我没有听到从它的城墙内，一如从罗马古老的城墙内传来少女的曼妙歌声。我碰到的不是趿着便鞋，在花丛中行走的白须嘉布遣会修士，而是滚雪球的士兵。

①世界 至于外事工作，国王的部长们应该以三件事为目标：法兰西的荣誉、独立与利益。

新法兰西现在是百分之百的保王国家，但它也可以变成百分之百的革命国家：只要依法行政，我以头颅担保，可享几百年的太平；要是违法或者乱法，我就只能担保几个月的前程。

我和我的朋友准备竭尽全力，支持按上述基本条件组成的行政机构。

夏多布里昂

一个女人味盖过王妃味的声音来补偿一种不断变化的生活的痛苦。坎伯兰公爵夫人的字迹如此潦草，我都几乎认不出来了。信上署的日期是一八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这是我最后一次收到的这位王妃的亲笔信。唉!那段时间在巴黎支持我的其他高贵女友都已离开人世!难道我还要如此顽强地留在尘世，比我所依恋的人都活得长久?那些越老越糊涂，活够了日子记不起事来的人是多么幸福啊!

财政部长德?维莱尔先生——我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

德?维莱尔和德?科比埃尔两位先生辞职不久，内阁就解体了，于是如我所预料的，我的朋友们又回到内阁：德?蒙莫朗西子爵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德?维莱尔先生为财政部长，德?科比埃尔先生为内政部长。我在前面那些政治行动上参与太多，对舆论的影响又太大，以至于人家不可能把我晾在一边，于是决定派我去伦敦使馆，替换德卡兹公爵先生：只要把我打发到远方，路易十八总是同意。我去向他表示谢忱。他对我谈起那位宠臣，言语间流露出恒久不变的眷念，这种感情，在君王身上真是少见。他请我在乔治四世头脑里抹去对德卡兹先生的成见，并叫我忘掉从前与那位前警察大臣的分歧。这位君主受过那么多苦难，都不曾流下一滴眼泪，现在却为曾经有幸成为他朋友的人可能吃过的苦头动情。

我的任命唤醒了记忆：脑海里又浮现出夏洛特的身影；我的青春岁月，流亡生活带着它们的苦与乐又出现在眼前。人类的弱点让我把重返故地当成一种快乐：当年我在那边默默无闻，势单力薄，如今已是名闻遐迩，手握大权。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怕海，不敢过海峡，于是我单身赴任。使团的秘书们先我动身。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改定

一八二二年——伦敦发的 我不知道这个重大政策是否让伦敦德里侯爵忘了贩卖黑奴；他一个宇也没跟我谈起。换了话题之后，他又跟我谈起美国总统送来的文书，要求和会承认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我对首相说：“商业利益可能从中得到某种好处，可是我不相信政治利益能得到同样的好处。世界上共和思想已经够多了，再增加下去，会愈来愈危害欧洲君主国的命运。”伦敦德里侯爵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对我说了这些值得注意的话：“至于我们(英国人)，根本不准备承认这些革命政府。”他说的是真话吗?

子爵先生，有关重要的谈话，我是应该原原本本地向您复述的。但是，难道我们没看到，英国或迟或早会承认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公众舆论和商业活动会迫使它承认的三年来，它已经花费巨资，与巴拿马地峡南北暴动的省份秘密地建立联系。

简而言之，于爵先生，我觉得伦敦德里侯爵先生是一个睿智的人，精通古老的治国行政方法，说话也许不够直宰，惯于搞驯服外交，听到一种更适合法国的说法时觉得惊讶，却不会觉得不快；总之，他与一个保王党人交谈，难免不感到惊异，因为七年来人家一直告诉他，这人是个疯子和傻瓜。

致

礼!

我谨……等等。

一八二二年四月十二日于伦敦

一如所有的驻外使馆，伦敦使团既要办理这类一般事务，也要处理一些特别事情。我曾受理了菲茨—詹姆斯公爵先生的诉状，英国船只“伊莉莎—安娜”号的官司，和泽西岛渔民滥捕格兰维尔蚝群的诉讼案。我不得不用一点脑子去装提出要求者的材料，为此感到遗憾。当人们在记忆中搜索时，碰到厄斯琼、科平格、德列日和皮弗尔这些先生是很讨厌的事。可是，再过几年，我们还会比这些先生更有名?有一个叫博纳先生的人在美国逝世了，法国所有叫博纳的人便都给我写信，要求继承那人的遗产。那些折磨人的家伙还在给我写信!可是现在是该让我安静的时候了。我回信告诉他们，因为发生了王权倒台的小事件，我不再管这种事儿了，可是他们坚持己见，硬要继承。

至于东方，需要回忆一下君士坦丁堡的几个大使。我预计英国不会跟随大陆同盟行动，便向德?蒙莫朗西先生作了通报。人们原来担心俄罗斯与土耳其宫廷决裂，其实这事并未发生：亚历山大的节制推迟了决裂的时间。我为这事来来去去，观察推测，费了不少力；我写了不少公函，它们和关于未邃事件的报告一起，送进了档案馆，在里面发霉。比起我那些同事，我至少有一点优势，就是并不看重自己的工作。我看着它们和人类失落的思想一起坠入忘川。

议会于四月十七日复会。十八日国王回宫。十九日我进宫晋见。在十九日的公函里我报告了晋见的情况；那封信是这样结尾的：

英王陛下话语紧凑，话题多变，我没法把皇上特意交办的事情告诉他。不过他还会接见我，下次会有机会说的。

与乔治四世谈论德卡兹先生——合法王权治下我国外交的高尚表现——议院开会

王上特意交代我跟乔治四世说说有关德卡兹公爵的事情。后来我完成了使命：我对乔治四世说，路易十八听说他的使节受到冷遇，很是气恼。乔治四世回答道：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您听我说实话：我并不喜欢德卡兹先生的使命；这对我是略为轻慢了点。一个宠臣，没有别的功勋，只不过得到主子的圣眷，我是顾着与法兰西国王的友情，才接受了他。路易十八很看重我的善意，本来这是对的；可是，我总不能宽容到对德卡兹先生以大礼相待的地步，因为要是那样做，英国会感到伤了面子。不过请转告贵国国王，他派您来向我提出此事，我深受感动；我永远乐于向他表示真正的敬意。”

听了这番话，我的胆子也大了，便把脑子里想起来的对德卡兹先生有利的话都对乔治四世说了。他半用法语，半用英语回答说：“好极了!您是个真正的绅士。”回巴黎后，我把这次谈话的情形报告了路易十八：他显出感激我的样子。乔治四世跟我说话，像个有教养的君主，但又像个性格平易的人；他之所以不显得严厉，是因为他有别的考虑。然而与他开玩笑可得讲分寸。有一个与他同席吃饭的人曾经打赌，说他要是请乔治四世拉铃，乔治四世就会拉铃。果不其然，乔治四世真的拉了铃，只听他吩咐值班侍从说：“把这位先生赶出去。”

我脑子里始终想着的，是使我们的军队恢复实力与光荣。四月十三日，我致函德?蒙莫朗西先生：“子爵先生，我冒出了一个念头，想听听您的看法：在与奥地利驻伦敦大使埃斯泰尔哈吉亲王聊天时，我暗示他，如果奥地利军队需要从皮埃蒙特撤出部分军队，我们可以顶替上去。作为会谈，您觉得这样妥当吗?最近传说我们的军队在多菲内集结，这给我提供了一个有利的题目。一八二一年六月皮埃蒙特发生暴乱的时候，我曾向前内阁提议在萨瓦驻兵(参见我从柏林发出的一封公函)。前内阁拒不采取这个措施，我认为它是犯了大错。我坚持认为，在意大利驻扎部分法军，将对舆论产生重大影响，皇上的政府可以从中获得巨大光荣。

证明复辟王朝时期我们外交高明的事例不胜枚举。可它们对于党派有什么关系?明明维罗纳会议就摆在那儿，明明那些外交文献无可争议地显示，除了俄罗斯，整个欧洲都不愿意打西班牙战争，可今天早上还有一家左派报纸宣称，同盟国曾强迫我们充当他们的宪兵，去打西班牙战争。其实不仅欧洲不愿意打，而且英国还公开表示厌恶那场战争，甚至奥地利还暗中以不那么高尚的手段来反对我们打那场战争。这个事实并不能阻止明天又有人撒谎；人们甚至不愿劳神去考查一下问题，读一读人家没有读过就妄加评论的东西!任何谎言，只要重复几次就成了真理：人类的舆论怎么鄙视都不过分。

四月二十五日，小罗素勋爵在下院就国家在议会的代表状况提出一项动议：坎宁先生表示反对。接下来他也提出一项议案，撤销部分剥夺贵族院天主教议员投票权和出席议会会议权利的文件。我出席了这几次会议，坐在议长让我坐的羊毛绒椅上。坎宁先生一八二二年出席贵族院的会议，他的提案遭到否决；老财政大臣的一句话让他十分不快：那位先生在谈到提案的作者时，轻蔑地叫道：“有人肯定地说他会动身去印度：咽!让他去吧，这漂亮绅士!让他去吧!一路顺风!”坎宁先生出门时对我说：“我不会放过他的。”

霍兰勋爵演说十分精彩，不过还是少了福克斯先生的风采。他常常就地转身，背朝大家，对墙说话。大家叫着：“听啊!真来劲!”对这怪异的举止毫不反感。

在英国各人都尽可能表达自己的想法，都不会使套子耍花招；说话的人无论声音还是用词都不相似。听的人很有耐心，即使说话人说得不流畅，大家也不介意：就让他含糊不清，让他结结巴巴，让他去想词儿吧，只要他说出几句理智的话，大家就觉得他“演说精彩”。这种保持自然本色的人的多样性最终还是让人愉快的，因为它打破了千人一面的单调。确实，只有极少数贵族和下院议员起了身。我们始终坐在一个舞台上，说话行动都像是一丝不苟的木偶。我先在柏林那秘密而静穆的君主制下待过，以后又在伦敦公开的闹闹嚷嚷的君主制下当差，这段经历对我是有益的一课：从处于一种制度两端的两个民族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得到某种教益。

英国社会

国王的驾临、国会的复会、欢乐季节的开始，这些事把职责、事务和快乐搅和在一起：人们只能在宫廷、舞会和国会见到那些部长大臣，为了庆贺陛下的诞辰，我出席了伦敦德里侯爵府上的宴会，又出席了伦敦市长在游艇上举行的酒会。游艇溯流而上一直驶到了里斯满。我更喜欢威尼斯海军兵工厂的小型豪华战船，它只带着对一位位总督的回忆①，和一个维吉尔的名字。从前过流亡日子时，我瘦骨鳞峋，打着赤膊，虽说不是西庇阿②，却也曾在市长大人的豪华游船擦过的那一带岸边打过水漂漂。

①威尼斯总督在每年升天节都要从豪华战船上把一个金戒指扔进亚德里亚海。此举象征威尼斯与大海的结合。

②西塞罗在《演说辞》第二卷曾提到西庇阿童心不泯，在海边打水漂消遣。

我也在伦敦城东，萨洛蒙家族的幼支，罗思紫尔德先生家吃过饭：在那儿我能不吃吗?烤牛肉与伦敦塔的壮丽独一无二，鱼有那么长，都见不到尾；妇人和阿比嘎依③唱得一样好，我只在那儿见到那样的女人。我大口吞饮托卡依葡萄烧酒的地方，就离当年我几乎饿死，只能以一罐罐清水充饥的地方不远。我躺在舒适柔软的轿车里头，身下是小块丝垫，瞧见了威斯敏斯特教堂。当年，我曾在这个教堂关了一夜，也曾同安岗和封塔纳一起，一身泥水，在这个教堂周围散步。我住的宾馆，租金高达三万法郎。从那里望得见我表弟拉布埃塔代住的阁楼间。那时他穿着红袍，坐在一张借来的破床上弹吉他。我曾给他提供住处，让他跟我住在一起。

③阿比嘎依(Abigail，生卒年月不详)，犹太女子，善唱，大卫王听其歌声，不知不觉堕入情网。

当年我们曾在布列塔尼一个议员的提琴伴奏下翩翩起舞。但现在我参加的，不再是那种流亡贵族的小型舞会，而是柯利内特领导的阿尔迈克舞场①，这是伦敦西区最高贵的妇人们支持的公共舞会，它给了我很多快乐。老年人和年轻的纨绔子弟都在那里露面。在那些老者中间，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②最引人注目，他带着一身的光荣加入四对舞，就像向女人设下一个圈套。在年轻人中间，最出类拔萃的要算克兰威廉勋爵。据说他是德?黎塞留公爵的儿子。他做了一些令人敬佩的事情：他骑马跑到里斯满，途中两次落马，又从那里跑到阿尔迈克舞场。他发音的方式有点像亚西比德，让人听了陶醉。议会每一次开会，伦敦上流社会几乎都要改变一次发音和说话的方式，更换一些流行词儿。一个诚实人认为自己学会了英语，过六个月来到伦敦，会惊异地发现自己学的那点东西早过时了。在一八二二年，上流社会的时髦人第一眼让人看到的，应该是一副不幸的，身体有病，潦倒落魄的样子；他应该有些不修边幅，指甲老长老长，胡须残缺不齐，也不修剪，在失望忧愁之中，不留神就长长了；一咎头发总是迎风翘起，目光深沉、忧伤、困惑，具有掩饰不住的魅力；嘴唇紧抿着，显出对人类的轻蔑；内心像拜伦一样觉得烦闷无聊，浸透了人生的神秘和厌倦。

①参见第一卷第二百四十六页。

②指威灵顿公爵。